1996年6月4日 星期二

誰來縫補工殤

從事工人運動六年多,一提筆,反射性的考量就是:這是工人有興趣看的嗎?而「醫望」的讀者,當然不是我所熟悉的工人群眾。交談對象的面貌模糊,使我遲遲難以下筆:到底,對於職業災害,醫生們關心什麼?在醫護人員的眼裡,工傷者與其他病人有什麼不一樣嗎?或者,各個科別的醫生雖然或多或少碰觸過職災病患,但這個議題其實對臨床經驗是不具意義的?

於是想起一些事,在傷病與醫療的背後經常出現.......

我們到健保局拉布條,提出職災者的醫療權益。顏面傷殘的周淑瑛在喊起口號的時候,主動拉下口罩,對大打太極拳的官員據理力爭。行動結束後,雙目幾近失明的她笑著說:「這是我受傷三年來,說最多話的一天。把心裡的話大聲說出來後,開始覺得,我也還是個有用的人。」在此之前,看復建門診的同時,她還得看精神科治療憂鬱症。

七月間,協會的醫師顧問劉益宏從彰化打電話來,居然問起有關資遣的勞動法令來了。怎麼回事呢?他有一名五十多歲的勞工病人,近來頻頻胃痛,細問下才知道工廠裡傳言老板要關廠了。這個年紀被解僱,鄉下地方工作又不好找,如果連資遣費也領不到日子怎麼過下去,作工仔一想起來就胃痛.............

去年與導航基金會合作進行學生打工安全講習,一群工傷者現身說法,努力把自己的故事拼湊成可以使用的教材。為考慮學生聽眾的接收度,何德隆工讀職災的故事中,對資方的直接控訴被一再要求降溫處理,他爭辯多時,忍不住說:「真的,受傷是一回事,重點是老板太欺負人!」

類近的影像與記憶,耿耿於懷,都在強調同一個訊息:要談職業災害的病人不同於其他受傷的人,恐怕就不得不面對勞雇關係在其中產生閘口般的作用了。

在現有的經濟結構中,職業災害經常是建基在「有人獲利、有人受害」的生產關係上;找得出證據的如安全衛生設施不足、生產工具老舊,舉證無門的如加班、趕工、拼績效獎金,所有看得見的、看不見的管理機制幾乎都一致指向透過降低成本以追求高利潤的競爭邏輯。而勞雇關係的強弱對比、生產利潤的分配不公、勞動過程的控管機制...........在工人付出血肉代價的同時,都自過往被「討生活」擠壓掉的深沈不滿中,以各種方式迸發出來。

過往薪資追不上物價指數、產假特休假被刁難苛扣.......等勞動現場上不時出現的怨懟,多半忍一忍就過去了。而職災的發生嚴重到殘害肢體、器官、甚至是血肉性命時,這個隱忍的閘口就到了極限,一時之間,這個號稱「愛拼就會贏」的世界似乎被揭露了原來是一場騙局,而真相令人不忍卒睹!

在職災率驚人的台灣,每天有約九十名工人因工作傷害被送進醫院,而醫院內部除了急救的系統,沒有任何輔助資訊協助他們保有自己的權益。法律是有錢人買得到的,弱勢者只有在半年後出院要談求償時,才發現自己的刑事追訴權已過了期限。找官方,有限的勞動法令上漏洞百出,擺明了幫有錢人逃脫責任;找道義,老板說:「時機這麼差,我也是賺不到什麼錢呀!」;找社會救助,門檻奇高、行政程序重挫受傷的人;找司法,漫漫無期的訴訟一拖三五年,昂貴的律師費用逼死窮人。整個社會佈下天羅地網逼弱勢者走投無路,共同結構起職災工人的二度傷害!

就數據來看,每年三萬多個職災案例幾乎都是勞動現場、上下班途中等立即發生的傷害,每年六十億的醫療支出也直指這個範圍。那麼,職業病患者那裡去了?在勞保領取職災給付的職業病案例,一年還不到一百件!相較於其他工業國家成千逾萬的職業病案例,我們當然不致於天真地以為台灣的工人都很健康、工廠都很安全。事實上,台灣的職業病調查根本是個大黑洞,實例滿坑滿谷,但沒有數據、缺乏資料。紡織廠的噪音、印刷廠的有機溶劑、鐵工廠的錳中毒、美容業的皮膚病......危機四伏的工作環境,弱勢工人求救無門。

從職災工人的眼睛看台灣的醫療問題,職業病醫學的發展窘困似乎是整個醫療商品化的必然結果。

醫療商品化的外在呈現,是財團醫院搶奪醫療市場,瓜分社會保險的大餅;對內,則是長庚式的「醫療生產線」管理,以及公私立醫院競相跟進的「論件計酬」式薪資給付。總之是醫療給付、動作都統一標準化,論量訂價。且不論這樣一套徹底商品化的醫療機制,如何加速惡化醫病關係,光聚焦在職業病門診上,就已是窘迫不堪,變相逼職業病醫生轉行了。

我們都知道,職業病的斷定是一整套複雜的因果求證,涉及環境醫學、整個病人的工作史、健康史、還有工廠的生產環境等,是一項長期的追蹤工作,耗時費力,又容易得罪資方、一有爭議還得請假出庭作證。與其他流行疾病放在同一個市場上叫價,職業病當然是十足的「賠錢貨」,就算在職業病醫師的力爭之下,健保局同意將每個門診給付提高一倍,又怎能負擔至工廠檢測、抽樣、取證的必要判定流程呢?

就這個部份,我們認為唯有將整個職業病醫學與商品化的醫療市場區隔開來,進行公共醫療的整體規劃,在各公立醫院成立職業病科,專款專用,積極培養職業病專業醫生,並補助各產業工會就近監督工廠安衛,讓工人自保的力量與職業病醫生密切合作,落實真正的追蹤調查。整個職業病的斷層既是整體政策所造成的,當然要以國家力量主動介入強化。

關於職災醫療的各種訴求,從現實職災工人的需求出發,我們一直以各種方式對社會喊話,請願的、修法的、丟雞蛋的、合作的、對抗的.......深知政經上居於弱勢的人,要求政策的改變唯有透過集體力量爭取。我們有非常多的傳單,有非常多石沈大海的訴求,也有非常多的對「合理的社會」的想像與熱情,但這都不是我打算在這篇龐雜短文裡一口氣說完的。

我深信,每一個個別的病痛都有個別的脈絡可循,但進入工傷者的勞動世界來看待具體的職災真相,則是我所經驗到,最接近「痛」的核心。(1996年六月醫望雜誌)

1996年5月10日 星期五

一場凶手兼法官的殺戮遊戲

  就在今年五一勞動節前後,當官方一如過往展開熱鬧的、鮮花簇擁的┌模範勞工┘頒獎典禮,我們卻先後看到工傷協會與攝影師何經泰的┌工傷顯影—血染的經濟奇蹟┘攝影展,揭露一幕幕怵目驚心的職災工人影象;五月七日,因工廠實驗化學染料引發過敏性皮膚炎的職業病患者林美玲,更勇敢地現身說法,突出台灣職業災害的嚴重性及工傷者求償無門的困擾。

過往零星化、個別化出現的職災事見,集中浮現,我們宛如目睹了┌台灣經濟奇蹟背後的無名英雄┘以身家性命寫下血淚斑斑的墓誌銘,在官方的統計數據中,過去十年來,近五萬名勞工因工作傷害而死亡,逾二十萬人終身致殘,這個驚人的數字是兩伊戰爭中,美伊雙方死傷人數的總合﹗(附帶提醒的是,兩伊戰爭是二次世界大戰迄今近五十年來,震驚全球、傷亡最慘烈的軍事行動。)當「重返聯合國」、「加入GATT」的口號在朝野政黨的一致催眠下,成為台灣人民「邁向國際化、現代化」的集體迷思,對台灣的勞動階級來說,每年逾三萬名工人死傷於職業災害的「經濟奇蹟」,卻不啻是猗場催命的「經濟內戰﹗」,相較於每年居高不下的國防預算,對抗的是至今仍在試射空包彈的兩岸心戰,台灣工人卻在島內不間斷的經濟內戰下歷經浩劫,而相關的勞安支出、社福預算至今未被重視。

回到林美玲事件,仔細讀報的人,不免心生疑惑;明明是職業災害,老板不認帳也就罷了,怎麼連勞工保險的職災給付都領不到﹖

在此先作個勞保條例法律小百科式的解讀﹕請領勞保職災保險的各項給付(包括傷病、殘廢、甚至死亡)時,除了醫生證明,「投保單位」的簽章是必被條件,對受僱於一定雇主的勞工,投保單位就是公司了。白話文的說法就是﹕小工人因為工作而受傷了,要依法取得勞保的相官補償時,還需要大老闆的背書。

於是,現實的工傷案例中,我們看見職災認定成為老闆的特權專利,就算是職災者是由救護車直接自血染的機器旁送到醫院,就算是由職業病門診醫師經長期的追蹤診療,鑑定是職業病無疑,只要老闆不蓋章,勞保局就是不給錢﹗在這個基礎下,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麼華國染料公司一句「職災認定勞資雙方仍有疑義」,就使勞委會束手無策。林美玲官司一打六年多。

勞工行政主管機關自訂了一個自縛手腳的遊戲規則,犧牲弱勢職災工人的權益,而將職災認定的最高權力交給雇主成為無法規範的私人財產﹗讓兇手兼任法官,正是法律、制度聯手佈下天羅地網對職災工人進行的「合法殺戮」﹗

面對職災問題,最卑微、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擴大職災認定的單位,讓產業工會、醫院職業病門診中心、勞工行政主管機關的認定都得以取代顧主的簽章,反正還有勞保局最後審查的把關,「浮濫謊報」的托詞 遠比不上方便工傷者獲得最起碼的職災補償。過去幾十年來,多少個林美玲在漫長的司法訴訟中,無助地舉證以取得應有的權益。職業災害擴大認定單位,顧主若有不服,就由顧主去提請訴訟,「非職災」的反舉證責任,交給顧主「換人做做看」﹗(1996.5.10中國時報南方觀點)

1996年5月1日 星期三

血染的經濟奇蹟

有時候,會夢見我的手好好的,沒有受傷,可是被人家拉著、拖著走,而我看不到那個人的樣子...........倪家偉,工讀生,沖床壓傷

他才十八歲,說話的時候,聲音都哽咽了。那個看不見的「人」是誰?

根據勞委會的統計:80%的職業災害來自於工人的不安全動作;電視上的預防職災宣導廣告,說的是:「心中有安全,處處不危險」、「生命價無比,安全靠自己」.........所有的官方說法都在指陳同一個罪名:是你自己不小心!工傷者唯有知罪噤聲。

事實上,極大比例的職災發生在加班時間,過度勞動下的失誤真的只是「個人不小心」嗎?為了提高生產效率,我們的勞動環境殺機重重,生產線加速、拆除沖床電眼、趕工、超時加班、績效制度.......看不見的凶手,就在管理機制的運作下,一致邁向高利潤、低保障、驚人職災率的「經濟奇蹟」!


我恨自己的無能為力,一條爛命,不知道要撐到什麼時候?索賠過程中,對法令了解愈深,愈覺得無力,無處申冤時就像那砧板上的牲畜一樣,任人宰割..........黃進生,鋼管滾落,左腳截肢
一再受挫,終於放棄訴訟,年輕的他對「司法正義」嗤之以鼻。

分明是有人獲利、有人受苦,可是受傷的人求償無門,勞動法令中可以計算得出的「依法理賠」是十足的「肢體大賤賣」,漫漫無期的司法途徑又是逼死窮人!

整個制度佈下天羅地網「合法」殺戮職災工人。無力對抗的,或是搖頭嘆息:「人在做,天在看,涮涮去!」或是痛心疾首:「老板一家大小不要在路上被我遇到!」一口氣找不到出路,甚且轉過頭來迴身自傷,躲在家裡三年不出門、日日酗酒自棄、逼老婆離婚.......澈底和自己變了形的命運過不去!


最怕坐公車,沒位置要站著時,根本沒有手扶來穩住身體。有一次坐最後一排,剎車時人就一路滾到走道中央..........古瑞勇,電機維修電擊,右手截肢

危機四伏的公共空間。工傷者失去工作能力的同時,猛然發現,這個社會的種種機制都是四肢健全者的「專利」。

「用壞就丟」的工傷者被迫退出勞動市場,經濟來源頓失的同時,還扛負著社福嚴重不足的額外花費。當「福氣啦」的經濟奇蹟在廣告上諷刺地頻頻出現,背後卻有人不聲不響地「乎去啦」。


以前身體好好的時候,為了待在公司,那敢有什麼抱怨?打拼一世人卻換來一身的病痛,真沒天良....莊玉妹,皮件廠,下背痛職業病

沒天良的,恐怕也不是個別的雇主。翻開職災相關法令,整個社會清楚的將勞動者視為「勞動力」,連勞保「殘廢給付」都明擺著「賣肉錢」的計算邏輯:肘關節以下、膝關節以上、一根手指、半個耳朵..............完全按其勞動功能來論斤論兩計價!

肢殘之外,職業病則是一個法令設計、調查實據上的大黑洞。因工廠噪音而重聽大嗓門的紡織女工、因有機溶劑侵蝕而脾氣大壞卻不知所以的印刷工、因快速收發郵件而嚴重肌腱炎動彈不得的郵務人員、因長期搬運重物而腰椎受損的機工、因一日十小時的站立而導致靜脈瘤的售貨小姐、因長程開車而坐骨神經痛的司機.........數以萬計的職業病患者仿如隱形了,不被看見、不被認定、不被處理。


在路上經常碰到好奇的小孩子一路盯著我的義肢看,頑皮一點的就大聲叫:「機器人!」我把袖口捲起來,360度旋轉電子手,說:「我是機器戰警!」......陳啟良,高壓電擊,雙手截肢

五年前,他還是個屢次自殺不成的「活死人」。現在,他以義肢挾著手提式麥克風,走在1112秋鬥遊行的「工傷大隊」中,無懼前進。

一個、兩個、愈來愈多個機器戰警(截肢)、烈火悍將(灼傷).......走出來,聚起來,八十一年組織了「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他們都吃過苦,知道個別的、零星的職災工人會面對什麼樣「官資合一」的二度傷害,所以與「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長期合作,每週固定由鄭村棋顧問協助工傷者,共同抽絲剝繭地研討相關職災法令,匯整共同的血淚經驗。戰警、悍將、弱勢勞動者組織起來的集體力量,要撞擊這個殺戮工人的經濟體制!


1996年五一勞動節前夕,「工傷顯影─血染的經濟奇蹟」街頭攝影展與「工殤─職災者口述故事集」公開展出、發行,揭露台灣勞動現場上最不忍卒睹的工傷真相;過往零星化、個別化的出現的職災事件,集中浮現,我們宛如目睹了「台灣濟奇蹟背後的無名英雄」以身家性命寫下血淚斑斑的墓誌銘。在官方的統計數據中,過去四十年來,近五萬名勞工因工作傷害而死亡,逾二十萬人終身致殘,這個驚人的數字,是波斯灣戰爭(二次世界大戰迄今五十年來,規模最龐大、傷亡最慘烈的軍事活動。)時,美伊雙方軍民死傷總合的四倍!當「重返聯合國」、「加入GATT」的口號在朝野政黨的一致催眠下,成為台灣人民「邁向國際化、現代化」的集體迷思,對台灣的勞動階級來說,每天近九十名工人死傷於職業災害的「經濟奇蹟」,卻不啻是一場催命的「經濟內戰」。

如果說,「經濟立國」是台灣立足國際的根本,那麼,居高不下的職災率造成勞動力嚴重損害就是「動搖國本」的大災難,而台灣的企業主卻在這個「殺人不償命」的遊戲規則裡,大撈利潤。官方立法允許少數資本家大發國難財,卻使台灣徹底淪為工人屠宰場!

每年持續三萬多個職災案例,不應該只是官方資料中的一個數據。「工殤」的記錄與出版,是為數據背後活生生的工傷者作傳,也是為被主流文化所遺忘的勞動歷史,留下這一代台灣工人最「痛」的見證。(1996年5月1日中國時報寶島版)

眼淚的力量


(1996.5.1中國時報)


要回我們的東西,有罪嗎?


將近半夜了,剛由遊覽車載走兩組近九十個工人回桃園,新來接班的這二組人,都剛從工廠趕來,神情有些疲憊,但精力仍集中,特別是穿過樓下、樓上重重警察的人牆,大家更因「同仇敵慨」的心情,而更見精神抖擻。



這已經是第三夜了,二百多個工人分成六組,輪班排著到桃園工廠守夜、台北總公司談判、以及回家梳洗休息。報上斗大的標題:「員工催討資遣費,福昌老板遭強留」、「員工看守老闆五十多小時,僵持不下」、「福昌員工圍困董事長與總經理」、「形同軟禁」、「留人,可以效法嗎?」……看守、圍困、強留、軟禁的說法不一而足,更有學者祭出六法全書,討論妨害人身自由,女工自觸法網。「可是,明明是他欠我們錢,早該準備好了還,怎麼還要我們來催?來討?要回我們應得的東西,有罪嗎?他幾十個小時覺得委屈,我們幾十年的青春怎麼算?」年資十七年的秀英,漲紅了臉。


[@more@]接班時,有人提及下午總經理假借要上廁所,其實早用大哥大和保彪連絡好了,要趁機逃走,幸好大家用身體團團圍住,才沒讓他落掉。「他好狠哪,蔡富美在廁所門口圍住他,都五十幾歲的老女工了,總經理還是腳抬起來就踼,當場把她踼得彎下腰,現在還在醫院急救!」、「小心,他是老狐狸,一定還會再突圍的。」大家互相提醒著。



會客室裡,工會幹部早和總經理、董事長馬拉松長談了二、三天了。「看他們二個人推來推去,真的很生氣,我們為公司賣命打拼了一輩子,現在工廠在海外設廠愈來愈多,公司在國內股票上市還連漲,居然硬是把我們的棺材本像垃圾一樣推來推去,還把我們當人看嗎?」阿蘭一說,眼淚就掉下來。




無懼的眼淚


總經理又走出來了,女工們慌忙將臂膀左右扣住同伴們,以身體圍作緊密人牆。他直接跳上桌面,從高往下俯視著女工,說:「你們這是妨害人身目由,誰敢碰到我,我就告他!」手提公事包,他決定逕自突圍:「誰敢碰我?」



原本百無聊賴的鎂光燈都閃起來了,警方的搜證人員早準備好相機、攝影機等在一旁,女工們又心酸又委屈,身體靠得更緊密,用集體的力量阻擋他橫衝直撞的揮舞著提包、腳力。只能防堵,不能反擊的戰役。有人率先喊起口號:「簽完再走!」「簽完再走!」緊密扣連的勞動的手及身軀,很多人的眼淚和聲音一起強力爆發:「簽完再走!」簽一份早該給的承諾。



熱力不斷地上湧,女工姐妹們,無懼地流著淚,無懼地喊著共同的心聲,一旁的警察也噤聲不敢介入。
[顧玉玲1] 法律給予私人財產至高無上的保護,並應允其自由跨國流動,卻對弱勢者的權益縛手綁腳,難以施展。所以,女工們實在搞不懂:明明是搶人退休金的強盜,我們把他圍起來,要他還錢,為什麼後來卻吃上了官司?



一開始的委屈,來自老板的翻臉無情,來自青春血汗的不值,隨著集體抗爭的前進,在制度、法律的四處碰壁。



「台灣的政治真的很含糊,一個勞基法放在那裡欺騙勞工!」秋鴻堅毅的臉看不出太大的激動,但是她知道:「我們淚流了這麼多,工做了這麼久,要戰到底!」



我看見,一股巨大的力量,在無懼的淚水中,源源滋長而出。




感覺被騙了一輩子


八0年代末期以來,關廠事件就如野火般漫延開來,就數據上看得到的,平均每年有將近二萬個工人因關廠而失業。行至九0年代末,1996年因關廠而失業的工人更高達八萬多人,而首當其衝的食品製造業、紡織業、成衣及電子業等,幾乎都是以女工為主要勞動力來源的產業。過去三十年來,勞力密集、外銷導向的台灣產業結構,長期依賴著低工資、長工時、機械性勞動的生產線,將台灣女工一波波地從鄉村帶入加工區,一點一滴地建構起所謂的「台灣經濟奇蹟」。



對我這一代的人來說,工廠吸納年輕的女孩、媽媽的記憶,幾乎是不分城市、鄉村的。小學開始,排隊上學的途中,總看見加工區的車子一輛輛地駛進我們鄰近市郊的村子口,將剛忙完早餐、家事的張媽媽、李阿姨、陳姐姐們,一個個接上了車,被載到比學校還遠的、位於嘉義縣的工廠去。有時候是傍晚時分,也經常是到了快九點,媽媽們愛看的連續劇都播放完了,工廠的車子才開回來。在村子口昏暗的燈光下,走下來一個個疲憊不堪的女工,她們彷如是另一個世界的人,讓童稚的我不敢出聲召喚。車子尾有大大的標示:嘉義涼椅大王!



二十年後,涼椅大王進入國會選上立委。而當時年輕的女工們,早成了歐巴桑。紡織廠做久了的多少都有聽力問題,面對面談話,震耳欲聾;電子廠的則多半下背痛磨人,視力也差;中途因為孩子中斷年資的,不計其數;賣命做到老的,就像福昌的女工:「感覺被騙了一輩子!」




完整的人


1991年、「女工團結生產線」成立,之後是馬不停蹄的嘉隆成衣、愛迪達鞋廠、林邊矢崎、正大尼龍、福昌紡織、聯福製衣、東菱電子……一連串的關廠工人抗爭,全是女工佔80%以上的勞力密集產業。於是,我再度看見,童稚時昏暗燈光下,被搾乾了精力走下交通車的媽媽姐姐們,原來,是那樣悶熱的、高噪音的、高密度的勞動環境!村子口的工廠車,竟成為貫穿二個世界的甬道,一邊是家居的,一邊是勞動的。而我也開始認真思考:是什麼樣的制度,使一個人的生活與工作,一切為二是多麼扭曲的事!抗爭過程中,原本乖順的、不計較的女工,在街頭無畏地歌唱、流淚,成為完整的人。



「我們是苦瓜合唱團!」福昌女工自己說起來,都笑成一團。「除了考試院,我們五院都跑過了。連總統府也去唱,唱自己改編的抗爭歌。」幾乎一唱就哭,所有的心酸、委屈、與憤怒,全隨著歌聲宣洩出來。奇妙的是,集體的力量就從最痛的地方,滋長出來。



「我一點都不覺得丟臉!」一向膽小羞怯的寶漱說。



1996年3月2日 星期六

想像我寫了一封信

二月27日在人間副刊閱讀了蓬草的「信的命運」,感覺困惑而荒謬。

想像我寫了一封信。

冬天的夜裡,啊,遠方的朋友可好嗎?隔著海,隔著亞熱帶的冬雨、溫帶的落葉、寒帶的細雪,我的一紙思念,竟爾飄洋過海來到友人的眼前。多麼神奇的旅程啊,想像那清晨自紅色郵筒取走我的信件的綠衣人,想像在成千上萬郵件中快速分發歸類區域的差工的雙手,想像我的信浮蓋上寄件城市的戳印安穩上了飛機,而機場搬運的工人可能恰好是國小隔壁班那個打躲避球一級棒的男孩,想像出了海關又進了海關的我的信,在白膚綠眼的法蘭西郵差的眼中艱困地辨識我潦草的拼音,巴黎正下著雪呢,我的信,由一雙凍疆了的老差士(在法國,郵差也腳踏車嗎?)的手,安穩地進駐你的郵筒......

信的兩造,是你和我;信的傳遞,是活生生的千百個工人的勞動。

這是我所知道的,最最真實的「信的命運」。

想像那個每次送信來都被鄰家的大狗追著跑的郵差,調薪的幅度又追不上物價指數了;想像專門負責信件分類的那個臨時女工,肘關節以下已隱隱作痛了三個月,而郵局不承認肌腱炎是職業病偏偏病假又滿了;想像薪資結構的變更,將使那個凍紅了鼻頭的法國老差士退休金少掉一半...............生養我們信函往來的勞動者,有什麼籌碼來反抗不義的對待呢?

「生」出信件的人沒什麼可以邀功的,若沒有郵務人員的勞動「養」活了這些信,根本無所謂「信的命運」。對信的供養者爭取權益、表達意見,我們受惠多年的寫信人,不正是要認真嚴肅對待、甚且鼓勵支援嗎?

是啊,是這樣的。因司機罷工而被迫走路上班的法國人表態「支持罷工」,恐怕並非蓬草所譏諷的「慷慨無私」,而是,真的只是,對「信的命運」和我有著相同想像與理解的人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