婦女新知的「家變」事件，由於突出了婦運路線之爭，引發聯合報民意論壇上「姐妹鬩牆」、「意氣之爭」的批判。這個說法是假設了所有的女人條件一致，只是「議題的先後次序不同」罷了。然而，事實的真相卻是：佔董監事優勢位置的姐妹，片面剝奪不同立場的姐妹的工作權！在不同觀點與立場的實踐路線被充份辯論之前，組織內部的雇佣關係已對二名資深受雇者祭出解僱令了。
長期以來，台灣的女性主義陣營以抽象的「姐妹情誼」建構了女人連線的作戰基地，卻由中產階級婦女佔據了主要的發言位置，甚且成為不同階級、性取向、種族的「統一代言人」。路線之爭與其說是「姐妹爭小餅」，倒不如說是被主流婦運邊緣化的女性開始認真面對「餅在哪裡？為什麼而爭？」的問題。而當這些聲音出現的時候，我們卻很遺憾地發現，婦女新知基金會的董事們竟然全盤複製了「資本優先於勞動」的父權價值觀，以「募款困難」為由解雇實際從事第一線婦運的全職工作者！毫不手軟！
在模糊的「姐妹情誼」下，向主流官方靠攏的婦女新知基金會、女權會代表們，可以與台北市政府共謀廢娼的決議，並在公娼勇敢迎戰後，祭出西歐福利國家經驗來打擊公娼保障工作權的正當性，為新市府粗暴的手段擦粉、漂白。同樣的，當新知辦公室的受雇工作人員提出「弱勢優先」的實踐路線時，掌握決策權的董事會也可以拿「保持運動活力，吸納新人材」的荒唐理由，草率且偷懶地以解雇二名資深運動者來迴避路線之爭。這二個事件的背後其實有著相同的運作邏輯：站在優勢位置的女人，不論是擔任官方策士、或是資方代理人，都可以片面決定另一群女人的生殺大權！
婦運內部面對不同觀點與立場的實踐路線時，必須同時面對位置與資源的差異，才有真正的對話基礎。以新知家變來說，董事會一再不願使用「解僱」的字眼，甚且自以為是地安排原秘書長倪家珍改任委員、原組織部主任王蘋轉調董事，不但不面對二名資深受雇者的失業、生計問題，還假裝受雇者與決策者機會一致、條件相同，可以平行互換。以「和浠泥」的處理方式排除異己，也迴避了婦運內部的路線之爭。
我們痛心的是，運動團體之所以可貴，不就是對現實不滿並勇於具體對抗、進行改造嗎？對於社會資源的所有權集中於少數人手中的憤怒，不就是促成姐妹們紛紛投身運動的原始動力嗎？遺憾的是，當仍是掌握在男性中心的政經資源，召喚姐妹陣營中條件比較優沃者加入分配行列時，卻以排擠更弱勢、被污名化、邊緣化的女性作為手段？為了「取得資源」，竟致要對站在「弱勢優先」的姐妹，趕盡殺絕？甚至不惜採取雇傭關係的管理鋤頭，片面剝奪共同打拼多年的姐妹的工作權？
婦女新對台灣婦運的貢獻，歷史自有公評。但不容否認的，新知長期佔據了「太多」發言位置。對工人階級的勞動婦女人權，幾乎只是以律師群擬出的「男女工作平等法」聊備一格，當近年來因關廠而失業的藍領女工大量出現時，也未見新知以其優勢的社會位置發揮姐妹情誼。諷刺的是，當服務業女工自主爭取到台北市府成立「就業評議委員會」時，檯面上卻又由婦女新知代表女性勞動者出面拿官方資源開研討會……。如果籍著此次的家變事件，讓台灣的女性主義陣營更清楚的分家，讓向中產階級利益與意識型態靠攏的主流婦運，與堅持女工、性工作者、同性戀等弱勢優先路線，正式分家，未嘗不是好事。讓真正的姐妹情誼透過一次次的戰役中，認真面對不同觀點、不同立場的路線差異，找到「互為所用」的合作基礎。
至於那些在此次新知家變事件中聲稱「中立」的姐妹，我們大感失望。什麼是中立呢？在強、弱基礎不同的結構裡，所謂中立，不過就是「我不出手阻止大人打小孩（或男人打女人、或老板打工人……..）」。所有的運動難道不就是從「我反對」及「我認為」開始的嗎？「中立客觀」，不過是政客們為了掩飾自己在鬥爭的夾縫中獲取利益的說辭罷了！
站在台灣婦運的立場，我們堅信，唯有面對差異、辯論與行動，真實的女人連線才可能被澈底實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