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2月12日 星期四

勞動解嚴



20021211
台日




1987
年,解嚴了。




對很多人來說,
1987
年黨禁、報禁同步打開是很重要的歷史記憶。那一年,民進黨成立了;那一年,罷工及集會遊行都合法了;那一年,象徵新聞自由的各式言論與廣告將原本三張的報紙激增了好幾倍;那一年,我正值大學休學中,每天到圖書館看免費報,寫了一些未經生活歷煉的詩與小說在大小媒體上零星發表。




15
年後,我已歷經解嚴後的學運、社運啟蒙及滋養,並投身勞工運動成為專職的組織工作者。任職工傷協會秘書長時,我也在一家曾刊登過我年少時文藝作品的報社工會,擔任勞安顧問,培訓工會勞安委員,並協助職災勞資爭議。勞安委員中,有一名印刷廠維修人員,我知道他在幾年前被印刷機活生生切斷二根手指,工會出面協助取得理賠,而也正是因為這個經驗,他傷癒後決定出任勞安委員,和大家一起為工作安全做點事。


[@more@]



一回閒聊,我細細追問當時受傷的歷程,他笑了:「解嚴害了我!」



「啊?」



「報禁解除,對老板是大利多,對工人可不一定啊。」他搖頭了。



報禁一開,景氣正好,這個報社,又是號稱台灣平面媒體的二大龍頭之一,只能加速度保持領先。但大量的廣告與新稿擠進,原先三大張的報紙印量,瞬間十倍成長,大幅增加的印刷量怎麼辦?那時正賺錢啊,大老板二話不說就新購了好幾檯德國進口的印刷機,上億的投資呢,前景看好。



然而買機器不是問題,問題是報社印刷廠的腹地就這麼小,新購的機器倍數成長,新廠來不及蓋,原先的廠房裡新機、舊機擠得空間侷促不堪,且不論長期下來,油墨、通風、光線、噪音、有機溶濟等職業性致病因素,都點滴累積在奮力加班的印刷廠工人體內,光是眼前看得到的機器維修工作,就更是步步維艱了。他出事的那台印刷機正卡在最靠近牆邊,原本可以打開九十度的鐵蓋子才開了五十度就碰壁了,他的手抽換不及,當場就被已啟動的機器硬生生截下二截手指….



時代的大事撞過來,成了個人職場生涯的血肉意外。



這只是個意外嗎?單單是報業媒體,我就看見,還有更多的勞動者,幾乎是在意料之中地被推上工傷火線。



一般人想到報業媒體,大概不外乎就是漂亮光鮮的記者群、精明俐落的編採人員、標榜公正客觀的報社大招牌.......但在新聞被「生產製作」的過程中,還要加上打字、校樣、組版、印刷、運送、發行等的連串勞動,才能夠將各式資訊及時送到讀者眼前。而這一整套勞動過程,隱藏著什麼樣的工作危險?



對於職業災害的預防、勞工安衛管理等問題,從現有的檢查法規中,我們可以掌握的也無非是統一標準的噪音分貝最高限、有機溶劑濃度、飲水機過濾........等評比得出的「安全」向度,藉此檢驗雇主是否已做好合法的安全設施。然而,除了這些看得見、檢測得出的指數之外,僱佣關係中,還有一個勞動法規管不到的私人禁地──管理控制。「管理」的閘口幾乎無可規範,也只有基層工人才能夠明確指出問題的關鍵核心。



以報業的電腦打字員來說,過去的大鍵盤時代,同樣是電腦螢幕,但由於雙手移動的範圍較大,而不致於孕生普遍性的腕道症候群。或許有人說,電腦普及後,這一類的毛病恐怕是電腦時代的必然。但我們要看到有形無形的管理機制如何發揮關鍵性的作用,例如,利用績效獎金促使打字員拼命打字、飛快敲打鍵盤而不稍作停歇;狹窄的空間擠滿了電腦造成高密度的壓力,另以「遇缺不補」變相增加工作量;更不用說報業面對電子化壓力下,增工時、減人力,十幾年的老員工還得下班後再進修「新科技全頁組版」來保住自己的飯碗!



再以印刷廠來說,幾乎在台北市的幾個報業印刷廠,印刷廠全設在地下室,相對來說,通風設備就是個大問題了。普遍來說,因為通風不良造成有機溶劑揮發不易,日積月累的積沈不散;也因為通風不良使操作員一載口罩就汗流浹背,所以很多報業印刷廠的口罩是「備而不用」的。此外,慢性有機溶劑中毒的檢驗不易,很多工人可能只是覺得脾氣變壞了,回家與妻子吵架、責打小孩的次數多了,卻無由證明這正是清洗機器的有機溶劑已然侵蝕了你的中樞神經..........多方面不利因素集中在一個廠內,就造成有機溶劑成為報業印刷廠的隱性殺手,一步步蠶食工作人員的身體。



在「合乎法令標準」的狀況下,個別雇主以薪資結構、工作規則、勞動空間等「私人裁量權」加速職業病的發生,一切的官方規定也無可奈何了。



大傳業確實不是特殊高危險性行業,也不見特別粗重的工作,但由於職業病在台灣的研究與調查幾乎是個荒漠,更使得在工作場所危機四伏的隱性殺手叫人心驚。



政黨解嚴了,媒體解嚴了,事關人身安全的勞動環境何時解嚴呢?



2002年11月13日 星期三

騙錢的婦人

2002.11.13~11.26 台日副刊)

她一面說著話一面就走進門來了,熟悉的模樣像是熟門熟戶的老朋友了。協會的大門平日裡從不上鎖,會員們進進出出也習以為常。她的樣子,太家常、太接近會員的模樣,運動褲、長袖丅卹是那種市場裡一套 290 的日常裝扮,我腦袋裡轉了二轉才辨識出她原來是大聲地自我介紹了。

「我是張木清的太太,弓長張,木頭的木,清水的清,張木清是工傷協會的會員,我二年前和他一起來過。」她站直了微胖的身子,在我們略嫌侷促的辦公室正中,環顧著七、八位工作同仁,偵伺著誰才是她要繼續對話的對象。

[@more@]

「哦,張太太,」國楨率先站了起來,想引導她走向會議室:「歡迎你來。」

她不理會國楨的示意,繼續站著,幾乎是一口氣把話說完:「張木清現在在新竹工作,二個禮拜才回來一次,現在小孩子生病要看醫生,我真的沒錢,請你們先借我五百塊,禮拜六張木清拿工錢回來,再來還你們。」

她的聲音洪亮有力,不容質疑,我側著頭看她,好有力量的女人啊!她借錢,但如此理直氣壯,絕無乞憐。

她迎著我的注視,再接再勵:「我就住在這附近,金華街 ….. 號,小孩子在家裡等,全身發燒,等著看病。」


一個發燒孩子的母親!大家都被突來的熱度燙得坐立不安。

這是真的嗎?我猜想大家都浮起這個疑問。近來協會已多次被衣著不整的流浪漢、乾淨整齊的推銷員騙過,大半是看準了「工傷協會」的招牌多少有愛心色彩,上門來借個五百、一千買回家的車票或急用等,個別的工作者視自己的能力及判斷,借了錢,後來再也沒人來還過。這個女人,是真的嗎?

「啊,」芸屏不安地拉椅子給她,說:「你要不要先喝杯水?」

「我們的會員名單裡沒有張木清啊。」眼睛一逕盯著電腦營幕的小萬,遲疑地開口了。

「張木清,左手四根手指被沖床機壓斷了,二年前十一月 29 日。一定是你們不小心漏掉了。」她不坐,氣勢逼人地直立在辦公室的正中央。

她說得對,上門來求助的工傷者,不一定會填寫入會申請單的,再說,工傷協會法律服務的對象也不僅限於會員。只要是職場上受到傷殘、病痛、甚至身故的,我們都會陪同一路前進。

「張木清的傷口還好嗎?」幸玲也站起來了,試著與她對話。

「斷了手怎麼會好?這種事遇到了也沒辦法呀。」她阻止了幸玲想再往下發展的話題,快速轉入正題:「斷了手很難找工作,張木清上個月才到新竹這個工地做。」

「啊,那個工地,安全嗎?」雅婷反射性地追問。

「危險也沒辦法,要生活啊。」她頓一頓,加強口氣:「下個禮拜,錢一定會還你們,小孩子現在就生病了。」

生病的孩子 …. 只不過是五百元 但被騙的感覺真差 ….. 她說話太流利了不像是真的 ….. 可如果是真的怎麼辦? ….


工傷協會裡,個個都是上街頭拉布條抗議、和工傷者一起與資方律師談判的工作人員,不畏權勢;和會員相處的經驗裡,也不乏與亡者家屬共同流淚、掮著坐輪椅的工傷者一步步走上樓梯的記憶,貼近弱勢。而這個女人,態度是強的,處境是弱的,她要的東西如此明確,不多,可她要的方式是敲打你的同情,不少。現在,她明顯佔了上風,斷掌的張木清與生病的小孩握在她手裡,我們在關係中進退維谷,給不給錢都像是欠負了她什麼。

沈默。她的強勢令人難以和善回應,但同樣的,她的困境也使人無法斷然拒絕。即便我們隱隱都覺得她流利的說辭有幾分虛假。

「我就借五百元,週六還。」她再開口。雷霆萬

…………………….

「我和你一起回家看看孩子吧。」我站起來,順手揹起藍色的大背包,裡面是電話本、筆記簿、文件夾、當然還有錢包。


辦公室裡明顯有鬆了一口氣的氛圍。小萬回頭看我的神情裡寫的是:要不要討論一下?大家都擔心太多的詢問於她不公平,又不甘心只因一時鄉愿而被騙。我想,與其猜忌她,不如正面迎上前去,一窺究竟。五百元,小事;借不借,怎麼借,為什麼借,是大事。偷懶、省事而濫用同情心,也不過是偽善的。再說,到會員家探視,向來是我們貼近會員真實生活很重要的一環,我真心想去看看張木清的家,及他生病的孩子。

「小孩子發燒了,我陪你送他去醫院。」我逕自走向門口。先前被卡住的客觀局勢有了小小的鬆動,大家都留意著她的反應。

「好啊。」她快步迎上來。不忘回頭向大家致意:「謝謝。再見。」

電梯裡,我知道了張木清這二年的生活。職災後,老板不見蹤影,二年來全家人只靠勞保殘廢給付勉強過日子,治療、調解、受挫、生悶氣、爭執、復健、再求職、再受挫、復健、求職 …….
她侃侃而談,沒有太多情緒,儘管前後有些不合情理的破綻,但她說來理直氣壯,不容質疑。

走出大樓的時候,我真的已經忘記自己原先尚有一絲檢視她的念頭,誠心地和她討論如何處理親子關係了。她家裡二個孩子,老大國一上學去了,老二才小三,昨天就不對勁,今早沒去上課,她原本想睡一覺就算了,沒料到下午發高燒,只好來協會求助了。

「家裡連五百元都沒有。吃飯怎麼辦?」我有點急了。怎麼會,一點算計都沒有嗎?怎麼會,週遭完全沒有其他的支援系統了嗎?

「張木清本來上週要回來的,臨時老板要趕工,所以晚了幾天。我冰箱裡還有菜,吃飯還好,但醫院沒辦法欠錢,只好向你們借,反正很近。」

深秋的午后,風微涼,陽光正好,我們慢慢走向金華街。就在紅綠燈口,我開口詢問該左轉還是右轉時,她開始侷促不安了。

「嗯,其實,小孩子的病去西藥房買個退燒藥就可以了。」

「可是你沒錢了呀。」

「藥房老板認得我,欠二天沒關係的。」

「我帶了錢,一起去買藥好了。」

「不必不必,我很熟,自己去就好。」

「都快到家了,我們先去看看孩子怎麼樣 ….

「他沒關係,我去買藥了。」她大聲說,不看我一眼,急忙走向對街,我企圖跟上腳步,她快速跑起來了,揮著手趕我,像趕一隻怪獸。

又一次,我進退維谷。啊,果然她是假的 ……. 我揭穿她了!


她一開始就猜到了這是一場測試,她賭,賭我不會為了五百元陪上一下午的時間走到她家。她賭錯了,我們確實忙,但我不是拿假動作來試她,我是真要去,我對張木清有興趣,我對這個有力量的女人有興趣,我站起身時就決定晚上再趕工把手頭的工作完成。可終於在接近謎底的時候,她放棄了,落荒而逃。

真相大白。我揭穿了一個來騙錢的婦人!

騙人被騙的攻防戰,天天都在社會新聞上演。她是個老練的賭徒,有時輸有時贏,可我直到這一刻才知道痛:何苦拆穿她?

不過是五百元的賭注,我若有疑問,可以狠心拒絕她;我若肯相信,可以善意回應她,何必逼人現出原形?我想張木清是假的,生病的孩子是假的,但她口中編派的故事多麼真實,也許她的家中也曾經有個職災截肢的親人,也許她就是那個不斷謀職被拒而喪志發脾氣的人 ……. 她穿著拖鞋與居家服,只是來試試五百元的手氣罷了。我的反偽善、反鄉愿,我的正直與坦誠,如利劍,逼那說謊騙錢的人繳械、落荒而逃。憑什麼我可以這樣逼她?

我站在通向金華街的十字路口,一時覺得深秋的陽光異常刺目,不得不以雙手蒙上快要流淚的眼睛。

2002年11月5日 星期二

窮人病不起,病人醫不起

一人病,全家垮;窮人病不起,病人醫不起

20021105自由時報

「在工廠做了二十幾年才發現有機溶劑讓我得了癌症!開完刀,進行化療時痛苦就跟著來了,副作用較少的酯三醇要自費、有效的止吐劑要自費、補充血小板要自費、口服碼啡及止痛貼劑要自費……窮人得癌症,只能用次等藥、忍受副作與刺骨疼痛。未來的追蹤治療,我想都不敢想~」
「我兒子是精神病患,長年靠藥物穩定情緒,好不容易等到醫院有病床了,多半是非健保病床,一天就要自費一千多,時限只有一個月,沒治好又要出院,出院不久,又病了。像惡夢一樣,一人病,全家垮,常常想殺了兒子再自殺….」

「愛滋病真的罪該萬死嗎?健保IC卡將我們像透明人一樣曝光,只方便了老板篩選工人,汰換新的勞動力。失業了,健保費繳不起怎麼辦?我們的用藥不能間斷,否則抗藥性、副作用都跟著來了,失業等於是死路一條!」

失業浪潮襲捲全台,繳不起健保費而失去看病權的窮人早已超過百萬!健保雙漲更激化了窮人病不起、病人醫不起的殘酷事實:社會底層的弱勢相互擠壓、失業者偕子自殺、重度精障者因住院天數限制未康癒就返家而導致父子相殘、過勞與精神官能疾病大幅增加、癌症患者飽受健保不給付有效止痛藥之苦而服毒自殺、愛滋患者擔心健保IC卡曝露病情而失業…..

全民健保原意是照顧全民醫療,但醫療財團壟斷醫療「專業」,從政策的擬定、執行的篩檢、到利益的給付都由財團一手把持,健保虧損的漏洞卻要受薪階級來補,勞工團體控訴的健保雙漲、與病友團體痛斥的給付不公,事實上都是同一個將醫療財源保險化、供給商品化、又將醫療政策交由財團壟斷的不民主制度。

醫療是基本人權,個人的病痛不應只由個別家庭承擔,要國家妥善照顧!二十世紀以來,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紛紛建構起全民性的醫療保健體系,採取去商品化的全民健保機制,有些國家如英國及北歐諸國甚至已經完全將人民醫療視為社會福利,由國家全部免費提供,並同時還建立起龐大的公醫體系,因此醫療完全去商品化,所以醫療支出也不再出現浪費或虛報的情形,醫療資源能被最有效的使用。

我國現行的全民健保體系是採取最保守、倒退的按人頭收取保費的制度,而醫療的供給與支出又全面商品化,私立醫療院所(16,033)比公立醫診所(521)整整多出31倍!等於是把健保大餅拱手讓給醫療財團,成為吸金無底洞,還要受薪階級來填補漏洞。全民健保完全喪失醫療作為全民福利的精神。因此我們主張全面實施醫療(健保)福利化,使國民不論貧富都能享受相同的醫療照護。經工委會抗爭,勞委會已宣佈自明年起補助失業者的健保費一年,但無助於家中老人小孩仍要交保費、本身就醫仍要交部份負擔,失業家戶根本「病不起」!與其一再立法補漏洞,不如將現行健保費改為以家戶為單位、依實際所得採累進稅率方式徵收「健康稅」,無收入的老人小孩失業者都可以免繳。在健保全面福利化之前,應讓長期照護的病友回歸社福領域,由國家另撥預算專案照顧,不再因健保病床數不足而任令個別家庭陷入危機。為避免醫療支出的無限擴張,福利化更需以龐大的公立醫院體系作為後盾,為落實醫療公共化的理想,政府應逐年增建公立醫院,與私立醫院至少達成1:1的比例,並恢復鄉鎮衛生所的看診功能,免部份負擔以提高競爭力,健全基層醫療才能落實轉診制度與避免醫療浪費。

現行的醫療政策、執行、分配等權力全掌握在醫療供給者手中,廣大的醫療接收者沒有介入監督的空間,只能被決定要繳多少保費多少部份負擔、被決定醫病關係中澈底弱勢、被決定副作用較少的新藥上市卻只能自付、被決定在行政與醫療財團分贓出問題時成為犧牲品。衛生政策獨裁、醫療知識封閉,不讓人民擁有足以照護自己的醫療知識和技術,每個人生了病就好像被綁架,身不由己。誰病得起?全民健保繼續在保險與福利間擺盪,千瘡百孔的漏洞就會讓行政官員忙於救火、翻修,民怨不斷、工人不滿。我們要求求衛生署全面檢討健保制度,打破醫療財團的綁架與壟斷,國家照顧全民看病權:

一.醫療福利化:依實際所得、採累進稅率徵收家戶健康稅,失業家戶免保費、免部份負擔。

二.醫療公共化:逐年增建公立醫院至與私醫1:1,鄉鎮衛生所看診免部份負擔,健保病床百分百,長期照護專案補助。

三.醫療民主化:醫療接收面與供給面有同等決策權,自主性病友團體應佔衛生署醫藥倫理委員會1/3以上席次,強制病歷與藥品標示中文化。

2002年10月16日 星期三

來去亞歷山卓


.之一.



「我要去亞歷山卓。」



「什麼?」寄宿家庭的蔡大哥瞪大了眼睛。



「亞歷山卓。應該是離市中心很近。有車子搭嗎?」我看著南非約翰尼斯堡的地圖,心裡盤算著和世界高峰會議會場的距離。



「你瘋了?那是約堡最危險的黑人區!我上次到那裡還是六年前,連車子都不敢下!」


[@more@]





「我可以搭計程車去



「計程車更危險。外國人、單身、年輕女性,你找死嗎?」



一旁的蔡大嫂等人也加入勸退行列:「不行,再怎麼重要的會都不能去。那個貧民窟什麼人都有。遊民、失業者、大黑道小混混,大街上公然拿著槍搶劫,你喊死了也沒人理。連城裡的黑人都不敢去。」



這是我到約堡後,不斷地聽聞有關黑人區的敘述。大同小異,非黑人要冒然進入貧民窟可是自尋死路。



事實上,早在自台北啟程到南非參加此次地球高峰會議前,電子郵件上就不斷傳來當地治安極差的消息。出發前二天,約堡當地的《華僑新聞報》上並出現「英勇父親,擊殺搶匪,解救女兒」的新聞,內容大抵是一個移民約堡十餘年的台灣人家庭,一早父親送三個女兒上學前,被四名黑人歹徒持槍翻牆闖進他家的院子,還威脅要射殺他的女兒,這名英勇的父親機警地拔槍還擊,還隔著檔風玻璃追逐射殺了兩名劫匪。



來到約堡,我多次在華人圈的聚會場合一再聽到這個故事及其他類似搶案的細節描述,多半情節精彩,有驚無險。看來像是當地台商都練就了一身射擊好功夫,以一當十,凶神惡煞的黑人若不是中彈身亡,就是逃之夭夭。說故事的華人,多半以這樣的話作為故事的終結:「南非由黑人主政後,治安愈來愈差,真的太可怕了!」



我聽得全身發麻。這些搶匪,要的不過是幾千元、幾萬元,卻冒著生命隨時完蛋的代價。我簡直不忍追問,為什麼,搶匪明明好幾個人,卻來不及開槍回應?其中一個故事中,主人後來從地上撿到三、四個不明空包彈,是不是,是不是這些虛張聲勢的黑人,打從一開始就無意要人命?可私有財產被威脅的人,完全不手軟。那個黑人射出空包彈的故事中,槍法一流的二代台僑,可是拿出掃彈槍,一個接一個,殺人如蟻蠹啊。



看著電網圍繞美麗庭院的華人豪宅,我想像那幾個在南非40%驚人的失業率下,經年找不到工作的黑人,倒在血泊中的年輕生命最後只在報上留下「約堡警方表示,屋主射殺歹徒完全是正當防衛。」毫無疑問,搶劫就該償命。以命相搏的故事,我們一點都不陌生,在台灣,一個又一個失業工人偕幼子自殺的新聞….



蔡大哥特別教我:「我們社區裡若看見有黑人進來遊盪,大半是喝了酒,要趕快報警,否則他們一喝了酒,什麼都做得出來,你在車上他也敢來搶!」



中產階級區,怕黑人越界來搶。黑人區,最好是別去碰。約堡城裡四通八達的高速公路便捷無比,偶見路旁有大片鐵皮屋、磚頭淩亂搭建的房舍、黑人小孩跟在晾曬衣服的媽媽身邊,豪華轎車飛馳而過,視而不見。


1948年,南非正式實施種族隔離制度,到1990年廢除。至今十二年了。在桑騰的聯合國永續發展會議的現場,近5000黑人臨時工每天在豪華會場走動,殷勤詢問是否需要幫忙;換班時間,他們一批批上了標示著「亞歷山卓」、「索維托」的大型巴士返家。而人們警告我不得前往。



種族隔離制度真的廢除了嗎?
搶劫、姦殺、罪惡的社會污名,無所不在,
中產階級自保的耳語、約定俗成的刻板印象、報章媒體的渲染,亞歷山卓距離美酒帷幕玻璃大廈的桑騰不到十公里,但無人膽敢越池雷一步。
社會污名,給中產階級與黑人區保持距離的好理由,並正當化了潛藏不變的種族、階級隔離。



.之二.



八月底,聯合國在約堡舉行的地球高峰會議的同時,南非民間發起的反全球化遊行也在緊鑼密鼓籌備中,行前的動員會議就在黑人區的亞歷山卓舉行。我原本只想從不甚有趣的大會現場脫離,認識當地較基進的組織,一廂情願就決定要隻身前去了,不料甫開口就碰到潛在社會約定俗成下的種族、階級隔離地雷。為了避免我的妄動造成寄宿家庭的困擾與憂心,我主動連絡召集遊行動員會議的「反全球化論壇」,要求到南非總工會與他們先會合,搭便車共同進入惡名昭彰的亞歷山卓。有當地人陪同,確保平安。



次日開車來住宿家庭送我去的吳先生,一聽是總工會,靜默了半天才遲疑地開口:「他們很悍!」他眉頭鎖緊了,儘可能持平分析:「在南非的台灣人,生意多半作得不錯,就怕總工會鬧事。」



我們一早在新城轉來繞去,街道二旁的商店大多未開張,鐵欄深鎖。吳先生一面問路一面解釋:「一般我們華人沒事不會到這兒來的。」他憂心忡忡的樣子好似在提醒我此行不過是「和比較不危險的黑人一起到比較危險的黑人區」。



好不容易來到南非總工會大樓,門口戒備森嚴的鐵欄櫃檯先就叫人緊張,像是換鈔店鋪,隨時當心被搶。另有一道旋轉鐵門,要先刷了卡才進得了入口,再轉搭電梯上樓。層層關卡,每一關都在重覆強調:「這裡治安真的很不好!」



我也跟著神經緊蹦了起來。直到上了三樓,右邊是南非共產黨,左邊是反全球化論壇,牆上是戰鬥性十足的工會抗爭海報,會議室裡有街頭行動劇的面具與布條,全世界幾無二致的工人抗爭氛圍,一下子讓我放鬆了下來。



車入亞歷山卓,先就看見村口市集的人潮,蕃茄、蘋果、二手衣、日常用品….尋常人家的尋常生活,鐵皮搭建的房舍、未鋪柏油的路面、小孩在巷弄間赤著上身奔跑。那氣氛,像台灣原住民部落,不過物資上明顯是更貧窮困窘。倒是動員大會熱鬧有趣,上千名臨近居民、外地來聲援的團體群聚在社區內的大操場內,反私有制、要求乾淨的水源與土地、反WTO、反美國鎮壓回教徒...,穿紅衣的工會幹部帶動口號與歌唱,大家一步一跳的舞步串成整齊的集體行動,大人、小孩、青少年、老人玩成一團,人口處的工作人員則井井有條地確保入內的人身上未攜帶武器。



同車而來的黑人朋友叮嚀著我要與他們同行,不要輕易單獨走出大會會場,否則一名東方女子在亞歷山卓太是突兀。果然是突兀的。一整天在亞歷山卓四處走動,我是唯一的黃種人。然而我到會場外買水果充當中餐,小孩子好奇摸我的頭髮,年輕婦女邀我入屋喝茶,亞歷山卓的人們看見我,看見差異,卻不先入為主地敵視差異。



我很快地認識六十歲的貝絲,她是街頭一群婦女中唯一英語流利的,這使我詫異無比。在約堡,英語一直是主要的官方、民間、媒體語言,可在購物天堂的桑騰市邊緣,亞歷山卓的中年女人們使用祖魯語交談,差赧地對我笑著搖頭。



頭戴藍色貴婦帽的貝絲得意了,她說:「她們都沒上過學,不會英文。」



「那你呢?」



「我小時候家中比較有錢,讀了書,也住過亞歷山卓之外的城市。」



貝絲熱絡地挾著我的手臂到村子裡串門子,一路走一路大聲喊話:「這是我的好朋友,從很遠的台灣來的。」我也沾染了她近乎炫耀的愉悅心情,一路與人擁抱友好。教堂前是無所是事大熱天戴毛帽的青少年,巷弄間是一家五口擠在不到三坪大的違建,一桶水洗淨一家子衣物的是失業已久的小夫妻,三個大男人合力挖出一部破車裡可用的零件,路邊開了間美髮小沙龍的時髦女子...



「看!」貝絲鑽進一戶住宅:「這麼小,這麼擠,每個月還要付50元房租。」



屋子裡一張床就佔掉三分之二空間,門口處是烹調器具,一張小桌子,二個小孩面向屋外在地上爬著玩耍,母親約莫不到三十歲,並未因我們的突然闖入而有不悅,她轉身從床上又抱起一個還在襁褓中的嬰兒。



看似違建的鐵皮屋原來並不是自有土地。亞歷山卓幾萬名黑人擠在約堡現代化、玻璃帷幕林立的城市邊緣,租屋而居。沒有土地的原住民族。



單親媽媽的加雅自在地餵起奶來。牆上都是塵舊的報紙,顯然是防石灰掉落,狹小的空間倒是乾淨有序。



「好乾淨呀。」我誠心說。



「嗯。」加雅浮起一絲驕傲的神情,家常地抱怨:「還常常沒有水沒有電呢。」她說明似地扭開懸在頭上的小燈泡,約30燭光。



「聯合國在昂貴桑騰開大會,根本看不到真相。」貝絲說:「真正的南非就在亞歷山卓!」



回高峰會議的會場只花了十五分鍾,我下了車才猛然想起,剛剛載我離開亞歷山卓的迷你巴士就是當地人稱「黑巴」,專供貧民窟居民進出城用的,外地人幾乎不敢搭乘。而我渾然忘了警告,獨自一人就付錢上車,與司機一路說笑離開亞歷山卓。



.之三.



回到桑騰的高峰會議會場。迎面而來就是BMW的大型新車展示場,流線的車身,內部機械是高科技、能源再生、環保取向的設計。在一個標榜「永續發展」的世界環保會議上,政府力量與跨國企業緊密結合,藉由更多的新產品販售、替代來證明降低污染的誠意與努力,環保是如此專業而昂貴,環保竟是源源不絕的商機與再消費。汽車展示場的帳幕以藍天、綠地、海洋生物、原住民小孩等作為親近自然的商品包裝,才真叫人哭笑不得。



我剛從缺水缺電、離桑騰高樓林立的商區只有九公里遠的亞歷山卓來,觸目儘是BMWBENS的豪華轎車恍如時空倒置。



這個城市,多麼矛盾。1886年,因為大量金礦被發現,約翰尼斯堡市於是隨著挖金礦的人潮而創立。黃金,財富的象徵。全世界逾百分之四十的黃金來自非洲,其中又有大部份產自南非,總計有五十萬餘名礦工,在地表三、四千公尺深處挖礦,人工鑽孔和爆破履履引起強烈的地層崩塌。



我們來到黃金之國的黃金之城,物價低廉至極,土地便宜至極,當地移民的台僑都住在花園別墅,高級住宅區。每天搭車的路上會見到不同膚色的人,舉著找工作、討錢、或賣報紙的牌子,站在安全島上,或有幾個人一起坐在路邊小草圃上看似曬太陽,其實是在等待臨時工作。像台北橋下的游民。


1994年,曼德拉上台,備受爭議的「反歧視運動」一步步落實,確保黑人在各行各業的就業率應符合人口統計的數字。佔人口百分之七十的黑人大量進入公職及大學,新的經濟體成長,大量的黑人新中產階級出現。在此同時,立法與執法者的貪污層出不窮,許多白人及專業人才抱怨不符資格的黑人拉低了學校及公務部門的水準。貧富差距的擴大更引發犯罪率增加、法律秩序瀕臨瓦解。



在約堡的台僑都是極熱心的好人,但提起黑人,他們莫不搖頭:「千萬不要對他們心軟。」屋子裡,撒掃清理的僕傭當然也是不能同桌吃飯的黑人。



一天夜裡,我與十數名台灣移民到南非作生意的阿美族人共餐,酒足飯飽大家共同唱原住民的歌謠,和樂融融。然後我聽見我的阿美族朋友們這樣形容廠內的工人:「真的,黑人就是比較懶惰,比較不聰明,又愛喝酒、抽大麻,實在不行。」



我的朋友喝著南非特產的優質葡萄酒,一面搖著頭說:「曼德拉上台後要求公部門雇用一定比例的黑人,但他們根本就沒能力治國嘛,國家交給他們,南非只會愈來愈糟。」一旁有人附和補充:「比起十年前,南非治安真的差太多了。很多專業人才,醫生啊律師啊都移民國外去了。」



我一時怔忡無法言語。這些話如此熟悉,不正是在台灣的漢人形容原住民的用辭嗎?我看著在台灣都市裡磨練得勤奮、聰明、懂得作生意的阿美族朋友,他們是原住民中的佼佼者,在好時機來到大力優惠引進外資的南非,享受低廉物價、低廉勞動力的便利,現在都住豪宅、請黑傭、說流利的英語,成為南非的中上階級,「這才是人過的日子!」他們說。



十幾年來,這些台商在約堡奮力打拼,家業庭院得來不易。可落地生根的過程中,種族與階級匯為一堵高牆,台商顯然沒有機會更認識南非當地人;平常的生活中,他們也許會在咖啡廳留下豊厚的小費,會在超市幫小黑女孩買束花,會提供優於當地工資的薪水給家裡的黑傭,但與當地黑人隔著二個世界各自生活。相較於跨國大資本,他們在南非賺取的利潤不算驚人,但適得以過著較台灣優沃十倍的生活,而當南非的社會貧富差距快速擴大導致治安節節敗壞,我的台商朋友們多半已入中年,又能移到那裡再謀出路呢?資本主義的大型競技場上,台商與黑人在結構上被對立了起來,只能自保,順著污名化的風聲,人人自危,保持距離。



我想著加雅與貝絲,她們的笑容多麼坦率,擁抱多麼溫暖,我的阿美族朋友若有機會認識她們,定然感到如族人般的熟悉親近。可是結構性的位置使人與人相互隔離、陌生、猜忌、甚至搶奪、你死我活。在約堡,有人過著「人過的日子」,更多人過得艱苦。大部份的黑人一如台灣部落原住民,沒有土地、沒有工作、沒有出路,還被貼上種族性不可更改的懶惰標籤。



歷史是一個累積的過程。1913年,南非原住民土地法通過,限制黑人的土地所有權,佔13%的白人就此擁有超過80%土地。幾十年下來,黑人被剝奪了土地所有權、受教權、參政權,沒有機會訓練與培養成為這個快速運轉的資本主義社會裡所需要的「人才」。這和台灣原住民的處境不是一樣嗎?顯然,種族與膚色不是根本問題。



八0、九0年代,南非政治改革的發源地就在滿地是黃金的約堡。至今,亞歷山卓還保有曼德拉等民主鬥士的住宅遺跡,政治號稱民主了,經濟上,窮人翻身了嗎?種族隔離政策早已廢除十二年了,黑人執政聯盟上台後,致力提高黑人的社經地位,但增加財富的方法仍以市場改革作為經濟政策的基礎,與全球市場連結。於是,新的黑人中產階級出現在桑騰的購物商圈,但更多的黑人仍在亞歷山卓與貧窮、失業搏鬥。



我在南非約堡參加世界高峰會議,來去亞歷山卓,看見台灣。 (2002/10/2.9.16台日)

2002年9月23日 星期一

真相

20020923台日副刊


當台灣頻頻以邁向國際化、產業取得國際標準、銷路全球化…..等生產成就引以為傲的同時,在王清平的身上,我聽見另一個故事。


「ISO9000害死我了。」他說。


[@more@]






在工廠幹了十幾年,他好不容易才熬升上組長,帶領幾個工人做事。可近幾年「加入ISO認證」成為企業不可少的標誌,王清平的工廠也不落人後地申請了ISO9000,要求生產線的組長每天下班前都要填寫一連串的表格,以符合認證要求。



「我才國小畢業,論技術,是老資格,可是要填寫這麼多文書作業,我根本負擔不了。」他話峰一轉,背誦般地說:「但ISO是世界潮流、是新政策,統一規格,擋不了的趨勢。



「我們好幾個老師傅最後都只好自己走路了。」



他說話的時候,離當時自請辭職早已隔了四年,但神情中仍有掩不住的黯然。是的,我知道故事的後半段,他離職後到一家沖床廠工作,上工第三個月,右手腕就被沖床機壓傷、截肢,等醫療、復健、勞資爭議等告一段落後,失業率節節上昇的台灣社會,他再找不到就業的位置。而當時每天下班還要再花一、二個鍾頭才能填完、趕完ISO表格的經驗,讓他至今耿耿於懷。



標榜產品質量管理體系、生產符合環保流程的ISO國際認證標準,挾帶著「進步」、「有保障」的光環,來勢洶洶。當經濟部極力鼓吹、大廠商一一拿來作為基本宣傳配備時,真實的職場上,ISO竟變相奪走基層工人的工作權!



在資本全球流動、競逐廉價勞動力的遊戲規則下,各式國際認證標準在禁制勞動條件的無限下降的部份,也不過是拉起一條「餓不死」的下限,避免工人反彈、變天。諷刺的是,原本第一線的工人最清楚生產流程的每個環節,但ISO認證由上而下的統一規定,卻恰好是削掉個別工種、個別廠、個別勞動生態的特殊性,把老師傅的經驗摒除在外,無法從下而上建立更環保、人性化的生產模式,最後只淪為紙上工作。



ISO14000算什麼?還不就是一堆紙!」王清平嘆了一口氣:「在現場工作的人都知道,寫表格和真操作根本是兩回事!」



王清平的太太,玉釵,是電氣業的生產線女工。在她就職的那家知名跨國企業裡,一切勞動條件都符合檢查標準,但不到二萬元的工人薪資卻有著出奇繁複的各式名目,全勤獎金、績效獎金、生產獎金、超額獎金零零種種就佔了很大的比例。生產線與生產線互相競實,每個月打分數,生產帶速度愈跑愈快,勞動密度愈來愈高,「連上廁所都好緊張。」玉釵說。



王清平受傷期間,玉釵多次請假陪同就醫,不但自己的薪水被扣掉一大半,還影響了整條生產線的績效獎金。同事們多與她友好而不忍苛責,倒是她自己不好意思,忍耐著不敢再請假,日夜奔波於工廠勞動與醫院照護之間,拼「全勤」。



更誇張的例子當然還有。工人職災後,不聞不問的工廠多得是,倒是台灣規模最大的一家石化廠內,嚴密細緻的管理機制叫人印象深刻。



有一年,我協同一名工傷截去手臂的住院工人,向那家石化廠要求給予他住院開刀期間僱用特別看護的津貼,十分意外地,資方立即善意回應且答予次日就請看護前來照料。第二天,工廠裡同條生產線的另一名同事尷尬地來醫院「上班」,被公司指派來擔任他的特別看護,幫忙倒水、餵食、輔助如廁等雜務。二個大男人彆扭了一整天,都累個半死。同時間,工廠內同一條生產線一下子少掉二個人,可工作並沒有減少,而生產線之間的競賽、較勁事關績效評核,可預見的,大家當月的績效獎金恐怕都要泡湯,這一差,每個人起碼損失幾千元。於是,工廠同仁下班後來探病時,不免調侃、抱怨、暗示明示都來,受傷的人次日就主動撤回聘請特別看護的要求了。而他那薪水較低的老婆也只好請假來擔任無償照顧的工作。之後,他休息沒幾天就儘速歸隊工作了。



勇敢的、勤奮的台灣工人。



勞動場上的剝削方式,不再是傳統赤裸裸的長工時、低工資、免工安及環保成本,職場上長期疾言厲色監視、控管、苛扣工人的管理機制,也隨著遷廠外移到東南亞或大陸去了,在21世紀的台灣工廠裡,以高明的薪資設計、巧妙的考核管理,逼工人與工人之間互相擠壓、自動自發地忍耐、拼命競爭、放棄權益。



這是ISO認證背後,消費者看不見的勞動現實。

2002年8月22日 星期四

污名與反污名



20020822
台日




娼妓、檳榔西施、同性戀者、愛滋病患者、搖頭丸使用者
…..
都背負著著社會污名的印記。




「正常」的人站在安全距離外,或寄予同情、或沆瀣一氣,私心裡多少暗自慶幸沒被污名掃到。即便在撼動主流價值觀的台灣社會運動中,同樣集體走上街頭,也只有公娼與愛滋患者要戴上面具,在勇敢爭權益的同時,還要耗掉更大的的力氣反污名。


[@more@]




RCA
桃園廠關廠十年後,爆發了廠區土壤、地下水嚴重受污染的環保問題,調查結果顯示,離廠一公里的井水中,三氯乙稀、四氯乙稀的含量,仍較法定標準值高出
20

1000
倍!隨後,就有一個、二個
…..
上千個前
RCA
勞工證明集體罹患各式癌症。
1999
年,我們協同
RCA
罹癌工人組織自救會,至各大部會、美法駐台辦事處抗爭多次,讓台灣社會不得不面對有機溶濟的長期職業病問題。每年,
RCA
自救會都有罹癌的勞工陸續過世,這場長期抗爭,工人們戰得辛苦,卻理直氣壯,不讓跨國企業賺飽了就跑。




但即便是這樣理直氣壯的抗爭,還是有一次在勞委會前的集體行動歷經污名罩頂的掙扎。行動前夕,我們跑遍便利商店買了數十個口罩,連夜趕製書寫血紅色問號的口罩,好讓女工配戴、遮面,只因為我們的訴求是針對廠內驚人比例的女性罹患乳癌、子宮癌、卵巢癌!




癌症可恥嗎?不,然而失去乳房、子宮、卵巢的女人,

形地背負著「不是完整的女人」的社會污名!深受工業污染導致荷爾蒙失調、罹癌所苦的中年女工,還要承受有口難言、自責、自卑、深怕被左鄰右舍「知道」的社會污名。




那次抗爭,娟姐特地拿來一張放大的裸胸照,畫面上的臉部作過特殊處理以隱其真實面貌,但她切除雙乳的身體卻成為有力的武器,控訴勞保條例排除乳房及四十五歲以上婦女的子宮、卵巢的殘廢給付。相片上裸露、平坦、略見疤痕的女性胸部令觀者心驚、不自在,而戴著問號口罩遮掩面容的娟姐,陳述化療的折磨、身心的創傷,痛哭失聲。




裸露的是痛處,掩飾的是污名。是誰把口罩套在受壓迫的人臉上?面對不義政策,我們可以據理力爭;但對無所不在、無以言說的社會污名,卻只能迴避、遮掩、潛伏前進。




「污名」是外來的、強置的、人為的,是掌權者對「異己」的懼怕與控制,是資源所有者對社會的分化與排除,是強勢者藉以鞏固地位,打壓弱勢者的符咒。漢人對原住民進行資源搶奪時 ,順帶給後者貼個「骯髒, 隨便,懶惰,不負責任」的標籤;而一夫一妻制的異性戀霸權,則操弄整個社會對同性戀「變態、有病、不正常」的烙印;資產階級結合父權體制,壓低女工薪資的同時,還以「低賤、沒知識」合理化剝削關係;東南亞籍勞工來台擔負低階且粗重的工作,卻被媒體及政策型塑為衛生習慣差、危害社會治安、各種疾病帶源者。更不用說,前台北市政府以痛斥公娼「不自愛、沒羞恥心」的罪名,來掩飾廢娼過程的粗暴與草率。




階級、性別、職業、種族、性偏好等,都是統治階級操作「污名」的告示牌。各式污名如同烏雲一般籠罩在弱勢者的頭頂,迫使其隱身噤聲,不見天日。而不能在陽光下生存的弱勢者,缺少成長壯大的養分,更加註定其弱勢處境,不得翻身。被污名化的人,統治者若不是禁絕消滅,就是輔導管制。而不論是滅還是管,都是要弱勢者否定自我,自輕自棄,在污名下乞憐求生。




從歷史來看,污名是特定時空下的產物,背後都是「有人獲利,有人受害」的操作邏輯。如殖民國對被殖民住民的次等化,美容工業對肥胖者的醜化,聯考制度對放牛班學生鄙視,執政者對異議份子的撲滅等。




污名可能是一時、變動的,如昔日的政治鎮壓,今日的選舉光環;又如昔日歡慶冥想的藥草,今日的毒品。更多的污名是長期依隨著私有制所衍生的各式生產及家庭制度而來,如黑手、外勞、不婚女、不孕女、小白臉
….
等,而所有因為自身條件與主流不一致,相對被置放在邊緣、弱勢的人,都不應因社會一時的污名而招致基本人權、工作權被無理剝奪或打折。




污名是可以破解的。
228
罹難者的污名歷經四十年才得以平反,而國際婦女節的由來,正是來自長期被視作低下、愚昧的基層女工,百年前的一場勇敢抗爭!台北市公娼的抗爭,引發社會對性工作者、性產業政策的討論;同志運動的彩虹旗幟,已飄揚在年度同性戀遊行的嘉年華上,令異性戀者坐立難安;百餘名
RCA
罹癌女工就算戴著口罩還是堅持站出來,也成功地迫使勞委會修改勞保給付,讓乳房切除自
2000
年九月起正式納入殘廢給付。




污名就此全面平反了嗎?當然沒有,但行動中,參與者的反思與社會的撞擊,都在一步步鬆動污名的緊

咒。集體行動是受污名者唯一的平反出路。唯有在集體中認同自我,在行動中洗刷污名,才有機會撥開烏雲,在平等的條件下,有光有影地重生。

2002年7月10日 星期三

尼爾要回家

2002/07/09
台日台灣副刊

同一天裡,同一隻電話號碼已經反覆騷擾我好幾次了。每鈴一聲就掛斷,遲疑的試探。我照著來電顯示的號碼一探究竟。

「哈囉 …. 」一個男人。

「你找我嗎?」我幾乎是對質般詢問。

「啊!」他大叫出聲:「 Madam ,我終於找到你了。」

菲律賓腔的英文。我腦中快速閃過幾個在工地、抗爭、勞資爭議時遇過的臉孔,還是海外串連遇見的朋友?

[@more@]
「我回來好久了,」他一疊聲說:「 Madam ,我把你的名片弄丟了,一直找一直找,昨天才找到 …..

「你是誰?」沒有人喊我 Madam 的,這麼有距離的稱謂,他卻喊得熱情無比,彷彿喚著我的童時小名。


記憶中呼之欲出的,有一個人總謙遜地這麼喊

「你記得我的,我在台灣工作,我離開了。」

「你現在在那裡啊?」我的腦袋裡浮現一個場景,狹小的、擠了八張床位的外勞宿舍,窗外正對著生產線組裝零件的工廠入口,樓下是倉庫,一名菲勞才輪完大夜班又幫老板一早送孩子上學,接連奔波的他,疲倦得一進門就癱倒在床上 ……


「馬尼拉再往南,再南,靠海邊, Madam 。」他高聲說,忍不住笑。

又一個記憶影像拉長了景深,我與他匆匆併行,從汐止到南港搭長程公車,再走很長的、施工中的崎嶇道路(事後證明是冤枉路,繞了一大圈)到忠孝醫院,候診時他不安地小聲求救: Madam
,老板要醫生開個證明好申請勞保給付,我已經來很多次了,醫生根本聽不懂我說什麼,每次都開錯證明不能用 ……


「尼爾!」我喊起來:「你回家了!」

Madam ,我好想你啊。」他又笑了。

那是 2000 年二月,整個台灣社會正陷在「民選總統,翻身作主」的選戰激情裡,族群衝突被政治操作到最高潮,全台灣彷彿只剩藍、綠二種人。在此同時,為台灣經濟打拼的 30 萬名外籍勞工,沒有投票權、公民權、參政權,只有短期契約,用完即遣返回國,當然也引不起任何總統候選人的關注,沒有人要開選舉政見的利多支票給他們,沒有人高喊「族群和解」時把外勞考慮進來。

來自菲律賓的外勞尼爾已經第二度工傷了。十月份,他的右手指被捲入機器,傷勢未癒就被老板要求回廠上工,沒多久,左手也在切割銅管的鋸床上受傷了。職災後,老板就不再支付薪水,說是怕尼爾亂花、逃跑,但為了申請勞保給付,老板還是「預借」了他2000元的交通費好往返醫院取得證明,這筆錢當然也是先說好再從職災給付裡扣除。


尼爾一週要回診三次,掛號費、部份負擔、車資、飲料、醫生證明 ….. 額外的花費一樣也少不了, 2000 元再如何儉省都不夠用,尼爾也只能耗時費力地轉搭公車。


尼爾來台時,都33歲了,未婚。他哥哥多年前就離鄉背井到美西工作,再定期匯錢給鄉下的父母親以改善家計,尼爾自己則是向地下錢莊借貸了十萬元給仲介公司,才得以申請來台工作,他一心憧憬著二年工作期滿,存錢回鄉成家。尼爾受聘的金屬工廠以生產銅管為主,是三十年歷史的老廠了,機器十分老舊,台灣工人常開玩笑說機器會「NG」,而一旦機器故障了,外勞就麻煩了。不論停機等待機器維修的時間多長,外勞一定要在場待命,之後還得額外加班「還」給老板足夠的時數。

「有一次早上八點工作到下午四點,好不容易只剩一個小時就要下班了,機器又NG了,一停五個鐘頭,等機器開動我們再多做一個鐘頭才能下班。」候診時,尼爾小聲說起這個往事,敘述得鉅細彌遺:「那天晚上十點才結束工作,有人還要負責到老板家打掃清潔完,才能睡覺!」

過年前後,工廠裡忙著加班、趕工,同鄉來的桑奈也被同一台機器捲進手指,當場血流如注。雙手俱殘的尼爾嚇壞了,向老板提出回菲律賓休養的要求,想結算之前積欠幾個月的薪資。老板生氣了,給他二個選擇:留在台灣醫療,從此食宿自理;解約離開台灣,機票全額自付。職災補償?隻字未提!

我們到汐止的工廠試著和老板溝通。身兼總經理的小老板,一派斯文,大言不慚:「你不知道,這些外勞,手上有點錢就會作怪,我們每個月幫他把錢存起來,做到二年滿送到機場再一起付給他啊,免得他約一滿就逃,到處都是非法外勞,成為台灣治安問題!

「他受傷,我損失大了,勞保給付雖然抵充了七成的薪資,但我們還要負擔他的吃啊住啊養一個不能工作的人。」他靠近我,體己地說:「我們台灣人好說話,他們外勞....」

攤開法令,除了討回職災醫療期間的積欠工資,尼爾幾乎沒有太多籌碼可以談判。外籍勞工長期在台灣扮演廉價勞工的角色,雖然也定期繳納勞保、健保費,但一旦遭受職業災害,卻因為「契約期滿,遣返回國」的就業服務法規定,不但使他們喪失勞保最高可領取二年的職災傷病給付法,也不受勞基法「職災醫療期間不得解僱」的保護。就服法與勞保條例、勞基法相抵觸的惡果,卻由職災外勞獨自承受。不管是醫療中被迫遣返、或因身心煎熬自願返國,外籍勞工都面臨勞保中斷、傷病給付與殘廢給付俱無著落的窘境。

法令走不通,最後我們組織了本地勞工一起到勞委會為外勞工傷爭議拉布條抗爭,逼官方面對勞動法令的自相矛盾,也逼資方拿出非法扣發的薪資、及預估的職災殘廢補償。尼爾萬萬沒想到,他來到台灣根本還沒賺到錢,卻成為台灣第一個手纏繃帶、帶傷到勞委會前抗爭及演行動劇的外籍勞工。


直到舊曆年後,尼爾的工資與勞保給付總算依法發放了。我知道他還背負著十萬元仲介費的高利貸,我知道他回菲律賓後未來醫療全要自己承擔,但 尼爾一刻也不想停留,他拿到回程機票時,興奮得全身都發抖了。

三月中旬,台灣總統大總揭曉前,尼爾搭機離台好似掙脫牢獄。

Madam ,你會來菲律賓嗎?」電話那頭,他熱情詢問。


「你會再來台灣嗎?」


「哦,不 …… 」尼爾像針刺般叫了起來:「我不再去了,台灣太可怕了。」

2002年4月28日 星期日

死了一個原住民臨時工之後


預知死亡記事

春天快結束的時候,我們走進海拔一千多公尺的東埔公墓,陽光正好,整個墳場泛著青草的甘澀氣味,散放正午烈日曝曬後的暖意。

我與競中跟隨著布農女子美珠的腳步,沿著小徑走,右手邊是參差不齊的簡樸墓碑,十字形、粗礪的石面,鑲上或年少或年長或男或女的逝去族人的容顏;左手邊是茶園,六月的茶葉都老了,與雜草混生,森森莽莽,因為夏茶市價太賤,連採收的人工都不夠支付,只好任漫山的茶田老去。
[@more@]

這裡是東埔一鄰,八通關古道的入口,清朝、日據時代「理蕃道路」的起點,1985年玉山國家公園設立後,就以「維持八通關古道的完整性」為由,將東埔一鄰八十餘戶布農族人的家園也納入國家公園內。素以溫泉聞名的東埔,在保育、旅遊為主的國家公園裡,原住民要泡溫泉還得到村外漢人開設的溫泉旅舍花錢消費,農地裡沒有灌溉用水更無法引用公園內豊沛的瀑布水源。

春末的東埔公墓,極目,是連綿的玉山山脈,稜線分明;視線拉近些,是已納入台灣經濟體系一環的果蔬、梅子、李子、高山茶等部落農作;然後我看見史文秀的名字與相片。濃眉、方臉、堅毅的下巴與表情,墓碑前是他罹難時穿的厚重靴子、及隨身帶著的登山背包,經過逾年的風雨,背包早已褪色,並隱隱長出青苔了。

好大的鞋子,我心裡想,這是一雙常年在山間行走,厚實有力的布農獵人的腳。車禍發生後,人們將史文秀與史亞山自壓扁的車廂裡拉出來時,阿山的右腳骨都碎掉了,一命倖存,而文秀就沒能再醒過來了。

現在,史文秀的墳上,開滿了日日春、萬壽菊、海棠紅紅紫紫的各式小花,生意盎然。

「那是伍淑娟從山下買來的花,文秀下葬那幾天都沒下雨,怕花長不活,她每天都要從家裡揹水過來澆呢。」美珠說,蹲下來幫忙除去雜草。

伍淑娟是史文秀的妻。

我跟著蹲跪在墳邊:「淑娟現在,一個人生活嗎?」

「他們還有一對雙胞胎兒子,都十歲了。」美珠邊挑著雜草,邊俐落地把我誤拔的一株海棠再植回墓塚:「她婆婆也需要照顧,生病了。」

一轉身,稍遠些的一方墓碑上,一名漂亮男孩的肖像吸引我的目光,他的名字是史文光。「好年輕呀。」我幾乎是喟嘆地悄聲說。

「才十九歲。」競中也站過來了。

「那是史文秀的弟弟。他也是到山下工作時過世的,好像,也沒領到什麼補償。」美珠說。

我想像著布農青年史文光短暫的生命,來不及開展的未來。他是村子裡少數到外地讀到高中畢業的一個漂亮男孩,就在畢業等當兵的空檔時間,到三義水庫工程擔任噴漿的臨時工,因工程設施簡陋,摔到山谷裡,就這麼死了。我只是不敢探問,史文光的屍體運回東埔村時,不知是否齊整無缺?只知道事後漢人包商草草賠了十餘萬了事,家人無言。

十年後,三十六歲的哥哥史文秀也在高地工程結束後,回家途中車禍過世,而承包商完全不認帳!後來,我在部落裡認識他們的大哥史金龍,他殘缺的右手也是初出部落到都會裡討生活時,被機器壓傷的……史家六個兄弟中,就有二個死於工作傷害、一個因職災終身致殘。這在原住民部落裡,只是偶然嗎?

統計數據說,原住民的死亡率是漢人的二倍,「意外死亡」佔最高比例。於是,聰明的人們自動添加了許多合理的揣測:是囉,酗酒的、好打架的、不正常工作的原住民!意外幾乎是必然。但事實真是如此嗎?山上的陽光這麼好,我在東埔公墓看見一個個史文秀、史文光……健碩的原住民兄弟,別無選擇地下山討生活,走入資本優先、市場競爭的勞動環境裡,在降低成本、壓低工資的天羅地網中,一次又一次,以勞動者的死亡作為資本積累的代價。這簡直是「預知死亡紀事」啊…..

天漸漸黑了,夜幕將至。


待價而沽的布農青年

史文秀和史亞山是堂兄弟,國中畢業後,他們一如部落裡許多年輕人一樣,都曾經到台北打拼,在營造工地、地下道工程裡流轉,販賣體力以賺取生活所需。

九0年代初,在經濟不景氣、大量引進廉價外勞的政策下,都市原住民站在失業浪潮的峰面,第一波就被刷了下來。阿山和文秀早在退伍後,就先行撤退回到部落,和同村的布農女孩結婚、成家,並共同面對生計的窘境:投注全家人終年辛勞的農作,在產銷過程中被中盤商一再削價抽成,市價高昂的優質高山茶,兌換進入茶農口袋的,連基本維生都有困難。

阿山父親留給他的三分地,全年種茶所得不到十一萬元,「還不包括肥料、人工費用呢。」阿山說。

撤退回到部落的原住民,身份多半進入統計數字中高達百分之三十的「原住民從事農、林、漁、牧工作人員」裡,彷彿就此安身立命。但事實上,農作價賤的事實逼使部落原住民普遍以「兼業農,專職打零工」維持生計,但官方資料中,大量的部落原住民身份轉換為「務農」後,就輕易地自失業率的分母數裡被刪除了。也就是說,目前原住民失業率較平地工人高出二倍的數字,事實的真相恐怕是十倍不止!

東埔部落裡年輕力壯的男人、女人,就隨時在臨時工市場上,待價而沽。只要有漢人做不了的高地工程,就有小包商到村子裡來找人,按日計酬,成為部落原住民不穩定但不可或缺的生計來源。

「揹重物走山路,漢人是不行的啦!」東埔一鄰的鄰長柯進平說,下意識流露出布農獵人不擅誇耀的得意與自信。

1969年,交通部氣象局在玉山北峰海拔3858公尺山上,設立全台最高的氣象觀測站,近幾年又改置太能陽。施工過程中,公路只通車到塔塔加,之後就得徒步四、五個鐘頭的行程上北峰,即便是搭直昇機,北峰機坪距站台也有幾十公尺的陡削山路要攀行。崎嶇的山路上,就依賴東埔的布農獵人們將電瓶、配件分批從塔塔加徒步揹上北峰。之後,村裡的人還經常充當氣象局的短期工,將氣象站所需物資、食物補給一次次以獵人的登山鋁架裝載妥當,揹上山峰。

1998年四月間,阿山和文秀受雇於鑫閃公司承接玉山北峰氣象站的太陽能電瓶搬運工程的臨時工。彼時山上的積雪未溶,工程早已落後,鑫閃公司透過氣象局緊急到部落裡找臨時工,一天工資三千元。

四月十日,上工第三天,阿山和文秀天還沒亮就從東埔村出發直上塔塔加,凌晨五點開始準備工作,直昇機抵達後,阿山和文秀就把一個個重達七十公斤的太陽能電瓶搬上機,運載至北峰,再由北峰的工人們揹起電瓶,登爬上氣象站。一路忙到下午二點,山上起霧了,領班宣佈停工。

塔塔加回東埔的下山車程中,文秀入睡了,阿山順著山路開了一個多鐘頭,快到和社時,車子突地打橫,越過馬路,撞上對方車道旁的電線桿,跌入山溝裡,整個小貨車都壓扁了。阿山胸部嚴重挫傷、右腳踝粉碎,文秀則傷重身亡……..

幾天後,老板託人轉交阿山和文秀這三天的薪資到醫院,其他的,沒有人要求,沒有人提供,連勞保都沒有!車禍案被警方當一般的意外死亡呈送法院,受傷的阿山進出法院多次,最後被判「因過失致人於死,處有期徒刑六個月。」易科罰金還由美珠四處籌借,才免去阿山的牢獄之災。淑娟則帶著二個孩子下田、作長工,獨自謀生。

一年後,導航基金會的競中知道了阿山文秀職災的始末,積極連結台北的工傷協會及工委會的協助,尋求改變現況的可能。美珠原本是退縮的:「我怕再遇到警察,怕又要上法院,怕阿山又要被關,還是算了吧。」

倒是阿山說了:「我自己,逐漸可以走路,可以工作了。伍淑娟太辛苦,如果爭得到什麼,就為她爭吧。」


從塔塔加返家的山路

塔塔加停車場上的空地,就是直昇機起降的所在地了。

「那時候,電瓶用大卡車自山下運到這裡,我和文秀就負責把電瓶一個一個背到直昇機的大籃子裡,再由直昇機吊起籃子到北峰。」剛自醫院開刀拿掉腳踝內的鋼釘的阿山,跛行著模擬當年的勞動現場。

車禍一年後,阿山和美珠夫妻引領著我與競中沿著原路往返塔塔加與東埔之間。從海拔二千多公尺、微寒的塔塔加,一路回溫返回東埔部落,沿途的林相與景致豊富多變,不時有猴子吱吱作響地穿過山路,凌空躍向樹林時還頻頻回頭。

將近名社前,車子在過了隆華國小斑馬線二十餘公尺的路邊停了下來,出事的地點就是這裡了。

那個道路看起來如此平常,那個溝渠看起來這麼不起眼,電線桿仍在,近午時分,有孩童成群走過,一切尋常。阿山的神情凝重了起來,他指著二十公尺遠的隆華國小斑馬線,說:

「我還記得車子開過那條斑馬線。對,到那裡,我都還記得。」阿山的聲音幾乎是憂傷的:「之後,就再也沒有印象了。不知道,怎麼會撞過來

初夏的玉山山脈如此美麗,阿山喃喃自語地陷入深沈的自責:「我一定是打瞌睡了。連續好幾天都沒睡好,一早三、四點就要出門工作,真的太累了。我一定是打瞌睡了……..

被腳傷的劇痛驚醒過來時,阿山還清楚記得:「我的身體被壓在座位裡,沒辦法轉動,可是我聽見,堂哥的呼吸聲,很大聲的呼吸聲。他那時候還活著!」

而阿山當時的情形並沒有好到那裡去,他的胸部嚴重挫傷,在加護病房住了一個禮拜。儘管神智不清、性命垂危,阿山懸心掛記的還是同車的文秀。

「我本來就是很膽小的人,可是發生這樣的事,就要勇敢承擔下來,每天每天都待在醫院,三個孩子就由媽媽幫忙照顧。」美珠的眼睛又深又黑,驚痛的往事歷歷在目。

「醫生說,阿山要活過來就要靠他的求生意志。」美珠說,仍不自禁激動起來:「我們不敢告訴他文秀死了。騙他說是在另一家醫院急救。」

每個人要進病房探望阿山前,美珠都要先擋在門外三申五令,不准有任何人走漏風聲。直到原本病危的阿山轉入普通病房,總算確定保住一條命了,警察局才來問口供。

美珠瑟縮在病房的一角,等著事實被揭露的一刻。

「我很害怕,心臟像是要跳出來一樣,全身都在發抖,怕阿山會怪我騙他,更怕他會受不了。」事隔年餘的夏日清晨,我與美珠在他們潔淨的、面向山野的小廚房裡準備早餐,她提起當時的情景,眼眶還是紅了。

當警察漫不經心地直稱文秀是「死者」時,阿山的臉漲得通紅,腳上拖著沈重石膏的他,望向早已流下眼淚的美珠,那之後,強烈的自責就一直不曾褪去。

事情過了就過了嘛

「東埔那件事啊,死了一個原住民對不對?」問清楚職災是發生在下班後途中,與提供直昇機的廠商沒有關連,中興航空公司的經理鬆了一口氣,很快地調出了直昇機起降記錄、相片、飛行員簽到本、還有收據,並熱心地佐證:「工程都已經延後了還發生這樣的事,實在很麻煩。收工下山時出的車禍對不對?原住民工人一定是喝了酒…..

相同的「原住民工人一定是喝了酒」的說法,後來在氣象局、勞委會、立法院,一再地被官資雙方提及。漢人刻板印象中閒散的、耽酒的、不負責任的原住民,出了事怎麼能怪老板呢?

偏偏阿山不喝酒。村子裡人人都知道,阿山不但不喝酒,連菸都不抽。

事發一年多後,鑫閃公司早已易主,原合約上負責直升機運送的台北航空公司也已搬遷…….相關資料與相關人士幾乎是一片空白。輾轉找到鑫閃借調直昇機的中興航空公司,我們在展示著漂亮的直升機相片的松山機場辦公室裡,查閱1998年四月十日的飛行記錄:機型BK-117的直昇機一早六時就到塔塔加,2382公斤重的貨物上了飛機,再飛北峰。

如果以一個太陽能電瓶七十公斤計,二個人光是裝貨就要來回三十四趟!連續好幾天沒睡好的阿山與文秀在山路上來回奔走,文秀應該是穿著他墳前的那雙大登山鞋吧?收工下山的路途中,松鼠一如往常在林木中穿梭,阿山開的二手小貨車,是年初時文秀好不容易才存錢買下來的,支撐著未來種茶、運貨、打零工、上下山的便利夢想……..

導航基金會幫忙阿山申請勞資爭議調解後,南投縣政府輕鬆轉來一紙公文:「資方表示….車禍應找肇事者求償。」要求阿山出具醫生證明、警察局筆錄,及勞雇關係證明等。

美珠嚇壞了,車禍的肇事者就是駕駛的阿山啊,難道還要再法院傳送一次嗎?漢人包商到村子裡找臨時工,怎麼會有「僱傭證明」?口頭契約要如何舉證?直接與包商接洽的工頭就是文秀,死無對證怎麼辦?

「最倒霉的就是我,你們原住民以前在山上打零工,還不是都沒有勞保?只是剛好這次被我遇上了」鑫閃公司新任的孫老闆完全不清楚狀況,也確實自覺冤枉,還沒賺到錢,就看到前債未清的惡果,他攤開雙手,不疾不徐地說:「之前的馮老板到大陸作生意去了,我也找不到人。」

中央氣象局的反應雖然客氣,但也推得一乾二淨:「發生這樣的事,我們感同身受。若要我們成為勞資爭議對照人,那就抱歉了,氣象局又不是資方。」

我們在南投縣勞工局、勞保局、中區勞檢所、鑫閃公司、航空公司、氣象局、交通部、勞委會四處函文、找證據,重新拼湊事件的經過。氣象局不高興了:「這件事我們當初就知道了,也沒有人有意見,事情過了就過了嘛,都一年多了,那個工程早結案了,工程款也都結清了。你們幹嘛把事情弄得這麼複雜?勞民傷財,我們還得花錢找律師……..

原住民朋友終於生氣了。「氣象局長期找我們作工,卻完全不管我們的死活!」東埔一鄰的朋友們紛紛說。

他們都是村子裡少壯年輕的一代,也正是當年與文秀、阿山共同上山工作的同伴。他們都到過都市工作,又回到部落務農,眼看著部落裡土地、水源、產銷等問題無法解決,他們自行組織起來,成立「東埔布農文化促進會」。

晚上,我們坐在阿山家的客廳,細細討論相關法令與困境時,工作室的朋友都趕來開會了。決定到台北抗爭時,他們認真盤算:週三農會開市,不好動員;五月剛收完春茶,六月整地施肥告一段落,八月就要剪夏茶、收成蕃茄,所以行動不能拖。抗爭時序奇妙地配合著山上農作的生長。而抗爭需要的花費更要仔細考量:要想辦法排除長老的壓力,爭取部落群眾的支持,向教會借車省下交通費…..

促進會的發言人美秀激動地說:「希望以後原住民不要再受到這樣的漠視與傷害!」

日一大早,淑娟到村口的青椒田採收,雨後的青椒田,水洗過的竹架與綠葉,清朗爽脆。她俐落地教導我如何揀選成熟的青椒,用小剪子沿果柄裁下,說可惜我們這次來沒能採到蕃茄了。她是一年四季茶葉、蕃茄、敏豆、青椒……的田事都要忙,文秀死後,更忙。

拿回台北的青椒,我學著競中洗乾淨了生吃,先是苦澀的青草味,入口後滋味竟是甘甜鮮美。在工委會,工人幹部們邀請工傷協會、希望職工中心、台權會及都市原住民組織共同密集開會,一起作海報、排練行動劇、整理資料、也分食山上帶回來的蔬果。

阿山的眼淚
「受害者代表,史亞山先生,你要不要說幾句話?」冷氣房裡,西裝筆挺的勞委會官員在作出總結前,客氣地訊問。之前一個多鐘頭,立委、氣象局、交通部、原民會、勞委會等官員反覆進行了職災的法律釋疑、爭辯,冷硬而抽象。

「謝謝大家努力的討論。」一直沈默不語的阿山慢慢地開口了,他拿起吉他:「我想唱首歌,來表達我們原住民的心聲。」

二十幾名來自東埔的布農族人或站或坐地齊聲歌唱:

我在靜靜的夜晚裡,思念我失去的朋友,

心裡的傷痛,不知如何好,

誰能安慰我的傷痛?

主耶穌,懇求你憐憫我,

醫治我心裡的傷痛。…..」

阿山的眼淚毫不掩飾地掉了下來。剛才的法律爭辯顯得多麼可笑,漢人們的遊戲規則太傲慢、太欺負人,而布農朋友們回應以優美真誠的歌聲,官員們面面相覷,原本百無聊賴的攝影記者快速亮起閃光燈。

「傷逝」這首歌,是文秀死後,哥哥文雄為他而作的。史文雄是村子裡唯一正式任職於氣象局的工人,他全年有一半的時間在北峰山頂,家裡推滿了他在山上拍的各式風景照,「山上好美啊。」他說。傷逝就是他在山上值班時寫下的歌曲。布農工作室的朋友把這首歌,帶上台北,唱進最高勞工行政機關,又在之後的系列抗爭中一路唱到行政院、立法院、交通部、及氣象局。

七月十六日,第一次的抗爭行動從勞委會前的「原住民走投無路記者會」展開,東埔的布農朋友半夜三點從海拔一千多公尺的山上出發,他們穿上布農族的傳統服飾,二十幾個大人小孩擠在向教會借來的二輛九人巴士裡,連夜趕到台北市就耗掉五個多鐘頭。沒料到卻在市區裡迷路繞了整整二個小時,找不到方向,又沒有手機可以連絡…..

急壞了的他們抵達勞委會時,遠遠看見鮮艷的布條、聲援人潮、眾多的媒體時,還疑惑著:「又弄錯地方了嗎?」直到四、五十名平地工人、外籍勞工喊出聲援口號:「工人鬥陣,車拼相挺!」,阿山才定下心來:「是的,這就是我們的工人團體!」

一下車,美秀就哭了:「這麼多漢人來幫我們!」她紅著眼眶,仍是勇敢地接過麥克風:「我們是從南投縣東埔一鄰來的布農工作室….

淑娟帶著兩個孩子,雙手緊緊捧住文秀的遺像,毫不畏怯地直視著快門聲相繼起落的相機鏡頭。我繞到她的身後幫兩個孩子繫上抗議頭帶,她側過身來,笑了。我發現,她的後背早被緊張的汗水溼濡了一大片

接下來,是行動、協商,再行動、再協商….的繁複過程。「怎麼這些大官,要踢一下才動一下啊?」生性和平、直率的布農朋友們疑惑極了。

我們原住民不是來討錢的

七月二十二日,氣象局的函文傳真來了:「鑫閃公司並未承認史文秀及史亞山為其員工,其勞資關係未明,當事人應提出工作證明以憑認定,否則一般人發生車禍,均要本局負連帶責任,本局將無法負擔。」

史文雄請了假連夜從北峰趕來台北:「氣象局的人都知道啊,文秀出殯時還送奠儀來,怎麼說不知道呢?」

布農工作室的大人小孩在工委會睡了一夜,隔天一早就到交通部去抗議了。控訴中央氣象局的高地工程長期使用擅攀登的原住民勞工,卻又在職災發生後,置之不理。

一向羞怯的淑娟也拿起麥克風說話,她背了一晚上的稿子:「史文秀是我的先生,因為我們那裡種水果、種菜的收入不夠養家,他常常幫氣象局打零工…….

跛著腳的阿山和治中認真演起街頭行動劇,布條上寫著:「氣象局保平安,原住民拉警報」,諷刺多颱風的台灣,各地氣象偵測台的指示,成為民眾防颱保平安的指標,可是全台最高海拔的玉山北峰氣象台下,為氣象局擔任電瓶裝運的原住民臨時工卻拉起死傷累累的警報。

負責接見的交通部航政司官員,好整以暇地說:「你們要求以後外包工程要強制承商為工人加保,意見很好,我們會好好研究……

「我們原住民都死了人了,你們還在研究!」美秀再也忍不住,打斷了他的話:「臨時工是我們原住民無法擺脫的命運,我們根本沒辦法靠農作過活。北峰氣象台所有的工程都是我們東埔布農族建起來的,可是你們感謝過我們的付出嗎?史文秀墳上的草都長長了,你們還是不聞不問!」

憤怒像陣雨感染了每一個人,平地的工會幹部、職災工人也忍不住破口大罵,砲聲隆隆中,美珠開口了:

「我們原住民不是來討錢的。」她氣得握不住麥克風:「淑娟帶二個孩子來,不是要氣象局可憐她、幫助她。她要的,她要的是原住民的權利!」

後來,行動檢討時,美珠的哥哥主動說:「我嚇一跳,現在才知道我妹妹也會這麼兇。好厲害啊。」

美珠理直氣壯了:「國語很難說,若是用布農話,我還會說更多!」

氣象局有個員工主動與工傷協會連絡,說他不便出面,但要向阿山他們致意。他在上班的空檔時間來,提起七月一日氣象局才剛辦過五十週年慶:「啍,表揚的全是局裡辦公室的職員,沒一個是山上的氣象員!」

還有花蓮、新竹各地原住民打電話為阿山加油:「要堅持到底!」

鑫閃的孫老闆私下對我說:「硬要玩法律,我問過律師,你們是玩不過的。反正公司根本沒資產,你們就算花個三五年打贏官司,也要不到什麼錢。可是,」他搖搖頭,嘆了口氣:「可是我在氣象局看到史文雄,這樣一個根本不會說謊的人,我要為了這點錢,一輩子讓這樣老實的一群人心裡怨恨我,值得嗎?」

勞委會居中斡旋,討價還價,鑫閃將近期一筆工程頭期款拿出來,勉強付了一部份補償金額,勞委會、原民會各以慰問金聊表心意,氣象局則發動局內員工募捐以填補慰問金的不足。東拼西湊,微薄的死傷補償。

阿山與淑娟都說:「盡了力就好,謝謝大家。」

氣象局員工募捐來的十六萬元怎麼分呢?我請官員先離席讓我們私下討論,工作室有人建議對半分,有人主張亡者多一些,阿山和淑娟一直靜默不語。

走出勞委會,阿山特意留著和我併肩走,輕聲說:「募捐就全給淑娟吧。你去說,她比較會聽你的。這是我對文秀的一點心意。」

帶著孩子們到國父紀念館玩的時候,淑娟也主動去找競中了:「你去跟阿山說,我說了他一定拒絕。募捐的十六萬都歸他,美珠要照顧三個孩子,沒辦法下田。阿山的身體還沒好,常生病,生活不容易。我自己還好,還能下田,而且當初文秀留下的保險金還夠我們用……」她漲紅著臉,簡直是不好意思的模樣,怕說不清楚,怕傷了阿山的心。

不同於過往的抗爭臨到利害關頭時,各自緊捉著私利的盤算不放,東埔的布農族人在貨幣上如此匱乏,卻沿襲著獵人文化的傳統,成果共同分享。後來,他們也不吝惜地將一部份的補償金額又回捐給教會、促進會、平地的勞工團體。之後在台北的工人遊行,布農朋友們總也借車子千里迢迢趕來,每一次,還是都半夜出發,每一次,還是在都市林中迷路多時。

集體行動的出口

阿山只有在談起打獵時,自信幽默且神采迷人:「鹿血是最補的了,捕到一頭鹿,先喝血,還要小心不能喝太多,會流鼻血。」

他說起他父親一回連喝了六碗鹿血,竟至暈倒的事,大家都笑起來了。

「是真的,喝了鹿血後,一整禮拜都很有力氣。」阿山說。

想想,他又加了句:「我是說,走路的力氣。」並刻意提醒年輕的競中:「怕你誤會了,明天就自己跑去捕鹿了!」

東埔一鄰的傳統獵區在八通關、陳有蘭溪、沙里仙溪一帶,在國家公園禁獵後,族群記憶、信仰、風俗、經濟中重要獵人文化都逐漸喪失了。失去獵場的布農族人更依賴農作維生,而阿山田地小、收成不如人,傷後小病不斷,生計更形窘迫。

「小阿莉每天回來都快哭了,全班只剩她一個人還沒交學費。」美珠說。春茶一收成就快快付了幼稚園一學期二萬元的學費。沒辦法啊,之前阿莉的哥哥就是沒上幼稚園,進了小學根本跟不上,讓山上來的孩子挫折極了。

春茶賣得好嗎?

唉,阿山嘆氣了。和社來的漢人茶商壟斷了山上的茶價,一年比一年糟,原本今年談了個還合理的價錢,結果商人算錢時竟硬指公斤為台斤,收入一下子少掉一半,「平地商人實在是,太壞了。」阿山說。

競中每上山必採買大量肉、魚、果、蔬,美珠總也毫不遲疑地當場就洗了一大盤水果,招呼村子裡的孩子們一起享用。平地朋友們託送上山的玩具、衣物、書籍,美珠也是分派張羅好,請左鄰右舍一起來挑檢、各取所需。

冬天去才見美珠買了一籠初生小雞,每有平地朋友來就殺一隻,才入春就沒剩幾隻了。美秀知道阿山沒錢,也知道他們好客慷慨,拉了我說悄悄話:「下次帶米來。那麼多人都來阿山家一起吃飯!菜沒了可以採,肉沒了不吃就算了,但米沒了要花錢買啊。」

夏天的晚上,烤豬的香味把大家都吸引到阿山家的前庭。喝酒唱歌吃肉。

「你們漢人比較聰明啦,我們原住民不會讀書,數學也不會。」彈一手好吉他的萬壽說著,又喝了一口酒。

「完全聽不懂國語啊,可是又禁止說布農族的話,只有趁下課上廁所的時候,拼命講。」治中說。他是村子裡少數繞過茶商剝削,試著將家裡兄弟們的茶葉統合起來自製、自銷的。

「數學也是用國語說明的,什麼是負負得正?聽都聽不懂,考試就完了。」阿山也忿忿不平了:「可是漢人就說原住民數學很差,其實是國語不好。」

「如果,如果今天學校裡考的是動物的名字,山上的樹木、植物……

「對呀,那你們可不行了。大概我會拿第一名!」伍木松得意起來。

一群年近四十,孩子都上學的男人,提起國小教育經驗,還是忍不住充滿抱怨。山野間靈活的原住民孩子,有獵人的敏銳,有黑白分明的雙眼,可學校評斷他們的標準完全是另一套邏輯,在學校受教經驗幾乎都是受挫的。

「山上很多老師都待不久,不認真的很多,還叫我們去打掃老師的家、幫老師的小孩洗澡…..反正我們也不喜歡待在教室裡。」治中的記憶鮮活。

這幾年情形改善了些,部落裡的孩子功課比較跟得上,「可是,母語都不會了。」阿山憂心忡忡。

揚棄自己身上的歷史,複製主流文化、加緊趕上,再回頭否定自身族群的特色與文化。政經優勢的意識型態全面略奪,無力抵擋。

淑娟也難得喝了些小米酒,手舞足蹈像個孩子,紅著臉又笑又跳,我第一次見到她這麼放鬆,布農部落裡的喪偶女人所承受的壓力並不比漢人社會少,這次抗爭一開始文秀的家人就擺明了不同意,鄰村的娘家也頗有微辭,更有村人說這些行動是干擾了死者的安寧,種種壓力全上了淑娟的肩頭。

她一直默默承受:「已經跟大家說好了,這不是我一個人的事,我不會退縮。」驚人的意志力支撐著她一次次隻身帶著雙胞胎兒子,上台北如上戰場。

美珠說:「第一次用麥克風講話,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有那麼大的勇氣,就是看到大家都這麼關心,我也不能不趕快跟上來!講完好久,身體都還一直抖。」

她是教會裡唱詩班最出色的女高音,但一開始阿山他們組了工作室討論村子裡水源、土地、道路等「重要的事」時,她只覺得法令、規定、處罰等問題都太龐大,有時聽也聽不懂,想自己負責煮菜燒飯給大家方便就好了。阿山車禍後,工作室決定第一次以集體的名義正式展開行動,她才開始帶著孩子上街頭。

「經過那一連串的抗爭,膽子也比較大了,村子裡的人也比較知道我們在做什麼,我什麼都不會,就是儘量跟上。」美珠說。

八月二十二日,文秀生日,淑娟與我們到公墓去看文秀、文光。

我站在文秀的大登山鞋前默默祝禱,他的眉宇方正,不知是不是心理作用,來了多次,就這回見他特別柔和。

「我希望他喜歡我們的抗爭和行動。」我小聲對淑娟說。

「對。他喜歡。」她笑了。

回台北的車上,競中說:「我覺得經過一場抗爭,大家都放鬆了。」

文秀的死,一直是阿山心中的痛。同時,淑娟也在自責,自責是文秀帶阿山去塔塔加工作,才有後來的車禍…..對現實的無能為力,使憤怒找不到出口,唯有迴身自傷。阿山與淑娟互相體諒著彼此的困境,自責的利刃便刺在已然淌血的胸膛上。

行動帶來力量。憤怒、自責、自傷都透過集體的行動,找到力量的出口。盡了力,知道個別的人在面對什麼樣結構的難關,知道共同行動可能帶來改變,而改變可能累積成更大的力量,再回到行動中前進。大家都放鬆了。

一年多後,村民們為了溫泉、灌溉、飲用等水源問題上行政院抗議,整個部落出動了二輛遊覽車,由伍木松拿麥克風帶口號,治中和萬壽負責拍攝錄影,美秀花了整整二天草擬宣言與訴求。當代表進入行政院談判時,在外面等待的族人,就由美珠帶著大家在台北街頭又唱又跳。

沐子。平安
這次是我親手寫的。我說過我很少拿筆。不會表答(達)。跟亞山戀愛時亞山笑我錯字太多。所以呢。沐子。也不要笑喔。
沐子。還是要謝謝你們的幫忙。村民的人很感動。沒有工委會和工傷協會的支援。我們也沒有那種勇氣及力量。真的很感謝。從台北回家睡的好舒服。睡到很晚才起來。起來之後才知道要去工作。這次抗爭好開心有結果。我看到大家的同心。那麼樣的同心`我好珍惜又感動。想一想促進會往後又面臨什麼事。我們彼此代禱。祝福你們健康快樂。晚安
美珠2001年2月




(本文刊登於2002年4月台灣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