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戰遊行小記

031119（三）曼徹斯特

離開曼城前一天，布希抵英，我與Agnes一起參加了一場小型暖身的遊行，原訂次日轉倫敦的車程又因為臨時有Agnes的室友提供多出來的免費火車票，而得以提早出發、順利趕上在倫敦舉行的全國反戰大遊行。

布希抵英的當日，一早先是曼大的托派學生組織（Socialist Workers Party）在中午於學生中心拉布條，微雨，約十幾個人，差不多就是我們到勞委會前議題性的小型抗爭規模，有人拿麥克風，有人發傳單，布條製作得很草率，有一個布偶充當布希，作為視覺焦點，中途還來了個記者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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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加入幫著拉布條，也沒人特別理我，反而讓社團學生有空檔溜去買咖啡、聊天。過往的學生沒什麼反應，小傳單掉了一地，二名警察百無聊賴地觀看著，後來還有騎馬的警察來巡視一圈，我目瞪口呆，一旁的女學生說：「他們只是為了顯得很有力量的樣子吧。」後來Agnes說：「騎馬很有示警的作用，群眾比較不敢亂來，動物發脾氣很可怕的。」果然之後二次反戰遊行都有騎馬隊伺候。

遊行在下午五點開始集結，天都黑了，雨還在下。現場約一百多人，看來是一小群人一小群人各自約了來，各自準備了布條、標牌、小型麥克風、小傳單，現場有人忙著賣報紙、徽章、口哨，有人此起彼落喊口號，沒有宣傳車、沒有指揮中心、也沒有各別團體的號幟。

唯一看得出還有人帶頭的，是遊行一出動，走在最前面的大布條，其他人就跟著走，走沒半公里，我轉回頭去觀察遊行隊伍，哇啊，人已經陸續增加到二、三千人了。而且一路還有人加入，看來很多是上班族下班了趕來，還有俏皮可愛的女中學生下課了等在路邊一起加入，夫妻推著罩雨布的嬰兒車、滿頭白髮的老先生、老太太個別或成對地慢慢走，公車上也有人探頭出來鼓掌…….

因為隊伍中的麥克風聲量都不大（就是我們後來都很不喜歡用的那種，一個約台幣一千多元、常接觸不良、號稱大聲公實則聲音不大又不清晰的那種小擴音器。），所以都是各喊各的，還有人會自發地放大聲量就喊起口號來，口哨聲、尖叫聲不斷，一路上都很熱鬧，完全沒冷場。

沒有人演講。沒有糾察隊。標牌五花八門、各憑創意，有的是網路download的要布希滾回美國的圖案，有的諷刺布萊爾是布希的走狗，有的是依拉克人民被炸死的畫面，有的通輯布希是世界頭號恐怖份子，依虹還指給我看，一個女人拿個標牌，上面是紅色手寫的「月經淹死布希」。……真希望台灣也有這樣一天，遊行是大家的事，組織動員外，有更多人沿路自在自發加入，獨自來也不會找不到參與的位置，創意與想像力都可以盡情展現。我們頭髮白了時，還是會在雨中默默走完全場。

當然，這需要時間去累積社會條件。也需要議題能引發社會的共鳴。我在想，如果是工會罷工，遊行還會是這樣的嗎？勞資爭議的社會矛盾如此尖銳，不像反戰的人道訴求有普世價值，可以不碰階級對立。

到了終點，「主辦單位」總算出現，現場有學者與運動者的演說，下著雨，還聚在現場的多半就是比較左翼認同，或有組織性的了，約莫一百多人。小型麥克風除了鼓勵明天一起去倫敦遊行，還進行一點不冗長的論述教育，特別強調反戰不是反美國人民、而是反對美國政府、布希的恐怖政策，提到布萊爾花了大量英國納稅人的錢去炸死伊拉克平民百姓，學生卻要忍受教育商品化的高學費政策，在場的人都大聲叫好！

我想學費問題真是學生心中的痛。八0年代前，英國還是免學費的，保守黨柴契爾上台後，高學費時代、國營事業民營化開始，工人叫苦連天，工黨當時便以「讓工人小孩都可以讀大學」作為競選訴求之一，不料，後來大學愈開愈多，學費愈來愈貴，哈哈，和台灣真像。

但英國學費到底有多高？Agnes的博士班，若是全職生（她以半職申請），一年要4000磅！台幣24萬！平均要唸三年，總計是72萬！還不包括英國昂貴無比的生活費。這麼貴還是很多人要續唸研究所，Agnes的同學丹尼爾說，這就是教育商品化的結果嘛，取得個學位，找工作薪水較高。丹尼爾在雨中無奈地對我說，他估計一畢業就欠國家六千磅，就業後貸這貸那，一輩子都還不完！

０３１１２０倫敦反戰遊行

一早搭車，看地鐵的免費報（這兒報紙很貴，要一磅多，我總捨不得買，左翼小報也要將近台幣五十元，在遊行現場叫賣，一般傳單都很陽春，頂多一小張黑白影印的小紙張，書本更是貴到不行……在台灣，奇怪印刷費真是相較歐美便宜多了，又習慣於大量的免費資訊可以拿。），除了布希夫婦昨天抵達倫敦的報導，還有提到今年九月的反戰遊行，有幾個滋事者被正式起訴。我想國家利用司法權在此事恐嚇的意味很濃了。

遊行起點就在我的旅館附近，二點集合，一點半就已經熱鬧滾滾，一路走過去路經車站，都看見年輕人背著背包群聚討論，應該是全英各地趕來參加遊行的人。

還是沒有宣傳車，頂多有幾個小型擴音器，倒是主辦單位「反戰連線」備了大量標牌，要拿的人便拿。另一方面，各備布條、海報、裝置的參與者，也大有人在。

糾察隊這回是有了，穿著螢光背心，和警察的有點像，稍不留意，就搞混了。奇怪他們扮演的角色也和警察很像，都在維持制序，不讓群眾踰越，全力配合警察的要求，如此，光是集合到出發就弄了半個多小時，我站在最前面和記者一起搶拍畫面，都有點不耐煩了，警察就是不放行，糾察隊反而壓制群眾。大家似乎也很馴服，有人鼓噪著move! Move! 就是沒人動。我猜想是反戰遊行號召太多非運動者，不習慣衝突，當晚電視畫面才不過二分鍾，就播了一小段警民衝突，我也才了解為什麼糾察隊如此配合了，畢竟，主流媒體都是支持布萊爾政策的。

和台灣遊行相同的是，最前面的主布條由重要人物拿，其他，就完全是群眾自發的行動了。年輕學子當然是主要群眾，但老人也很多，觀光客如我應該也是不少，除了各備標牌的，還有人奇裝異服出奇致勝、有人裝置了一輛環保三輪車沿路播放音樂、有個騎單車的男人讓他的後座隨著車輪轉動不斷轉出七彩氣泡、沿途有人準備好表演與布條，伺機表演與加入，最有創意的，是三個十幾歲（可能還不到高中吧）的小女生用雙腿夾著長條氣球，當大家吹口哨、高分貝喇叭、尖叫時，她們就緊夾著胯下的長條橡皮氣球，雙手搓弄著發出吚吚歪歪難聽的噪音，有時還跑去對路旁的支持者面對面作動作，喊著："Bush! You know what you're doing!"拍照的記者也忍不住笑。這個創意，深得我心，可供日日春參考，但要小心保守婦女反感。其他的，自備樂器唱歌的也有，但鼓還是效果最好的，節奏強又能帶動氣氛。

到底來了多少人？我一直也沒法子全程看完隊伍，人一直在增加中，到終點站一個多小時後，還有隊伍陸續進入traflgar square。主辦單位在台上宣佈有三十萬人，隔天報紙左翼報說二十萬，主流報說十萬，我對照著印象中台灣遊行人數最多的農漁民遊行，想來是不止這個數目，但最終在遊行終點的集會則是人來人去，不像台灣這麼好計算了。

二點半走到四點半，天都黑了，路程頗長，我這麼能走路的人都覺得累了，一些行動不便的老人家想來更是辛苦。最後的廣場聚會，比起台灣，可無趣多了，淨是重要賢達講話，但安排了越戰傷殘者現身說法，還是蠻感人的。旁邊一個大營幕，除了現場轉播台上畫面，還適時加入一些新聞、歷史、動畫鏡頭。群眾都站著聽，我的天！將近二個小時欸，我看見老人們都得找扶把半撐著，也沒人席地坐下。

我在廣場四處遊走，有幾個運動攤位在賣手冊及徵章，但沒有民主香腸，真是太懷念了，走了一整天，能吃點熱食多好啊。

六點多，台上開始有人唱抗議歌曲，還放電子音樂，可英國人真是太据謹了，就是不跟著跳舞。大家似乎捨不得離去，直到七點，主辦單位都喊散場了，還有幾千人或散或聚在廣場上。我沒有朋友可以聊天，又不便打擾別人（這時候，真懷念永遠主動搭訕的法國男人。），烤火時還燒壞大衣衣袖，唉，這可是國中同學依錦在我行前特地自台中乾洗好寄來讓我帶來歐洲保暖用的。嗯，遊行終究是群眾活動，沒有同伴，真是好寂寞啊。

第二天，我在報攤前不花錢地流覽，頭版頭條幾乎全是恐怖份子在土耳其轟炸英國領事館的消息，二十九人死，數百人傷…..我心中一緊：完了！

果然，晚上詳細看了別人留在旅館閱覽室的telegragh報，一版是恐怖行動的殘跡，及受傷流血的婦女，標題強調下一個恐怖行動會顉定英國本土。死掉的英國領事館主委立即成為民族英雄，二版是布希和布萊爾共同聲明，不能退縮、不能遲疑、不能放棄，對抗恐怖份子，解放伊拉克人民，維持世界正義。四版有遊行的花絮報導，有身價百萬的中產階級，強調反戰爭、不反美國，記者並主動說明，來參加遊行的很多人可能是領失業救濟金沒事做的。

報上訪問一個伊拉克來英讀書的女孩，她明確地表達反戰立場，但記者還是再加一句：「雖然她在伊拉克的朋友們大多支持英美聯軍的行動」。最後，記者還作了點分析，相較今年三月的遊行，有上百萬人的參加，如今只剩十萬人，顯示愈來愈多人支持政府政策。

最恐怖的是，有一小篇專訪一個帶領小學生一起參加遊行的女老師，她表示這是很好的機會教育，且這已經是第二次了，校長也很支持，認為他們學校校風民主開放。我想女老師是很興奮有機會表達自由的教學方式的，但她看了這篇報導可能會暈倒，因為後半段，記者認為女老師可能誤解校長的意思了，他立即採訪了校長，校長可能是怕事，竟公開表示遊行前已函文各家長，學生不上課跑去參加遊行的，會有被退學的風險….文末是詳細臚列了昨天帶學生參加遊行的幾個中學名稱，約有十幾個，示警及算帳的意思很清楚。真恐怖！

對了，遊行中看見一個男生穿件T卹，背後的文字最絕：

Let's liberate the people of America.一如布希強調出兵是為了解救伊拉克人民，給他們民主自由，讓我們也來解放美國人民吧！

曼城跳舞記

20031108

到了曼徹斯特才知道Agnes經濟上的窘迫與時間上的壓力，這使我幾乎不忍再說要跳舞的事，怕她根本沒時間讀書。

週末當天，天氣變冷了。二個人聊到十一時，去不去呢？之前早說好了一定要一起去跳舞，似乎是一項任務了，而可憐的沒錢的Agnes至今根本沒機會了解pub狀況，我也還沒閱讀資料。可這是週六，再不去，下週變成非去不可的最後機會，反而累人。

最後決定就到附近的學生中心去跳舞，好不好玩至少都試過了。瞧，多勉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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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還有更勉強的呢，一上公車，空盪盪的完全沒人，Agnes便孤疑著：「奇怪平時週末都很多人啊。」

到了學生中心，居然門是關著的！

Agnes簡直像個說謊被捉包的小孩，嘟嘟嚷嚷著：「不對呀，真的週末都有人來跳舞的，我看過好幾次啊。」

我趕緊安慰她：「沒關係，可能是隔週才跳，剛剛好這週是沒有的。」

二個人包著大外套在寒風中商量著再搭車到另一個地方。學生中心外還是來了好幾個年輕人，成群結隊的，看樣子是週末找樂子的大學生。

「你看！她們都穿這麼辣，一定是來跳舞的。」Agnes說，還是不甘心。

「對呀，我們看看他們去那裡。」

二個小老太婆就很俗／聳地在公車站牌盯視著一群笑著鬧著、青春洋溢的男生女生走向學生中心…….，啊，他們去大門旁的提款機領錢。

這時又來了一輛私人轎車，下車的女生們穿得令人眼花了亂，清涼可口。這真的，一定是，來跳舞的。

二個小老太婆就跟著人群走入小巷，Agnes說這就是傳說中每週四是lady free的跳舞的地方。果然大排長龍。我問了那個保彪似的黑人，真的真的是個可以跳舞的酒吧嗎？是。多少錢？五磅。何時關門？半夜二點。

啊，二點就關門啊？一旁Agnes小聲補充，這是為了符合半夜二點後不賣酒的政策。

進了門，一樓全是喝酒聊天的人，二個小老太婆從頭走到尾，發現一圈一圈的男男女女竟沒人跳舞，簡直快崩潰。撐著精神問了一群乳房都快包不住的女孩，才知道上了角落的樓梯後，二樓純粹是個大大的舞池。

粗糙的燈光與裝飾，吧檯在一旁快速賣著大杯大杯的啤酒，週圍散放著木製椅子，牆上釘著一排木板以置放酒杯。舞池裡，人多得不得了，年齡約在二十歲上下，每個人都帶著笑，一式一樣的神情與氛圍，簡直像是幾個學系合辦的學生舞會，我幾乎要錯覺有氣球與彩帶的裝置了。

所有的男生女生都成群來，而且是女生一圈，男生一圈，來來去去，笑著、看著、氣氛很熱，但人人手上端著酒杯，眼神流轉，都不太專心跳舞，意在hunting。二個小老太婆把外套直接放在椅子上，省下其實不貴的一英磅寄物費，叫了酒就擠進舞池認真跳起舞來。

從頭到尾，音樂幾乎青一色是一、二十年前的美國流行歌曲，沒料到會在跳舞時聽見我高中時代的美國錢櫃流行排行榜，ghostbuster, take on me, 甚至是flash dance，更詫異的是，居然舞池裡人人唱和著，小男生耍帥地扭動身軀，皺著眉高聲唱：「Ghost buster！」右手高高地舉起，儘情又儘興，我與Agnes對視一眼，二個人都笑出聲來。

「都還乳臭未乾呢。」Agnes附在我耳邊說。

「好可愛啊。」我說。

女生們全上漂亮的妝，乳溝、大腿、手臂、小腹、美背，能露都儘量露，雖然熱舞勢必穿得少，可這麼一大群二十歲左右的女孩卻彷彿約定俗成以裸露為最高穿衣原則，有的小女生穿得已經很接近阻街女郎了，紅色皮短裙加上黑色細肩帶小背心，或著僅只一襲薄衫至呼之欲出的雙乳懸晃。由於這樣的裸露太大量且一致了，我心裡都不禁小小驚詫：真是明顯的集體性訊息啊。

男生們都專心在尋找 物，可笨拙得很。那害羞的會在與人目光相視後，便眼觀鼻地故作鎮定笑了，反而專注跳起舞來，又不時偷眼看人。那開朗的便會主動靠過來，輕輕用肢體暗示要接觸，但草草對跳了一分鍾便無以為繼，各自散去。又或著那全場來來去去的，竟就在路過時快速摸摸你的頭示好………總之我看見的是，所有的人幾乎都在準備釣人，可幾乎沒什麼成功的。（或者好戲在舞會結束後？Agnes可提醒我，每年暑假後就是曼徹斯特大學的惰胎潮。）

我才剛從巴黎來，知道巴黎男人在舞池裡調情的技巧純熟又自在，如何步步進逼，很快就要帶你到吧檯請杯酒喝，或著貼著你成雙成對起來，在很短的時間裡，會確定是否上鉤的關係。而這些男孩如此意圖明顯、偏又行動拙劣，分明沒在跳舞嘛，可一個鍾頭、二個鍾頭了，還是同一群男孩圈在一起，四處游走，看似毫無斬穫，女生們穿著極露的衣服，奮力跳舞，和女伴們笑成一團、抱著玩，看來很可以打破的界限，偏就仍是在那裡，真叫我這個跳得爽快了便暗自進行田野觀察的小老太婆著急。

可整個舞會的氣氛仍是熱頭上，空氣中滋生著青澀的一團興奮。那些和二十年前的老音樂大聲唱和的年輕男生，真像是剛從鄉下到城裡來讀大學的新鮮人，週末了，忍不住要成群結伴來試試手氣，可又靦腆地出不了手，但這樣充斥性訊息的舞池又是如此叫人興奮，就只是置身其間也是好的吧…….

我和Agnes各自伸展著肢體，時而和小男生草草對招，時而閉上眼進入獨舞的封閉狀態，在一點半、酒也喝完了時，決定要走人，並一致同意整個舞廳上百個男人裡，那個守在門口不跳舞也不笑、還會酷酷地招手要Agnes不能站在椅子上跳舞的警衛，真是最帥的一個！

穿上外套，在深夜裡慢慢走路回家的路上。我說：「這真是我有史以來跳過最純真的一場舞會。」

「對啊，看起來大部份都是英國人。可能很多是從小城鎮剛來唸書的吧，乳臭未乾。」Agnes又忍不住笑。

我們二人在大學時代都忙著當「進步女青年」，沒空跳舞，不知道大學生的舞會到底長成什麼樣子。年逾三十才開始自在跳舞，最熟悉的是taxson那種震耳欲聾的電子音樂、又帥又性感的gay…..，這樣一個很「鄉下小朋友」的舞會還真是頭一遭。不料在rave party的發源地英國，跳的第一場舞，竟是以我們十幾歲時的音樂為背景，純真的性試探為主調，而我與Agnes，就這麼一路笑著回家。

城市印象─從巴黎到倫敦

（2003年11月隨筆）

難得一個長長的假期，花了四個月在巴黎、倫敦閒晃，走路、看人、書寫，浮光掠影的城市印象。

這些人與那些人

英國人果然是嚴謹、壓抑些，路上走著都眉頭深鎖，法國人習慣不認識在狹路相逢也會道個安，特別是男人，只要有目光對視的機會，一定立即露出他自認為很是迷人的笑容，並不吝主動打招呼。（不過在地鐵裡就不一樣了，每個人看起來都很累，目光一接觸便快速閃開，生怕放進太多情緒。）英國不時興這一套，但我試驗了幾次，被陌生女子主動開口打招呼，英國男人還是會露出少見的笑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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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跳舞時，英國男人也會靠近，但速度可慢多了，且肢體動作明顯有距離、有禮貌些，多半是怕被拒絕的据謹。調情與搭訕，試探與撫觸，法國男人可是熟練到不行了。我在倫敦的旅店小酒吧才待了幾小時，過來搭訕的竟不約而同都是巴黎來的，他們的英文極糟，但勇氣十足，交談沒多久就可以在我保證沒給任何暗示的情況下，自在地探問你今晚與他上床的可能性，被拒絕了也不以為意。

女孩子呢，法國女人漂亮、精緻些，老老少少習慣性上點妝，身材多半苗條，不高大，穿衣自有風格。我的台灣女友花兒就說法國人注重門面、品味到病態，發胖簡直是罪，而我初來巴黎時由於迷路而認識的一個gay朋友，就抱怨他因著沒有很時尚的穿著，根本不敢去gay bar……。英國女人看來骨架或體型都稍豊滿些，舞會裡的年輕女孩們，很多是不穿胸罩的，低胸無袖緊身上衣，呼之欲出，可口可欲。且普遍在酒吧中以「能露就露」為最高的穿衣準則。十幾歲的女孩已看來十分老於世故，少見有「裝可愛」狀，較同齡男孩成熟許多，穿著若不是極普通，便是裝扮過火。

巴黎的街景當然是較倫敦美麗多了，但倫敦似乎有某種看不見的刺激隱隱在那裡，讓人想念且想再去探。但要找對管道，否則不過是個昂貴的、不友善的都市罷了。多雨且寂寞。

地下的metro與tube

地鐵的歷史，倫敦可一百多年了，比巴黎久，但巴黎地鐵亂且髒，陳舊的硬體也不太翻新，並且多半沒電梯，行動不便的人簡直寸步難行。倫敦的地鐵層層疊疊空間大多了，潔淨且明亮，並且多半有電扶梯，缺點是出地鐵站多半要走點遠路，因為車站太多層了。

看車廂座椅，英國的舒適多了，是絨布的，且每站都會在月台上廣播站名，比較不會坐過頭。台灣的木柵線是法商承包的，來去列車在同一樓層的平行軌道上，二旁是月台，就是多數巴黎地鐵的規格。

論昂貴，巴黎下地一趟要1.3歐元，合台幣五十元，已叫我心疼不已，倫敦更誇張，一入站就是1.6磅，台幣100元呢！真叫人氣惱，看清地圖後就寧可走長長的路，不用私營化後員工乘客都抱怨的大眾運輸工具了。

但二個地鐵站一致的是，大型廣告看板都週週更新，以及賣藝人。巴黎的 地鐵看板規格一致，每週一早上，就有工人一塊塊剝下舊塑料海報，拼圖似地再潻出新的一張來。其中不乏搧情傑作。倫敦地鐵的廣告則規格不一，沿著電扶梯的，很多是一系列幾乎一致的系列廣告，候車站則類似巴黎，還有在隧道牆上的，要更新可真不方便了，約莫工人得半夜工作呢。

賣藝者出現的頻率，巴黎可能高些，除了定點演唱的，還經常上車唱二段立即收錢，規模陽春些、機動些，白人黑人東方人都有，拉琴的、彈吉他的、打鼓的、跳舞的……應有盡有。一回還遇見一名白種中年婦女，竟攜帶手提式卡拉OK，就站在車門邊如泣如訴地唱起旋律十分老式的歌。

她的聲音極輕柔，有點年紀的些許滄桑，透過有迴音效果的麥克風，又襯著廉價的電子琴混著節奏器的伴唱帶，整個車廂都有點泛黃的舊日情調，因為蒙塵而有點悶。連唱了二站，她俐落地收起手提伴唱機，也沒拿個小杯子之類的容器向大家募點款，竟是沒事人般地逕自找個位置坐下，回復成一名尋常乘客的模樣。

我看得目瞪口呆，猜想她是不缺錢，缺聽眾。自娛娛人。

倫敦的賣藝者正式些，很少看到落單一人的，多半音響、麥克風、樂器都會準備妥當，二人搭擋最多，也沒見過直接上車唱了要錢的。

遊民與乞討者

遊民多。大城市大抵都一樣。破舊的、骯髒的衣服，滿臉的鬍渣。倒是巴黎與倫敦的乞丐有明顯不同。

巴黎街道旁蹲坐著放個小杯子乞討的，多半是印度、中東、或非洲來的中年女人，身邊還牽著個小孩。大冷天就謙卑地佇在鬧區或地鐵站，有時胸前掛塊紙牌，寫些我看不懂的法文字，但猜想是孩子沒飯吃了之類，眼睛多半盯著地面，有時面無表情地安撫燥動不安的小孩。她們的背後，應是有個同樣離鄉背井的男人罷？可多半是女人出來乞討。

在倫敦，我倒是十分驚駭地遇過好幾次是眉清目秀的年輕人寫張牌子就蹲在地鐵道旁，面無表情地討起錢來。我因著不想給錢（拜託！這是資本主義核心國家，物價這麼貴，我還真不想資助貴國的年輕人呀。巴黎的中東女人比較讓我拿得出手。），總也匆匆路過，不好意思細看內容，不知是什麼樣的故事。

但一回晚上走路回旅館，路經大英博物館，就走來一個看來二十出頭的男孩，直接問我：

「你有一點錢可以給我嗎?」

「為什麼？」

「我都沒錢吃飯了，你看，」他把腳抬高，拉我到路燈下看看他幾近磨光的鞋底：「我的鞋子都快不能穿了，我還有一個小孩。」

「你是英國人？打那裡來？」

「曼徹斯特。天氣變冷以前，我與孩子一定要有錢買車票回曼徹斯特。倫敦太貴了。」

我不好意思再追問下去，不該利用人的需要進行田野調查，更何況，我並不打算給太多錢，我想他們有失業津貼、社會福利，他是白種人，應該不致於太慘。

我翻出錢包，掏了些銅板給他，幾近道歉地說：「對不起，我也沒什麼錢，就這樣好吧？」

他無所謂地接下。不知會不會再找下一個對象。

後來問來倫敦讀書的俊宏，他也是缺乏田野調查的，唯獨猜想多半年輕人從外地來倫敦，還是領有救濟金之類的，乞討不過是順道賺點零花吧。反正也找不到其他工作。

博物館

巴黎有一流的美術收藏，質量皆好，又頂會炒作「名畫」身價，相關商品一路賣，門票與複製品銷售，就足以吸引每年上百萬的觀光客甘心掏錢。

英國的博物館、美術館則泰半是免費的，館內四處附有DONATION的捐款箱，告訴你這是為了維持這麼好的館繼續營運下去，還會好心建議你大抵上要捐 多少錢。例如，大英博物館要「至少3至5 磅」，其他規模多半是二磅或四磅，看看裡面，捐款果然不少，硬幣與五元、十元鈔都有。我則是很算帳地認定英國這個最早期工業化的資本主義國家，在第三世界殖民上百年，賺的全是我的祖先與我的血汗錢，免費是應該，我可一分一毫都不要出！

共同的特色是，巴黎及倫敦的美術館、博物館都是學生的重要教學地點。拿著畫冊一張張臨摹的，多半是美術系大學生，每天都有，養分用不完。成群來的，一種是成人教育短期課程，有老師帶領著只挑館內精品細細說，年長年少都有的學生們約二十名拿著館內提供的摺疊椅，一群群就定位討論。再一種是最多的，小學生，席地而坐，老師會針對這幅畫作解說、問答，小朋友們都踴躍發言，再各自看展時，小學生也帶著功課，多半是問答題，要在館中找答案，畫畫的功課也有，活潑又有趣，看了叫人羡慕。

歐洲國家，對歷史都極重視，建築物原本的作用、新展品的淵源，都說得一清二楚。館內也不時有和觀眾互動的小設計，如在印製廠讓你複製一張圖、或在美術館邀你利用畫筆臨摹名畫的一部份….等等。英國特別多各式歷史文物博物館，在曼徹斯特工業城，留下不少十九世紀初的老工廠，機器、成品、薪資單、老相片、舊餐具、打卡鍾….鉅細糜遺。資本主義對歷史文物收藏如此費心，當然歷史銓釋權也掌握在手中。

羅馬遺跡、埃及文物，英法競相蒐藏，我想當初是巧取豪奪來的罷，二三層樓高的大石柱、鐵門、巨大的人面獅身像、更不用說一具具重逾數百公斤的地底石棺及數千年的木乃伊，就這樣把牆拆了、把墓挖了、把門缷下…….整堆地運到英、法帝國，作極細的分類、考古、說明，在極好的空調、光線的保護下，向世人展示異地風情。逛巴黎羅浮宮、倫敦大英博物館，都忍不住有著極複雜的情緒。英國更是木乃伊的愛用者，猜想一口氣總偷來上百個古埃及貴族的屍體吧？我一路從倫敦、曼徹斯特、到利物浦，居然所有的城市博物館都一定備有一間埃及文物室，參觀焦點一定是拆了布及沒拆布的幾具木乃伊。我的天！不知道英國有多少城市還有木乃伊？

唯一要花錢進去的博物館竟是利物浦的BEATLES STORY，真是太讓遠道而來的我傷心了。到曼徹斯特探望艾斯，我與她一起過著簡樸的生活，也沒怎麼往外跑，唯一決定上網訂車票的就是隔壁的、臨海的利物浦，想那是BEATLES的家鄉，那是我的青春記憶與年少熱情，既是有機會離得這麼近，怎麼說都要去一趟，而且目標清楚，就只看披頭四。

結果整個利物浦都在賣披頭四，除了T卹、帽子、海報、籲顉圈、月曆等，還有公車專繞草莓園、便士街等歌中提過的地方，我從城市的東邊一路在細雨中漫步到西區的碼頭，結果BEATLES STORY的門票要7.8磅！我簡直因為太生氣而躇躇良久，最後什麼也沒買，決定不進去看了。

那一夜，利物浦的風大得可以把人吹著跑，我在雨中獨行，繞了整個城市一大圈，最後竟在人聲鼎沸的酒館中，睡著了。

小獸

花一些力氣剪輯電子郵件中零星的、有關小樹的片段，相片是她七個月大時，參加的第一場遊行，2001年。現在的小樹都三歲多了，正式長成一個小孩子的模樣，每每叫我驚詫不已。
開這個小版，讓檸檬桉與大樹能幫她作點小小記錄。在樟樹安靜地開花的季節，看見一個孩子，平安地跌撞成長。


親愛的大家：
原本想坐完月子可以出外走動就不再寄些喃喃自語給大家了。
可居然有人還會問起媽媽手記為何不再繼續？
（還有為什麼嗎？工作！工作！工作！）
適逢小樹滿三個月，寄些相片給大家吧，
等她能坐在汽車的安全座椅上，
再多帶她出門，提早適應生張熟魏的現實人生。

堂堂邁入滿三個月大的小樹，
總算漸次擺脫便秘之苦，尹尹唔唔愛說話得很。
昨天精疲力盡把她從保姆處抱回家後，
竟然見她準確地使用右手一舉拿掉奶嘴，
緊接著就把半個拳頭塞入自己的嘴巴。。。。
這真是太神奇了，
吸吮手指的動作竟是所有小孩的共同鄉愁，
不必學習，也沒有參考坐標，
之前更是毫無徵兆，
認識她三個月來，從來也沒見她飢渴或思念地注視過她的手，
想不到竟是隱忍許久，
直到練好了臂力才與她的手掌相逢。。。
我因為天氣冷要幫她套上手套，都不免感覺是剝奪她的幸福了。

下週要和公娼姐妹們唱歌，
會帶小樹去。
我但願她也長成一個勇敢的女人。

2001.3.12


近來比較能覺察自己的焦慮與狀態。
例如，大家都覺得有了小樹，我一定更辛苦，
這麼忙工作又多.....
而事實上，帶小樹於我，不辛苦
因為對孩子的要求，對自己帶孩子的方式都傾向隨意安全即可，
所以半夜起床泡牛奶或哄她入睡
都在放鬆的心情下進行。不累。
累的還是工作，因為成敗的壓力，不輕鬆，
特別是打仗的焦慮，怕作錯判斷，怕沒捉緊...
夜裡接連作惡夢，醒著睡著都在工作狀態。累。
事涉眾人，沒法子放鬆。

所以知道，要修行，恐怕還是得從眾人中去，
在他與我緊密關連中，還能放鬆，才不會逼得二造焦慮不堪。

知道自己的焦慮，
總算意識到了，
之前因著自己人前人後的樂觀開朗，
再累再緊張也不自覺，
多幾次被中西醫指出我的奇怪突發症狀是來自心理緊張的因素，
總也大笑不以為意：可是我真的，真的不緊張啊~
不意識，連改善的機會也沒有。
現在會提醒自己：就，不急，做不到就，算了。
不知成效如何，至少很意識著。

小樹長成一個小孩的模樣了，
六個月的孩子都愛笑嗎？她的笑像是藏著淗氣的意圖，
我總也看了著迷，覺得美極了。
與人的互動多了、能逗趣了，
我心中有小小的悵惘：
覺得她慢慢習會人類世界的應對可能就會失掉某種神秘的向遠方溝通的力量了......

小樹七月中旬後送到中壢爺爺奶奶處，
心中十分不捨，實在很想更緊密些伴隨她的成長，
每每把她帶回家就覺得幸福，
真的是，感到對她有很大的愛情，
覺得好幸運呀，她沒病沒痛沒缺手少腳．．．．．
（我的同事說：哎你這麼想也很好，真樂觀～）
這樣一個好小孩，而我有幸如此貼近她的成長。

2001.9.17


小樹現在成了個怕生的孩子，非常黏著我，
猜想是剛開始要認人時，被送到中壢爺爺奶奶家，
原本熟悉的人事物都不見了，
所以才這麼沒安全感吧？
我極心疼她，想帶回來跟在身邊養著，
但顯然不能這麼快（還要想個好理由），
就等她會走路了再說。
她極愛小朋友，餐廳裡吃著飯見鄰桌小女生她整個人就要撲過去了，
我只好放她下地，一路勇敢爬過去，
小女生都害羞了，她們全家人則友善幫我盯著小樹別跌倒了。
發現小孩子在人際關係中扮演著小貓小狗小寵物的潤滑作用，
遊行中、公共空間裡總有人放心地過來逗弄小樹而自然攀談起來，
人們多麼害怕主動與人接觸，怕被拒絕，被誤會，
小孩子提供一個無害又正當的引信：
「幾歲了？」「男生女生？」「好可愛呀」.....
因為小樹，我總算與居住的巷子的人們熟識了些，
鄰居的孩子們總在玩樂中順口問我：「小樹回來了嗎？」
我認識了小朋友，緊跟著才知道了他們的父母，
這才有住下來的感覺了。

這二天冷，沒車子去接小樹，心中十分掛念她，
每次送她回爺爺奶奶處，她淚眼汪汪的模樣，
（約十天去接她回來住上四、五天）
我總想她一定覺得為什麼我總是一轉眼就不見了，
彷彿背叛了二個人之間無以倫比的親蜜.....
她滿一週歲了（12/11)，漸次脫離一隻小獸的狀態，
開始有社會化互動的能力，甚至開始聽得懂你的話與情緒，
我心中偶有小小失落，覺得她要逐漸失去為所欲為的狂野本性了。

有時走在街上四望都是小孩，
心中忍不住會想「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對一個母親來說，真是很自然的事。

2001.10.28


小樹已經會走一些路了，但生性懶惰不太願意走，
她是一個很會裝模作樣的小孩，
經常策略性的撒嬌或裝哭想引起愛憐，
但不太成功乃致於成為有點討厭的模樣，
作為母親，我十分慶幸還有人記得祝福她，
但願所有的祝福都實現，
2002.2.8

我是有了小樹才了解養小貓小狗的人的心情，才得以與他們的主人平起平坐，心意交流。
就說些小樹的事吧。
那日到朋友家，見朋友的女兒說話甜稚可人，一派彬彬有禮，
我打心底喜歡著、讚嘆著：好可愛呀。
可也同時警覺只小了六個月的小樹簡直還是個野人，
完全無法溝通，拒絕學習任何人語，只管尹尹唔唔自說自唱自叫，
我不免擔心小樹其實是聽力有問題？
測試幾次，勉強同意她聽得到，但此小獸的我行我素看來也只能順著她去了。
當然專家們都認為小孩要多刺激、提早學習，心智才會開發得全，
我倒是想，就這樣吧，她一輩子要說的話還怕少了嗎？
唯一要挑戰的，恐怕是若果自小被讚美聰明的我們，
就是生了個駑鈍、不聰明、反應慢、平庸不出色的孩子
（而且好努力想考好一點，但就是背不起來。而且理解力真的不好。），
要能真心誠意欣然悅納，不急著想改變她、刺激她、為她加分等等，
這才是大課題呢。
我一定要小心自己千萬別成了那個要小孩滿足自己欲望的母親。
真的要小心啊。
只要我記得，初生的孩子們曾經（我必須相信不會是永遠）給了生養她的人
多麼無與倫比、無評價、無條件的巨大愛情啊，絕對的信賴與接納。

經常，我觀察著小樹以及我自己。
好好玩的。
面對孩子沒有壓力的我，以及面對工作憂心忡忡的我，
也要小心自己會為了無法面對工作上的挫折，
而以「母職」（這可不是天生自然的）合理化脫逃。

2002.3.5


小樹是脾氣極壞的流氓樹，
帶她到開會的、喜晏的、遊行的場合，
她用力抗拒所有大人示好的擁抱，
只張開特有的雷達快速偵視是否有小孩在場，
風一樣疾步去握孩子們的手、摸孩子們的臉、尹尹唔唔說孩子們也不懂的話，
經常被拒絕被推倒被害怕的躲開也不以為意。
我觀察著她，也觀察自己。

2002.11.12


我剛出國時，據說小樹完全不找我、不問我，
我電話打去，她很是俐落：「媽媽！.....」伊伊哦哦一堆各說各話，然後：「拜拜！」十分乾脆。
渾然不覺我的不在身邊。還與我有說有笑。
可現在，二個月了，她開始生氣了，
電話中，一旁的大人急聲催她：「叫媽媽，叫媽媽...」
我聽到一片死寂。好幾次，她拿雙手捂住耳朵，裝死。
我想她是生氣的，氣我為什麼不見了。

說理說情來補距離，是大人的事，
小孩子如此直接、清晰，愛恨分明

2003.11

我在河右岸與極左派相遇

20031029

週三才連絡上的法國同志尚皮耶，本週人碰巧不在巴黎，可我下週便出國，不想關係放太久，今天便告假三小時，主動登門拜訪，與另一位老先生凡沙碰面。

一出地鐵站，便見一堆黑人圍在出口大呼小叫，像是對來客吵架，可也沒見什麼衝突，嘈雜聲一波起一波平，不知是何用意？問了凡沙幾次，他似乎覺得沒什麼重要，我執意再追問，他才說是這一帶大多是非洲來的移民，往他們辦公室的沿路上開了一整排理髮廳（有沒有？就是那種專給非裔女人編滿頭辫子的那種，很費功，但是非洲女人很重要的行頭，自己是做不來的。），這些人全是在地鐵站專對黑女人拉客的。我回頭數數，起碼有十個年輕力壯的男人站在那裡，來自不同的店家，一整天就做這件差事。可想而知效果有限，工資也定然低廉。失業率高漲的非法移民……

[@more@]

我想起龐畢度前賣唱的楊大哥，向我提起那個溫州來的茶店老板近日介紹給他的中國女人，來了三年了，天天在巴黎郊區的工廠累個半死，房租都付不出來，法文一句也沒學，很多啊，這樣的中國移民！又何止是中國移民。這條街是非洲街，再過去，是土耳其人聚集處，再過去，我知道，那個上週五遇見的阿爾及利亞人帶我走過，入夜後整條街都站滿了阻街女郎，泰半是有色人種。

老先生一見面便請了我一頓便餐，我客氣地請他代點，結果來了一盤一碰便散成一團的半燒焦碎肉塊，及一堆炸薯條，一滴醬汁也沒有，我這麼不挑食的人都覺得乾澁難以下嚥。更氣惱的是老先生為自己點的牛排是淋上黑胡椒醬，有熱騰騰的燙青菜，我倆共用的麵包還可以沾著菜汁吃！（價錢應是差不多。我真不敢相信他為我作的決定。）他慢慢吃掉最後一塊麵包，喜滋滋地說他去過香港，至於中國，他們必須很小心地連絡，中共看管甚嚴，我想下回可以向他要更詳盡的連絡網。

總算進了ILC兼同一批人於1991年成立的workers party工人黨的辦公室，立刻知道他們是多邊緣的團體，從座椅及電腦數來看，工作人員大概頂多三、四個，檔案資料甚且不多，沒有布條、海報、相片、旗幟等可以顯出戰鬥性的配件，當下也十分冷清地只有我與凡沙。

我快速巡視一圈，掏出之前東問西問拼溱起來的有關法國左右政黨及工會座標圖，決定在短暫的停留期間進行歷史訪談。老左派總是有故事說。

果然他從1917年的蘇聯革命開始說起，一國社會主義的史達林與不斷革命論的托洛斯基，布爾什維克黨分裂，哦，原來布爾什維克是「majority 」的意思啊？中文該翻作民眾黨才是，大學聯考時多難背啊……可這些資料書上都有得讀，我關心的是一個人的轉變歷程。老先生反倒不多說了，1945年，中國革命，整個法國、歐洲都受影響了嘛，他當時是學生，成為共產黨很自然，彼時法共很強。

我想著法國共產黨去年得票率只有8%，且近年來每況愈下，原先執政的社會黨也在去年總統大選失掉政權，還是要追問他：「1945到現在超過半世紀了，為什麼很多人都變了，你不變？」

他轉過頭來興味地看著我，半晌，慢慢地說："I'm willing to change if capitalism changes."

他站起來，到倉庫裡拿了一疊文件給我，包括二本紅皮的、封面標示鐮刀與鐵錘的圖樣的第四國際理論雜誌，說等我英國回來，再告訴我更多的事。

我在自己拼湊的左右座標圖上找不到工人黨。

回到位於巴黎昂貴地段、近凱旋門及香舍麗榭大道的實習單位，再問，沒有人聽過工人黨。唉，真是一小槎人啊。…….啊，不！我的法國朋友保羅一直自視為基進左派，不可能不知道。我快速翻出保羅之前寫給我的幾個政黨名稱，PT在最左邊的位置，我再查看法國同志的資料，PT原來就是工人黨！之前，我的另一個諮詢對象、同一辦公室的研究人員荷皮耶曾在我的座標圖上，把最左邊的PT反射性地刪掉，笑著說：

「這個不必放，根本沒有影響力！」

我現在串起來了，左右一條線，PT在極左，往右數，還有LO.LCR（什麼意思？我也不知道！）二個小黨，再來是喊得出名號的共產黨、綠黨（也有人說綠黨比共產黨還要左了。）、社會黨、現在執政的共和黨。可我在法國，不管是開會認識的，還是走在路上遇見的，只要是反對共和黨的人都說自己是左派，再往下追問，其實都是視自由經濟市場為必然，但強調社會福利就覺得比右派還左。

一個在巴黎待了三十年的英國記者，和荷皮耶露出一樣的笑容：「哦，托派啊，他們是極左!」他使用「far left」的字眼，左手誇張地揮向大老遠。

怎麼想像呢？五０年代共產黨風潮襲捲歐洲，那是什麼樣的社會氣氛？

至今，凡沙還是覺得史達林關起門來搞社會主義到後來蘇聯瓦解是自食惡果，中共當然也好不到那裡去。那麼古巴呢？他覺得古巴太小了，沒影響力，沒太大作用，怪來怪去，還是要怪史達林。當然，這是二個非英文系的人使用不熟悉的語言，在短短一個鍾頭內的交談，太淺短，不完全。還需要更多的補充。

但清楚的是，1981社會黨密特朗執政，左傾的人就澈底失望了。來自四個系統的人，包括社會黨、共產黨、工會（含CGT. CFDT.FO三大總工會，全是ICFTU的盟會）幹部、及托派，開始醞釀要組黨，直到1991年成立工人黨。凡沙下的定義是：工人黨是提供一個堅持階級鬥爭為核心的結構framework，以免失去我們的理想。

對照著政黨座標，我還有個工會組織的政治傾向左右圖，但凡沙覺得這不太具意義，每個工會都有好有壞，很難說誰是一定保守或一定基進，他們以特定議題為合作對象（所以醒之參加的那場大會，就是他們與美國總工會合作的），至於ICFTU，凡沙認為，實質上，ICFTU已經是世界最大、最有力量的國際工會組織，看領導班底是誰，有好的政策當然還是支持的。哈，這樣聽來，倒很像我們的等比結盟，只是角色互換。

啊，我真希望有機會參加一場動態的活動，老是問與答，一點真實感也沒有。我渴望看見人在集體中的行動與互動，我渴望使用直截的經驗感受而不是分析後的理性思考。

跨國企業與罹癌女工─RCA在台灣造成土壞、水源、工人受害的污染案例

笨麻雀的故事


我太太從高中畢業後就進入RCA工廠工作。沒想到在1990年，工廠因為經濟不景氣財源縮編為由而資遣她，她就留在家中照顧小孩。在劉文瑄（我三女兒）出生約四個月時，忽然小孩的肚子股起像籃球一樣大，經醫生診斷發現了肝母細胞瘤。

之後，就是連續三年的開刀、化療，劉文萱變的非常瘦小，只剩下皮包者骨頭，我們看了非常心疼。最後爆發猛暴性肝炎並引起多重器官衰竭而死亡，結束了三年的小生命，並開啟我與我的妻子都無法擺脫的遺憾與心碎。

[@more@]

在小孩去世之後，我非常著急我太太的身體健康，要她去做健康檢查。檢查報告出來得知我太太已經患有乳癌，而且已經是末期了。立即決定開刀去除癌細胞，又再未來的三年中，定期做化療。後來，她已由原本的乳癌轉移為骨癌，在一次次的化療中，沒有了頭髮，沒有了強壯的筋骨，就連肉也被化療的後遺症摧毀了。對他來說每次的動作，都是一種折磨。在最後近半年，她必須靠嗎啡才能止住突如其來的巨痛。


從醫師那得知，我的小孩在母體中已經感染癌細胞，出生後餵的母乳也是原因之一。我的內人1995年時檢查已經是乳癌末期，請你想想從初期至末期，需多久時間？是不是在RCA工作時就患有癌症了？我及我太太家至現在為止，除了她及小孩之外，沒有人罹患過癌症，她的祖母90幾歲了，還身體健康。


她為工廠工作11年（1979年至1990年），是做物料管理的工作，每天必須在密閉的空氣中，在用過的各式棄置裝膠及有機容器的桶子中工作。那時她還和我講一個笑話：『工人會把廢棄的桶子搬運進來，有時迷糊的麻雀跟著跑進來，因為空氣非常的糟糕，加上強力膠及塑膠原料的氣體充斥，所以很快就會抓到麻雀。我們把麻雀抓住後，放到桶子的洞口，沒兩三分鐘就翹辮子了，它們真笨。』當時覺得很好笑，現在我一點都笑不出來了，我應該立刻就叫她不要去上班才對。她時常說，樓上的管理人員還要從外叫蒸餾水喝，也不同她們吃廚房煮出來的飯及茶；他們還在廚房井水不遠處挖一個洞倒有機溶劑。


在她工作的那段期間是台灣經濟奇蹟的年代，她把青春歲月都貢獻在社會。還有用時，拼命榨取，沒有能力再貢獻時，卻沒有任何人想到她。工廠不承認是他們的疏失，還說RCA員工沒有地下水；勞委會不承認是職災，一直在做研究，非要證明因果關係才能有所補償。那時沒有健保，看病醫療非常貴，龐大的醫療費用，豈是我們這樣的人付擔的起的；就在健保實施之後，相關癌症藥品、醫療還是必須全額自費。


曾經聽說：窮人只能生小病，因為有健保，只有富人才能真正生病。我覺得我就像是被社會遺棄的人一樣，沒有人關心我，也沒有人肯定她對於台灣經濟的貢獻，她的存在似乎與這世界無關了。


─2001.1 劉邦助口述，工傷協會張雅婷整理


廠外公害污染，廠內職災工傷


跨國資本全球流動，美國無線電公司（RCA）來台灣設廠二十餘年，違法挖井傾倒有毒廢料、有機溶劑，留下永久污染的土地、水源，以及死傷逾千名工人的職業性癌症！


三十年前台灣經濟快速起飛時，外資大量進駐，美國電視機、錄放影機、音響等家電銷售第一的RCA公司於1970年來台投資，分別在桃園、竹北、宜蘭設廠，全盛時期員工達二、三萬人，曾多次獲台灣外銷績優廠家第一名，並被台灣省政府選為模範工廠。直到RCA台灣電子廠於1992年停產遷往新加坡，統計前後受雇於RCA廠的台灣工人約有十萬人。


1994年，台灣的立法委員揭露RCA桃園廠區的高污染問題，造成附近居民罹癌率偏高，震驚全台，RCA也儘速幫桃園廠鄰近的居民遷設自來水[1]。1998年，台灣工研院針對RCA公害的研究報告顯示，離RCA廠區二公里遠的地下水還含有過量的三氯乙烯、四氯乙烯，超出飲用水標準的1000倍！之後，已離職多年的RCA員工陸續傳出逾千人罹患肝癌、肺癌、大腸癌、胃癌、骨癌、鼻咽癌、淋巴癌、乳癌、腫瘤等癌症，專家指出，RCA員工的罹癌率為一般人的20~100倍。1998年二月，台灣環保署確認RCA桃園總廠為「永久污染區」[2]，地下水的污染永遠無法恢復。


2001年四月，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3]根據RCA員工自救會[4]收集的傷亡名單、勞委會RCA案研究的名單進行比對，再加上電訪、面談後，已知二十餘年來曾在RCA廠任職的員工中，共有1395人罹患癌症、其中有226人已因癌症死亡，此外尚有百餘人罹患各式腫瘤。若再將眾多失聯員工以及RCA廠附近居民也估算進來，其數字更是超乎想像。


三氯乙烯、四氯乙烯，在科學上稱之為DNAPL，比重大於水、溶解度很低，很難予以清除，形成永久性污染，但因具有揮發性，常被使用於電子工業、乾洗業、航太業等，對人體的危害，則藉吸入、接觸、飲用等途徑。1987年的國際癌症研究中心（IARC, International Agency of Research on Cancer）的專論報告中，已指出足夠的證據證明，三氯乙稀、四氯乙稀對腎臟癌、肝癌、血癌、乳癌、肺癌等具有顯著性的相關。


這些致癌的有機溶劑，可透過呼吸、飲用水、或暴露在空氣中，經由皮膚等途徑，進入人體，長久以來，會引發肝、腎等臟器及精神神經、血液方面的損害，相關的各式癌症更是仍在研究調查中。


RCA桃園廠內，提供給近一萬名基層員工的飲水機，都是直接抽取地下水、再經簡易過濾。而在辦公室的白領主管，則另外購買蒸餾水飲用。廠裡的老員工至今回憶起來，都感慨地說：「難怪那些外籍主管都喝礦泉水，只有我們這些傻工人，天天喝毒水，住在廠裡，吃在廠裡，連洗澡的水都是有毒的！」


與毒為伍，人不如土


一位曾目睹同事傾倒廢料的RCA員工阿信表示：「我記得在我剛進公司的時候，1970年初，幹部直接就叫作業員或工廠裡的小弟把難聞的廢溶劑在廠房外面的地上。剛開始，倒廢料的人都沒有戴口罩，後來因為受不了那種氣味，都帶上口罩。而且公司生意越來越好，廢料也就越來越多，公司後來乾脆挖坑來倒，我想很多人都知道而且都看到這些事。」


根據RCA專案調查小組的環保專家表示，ＲＣＡ當年就是用三氯乙烯及四氯乙烯當作清潔劑，來清除生產過程中的髒東西。工廠為了節省回收成本，剛開始將用過的清潔劑直接傾倒在廠區，後來因為數量越來越多，就用馬達打到地下去，或是挖洞掩埋，日積月累，這些溶劑漸漸滲透到地下水裡面去，污染地下水。（孟維德，2000）


參與RCA自救會行動的一位資深領班，表達了和許多員工類似的看法：「公司製造污染並不是因為財務不良，沒有錢處理廢棄物，而是為了省錢和省事，好降低生產成本，保持自己的競爭力！說實在的，整個污染事件政府要負很大的責任，政府過於縱容ＲＣＡ。我覺得ＲＣＡ是利用政府的軟弱，員工的無知，才可以這麼大搞污染，你想想政府不管，員工又不知道污染的厲害程度，公司為什麼要花錢來處理這些廢料？反正是過路客，錢賺飽了就走人，誰管你員工和附近居民的死活。」


RCA在台期間，先後被奇異公司、湯姆笙公司併購接手經營。這些大有來頭的跨國資本，前者是台灣核四廠核島反應爐八十億美元工程的承包商，後者更是生產國防設施、醫療器材、半導體、通訊等尖端科技產品的大軍火商，台灣國防史上最大的軍購弊案拉法葉艦，就是法商湯姆笙集團的產品。RCA有這樣的超級大資本作後盾，員工達五萬五千人，分佈於全球45個國家，產品廣銷一百多個國家。


在台灣環保署的壓力下，RCA資方曾於1996年進行桃園廠區土地、及水源的污染調查，並花了二億多新台幣整治桃園廠區的土壤污染[5]，而罹癌員工逐年增加，每年都有人因癌症過世，卻哭訴無門。老員工們一提及此事就忿忿不平：「人不如土！」


從資本的邏輯來看，當然是人不如土！土地是可增值、可販賣、可再利用的「商品」，以RCA桃園廠來說，湯姆笙公司出售廠址前已登記土地變更，以商業用地１６億新台幣的價格賣出，當然後續的調查與整治也圍繞在土地污染上。而受到傷害的員工、居民呢？反正流行病學的研究永遠是屍橫遍野後才累積出可比對的「發生率」數據，等到因果關係的確認出爐也許是二十年後了，屆時要求償，又有多少人負擔得起跨國官司的高昂費用？


諷刺的是，RCA近年來在國際間大打環保形象，強調保護地球資源，所有家電產品實行「產品再生管理計劃」，儘可能使用還原再生利用的物料，且績效卓越。然而，在台灣，我們看到的現實卻是，為了節省環保成本，超大資本的跨國企業卻直接挖井傾倒廢水，地下水源破壞怠盡，不知情的工人日復一日與毒為伍，接觸、吸入、飲用致癌的有機溶劑。


女性勞動者與工業污染


多年來，在台灣RCA電子廠工作的女人們，有一個共同的秘密：月經失調、提早停經、流產、死胎、卵巢長瘤、子宮出問題。每隔一段時間，生產線上又有人請一兩天假，女工們私語著大概不是經痛就是流產吧？養不住小孩的身體、難以安胎的子宮、不到三十歲就停經，這麼私密的事，怎麼好意思公開說呢？像是犯了錯，各自著急、傷心、怪罪自己。直到1998年，RCA員工集體罹癌的新聞一點一滴地被揭露，女工們在一次又一次的抗爭行動中聊起來，才知道彼此都有過一兩個留不住的小寶貝，還有人孩子生下來就帶著癌……


六０年代，台灣經濟轉型，以優惠稅賦、低工資、無環保法令規範土地使用….等條件，政策性大量引進外資設廠。大批廉價、好用、勤快的農村少女進入工業區。九０年前後，隨著台幣升值、東南亞及大陸等更優沃的新興投資環境，我們看到年屆中年的關廠失業女工走上街頭，控訴三十年春青血汗領不要退休金的悲哀與憤怒。（2000，顧玉玲）在此同時，爆發了已關廠的RCA桃園廠址，土地及地下水遭三氯乙稀、四氯乙稀的嚴重污染事件，以及逾千名女工罹患職業性癌症，工業污染與女性勞動者的關係，才正式浮上檯面。


1970年，RCA自美國本土開始轉向第三世界設廠，台灣之所以被優先考慮，最重要的原因就在於台灣實施九年義務教育後，提供了大量中學畢業、年輕、勤快、廉價、手指靈活纖細的女性勞動者。（Jefferson Cowie，　　）在台灣RCA桃園廠，大批從農村或都市邊緣入廠的女工，晝夜不分地三班輪值。公司有數十輛交通車早晚分批接送來自眷村、鄉村的少女，另外還在廠區週遭建了九棟女生宿舍供中南部來的女工住宿，吃、喝、梳洗都是同一區受有機溶劑污染的地下水。


2001年起，工傷協會協同RCA罹癌工人組成自救會，展開系列抗爭。病歷上，鼻咽癌、大腸癌、乳癌、肝癌、子宮頸癌….等罹癌者幾乎都以女性居多，雖說廠內百分之八十為女性勞動者，但男性技工也不乏工作十幾、二十年的，為什麼得以倖免？


年資18年的技工吳志剛說：「一天八小時的工作，我們這些有技術的男工多半是在整個廠區走來走去，很少固定在一個地方待太久的。密閉式工廠空氣不對流，吸氣罩又多半沒作用，有機溶劑味道這麼重，誰受得了啊？」


與吳志剛在RCA認識結褵的老婆，年資11年，卻早被檢查出兩側的卵巢癌。更不用說，那時配合加班、住宿的多半是外地來的女工！


我們查了物質安全資料表，才發現電子廠中染整、清洗、電焊時常用的有機溶劑，竟會藉吸入、飲用、接觸對人體產生慢性長期的傷害：三氯乙烯會導至女性月經不規則，四氯乙烯則會使子宮頸癌的比例增加，之後台灣勞委會的研究調查更顯示：RCA員工乳癌的發生比率嚴重偏高。


RCA來台建廠的過程，其實就是「全球化」的先驅典型。資本主義核心國家以開發中國家為小型加工廠，節省勞動與環保成本，加工後產品再回銷母國及其他國家，賺取鉅額利潤。而在RCA職業病案例中，我們更可以清楚拉出一個性別的軸線來看。整個資本主義的國際分工架構中，早已將初級電子業慣用的上萬種有機溶劑可能導致的人體傷害，遙遙鎖定發展中國家的女性勞動者；而在RCA廠內的性別分工中，負擔勞力密集生產線工作的女性勞動者，更直接成為第一線的污染受害者。


失職的政府與傲慢的科學研究


1975年6月起至1991年5月間，勞委會曾對RCA桃園廠進行勞工檢查8次、輔導2次，且每次檢查結果除了有違反「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之相關規定，亦有違反「勞工健康管理規則」及「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等情事，一直到關廠前，該廠仍有9項違反「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



1998年，台灣監察院針對RCA事件進行調查，在糾正文中明白指出勞委會「每僅以函請改善處置，致影響該廠勞工日後健康，實未善盡政府保障勞工之責。」而勞委會、衛生署、環保署等相關單位僅對土壤、地下水的污染進行調查整治，卻對員工、居民的罹病狀況置之不理「顯有疏失」 ，要求相關部門「檢討改善」。


但多年過去了，台灣政權早已從國民黨輪替至民進黨
[6]，但從舊政府到新政府，罹病工人仍面對職業病鑑定未果、生活照顧沒有著落、訴訟經費沈重、極需追縱健檢及醫療補助的多重困境。RCA事件發生以來，台灣政府自詡為「公正的第三者」，但政府真的沒有任何行政責任嗎？


如果當年勞委會採取有效的行政措施，積極落實勞檢，督導RCA工廠進行改善，環保署也善盡督導事業廢棄物管理職責，制止RCA公司違法傾倒廢溶劑，那麼哪裡會有今日的RCA事件呢？當年行政單位的失職，今日當然要積極地做「事後的補救工作」--提供RCA員工生活補助及健康照顧，並由國家代位求償，為RCA罹癌員工跨海向GE及湯姆笙公司追討補償。


1994年爆發了RCA污染案後，台灣環保署及勞委會分別進行當地居民及RCA勞工的研究調查。其研究結果顯示，RCA女性受僱勞工罹患乳癌與卵巢癌之癌症比例罹病比（PCMR）有顯著增高（2001, 勞委會），且造成當地居民罹患全癌症和肝癌之死因標準率比（SRR）也有顯著增加的趨勢（1998，環保署），而其原因與環境因素有關。


環保署的第二期研究報告（2000，環保署）指出，儘管經過多年整治，地下水遭有機溶劑污染的程度並未減輕，而水中還含有確定為人體致癌物的氯乙烯與極可能致癌的三氯乙烯和四氯乙烯，造成當地的致癌風險率高達千分之三（可接受值為萬分之一到百萬分之一），非致癌風險率（導致其他疾病的風險）也高達16.9（可接受值要小於一）。研究還發現當地男性居民的癌症及肝癌死亡率有逐年增高的跡象。可見RCA廠造成的污染已經對工廠員工及附近居民的生命健康造成極大的威脅。


由於員工資料已被RCA公司帶回美國，且關廠十年後無法重建工作現場，台灣勞委會的第三期研究卻以所有曾在RCA工作過的員工為對象，並非針對直接會接觸有機溶劑的部門進行調查，最後即草率地顯示：癌症成因「與工作暴露並無顯著相關」（2001，勞委會）。美國GE公司即以此報告，對媒體表示台灣政府已認定RCA員工的癌症與工作無關，公司無須進行賠償[7]。


事實上，「與工作暴露並無顯著相關」並非表示與工作無關，只能說是研究方法不足以證明相關。監察院報告早已指出「三氯乙烯及四氯乙烯等有機溶劑，該等物質對人體雖無充份資料證據顯示有致癌性，但仍能產生毒性作用及慢性作用之傷害，或具致癌及產生其他病變之催化作用。」而RCA多重有機溶劑致癌的相關研究，勞委會卻一再以流行病學研究不足、本案事發久遠、現場無法重建、病歷取得困難等問題，遲遲無法為受害員工作出職業病鑑定。勞委會後續的研究調查也完全沒有工人的健檢追蹤！RCA員工就像白老鼠一樣，在台灣貧脊的職業病醫學裡，成為實驗品，卻找不到生路。


從台灣的工業發展史來看，1972年，同樣是美商投資的飛歌電子淡水廠，就出現了台灣第一宗大型集體職災，造成多名女工傷亡，導因就是三氯乙稀！彼時正是台灣大量引進外資、以出口外銷導向，賣力向「經濟起飛」邁進的年代。飛歌事件暴露了台灣在勞動安全法令上的嚴重不足，乃致催生了1974年實施的「勞工安全衛生法」。時隔三十多年，經濟奇蹟的代價一一浮現：犧牲的竟是台灣工人的血肉性命！


職業病的認定要在流行病學研究的基礎上進行，而電子業相關的有機溶劑對人體的危害項目繁瑣，且耗時。日本的水俁症在政府的追蹤調查下，整整花了十二年才證實是職業病，但在證實前受害人的基本醫療、生活都受到政府的照顧。以韓國1987年爆發的日資源進化纖廠工人罹患二硫化碳慢性中毒的職業病案例來說，韓國的地方法院就在欠缺流行病學的因果關係證明下，仍判定工人的職災補償，並在官方大力挹助資金下，由自救會主導配合醫學界成立基金會，進行長期的追蹤調查。


台灣的流行病學研究才剛起步不久，而化學產品的迅速增長，已遠超過我們對其導致疾病的認識。根據聯合國在1981年發表的聲明中指出，估計至少需要八十年時間來進行適當的試驗，才可確定目前在廣泛應用的大約五萬種化學品對健康的危害。很現實的是，RCA員工每年都有人癌症死亡，根本等不了科學研究的十年、二十年！更現實的是，台灣的職業病官司訴訟，多半要求原告（也就是受害人）進行舉證，在相關研究不足、現場已被破壞怠盡、生產資料掌握在被告（雇主）手中的狀況下，對受害者更是難如登天。換言之，沒有政府的協助，要受害人自行舉證、個別鑑定，根本是不負責任的說法！


社運全球化對抗跨國資本


跨國資本從北到南、從已開發國家到未開發國家的移動，環境污染、工作傷害也就如影隨形。站在生產第一線最先犧牲的，就是勞工的血肉性命！


　　RCA將已污染的桃園廠土地於1990年賣給台灣長億集團。但同樣是跨國資本下的受害者，長億集團卻可以透過金融機構的抵押借貸，獲得遠高於其購買土地的利潤；而罹癌勞工則因為RCA資本早已撤離台灣、以及台灣司法制度的高額訴訟費用[8]、及職業病認定等阻礙，欲獲得賠償是困難重重。在跨國財團的壓迫下，本土資本家還有國家協助度過難關，本地小工人只能結合社會運動的力量，自救找出路。


工傷協會協同RCA工人自救會展開一系列抗爭行動前，除了密集與罹癌工人開會、討論，更邀集台灣跨領域的NGO進行大規模的串連，先後邀請了環保、人權、司法、性別、勞工等NGO共同為這個案子共同努力，並召集百餘名大學生及81名義務律師參與訴訟的準備工作，累積四百餘份個別工人的勞動史及疾病調查。而RCA工人一次又一次抱病走上街頭，從立法院、行政院、監察院、勞委會、經濟部、外交部、環保署、到美國在台協會、及法國在台協會，接連不斷的行動抗爭、公聽會、及記者會，獲得台灣工人團體的大力聲援，使RCA女工罹癌案成為一個全台灣社會關注的焦點，並促成相關環保、勞動法令的訂立。[9]


系列抗爭雖然引起台灣社會對環保、職災議題的重視，但對於跨國資本卻不造成絲毫威脅。RCA的生產線早已移到比台灣更廉價的泰國及中國，留在台灣的RCA公司幾乎沒有財產，也沒有負責人，受害工人的抗爭根本打不到跨國資本的要害。


跨國資本的全球化流動，使這個案子勢必要拓展海外NGO串連，及國際媒體的注意，才能昇高對RCA資方的壓力。工傷協會與RCA自救會經過多次討論，決定到美國收集相關資料、拜會相關單位，進行為期二週的跨國求償之旅。之後，由工傷協會統籌安排，從找資金、連絡相關團、翻譯文件資料、剪接RCA說明錄影帶都動用了海內外各地關心本案的朋友共同協助，包括台灣的西北航空工會、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外交部、勞委會，以及在美國的南加大、柏克萊、紐約大學的留學生及華人團體、以及AFL-CIO、SVTC等美國團體的幫忙，讓小工人的越洋討工道之行，在有限的經費、無限的熱情下，正式展開！


2002年五月，由工傷協會的組織者協同RCA自救會二名代表，遠赴美國展開為期二週的拜會行程，自西岸加州到東岸紐約州，共計有12個拜會行程、2個公開座談及演講、以及4個正式記者會，尋求美國勞工部、國會議員、美國總工會、GE工會、環保團體、進步學者及在美的台灣留學生團體的支持，也獲得GE工會在記者會上公開聲援台灣工人的求償行動，為未來長期跨國抗爭作準備，促成在美國國會召開聽證會。目前，由於RCA已將所有資本撤離台灣，自救會也已決定到美國打跨國官司。


縱觀台灣RCA運動的抗爭策略，基本上是賠償找資方、照顧找國家。在台灣本地藉著要政府負擔照顧工人的責任，暴露台灣政府在經濟、司法、及勞動政政策上的缺失，引起討論與改革。另一方面，為保護受害者的權益，由社運團體協助整理、收集RCA員工的病歷、口述歷史、及影像記錄片，作為國際司法訴訟的重要證物，要求GE、thomson等跨國公司，負起企業責任。


在資本全球化的趨勢下，社運更要跨國串連。以RCA的例子來說，勞工、環保、司法、及人權團體要密切合作、分進合擊，而跨國界的社運串連，更需要實質案例的具體合作，找出在地與全球行動的接合點，有效對國際資本施壓，以發展多元化的運動面貌。


跨國資本全球流動，那裡有錢賺就往那裡跑。資本優先於勞動，利潤優先於人命，同樣的市場經濟邏輯一再重演，受傷的土地就無法獲得喘息，與毒為伍的勞動者就只能註定活在恐懼中──這就是我們要的經濟發展嗎？

資方小檔案

＊美國無線電公司(Radio Corporation of America)成立於1919年，生產電視機、映像管、錄放影機、音響、及通訊產品，僱用員工約五萬五千人，分佈於全球45個國家，產品廣銷一百多個國家。 RCA大尺寸映像管產品銷售全世界排名第一，電視機、錄放影機、音響銷量均居全美第一。 59年─81年至台灣分別在桃園、竹北、宜蘭設廠，桃園為總廠，曾多次獲外銷績優廠家第一名，被台灣政府選為模範工廠。 ＊美商奇異公司(G.E)生產電機引、太空梭、家電用品，目前承包台灣核四廠中核島的反應爐與相關設備八十億美元的工程。RCA母公司已於1986年被奇異併購。 ＊法國湯姆笙THOMSON集團生產國防設施、醫療器材、半導體、通訊等尖端科技產品，台灣國防史上最大的軍購弊案拉法葉艦，就是法商湯姆笙集團的產品。1987年設立美國湯姆笙公司，1988年併購奇異旗下幾個含RCA在內的系統。

---

[1]

1996年，已併購RCA的GE公司在台灣環保署的壓力下，提供桃園廠區附近的居民一年的礦泉水，直到裝設好自來水為止。

[2]
RCA桃園廠佔地2萬9千坪，是台灣首件被列為永久污染區的案件。

[3]

以下簡稱工傷協會，成立於1992年，是台灣第一個由工傷者、職業病患者、亡者家屬所組成的NGO，協助職災勞資爭議的受害工人，並empower受害者成為行動者、運動參與者、勞教講師、及政策制定者，以集體行動、立法抗爭改變台灣社會的勞動體制。

[4]

以下簡稱自救會。1994年起，經由媒體大幅報導RCA土地污染案件，散落在各地的工人逐漸聚集起來，並透過桃園縣衛生局的引荐，由工傷協會介入協助，正式於1998年登記成立RCA員工自救會。並於2001年加入工傷協會成為團體會員。

[5]

RCA廠區受污染的土壤，全數挖起以清水沖洗再曝曬。但地下水的污染卻太過嚴重而無法進行整治，GE耍賴撒手不管，台灣政府也不再追究。

[6]

台灣長期由國民黨執政，至2000年總統大選後，首度由民進黨取得執政權，被稱為「寧靜革命」。然而，國民黨時曾由行政院成立跨部會的RCA專案委員會，雖然成效不彰，至少讓工人有個對話窗口，但2000年民進黨執政後，卻立刻取消這個委員會。之後就開啟了RCA工人一連串的抗爭自救行動。

[7]

2002年五月，RCA工人赴美拜會相關團體，曾與GE、Thomson連繫坐下來協商，GE公司即對美國及台灣的媒體表示，根據台灣政府的研究報告，RCA工人的癌症與工作無關，GE毋須賠償。

[8]

根據台灣司法制度，原告需在提出訴訟的同時繳交裁判費用。若死亡三百人每人求償300萬美元，求償金額總計9億，單是一審的裁判費1%，就要先送九百萬美元到法院！更不用提其他的二、三審裁判費、律師費、假扣押費等。

[9]

經由RCA工人的抗爭行動，突出了許多法令漏洞，促成「土壤與地下水污染整治法」公布實施，及修改「勞工保險勞例」將乳房切除納入殘廢給付。

勞動者與消費者的公共利益

（2003.5.24蘋果日報、5.29自由時報）

防疫，是一連串的勞動建構

隨著疫情的逼緊，SARS風暴激盪出整個社會先後以「公共利益」為名，對待醫院工作者前後二極化的矛盾：一面是對不合作者的全面污名化，一面是對投入者的高度神聖化。

和平醫院封院初始，護理人員的抗議行動，引發社會全面撻伐，污名化正是以「公共利益」為由，無視第一線勞動者控訴的正當性，同時也迴避了保護他們免於工作傷害，才是社會最大的共同利益。之後，隨著危險意識的高昇，院內工作者累倒、病倒的消息一一浮現，大家又開始爭相神聖化防疫人員，神聖化同時暗示著整個社會要他們「犧牲小我，完成大我」，如同母職被神聖化的結果就是逼母親繼續無條件奉獻，而而忽略資源不足以保障人身安全的漏洞。


[@more@]防疫人員的確是社會的英雄，但感謝、肯定第一線工作人員的付出，其實更要看見他們身上「勞動」的面向。所謂防疫，不單只是醫療問題，更是一連串的勞動建構：從醫護照顧者、清潔工、洗衣工、運送人員、到醫療廢棄物回收人員，是這樣一整套的勞動過程，才建立起醫院防護線，使疫情不致擴散。當整個社會逐漸意識防疫人員的安全勞動，正是公眾安全的基本前提，才會挹注更多資源，讓醫院工作者得以在安全的工作環境下勞動。也是在這樣的認識下，護理人員的工傷死亡，才會被當作是社會共同的責任，先後被宣布送入忠烈祠。





消費者與勞動者利害與共

長期以來，台灣社會習慣以隱形的「大眾」作為公共利益的指標，在許多場合，簡稱為「消費者」。而違反消費者利益，就是違背共同利益的最大公約數。和平護理人員初始抗爭時，社會大眾不滿的撻伐之聲，一如八０年代客運業司機罷工時，代表消費者的聲音嚴辭譴責司機罷工，對民眾造成行的不便，卻沒有意識到，司機要求一個合理的薪資結構，不必以搶超載、拼業績的方式駕駛，正是消費者之福。消費者的集體利益，應是與勞動者是站在同一陣線，向客運業者爭取合理的勞動條件。另一方面，受薪階級多半也是使用公共醫療、公共運輸的主力，勞動者在工作領域外就是主要的公共設施消費者，利害與共。

SARS疫情剛爆發時，當人人以取消旅遊、不出入公共場所、戴口罩等方式自保，許多在人群聚集處工作的勞動者，在業者以「戴口罩有礙美觀」為由，禁止戴口罩值勤。但隨著SARS疫情一發不可收拾，空服員、醫護人員、百貨公司售貨員等都接連戴起口罩，雖然我們都知道，這個改變主要是業者為了讓乘客、病人、顧客放心消費，但至少，將消費者與勞動者的利害劃上等號，勞動者不再只是提供服務的機器。

醫院工作者的集體協商權

從四月份和平封院以來，醫護人員感染逐漸佔了台灣疫情最大的比例，人們一方面警覺到防疫人員的安全勞動，正是公眾安全的基本前提，焦點開始轉移至口罩優先提供醫院工作者；一方面又對那些離職者祭出「陣前叛逃」、「吊銷執照」、「罔顧職責」…等威嚇式批評、責罰。但疫情嚴重的和平、長庚，還是有逾百名的醫護人員離職了。

從勞動的角度來看，個別的勞動者自動捨棄職務、年資，正是一種無言的抗議與罷工。罷工是勞動者集體行使協商權的手段之一。在勞資爭議的過程中，集體協商提供個別工作者的困境有對話的空間，也讓勞動條件有轉圜的餘地，不致出現工人失業、生產停頓的勞資雙敗危機。而和平、長庚、以及其他未被報導的醫護人員的請辭，反映的正是醫療體系中，缺乏勞資集體協商的空間，當疫情愈發緊綳，有苦難言的工作者唯有各自處理壓力、承受社會污名、自願失業，而醫院也因人力吃緊而叫苦連天。

和平與長庚都沒有工會，決策者壟斷資訊、管理、及分配，而第一線的勞動者完全沒有發聲、影響決策的空間，在接二連三付出「因公卹職」的代價後，就只有以個別的離職表達抗議。這段時間以來，院方統一的對外說法都與記者實地採訪的訊息大有出入，電子媒體上經過變聲處理的醫護人員，將第一線的真相陸續傳出。攸關醫院勞動者與消費者安危的防護衣、口罩、空調、人員配備、交叉感染、隱慝疫情…等問題，幾乎都是透過媒體暴露出來，官方、院方才緊急補充、調度。媒體儼然成為勞工申訴中心，而這正是因為缺乏工會作為勞資集體協商的管道。

SARS
下的命運共同體

醫護人力緊縮之際，重覆的信心喊話、道德譴責都是完全站在消費者本位，而無視勞動者困境的做法。防疫如作戰，當官方與院方共同決策抗疫時，應給予第一線工作人員集體協商權，了解真實的前線需求，以優沃的條件全面增聘退休、二線的醫護人員投入防疫工作，縮短目前照料SARS病患的醫護人員的值勤時間，不只提供充足的防護設備，更給予工作者充份的休息與人力支援。

藉由SARS風暴，讓所有的醫療消費者感受到與醫護勞動安全的密不可分，讓醫院工作者警覺集體協商權的重要，更讓社會大眾意識到工傷亡者是貢獻者、犧牲者，應以國殤祠之、追悼之，這未嘗不是SARS在製造人與人的隔離恐慌外，另一個積極性的作用。

互動

20030426
台日

隆隆高壓電擊截去右手右腳後，開始書寫，開始攝影，也開始畫畫。

千言萬語，無以言說，他用各種方式與自己對話。隆隆經常是悶著的，在人群中保持沈默的觀察，極敏感，又極疏離。我們在工傷協會認識好多年了，才緩慢地熟悉、放鬆、靠近。他平日來協會不主動說話，半夜裡發電子郵件細細長談，點點滴滴與我分享受傷後的一些文字與影像。

[@more@]

隆隆本人說話極簡略、跳躍、甚至是魯莽而不耐的，有時還聽不到他對事件的鋪陳，結論已硬生生蓋棺論定，我常被氣得跳腳，非捉住他耐心句句對質，把思考的邏輯梳理清楚，確認他的外傳語意和內在關注是不是一致，怕造成誤解，也怕太粗糙對待。但他的文章不急不徐、娓娓道來，細筆刻劃他看到的一切景像、人事，寬厚地不下定論，但見同情。

他的文章，我細讀，給回應。有了讀者，他寫得更勤快些，回頭看也往前眺，職災後多年潛泳的生命能量，驚淘駭浪。我是組織工作者，理所當然上了「經紀人」的角色，他的文章任我裁示、發落，如何「公共化使用」。隆隆的書寫，開放成為工傷者內部討論的材料，他參與，仍是不多話，後來，我試著把部份篇章投到大眾傳播媒體上，台日的台灣副刊登了一篇他受傷前的勞動經驗，還配上偌大的插畫，成為當日副刊的主文。隆隆把報紙丟到我桌上，拿稿費請工傷協會的大家去吃鼎泰豊。

個別的心情，可以和社會發生更多的關聯。工傷協會和黑手那卡西合作寫歌，隆隆完成了「回家」的歌詞，描述斷手殘軀從醫院裡返家的心情，家人和他都要假作沒事、沒人敢哭出聲的歷程。幽微的、無法明言的傷後的心情，至今仍不願公開拿下義肢的隆隆，使用歌聲在集體中說話。

後來，他的文字更多元了，夾議夾敘，階級立場鮮明。從一名工傷者的角度看社會，他似乎是多了一層瀘鏡，足以辨識隱藏在新聞表相下的階級差異，經紀人不時半夜接到稿子，要儘速考量適合那個報紙投書才好那時候，隆隆已是工傷協會的理事長了，他硬著頭皮在工人行動的場合拿麥克風說話，但多半是能免則免，他在一團混亂的抗爭造勢裡，單手拿著數位相機記錄畫面，事後一一寄給相關團體，偶而附上他的感言，淨是對滿頇官方忍不住的幹罵。他參與、目睹、記錄、思考、並花力氣找到表達與互動的方式，這是工傷八年後的隆隆，一步步挪動、支持並參與工人運動的方式。

現實生活中，台灣工人運動同時發展到一個可以把幾個不同社群的工人幹部、組織工作者集結起來，漸次進行一點工人自己書寫歷史的功課。這幾年，工傷協會、北市產總、與倉運聯的工人幹部組織起來，共同進行團體書寫，隆隆自然也被拉了進來。要和熟的、不熟的人對話，要看自己，也看別人，還要逐一承受大家對他的觀感與回應，這對於習慣在人群中沈默伏潛的隆隆，是一個新的挑戰。我也饒有興味地看著他用各種姿態應對團體的討論。

隆隆的文字細緻有韻，繪畫則哀傷深沈，工人與組織者讚嘆連連，隆隆不發一語，似笑非笑。被逼著給回應時，他有時簡直是耍賴：「我就沒想這麼多啊….」有時甚至是挑釁：「這全是你們自己想的！」但下一次，他的書寫會跟著細微改變。我心中暗自笑他：分明是，好想和人互動啊，偏偏出現的姿態總像是拒絕。

在團體中，隆隆的個人書寫開始與他人對話，他觀察著別人對他的文字的反應，不多說明，但我知道他張著超感度雷達，接收眾人的心意與態度，內在自有他的判斷。若閱讀者是善意的、誠懇的，不管是否理解錯誤，他進一步，繼續；若感知有人要故作解人，強自賦加意義，他撇撇嘴，退一步，旁觀。

緩慢地，我們的工人故事在集體中，一篇篇磨出來。像沿著退潮的沙灘漫走，不時驚見奇石美貝，從記憶的深海中沖刷上岸。在他與她的勞動生涯中，書寫是一件陌生的事。所以，一開始，免不了組織者會負擔起改錯字、改標點符號、分段落的工作，但幾次下來，錯別字等技術問題都不再是障礙，真正豊沛的生命故事如何真實被憶起，在生命中找出意義，甚至透過與其他人對話，還重現個別生命的共通社會意義，這個過程，才真是彌足珍貴。

工人集體書寫的源頭，要沈潛發酵成更深刻的意義，需要緩慢的速度，點滴淘洗。而我們總是忙，緩慢，多麼難。前進的速度因此隨著工運的局勢，停停走走，急不得。而來自這十幾年工人運動累積的能量，組織者與工人彼此的協同、扶持、擠壓、與信任，精彩的底層故事才一一出爐。不被記憶、不被重視的勞動生命史料，終會慢慢重見天日。

自在

20030401 台日

春天，中部沿海的農鎮，稻田二側稀落長著野百合，混雜著青草氣味。

我們抵達小娟家時都傍晚了。匆匆和小娟父母打過招呼，繞過大廳煙香嬝嬝的供桌，我們就上樓至小娟的房間休息。二年前，小娟在塑膠射出廠擦洗機台時被機器捲入，右手掌整個扭曲變形，她先是在鎮上就醫、完成最後半年的商職夜校學業，再隻身北上整型、植皮、復健、開刀、職訓。這回我與阿成陪她回家，準備次日與老板談判工傷補償。
[@more@]

入夜後，有一名老婦人上門來拜拜，我看見小娟的媽媽在拿了香東拜西拜後忽然全身抖得厲害，接著就發出尖細如孩童、快速至難以辨識的聲音說起話來。我與阿成目瞪口呆，不可思議地看著剛剛才端水果給我們吃的媽媽，轉瞬間變身為三太子跳躍抖動，回答各式疑難雜症。

小娟毫不在意地解釋：「我媽媽是乩童呀。」

她家世代居住在這個小鎮，這幾年農務愈發難以維生，小娟十五歲就選擇夜校工讀，母親則以神壇三太子附身的法事酌收一點鄰里的酬金。

親眼目睹這場宛若表演的起乩，我私下問小娟附身是真是假。

她說：「是真的呀。還會遺傳哦，我和弟弟都有點感應。可是我不喜歡被煙燻得黃黃的，沒練習，慢慢就不行了。」

「好可惜，否則你一定是最時髦的乩童！」

我想起在林口長庚醫院初識小娟，她一身俏皮的裝扮，白襯衫，黑色短裙，右手套著繃帶。在一群工傷致殘的中年勞工中，十分搶眼。

那天，工傷協會與長庚醫院肢體重建大樓的社工室合辦職災權益講座。對很多復健室的社工員來說，醫院裡肢殘、復健的，大半是工傷，可病友與家屬時時掛心的勞保、健保、職災理賠等問題，社工員都無法回應，所以就找了經常到醫院訪視傷友的我們，一起試辦講習，讓有需要的人找到資源，一起前進。

當天講習，灼傷、截肢、坐輪椅的、頭上包著紗布的 …. 來了七、八十名傷殘勞工。小娟安靜坐在正中的位置，右手才剛開過刀，左手歪歪斜斜抄筆記，年輕的臉龐，熱烈的表情。課程結束後，她留下來擠在一群爭相發問的人群中，光是聽，不說話，眼光與我對視時，笑出一對小酒渦來。

隔沒二天，小娟就自己轉了二趟車到工傷協會了。

「工傷後，我都不敢和老板談補償，爸爸媽媽也不懂這些 ….. 」她遞上自己的職災資料及入會申請書。離開醫院，她擦上淡色口紅， 缀 亮片的上衣，皮料迷你裙，配上那年最流行的高筒靴，一身鮮麗的裝扮讓灰樸樸的協會都發亮了。

「我本來就愛漂亮。」她捲起衣袖，露出扭曲的手肘：「看！這麼醜。」

和老板調解期間，小娟參加了電腦職訓，住到榮總，週六、日才有空來協會參加活動。我們那時正開始起草「職災勞工保護法」，每週日有固定法律研討會議，召集各行各業的工傷者一起討論，數年前被印刷機捲斷右手的阿成才剛打完勞資爭議官司，也參加了榮總職訓班。我特地請阿成每週日騎機車載小娟一起來參加立法討論。

一直到職訓課程結束後，小娟仍是坐著阿成機車共同出現，原本花俏的打扮稍稍樸素了些，她偷偷告訴我：「阿成不喜歡女生穿那麼短的裙子！」說完自己又笑：「可是他本來穿得很土，我也影響他穿得活潑一點了。」

終於要和小娟老板正式和解那天，就是阿成開車載小娟與我南下台中。

「你爸媽會介意阿成少了一隻手嗎？」我問。

她瞪大了眼，彷彿我的問話很奇怪：「我的手也不完整呀。」

半晌，她逕自說起第一次和阿成去吃飯，「我受傷後，總穿著長袖衣服，怕人家看到我的手變形了。可是和阿成在一起，一點都不會擔心，也不覺得自己的手不好看，好自在哦。」

遠遠看著化身三太子的媽媽，小娟又說：「我媽說，這樣很好，阿成以後也不會嫌我的手不方便。」

談判結束後，我們到小娟家的田地散步。小娟的媽媽看我繞著那一欉野百合看了又看，立即就動手連根鏟起一整株百合，讓我一路帶回台北栽植：「會活會活，你回去插了就會活。」

幾年後，小娟與阿成結婚了，他們夫妻輪流擔任工傷協會的幹部，小娟還主動設立了理事提案流程表，打字列印好了帶來和大家討論，會員大會也從來不缺席。

他們婚紗照中，小娟手棒一大束百合，手腕處扭曲的關節隱而不見，她裝扮得美麗明亮，酒窩若隱若現，自信又自在。我想，小娟的乩童媽媽真是好靈驗啊。

害怕

2003.3.19 台日

車抵台中，都傍晚了。我提議先繞去工廠附近，看看是個什麼樣的規模與環境，算是明天勞資爭議調解會前的一點準備功課。

小娟遲疑地開口了：「不要去了吧，反正明天就要和老板面對面談了 …. 」

「我想看看工廠。」我說：「就在外面繞一圈，不進去好不好？」

「不要啦。」
[@more@]

開車的阿成透過後視鏡與我對看了一眼，開始倒車，退出那個巷口。

「受傷後，再也沒回工廠過？」我問。

「嗯，我不敢回去，會怕。怕看到那台機器，會作惡夢。」小娟悄聲說，用包著繃帶的左手掌敲敲自己的頭：「到現在，還是會作惡夢。」

離小娟的手被捲入機器的那次工傷，都快二年了。她北上就醫，開刀、植皮、復健、整型、復健
……. 基本的醫療大致告一個段落，但外出時她還是習慣包紮著彈性繃帶，一來是固定皮膚增生不致起伏太大，二來也是遮住歪扭的指關節及傷疤。

受傷那年，她才十七歲，商職夜校的工讀生。說是工讀生，但工時和一般女工無異，偶而假日加班也全力配合。當初選擇唸夜校，小娟就成為務農的家中很重要的經濟分擔者，她從高一起就待在這家塑膠射出廠，工人才十來個，她年紀最小，乖巧、懂事、笑臉迎人，老員工都疼她。

在工傷協會，各行各業各式各樣的職災都有，我總要找機會看見廠房、看見機器、看見員工了，才覺得能真正進入勞動流程的想像，從而紥紥實實地與工傷者一起評估勞資調解的計算。許多塑膠射出廠由於低技術、利潤有限，都大量使用外勞，我受理的職災經驗是一片空白。認識小娟後，我特地跑了幾家工廠去看塑膠射出是什麼樣的生產流程，搞不懂幾乎是全面自動化的機台，為什麼還會把工讀生的手捲進去。

「機 枱 要清洗啊。」小娟說：「有時候趕貨，清洗的時候也不停機，他們看我是女孩子比較細心，就交給我做。機器一面跑一面清洗，我自己都覺得好危險。」

十七歲的夜校生，在塑膠料滾燙流出、一道又一道加水降溫的生產流程，追趕著清洗機檯，難怪她怕。這個害怕，到發生事故後，證實了代價竟是勞動者的血肉之軀！害怕驚伏著，長成一個又一個惡夢。

那時候，我們正開始草根立法。每週日密集聚會，邀請職災工人與工會幹部一起討論，勞動過程中每一個不安全的環節，工傷後就醫、談判、求償、復職的連續問題，繁複而真實。在沒有官方版本的對照，沒有其他國家法案的參考下，我們試著從工人最切身的痛出發，點點滴滴的血淚經驗匯聚成「職災勞工保護法」。

小娟的害怕，使大家清楚看見，除了老板對勞動力「用壞就丟」的普遍心態外，也有許多工傷者是害怕回到原廠工作的。七年的抗爭後，職保法終於在 2002 年正式公布實施，小娟的害怕作用在最後通過的法令中，就是打破原有的雇主決定制，把離職的選擇權交還給職災工人。

多年來，協會受理的職災勞資爭議案中，工作權向來是最難爭取的部份。多數老板會藉著談判賠償金額的同時，終止雇傭關係。勞基法 13 條規定，職災醫療期間，不得解僱。但醫療終止後呢？沒有任何法令規範。殘的、病的工傷者放回到職場的叢林法則裡，或被調職、或考績極差、或薪水下降、或同儕壓力、或管理不當 ……. 等因素，都會迫使保住工作權的人，最後還是自請離職，被迫失業。這樣慘痛的經驗，使我們在職保法中對工傷者留任原廠作了許多設計，就是為了防止雇主變相逼工人走路。

防得了嗎？真實世界中，掌有資本所有權的雇主在勞雇關係中也掌有去留的決定權。小娟的害怕，讓我們認真思考：除了保住工作權，工傷者也必須擁有離職權！

離職不難，難的是結算之前年資，帶著資遣費、退休金的離職。之前的勞動法令中，工傷者資遣、退休，都由雇主決定，不想再回到原工作的工傷者，除了身心受傷，還要放棄之前的年資，離開，一無所有。後來，我們在無數次的立法院協商中，一直帶著小娟的害怕，爭取工傷者自請離職，不妥協。最後立法通過的職保法明確規定：工傷者因身心殘廢不堪勝任工作，或不滿雇主的新職務安排的，得以自請資遣、或退休。

從個別的害怕出發，我們找到集體的力量，共同走，不怕。

過關（阿勇之五）

20030306 台日

因高壓電擊的工作傷害而截去右手的阿勇，在職災後的第八年，被送入精神病院，原本標示「中度肢障」的殘障手冊，換了新的，「重度／多重障別，肢障及精障」。

好長一段時間，他住院治療，連電話都沒法子說。一年半後，他出了院，固定每天去參加心理復健課程，下午在醫院附設的飲食部輪班賣粽子。

「再來有什麼打算？」二年多不見，我是真想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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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這幾個療程作完吧。醫生說不吃藥的話可能又會惡化。當初電擊的時候，這裡，」他比比後腦 ，「留下一團血塊，影響巴多胺…」

「所以，果然是工傷後遺症？」

「嗯，巴多胺被血塊阻斷了，行為有時就會不受控制。」他條理分明。

「你電擊後常出現的癲癎也和這個有關吧？」

「對啊。」他嘆了一口氣。

怎麼能不嘆氣呢？身體的、精神的拖磨，都不是截肢復健出院就完結的。在工傷協會，職災勞資爭議外，我腦中閃過這個人那個人，失去雙手怕拖累妻兒離家要自殺的，顏面灼傷後不敢見人得了重度憂鬱症的，坐輪椅的年輕男孩開始亂編回憶、偷偷喀藥至錯亂的……. 遠的近的找出路的無能為力的，都是真實存在著、受苦著，卻也是職災數據上、法院判例上看不到的。

從勞保的職災殘廢給付上，官方每年可以計算因工傷截去多少肢體、器官，但我們無法換算各式精神上的後遺症，無法換算整個家庭付出的代價，無法換算一個不友善的社會環境如何繼續惡化傷口。

協會搬家的入庴典禮，我一早去接阿勇。

「大姐頭，我現在每天都自己搭公車去醫院欸。」他邀功似地說。

「你的三輪車呢？」我記得他那輛破機車，排氣管老舊不堪，老遠就聽見他驚天動地來了。其他截去單臂的會員，多半在機車把手處加裝不鏽鋼環套，把缺了一半的手臂套進去，讓另一隻手有使力點就可以了。但阿勇當年截肢的右臂一再感染，最後直削到肩胛骨，完全沒有支撐點，代步的機車只好大費工程地改成三輪車。

「早報廢了。而且在台北街頭，真的好危險。」

「你搭公車還怕不怕？」我記得，是的，我都記得，他一回搭公車遇到緊急煞車，一路從車廂尾滾到司機旁的經驗；也記得他單臂握不穩懸掛的公車吊帶，跌撞搖晃的同時還要逼自己不去看那些嫌惡避開的眼神….

「不會了。」他再想想，改口了：「嗯，一點點。」

「怕什麼？」

「怕被看出來。」

「看出來肢障還是精障？」我拿起他的殘障手冊，敲敲他的頭。

「嘿，大姐頭啊，來協會這麼多年，斷一隻手早就不算什麼了。」他作勢揮動扭曲的左手，低聲說：「怕別人知道我有精神障礙的問題。」

一重關卡後又有一重，步步險關步步難。

下班後順道繞到阿勇家，他的房間像個倉庫，兒子的玩具堆了一地，還兼放家中的雜物，我笑他：「只有床鋪是你的哦。」

「兒子現在和我很好哦，晚上都會和我玩過了才去睡。」他悄聲說，掩不住得意。兒子出生不久他就工傷了，11年來，挫折不斷的阿勇自顧不暇，沒能力也沒條件關照兒子的成長。想不到一場長期精障治療倒穩定了他們的父子關係。

他住院期間，心情慢慢穩定下來，還交了個女友，是同院的病友。她的老公外遇、婚暴，她被逼得失了神智，拿刀殺夫又自殺，幸好沒人死，她住進精神病院半年，和阿勇相濡以沫。現在呢？各自求生存了。

阿勇找出幾張身心障礙者運動大會的獎狀，「我現在可是醫院的模範生哦，恢復得最穩定。」他說：「我想，工傷截肢那關，過得了，現在我也要撐到血塊慢慢鬆掉，會控制自己。」

「真的，認識你十年，現在是我看見你最穩定的時候。」我誠心說。

「等進了外面的社會，還有一關要過呢。這需要很多人一起幫忙，我知道。」他直視著我的眼睛：「爸爸叫我謝謝你。」

「你怎麼變得這麼有禮貌啊？我們不太熟嗎？」我再敲他一記。

「醫生說的，我們要常說請謝謝對不起，別人才會接納我們。」他一板一眼說完，自己也笑了，再加一句：「真的，大姐頭，我最謝謝你。」

我害羞起來，蒙著臉大叫：「哎喲，你神經病啊。」

阿勇又笑了：「我本來就是啊。」

謊言（阿勇之四）

２0030219 台日

談戀愛後，阿勇開始積極找工作，天天來工傷協會看求職廣告，還買了件雪白襯衫、外加幾款花色風格迥異的領帶，高高低低懸掛在協會的窄小浴室，每次出門應徵回來，就很認份地自己洗淨晾乾。

身心障礙者在就業市場的挫折與限制，是很殘酷的，但阿勇都頂了下來。幾週後，他要開始正式上班了，租屋售屋推銷員。

「這一定要靠業績的。不景氣，你又不懂房地產。」我忍不住潑他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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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說有底薪，跟著學就好。」他躍躍欲試，還不讓我們陪同去看看。

上班第四天，勇媽媽來電，氣急敗壞：「阿勇把我存褶裡十幾萬都提光了。」

阿勇說了個離奇的故事：為了某個款項尚入未帳，老板向他調借 6000 元，並陪同他到提款機領錢，隨後趁他上廁所時把存款內剩餘的十四萬全提領光了 …

我問了大半天，支離破碎兜不攏一個邏輯說得通的事實。阿勇的表情認真，但話裡破綻百出，善心的老板忽地成了黑道大哥，公司不能再去了，家裡也得暪著，否則黑道會對父母不利！阿勇為了保護老爸老媽，現正私下運作再借一筆錢買斷糾葛 ….

「大姐頭，我只能信任你了。這幾天，誰來找都說我不在 ……. 不不不，我沒說謊，你要相信我。」

我的一團疑問愈問愈糊塗。我相信阿勇嗎？我知道他 22 歲受傷後，某種程度就自暴自棄、任性地不再長大，把老婆罵跑了，孩子一逕丟給老母親養，他則東混西混頻出狀況；我知道他還吃著鎮定劑，控制癲癎發作；我知道他緊張時就嚅囁不吭聲宛如自閉；我知道他總是健忘放我鴿子
…… 可是他從來不對我說謊。

阿勇的女友阿芬在酒店工作，貧窮的家庭是個頻出狀況的經濟重擔扛在她肩上。我問起上回阿芬的父親病急要用錢的事，阿勇說已經擺平了。錢從那裡來？他不語，笑著，穿上雪白的襯衫約會去。

後來，協會的修法基金帳本及印章掉了。一早進門，翻箱倒櫃的痕跡清楚可見，這個賊，到處是線索！我們找到好幾張蓋了大小章的銀行提款單，歪斜的字體寫著 47 萬！我倒抽一口氣：是阿勇的字！ 47 萬是帳戶內的全部金額，是大家，包括阿勇，多年來辛苦為職災勞工保護法立法行動所籌募的基金。

對我們這樣一個存款永遠只能再支撐三個月的民間團體， 47 萬是好大一筆錢。不一會，阿勇若無其事的來了，若無其事的說不是他。協會是他第二個家，唯一自在的去處，他怎麼可能？

銀行調出昨日的影帶，櫃檯小姐說：「斷一隻手的男人，很好認。」影帶上清楚就是阿勇。

他姐姐和我徹夜深談：「我看，讓阿勇去關吧。協會的錢我爸媽會想辦法還。刑責的部份，就讓他吃點苦頭吧。」

勇媽媽當然是不忍心的，叼叼絮絮說起阿勇去年到姐夫的修車廠工作，每天晃來晃去不願學技術，以後怎麼好再拜託人？他拉過保險，全部親戚都充了他的業績，最後他還是做不下去。當過保全，被捉到夜間打瞌睡就被解雇了 … 最後，勇媽媽說：「你看看，協會可以不告他嗎？留了案底，又是殘障，工作更找不到了。」

阿勇的老爸爸緊急籌了錢來協會還，警局的公訴罪撤不回，勇爸爸在律師的建議下出具醫生證明說他是精神錯亂了。

錯亂。偷錢的阿勇與談戀愛的阿勇錯亂了。又一次，勇爸爸替阿勇擺平一個困難。我一直在想，我們還能做什麼？工傷協會在職災法律上，提供協助與陪同；在工傷者的網絡上，提供一個平台互相扶持，共同找出路；在社會對話，提供一個集體發聲的可能性。但阿勇的挫折與逃避，阿勇的感情與迷惘，我們還可以怎麼做？

他是這樣弱，又這樣不甘心。他的職災官司， 11 年了還在纏訟當中。他的殘缺，社會不給空間，而家庭編織起一個綿密的網，把他一次又一次接起來。怕他承受不住。

他開始談戀愛，開始說謊，開始進入另一個使他放心、對自己滿意的虛構世界。在那裡，他對抗黑道大哥、保護家人，在那裡，他豪氣地把錢饋贈給需要的女人，他在謊言中建立了生存的價值與意義。

這個社會，挫折與痛苦都丟給個別的人來承擔，錯亂的真是阿勇嗎 ？

愛情（阿勇之三）

20030205 台日

高壓電擊截去右肢的阿勇，多年來，在這個對待「不完整的勞動力」極不友善的社會裡，四處受挫、碰壁，鎮定劑一直沒斷過。離家出走的老婆確定不回頭後，好一陣子沒再看見他，打電話到他家裡，勇媽媽唉聲嘆氣，說也沒了他的音訊，很擔心，不知他還吃不吃癲癎的藥，怕那天發病在路上沒人照顧 …

春天的時候，阿勇突然來電，沒頭沒尾： 「大姐頭，女生會比較喜歡什麼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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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後他就出現了。神采飛揚，給了我一條口紅、一個亮晶晶的粉彩，說是出國買回來的禮物。他拉我到法服諮詢室，袋子裡摸出一條紅舊的方巾，裡面是舊舊的金手鍊、項環、戒指，看來不是純金的，花樣色澤都有相當年份了。

「我去越南買的，」他不看我，眼睛盯著桌角，半晌，自顧自地笑了起來：「給女朋友的禮物。」

「你有女朋友了？」我大喜，按捺著不追問這批金飾的來源。

「哎 … 就和阿賢他們去喝酒認識的嘛，很漂亮喔。」他下意識摸摸自己灼傷糾結的下頦。

「要付錢的嗎？」我知道阿賢他們偶而會去阿公店，有幾位相熟的小姐。

「她都約我出來，在外面就不必再多出酒錢了。」

「啊。恭禧你。」

是真心恭禧他。有個伴，而且是個女伴，這對工傷後一路挫折的阿勇來說，是多麼重要的事啊。

「大姐頭，她也想見你哦。我跟她提過你，她說可以約你去她家。」

當天晚上我要去社大講課，順路載了阿勇去約會，可惜沒來得及見到阿勇的女朋友，阿芬。我知道很多酒店小姐是情深義重的，社會基層的男與女，相濡以沬。更何況，阿勇又沒錢、又殘障、又不擅言辭，有個人肯貼心與他交往，即便另有企圖，都令人感動。

過二天，勇媽媽聊天時對我叼叼絮絮說起過年前帶阿勇回鄉下外婆家，阿勇竟把八十歲外婆壓箱底的金飾全偷走了。

「啊，他說是越南買回來的 …. 」我小聲喊起來。

「他從來沒出過國，根本是向外婆偷的，又不承認。雖然不值什麼錢，但是外婆的紀念品，實在不應該說拿就拿 …. 」勇媽媽又氣又急，一如過往阿勇又惹了大大小小的禍。

沒多久，阿勇來借錢了。

「我要十萬元。很急。」

「為什麼？」

「阿芬爸爸病了，急著用錢。一個月就可以還你。」

不會吧，我心裡暗叫一聲，通俗連續劇裡以色相騙的故事這麼快就現出原形嗎？擔心刺傷阿勇，也擔心誤會了阿芬，我遲疑地說：

「有健保，為什麼要急著借？我和她談談好不好？」

阿勇下午再來電，說是問題解決了，她也不急了。我仍是一頭霧水。但隱約猜到阿勇必然是另尋管道弄了錢，可他矢口否認。

那陣子，阿勇整個人氣色好極了。鎮定劑大幅減量，每天窩在協會打行動電話，出門時神采奕奕，並且主動要大家幫他留意工作機會，蓄勢待發。我們都感染了春意，一回他不在，我代接了電話，傳來阿芬爽朗的笑聲：

「你跟阿勇說，沒錢就別一直來。」她說。「大哥大一直打，很貴的欸。」

南部口音，樸素真誠與世故老練巧妙地結合，雖然語氣中的客氣透露出二個人的關係並不真是「女朋友」，但她直爽的口吻使我略略放心了些。

「大姐頭，我想等官司結束了，想結婚。」阿勇說。

「和阿芬？」

「嗯，她很好。我想官司如果贏了，至少有幾百萬，就可以給她好日子了。」

我知道他的官司纏訟多年，才進入三審，依照經驗，離定讞還有好長一段時間。

「官司如果贏了，你想拿來做什麼？」我問。

「捐一些給工傷協會、給義務律師、給爸媽養老，開一間麵店。」

「嚇，錢真好用啊，什麼都包了。」我笑問：「可是不景氣欸，你還開店？」

「阿芬說她想開店，她很會煮麵。」

我約略拼湊出阿芬是一名善待阿勇的酒店小姐，我知道他們之間其實並沒有太多親蜜接觸，可阿勇的腦袋裡已不斷編織結婚的想像了，並想盡辦法饋贈她、長好自己。這是阿勇工傷後，第一次認真規劃自己的人生，有點不切實際，可我不忍說破。啊，愛情！

等待（阿勇之二）

20030122 台日

阿勇工傷後好幾年沒個穩定工作，有一陣子，他在在舅舅的建設公司當差，在協會附近，所以下午時常就溜達過來。

「大姐頭。」他探頭進來，「我昨天遇見我老婆了。」

「在那裡？」

「土城。她沒看見我。」他怔忡出神，笑了：「我嚇一跳。」

「想見她嗎？」

「你幫我打電話給她，邀她出來。」他下意識用扭曲的左手理理頭髮，「這幾年，我發胖了一些。她沒什麼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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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訴說著和老婆自國中起談戀愛，高中時還到她就讀的商職校門口去接她下課，女同學們都竊笑著羞她。才二十出頭，他當完兵回來，二個人就結婚了。

「我那時很拼哦，一天工作十幾個鍾頭。」他得意起來：「老板都誇我動作快又肯幹，加班從來不拒絕的。」

遭受高壓電擊那天是除夕，他還是趕去加班，阿勇說：「出門前還和老婆吵了一架，我氣她不會想，孩子都要生了我總得多賺點回來呀。再見面，就是在醫院了，醫生要我簽截肢同意書，我自己還沒什麼感覺，就看到她哭了。」

後來，懸著空盪盪的右臂，他每每搭公車去復健就怕沒位置坐，司機一剎車，重心不穩的他好幾次真就跌倒了，滾到走道上，爬起來都很困難。坐電車人擠人也是不行的，被貼身擠到的人，盯著他高壓電擊後糾結的左手及下頦，不自覺地側身、嫌惡閃躲。他也躲，粗大的身量藏都藏不住，巷子口的小孩子跟著他背後搖搖擺擺走，偷偷丟他石頭，一溜煙攀到牆頭作鬼臉。

他躲回家發脾氣，甫出生不久的孩子高聲大哭，他也大叫，術後才出現的癲癇又發作，吃了鎮定劑就不想再起床，量愈吃愈大，一思考，頭就痛，行動遲緩了，腦子也不動了，昏睡終日，醒了，對整個世界生氣，身邊人全被掃到，他恨自己：廢人一個！

年輕的老婆一次又一次捱著，最後也被罵出了門，再沒回來過。阿勇一直說，老婆是被他逼走的，是他自己不想拖累她。

「現在小孩子都快上國小了。」阿勇說。

「她一直沒回來看孩子嗎？」

「沒有。之前聽說她在桃園作美髮。」

「你也一直沒去找她？」我扳起大姐頭的架勢，有點責怪他了。

「可是我還沒成功啊。」他無辜地說。

什麼又是成功呢？工傷協會成立後，阿勇來法律服務，準備打職災求償官司，看見很多人，雙肢都截去的、坐輪椅的、更慘的都有，殘缺的生命自各在找出路，放到一個集體的平台來，似乎也比較不那麼孤單了。

「我想我並不是最糟的。」他笑了：「秋鬥遊行時，很多朋友都在電視上看到我了。你知道嗎？那年去勞委會丟雞蛋，雞蛋還是我去幫所有工會一起訂的欸。」

工傷後的身份，居然還可以發揮改變社會的一點「犧牲打」作用，個人的挫折放在集體中看待，社會意義才豊富起來。他重新長出一點力氣，鎮定劑也減量使用，騎了改裝的三輪摩托車，他來來去去找自己。

就是那段時間，他寫了封情書給老婆。我幫他改錯字、郵寄了過去。老婆娘家在台北，她假日才回家，平時在桃園工作。她回了電話給我，聲音很平靜：「我現在很穩定。不會再回去了。他如果好一點，我們就簽字離婚吧。」

她不多談那段時間的焦慮與痛苦，但清楚，自己的生命裡不想再承擔這個長不大的男人，她選擇走開。不回頭。

「大姐頭，她放棄我了 …. 」

老婆離家多年，阿勇似乎到這時才真正面對斷裂的痛苦。

他像是要哭了，把眼鏡架上架下地眨著眼睛：「我生病了。我和大家作對。我不好，可是她怎麼就真的丟下我了呢？」

「她那時也還好年輕，也不知道可以怎麼樣吧 …… 。」

「可是我那時候拿自己沒辦法。我如果不發脾氣，就只能承認自己很差、很沒用。」他神情黯淡。

「阿勇，你恨過她嗎？」

「嗯 ….. 是我不好。」

「不怨她？」

他眼淚流了下來：「我們從小一起長大，她怎麼就不等我一下？」

情書（阿勇之一）

20021225 台日

「大姐頭」是工傷協會裡阿勇對我專屬的稱呼。

阿勇塊頭大，身材壯碩，右上肢截斷到肩胛骨，他不戴義肢，平日裡單邊衣袖懸空晃盪著，他臉上還是靦腆的笑。當年二萬二伏特的高壓電，燒得他整個胸膛都是糾結的灼痕，一路延燒到下巴，乍看更顯得是個中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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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極少開口，開會時坐到牆角，心思在遠方，但他看見我，毫不遲疑就喊：「大姐頭！」跟著我忙進忙出，等待差遣，單臂騎機車去幫我買文具用品。我也就老實不客氣當起大姐頭，糾正他的穿著、逼他用扭曲的左手打電腦、盯著他鎮定劑要漸次減量、罵他孩子氣不負責任 ….. 後來才知道這個中年男人在那時還不到三十歲，果真是比我還小上二歲。

回頭算算，他發生工傷時不過是個 22 歲的小男生，年輕的妻、襁褓中的孩子、沒法子勞動的殘缺身體，都成為生命不可承受的重擔，他於是更孩子氣、更不負責任了。截肢、植皮、補皮 …
零零總總的手術共開了三十幾次，止痛嗎啡打到幾近上癮，他日後飽受癲癎之苦，天天要吃鎮定劑，吃多了反應遲緩，吃少了又怕失控，幾年來進出醫院是常有的事。

後來，他開始陸續向我提起離家出走的老婆。

「是我不好。」他說：「我自暴自棄，她辛苦了。」

說了幾年，阿勇開始自己動筆，把整個過程零零碎碎記錄下來，七、八張不同時間寫的紙片，拼湊成一封給老婆的信，讓我幫忙改改錯字，郵寄給她。那時，距離他受傷都已經五年了。

娟：

你離家至今，兩年多了。我依然天天想你，現在過得好嗎？

職災發生時，我們的孩子才剛出生，你一定辛苦了。那時候的我，也還在學習適應醫療期間生不如死的痛楚，二萬二千伏特的電壓奪走我的手臂，最痛的是，一想到殘廢了日後怎麼生存活下去？年輕好勝的我，完全失去面對你的能力！

曾經自我了斷，不過上天還是客滿，閻王不欠人的時間，我又回到了冷若無情的人間。面對著現實的人生，路是那麼的難走；殘又怎麼不廢，就好像破了車胎的汽車一樣，不動了。出院一年後，我鼓起勇氣請朋友幫忙，有了一份工作，那時我只求重新自立，對工作條件一無所求，只要賺錢就好，一天500元守著機台，夜裡睡在工廠加蓋的閣樓上，遠離你與孩子。但沒多久，最殘酷的問題發生了：老闆因人手不足請了一個外勞，身體殘缺的我又失業了。

失去工作，我更加不敢面對你。你幾次帶著小孩來找我，都被我硬趕了出去。還記得是母親節那晚，我把你氣走，心裡雖然捨不得，但如果不這樣，傷害更大。只因為你是我的最愛，興其二個人痛苦，不如就我來承受！每天看著你的臉孔是多麼的無可奈何，而你面對無能又傷殘的老公，依然天真、不能了解我的掙扎，這更加重我的痛。把你娶進門，卻讓你照一個殘障無能的老公，無法給你幸福美滿的家庭，我的暴躁憤怒其實只是因為我氣我自己太為難你了。趕你走，心裡卻同時許願只要等日子好過，我一定要再找你回來，那怕是下輩子。

日子一天天過了，無奈的我，也不成氣候的跟著一天天的過了，小孩也長大了。血肉真好，活著真好，只要從活著的血肉裡抓出一點生機，就有光明有希望。做人多傻啊，只為一份傻想，奔走生、奔走死。但再怎麼的用力也改變不了事實，失去的手永遠的長不出來了。

現在，我已找到保全公司的工作，時間很長，但工作穩定，你大可放心。過去就都過去，就算有什麼也請諒解我當時的無知。我已離開父母的家，搬到桃園，不知你是否替我高興？告訴你是讓你知道我已安定、獨立、再度成長，也不再有無聊或莫名其妙的舉動。不要再躲我了。把不快樂和不如意丟掉，重新再出發，我希望能再站起來。

冬至早上回台北看兒子，最不能忍受就是假日的寂寞，吃了媽媽與姐姐煮的湯圓，又回桃園，代同事十二個鍾頭的班。生著病上班，心裡想的卻是曾愛過、恨過、如今思念不變的你。頭好痛，同事又叫著巡邏廠房，我茫然地走一圈，心裡只想著天氣這麼冷，你要小心照顧自己。

好想你，你是否還願意執著這份感情？回來，不會再讓你受委曲。我和銓銓期待你的佳音。

阿勇


後記：情書是真的阿勇的情書，刊出後我把稿費給他，他笑紅了臉：「那，我要請你吃飯了。」

賣命

20030108
台日

雲大哥相貌生得英挺，四十幾歲的人，一頭濃密的黑髮，鼻樑端正、雙目迥迥有神，一口整齊的白牙笑起來毫不遮掩，說起話來整張臉都是表情。

我見到他的時候，他發生工傷都快二年了，一場車禍摔得他頸、腰椎都受了傷，四肢全癱了。他平躺在床上對我響亮地打招呼，裸露在薄毛毯外的小腿及手臂仍是勻稱好看。我心中暗暗估量：「天哪，這麼漂亮結實的肌膚，每天的按摩復健要花多少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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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旁的雲大嫂不多話，見面淨是笑，忙進忙出切水果、張羅茶水，看不出長期伺候病榻的操勞，言語神色間也不見委屈。雲大哥邊討論下午和資方代表協商的細節，邊說起近來的政壇新聞，臧否時事，談笑風生，完全是好兄弟喝酒論天下的架勢。

「其實，若不是為了退休標準要滿十五年才能領，我原本就不太敢再待下去了。」我們正一筆一筆算計著公司還虧欠多少職災補償金額時，雲大哥感慨地說。

「為什麼？這是北部最大的石化廠呀。算是最有規模與制度了。」我想著剛剛才去拜訪的，宜蘭市同一條街上另外一個小工廠的職災工人，連勞保都沒有！基本的生活照顧，完全無望，老板更早早避不見面了。勞動者為工作付出了血肉代價時，能要求的也只是如此卑微
….

「這根本是個毒氣工廠嘛。我們幾個老資格的員工都知道危險，平常根本不會走上二樓。」他話題一起，索性示意我先別作功課了，認真分析起廠內二硫化碳、硫化氫濃度過高的問題。

「安全資料表都不在我們手上。老員工人人心照不宣，會保護自己，新來的菜鳥多半沒有安衛講習，簡直是送死。」

「我來檢舉、申請勞動檢查好了。」我聽了就發急。

「我們宜蘭廠都自動化了，檢查也沒用，外面的濃度沒超過啊。問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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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生產，三天二頭出狀況要進去修，怎麼辦？自動化前，十幾年累積在工人體內，怎麼查？去年還有個員工中樞神經中毒，腦子都不行了。」

十四年前，他婚後搬回宜蘭老家，就進了這家石化廠，從基層操作員幹起，一路升上領班、助理工程師，民國七十五年還當選模範勞工，理由是：「我從來沒有請過假！事假、病假、喪婚假都沒有！真是太拼了。」他說著，哈哈大笑起來。

「我老是說，這個工廠遲早會出事，沒料到是我先出事了。頭一次請假，就再也請不完！」總是拼全勤的他，長夜加班後回家途中倦極失神，車子就逕自衝進路邊溝渠裡了。

他談起自己當時如何小心保護自己、找二硫化碳相關資料、如何算計別把命陪在這個毒氣工廠裡，雖然事過境遷有幾分荒謬，但他還是不免得意：「下回再找出來給你看，我那時自己偷偷畫了幅工廠逃命圖，把整個毒氣外洩時的安全路線圖都先畫好。這個工廠線路迷宮一樣，到處都是過量毒氣，萬一走錯方向，還沒逃出去就先被毒死了。」

我也忍不住笑起來，告訴他：「我看過你們高雄廠的一個撫卹辦法，若是廠內發生事故時因搶救廠房設備或機器而致殘、死亡的，會另外加發工傷特別撫卹。」

「出了事，我才沒這麼傻，」他搖搖頭：「逃命要緊！」

我想到八十五年底的桃園縣蘆竹鄉的永興爆炸案，二個過氧化氫銅的鍋爐連續氣爆。第一個鍋爐爆炸後，工廠大火，但無人死傷，工人們驚魂甫定，竟是一個個回廠來搶救材料、機器，減少資方的損失。彼時義警消都來了，救火的、救什物的，工人義消都在現場，可忙亂間，第二個鍋鑪又爆炸了
……
十死
49
傷！我每每想到跳回「火坑」救災的工人，便覺心痛。什麼樣的職場文化，潛移默化的危機反應，竟是物優先於人，賣命工作！

幾年後，雲大哥過世了，我打電話去，雲大嫂語氣平靜：「謝謝你。這樣也好。」她頓了頓：「他這樣癱著，身體心理都很苦。」

我這才知道雲大哥的身體其實一直在惡化中，肉身一寸寸壞死下去，看不見的器官也一一出現併發症，而雲大嫂持續每天二次的復健按摩，從來不曾停。這是個愛漂亮的男人，他老婆盡最大的力氣讓他繼續是好看的。

遺物中看不見雲大哥自繪的工廠逃生圖，我總想，也許他當初就把圖留在工廠，會有那個工人看到了，知道要如何避免走入毒氣迷宮裡，也許就因此在災害中保住了性命也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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