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5月24日 星期六

勞動者與消費者的公共利益



(2003.5.24蘋果日報、5.29自由時報)





防疫,是一連串的勞動建構








隨著疫情的逼緊,SARS風暴激盪出整個社會先後以「公共利益」為名,對待醫院工作者前後二極化的矛盾:一面是對不合作者的全面污名化,一面是對投入者的高度神聖化。



和平醫院封院初始,護理人員的抗議行動,引發社會全面撻伐,污名化正是以「公共利益」為由,無視第一線勞動者控訴的正當性,同時也迴避了保護他們免於工作傷害,才是社會最大的共同利益。之後,隨著危險意識的高昇,院內工作者累倒、病倒的消息一一浮現,大家又開始爭相神聖化防疫人員,神聖化同時暗示著整個社會要他們「犧牲小我,完成大我」,如同母職被神聖化的結果就是逼母親繼續無條件奉獻,而而忽略資源不足以保障人身安全的漏洞。


[@more@]防疫人員的確是社會的英雄,但感謝、肯定第一線工作人員的付出,其實更要看見他們身上「勞動」的面向。所謂防疫,不單只是醫療問題,更是一連串的勞動建構:從醫護照顧者、清潔工、洗衣工、運送人員、到醫療廢棄物回收人員,是這樣一整套的勞動過程,才建立起醫院防護線,使疫情不致擴散。當整個社會逐漸意識防疫人員的安全勞動,正是公眾安全的基本前提,才會挹注更多資源,讓醫院工作者得以在安全的工作環境下勞動。也是在這樣的認識下,護理人員的工傷死亡,才會被當作是社會共同的責任,先後被宣布送入忠烈祠。





消費者與勞動者利害與共







長期以來,台灣社會習慣以隱形的「大眾」作為公共利益的指標,在許多場合,簡稱為「消費者」。而違反消費者利益,就是違背共同利益的最大公約數。和平護理人員初始抗爭時,社會大眾不滿的撻伐之聲,一如八0年代客運業司機罷工時,代表消費者的聲音嚴辭譴責司機罷工,對民眾造成行的不便,卻沒有意識到,司機要求一個合理的薪資結構,不必以搶超載、拼業績的方式駕駛,正是消費者之福。消費者的集體利益,應是與勞動者是站在同一陣線,向客運業者爭取合理的勞動條件。另一方面,受薪階級多半也是使用公共醫療、公共運輸的主力,勞動者在工作領域外就是主要的公共設施消費者,利害與共。




SARS疫情剛爆發時,當人人以取消旅遊、不出入公共場所、戴口罩等方式自保,許多在人群聚集處工作的勞動者,在業者以「戴口罩有礙美觀」為由,禁止戴口罩值勤。但隨著SARS疫情一發不可收拾,空服員、醫護人員、百貨公司售貨員等都接連戴起口罩,雖然我們都知道,這個改變主要是業者為了讓乘客、病人、顧客放心消費,但至少,將消費者與勞動者的利害劃上等號,勞動者不再只是提供服務的機器。





醫院工作者的集體協商權








從四月份和平封院以來,醫護人員感染逐漸佔了台灣疫情最大的比例,人們一方面警覺到防疫人員的安全勞動,正是公眾安全的基本前提,焦點開始轉移至口罩優先提供醫院工作者;一方面又對那些離職者祭出「陣前叛逃」、「吊銷執照」、「罔顧職責」等威嚇式批評、責罰。但疫情嚴重的和平、長庚,還是有逾百名的醫護人員離職了。



從勞動的角度來看,個別的勞動者自動捨棄職務、年資,正是一種無言的抗議與罷工。罷工是勞動者集體行使協商權的手段之一。在勞資爭議的過程中,集體協商提供個別工作者的困境有對話的空間,也讓勞動條件有轉圜的餘地,不致出現工人失業、生產停頓的勞資雙敗危機。而和平、長庚、以及其他未被報導的醫護人員的請辭,反映的正是醫療體系中,缺乏勞資集體協商的空間,當疫情愈發緊綳,有苦難言的工作者唯有各自處理壓力、承受社會污名、自願失業,而醫院也因人力吃緊而叫苦連天。



和平與長庚都沒有工會,決策者壟斷資訊、管理、及分配,而第一線的勞動者完全沒有發聲、影響決策的空間,在接二連三付出「因公卹職」的代價後,就只有以個別的離職表達抗議。這段時間以來,院方統一的對外說法都與記者實地採訪的訊息大有出入,電子媒體上經過變聲處理的醫護人員,將第一線的真相陸續傳出。攸關醫院勞動者與消費者安危的防護衣、口罩、空調、人員配備、交叉感染、隱慝疫情等問題,幾乎都是透過媒體暴露出來,官方、院方才緊急補充、調度。媒體儼然成為勞工申訴中心,而這正是因為缺乏工會作為勞資集體協商的管道。





SARS
下的命運共同體







醫護人力緊縮之際,重覆的信心喊話、道德譴責都是完全站在消費者本位,而無視勞動者困境的做法。防疫如作戰,當官方與院方共同決策抗疫時,應給予第一線工作人員集體協商權,了解真實的前線需求,以優沃的條件全面增聘退休、二線的醫護人員投入防疫工作,縮短目前照料SARS病患的醫護人員的值勤時間,不只提供充足的防護設備,更給予工作者充份的休息與人力支援。



藉由SARS風暴,讓所有的醫療消費者感受到與醫護勞動安全的密不可分,讓醫院工作者警覺集體協商權的重要,更讓社會大眾意識到工傷亡者是貢獻者、犧牲者,應以國殤祠之、追悼之,這未嘗不是SARS在製造人與人的隔離恐慌外,另一個積極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