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女

「本來我想這是自己家裡的傷心事，」梅菊說：「現在知道了，原來這是大家的事！」

認識梅菊，是因為工傷協會辦理「台北工殤春祭」。過往，因工作傷害而死亡的案件，處理完職災理賠及後事，家屬就把傷心事彷如打包了，冰封庫存，不願再多提起，他們安靜地道謝，藏著眼淚與心事，想辦法在塵世中再存活下去。死亡是這樣沈重，失去親人的經驗，太痛，碰不得。組織者也只能步步維艱，小心翼翼，再多往前一點，都像是逾越了。

還能夠為亡者再多做點什麼呢？無非就是透過宗教的儀式，幫他超渡，但願他來生安好。我們於是籌辦工殤者的集體超渡法會，柔軟地、安全地輕撫死亡的羽翼，追悼亡者，安慰生者。

法會召喚了很多流淚的、安靜的家屬，扶老攜幼，白髮的父母、素衣的年輕媽媽……個個專注在書寫了四千多名亡者姓名的超渡名單上，找他們熟悉的那一個。那些名單，是組織工作者耗了好幾個月在勞保局塵封的倉庫裡，爬高佝低翻尋抄寫而來的，當我們看見亡者家屬從四面八方被召喚出來、在蓮位上找到自己家人的名字時的安慰表情，就覺得所有的辛苦都值得了。

梅菊很早就來報到了。簽了名、拿了資料，她說：「有什麼事要幫忙嗎？」後來，她就一直在報到處，招呼亡者家屬們，我們幾乎都忘了與她才初識。

梅菊從來不吝分享自己的情感，他們是一對苦拼過來的恩愛夫妻，雙方都來自貧窮家庭，努力營生就為了共同建構對未來美好的想像，好不容易子女都上了高中，丈夫卻在台北市市民大道停車場的工作中，被奪去了性命。她流淚，但還是笑著，像是擔心影響別人的心情，鼓勵著自己也安慰別人地說：「我相信，我做這些事，他一定也會很高興的。」

梅菊常來，愈請她幫忙，她愈來。我們後來慢慢組了一個「工殤合唱團」，成員全是單親媽媽，從一開始淚眼汪汪的經驗分享，到後來與「黑手那卡西」工人樂團一起磨出集體詞曲創作，在街頭、法會、音樂會唱自己的心聲。

一口氣接觸了這麼多喪偶的女人，我忍不住想起「台北市誌」裡的列女。離現在一百多年前，十名「心凜冰霜，臨大節而不可奪者」被尊為列女，可細看列女的身世，真讓我嚇出一身冷汗。她們全是死了丈夫的寡婦，那年代的貞烈女子，一旦丈夫死了，懸腳帛自縊、掘蛇藤水飲之、服藥…等自殺以明志的，竟占了列女一半！僥倖沒死成的，之後大半輩子，幾乎足不出戶，撫孤、事翁姑為務。
史上記載的列女，全得是辛苦且痛苦的寡婦才成。

但在工殤合唱團裡，這些喪偶的女人都活得精神奕奕。她們的性格這樣多元鮮明，有的俐落明亮，有的含蓄和氣，在丈夫工傷過世後，她們多半承擔了主要家計，勞動營生。賴粉在公園賣雞蛋糕、麗華是環保局的約聘僱清潔工、碧蓮是、而梅菊則在家代工計件車衣服。她們使用有限的假日，聚會討論、參與活動，慢慢面對「這是大家的事」，而非單一工作上的意外。這麼多工人在職場上或傷或亡，結構上一定出了什麼問題，她們共同討論勞安政策，也共同尋求新的意義來看待家中的變故。

工殤家屬們歷經了家庭中最痛的挫折，都磨練了一身強勁的能量，唯有讓力量找到產生作用的入徑，才得以促成集體的形成。而集體是有溫度的，憤怒與悲傷都熅出熱度與火花，列女於是成為有行動力的烈女。

梅菊學電腦、記錄家屬的連絡方式，參與政策規畫，也主動提案執行。她在抗爭場合發言，聲量如耳邊細語，真摯感人，但幾乎被街頭吵雜的人車聲淹沒。她於是再自動嘗試，發抖的手緊握麥克風，多次在街頭代表說出家屬的心聲。
走過市民大道，她說：「這是我先生工作過的地方。」還有很多工程，她都可以背誦出來，那條馬路、那盞路燈、那棟大樓….無處不在。

「我記住他，也要大家都知道工殤者對社會的貢獻。」梅菊說。

她寫信給亡夫，很多年了，寫完後燒給他，和他分享人世間的精彩與心情。她也試著寫下他與她的故事，從一場工傷事件，看見更多結構性的社會問題。她的人生，因為他的不在，而更有彈性、韌性。

「工殤合唱團」經常是流著淚唱歌，大家談起亡夫，談起過年過節還在飯桌上留下他的碗筷，談起他出事前一天的總總徵兆，遺憾那麼多，說不完。喪偶的女性，生活中還有很多幽微的掛念與顧慮。

「平常叫瓦斯，要把先生的遺照先收好，免得人家知道家裡沒男人，怕被欺負。」聰明多年還在來為亡夫打職災官司，她從來不錯過任何學習相關資訊的機會：「但我和孩子其實都過得很好了。」

煮一手好菜的秀鳳，丈夫過世後，久未工作的她決定要自己掙錢了，親戚們原本安排了大伯的工廠，她婉拒了，另覓他處。「如果去大伯那裡工作，大家都知道我死了老公，就不好意思穿紅衣服了。」她吐吐舌頭，像小女孩：「嫁給他以前，我就很愛漂亮了啊。」

我大笑，這絕對不是書裡合格的列女。可烈女們一個個活得精彩生動，在法會上唱歌，到行政院前抗議，社會參與活躍。

「有一點惶恐的是，我們好像漸漸習慣沒有他的日子了。」梅菊說：「以前都是他照顧我，他死了，我就要照顧好自己，讓他放心。」

梅菊是我心中最棒的烈女。她，以及她們，在生命的斷裂處，從個人的痛苦往集體的力量走去，勇敢地、有熱量地活著。（2006.11.26聯合報）

離去

週五，爺爺會來接奶奶回中壢，小樹心情好時就撒嬌著要一起和他們走，可等到我下工進了家門，小樹飛奔偎了過來：「媽媽！」就立時變節，不肯離開了。

爺爺再誘她：「一起回中壢囉，明天帶你去玩。」

她置之不理。媽媽永遠是優先序的最前列，履試不爽。這是很多初當媽媽的人，都經驗過的、全然交託且無以倫比的巨大愛情吧。

可今天我還在回家的火車上，小樹就打電話來了：「我要和爺爺奶奶回中壢，明天去海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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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晚上皮皮回來怎麼辦？」

「皮皮…」她果然還是遲疑了，但很快就自我說服：「我沒去過海邊，好想去哦。」

「好啦，沒關係，可是．．．」

等不及我說完，那頭已聽見小樹大聲向爺爺奶奶報告：「媽媽說沒關係！」再速速俐落對著話筒扔下一句不容商量的：「拜拜！」就斷了線。

等我回家，早已人去樓空。

隔天，她打電話來。

「媽媽，我去海邊玩，好好玩。」

「有小朋友嗎？」

「有啊，我們捉好多寄居蟹，好多小朋友都過來一起玩寄居蟹。」

「下次還要去嗎？」

「還要啊。」

「我好想你啊。」我還是忍不住，想逗她。

「哦，」她顧左右而言他：「那，皮皮今天會回家嗎？」

「不知道。」我繼續柔情蜜意：「我一直想你欸。」

「海邊有很多小朋友。」

「你想我嗎？」

「皮皮不回家嗎？」

「不知道啊，」我就像個無理的情人，步步探試：「你會想我嗎？」

「哦．．．」好掙扎、尷尬的聲音啊，我幾乎可想見她皺著眉，好怕傷我的心的表情。

「我很想你，你有想到我嗎？」

「想啊…」明顯的心虛、小聲、敷衍，立即轉移話題：「那明天晚上你要來接我哦。」

「小樹！」我嚴肅起來：「你是不是玩得很高興，其實沒有空想到我？」

「嗯，對啦．．．」還是心虛。

「那你就跟媽媽說，你忘記想我了，就好了呀。」我放輕語氣：「我今天沒出去玩，所以才很有空一直想你。可是你玩得很高興，根本沒想到我，也沒關係呀。」

唉，我承認，這樣又撩撥她、逗弄她、又教訓她，實在是勝之不武，濫用權力關係。就像競中有時對孩子疾言厲色後，忍不住對我偷偷扮鬼臉：「天哪！我怎麼這麼有威嚴？」大人也會被自己未經預習而掌握的權力，嚇得膽顫心驚呢。

「對呀！」她似乎鬆了一口氣，老實招認：「我沒有想你。可是你要來接我回台北哦。」

「好。」

「拜拜。」

我來不及回應，電話已經掛上了。

然後我想起來了，好幾次朋友都惱我、提醒我，說我掛電話的速度經常比「再見」的聲音來得快，話筒那頭的人根本來不及反應，就只能聽著「嘟～」聲發愣。所以總有那種再撥一次，氣急敗壞的來電：「欸，我還沒說完．．．．」

我總是自我警醒著要改，沒改。現在發現小樹也是這一款。

更駭人的是，我現在全部記起來了，我的母親也是一樣，她的大嗓門總在電話裡烈風疾火地自顧自把話說完，就很乾脆地掛上，完全不聽對方說什麼的。

三代女人的雷同行徑，真驚人。

我早已不記得，小時候我是不是曾經纏黏著媽媽不放，只記得後來是如何一心盼望從她身邊逃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