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收錄於「日日春」一書
自在、溫暖如母親
1997年十月，在中正國際機場，同伴們把紙碗串成的花圈套在我們的頸上，大聲喊著口號：「凱子外交，爛！爛！爛！公娼外交，好！好！好！」諷刺阿扁、李登輝都是撒銀子建立國際關係，唯有台北公娼是聯合國愛滋會議主動邀請，機票、食宿都免費呢。
步出出關口，麗君悄聲對我說：「呷到五十幾歲，這是我第一次坐飛機，第一次出國欸！」她握緊我的手，又要笑又要嘆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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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下榻在馬尼拉的旅館，我賴著不回房，窩在麗君的床上，她的身子整個偎過來，捏捏我的手臂：「這麼瘦巴巴的….」，我半抱著她暖暖的身體，幾乎要撒嬌起來：「晚上我就睡這裡了。」就像是，跟媽媽要賴，完全沒有距離的。
在很多公娼的身上，我感受到的放鬆與親近，是如此的接近我的母親。她們的身體是自在的，接觸是開放的，溫暖如母親。
勞動控管與身體的抗爭試驗
和公娼姐妹們初識，正值阿扁倉促廢娼時刻，整個社會對於「煙花柳巷」充滿了窺奇的試探，蜂擁而來的善與不善的人潮。面對異樣的眼光與探詢，她們很自然地會以種種迴避自我保護，也敏感地知道「唱哭調」恐怕是這個社會唯一會接納她們的方式，於是她們下意識選擇性地讓自己出現：失婚的悲慘命運、職災致殘的父親與呦呦待哺的稚齡弟妹、負債的家庭與病痛纏身的家人……「貧窮」是這些生命故事的共同基調。
這些，都是真實的，刻印在她們一路艱苦自立走來的路徑上。然而，不是全部。
她們身上有女性的、媽媽的、女兒的、情人的、姐姐的各式角色，一個個活得強韌有力、鮮明勇猛。她們知道社會上「正常的人」的眼光，因此自我防衛著只選擇性讓你認識她。
直到一場又一場的抗爭下來，敵友漸漸分明，公娼姐妹們與我們這些「婦女會的、來幫忙的小姐」在關係中安定下來，才真正放鬆自在了。被市府警察驅離而痛哭失聲的時後，彼此靠攏安慰；旁聽議會通過緩廢公娼案時，高興得互相擁抱、大叫……直接而自在的身體。
我是從身體接觸來感受到公娼、母親與我所接觸的女工們的異同。
抗爭中的女工，堅韌、勇敢，她們如此良善，總讓你想起小時候的鄰家阿姨與姐妹。但是，她們的身體無疑是比較拘謹的，抗爭中大聲呼口號、奮力與警察衝撞、流著淚齊唱抗爭歌曲，都是一個新的、重新建構與開放的身體的試驗。
而我的家庭經驗中，接觸的女性是不太一樣的。我的母親、以及母系的家族中的親朋好友幾乎很少是在工廠工作的。阿公、表叔們都是菜市場的小販、二個舅舅混了一輩子流氓、表姐妹們則多是中途輟學、在低階的服務業流轉。這些我生命中最開始接觸的親人們，呈現的焦燥又輕鬆、不安又隨遇而安的氛圍，是遠遠不同於我投入工運後所認識的工廠女工的。反而，現在想起來，更接近公娼姐妹的生命情境。
是什麼東西造成這個差異呢？是工作環境、工作控管、工作方式嗎？
常年服務業的勞動，勢必是工廠規格化、泰勒式控管的生產線不同。這是為什麼母親、表妹的某種生命情境與公娼姐妹們更類似的原因嗎？
懸命走鋼索的勞工家庭臍
女工、公娼、我的母系親人，都是台灣社會裡，經濟條件較差的一群人。生命中一直沒有太多機會作別的選擇，於是我們經常聽說的、見到的、甚至自身經驗到的，幾乎都是噩運接連發生、衝撞整個家庭崩散、汲汲可危。
在我一路順利唸大學，交往很多良好家世的朋友中，我十分熟悉一般所謂「中產」的人們會如何不能理解：怎麼會，怎麼會爸爸剛自鷹架上摔斷了腿、弟弟又和人互毆入了牢、家裡還被倒了會………？這看來巧合的事，其實一點都不巧合，在一個脆弱的、不堪一擊的貧窮家庭裡，就是沒法子像有條件順利安置生活的人，除了顧現在，還有餘裕「規劃未來」，所以容不得一丁點意外──或者說，一直就處在高危險的懸命走鋼索狀態下，一步一險。
公娼幾乎都是來自勞動階層，在農村、工廠、漁港工作的父兄生病了、意外了，從鋼索上掉進公娼館，至少，撐起一個家─這個家，當然也是社會學者眼中不合格的「偏差家庭」。
我循著公娼姐妹的氣味，再次看見我的親人，以及她們生命中的窘困。
母系親戚的同輩孩子中，我與小我幾個月的表妹妙惠，由於外型上的單眼皮、修長身量迥異於母親家族的濃眉大眼、玲瓏身材，最常被拿來類比。我總記得她比我更是俐落、擅於生存。我的父親是高中老師，她的父親是黑道小混混，這於是造成了我們二人的生命朝不同方向發展。而我記憶最深刻的是，大一那年暑假，還在理直氣壯讓家裡出錢供養的十九歲的我，不知所措地看著她俐落地牽著未婚生下的小女兒，數著鈔票幫她父親還債──而我知道她為了籌這筆錢已經過度按摩，雙手都腫起來了。但整個家族中，一直到我投入工運前，我一直是那個比較有未來、有發展、有所期待的。
和表妹妙惠比起來，我其實什麼都不懂的。十九歲那年夏天，看著她紅腫的雙手、俐落的大笑與交際，我為我的「好命」背後是什麼樣的社會意義而隱隱不安著。一直到大學畢業後，我開始投身工人運動，走進工廠、貼近基層工人的生命現實，我才知道這是什麼。
我看見他們，工廠的弟兄姐妹、關廠的抗爭女工、蒙面喊口號的公娼、職災死亡工人的妻小，我同時看見我童時眷村裡的老兵、與村子裡沒能考上軍校就轉入黑道的鄰家大哥，還有屏東外婆家的一再換工作、生活在邊緣的親人們、在旅館櫃檯工作的母親、以及半夜應召後斜倚在櫃檯邊與媽媽聊天的「貓仔」……遠的、近的，這些人與那些人，在社會的類近處境裡，臍帶相連而不自知。我感覺她們是我的親人。
工運給我一個機會，成為不一樣的、更貼近真實、更寬厚的人。
好幾次，當媽媽又在電視上看見工運抗爭畫面上，她的女兒狼狽的被推擠，來電要罵人，我總也熟練地安撫她，與她調笑，唉，母親啊，你卻不知是社會運動拉近了你與女兒的距離，終於使她得以與你相認相親呢。
工人運動帶領我回頭看
參與工運十年，深刻的社會情感帶領我回頭重新看自己、看母親。
小時候，父母吵架是常事。暗夜裡，賭博遲歸的母親，揭嘶底里的爭執，無疑是令人憎惡的。我於是成為一個向內張望、自己和自己對話的小孩。我是那個，因為功課好理所當然成為模範生的好學生，卻偷偷艷羡著別的孩子有便當帶，而我天天外食。那時候，嗓門奇大、好賭的母親是離我所欽羡的世界太遠，相較於在高中任教的、文質彬彬的父親，母親以及她的親戚，無疑是粗俗的、另一個世界的人。
整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也令我下意識地避開母親、表兄妹、舅舅…這些原本是最親近的人。國小畢業後，坐火車到外婆家過暑假的旅程不再被期待，已然長成一個文藝少女的、寫詩作夢的我，明顯感覺與那些開始就業的表兄姐的不搭軋，乃致不自在地悄悄困窘著。就這樣，人生的路，就各自歧向兩頭吧，漸行漸遠。
二十歲，正值台灣社會劇烈變動的八０年代中末期，我這個生長自嘉南平原，卻從未與工廠、農村接觸的眷村小孩，竟也在社運的浪潮中重新接觸這個社會的底層真相，看見淍蔽的農村、受污染的河川、貧窮的人…….我讀了一些書，參與了一些事，重新面對自己的究竟要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
大學畢業前一個月，父親過世了。與父親離異多年的母親重回我們的世界，在此同時，我一腳踏入工運，學習和工人相處、生活、共同工作。
可以說，我是先認識台灣女工的處境，才回頭來認識我的母親的。她與父親離婚多年來，一直在低階服務行業裡工作，陸續還清了當年積下的賭債，她寄居娘家，還是愛漂亮、愛整潔，在外混蕩多年的舅舅也回來了，一身潦倒，但卡拉OK唱得極好。我又回到屏東，親切而驚奇地重新看見我的家人，他們生猛地活著，講義氣、經常欠債、大大小小吵鬧不休、也努力地求生存，表妹依然覺得我「好命」。她的女兒上國小了，父親仍時時靠她接濟，卻也一逕活得爽朗漂亮。
我開始有一點了解，為什麼父親一直不曾真正怨過母親。母親的樂觀、天真，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力量。我在公娼姐妹身上，履履看到這種類似的力量。
有力的活下來
母親的第一任丈夫因病早逝，卅歲的她，拖著四個孩子在菜市場吃力叫賣，後來嫁給我的父親，生活才穩定下來。公娼姐妹們身上，也有著類似的故事：一個沒有學歷、沒有技術、家累負擔大的女人，以婚姻、或以從娼來解決這些重擔……
我在工廠、公娼館、以及我的親人身上，聽到、經驗到類似的生命故事，都來自貧窮。不同的條件與機會，造成了個別的人站上不同的社會位置，這恐怕不是「選擇」的問題，而是如何「被選擇」吧？有選擇權的人，多半是比較有條件、有機會的。
公娼抗爭後，突來的經驗一次次考驗著她們。我看見第一次出國的麗君，從東張西望的羞澀，到在外國人面前無所畏懼地大聲說話：「我代表在台北抗爭的128位公娼….」；我看見氣勢十足的官姐，在來自世界各地的鎂光燈前，侃侃而談公娼是她們在性產業中最自主、最安全的選擇。長出勇氣的公娼姐妹，終於開始創造自己的生命機會了。而這之前，社會是不給她們條件的。
廢娼後的官方說法，只是一味的要她們否定自己前半輩子為生活打拼的努力。強迫公娼「從良」的背後，就是要她們否定自己的過往，成為符合這個中產主流的價值觀，不信任她們自己作主、作選擇的能力！「緩衝二年」當然是個低限的訴求，但卻是公娼姐妹自己評估能力、社會認同後的折衝要求。且不論這個訴求並不如進步人士所期待的、直接挑戰「廢娼」的合理性，至少，這是她們自己為未來盤算、作主的一個要求。
「這二年，我們來想辦法解決，找出路。」她們說。走到懸崖邊的女人，不願一躍就範，而試著共同搏鬥下去。
那樣的天真與樂觀，是建基在極強大的、有韌性的生命力上。生命中的苦處太多，她們被磨練出不可思議的天真與世故，是以渡過生命的滄桑，仍有力的活下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