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貧笑娼的中產階級，欺貧打娼的北市政府

娼良涇渭分明？

市府倉促廢娼政策在公娼自救會的密集抗爭後，引發社會兩極化的辯論。而當陳水扁動用行政便利公告公娼財產後，痛斥「笑貧不笑娼」的價值觀的論點應運而生。廢娼事件中陳水扁的行政草率過失不再被追究，報章社論轉而援引殘障、老弱者的悲慘處境，對比「出賣靈肉換取高所得的娼妓」，將「貧」與「娼」對立，在慨嘆「笑貧不笑娼」的同時，將道德的高帽再一次重壓在公娼姐妹的肩頭。

嚴批「笑貧不笑娼」的言論，反映的是「笑娼不笑貧」的道德正義。而我們要問的是：這個社會憑什麼「笑娼」？娼妓被污名化，被貶抑到社會的底層，除了讓黑道、剝削更肆無憚忌的直接效應外，另一層間接效果則是將這一群人與乾淨的中產階級區分開來，娼良涇渭分明。

事實上，最擔心「笑貧不笑娼」的，也正是這一群都會中產階級。他們掌握有利的社經位置，「貧」的存在，適足以彰顯出他們的「不貧」，還可以動用所有人的納稅錢來「濟貧」以表示愛心。「濟貧」的同時，就是一種宣稱：「我不貧，我容許貧的存在，並接濟他們。」卻不回頭反省，貧、富的差距是在什麼樣的社會結構裡被「創造」出來的？對中產階級而言，娼妓代表的是一種潛在的威脅。一方面是經濟的，另一方面則是性的。

小心性工作者跨越階級界限

就經濟而言，當陳水扁以公布公娼財產的方式，作為「公娼靠出賣靈肉換取高所得」的有力佐證，批評公娼「怕吃苦」、「不自愛」的說法交相出現，「可憐的娼妓」搖身一變成為「愛慕虛容的女人」。很顯然的，對社會大眾來說，公娼一個月十幾萬元的收入，是太高了。那麼，公娼賺多少才是合理的呢？或者說，什麼樣的人月入十幾萬才是應該的？陳水扁不也月入數十萬嗎？炒作房地產、股票的人，不也日進斗金嗎？為什麼公娼賺得多（比誰多？）是不應該的？資本主義社會裡，不是以房貸、通貨膨漲、逼迫我們拼命工作賺錢、往上爬嗎？為什麼娼妓勉強取得了「明顯不是這個階級的人應該賺得到的錢」，叫人惶惶不安呢？

到底是什麼樣的標準在決定誰比誰高尚呢？

失去了「可憐的酒家女」，中產階級的道德良心無處安放，竟轉而祭出似是而非的「社會正義」，為窮人代言疾呼：「這些出賣靈肉換取高所得的公娼，又如何面對在工廠辛辛苦苦工作一個月只能賺二萬元的女工．．．．」。女工薪資不合理，應該幫她們爭取更高的待遇才是「社會正義」呀，怎麼反而拿來打壓「高收入」的公娼呢？學歷、技術、人脈都是我們累積「多賺一些」的資源，我們為什麼只拿女工和公娼比？建築師、律師等領牌的工作，也是高收入呀，為什麼同樣領牌的公娼的高所得，令人側目、甚至不恥呢？經濟決定了這個社會主要的階級版圖，而從娼者竟自「貧」中企圖翻身，以其高收入跨越階級界線，這才是叫安適的中產階級害怕憂心的吧？

從家庭私有制掙脫出來的性勞動

至於性。對「性」充滿恐懼的中產階級，不能忍受性的「溢出」──從婚姻、道德、家庭、私有制中的溢出。所以陳水扁在內湖淹水、死傷多人的時候，滯留國外不歸，面對市民的質疑時，可以志得意滿地強調他個人「重視家庭勝於仕途」，而支撐他理直氣壯的，正是站在整個社會對家庭、新好男人（愛家的、負責任的、不嫖妓也不外遇的、有事業的）的高度認可。相對的，核發牌照給公娼等於是市府公然承認婚姻外的性、將性從家庭的私有制掙脫出來，這無疑是嚴重挑戰新市府的意識型態，於是，最理想的處置方式是：不承認。不承認的同時，再徹底污名化，以建構粗暴政策的合理性。

當一切勞動力（勞心或勞力）的買賣都被視作「正常」時，唯獨性勞動，卻被賦與羞恥的烙印。對於性─特別是女人的性─的各式規範，正符合中產階級井然有序（誰的秩序？）的世界觀：「正常」的勞資各就其職、「正常」的男女各安其位。無產者可以出賣勞力換取微薄的生活所需，但無產的女人若要出賣性，就必需付出受人唾棄的污名代價，以及不被法律保障乃至受盡黑道、警力的聯手剝削之苦。社會主流價值觀結合公權力的行使，共同將性工作者趕入暗巷，迫其隱身噤聲。

不笑貧也不笑娼

是誰在笑娼？正是虛偽的中產階級迫使公娼姐妹們戴上面罩，公娼抗爭的面罩正是對這個偽善的社會，最大的控訴。戴著面罩還是要抗爭，正是她們討生活的理直氣壯。

而理直氣壯的娼妓無疑是叫人不安的。市府救濟方案下，強迫式「從良」的美意竟不被涕泣接受──從良不是娼妓們最大的夢想嗎？我們對娼妓的認識不都是火坑裡暗夜哭泣的柔弱女人嗎？拒不接受救濟的公娼令台北市政府不安，令中產階級不安。所以祭出道德性的娼貧對立邏輯來打壓堅持抗爭的公娼了。

為什麼不笑娼就相對的是笑貧呢？公娼抗爭時，立即站過來聲援的，恰好是無產的女人、工人，相互支持的也恰是最邊緣的拆遷戶，我們不但沒看到「笑貧不笑娼」，反而是貧與娼相濡為沫，不笑貧也不笑娼。而出身良好、擁有優勢資源的人，以貧的標準，指責公娼救濟金一個月四萬餘，對不起自力更生的老、弱、殘、女工，不面對為什麼不讓老、弱、殘、女工都可以取得更好的經濟能量，或者，改變迫老殘者為貧的結構。反而是粗暴地將「笑貧」與「笑娼」取其一，甚且將自己下意識「笑貧」的價值觀，歸罪於公娼昂然不受恥笑的理直氣壯。

以台北市府為首的新都會中產階級的骨子裡，其實正是「笑貧又笑娼」的高姿態。所以，掌握公權力的市政府可以悍然行使「欺貧欺娼」的政策，以迎合中產階級的口味，反正，拆遷戶的無家可歸決不比麗晶飯店的週圍景觀不雅重要，128名公娼中年失業也比不上「市政府不能主動承認娼妓存在」的意義。快樂希望的城市，偽善而虛矯的台北新市府。

性工作是工作

台北市公娼自救會對台灣社會最大的貢獻，就在於她們以自己的生存爭扎，逼迫台灣社會共同面對性別／性／階級／商品化的問題，嚴肅討論。站在勞動階級的立場，我們堅決主張「性工作也是一份工作」，支持台北市的公娼集結爭取工作權。

「公娼有工作權可言嗎？」

公娼的工作相對於很多人，毋寧是單純許多的。作為一種商品，公娼館的性交易價格明確，每節十五分鐘，既不需要陪客人交際應酬，也不必以假相的情感作為文換，出賣性勞動的公娼則以每週的身體檢查保證無性病的副作用。純就商品的角度來看，這不是很合理嗎？為什麼要痛斥不道德呢？什麼地方不道德？

「可是，身體是不能買賣的！」

身處資本主義社會，勞動力早已商品化，不論是勞心、勞力都跟隨勞動者的身體在就業市場標價出售，為什麼獨獨反對性勞動的商品化呢？如果你認為人人平等，一個人（資本家或消費者）不應該有權支配、使用另一個人（勞工或娼妓）的身體，那應，你應該也反對雇傭關係，反對資本主義。在你主張廢掉公娼的同時，更應該與台灣工人階級共同打拼，主張廢掉資本家的工廠、廢掉資本主義的政府。

「一下子跳到資本主義，你未免陳義過高，不面對實際發生的娼館剝削關係，真正獲得暴利的是娼館的業主！」

就是務實地看待娼妓問題，我們才集中在公娼問題上。

先釐清什麼叫剝削關係？公娼館裡一節八百或一千的交易，三七分帳，業主三、小姐七，業主的收入是小姐的好幾倍！如果三七分太剝削，我們應當一同協助小姐爭取二八分、一九分的拆帳方式才對，怎麼會跳到零和遊戲呢？讓公娼連原本賴以維生的七都不見了！工廠裡的女工月入二萬元，拼命加班賺到二萬伍，可是老板賺得更多，這不也是公認「正常」的現象嗎？而台灣的勞雇關係裡，工人勞動賺取的利潤與薪資的比例恐怕不連老板七、女工三都不到呢！可是台灣工運發展十年，在力量有限的情況下，也還只能按步就班地爭取降低工時、週休二日、減少職災．．．，還不敢一下子跳到廢工廠呢！

「性產業的剝削關係裡，除了業主抽取高利潤之外，還有為了服務男性的慾望，而造成女體的物化與傷害！」

若說性工作是對女性身體的殘害與剝削，滿足男性的慾望而使女性尊嚴淪喪。那麼，台灣的工廠每年斷送一千五百多名工人的性命，導致六千多名工人終身殘廢，這難道不是資本家對工人階級的殘害與剝削嗎？基層女工拼命加班、長期從事單調重覆性的工作以賺取生活所需，難道不是也同時滿足了資本家的利潤而備受踐踏嗎？

勞動階級為賺取生活所需，不得不出賣勞動力、辛勤工作以獲得溫飽，這是整體濟結構下的不得不然，勞動異化與身體受害都是這個結構對無產者的副產品。但就現實而言，作為一名勞動者，我們自立更生、不掠奪他人的生產、不剝削他人的勞動，公娼與所有的勞動階級一樣，都是很有尊嚴的。振振有辭為女性主體與尊嚴發聲的人，應該將矛頭指向那些掠奪者才對呀！

「馬永成說得好：公娼不是問題，有問題的是週邊的黑道介入！你如何面對合法公娼館掩飾非法人口販賣的事實？」

馬永成的邏輯思考顯然是不及格的。讓我們這樣說罷：股市操作員不是問題，有問題的是週邊的短期炒作、融資介入；台北市政府沒有問題，有問題的是財團介入、利益交換……….為解決這些問題，我們一舉廢掉股市、廢掉台北市政府，你同意嗎？拿128名公娼的生計開刀，說是要藉以清除數十萬名非法色情行業，這不是天方夜譚嗎？黑道介入、人口販賣問題嚴重，應該是嚴正檢討警政單位執法不公。如果公娼沒有問題，為什麼首當其衝的是她們？為什麼陳水扁不展現魄力廢掉警察局？

若新市府集中火力指向介入性產業的黑道與惡勢力，相信公娼必定額手稱慶，全力配合。一個政策若是正確的，何以最後對峙的竟是利益一致的兩造？我們可以想像，勞委會說要掃除職業災害，竟以關廠作為手段？或者說，竟下令不准工人勞動？難道不是官方加強安衛檢查、加重資方違法罰鍰、團結工人就廠監督力量，才是最有效改善勞安的方式嗎？同理可證，台北新市府要掃盪性產業「週邊的惡勢力」、要拯救「被剝削的妓女」，不正應該以加強警力取締、協助公娼成立工會自救、降低業者抽成底線下手嗎？這麼清楚的、可操作、應實施的政策，為什麼台北新市府看不見？

「可是，市政府一方面高喊掃除色情，一方面又發牌照給公娼，不是自打嘴巴嗎？」

這個問題正是陳水扁廢娼的真正答案罷？掌有公權力的人不去面對色情與娼妓的細緻問題，反而以最粗暴、偷懶的「廢除」方式，一了百了，且不許修改，這不是「暴君」是什麼？反正公娼不過百來人，作為選票，還不夠看；作為市民，又是社經位置最弱勢的一群。柿子挑軟的吃準沒錯，所以廢娼政策的執行效率超快。

若由政府發牌的公娼制令台北市政府尷尬，應該思考的反而是「監控發牌」妥當與否，也許應該執行的反而是明訂從娼者不違法，或者，至少也修改現行「罰娼不罰嫖」的荒謬惡法，讓公娼、私娼都免於受到警察、黑道的同步威脅。「公娼證」不再是唯一保障娼妓的尚方寶劍，性工作者擁有更多的自主權，市府也不必發牌當總管了。

事實上，從勞動的觀點來看，公娼每週一次健康檢查的規定比你我的勞動還要安全；從雇傭的觀點來看，公娼與業主的利潤分配比你我的工作還合理；若說從娼者要付出慘痛的代價，這代價毋寧是來自社會歧視的眼光，逼她們難以翻身。當學者們振振有辭地援引數據，以從娼者酗酒、罹患性病等高比率來表達她們的痛苦時，我們必須說，對於鉛工廠的工人易罹患鉛中毒的問題，最好的解決方式是要求改善勞動環境，做好安全衛生。同樣的，為了照顧性工作者的身體，我們也許應該要求進入娼館的客人都要攜帶「健康證明書」，且遵守安全性行為的「消費規則」，才能確保公娼姐妹免於性病的恐懼；至於酗酒、吸安問題，同樣可見在高壓力工作下的人，而回頭追溯壓力的根源，竟是主流社會歧視的眼光──包括認為她們很可憐的你。

性工作是工作嗎？台北市的公娼妹勇敢站出來，以集體的力量拼命告訴你：性工作者反污名，性勞動要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