娼良涇渭分明？
市府倉促廢娼政策在公娼自救會的密集抗爭後，引發社會兩極化的辯論。而當陳水扁動用行政便利公告公娼財產後，痛斥「笑貧不笑娼」的價值觀的論點應運而生。廢娼事件中陳水扁的行政草率過失不再被追究，報章社論轉而援引殘障、老弱者的悲慘處境，對比「出賣靈肉換取高所得的娼妓」，將「貧」與「娼」對立，在慨嘆「笑貧不笑娼」的同時，將道德的高帽再一次重壓在公娼姐妹的肩頭。
嚴批「笑貧不笑娼」的言論，反映的是「笑娼不笑貧」的道德正義。而我們要問的是：這個社會憑什麼「笑娼」？娼妓被污名化，被貶抑到社會的底層，除了讓黑道、剝削更肆無憚忌的直接效應外，另一層間接效果則是將這一群人與乾淨的中產階級區分開來，娼良涇渭分明。
事實上，最擔心「笑貧不笑娼」的，也正是這一群都會中產階級。他們掌握有利的社經位置，「貧」的存在，適足以彰顯出他們的「不貧」，還可以動用所有人的納稅錢來「濟貧」以表示愛心。「濟貧」的同時，就是一種宣稱：「我不貧，我容許貧的存在，並接濟他們。」卻不回頭反省，貧、富的差距是在什麼樣的社會結構裡被「創造」出來的？對中產階級而言，娼妓代表的是一種潛在的威脅。一方面是經濟的，另一方面則是性的。
小心性工作者跨越階級界限
就經濟而言，當陳水扁以公布公娼財產的方式，作為「公娼靠出賣靈肉換取高所得」的有力佐證，批評公娼「怕吃苦」、「不自愛」的說法交相出現，「可憐的娼妓」搖身一變成為「愛慕虛容的女人」。很顯然的，對社會大眾來說，公娼一個月十幾萬元的收入，是太高了。那麼，公娼賺多少才是合理的呢？或者說，什麼樣的人月入十幾萬才是應該的？陳水扁不也月入數十萬嗎？炒作房地產、股票的人，不也日進斗金嗎？為什麼公娼賺得多（比誰多？）是不應該的？資本主義社會裡，不是以房貸、通貨膨漲、逼迫我們拼命工作賺錢、往上爬嗎？為什麼娼妓勉強取得了「明顯不是這個階級的人應該賺得到的錢」，叫人惶惶不安呢？
到底是什麼樣的標準在決定誰比誰高尚呢？
失去了「可憐的酒家女」，中產階級的道德良心無處安放，竟轉而祭出似是而非的「社會正義」，為窮人代言疾呼：「這些出賣靈肉換取高所得的公娼，又如何面對在工廠辛辛苦苦工作一個月只能賺二萬元的女工．．．．」。女工薪資不合理，應該幫她們爭取更高的待遇才是「社會正義」呀，怎麼反而拿來打壓「高收入」的公娼呢？學歷、技術、人脈都是我們累積「多賺一些」的資源，我們為什麼只拿女工和公娼比？建築師、律師等領牌的工作，也是高收入呀，為什麼同樣領牌的公娼的高所得，令人側目、甚至不恥呢？經濟決定了這個社會主要的階級版圖，而從娼者竟自「貧」中企圖翻身，以其高收入跨越階級界線，這才是叫安適的中產階級害怕憂心的吧？
從家庭私有制掙脫出來的性勞動
至於性。對「性」充滿恐懼的中產階級，不能忍受性的「溢出」──從婚姻、道德、家庭、私有制中的溢出。所以陳水扁在內湖淹水、死傷多人的時候，滯留國外不歸，面對市民的質疑時，可以志得意滿地強調他個人「重視家庭勝於仕途」，而支撐他理直氣壯的，正是站在整個社會對家庭、新好男人（愛家的、負責任的、不嫖妓也不外遇的、有事業的）的高度認可。相對的，核發牌照給公娼等於是市府公然承認婚姻外的性、將性從家庭的私有制掙脫出來，這無疑是嚴重挑戰新市府的意識型態，於是，最理想的處置方式是：不承認。不承認的同時，再徹底污名化，以建構粗暴政策的合理性。
當一切勞動力（勞心或勞力）的買賣都被視作「正常」時，唯獨性勞動，卻被賦與羞恥的烙印。對於性─特別是女人的性─的各式規範，正符合中產階級井然有序（誰的秩序？）的世界觀：「正常」的勞資各就其職、「正常」的男女各安其位。無產者可以出賣勞力換取微薄的生活所需，但無產的女人若要出賣性，就必需付出受人唾棄的污名代價，以及不被法律保障乃至受盡黑道、警力的聯手剝削之苦。社會主流價值觀結合公權力的行使，共同將性工作者趕入暗巷，迫其隱身噤聲。
不笑貧也不笑娼
是誰在笑娼？正是虛偽的中產階級迫使公娼姐妹們戴上面罩，公娼抗爭的面罩正是對這個偽善的社會，最大的控訴。戴著面罩還是要抗爭，正是她們討生活的理直氣壯。
而理直氣壯的娼妓無疑是叫人不安的。市府救濟方案下，強迫式「從良」的美意竟不被涕泣接受──從良不是娼妓們最大的夢想嗎？我們對娼妓的認識不都是火坑裡暗夜哭泣的柔弱女人嗎？拒不接受救濟的公娼令台北市政府不安，令中產階級不安。所以祭出道德性的娼貧對立邏輯來打壓堅持抗爭的公娼了。
為什麼不笑娼就相對的是笑貧呢？公娼抗爭時，立即站過來聲援的，恰好是無產的女人、工人，相互支持的也恰是最邊緣的拆遷戶，我們不但沒看到「笑貧不笑娼」，反而是貧與娼相濡為沫，不笑貧也不笑娼。而出身良好、擁有優勢資源的人，以貧的標準，指責公娼救濟金一個月四萬餘，對不起自力更生的老、弱、殘、女工，不面對為什麼不讓老、弱、殘、女工都可以取得更好的經濟能量，或者，改變迫老殘者為貧的結構。反而是粗暴地將「笑貧」與「笑娼」取其一，甚且將自己下意識「笑貧」的價值觀，歸罪於公娼昂然不受恥笑的理直氣壯。
以台北市府為首的新都會中產階級的骨子裡，其實正是「笑貧又笑娼」的高姿態。所以，掌握公權力的市政府可以悍然行使「欺貧欺娼」的政策，以迎合中產階級的口味，反正，拆遷戶的無家可歸決不比麗晶飯店的週圍景觀不雅重要，128名公娼中年失業也比不上「市政府不能主動承認娼妓存在」的意義。快樂希望的城市，偽善而虛矯的台北新市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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