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者的血汗印記：工殤紀念碑與歷史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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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社72期2008年12月）
勞動者的血汗印記─工殤紀念碑與歷史記憶
The Seal Of Workers' Sweat And Blood
---The Monument For The Victims Of Occupational Injuries And Historical Memory

顧玉玲
Ku Yu-Ling

一、緣起：最高聳的大樓，最沈重的記憶

2007年4月28日，世界第一高樓Taipei 101緊臨信義路大門的前側，拆除施工鷹架後，豎立七面交錯安置、各三米高二米寬的彩色琉璃牆所組成的紀念碑，以七巧版的活潑造型隨機拼湊成牆面，正反都鏤刻著透亮的文字，鮮麗的色調入夜後點燈更是耀眼顯目（見圖一）。總計長達十餘公尺的紀念碑，像街頭的裝置藝術，也像是高樓的探照燈，引起絡繹不絕的逛街人潮好奇駐足，貼近透亮的彩色磚瓦，辨識鏤刻其上的文字，密密麻麻竟是上萬個人名，平凡普通一如你我，有的甚且是羅馬拼音的外籍人士………

這些是什麼人呢？為什麼被這麼重要地對待啊？……圍觀者帶著一點好奇一點深思，穿越七塊斜側並置的琉璃牆、穿越成千上萬的姓名、穿越菱形方形三角形的色塊，轉到距離101繁華商場最近的第一塊琉璃碑上，碑文以中英文書寫：「從這裡，延伸出去的每一片段、每一角落，都有勞動者用生命刻劃的軌跡。」再往下，你又再度看見姓名，以及姓名背後的故事：「獻給所有親身參與TAIPE I101的伙伴，並紀念工殤往生的林建成、孫同英、陳又禎、陳信陽、陳錦水、張達全」。

這是一個有故事的紀念碑。林建成、孫同英、陳又禎、陳信陽、陳錦水是2002年331大地震時，從搭建中的101大樓職災死亡的工人，一年後，張達全在大樓電梯作業感電往生。紀念逝者，同時感謝將近萬名曾經參與Taipei 101大樓建設的勞動者，不分藍領、白領，無論本籍、外籍，都在後面六塊琉璃碑上佔有同樣空間。這些人可能是設計者、工程師、行政秘書，可能是鐵模工、電鑬工、清潔婦，也許是來自花蓮的原住民，也許是飄洋過海的泰籍勞工，而你腳下的石磚、步道，都有他與她勞動的刻痕與成果，承載著你行走、逛街、趕車、辦公的步履。雖然你一直以為與你無關。

如果觀者再有耐心一點，漫步瀏覽這些號稱隨機擺放、沒有先後次序的名字，你可能會先狐疑：羅馬拼音的姓名佔不到十分之一，怎麼可能？為了降低成本，一般營造工程多半會爭取到三分之一的外勞配額且必然滿額聘僱，開工六、七年來累積聘用的外勞絕對遠超過這個數字，顯然外勞姓名只是聊備一格，即便是在一個難得公開肯定勞動貢獻的紀念碑上，也只是象徵性出現，邊緣的位置如實反映外勞在台灣的現況。再敏感一點，你也許繞回第二塊碑從第一個名字找起……沒錯，最容易被辨識的，正列在第一排：陳水扁、馬英九、陳敏薰、陳定吾．．．。這當然不是隨機，而是刻意安排。一座看似謙遜、親近的紀念碑，以成千上萬勞動者的姓名為主軸的紀念碑，Taipei 101大樓還是偷渡了他們真實的想法，同時也反映了現實的位階：執政者與出資者總是並列最高位。

最後，你走到最後一塊琉璃碑的反面，像落款般一排排具名列出大樓的土地所有者台北市政府、承包營運的聯合財團、建造工程廠商、設計事務所、以及數個投注心力、參與建碑的工運團體。沒有多餘的陳述，但著實突顯鮮明的合作意象：出錢、出力、共同參與建造紀念碑的社會力量，標榜這是由勞、資、政合力打造的紀念碑。當然有部份較熟悉工運脈絡的人，看見本土財團國泰企業、國際資本熊谷營造，與抗爭性格濃厚的工傷協會 、工委會 併列，可能會忍不住笑出聲來：多麼諷刺啊，這些職災記錄惡名昭彰的大財團，不久前才被工傷協會協同職災工人持續地激烈抗爭呢！

諷刺的是，向基層禮敬、平實入土的伙伴碑，相對應的卻是一個誇耀財富、拔高競利的摩天大樓，一平一高的不同造型恰好突出勞動與資本迥異的邏輯（見圖二）。資本追求最大化的利潤與擴張，降低勞動成本是這個競技場上存活的首要考量，於是降低勞安設施、降低人事支出、層層轉包以逃避退休金….一步步都將勞動者往傷亡的邊緣擠壓。而勞動的發展則要回到勞動者身上，「勞動力」不能脫離「人」的主體，無以量化計算，擴張反而是錯的、不健康、毀損的方式，並不帶來循環培力，只帶來消耗。

高聳入雲的Taipei101位於台北市信義計劃區的核心，是台北市政府第一個與民間合作開發的大型BOT專案，於1997年由14家企業聯手組成的「台北金融大樓股份有限公司」取得地上開發權，進行規劃建造及後續營運。這座大樓挑高508公尺，地上101層、地下5層，是台灣建築界有史以來最大的工程專案，由李祖原建築師事務所設計，以諧音「發」的吉祥數字「８」作為設計單元，每８層樓為一個結構單元，彼此接續、層層相疊，外型好似竹節相架，每八樓環節處還綴以銅錢象徵的裝飾。說到底，Taipei101大樓就是把貨幣的符號堆疊、運用到極致，再包裝中國式的傳統如意，輔以玻璃帷幕的現代感，交錯成一種既現代、又傳統、財運一路發的商場好兆頭，主建築物各處還置放國內外藝術家的作品，以頂極的建材、不凡的品味展示財富，意欲建立亞洲金融商業新地標。

這樣一個以誇飾、炫耀為主要意象，以辦公、商場為活動內容的玻璃帷幕大樓，若要營造明亮先進的形象，對建造過程中的職災死亡事件，當然急欲遮掩。但工殤紀念碑卻堂堂放置在主要大門前最醒目的位置，將慘痛的工傷犧牲暴露在眾人面前，並謙遜地將創造的榮耀歸給基層勞工，又是另一重矛盾的張力。同時，我們也在看似進步的紀念碑上，處處看到勞資角力的破綻：如資方偷渡的「排名」第一列，勞方堅持的「工殤」字樣。

這樣一個分明是由出資者耗費鉅資，但又建基在基層工人的死亡代價上的碑，能夠給社會帶來什麼反思的意涵？

這個碑，死人與活人並置。

這個碑，犧牲與榮耀共存。

這個碑，掌握政治與資本的人裝扮成伙伴洋洋名列第一排。

這個碑，悲傷的眼淚包裝在七巧版的彩色琉璃下。一回頭就看見。

紀念碑是糖衣？粉撲？遮羞布？還是暮鼓晨鐘？霧中燈塔？

鏤刻琉璃磚上近一萬名勞動者的姓名，是紀念碑的主體。此舉打破過往只有出資者、政府首長、設計者在建築物落款的慣例，反倒將「幕後的無名英雄」全數列名，包括那些用完就丟的外籍勞工。正面的來說，伙伴碑肯定勞動者才是真正的創造者！立在象徵台灣經濟發展的Taipei101大樓前，更是意義豊富。

以Taipei 101前的紀念碑為起點，我想回溯梳理我自己實際參與其中的工殤運動的歷程 ，聚焦在推動工殤紀念碑的行動中，反思集體記憶、遺忘、詮釋的交互關係。紀念碑可能被收編，可能聊備一格，可能被新政權拿去錦上添花，增加欺騙性，可能成為「遺忘的開始」，可能被扭曲，可能增加仇恨、無助改變現狀．．．．但我更關心的是：誰來建立？誰來詮釋？誰來決定、篩選集體記憶？由上而下的定性，為誰服務？由下而上的召喚，如何可能？ 個人／集體的記憶，如何區辨？不可避免的掛一漏萬，不可避免的以偏概全，不可避免的既定立場…..對話如何開啟？不斷開放的修改如何可能？

二、若我不願遺忘．．．．紀念得以再現真實？或加速失憶？

維基百科裡對「遺忘」的說明是圍繞著「記憶」出現。人類的感覺器官接收各式各樣的訊息，未必都留在記憶之中，「遺忘」讓人腦的壓力減輕，得以空出位置保留重要信息，「相對於記憶是主動，遺忘是被動的。就是說，人能夠主動選擇記住某件事，而不能選擇去忘記某件事。」 這裡有個前提：我們先假設了記憶與發生過的事件必然的、近乎亦步亦趨的相關連，遺忘正像是大自然的刪枝剪葉般，去除不重要的蔓蕪，讓重要枝幹得以成長茁壯，甚且開花結果。遺忘是被動的，不可選擇的，忘了就是忘了，彼長我消，物競天擇，忘了表示不重要。
現實上，記憶並不全然複製過往，記憶會有意無意的篩選、遺漏、甚至改寫，記憶會聚焦、放大部份而減縮部份，而這多半為了迎合我們的內在需要，但無以檢驗，久了便如真似夢。更有意識介入記憶的，多半是為了抵制「遺忘」，我們主動選擇要一再重現、複習、反覆加強部份記憶，正是我們稱之為「紀念」的部份。藉著某些儀式、物質，我們重複感受，以避免遺忘。

有的人，在家裡保持死者的房間、在餐桌上原樣準備他的碗筷、遺照掛在牆頭、佈置一個溫暖的靈位、戴著他給的婚戒、堆放一個神秘的留有她的日記與信件的角落、一個他所喜歡的葬禮、一件他所念念不忘的遺志要代為完成．．．．記憶與紀念，飽含著存活下來的人的情感與意志：不要忘記。不能忘記。不願忘記。

有關記憶的物質化呈現，我們有太多範本足以參考：遺照、墓園、紀念碑、文物、牌位、書信、傳記、紀錄片、雕像、展演．．．都是存活的人的需求。我們向死亡尋求意義，以支撐生存的價值；我們向過往追討力量，以確認現況的延續。

民間向來有自發性的紀念碑，特別是在風險天災特多之處。小漁村的村民為無名女英雄立碑紀念，經過歲月流轉、添加意義而逐漸成廟、成神，望海的女人死後昇華為護鄉的菩隡，建廟膜拜，以保平安。或是遭受意外的港口工人、大地震造成巨大傷亡，鄰近居民立碑誌之、祀之，以免作亂。金門島、基隆港、高雄港…都找得到類似的碑，對肉體死後精神不死的敬與畏。保安、或避亂，都富含功利作用。

還有的是標榜模範、含富情感的紀念碑。不管是救人身亡的幼稚園女教師、意外喪生的年輕學子、車禍往生的工程師……在很多鄉野小鎮裡，我們都可以看到這樣自發性的紀念碑立在公共空間，也許是公園、路邊、街口，但隨著都市化發展後，這樣的紀念碑也受到排擠。無論是出於情感，出於功利，這都是普遍自發冒生的紀念方式，捐錢出力將已逝去的人或物或事件，銘記下來。

為悼念勞動者因工死亡的紀念碑，從日據時代就留下不少，如瑞芳「開鑿金礦犧牲者招魂碑記」、五結「二結紙廠殉職碑」、桃園「大圳開鑿殉職者供養塔碑」，日、中文名字夾雜，是殖民者開拓、建設留下的遺跡。二次戰後，國民政府帶著大批軍隊來台，直到冷戰開始註定反攻無望後，軍隊人馬大量轉至道路開墾、山區拓荒，或輔導轉業至國營企業。於是我們也在東西橫貫公路延路看到職災榮民的紀念碑、石門水庫的「殉職員工紀念碑」、還有關山的台電員工殉職碑。這裡，工殤碑多半在公共工程，當然有統治階層宣誓並記錄「拓荒」貢獻的意義，但我們在行走中橫、日月潭時也不時會看見有部份紀念碑不誇張、不矯飾、不佔太多空間，甚且有幾分草率地豎立在路邊，可想見也許是工程結束後，同僚對逝者的一點心意，建碑留言，讓後人知曉那個蓽路藍縷的艱辛歷程。無意間路過的人，看見了並感受那點心意，今昔歷史就有關連了。

主流歷史裡，特別是經過大規模的傷亡後，紀念「過往」以型塑「未來」的政治作用，特別明顯。個別的記憶就由上而下被集中收攏到共同的定性。這一類紀念碑的設立，多半在政權轉移時最多。新的統治階層為鞏固自己地位的合法性、正當性，多半拿亡者作為加持，紀念碑則以「抗敵」、「烈士」的犧牲形象出現，同時發揮對前朝的否定、對今日政體的肯定的雙重作用。美麗新世界總是建基在血跡斑斑的歷史遺痕上，「紀念」的作用同時也昭示：正因為之前的執政體系太糟，透過抵抗、犧牲才有今日豊碩的成果，奪權的作用被置放在犧牲的壯烈之後，共享榮光。在台灣，二次戰後由國民政府帶頭設立的抗日紀念碑，或是解嚴後各地方政府於政黨轉換後快速催生的228紀念碑，都有濃厚的政治操作意味。

由下而上的紀念，反映素樸的願望與追思。但由上而下的紀念，則充滿重塑歷史、定性未來的企圖。也就是說，愈被掌握權力的人所操縱的、膜拜的「紀念」，我們愈要提高警覺。

更進一步，許多看似深刻反省的、贖罪式的紀念，也一樣陷阱重重。文化評論家Andreas Huyssen指出德國人因納粹屠殺後的反思、自我救贖而大量操弄記憶與遺忘，在戰後五十年更是得了紀念狂熱，各處蓋紀念碑、博物館，以作為自我救贖。但愈多的紀念碑只會讓過往更不可見、更快被遺忘，人們通過遺忘而達到救贖 。紀念碑的操作，像是兩面刃，要被記憶的初衷，卻可能達成集體的失憶，抹殺了個別差異、同時也失去細節與真實，最後固著在被保持、定型的物質上，反而造成真正的遺忘。

同樣以德國對屠殺猶太人的懺悔論述為例，倫敦大學視覺文化教授Irit Rogoff認為二戰後德國相關大屠殺的紀念碑、塑像四處林立，看似是對戰爭的記憶與悔罪，其實反而以視覺的、可見的意象，替代了不在場的被害的主體，歷史詮釋凍結在受害、被害的二元位置上，再難以挪動，並且也相對讓其他戰爭被害主體邊緣化、消失不見 。也就是說，主觀上的反思意圖，客觀上可能形成新的僵化與排斥。

當紀念從個別的行為，擴展到集體的公眾行動、甚至是一統貫徹的政策時，死亡與記憶的意義就更加複雜了。一再強化、演練的集體記憶，成為歷史。而不被記錄的，終至遺忘，形成歷史的空白，像不曾發生過。

這裡，我們可以預見紀念形式的雙重困境：通過物質形式或儀式，可以決定那些集體記憶要被記錄與複習、成為歷史，但統一的定性也對詮釋及記憶主體形成壟斷，也阻絕其他的可能性，間接抹殺個別記憶。

詩比歷史更真實。任何可見的象徵、符號，都不可能再現真實，而虛構的、想像的力量，反有可能導引到一個更多元、多樣、乃致竟爾貼近真實的多重位置，而不是固著不變。對紀念形式的想像，也許可以開放一個可參與、修改、對話、辨論的可能性，也就是說，如何貼近現實中最邊緣的位置、讓不同的聲音得以被聽見、不同力量的拉鋸得以被看見，並得以攤開檢驗、促成改變，這也許才是真正的紀念吧。

看見並承認限制，才得以尋求超越限制的改變，記錄過往、直視現在。

三、經濟內戰在台灣：工廠如戰場，工殤即國殤

二次戰後台灣就未再經歷「戰爭」，但戰爭的威脅歷來就是統治階層拿來恫嚇人民、換取選票的工具。一黨獨大時，強化對「共匪」的疑懼以愚弄人民；二黨輪流執政後，又以軍購、嗆聲來操弄民粹。超過半個世紀以來，台灣人民不曾因戰爭死去一兵一卒，但不時活在「備戰」的陰影中，以及耗資驚人的軍備支出年年向美國進貢。相對來說，耀眼奪目的「經濟奇蹟」，背後卻是死傷遍野的血腥味。工廠殺人比戰場殺人還要可怕！

在台灣，單是勞工保險領取職災死亡給付的名單上，從1957年至今就有近8萬名勞工死於職災，逾30萬人終身殘廢。這幾乎是一場看不見煙硝的「經濟內戰」，職災陣亡人數甚至超過228事件死亡人數的四倍之多 。每逢選舉，228暴行的罪責就再被操弄一次，但職災傷亡的慘酷卻因其持續性地零星、個別化出現，而未被當作一椿「暴行」（甚且被視為工業的必要風險）。於是，沒有人追究責任、檢討反省整個生產結構的問題，個別的勞動者在工作中傷亡，被視為工作的必然風險，唯有以保險降低經濟上的損失，或者以加強宣導來增進「工安教育」。

從職業災害的因果關係來看，追求最大利潤、降低生產成本以求取市場競爭力的經濟發展是社會共同種下的惡因，卻由個別職災工人來承擔這個惡果，亡者家屬可以怎麼看待？社會又要如何面對？拉開工傷的或然率：營造業的重大職災率特別高，大工程裡摔下來不死即殘；原住民族、外籍勞工的比例也相對較高，這當然與他們被指派從事的多半是高危險性工作有關。什麼樣的人非選擇危險工作不可？什麼樣的人要走在鋼索上求生存？職災由誰來承擔？市場利潤由誰來收割？工傷當然是個階級問題。市場經濟追求最大利潤，勞動成本、安衛成本都率先被犧牲，這才是基層人民面對最大的威脅與不公。

若說是經濟內戰，資方（含國際資本）獲得最大利益，而勞方（含外籍勞工）被推到受害邊緣，國家扮演什麼角色呢？政策為誰服務？誰在付出代價？

當朝野仍陷在藍綠執政權的爭奪戰裡，每一個工作天，持續有五名工人在台灣的勞動場上默默死去，近二十人因工傷斷肢截體。政黨早已二次輪替，藍與綠的產業政策幾無二政，追求效率的經濟發展遠遠凌駕於勞動安全的防線上，勞動政策更是全面向財團傾斜。近年來，國營事業私有化、政府組織外包化、部份工時彈性化……無一不是藍規綠隨、加速進行。若說失業率節節攀昇是全球不景氣的結果，勞動政策的全面緊縮只有雪上加霜，逼使工人在不穩定的雇佣契約下，趕工、超時、過勞、操到死。「二個人薪水雇三個人做四個人的事」成為當今勞工處境的最佳寫照！每個勞動者都成為工傷後備隊！

在重經濟、輕勞安的施政心態下，藍綠統治者完全同一個嘴臉，在他們的國家藍圖裡，除了國號之爭，其他的民生議題都被邊緣化，成為國政的支微末節，勞動安全更是全面消音。「勞工安全衛生法」實施30年，檢查率一直無法突破5%，照正常程序，每家工廠要等上20年才輪到一次勞動檢查，而公權力無法介入，更使工作傷病的預防成為空談。單單以勞檢較為嚴格的公共工程來說，北高捷運、雪隧、高鐵……大財團包攬上億工程，執政者收割通車剪綵的美名，背後卻是趕工趕出意外、職病不斷的受害工人。台灣人民一次又一次走在血跡斑斑的道路上而不自知。

台灣長久以來對「發展」的迷思，都以資本擴張、加速建設為基礎，以為促進就業、產業獲利能與全民共享，而職災、公害都是經濟發展下不可避免的「必要之惡」。事實上，所有的經濟數據都已證明，整個社會在環境的恢復、勞動力的損失、未來的安養照顧上，要付出的代價更大，而個別勞動者及工人階級家庭的傷害，更是金錢所難以彌補。職災頻傳導致工人屍橫遍野、工業污染造成土地及水源的損毀，已是台灣經濟發展的慘痛副產品。但公害與職病研究的連線未共同匯整，台灣至今仍未建立職業病通報、調查、認定、補償體系，罹癌、病痛纏身的工人討不回公道，預防的工作也無法推進。

我們所見證的社會現實是：個別資本家的積累的利益，與燒炭自殺的失業工人之間，是一道毫無「共利」的鴻溝，要全民「共體時艱」、單方面討好財團的政策，也只造就了無法管控的金權怪獸，跨國界橫行無阻。

經濟發展不應該以勞動者的血肉之軀作為代價。八百萬的勞工及工人階級家庭，要求得很卑微也很具體：「快快樂樂工作，平平安安回家」。經濟發展應以勞動安全為前提，才是面對「經濟內戰」最重要的省思。

四、推動工殤碑的運動歷程：追悼工殤者，保護勞動者

每年逾一千名職災死亡工人的背後，是一千多個資源匱乏的勞工家庭在承擔這些傷痛、困惑、及憤怒。他們或是失去一個壯年的父親、或是走了一個晚上還在唸夜校的大姐、或是暑期打工的女學生、或是剛退伍的年輕人、或是二個孩子的單親媽媽…….，活著的人在措手不及的傷痛中，喪葬、補償、勞資談判、勞檢等現實的問題立即排山倒海而來。工殤家屬共通的處境，卻沒有共同的社會資源聯結支撐，許多人都在求助無門的窘境中，奮力、拼命而孤單地走過來。

我認識的職災工人，會對著電視上雪山隧道通車的剪綵畫面，狀似若無其事地說：「我的右腳就是被雪隧的爆石毀掉的！」，而工殤亡者的家屬，則在路經市民大道時，對孩子說：「這個水泥柱是你爸爸蓋的….」個人的貢獻，不被社會承認，只能默默承受不被記憶的失落，以及找不到定位的苦悶。

主流歷史不記載的，就由工人運動創造條件來承接工殤家屬的情感與動能，以集體的行動挑戰歷史記憶與社會詮釋。這是我們 推動建立工殤紀念碑的初衷，試圖在個別的勞資爭議、追償與立法行動外，進行組織培力，促成社會反省。

1992年，工傷協會成立，組織職災工人，爭取勞動權益。當年的「工人鬥陣大遊行」隊伍中，首次出現坐輪椅走上街頭的工傷者。隔年，「工殤即國殤」的秋鬥宣言揭開工人遊行的序幕，現場由天主教的神父與佛教的法師進行追悼儀式（見圖三），三名工殤亡者家屬代表在現今大安森林公園植下三株樹，當場數千名工人一一以黑石加印註記，台灣工運首度提出「建立工殤紀念碑」的運動訴求。至1999年，以428工殤日 進行國際連線行動，此後每年的4月28日都會以系列活動推動工殤碑，連結不同的職災議題，提出具體的勞動政策訴求，並組織工傷者及家屬以文化活動如音樂會、畫展、攝影展、或劇場演出進行社會對話。

推動工殤紀念碑的運動歷程，大抵可以從組織、內容、形式、成果四個面向進行基本的策略與意義分析：

1.)組織是行動的基礎。死亡太沈重，失去親人的經驗，太痛，碰不得。缺手斷腳的工傷者還可以在集體行動中愈挫愈勇、展現力量，但我們接觸的亡者家屬們，撐著精神處理完理賠等後事，就多半退縮沈默，把傷心事收納冰封、不願再提起。一直到1999年，工傷協會承辦「台北工殤春祭」超渡法會 ，透過安全的、柔軟的宗教儀式，才召喚了扶老擕幼的家屬、白髮的父母、素衣的未亡人……共同面對死亡的記憶，追悼亡者，撫慰生者。
原本沈默的家屬，藉由一個公開肯定工殤貢獻的法會上，個別的傷痛才有了共同辨識與相認的基礎，慢慢討論、形成集體意見，並在2000年正式組成「全國工殤碑推動籌備委員會」，推動後續系列行動：超渡亡靈、建碑紀念、送入忠烈祠以國殤祀之。而工傷協會也全力展開「工殤協尋」 ，自力收集散落四處的工殤史料：有計程車司機遭乘客勒斃、有十七歲的工讀生送貨被撞死、有建教生從鷹架上摔落過世、有職災補償金額一律是最低工資的廉價外勞......，這是台灣的經濟發展史遺漏的一章──恰恰好也是最不忍卒睹、不該遺忘的部份！

2.)內容以建碑和政策並重。對多數台灣人來說，紀念碑經常是執政者的錦上添花，太廉價又太抽象，缺乏「正面積極」的實質效益。所以，推動工殤碑的過程中，同時也會輔以具體的勞動訴求：一方面是整理勞動現場的真實經驗，上昇到政策層次與官方對話；另一方面則以工殤日、工殤碑的抽象紀念意義，引發社會對勞動價值的討論。

自1995年起，工傷協會與工委會開始組織職災工人與工會幹部，進行密集的草根立法工作，將工人切身的經驗與現有的勞動法令作對照，草擬工人版「職災勞工保護法」（以下簡稱職保法），再廣邀醫界、法界、學界的修正意見，送進立法院，展開為期七年的立法行動，動員、勞教不計其數，逼使行政院也草擬官方版送入立院併案審查，終於在2002年公布實施，成為台灣第一部由工人草根立法、無中生有的勞動法案。法案的主要內容，多半與補償給付、長期照顧、工作權、勞動檢查、訴訟舉證、外包承攬等具體需求有關，唯在第39條明訂「政府應建立工殤紀念碑，定每年四月二十八日為工殤日，推動勞工安全衛生教育。」。

其他相關政策的提出，多半與當年重大的職災抗爭事件有關。如1998年的台北捷運潛水夫症連續抗爭二年，促成異常氣壓作業標準的修改、放寬解釋勞保職病給付。又如，2001年的RCA員工集體罹癌案，突出跨國企業在台灣留下的嚴重公害、職災問題，重新檢討高科技電子業的有機溶濟危機、及台灣職業病鑑定體系與勞保給付的不足。還有，2003年，朝野都在討論修憲，我們提出「勞安入憲」，要求建立「全國勞動安全保護網」。

3.)形式是開放討論的可能。工殤紀念碑到底該長什麼樣子？可以是一個空間、一面牆、一道光影、一株樹、一個移動的街頭裝置、一個簡單的動作與象徵可隨人四處遊走……不論物質固著的形式是什麼，工殤既然持續進行中，這個紀念的意象，就該是一個開放討論、修改的「未完成式」。

工殤碑可以是保留重大職災意義的廠區，如1996年蘆竹鄉永興爆炸案幾成廢墟的廠區、或2001年已確定成為永久污染區的RCA桃園廠，都是台灣經濟發展中很重要的工殤記憶，人們可以進入一個實體的空間，置身勞動現場體驗。工殤碑可以搭配熱門新聞話題，如在1999年總統府前廣場更新設計時，我們主動拜會台北市長馬英九要求將全國工殤碑納入規劃；或2000年八掌溪事件震驚全台時，要求工殤碑留下警訊並記錄四名河床作業工人的勞動環境。工殤碑可以是一個開放的動態街頭藝術，如2003年數百名工人在總統府前以巨幅的大型黑布幕，參與拼貼有名有姓的工殤人形，以活動的、開放的、參與式的裝置藝術立碑悼念（見圖四）。工殤碑更可以是一種「隨處可見」的符號，如2002年我們曾提出死一名工人植一株木棉花、或所有工人在428工殤日點燈、不加班、以紅絲帶互打「平安互助結」 …….讓集體對「紀念」的想像，回到個別的人與事件，可以不斷反芻、機動參與。

4.)成果正是爭辯的開端。首度經由工人抗爭而獲致的紀念碑，是台北捷運潛水夫症工人付出健康代價、在談判賠償時堅持爭取來的。1999年於捷運台電大樓站、2000年於江子翆站建潛水夫症紀念碑（見圖五），因罹病工人都仍健在，不留姓名，但在黑底金字的紀念碑上，記錄抗爭歷史，意義非凡。2002年職保法實施後，勞委會即動用1200萬元在高雄勞工公園建碑，火速在一年內完成動土、招標、設計、完工，由總統親自南下揭碑的舞台就花了132萬！把嚴肅的工殤紀念全數移作官方政績。2007年，台北市政府也在二個月之內就於職訓中心立碑紀念「外勞工殤」，立意雖好，卻完全缺乏社會討論與參與的過程。這都是「官方紀念碑」廉價消費社會運動的成果。

回到本文最初提及的Taipei101伙伴碑。2002年，331大地震造成在Taipei101大樓工作的五名工人死亡，這棟大樓內設有全台灣最具防震效果的風阻尼器，但工人天天使用的塔頂天車卻沒有安全的防震係數，地震一來，頂樓兩具塔式吊車就因螺絲鬆脫而斷裂墜落。由於這個悲劇引發的社會壓力 ，才促成官、資、勞三方共同決議在這棟象徵政經集中的超高大樓前，設立工殤紀念碑。這成果固然是部份來自工運團體的長期努力，但第一高樓的形象顧慮、官方勞動檢查的強力介入，也是因素之一，並非工人實力與社會討論的條件俱足，所以建碑的過程歷時五年、共四十餘次討論會議中，不免有許多的衝突、爭執、與妥協。

從意象、選址、造型、色彩、材質、文案、命名、排列順序、資金來源…都是建碑必需面對的複雜過程。由於資方一再迴避工殤意象，最後勞工團體 主動要求把工殤紀念擴大為肯定所有的勞動者，列名所有參與大樓建設、設計約一萬多人，這樣，亡者的姓名列其中，也有了集體支撐的意義。而由設計師提出「七巧板」的美學概念，以各種色彩、形狀拼湊成一系列的整體意象，這種親近一般民眾記憶、兼具活動性與創造力的意象，正符合我們對勞動的想像。至於姓名排列最後以陳水扁、馬英九起始 ，最後壂底的是工委會、工傷協會、北市產總，也頗富象徵意涵。我們願意以集體的名義被放置在最後面，承擔台灣最弱勢的傷痛，而資方在未經討論的狀況下，偷渡官方與大老板的搶先「排名」，也只反映了財團意欲討好政治人物、突顯出資者的心態。官商靠攏原就是資本主義社會下的現實，紀念碑也不過是如鏡映照、承接現時現地複雜的政治關係。

我只記得，Taipei101大樓前的紀念碑正式點燈當天，陳思勳在第一塊琉璃碑前注視良久。他的弟弟陳又禎五年前由置身雲端的高樓墜落地面、屍身幾乎無以辨識，那時，又禎新婚的老婆才懷孕三個月…….這些年來，陳思勳經常是眉頭緊鎖，現在，七彩的琉璃光影映照在他的白襯衫上，他說：「等又禎的孩子再長大一點，一定要帶他來看。」

五、 「戰爭」、「紀念」的多重矛盾

工殤碑挪用「戰爭」的概念，導向「紀念」的反思，意圖顛覆主流價值。但實際操作過程中，也可能因為借力使力的不當，而導致被廉價收編、或遭簡化搪塞。這正是處理「歷史記憶」所不可避免的多重矛盾：

1.) 是補充歷史空白？還是指認暴行？

歷史空白的部份，正是選擇性被遺忘的部份。

如果歷史上欣欣向榮的十大建設、世界地標的Taipei101，都正在建構集體的台灣記憶，那麼，塵肺症老礦工、關廠失業工人．．．的記憶與歷史在那裡？台灣工運在1993年正式提出「工殤」二字，將封建時代中只有皇帝駕崩才能使用的「殤」字，挪置到工人集體傷亡的勞動現實，要求社會正視因經濟發展下屍橫遍野的勞工血淚，對工殤亡者以國殤待之，甚至要求將工殤亡者送入忠烈祠，以國殤祭祀。

追溯忠烈祠被建構起來的社會意義，多半是為了國家利益而強調戰死沙場、為家國犧牲的榮譽感與正當性，在日本更有靖國神社成為軍國主義的粉撲，以昇華、神聖化的護國之神，粉飾軍事擴張造成死傷累累。而在反戰已成為普世價值的今日，忠烈祠也許應該重塑、開放另一個社會認同、追悼、與反省的意義。視工殤為「經濟內戰」，才得以上昇至國家責任、公開紀念的層次思考。這裡，挪用「戰爭」的概念，正是要挑戰資本主義社會裡對「經濟發展」理所當然，突出惡質的資本競爭犧牲工人性命的結構性問題，而外勞亡者也一併進入本地忠烈祠，更足以彰顯不分國籍的工人為台灣經濟發展壂基。

建碑、祭祀，這些看似保守的行動，無非是要讓無所不在、卻視而不見的「暴行」被指認、反思，將過往創痛的經驗，轉化為對未來的警覺。唯有歷史沒說的部份被指認出來，弱勢者才有發聲的機會，現況才有改變的可能。
2.)是肯定犧牲？還是揭露矛盾？

資本的積累與流通早已跨越國界，而工殤犧牲也同樣無國界。將戰爭神聖化的，多半伴隨著建立國族的想像，政權轉移或擴張都需要犧牲者，而紀念先烈正是鞏固現狀、或催化更大的擴軍。子安宣邦以日本靖國神社為例，指出「戰爭之國即為祭祀之國」，祭拜戰死烈士，正透露未來擴張軍事的野心。

順著這個提醒，若建碑紀念表示肯定工殤貢獻，是不是隱含了鼓勵犧牲的意含？正面表揚資本擴張的手段？肯定個體的勞動付出，竟成為鼓勵現有生產關係的持續運轉？而為工作付出生命代價，也可以使用負責、效忠、誠信等說辭以鞏固現狀。這是紀念的內在矛盾。

若建碑紀念是帶來進步的反思與檢討，「對社會有貢獻」就不可與「對特定企業有貢獻」混為一談。我們肯定勞動創造價值，勞動者的付出帶來所有人的便利與生產成果，但企業利潤歸私人所有，這正是要追究獲利者、受害者不同的社會位置，以及其代表的階級意義。若以戰爭為例，我們感佩民族英雄，肯定烈士犧牲換來國泰民安，但我們如何面對為私人利潤積累而犧牲的受害者？我們肯定勞動創造價值，同時也要指出：為擴大利潤而忽視安全的勞動環境裡，危機四伏，致令每個勞動者都成為工傷倖存者！這真的是我們要的「發展」嗎？共同利益的基礎在那裡？而徹底揭露結構的矛盾、不公，才是紀念碑帶來最大的社會意義。

3.)如何抵抗政治收編？借力使力的侷限！

紀念碑可能被執政者廉價收割，如職保法公布實施後，高雄市、台北市即先後動用公共資源，在極短的時間內火速建立工殤碑，由新上任的行政首長風光剪綵，以示關心勞工。或者，紀念碑也會被加害者拿來當作道德擋箭牌，如高鐵、雪山隧道因趕工導致職災連連、引發工運團體抗議後，主事者即主動宣佈將於完工後建立工殤紀念碑 。

建碑竟成為最事半功倍的政治加分題！這種由上而下、未經社會討論、當事人參與的「紀念」行動，可預見地都會印證Andreas Huyssen所觀察到的集體失憶危機 。但這也正是社會力量不足時，不可避免的附帶效應。值得注意的是，截至目前會正面以建碑回應民間訴求的，還是以公部門（高鐵、雪隧、與Taipei101大樓都是公部門的BOT案）為主，畢竟是公器在手，不得不回應社會壓力。而一般私人企業，以賺錢為主，尚無動於衷。
借力使力，不過是看見條件與限制。而歷史記憶的多重解釋空間也正在此，紀念碑永遠不會是完成式，唯有回到現實脈絡中爭取與退讓，至於行動過程中捲動了什麼力量，促成了什麼樣的爭辯，恐怕比建碑完工更有意義。

4.)寬恕與改造的出路在那裡？

紀念碑如果重新召喚記憶，必然也要牽涉到定性、詮釋、與歷史意義。工殤建碑宣言 這樣說：「建立工殤紀念碑，既是肯定亡者的貢獻、撫慰家屬的傷痛，更是超越傷痛、寬恕過錯，共同追求一個平安勞動的新世界！」
這裡明顯出現一個跳躍的轉折：從肯定貢獻、撫慰傷痛，直接進入「超越」與「寬恕」，然後導向「新世界」。若沒有清算、反省、審判，何以越超、進而寬恕？現狀該不該改變，如何改變？為什麼改變？都必須討論清楚，新世界才得以重建。但運動上邏輯的跳躍，當然是顧慮當下社會的接受度，工殤如此沈重、慘烈，我們勢必站在一個相對寬容的立場，才能拉出一個比較善意的社會對話空間。

公開的紀念得以承擔社會的記憶與情感，個別的創傷也唯有在集體中獲得釋放。若要談「寬恕」，我以為，寬恕必須是受害者拿到權力，真正掌握決定權時，寬恕才有對等的作用與意義。但個別的工殤家屬要寬恕誰？那個永遠看不見的大資本家？還是執行趕工命令的小工頭？寬恕原就不該落入個人的抉擇，而應是開放社會的檢討與反思，面對更根本的結構性困境。

刪除政治人物在橋墩上的題名、去掉出資者在廟柱上的芳名錄。想像中，如果，每一棟大樓上、每一座橋樑邊、每一個隧道前、每一個火車進站處……..都有一個簡要的工殤亡者標示，不必誇張、沈重、觸目驚心，只是保留印記，讓路過的人知道一切行走的便利都來自勞動者的血汗貢獻。我這樣期待，不同的歷史記憶會翻轉人們對事物的價值、對人與人關係的看法，一個「人比物更重要，勞動比資本更有優先權」的新社會，才因此值得期待與努力！

附錄一：工殤紀念碑推動大事記
1992年，工傷協會成立，集結職災工人，爭取勞動權益。台灣職災工人首度坐輪椅參與街頭遊行。
1993年，發表「工殤即國殤」秋鬥宣言，在大安森林園公開悼念活動，以「台灣經濟工人血」為題，要求政府建立全國工殤紀念碑。
1995年，協助抬棺抗議的台化新港氣爆案亡者家屬，對抗台灣經營之神。組織職災工人、工會幹部密集討論「職災勞工保護法」草根立法工作。
1996年，舉辦「工殤顯影Ⅰ」攝影展，出版「工殤」一書，記錄台灣工傷故事。
震驚全台的蘆竹鄉永興爆炸案造成工人10死49傷、廠區幾成廢墟。工傷協會組織亡者家屬抗爭，並要求保留職災廠址為工殤博物館、建立工殤碑。
1997年，工人版「職災勞工保護法」送入立法院，獲逾百個社團連署支持，跨黨派104名立委提案。
1998年，組織台北捷運潛水夫症工人抗爭二年餘，促成相關勞安、勞保政策的修改，並破天荒取得台北市政府承諾於捷運完工後分別於捷運台電大樓站（1999年）、江子翆站（2000年）設立工殤紀念碑以誌之。
1999年，正式加入428工殤日的全球連線行動，提出訂定428為全國工殤日的訴求，促台灣官民合作加入聯合國所屬的ILO（國際勞工組織）。
承辦「台北工殤春祭」，連續四年。
組織東埔原住民臨時工抗爭，突出部落原住民工殤問題。
針對台資在大陸連續爆發重大職災案件，要求勞委會制定「台商海外投資監督準則」。
2000年，成立「全國工殤紀念碑籌建委員會」，全面展開「工殤協尋」，自力收集歷年工人死亡記錄，並由勞工、婦女、學界、宗教界、醫界等連署提出工殤碑「建碑宣言」，要求將工殤碑納入總統府前廣場規劃。
與國家交響樂團合作，舉行「撫慰傷痛，平安勞動」音樂會，工殤亡者家屬與黑手那卡西登上國家音樂廳，演唱「伴隨一生的傷痕」。
協助花連一號14名船員失蹤案，呼籲海上勞安。
2001年，428主題鎖定「台灣綠色矽島的黑色危機」，以美國RCA廠來台25年造成千餘名女工罹患職業性癌症的案子，進行國際連署，赴美向跨國資本追討職病與公害賠償。聚焦台灣電子產業有機溶劑中毒的問題，要求將已嚴重污染的RCA桃園廠區設為工殤博物館，以作為勞安與環保的警訊。
台電外包工人職災案，促外包承攬的職災責任不得轉移。
2002年，331地震造成施工中的「台北國際金融大樓」（後改名Taipei101）五名工人自塔頂天車摔落地面死亡，勞、資、政三方共同發表建立工殤紀念碑聲明。
4月28日，工委會、工傷協會推動七年餘的「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公告實施，法令中明訂政府應建立工殤紀念碑，並訂定428為「全國工殤日」，成為全世界第五個訂立工殤日的國家。同日，聯合國正式宣佈428為國際工殤日。
舉辦「跨宗教.跨國籍全國工殤春祭」活動，與全世界165個國家共同舉行「希望之光」428國際連線行動，追悼工殤日、保護勞動者。
組織工傷者、亡者家屬組成「工殤畫會」，舉辦台灣首次工人美術展「木棉花開了」，出版「工殤畫冊」。
2003年，勞委會動用職災保險基金於高雄市勞工公園設立「工殤紀念碑」，正式揭幕。同一日，工人團體於總統府展開「工殤碑」街頭行動，以集體參與、互動的創意建碑行動，反諷官方版缺乏社會討論，並要求建立「全國勞動安全保護網」。
舉辦「工殤顯影Ⅱ─家族陰影」攝影展，展出家屬與亡者遺照的「全家福」，出版攝影集。要求工殤亡者應送入忠烈祠，以國殤祀之。
2004年，組織台灣「過勞症」工人，舉辦國際研討會，要求過勞症納入職災給付。
至總統府要求勞動安全應納入修憲。
工殤搖滾音樂劇「阿勇的天空」公演，由工傷者與亡者家屬共同演出。
2005年，體檢「職災勞工保護法」，要求增列職業病給付。
台灣高鐵承諾，鐵路完工後將為33位工殤亡者在沿線建碑紀念。
2006年，至宜蘭抗議雪隧提早通車的風光剪綵是為了選舉政績，不當趕工卻犧牲了13名本外勞工殤死亡。要求高職災率的廠商不得承包公共工程。
交通部公開表示，雪山隧道口將為罹難員工設立工殤紀念碑。
2007年，Taipei101大樓前工殤紀念碑公開點燈揭碑，紀念六名職災死亡勞工，並鏤刻萬名勞動者姓名，含藍／白領、本／外勞，由勞、資、政三方耗時5年、計40餘次討論會議，共同完工，以「伙伴」命名。
台北市政府在職訓中心設立「外勞工殤碑」。

資料來源：工傷協會歷年相關新聞稿／整理製表：顧玉玲


附錄二：
撫慰傷痛，平安勞動─工殤建碑宣言
在台灣，每一個工作天就有五名勞工因職業傷病死亡，近二十名終身殘廢…...不計其數的罹災工人為經濟建設付出了性命代價，卻沒有獲得社會的正面肯定與回饋。
原本賴以維生的勞動現場，卻成為奪去生命的刑場。他們或是在理容院打工的商職夜校女學生、或是配合工廠超時加班的沖床老師傅、或是鋼筋綁得紮實又愛唱歌的阿美族兄弟、化纖廠裡被安排擦洗重大機檯的建教生、等著當兵的快遞小弟……經濟發展的成果由全社會共享，不計其數的工殤亡魂，卻被掩蓋在「無名英雄」的牌位下，失去姓名，不被記憶。
一個不懂得反省的社會，是遺忘與貪婪的社會。在台灣，228紀念碑的設立是政治受難者平反的艱辛歷程，而工殤紀念碑則是還給經濟受難者應有的肯定與追思。集體的、公開的悼念，將提供整個台灣社會一個共同思考的機會：勞動者的人身安全，是規劃產業發展的必要前提；我們期待一個「人比物更重要」的經濟建設！
將過往創痛的經驗，轉化為對未來的警覺與珍視，這才是對生命最大的安全和庇護。建立「工殤紀念碑」，既是肯定亡者的貢獻、撫慰家屬的傷痛，更是超越傷痛、寬恕過錯，共同追求一個平安勞動的新世界！

宣言起草單位：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
連署團體／個人：至1999年4月28日止，已有百餘個社運、工會團體，及三黨立委、職業病醫師、律師、學者、牧師、法師、神父、文化工作者….等逾千人，共同發起連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