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7月10日 星期三

尼爾要回家

2002/07/09
台日台灣副刊

同一天裡,同一隻電話號碼已經反覆騷擾我好幾次了。每鈴一聲就掛斷,遲疑的試探。我照著來電顯示的號碼一探究竟。

「哈囉 …. 」一個男人。

「你找我嗎?」我幾乎是對質般詢問。

「啊!」他大叫出聲:「 Madam ,我終於找到你了。」

菲律賓腔的英文。我腦中快速閃過幾個在工地、抗爭、勞資爭議時遇過的臉孔,還是海外串連遇見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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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來好久了,」他一疊聲說:「 Madam ,我把你的名片弄丟了,一直找一直找,昨天才找到 …..

「你是誰?」沒有人喊我 Madam 的,這麼有距離的稱謂,他卻喊得熱情無比,彷彿喚著我的童時小名。


記憶中呼之欲出的,有一個人總謙遜地這麼喊

「你記得我的,我在台灣工作,我離開了。」

「你現在在那裡啊?」我的腦袋裡浮現一個場景,狹小的、擠了八張床位的外勞宿舍,窗外正對著生產線組裝零件的工廠入口,樓下是倉庫,一名菲勞才輪完大夜班又幫老板一早送孩子上學,接連奔波的他,疲倦得一進門就癱倒在床上 ……


「馬尼拉再往南,再南,靠海邊, Madam 。」他高聲說,忍不住笑。

又一個記憶影像拉長了景深,我與他匆匆併行,從汐止到南港搭長程公車,再走很長的、施工中的崎嶇道路(事後證明是冤枉路,繞了一大圈)到忠孝醫院,候診時他不安地小聲求救: Madam
,老板要醫生開個證明好申請勞保給付,我已經來很多次了,醫生根本聽不懂我說什麼,每次都開錯證明不能用 ……


「尼爾!」我喊起來:「你回家了!」

Madam ,我好想你啊。」他又笑了。

那是 2000 年二月,整個台灣社會正陷在「民選總統,翻身作主」的選戰激情裡,族群衝突被政治操作到最高潮,全台灣彷彿只剩藍、綠二種人。在此同時,為台灣經濟打拼的 30 萬名外籍勞工,沒有投票權、公民權、參政權,只有短期契約,用完即遣返回國,當然也引不起任何總統候選人的關注,沒有人要開選舉政見的利多支票給他們,沒有人高喊「族群和解」時把外勞考慮進來。

來自菲律賓的外勞尼爾已經第二度工傷了。十月份,他的右手指被捲入機器,傷勢未癒就被老板要求回廠上工,沒多久,左手也在切割銅管的鋸床上受傷了。職災後,老板就不再支付薪水,說是怕尼爾亂花、逃跑,但為了申請勞保給付,老板還是「預借」了他2000元的交通費好往返醫院取得證明,這筆錢當然也是先說好再從職災給付裡扣除。


尼爾一週要回診三次,掛號費、部份負擔、車資、飲料、醫生證明 ….. 額外的花費一樣也少不了, 2000 元再如何儉省都不夠用,尼爾也只能耗時費力地轉搭公車。


尼爾來台時,都33歲了,未婚。他哥哥多年前就離鄉背井到美西工作,再定期匯錢給鄉下的父母親以改善家計,尼爾自己則是向地下錢莊借貸了十萬元給仲介公司,才得以申請來台工作,他一心憧憬著二年工作期滿,存錢回鄉成家。尼爾受聘的金屬工廠以生產銅管為主,是三十年歷史的老廠了,機器十分老舊,台灣工人常開玩笑說機器會「NG」,而一旦機器故障了,外勞就麻煩了。不論停機等待機器維修的時間多長,外勞一定要在場待命,之後還得額外加班「還」給老板足夠的時數。

「有一次早上八點工作到下午四點,好不容易只剩一個小時就要下班了,機器又NG了,一停五個鐘頭,等機器開動我們再多做一個鐘頭才能下班。」候診時,尼爾小聲說起這個往事,敘述得鉅細彌遺:「那天晚上十點才結束工作,有人還要負責到老板家打掃清潔完,才能睡覺!」

過年前後,工廠裡忙著加班、趕工,同鄉來的桑奈也被同一台機器捲進手指,當場血流如注。雙手俱殘的尼爾嚇壞了,向老板提出回菲律賓休養的要求,想結算之前積欠幾個月的薪資。老板生氣了,給他二個選擇:留在台灣醫療,從此食宿自理;解約離開台灣,機票全額自付。職災補償?隻字未提!

我們到汐止的工廠試著和老板溝通。身兼總經理的小老板,一派斯文,大言不慚:「你不知道,這些外勞,手上有點錢就會作怪,我們每個月幫他把錢存起來,做到二年滿送到機場再一起付給他啊,免得他約一滿就逃,到處都是非法外勞,成為台灣治安問題!

「他受傷,我損失大了,勞保給付雖然抵充了七成的薪資,但我們還要負擔他的吃啊住啊養一個不能工作的人。」他靠近我,體己地說:「我們台灣人好說話,他們外勞....」

攤開法令,除了討回職災醫療期間的積欠工資,尼爾幾乎沒有太多籌碼可以談判。外籍勞工長期在台灣扮演廉價勞工的角色,雖然也定期繳納勞保、健保費,但一旦遭受職業災害,卻因為「契約期滿,遣返回國」的就業服務法規定,不但使他們喪失勞保最高可領取二年的職災傷病給付法,也不受勞基法「職災醫療期間不得解僱」的保護。就服法與勞保條例、勞基法相抵觸的惡果,卻由職災外勞獨自承受。不管是醫療中被迫遣返、或因身心煎熬自願返國,外籍勞工都面臨勞保中斷、傷病給付與殘廢給付俱無著落的窘境。

法令走不通,最後我們組織了本地勞工一起到勞委會為外勞工傷爭議拉布條抗爭,逼官方面對勞動法令的自相矛盾,也逼資方拿出非法扣發的薪資、及預估的職災殘廢補償。尼爾萬萬沒想到,他來到台灣根本還沒賺到錢,卻成為台灣第一個手纏繃帶、帶傷到勞委會前抗爭及演行動劇的外籍勞工。


直到舊曆年後,尼爾的工資與勞保給付總算依法發放了。我知道他還背負著十萬元仲介費的高利貸,我知道他回菲律賓後未來醫療全要自己承擔,但 尼爾一刻也不想停留,他拿到回程機票時,興奮得全身都發抖了。

三月中旬,台灣總統大總揭曉前,尼爾搭機離台好似掙脫牢獄。

Madam ,你會來菲律賓嗎?」電話那頭,他熱情詢問。


「你會再來台灣嗎?」


「哦,不 …… 」尼爾像針刺般叫了起來:「我不再去了,台灣太可怕了。」

2002年4月28日 星期日

死了一個原住民臨時工之後


預知死亡記事

春天快結束的時候,我們走進海拔一千多公尺的東埔公墓,陽光正好,整個墳場泛著青草的甘澀氣味,散放正午烈日曝曬後的暖意。

我與競中跟隨著布農女子美珠的腳步,沿著小徑走,右手邊是參差不齊的簡樸墓碑,十字形、粗礪的石面,鑲上或年少或年長或男或女的逝去族人的容顏;左手邊是茶園,六月的茶葉都老了,與雜草混生,森森莽莽,因為夏茶市價太賤,連採收的人工都不夠支付,只好任漫山的茶田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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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是東埔一鄰,八通關古道的入口,清朝、日據時代「理蕃道路」的起點,1985年玉山國家公園設立後,就以「維持八通關古道的完整性」為由,將東埔一鄰八十餘戶布農族人的家園也納入國家公園內。素以溫泉聞名的東埔,在保育、旅遊為主的國家公園裡,原住民要泡溫泉還得到村外漢人開設的溫泉旅舍花錢消費,農地裡沒有灌溉用水更無法引用公園內豊沛的瀑布水源。

春末的東埔公墓,極目,是連綿的玉山山脈,稜線分明;視線拉近些,是已納入台灣經濟體系一環的果蔬、梅子、李子、高山茶等部落農作;然後我看見史文秀的名字與相片。濃眉、方臉、堅毅的下巴與表情,墓碑前是他罹難時穿的厚重靴子、及隨身帶著的登山背包,經過逾年的風雨,背包早已褪色,並隱隱長出青苔了。

好大的鞋子,我心裡想,這是一雙常年在山間行走,厚實有力的布農獵人的腳。車禍發生後,人們將史文秀與史亞山自壓扁的車廂裡拉出來時,阿山的右腳骨都碎掉了,一命倖存,而文秀就沒能再醒過來了。

現在,史文秀的墳上,開滿了日日春、萬壽菊、海棠紅紅紫紫的各式小花,生意盎然。

「那是伍淑娟從山下買來的花,文秀下葬那幾天都沒下雨,怕花長不活,她每天都要從家裡揹水過來澆呢。」美珠說,蹲下來幫忙除去雜草。

伍淑娟是史文秀的妻。

我跟著蹲跪在墳邊:「淑娟現在,一個人生活嗎?」

「他們還有一對雙胞胎兒子,都十歲了。」美珠邊挑著雜草,邊俐落地把我誤拔的一株海棠再植回墓塚:「她婆婆也需要照顧,生病了。」

一轉身,稍遠些的一方墓碑上,一名漂亮男孩的肖像吸引我的目光,他的名字是史文光。「好年輕呀。」我幾乎是喟嘆地悄聲說。

「才十九歲。」競中也站過來了。

「那是史文秀的弟弟。他也是到山下工作時過世的,好像,也沒領到什麼補償。」美珠說。

我想像著布農青年史文光短暫的生命,來不及開展的未來。他是村子裡少數到外地讀到高中畢業的一個漂亮男孩,就在畢業等當兵的空檔時間,到三義水庫工程擔任噴漿的臨時工,因工程設施簡陋,摔到山谷裡,就這麼死了。我只是不敢探問,史文光的屍體運回東埔村時,不知是否齊整無缺?只知道事後漢人包商草草賠了十餘萬了事,家人無言。

十年後,三十六歲的哥哥史文秀也在高地工程結束後,回家途中車禍過世,而承包商完全不認帳!後來,我在部落裡認識他們的大哥史金龍,他殘缺的右手也是初出部落到都會裡討生活時,被機器壓傷的……史家六個兄弟中,就有二個死於工作傷害、一個因職災終身致殘。這在原住民部落裡,只是偶然嗎?

統計數據說,原住民的死亡率是漢人的二倍,「意外死亡」佔最高比例。於是,聰明的人們自動添加了許多合理的揣測:是囉,酗酒的、好打架的、不正常工作的原住民!意外幾乎是必然。但事實真是如此嗎?山上的陽光這麼好,我在東埔公墓看見一個個史文秀、史文光……健碩的原住民兄弟,別無選擇地下山討生活,走入資本優先、市場競爭的勞動環境裡,在降低成本、壓低工資的天羅地網中,一次又一次,以勞動者的死亡作為資本積累的代價。這簡直是「預知死亡紀事」啊…..

天漸漸黑了,夜幕將至。


待價而沽的布農青年

史文秀和史亞山是堂兄弟,國中畢業後,他們一如部落裡許多年輕人一樣,都曾經到台北打拼,在營造工地、地下道工程裡流轉,販賣體力以賺取生活所需。

九0年代初,在經濟不景氣、大量引進廉價外勞的政策下,都市原住民站在失業浪潮的峰面,第一波就被刷了下來。阿山和文秀早在退伍後,就先行撤退回到部落,和同村的布農女孩結婚、成家,並共同面對生計的窘境:投注全家人終年辛勞的農作,在產銷過程中被中盤商一再削價抽成,市價高昂的優質高山茶,兌換進入茶農口袋的,連基本維生都有困難。

阿山父親留給他的三分地,全年種茶所得不到十一萬元,「還不包括肥料、人工費用呢。」阿山說。

撤退回到部落的原住民,身份多半進入統計數字中高達百分之三十的「原住民從事農、林、漁、牧工作人員」裡,彷彿就此安身立命。但事實上,農作價賤的事實逼使部落原住民普遍以「兼業農,專職打零工」維持生計,但官方資料中,大量的部落原住民身份轉換為「務農」後,就輕易地自失業率的分母數裡被刪除了。也就是說,目前原住民失業率較平地工人高出二倍的數字,事實的真相恐怕是十倍不止!

東埔部落裡年輕力壯的男人、女人,就隨時在臨時工市場上,待價而沽。只要有漢人做不了的高地工程,就有小包商到村子裡來找人,按日計酬,成為部落原住民不穩定但不可或缺的生計來源。

「揹重物走山路,漢人是不行的啦!」東埔一鄰的鄰長柯進平說,下意識流露出布農獵人不擅誇耀的得意與自信。

1969年,交通部氣象局在玉山北峰海拔3858公尺山上,設立全台最高的氣象觀測站,近幾年又改置太能陽。施工過程中,公路只通車到塔塔加,之後就得徒步四、五個鐘頭的行程上北峰,即便是搭直昇機,北峰機坪距站台也有幾十公尺的陡削山路要攀行。崎嶇的山路上,就依賴東埔的布農獵人們將電瓶、配件分批從塔塔加徒步揹上北峰。之後,村裡的人還經常充當氣象局的短期工,將氣象站所需物資、食物補給一次次以獵人的登山鋁架裝載妥當,揹上山峰。

1998年四月間,阿山和文秀受雇於鑫閃公司承接玉山北峰氣象站的太陽能電瓶搬運工程的臨時工。彼時山上的積雪未溶,工程早已落後,鑫閃公司透過氣象局緊急到部落裡找臨時工,一天工資三千元。

四月十日,上工第三天,阿山和文秀天還沒亮就從東埔村出發直上塔塔加,凌晨五點開始準備工作,直昇機抵達後,阿山和文秀就把一個個重達七十公斤的太陽能電瓶搬上機,運載至北峰,再由北峰的工人們揹起電瓶,登爬上氣象站。一路忙到下午二點,山上起霧了,領班宣佈停工。

塔塔加回東埔的下山車程中,文秀入睡了,阿山順著山路開了一個多鐘頭,快到和社時,車子突地打橫,越過馬路,撞上對方車道旁的電線桿,跌入山溝裡,整個小貨車都壓扁了。阿山胸部嚴重挫傷、右腳踝粉碎,文秀則傷重身亡……..

幾天後,老板託人轉交阿山和文秀這三天的薪資到醫院,其他的,沒有人要求,沒有人提供,連勞保都沒有!車禍案被警方當一般的意外死亡呈送法院,受傷的阿山進出法院多次,最後被判「因過失致人於死,處有期徒刑六個月。」易科罰金還由美珠四處籌借,才免去阿山的牢獄之災。淑娟則帶著二個孩子下田、作長工,獨自謀生。

一年後,導航基金會的競中知道了阿山文秀職災的始末,積極連結台北的工傷協會及工委會的協助,尋求改變現況的可能。美珠原本是退縮的:「我怕再遇到警察,怕又要上法院,怕阿山又要被關,還是算了吧。」

倒是阿山說了:「我自己,逐漸可以走路,可以工作了。伍淑娟太辛苦,如果爭得到什麼,就為她爭吧。」


從塔塔加返家的山路

塔塔加停車場上的空地,就是直昇機起降的所在地了。

「那時候,電瓶用大卡車自山下運到這裡,我和文秀就負責把電瓶一個一個背到直昇機的大籃子裡,再由直昇機吊起籃子到北峰。」剛自醫院開刀拿掉腳踝內的鋼釘的阿山,跛行著模擬當年的勞動現場。

車禍一年後,阿山和美珠夫妻引領著我與競中沿著原路往返塔塔加與東埔之間。從海拔二千多公尺、微寒的塔塔加,一路回溫返回東埔部落,沿途的林相與景致豊富多變,不時有猴子吱吱作響地穿過山路,凌空躍向樹林時還頻頻回頭。

將近名社前,車子在過了隆華國小斑馬線二十餘公尺的路邊停了下來,出事的地點就是這裡了。

那個道路看起來如此平常,那個溝渠看起來這麼不起眼,電線桿仍在,近午時分,有孩童成群走過,一切尋常。阿山的神情凝重了起來,他指著二十公尺遠的隆華國小斑馬線,說:

「我還記得車子開過那條斑馬線。對,到那裡,我都還記得。」阿山的聲音幾乎是憂傷的:「之後,就再也沒有印象了。不知道,怎麼會撞過來

初夏的玉山山脈如此美麗,阿山喃喃自語地陷入深沈的自責:「我一定是打瞌睡了。連續好幾天都沒睡好,一早三、四點就要出門工作,真的太累了。我一定是打瞌睡了……..

被腳傷的劇痛驚醒過來時,阿山還清楚記得:「我的身體被壓在座位裡,沒辦法轉動,可是我聽見,堂哥的呼吸聲,很大聲的呼吸聲。他那時候還活著!」

而阿山當時的情形並沒有好到那裡去,他的胸部嚴重挫傷,在加護病房住了一個禮拜。儘管神智不清、性命垂危,阿山懸心掛記的還是同車的文秀。

「我本來就是很膽小的人,可是發生這樣的事,就要勇敢承擔下來,每天每天都待在醫院,三個孩子就由媽媽幫忙照顧。」美珠的眼睛又深又黑,驚痛的往事歷歷在目。

「醫生說,阿山要活過來就要靠他的求生意志。」美珠說,仍不自禁激動起來:「我們不敢告訴他文秀死了。騙他說是在另一家醫院急救。」

每個人要進病房探望阿山前,美珠都要先擋在門外三申五令,不准有任何人走漏風聲。直到原本病危的阿山轉入普通病房,總算確定保住一條命了,警察局才來問口供。

美珠瑟縮在病房的一角,等著事實被揭露的一刻。

「我很害怕,心臟像是要跳出來一樣,全身都在發抖,怕阿山會怪我騙他,更怕他會受不了。」事隔年餘的夏日清晨,我與美珠在他們潔淨的、面向山野的小廚房裡準備早餐,她提起當時的情景,眼眶還是紅了。

當警察漫不經心地直稱文秀是「死者」時,阿山的臉漲得通紅,腳上拖著沈重石膏的他,望向早已流下眼淚的美珠,那之後,強烈的自責就一直不曾褪去。

事情過了就過了嘛

「東埔那件事啊,死了一個原住民對不對?」問清楚職災是發生在下班後途中,與提供直昇機的廠商沒有關連,中興航空公司的經理鬆了一口氣,很快地調出了直昇機起降記錄、相片、飛行員簽到本、還有收據,並熱心地佐證:「工程都已經延後了還發生這樣的事,實在很麻煩。收工下山時出的車禍對不對?原住民工人一定是喝了酒…..

相同的「原住民工人一定是喝了酒」的說法,後來在氣象局、勞委會、立法院,一再地被官資雙方提及。漢人刻板印象中閒散的、耽酒的、不負責任的原住民,出了事怎麼能怪老板呢?

偏偏阿山不喝酒。村子裡人人都知道,阿山不但不喝酒,連菸都不抽。

事發一年多後,鑫閃公司早已易主,原合約上負責直升機運送的台北航空公司也已搬遷…….相關資料與相關人士幾乎是一片空白。輾轉找到鑫閃借調直昇機的中興航空公司,我們在展示著漂亮的直升機相片的松山機場辦公室裡,查閱1998年四月十日的飛行記錄:機型BK-117的直昇機一早六時就到塔塔加,2382公斤重的貨物上了飛機,再飛北峰。

如果以一個太陽能電瓶七十公斤計,二個人光是裝貨就要來回三十四趟!連續好幾天沒睡好的阿山與文秀在山路上來回奔走,文秀應該是穿著他墳前的那雙大登山鞋吧?收工下山的路途中,松鼠一如往常在林木中穿梭,阿山開的二手小貨車,是年初時文秀好不容易才存錢買下來的,支撐著未來種茶、運貨、打零工、上下山的便利夢想……..

導航基金會幫忙阿山申請勞資爭議調解後,南投縣政府輕鬆轉來一紙公文:「資方表示….車禍應找肇事者求償。」要求阿山出具醫生證明、警察局筆錄,及勞雇關係證明等。

美珠嚇壞了,車禍的肇事者就是駕駛的阿山啊,難道還要再法院傳送一次嗎?漢人包商到村子裡找臨時工,怎麼會有「僱傭證明」?口頭契約要如何舉證?直接與包商接洽的工頭就是文秀,死無對證怎麼辦?

「最倒霉的就是我,你們原住民以前在山上打零工,還不是都沒有勞保?只是剛好這次被我遇上了」鑫閃公司新任的孫老闆完全不清楚狀況,也確實自覺冤枉,還沒賺到錢,就看到前債未清的惡果,他攤開雙手,不疾不徐地說:「之前的馮老板到大陸作生意去了,我也找不到人。」

中央氣象局的反應雖然客氣,但也推得一乾二淨:「發生這樣的事,我們感同身受。若要我們成為勞資爭議對照人,那就抱歉了,氣象局又不是資方。」

我們在南投縣勞工局、勞保局、中區勞檢所、鑫閃公司、航空公司、氣象局、交通部、勞委會四處函文、找證據,重新拼湊事件的經過。氣象局不高興了:「這件事我們當初就知道了,也沒有人有意見,事情過了就過了嘛,都一年多了,那個工程早結案了,工程款也都結清了。你們幹嘛把事情弄得這麼複雜?勞民傷財,我們還得花錢找律師……..

原住民朋友終於生氣了。「氣象局長期找我們作工,卻完全不管我們的死活!」東埔一鄰的朋友們紛紛說。

他們都是村子裡少壯年輕的一代,也正是當年與文秀、阿山共同上山工作的同伴。他們都到過都市工作,又回到部落務農,眼看著部落裡土地、水源、產銷等問題無法解決,他們自行組織起來,成立「東埔布農文化促進會」。

晚上,我們坐在阿山家的客廳,細細討論相關法令與困境時,工作室的朋友都趕來開會了。決定到台北抗爭時,他們認真盤算:週三農會開市,不好動員;五月剛收完春茶,六月整地施肥告一段落,八月就要剪夏茶、收成蕃茄,所以行動不能拖。抗爭時序奇妙地配合著山上農作的生長。而抗爭需要的花費更要仔細考量:要想辦法排除長老的壓力,爭取部落群眾的支持,向教會借車省下交通費…..

促進會的發言人美秀激動地說:「希望以後原住民不要再受到這樣的漠視與傷害!」

日一大早,淑娟到村口的青椒田採收,雨後的青椒田,水洗過的竹架與綠葉,清朗爽脆。她俐落地教導我如何揀選成熟的青椒,用小剪子沿果柄裁下,說可惜我們這次來沒能採到蕃茄了。她是一年四季茶葉、蕃茄、敏豆、青椒……的田事都要忙,文秀死後,更忙。

拿回台北的青椒,我學著競中洗乾淨了生吃,先是苦澀的青草味,入口後滋味竟是甘甜鮮美。在工委會,工人幹部們邀請工傷協會、希望職工中心、台權會及都市原住民組織共同密集開會,一起作海報、排練行動劇、整理資料、也分食山上帶回來的蔬果。

阿山的眼淚
「受害者代表,史亞山先生,你要不要說幾句話?」冷氣房裡,西裝筆挺的勞委會官員在作出總結前,客氣地訊問。之前一個多鐘頭,立委、氣象局、交通部、原民會、勞委會等官員反覆進行了職災的法律釋疑、爭辯,冷硬而抽象。

「謝謝大家努力的討論。」一直沈默不語的阿山慢慢地開口了,他拿起吉他:「我想唱首歌,來表達我們原住民的心聲。」

二十幾名來自東埔的布農族人或站或坐地齊聲歌唱:

我在靜靜的夜晚裡,思念我失去的朋友,

心裡的傷痛,不知如何好,

誰能安慰我的傷痛?

主耶穌,懇求你憐憫我,

醫治我心裡的傷痛。…..」

阿山的眼淚毫不掩飾地掉了下來。剛才的法律爭辯顯得多麼可笑,漢人們的遊戲規則太傲慢、太欺負人,而布農朋友們回應以優美真誠的歌聲,官員們面面相覷,原本百無聊賴的攝影記者快速亮起閃光燈。

「傷逝」這首歌,是文秀死後,哥哥文雄為他而作的。史文雄是村子裡唯一正式任職於氣象局的工人,他全年有一半的時間在北峰山頂,家裡推滿了他在山上拍的各式風景照,「山上好美啊。」他說。傷逝就是他在山上值班時寫下的歌曲。布農工作室的朋友把這首歌,帶上台北,唱進最高勞工行政機關,又在之後的系列抗爭中一路唱到行政院、立法院、交通部、及氣象局。

七月十六日,第一次的抗爭行動從勞委會前的「原住民走投無路記者會」展開,東埔的布農朋友半夜三點從海拔一千多公尺的山上出發,他們穿上布農族的傳統服飾,二十幾個大人小孩擠在向教會借來的二輛九人巴士裡,連夜趕到台北市就耗掉五個多鐘頭。沒料到卻在市區裡迷路繞了整整二個小時,找不到方向,又沒有手機可以連絡…..

急壞了的他們抵達勞委會時,遠遠看見鮮艷的布條、聲援人潮、眾多的媒體時,還疑惑著:「又弄錯地方了嗎?」直到四、五十名平地工人、外籍勞工喊出聲援口號:「工人鬥陣,車拼相挺!」,阿山才定下心來:「是的,這就是我們的工人團體!」

一下車,美秀就哭了:「這麼多漢人來幫我們!」她紅著眼眶,仍是勇敢地接過麥克風:「我們是從南投縣東埔一鄰來的布農工作室….

淑娟帶著兩個孩子,雙手緊緊捧住文秀的遺像,毫不畏怯地直視著快門聲相繼起落的相機鏡頭。我繞到她的身後幫兩個孩子繫上抗議頭帶,她側過身來,笑了。我發現,她的後背早被緊張的汗水溼濡了一大片

接下來,是行動、協商,再行動、再協商….的繁複過程。「怎麼這些大官,要踢一下才動一下啊?」生性和平、直率的布農朋友們疑惑極了。

我們原住民不是來討錢的

七月二十二日,氣象局的函文傳真來了:「鑫閃公司並未承認史文秀及史亞山為其員工,其勞資關係未明,當事人應提出工作證明以憑認定,否則一般人發生車禍,均要本局負連帶責任,本局將無法負擔。」

史文雄請了假連夜從北峰趕來台北:「氣象局的人都知道啊,文秀出殯時還送奠儀來,怎麼說不知道呢?」

布農工作室的大人小孩在工委會睡了一夜,隔天一早就到交通部去抗議了。控訴中央氣象局的高地工程長期使用擅攀登的原住民勞工,卻又在職災發生後,置之不理。

一向羞怯的淑娟也拿起麥克風說話,她背了一晚上的稿子:「史文秀是我的先生,因為我們那裡種水果、種菜的收入不夠養家,他常常幫氣象局打零工…….

跛著腳的阿山和治中認真演起街頭行動劇,布條上寫著:「氣象局保平安,原住民拉警報」,諷刺多颱風的台灣,各地氣象偵測台的指示,成為民眾防颱保平安的指標,可是全台最高海拔的玉山北峰氣象台下,為氣象局擔任電瓶裝運的原住民臨時工卻拉起死傷累累的警報。

負責接見的交通部航政司官員,好整以暇地說:「你們要求以後外包工程要強制承商為工人加保,意見很好,我們會好好研究……

「我們原住民都死了人了,你們還在研究!」美秀再也忍不住,打斷了他的話:「臨時工是我們原住民無法擺脫的命運,我們根本沒辦法靠農作過活。北峰氣象台所有的工程都是我們東埔布農族建起來的,可是你們感謝過我們的付出嗎?史文秀墳上的草都長長了,你們還是不聞不問!」

憤怒像陣雨感染了每一個人,平地的工會幹部、職災工人也忍不住破口大罵,砲聲隆隆中,美珠開口了:

「我們原住民不是來討錢的。」她氣得握不住麥克風:「淑娟帶二個孩子來,不是要氣象局可憐她、幫助她。她要的,她要的是原住民的權利!」

後來,行動檢討時,美珠的哥哥主動說:「我嚇一跳,現在才知道我妹妹也會這麼兇。好厲害啊。」

美珠理直氣壯了:「國語很難說,若是用布農話,我還會說更多!」

氣象局有個員工主動與工傷協會連絡,說他不便出面,但要向阿山他們致意。他在上班的空檔時間來,提起七月一日氣象局才剛辦過五十週年慶:「啍,表揚的全是局裡辦公室的職員,沒一個是山上的氣象員!」

還有花蓮、新竹各地原住民打電話為阿山加油:「要堅持到底!」

鑫閃的孫老闆私下對我說:「硬要玩法律,我問過律師,你們是玩不過的。反正公司根本沒資產,你們就算花個三五年打贏官司,也要不到什麼錢。可是,」他搖搖頭,嘆了口氣:「可是我在氣象局看到史文雄,這樣一個根本不會說謊的人,我要為了這點錢,一輩子讓這樣老實的一群人心裡怨恨我,值得嗎?」

勞委會居中斡旋,討價還價,鑫閃將近期一筆工程頭期款拿出來,勉強付了一部份補償金額,勞委會、原民會各以慰問金聊表心意,氣象局則發動局內員工募捐以填補慰問金的不足。東拼西湊,微薄的死傷補償。

阿山與淑娟都說:「盡了力就好,謝謝大家。」

氣象局員工募捐來的十六萬元怎麼分呢?我請官員先離席讓我們私下討論,工作室有人建議對半分,有人主張亡者多一些,阿山和淑娟一直靜默不語。

走出勞委會,阿山特意留著和我併肩走,輕聲說:「募捐就全給淑娟吧。你去說,她比較會聽你的。這是我對文秀的一點心意。」

帶著孩子們到國父紀念館玩的時候,淑娟也主動去找競中了:「你去跟阿山說,我說了他一定拒絕。募捐的十六萬都歸他,美珠要照顧三個孩子,沒辦法下田。阿山的身體還沒好,常生病,生活不容易。我自己還好,還能下田,而且當初文秀留下的保險金還夠我們用……」她漲紅著臉,簡直是不好意思的模樣,怕說不清楚,怕傷了阿山的心。

不同於過往的抗爭臨到利害關頭時,各自緊捉著私利的盤算不放,東埔的布農族人在貨幣上如此匱乏,卻沿襲著獵人文化的傳統,成果共同分享。後來,他們也不吝惜地將一部份的補償金額又回捐給教會、促進會、平地的勞工團體。之後在台北的工人遊行,布農朋友們總也借車子千里迢迢趕來,每一次,還是都半夜出發,每一次,還是在都市林中迷路多時。

集體行動的出口

阿山只有在談起打獵時,自信幽默且神采迷人:「鹿血是最補的了,捕到一頭鹿,先喝血,還要小心不能喝太多,會流鼻血。」

他說起他父親一回連喝了六碗鹿血,竟至暈倒的事,大家都笑起來了。

「是真的,喝了鹿血後,一整禮拜都很有力氣。」阿山說。

想想,他又加了句:「我是說,走路的力氣。」並刻意提醒年輕的競中:「怕你誤會了,明天就自己跑去捕鹿了!」

東埔一鄰的傳統獵區在八通關、陳有蘭溪、沙里仙溪一帶,在國家公園禁獵後,族群記憶、信仰、風俗、經濟中重要獵人文化都逐漸喪失了。失去獵場的布農族人更依賴農作維生,而阿山田地小、收成不如人,傷後小病不斷,生計更形窘迫。

「小阿莉每天回來都快哭了,全班只剩她一個人還沒交學費。」美珠說。春茶一收成就快快付了幼稚園一學期二萬元的學費。沒辦法啊,之前阿莉的哥哥就是沒上幼稚園,進了小學根本跟不上,讓山上來的孩子挫折極了。

春茶賣得好嗎?

唉,阿山嘆氣了。和社來的漢人茶商壟斷了山上的茶價,一年比一年糟,原本今年談了個還合理的價錢,結果商人算錢時竟硬指公斤為台斤,收入一下子少掉一半,「平地商人實在是,太壞了。」阿山說。

競中每上山必採買大量肉、魚、果、蔬,美珠總也毫不遲疑地當場就洗了一大盤水果,招呼村子裡的孩子們一起享用。平地朋友們託送上山的玩具、衣物、書籍,美珠也是分派張羅好,請左鄰右舍一起來挑檢、各取所需。

冬天去才見美珠買了一籠初生小雞,每有平地朋友來就殺一隻,才入春就沒剩幾隻了。美秀知道阿山沒錢,也知道他們好客慷慨,拉了我說悄悄話:「下次帶米來。那麼多人都來阿山家一起吃飯!菜沒了可以採,肉沒了不吃就算了,但米沒了要花錢買啊。」

夏天的晚上,烤豬的香味把大家都吸引到阿山家的前庭。喝酒唱歌吃肉。

「你們漢人比較聰明啦,我們原住民不會讀書,數學也不會。」彈一手好吉他的萬壽說著,又喝了一口酒。

「完全聽不懂國語啊,可是又禁止說布農族的話,只有趁下課上廁所的時候,拼命講。」治中說。他是村子裡少數繞過茶商剝削,試著將家裡兄弟們的茶葉統合起來自製、自銷的。

「數學也是用國語說明的,什麼是負負得正?聽都聽不懂,考試就完了。」阿山也忿忿不平了:「可是漢人就說原住民數學很差,其實是國語不好。」

「如果,如果今天學校裡考的是動物的名字,山上的樹木、植物……

「對呀,那你們可不行了。大概我會拿第一名!」伍木松得意起來。

一群年近四十,孩子都上學的男人,提起國小教育經驗,還是忍不住充滿抱怨。山野間靈活的原住民孩子,有獵人的敏銳,有黑白分明的雙眼,可學校評斷他們的標準完全是另一套邏輯,在學校受教經驗幾乎都是受挫的。

「山上很多老師都待不久,不認真的很多,還叫我們去打掃老師的家、幫老師的小孩洗澡…..反正我們也不喜歡待在教室裡。」治中的記憶鮮活。

這幾年情形改善了些,部落裡的孩子功課比較跟得上,「可是,母語都不會了。」阿山憂心忡忡。

揚棄自己身上的歷史,複製主流文化、加緊趕上,再回頭否定自身族群的特色與文化。政經優勢的意識型態全面略奪,無力抵擋。

淑娟也難得喝了些小米酒,手舞足蹈像個孩子,紅著臉又笑又跳,我第一次見到她這麼放鬆,布農部落裡的喪偶女人所承受的壓力並不比漢人社會少,這次抗爭一開始文秀的家人就擺明了不同意,鄰村的娘家也頗有微辭,更有村人說這些行動是干擾了死者的安寧,種種壓力全上了淑娟的肩頭。

她一直默默承受:「已經跟大家說好了,這不是我一個人的事,我不會退縮。」驚人的意志力支撐著她一次次隻身帶著雙胞胎兒子,上台北如上戰場。

美珠說:「第一次用麥克風講話,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有那麼大的勇氣,就是看到大家都這麼關心,我也不能不趕快跟上來!講完好久,身體都還一直抖。」

她是教會裡唱詩班最出色的女高音,但一開始阿山他們組了工作室討論村子裡水源、土地、道路等「重要的事」時,她只覺得法令、規定、處罰等問題都太龐大,有時聽也聽不懂,想自己負責煮菜燒飯給大家方便就好了。阿山車禍後,工作室決定第一次以集體的名義正式展開行動,她才開始帶著孩子上街頭。

「經過那一連串的抗爭,膽子也比較大了,村子裡的人也比較知道我們在做什麼,我什麼都不會,就是儘量跟上。」美珠說。

八月二十二日,文秀生日,淑娟與我們到公墓去看文秀、文光。

我站在文秀的大登山鞋前默默祝禱,他的眉宇方正,不知是不是心理作用,來了多次,就這回見他特別柔和。

「我希望他喜歡我們的抗爭和行動。」我小聲對淑娟說。

「對。他喜歡。」她笑了。

回台北的車上,競中說:「我覺得經過一場抗爭,大家都放鬆了。」

文秀的死,一直是阿山心中的痛。同時,淑娟也在自責,自責是文秀帶阿山去塔塔加工作,才有後來的車禍…..對現實的無能為力,使憤怒找不到出口,唯有迴身自傷。阿山與淑娟互相體諒著彼此的困境,自責的利刃便刺在已然淌血的胸膛上。

行動帶來力量。憤怒、自責、自傷都透過集體的行動,找到力量的出口。盡了力,知道個別的人在面對什麼樣結構的難關,知道共同行動可能帶來改變,而改變可能累積成更大的力量,再回到行動中前進。大家都放鬆了。

一年多後,村民們為了溫泉、灌溉、飲用等水源問題上行政院抗議,整個部落出動了二輛遊覽車,由伍木松拿麥克風帶口號,治中和萬壽負責拍攝錄影,美秀花了整整二天草擬宣言與訴求。當代表進入行政院談判時,在外面等待的族人,就由美珠帶著大家在台北街頭又唱又跳。

沐子。平安
這次是我親手寫的。我說過我很少拿筆。不會表答(達)。跟亞山戀愛時亞山笑我錯字太多。所以呢。沐子。也不要笑喔。
沐子。還是要謝謝你們的幫忙。村民的人很感動。沒有工委會和工傷協會的支援。我們也沒有那種勇氣及力量。真的很感謝。從台北回家睡的好舒服。睡到很晚才起來。起來之後才知道要去工作。這次抗爭好開心有結果。我看到大家的同心。那麼樣的同心`我好珍惜又感動。想一想促進會往後又面臨什麼事。我們彼此代禱。祝福你們健康快樂。晚安
美珠2001年2月




(本文刊登於2002年4月台灣日報)

2001年5月9日 星期三

綠色矽島的黑色危機

日前工研院才舉行「積體電路技術引進二十五周年紀念會」,與會的半導體產業龍頭一再肯定當年的「RCA計畫」,打造了現今台灣每年逾六千億的晶圓製造業產值……..當台灣產官學界對赴美RCA取經歷程津津樂道的同時,整個社會卻遺忘了RCA來台設廠二十餘年間,有機溶劑毒害造成不可彌補的土地、水源、職災問題,至今仍懸而未解;而當前高科技產業更多樣、複雜的有機溶劑廢物,也可能就是二十年後另一波集體職業病的溫床!

三十年前台灣經濟快速起飛時期,外資紛湧而至,美國家電第一品牌RCA於1969年至台灣設廠,每年營業額近百億元,曾多次被台灣政府評定為外銷模範工廠。直至台幣升值導至利潤下降,RCA才於1992年停產關廠,逾萬名耗盡青春的中年女工也就隨之失業。1994年,趙少康揭發RCA廠嚴重公害污染問題,經環保署、工研院調查研究,才發現RCA廠多年來直接傾倒有毒廢料、有機溶劑,造成廠址土壞、水源破壞怠盡,技術上無法整治,已成永久污染區。連離廠區二公里遠的地下水都含有過量的三氯乙烯、四氯乙烯,超出飲用水標準的1000倍!已離職多年的員工更陸續傳出罹患肝癌、肺癌、大腸癌、胃癌、骨癌、鼻咽癌、淋巴癌、乳癌、腫瘤等職業性癌症,已證實至少有1059人罹患癌症,216人癌症死亡,102人罹患各式腫瘤,專家指出,RCA員工的罹癌率為一般人的20~100倍!

三氯乙烯、四氯乙烯等有機污染物,在科學上稱之為DNAPL,意即很難清除,形成永久性污染。對人體的危害,則藉吸入、接觸、飲用等途徑。廠裡的老員工至今回憶起來,都感慨地說:「難怪那些外籍主管都喝礦泉水,只有我們這些傻工人,天天喝毒水,住在廠裡,吃在廠裡,連洗澡的水都是有毒的!」

RCA在台期間,先後被奇異公司、湯姆笙公司併購接手經營,這些大有來頭的大資本都是世界超級的軍火、生化科技、半導體高科技跨國財團,RCA產品廣銷一百多個國家,更在全球45個國家設廠。在台灣,RCA公司在環保署的壓力下曾於1996年進行桃園廠區土地、水源的污染調查,且花費二億多台幣進行土壤整治;然而,罹癌員工逐年增加,每年都有人因癌症過世,卻至今未得到任何職災補償。老員工們忿忿不平:「人不如土!」

從資本的邏輯來看,當然是人不如土!土地是可增值、可販賣、可再利用的「商品」,以RCA桃園廠來說,湯姆笙公司出售廠址前已登記土地變更,以商業用地16億台幣的價格賣出,當然後續的調查與整治也圍繞在土地污染上。諷刺的是,RCA近年來在國際間大打環保形象,強調保護地球資源,所有家電產品實行「產品再生管理計劃」,儘可能使用還原再生利用的物料,且績效卓越。然而,在台灣,我們看到的現實卻是,為了節省環保成本,跨國企業卻對化學廢水不作處理,不知情的工人日復一日與毒為伍,接觸、吸入、飲用致癌的有機溶劑。

台灣RCA職業性癌症絕對不是個案。跨國資本全球流動,那裡有錢賺就往那裡跑,留在開發中國家的是無法彌補的環境污染、職災傷亡問題。資本優先於勞動,利潤優先於人命,同樣的市場經濟邏輯一再重演,與毒為伍的勞動者就只能註定活在恐懼中。

在台灣,積體電路引進二十五週年,從RCA學成歸國的產官學界一致推崇「綠色矽島」將打造台灣經濟的第二春,但生產流程中複雜多樣的新科技、新化學成份潛在的職業病問題,卻無人聞問。國外早有半導體廠員工和居民致癌事件發生,聯合國更早在1981年就發表聲明指出,至少需要八十年的試驗研究,才能確定電子業中廣泛使用的五萬多種化學品對健康的危害。

正視綠色矽島背後的黑色危機!現在的電子新貴,二十年後會有不可預知的疾病纏身嗎? RCA員工集體罹癌事件,正是一記警訊。(2001.5.9自由時報)

2001年4月8日 星期日

幸福

親愛的大樹:
晚上去接小樹回家,
看見阿華牆上的好幾件新作的衣服,
想:還是送小樹回中壢好了....
回家抱著她,就有幾分捨不得了,
想到以後不會天天看到她,
感傷得想哭。
而其實,這也不是不可克服。
怎麼做才好呢?
想來苦惱。

她今天很讓人放心地喝足了奶,
很讓人安心地沈沈睡去,
這種時候,容易有幸福的感覺。
是啊,幸福。
狂喜與歡欣都是另一種況味,
愛情的、革命的、朋友與工作的好,
都不同於與你共同護衛著小樹的沈靜安穩。
是增添了小樹這個元素,
我才容易想到幸福二字。
多麼奇妙,是關乎親情血緣嗎?
是未來與希望嗎?
是自身生命的延續?
是自戀的投射嗎?
是社會化的催眠嗎?
奇怪我比較容易想到的相對座標是養小貓小狗。
很認真養寵物,且真真實實與寵物間有不可取代的深厚情感的人,
奇怪我現在才覺得了解他們的心情。

當然還有更複雜的,
小孩子會長大,會改變,會離開。
這使得所有的情深義重更有種急迫與傷感,
可以放任;
成人社會的要求與指責可預想而知,
這也相對使得我們的付出取得高度的正當性,
可以縱容。
有一種生命,對你全然依賴與信任,
而且是理直氣壯的,生氣地嚎哭抗議你泡奶的動作太慢,
要賴地微笑並巧妙地以舌頭推出你急於餵養的奶嘴,
她一逕的要,不知回饋,不講道理,無視公平,
而為人父母的只要看見她的健康與安好就滿足了。
那是什麼樣的心情呢?
她還不會認人呢,你甚且不期待她只依戀著你,
她即便有記憶也必然不會長久,
你知道今日所有的互動都只在日後成為你一廂情願的回憶,
而你注視著她,因著她的成長而感到喜悅,
並且知道她的成長正是一步步在獨立、離開你,
而幸福的感覺仍是飽滿。

那是什麼?
事實上,我真知道,沒有孩子也不會有太大遺憾的,
可生命中恰好有個機緣讓小樹介入(或穩住了?)我們的生活,
至今仍覺真是好事。
未來還會怎麼樣?
心情就像,像初生的小樹,
睜著視線不明的眼睛,好奇張望。


檸檬桉
2001.4.7

2001年3月31日 星期六

非去不可的旅程



Bubu的「賣女日記─與客人一起拍的色情電影」(2001330破報)

手風琴悲涼又悠長的聲音中,車窗外是飛逝的街景、田野、隧道、房舍、和高高低低的電線桿。「我從事的工作是賣春。BuBu的旁白隨著鐵軌一路向前延伸,娓娓道來,窗外的世界,窗內的人生。


從來沒有看見這樣的「色情電影」,女主角從「被搞得欲仙欲死」的性對象,轉為掌控全局的主導者。
二十分鐘的影片中,BuBu是製作人,是演員,是攝影師,配合她演出的是客人M先生。

透過鏡頭,我們看見她裸著身體在屋裡自在走動、架設攝影機;她與M先生在浴室裡撫摸、嬉鬧;她手持v8對準在她跨下為她口交的M先生,同時也讓M先生拍攝她;她橫躺在床上看著之前拍攝的畫面擊腿大笑,並開懷地邀集M先生一同觀賞……沒有專業的打燈與運鏡,後製作的快轉、慢動作、抽格的技術使用,看來也只是隨意即興的玩玩。但全片在Bubu不誇飾也不遮掩的掌控下,流暢而意象分明,絮絮訴說一個女人與世界的情慾對話。

[@more@]

觀影的同時,我想起1997年在馬尼拉與Bubu的相遇。那時,台北公娼抗爭引起國際性工作者聯線「慕名」前來邀請出席國際會議,幾經討論,由我和家珍陪同公娼秀琴與麗君出國開會,擴大結盟,拉長戰線。那一次,我們認識了來自日本的Bubu,她熱情爽朗,不流利的英文絲毫無礙於她與人親近的行動。我還記得最後一晚在馬尼拉的同志酒吧裡,面對一個個漂亮擅舞的男同志,Bubu主動跳上餐桌:「我也準備了一個表演!」孩子般的肥小身量,罩上網狀絲襪、低胸的緊身衣,自信十足地舞動起來,她宣誓性地自我介紹:「我是一個性工作者(sex worker)。」贏得了全場男男女女的歡聲鼓掌。

Bubu從娼前,職業是高中老師,透過翻譯,麗君一直要我追問Bubu之前是不是嫁錯老公?是不是負債?是不是受了什麼刺激?當Bubu親愛地挽住麗君的手,笑著說:「我覺得這個工作比高中老師好。」麗君也笑起來了。
私底下,麗君對我說:「原來做老師的也會來做娼哦。我一直以為只有我們這種沒錢讀書、沒什麼智識的人才會來做妓女…..」之前,麗君似乎只能以「可憐的女人」的故事滿足外界窺視的眼光,而Bubu的自信、無畏深深打動麗君,她後來也跟著改口:「我們台北公娼就是性工作者。」
回到台灣後,我不只一次聽見麗君向其他人津津樂道:「哦,那個Bubu,裙子穿這麼短─」她的手比到大腿根部,「跳到桌子上就扭屁股….」她的身體也跟著搖擺,最後她說:「她不做高中老師來當妓女!」

我感覺,麗君在遇見Bubu後才對自己的職業放鬆了,原來,也可以有人不必唱哭調,就理直氣壯來做這一行,原來,也可以有人自在表現情慾的流動,並熱情洋溢地要為從娼去除污名。
我在這個認識的基礎下看Bubu的「賣女日記」,就不免在歡愉的、自在的、嬉戲的、坦白無畏的情慾記錄之外,看見Bubu的焦慮與意圖。「賣女日記」當然不是無意識的作品,這是Bubu的武器,對抗龐大的道德的、法律的社會壓力。一個不被法律承認,必須躲警察的日本娼妓,記錄並公開放映與客人做愛、口交、裸身、誘惑、玩要的過程,為了「冬天一定會變春天」,她選擇「刻意朝另一個方向走,我非常沒有一個人去的自信,但我非去不可」
,在日本,Bubu與一群性工作者組成工作室,爭取性工作者的權益,她還寄了好些以她自己為模特兒的色情明信片給我,這是她對自己選擇性工作的實踐之路。

朝向這個方向,Bubu主動邀請客人M先生同行,「如果給我勇氣人是朋友,M先生是我的朋友
」,性工作的賣方與買方之間,我們沒有看到妓女的悲苦忍辱,也沒有看到嫖客的「父權壓迫」,M先生受邀進入Bubu的旅程,配合她的節奏演出,在對抗社會壓迫的路徑上,Bubu
不以「性別」作為對立的兩造,有共同的立場就是朋友,打破一般偽道學的「娼妓制度是男性壓迫女性出賣肉體」的說辭。

Bubu選擇了一個法律不承認的行業,她選擇了以肉身相搏社會污名。所以拍攝這支影片,成為她非去不可的旅程。

這就是Bubu的色情電影,像「小時候洗澡是一場大冒險」,她用孩童般玩要的心態看待自己的對抗之旅,「我朝著那座古城,一個人游泳」。影片最後,旅者的手風琴伴琴著澡盆裡的潑水聲,Bubu整裝、點煙,直視著鏡頭,她執意要演出給很多人看,讓自在嬉戲的,感覺情慾的愉悅無滯;讓忍辱憂懼的,長出一起前進的信心。「賣女日記」漂洋過海來到台灣公開放映,也是Bubu邀請像麗君一樣深受污名困擾的女人,循著手風琴的樂聲,共同啟程,在非去不可的旅程中,不孤單。




註:文中楷體部份是「賣女日記」的Bubu旁白

2000年12月10日 星期日

小樹出生了

親愛的大家:
> 小樹還留在醫院待注射疫苗,
> 為娘的就整裝回家了(病房差額有一點兒貴),
> 產婦的恢復狀況良好,
> 只是聽說坐月子期間不宜久站、久坐;不宜看書、做事;
> 這實在太怪異了,以前的勞動婦女約莫沒這麼好命!
>
> 陣痛最是難受的時候,
> 小樹的爹買了份報紙讀84工時遊行的新聞給我聽,
> 果然有分散注意力的效果。
> 可這些天看新聞工時案似乎退燒了....
>
> 在醫院接的電話,一半是道喜,
> 一半是洽公,
> 我在病床上居然還夢見回協會寫文宣,
> 實在是太悲慘了。
>
> 小樹紅通通的,喜歡東張西望,
> 我只能隔著玻璃看她,感覺十分稀奇,
> 有生產時共患難的情誼(她實在很照顧我),
> 可尚未「油然生起一股母愛」(小樹爹顯然比較進入狀況),
> 二天後接她回來,可能會具體些。
>
> 想到下雨天可以不必上班就很高興的
檸檬桉
2000.12.14(小樹出生四天了)
>
>
小樹從醫院接回家三天,
還在手忙腳亂中。

終於認真吃雞湯、豬腳,
怕奶水不夠小樹吃(唉,先天不良,我還不自愛些快加調養,
小樹每每吸得面紅耳赤還是餓肚子)。
原來是這樣,母親的心情.....

產後右腿一逕痠痛至今,可能是之前自恃一切0k,
太不安份地走動、收拾、做有的沒的事了。
想想要走遠路可不要留下太多後遺症才好。

朋友說要編派泡奶、洗澡的工作給父親,
小樹的爹可熱心得很,不但自動看書學習,
還撈過界不斷糾正我餵母奶、包方巾的方式,
三角關係十分緊張。
>
小樹的臍帶昨天脫落了,
放著風乾竟招來螞蟻,真恐怖。
她經常在睡夢中就笑起來了,
有時半睜著眼就張嘴漾出一臉沒牙的笑,
像個小老頭。
但願運動中的孩子都容易快樂。
>
原本想產假期間整理一些資料、記錄,
竟發現一天很快就過完了,還累得很。
感覺很忙碌呢。奇怪。
>
2000.12.19

小樹最近二天常常睡不安穩、不時伸懶腰、手腳掙著伸展,
我與小樹的爹先是憂心她睡夢中遇見可怕的事,
後來又很天真的想,也許是她正在長大呢,
身體快速成長,所以才無法安定....
也不是實情到底如何,反正是我與她爹都夜夜難以入睡,
被鬧了一夜,疲倦極了。

帶著一個小孩,一整天的時間就被切得很零碎,
完全跟著她的吃、睡調整,
很快一天過完了,還經常覺得累。
我原見預期的產假,其實包涵了太多其他「想做而沒時間做的事」,
現在發現都不太實際。哈。
2000.12.29

2000年12月1日 星期五

我想的和你想的

親愛的大樹:
猜想沒人寫信給你。幸好我還在。

寂寞的、寂寞的男人啊,等待一封信。
很少得到回應的信箱裡,當然乏人探詢了,
沒有往來、迴音,自然就野草雜生。
幸好老婆不計較,偶而來灌溉、種植,
想像中是野地上的玫瑰,愛情使人勤快。

小樹快來了,
我只想趁著她面世前,快快安排妥當很多工作上的、人的
各式各樣的關係及分工處置。
前一陣子太急燥了,
現下仍是忙碌,可要放慢腳步、更細緻些處理,
免得二個月產假前若仍未安排妥當,
後遺症怕會難以收拾。

我想給小樹一個完整的、不操煩的見面時空呢,
至少,產假前一個月料想沒人好意思煩擾我,
(可預見後一個月勢必支離破碎)
可不要是因著自己沒安排妥當,愧疚掛心,
我與小樹初次見面,可要心平氣和、從容自在些,
她的爹爹呢?
安排了什麼心情與準備?

知道你的起起落落、進進退退,
心中也再三舉棋不定自己要放在那個位置與你對話,
期待可以與你共同走這個歷程,又擔心增加你的壓力,
想分擔你的心情與選擇,又害怕會使你的決定失真,

你也許只要我是個傾聽者罷?然而我總是焦慮著急著給建議,
你也許只是想說說話、甚至賴皮一下罷?然而我就是無法置身事外。

你的心情我想我知道,
我在想什麼你知道嗎?


自認為是在運動中學會把事情看清楚、
更能分辨真假、簡單過日子的
檸檬桉
2000.11.30
(再過十一天,小樹就出世了!)

2000年10月11日 星期三

檸檬桉呼叫大樹

親愛的大樹:
我其實一點兒也不覺得小樹的爹就真是棵穩健的大樹呢,
如此稱呼叫我忍不住要笑出聲來,
彷彿是迫你戴上桂冠.......

大樹又該是什麼樣子呢?
我記得這個人,很害羞又很明朗的,
會順手摘下路邊的樟樹葉子揉碎了捧到我的鼻翼下,
如此親近又不落痕跡;
間接地,靠近我。
我記得這個人,當愛戀獲得回應,
爽俐地轉身抱住路旁細長的檸檬桉,
瞇著眼笑說:「和你好像。」
像要親吻那棵樹了,
卻連杵在一旁的我的手都不敢直接牽起;
輾轉地,走過來。
這個人,如今每天睡在我的身旁,
我入睡前他總要隔著我的肚皮親親小樹,叮嚀她要好好照顧媽媽;
我早上出門前輕輕呼喊他的名,他就會在睡夢中漾出一臉笑意,
回應我的親吻。

小樹來了之後,這個其實還很孩子氣的男人
會蔚為一株大樹,乘涼、攀爬、摘果子.....樣樣適用嗎?
我是浪漫天真地愛著筆直樹幹、可以篩落天色與陽光的行道樹呢。
可是小樹也許更喜歡根幹盤結好爬動的、闊厚葉子好遮陽的爸爸樹吧?
最棒的是,也許我們的大樹可以長出五顏六色的水果,
葉的清香,果的芳甜,我與小樹可以安心玩耍,
和所有的樹木不時到山裡嬉戲。

我想我可以是潺潺泉水,洗刷大樹的風塵,
滋養大樹的枝葉,讓大樹在我的映照中看見自己的真實模樣,
也讓大樹的根穩住我的泉湧、舒暢我的流動,
長出各式的生機來。
或者我就是那株檸檬桉,讓傷心的人來抱著、靠著、獲得安慰。

這是我今天想對你說的話。

2000.10.10
(檸檬桉懷孕七個多月了)

2000年9月21日 星期四

許泰緬孤軍後裔一張身份證吧

「我來台灣已經十一年了,成為台灣的媳婦也有七年多,我的小孩明年就要上小學了,但是我卻是個沒有國籍的媽媽…...」

「十九歲就來到台灣,到現在十二年了,父親過世我也無法回泰國奔喪。如果我現在就有身份證,第一件事是回家看看媽媽……」

……………………………………………….

中秋節是團圓的日子,但在台灣卻有一百六十餘名泰北孤軍後裔,幾十年來,過著沒有身份的日子,既出不了國門,也無法返鄉與家人團聚。

泰北孤軍於民國五十一年接受軍令指示留駐泰北,近半個世紀以來,沒有任何身份證明,也沒有國籍,泰國政府不承認,台灣政府也態度曖昧。但多年來僑委會、教育部一再至海外號召華僑歸國就讀,泰北國軍子弟也就在政策鼓吹下分批來台就學。他們都在十幾歲的時候離鄉背井來到祖國台灣,取得入學證明,不料一來到台灣就宛如被囚禁的「幽靈人口」,政府一面坐視他們畢業後非法工作謀生(被捉到了也沒關係,無處可遣送出境。),一面又剝奪他們加入勞、健保的機會(沒有國籍,連就服法都不適用!),工作、醫療等基本的生存權都倍受威脅。

今年八月二十九日,泰國政府內閣會議宣佈將給予泰北難民合法入境權,並發放出生於泰國的難民子女泰國國籍,台灣的僑委會僅表示「樂觀其成」,但十幾年前接受僑委會「宣導」來台的泰北學生,卻因早已離開泰國無權取得國籍,而入籍台灣又遙遙無期,陷入進退失據的困境。半個世紀來政策錯誤的悲劇,泰國政府跨出立法的一大步,僑委會、內政部卻仍以「於法無據」任令一百多名學生成為台灣社會的邊緣人。

沒有身份證,自華僑中學畢業考上大學的年輕學生,無法順利註冊;生病的人因為醫藥費太貴,不敢就醫治療;遭受工作傷害而終身致殘的工人,領不到社會救助;已屆學的孩子沒辦法報戶口,母子倆一起當黑戶;循規蹈距的年輕人,一遇到警察臨檢就被關上好幾天,查不出身份…….
經過多年的爭取,泰北孤兒們奔波於外交部、僑委會、內政部、警證署、境管局、地方法院…..文件補了又補,移民法於去年五月修訂公布以後,原以為泰北難民問題可以解決了,但取得身份證前的「無國籍證明」對他們而言卻是天方夜譚:內政部先是要求他們放棄原有國籍(可是他們從來就沒有國籍,無從放棄!),後又要求他們證明自己確實是孤軍後裔(可是他們根本回不了家,如何證明?),一拖又是年餘。今年6月14日,內政部終於簽署有關泰緬地區無國籍人民辦理居留的文件,由警政署外事組發文至各縣市警察局機關,只要他們先去自首持用假護照,經檢察官不起訴處分,即可辦理居留證。但居留證取得後還要再等五年才能申請入籍,之後,再等七年才可以申請身份證,換句話說,一百多名泰北學生起碼還要在台灣當上十二年的黑戶,無法就讀、就業、就醫。

中秋節將至,政府基於「人道主義原則」,突破直航限制,將121名大陸漁工遣返大陸,送他們回鄉與家人團聚過節。這樣一個充滿人情味的動作,相較於多年來內政部以嚴格的移民法施行細則一再刁難泰北國軍子弟,令人情何以堪?泰北孤軍後裔生活在台灣、工作在台灣、受教在台灣,要求的只是一張身份證明,讓他們可以合法工作、加入健保、考駕照、納稅、辦護照出國探望泰緬地區的老父老母….一般人理所當然的權益,對他們來說,竟然是如此遙不可及!

來台九年的成芬說:「我煩惱的事,是你一輩子都沒想過的:我要一張身份證!」(中國時報2000.9.21時論廣場)

2000年5月9日 星期二

害怕與蜜糖

親愛的大樹:
天氣慢慢進入夏天的氣味了。
陽光與風俱足,我不知是自我催眠、還是生理反應,
整個人都進入徹底慵懶的狀態,想安靜入睡。

事瑣而繁,壓力、緊張、焦慮都有。
擔心給孩子不舒適、不愉悅的生長氛圍,
所以會提醒自己:就簡單一些吧,就一步步進行罷,
並不真是那麼趕、那麼急、那麼來不及的。
我正在,為了另一個生命而試著改變自己,讓出條件來。
這也是孩子給我的禮物吧?
也許,第一個受惠的,竟是我自己呢。

孩子的爹呢?
之前,我們一起經歷「害怕」
──啊,這個害怕,恐怕會一直都如影隨形的罷?
誰知道呢?
誰知道個別的生命還要付出多少代價、改變,以承擔一個新生命成長?
我們會因此而更成熟?或者是更焦慮呢?

早晨與你在床前道別時,
半睡半醒的你,總也下意識地瞇著眼、漾出一臉笑意來..........
這是我親愛的、親愛的情人,滿溢出來的眷戀與不捨啊。
有了孩子之後,生活會成為什麼樣呢?
不再只是我與你,
孩子會在半夜哭叫,而精力盡的父與母互相推擠著起不了床嗎?

我但願孩子是蜜糖,
我們的愛情是夏日冰鎮的檸檬汁,
酸而微甜的滋味,清心、醒腦、提神、流暢而歡欣自在。

2000.5.8
(檸檬桉懷孕二個月的電子郵件)

2000年1月2日 星期日

留言板

有什麼事想對小樹娘說的,就寫在這裡吧!

1999年7月1日 星期四

親人



1999年收錄於「日日春」一書



自在、溫暖如母親


1997年十月,在中正國際機場,同伴們把紙碗串成的花圈套在我們的頸上,大聲喊著口號:「凱子外交,爛!爛!爛!公娼外交,好!好!好!」諷刺阿扁、李登輝都是撒銀子建立國際關係,唯有台北公娼是聯合國愛滋會議主動邀請,機票、食宿都免費呢。


步出出關口,麗君悄聲對我說:「呷到五十幾歲,這是我第一次坐飛機,第一次出國欸!」她握緊我的手,又要笑又要嘆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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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下榻在馬尼拉的旅館,我賴著不回房,窩在麗君的床上,她的身子整個偎過來,捏捏我的手臂:「這麼瘦巴巴的….」,我半抱著她暖暖的身體,幾乎要撒嬌起來:「晚上我就睡這裡了。」就像是,跟媽媽要賴,完全沒有距離的。


在很多公娼的身上,我感受到的放鬆與親近,是如此的接近我的母親。她們的身體是自在的,接觸是開放的,溫暖如母親。


勞動控管與身體的抗爭試驗


和公娼姐妹們初識,正值阿扁倉促廢娼時刻,整個社會對於「煙花柳巷」充滿了窺奇的試探,蜂擁而來的善與不善的人潮。面對異樣的眼光與探詢,她們很自然地會以種種迴避自我保護,也敏感地知道「唱哭調」恐怕是這個社會唯一會接納她們的方式,於是她們下意識選擇性地讓自己出現:失婚的悲慘命運、職災致殘的父親與呦呦待哺的稚齡弟妹、負債的家庭與病痛纏身的家人……「貧窮」是這些生命故事的共同基調。


這些,都是真實的,刻印在她們一路艱苦自立走來的路徑上。然而,不是全部。


她們身上有女性的、媽媽的、女兒的、情人的、姐姐的各式角色,一個個活得強韌有力、鮮明勇猛。她們知道社會上「正常的人」的眼光,因此自我防衛著只選擇性讓你認識她。


直到一場又一場的抗爭下來,敵友漸漸分明,公娼姐妹們與我們這些「婦女會的、來幫忙的小姐」在關係中安定下來,才真正放鬆自在了。被市府警察驅離而痛哭失聲的時後,彼此靠攏安慰;旁聽議會通過緩廢公娼案時,高興得互相擁抱、大叫……直接而自在的身體。


我是從身體接觸來感受到公娼、母親與我所接觸的女工們的異同。


抗爭中的女工,堅韌、勇敢,她們如此良善,總讓你想起小時候的鄰家阿姨與姐妹。但是,她們的身體無疑是比較拘謹的,抗爭中大聲呼口號、奮力與警察衝撞、流著淚齊唱抗爭歌曲,都是一個新的、重新建構與開放的身體的試驗。


而我的家庭經驗中,接觸的女性是不太一樣的。我的母親、以及母系的家族中的親朋好友幾乎很少是在工廠工作的。阿公、表叔們都是菜市場的小販、二個舅舅混了一輩子流氓、表姐妹們則多是中途輟學、在低階的服務業流轉。這些我生命中最開始接觸的親人們,呈現的焦燥又輕鬆、不安又隨遇而安的氛圍,是遠遠不同於我投入工運後所認識的工廠女工的。反而,現在想起來,更接近公娼姐妹的生命情境。


是什麼東西造成這個差異呢?是工作環境、工作控管、工作方式嗎?


常年服務業的勞動,勢必是工廠規格化、泰勒式控管的生產線不同。這是為什麼母親、表妹的某種生命情境與公娼姐妹們更類似的原因嗎?


懸命走鋼索的勞工家庭臍


女工、公娼、我的母系親人,都是台灣社會裡,經濟條件較差的一群人。生命中一直沒有太多機會作別的選擇,於是我們經常聽說的、見到的、甚至自身經驗到的,幾乎都是噩運接連發生、衝撞整個家庭崩散、汲汲可危。


在我一路順利唸大學,交往很多良好家世的朋友中,我十分熟悉一般所謂「中產」的人們會如何不能理解:怎麼會,怎麼會爸爸剛自鷹架上摔斷了腿、弟弟又和人互毆入了牢、家裡還被倒了會………?這看來巧合的事,其實一點都不巧合,在一個脆弱的、不堪一擊的貧窮家庭裡,就是沒法子像有條件順利安置生活的人,除了顧現在,還有餘裕「規劃未來」,所以容不得一丁點意外──或者說,一直就處在高危險的懸命走鋼索狀態下,一步一險。


公娼幾乎都是來自勞動階層,在農村、工廠、漁港工作的父兄生病了、意外了,從鋼索上掉進公娼館,至少,撐起一個家─這個家,當然也是社會學者眼中不合格的「偏差家庭」。


我循著公娼姐妹的氣味,再次看見我的親人,以及她們生命中的窘困。


母系親戚的同輩孩子中,我與小我幾個月的表妹妙惠,由於外型上的單眼皮、修長身量迥異於母親家族的濃眉大眼、玲瓏身材,最常被拿來類比。我總記得她比我更是俐落、擅於生存。我的父親是高中老師,她的父親是黑道小混混,這於是造成了我們二人的生命朝不同方向發展。而我記憶最深刻的是,大一那年暑假,還在理直氣壯讓家裡出錢供養的十九歲的我,不知所措地看著她俐落地牽著未婚生下的小女兒,數著鈔票幫她父親還債──而我知道她為了籌這筆錢已經過度按摩,雙手都腫起來了。但整個家族中,一直到我投入工運前,我一直是那個比較有未來、有發展、有所期待的。


和表妹妙惠比起來,我其實什麼都不懂的。十九歲那年夏天,看著她紅腫的雙手、俐落的大笑與交際,我為我的「好命」背後是什麼樣的社會意義而隱隱不安著。一直到大學畢業後,我開始投身工人運動,走進工廠、貼近基層工人的生命現實,我才知道這是什麼。


我看見他們,工廠的弟兄姐妹、關廠的抗爭女工、蒙面喊口號的公娼、職災死亡工人的妻小,我同時看見我童時眷村裡的老兵、與村子裡沒能考上軍校就轉入黑道的鄰家大哥,還有屏東外婆家的一再換工作、生活在邊緣的親人們、在旅館櫃檯工作的母親、以及半夜應召後斜倚在櫃檯邊與媽媽聊天的「貓仔」……遠的、近的,這些人與那些人,在社會的類近處境裡,臍帶相連而不自知。我感覺她們是我的親人。


工運給我一個機會,成為不一樣的、更貼近真實、更寬厚的人。


好幾次,當媽媽又在電視上看見工運抗爭畫面上,她的女兒狼狽的被推擠,來電要罵人,我總也熟練地安撫她,與她調笑,唉,母親啊,你卻不知是社會運動拉近了你與女兒的距離,終於使她得以與你相認相親呢。


工人運動帶領我回頭看


參與工運十年,深刻的社會情感帶領我回頭重新看自己、看母親。


小時候,父母吵架是常事。暗夜裡,賭博遲歸的母親,揭嘶底里的爭執,無疑是令人憎惡的。我於是成為一個向內張望、自己和自己對話的小孩。我是那個,因為功課好理所當然成為模範生的好學生,卻偷偷艷羡著別的孩子有便當帶,而我天天外食。那時候,嗓門奇大、好賭的母親是離我所欽羡的世界太遠,相較於在高中任教的、文質彬彬的父親,母親以及她的親戚,無疑是粗俗的、另一個世界的人。


整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也令我下意識地避開母親、表兄妹、舅舅…這些原本是最親近的人。國小畢業後,坐火車到外婆家過暑假的旅程不再被期待,已然長成一個文藝少女的、寫詩作夢的我,明顯感覺與那些開始就業的表兄姐的不搭軋,乃致不自在地悄悄困窘著。就這樣,人生的路,就各自歧向兩頭吧,漸行漸遠。


二十歲,正值台灣社會劇烈變動的八0年代中末期,我這個生長自嘉南平原,卻從未與工廠、農村接觸的眷村小孩,竟也在社運的浪潮中重新接觸這個社會的底層真相,看見淍蔽的農村、受污染的河川、貧窮的人…….我讀了一些書,參與了一些事,重新面對自己的究竟要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


大學畢業前一個月,父親過世了。與父親離異多年的母親重回我們的世界,在此同時,我一腳踏入工運,學習和工人相處、生活、共同工作。


可以說,我是先認識台灣女工的處境,才回頭來認識我的母親的。她與父親離婚多年來,一直在低階服務行業裡工作,陸續還清了當年積下的賭債,她寄居娘家,還是愛漂亮、愛整潔,在外混蕩多年的舅舅也回來了,一身潦倒,但卡拉OK唱得極好。我又回到屏東,親切而驚奇地重新看見我的家人,他們生猛地活著,講義氣、經常欠債、大大小小吵鬧不休、也努力地求生存,表妹依然覺得我「好命」。她的女兒上國小了,父親仍時時靠她接濟,卻也一逕活得爽朗漂亮。


我開始有一點了解,為什麼父親一直不曾真正怨過母親。母親的樂觀、天真,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力量。我在公娼姐妹身上,履履看到這種類似的力量。


有力的活下來


母親的第一任丈夫因病早逝,卅歲的她,拖著四個孩子在菜市場吃力叫賣,後來嫁給我的父親,生活才穩定下來。公娼姐妹們身上,也有著類似的故事:一個沒有學歷、沒有技術、家累負擔大的女人,以婚姻、或以從娼來解決這些重擔……


我在工廠、公娼館、以及我的親人身上,聽到、經驗到類似的生命故事,都來自貧窮。不同的條件與機會,造成了個別的人站上不同的社會位置,這恐怕不是「選擇」的問題,而是如何「被選擇」吧?有選擇權的人,多半是比較有條件、有機會的。


公娼抗爭後,突來的經驗一次次考驗著她們。我看見第一次出國的麗君,從東張西望的羞澀,到在外國人面前無所畏懼地大聲說話:「我代表在台北抗爭的128位公娼….」;我看見氣勢十足的官姐,在來自世界各地的鎂光燈前,侃侃而談公娼是她們在性產業中最自主、最安全的選擇。長出勇氣的公娼姐妹,終於開始創造自己的生命機會了。而這之前,社會是不給她們條件的。


廢娼後的官方說法,只是一味的要她們否定自己前半輩子為生活打拼的努力。強迫公娼「從良」的背後,就是要她們否定自己的過往,成為符合這個中產主流的價值觀,不信任她們自己作主、作選擇的能力!「緩衝二年」當然是個低限的訴求,但卻是公娼姐妹自己評估能力、社會認同後的折衝要求。且不論這個訴求並不如進步人士所期待的、直接挑戰「廢娼」的合理性,至少,這是她們自己為未來盤算、作主的一個要求。


「這二年,我們來想辦法解決,找出路。」她們說。走到懸崖邊的女人,不願一躍就範,而試著共同搏鬥下去。


那樣的天真與樂觀,是建基在極強大的、有韌性的生命力上。生命中的苦處太多,她們被磨練出不可思議的天真與世故,是以渡過生命的滄桑,仍有力的活下來。





1998年3月15日 星期日

看見工傷者

1998.3.15 台日副刊)

平安就好

「我改了名字了。以後叫我王清平吧!」舞動著截去大半個手掌、包紮成球狀的右手腕,他大聲說。

那是去年冬天的一場工人會議,我們正在討論有關勞基法退休金新制中,對職災工人不利的論點。他一面以左手歪歪斜斜地作筆記,一面留心著等一下要到義肢公司量腕製模,趁著大家爭論方歇的空檔,他打廣告似地趕緊交待改名字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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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太太笑了,認真地說明原委:「我是想,平安就好。他已經是第五次職災了,換個名字看能不能有個平安的後半生,別再出事了。」是啊,原本有水有木的名字跟了他四十年,終究也沒能蔚為森然大樹,不如就索求個平安吧。

而我一旁仍惦記著才剛向勞保局求證過了,老板根本就沒為他加保!職災給付完全落空。此外,昨天的調解會老板又缺席了,官方也無可奈何。失業大半年的他,即便已被迫熟讀了相關職災補償的法令,在求償的過程中,可預見仍有坎坷不平的漫漫長途 …………

王清平是工傷協會的會員。以台灣每年三萬多件的職災案例來看,他的經歷並不稀罕。

我看見勞保局職災給付的統計數據中,「被夾、被捲、被壓」佔了最高比例,心中只覺得:痛!這些被壓的腳、被捲的手臂、被夾住的上肢或下肢,在給付的支出帳目上可能是四十萬、可能是五十萬,一次買斷。人肉市場的賤價拍賣。可是我知道這些肢體殘骸的出處啊,我認得他們,他們是在塑膠射出廠打工的商職夜校女學生、是配合工廠超時加班的印刷工人、是被房貸壓得喘不過氣來的沖床老師傅、是車床速度一流又愛唱歌的阿美族兄弟、是化纖廠裡被安排擦洗重大機檯的建教生 …….. ,這些人,我認得他們。

如果我們經常說,台灣的勞動法令漏洞百出,那麼很顯然的,工傷協會就是專門接收這些從破網裡不斷掉下來的職災工人,他們或是斷手、斷腳、癱瘓、灼傷、耳聾、目盲,或是四肢健全卻終身承受著氣候轉變就半身痲痺的鉛中毒、體內氮氣不定時堵塞微血管造成骨壞死的潛水夫症、氣喘多時黑了半邊肺葉的塵肺症。每一個工傷者的背後,都有一個血肉模糊、不平不安的故事。
在鋼索上賣命工作的人

「我出事的那台沖床機,不久前聽說又有人壓扁了一隻手!」王清平說。

驚人的職災率,是台灣工人對勞動現場的集體記憶。工業區裡觸目可及的沖床機,從六十噸到一、二千噸大小不一,碰然作響的重擊聲持續壓製出電腦外殼、汽車零件、辦公桌桌腳等你我日常可見的物品。而沖床師父們,小則削去一、二節指頭,大則齊臂截去一手,竟然是常有的事。

而我要說的是,大部份的職業災害都不「意外」。在現有的生產關係裡,所有看得見的、看不見的管理機制幾乎都一致指向透過降低成本、追求高利潤的競爭邏輯,而職業災害的發生,就往往建基在「有人受害,有人獲利」的勞雇結構上了。台灣的工廠裡,為了趕工進行不斷電維修、一再故障的車床、未加防護裝置的磨針機、沖床的電眼「僅供檢查用」等等勞動現場司空見慣的情形,工人就彷如走在鋼索上懸命求生存。平常我們形容一個人「拼命工作」、「賣命工作」,放在多數工傷者的經驗裡,卻是真實如此。工傷協會很多會員都會這麼說:我早就知道遲早會出問題了!可是 …….. 可是不上工,行嗎?進一步是職業災害的天羅地網,退一步是失業的肚皮危機,進退都要賭命。

對於頻繁出現的重大工安事件,社論一再重申的無非是加強勞動檢查、督促雇主守法。可是我看到的勞動現場,卻不是如此簡單的邏輯。我們這麼說吧,資本主義下的工人販賣勞動力以求取溫飽,大部份的工人每天就賣給老板八小時的勞動力,論時計酬也就是了。然而事實上,根本沒有純粹的「計時工」!工人們在工廠中集體勞動的同時,還有各式的工作規則、管理機制在操控著我們「有效而快速」地勞動。可以說,一般工人在勞動的過程中很少是一個「可以行使自由意志的人」,所有勞動的規格化、機械化、計件化,都讓生產線上重覆勞動的工人,處於「沒時間上廁所」、「達不到標準」的焦慮,更不用說趕工、加班對職災的催化了。

當勞檢單位在記載職災起因時,一再粗暴地將這樣的情形統稱為「不安全的勞動行為」,等於是變相在指責工人:「是你自己不小心!」職災頻仍,真是意外嗎?我看見,台灣勞動者在一個「工廠如戰場」的勞動環境裡,搏命打拼。

職業病與玫瑰花

「上個月我們那條生產線的績效拼到破世界記錄,工廠還說這是很大的榮譽,切蛋糕請大家吃。每個人還有一朵玫瑰花呢。」王清平的太太說來又是笑、又是搖頭。她是一家知名的跨國企業裡的基層女工,一個月的薪水不到二萬元。

春天的時候,我坐在他們租來的狹小但潔淨的家裡,孩子們上學、打工去了,最小的一個在同學們都上補習班的時候,坐在客廳的一角寫功課。而王清平已經失業逾一年了,他邊打求償官司邊學開堆高機,執照也拿到了,可是就業市場中不要一個超過四十五歲、又缺了一隻手的工人。

後來,我經常想起跨國公司、勤奮的台灣女工、蛋糕以及玫瑰花的事。這也是台灣工人家庭的共通處境啊,生活的重擔逼得夫妻都要投入勞動市場,在王清平從事的重體力沖床廠裡,血光立現的職業災害是看得見的,而王太太在電子廠的生產線上又怎麼不是危機重重?戴著玫瑰花拼績效的基層女工,長年從事單調、重覆、高強度的密集勞動,多半都累積了一身的重聽、骨刺、下背痛、甚至彆尿造成膀胱炎。長期職業病宛如隱形殺手,統計數據上無從檢驗,併發症狀卻終身擺脫不去。

  有關她就職的那家跨國企業,公司說,單一生產線拼業績,可是要和全世界的同企業工廠比較,是一場世界性的女工競賽呢。她們那一組生產線衝破記錄的時候,經理還稱讚她們:「連荷蘭總公司都比不上!」她倒是小聲地告訴我:「可是也沒加薪呀!」我則想起多年前我曾參與的一場女工抗爭,揭露那家跨國公司裡懷孕女工流產率特別高的事實。當年勇敢站出來控訴的流產女工,懷抱六個月大的胎兒還要輪值大夜班的經驗,也是世界性女工競賽的一環罷?

象徵賣命的蛋糕與玫瑰花,自由地跨國流動。是誰在扼殺工人,以及工人的孩子?

參與台灣自主工運十一年,我看見並了解基層工人的勞動現實,也看見相關法令如何在合化理一套壓制工人的制度。而在工傷協會裡,我們與一群工傷者,從南到北組織起來,一路扶持前進,共同找出路。我總也在想,這些人正是以血肉性命見證這一代台灣人的經濟變遷,而在金光閃閃的「經濟奇蹟」下,逾五萬名工人因職災而死亡、二十幾萬人終身致殘的職災真相,毋寧是一場看不見煙硝的經濟內戰,死傷無數卻不被歷史記載。

這個社會上,所有關於「殘而不廢」的故事,幾乎都是個別的殘障者,耗盡心力打拼出頭的,相對的,也掩蓋了更多不得出頭的事實。而在工傷協會,個別的工傷者組織起來,試圖以集體的方式,對體制進行改變,共同冀望一個勞動自主、善待工人的平安新世界

1998年2月2日 星期一

笑貧笑娼的中產階級,欺貧打娼的北市政府

娼良涇渭分明?

市府倉促廢娼政策在公娼自救會的密集抗爭後,引發社會兩極化的辯論。而當陳水扁動用行政便利公告公娼財產後,痛斥「笑貧不笑娼」的價值觀的論點應運而生。廢娼事件中陳水扁的行政草率過失不再被追究,報章社論轉而援引殘障、老弱者的悲慘處境,對比「出賣靈肉換取高所得的娼妓」,將「貧」與「娼」對立,在慨嘆「笑貧不笑娼」的同時,將道德的高帽再一次重壓在公娼姐妹的肩頭。

嚴批「笑貧不笑娼」的言論,反映的是「笑娼不笑貧」的道德正義。而我們要問的是:這個社會憑什麼「笑娼」?娼妓被污名化,被貶抑到社會的底層,除了讓黑道、剝削更肆無憚忌的直接效應外,另一層間接效果則是將這一群人與乾淨的中產階級區分開來,娼良涇渭分明。

事實上,最擔心「笑貧不笑娼」的,也正是這一群都會中產階級。他們掌握有利的社經位置,「貧」的存在,適足以彰顯出他們的「不貧」,還可以動用所有人的納稅錢來「濟貧」以表示愛心。「濟貧」的同時,就是一種宣稱:「我不貧,我容許貧的存在,並接濟他們。」卻不回頭反省,貧、富的差距是在什麼樣的社會結構裡被「創造」出來的?對中產階級而言,娼妓代表的是一種潛在的威脅。一方面是經濟的,另一方面則是性的。

小心性工作者跨越階級界限

就經濟而言,當陳水扁以公布公娼財產的方式,作為「公娼靠出賣靈肉換取高所得」的有力佐證,批評公娼「怕吃苦」、「不自愛」的說法交相出現,「可憐的娼妓」搖身一變成為「愛慕虛容的女人」。很顯然的,對社會大眾來說,公娼一個月十幾萬元的收入,是太高了。那麼,公娼賺多少才是合理的呢?或者說,什麼樣的人月入十幾萬才是應該的?陳水扁不也月入數十萬嗎?炒作房地產、股票的人,不也日進斗金嗎?為什麼公娼賺得多(比誰多?)是不應該的?資本主義社會裡,不是以房貸、通貨膨漲、逼迫我們拼命工作賺錢、往上爬嗎?為什麼娼妓勉強取得了「明顯不是這個階級的人應該賺得到的錢」,叫人惶惶不安呢?

到底是什麼樣的標準在決定誰比誰高尚呢?

失去了「可憐的酒家女」,中產階級的道德良心無處安放,竟轉而祭出似是而非的「社會正義」,為窮人代言疾呼:「這些出賣靈肉換取高所得的公娼,又如何面對在工廠辛辛苦苦工作一個月只能賺二萬元的女工....」。女工薪資不合理,應該幫她們爭取更高的待遇才是「社會正義」呀,怎麼反而拿來打壓「高收入」的公娼呢?學歷、技術、人脈都是我們累積「多賺一些」的資源,我們為什麼只拿女工和公娼比?建築師、律師等領牌的工作,也是高收入呀,為什麼同樣領牌的公娼的高所得,令人側目、甚至不恥呢?經濟決定了這個社會主要的階級版圖,而從娼者竟自「貧」中企圖翻身,以其高收入跨越階級界線,這才是叫安適的中產階級害怕憂心的吧?

從家庭私有制掙脫出來的性勞動

至於性。對「性」充滿恐懼的中產階級,不能忍受性的「溢出」──從婚姻、道德、家庭、私有制中的溢出。所以陳水扁在內湖淹水、死傷多人的時候,滯留國外不歸,面對市民的質疑時,可以志得意滿地強調他個人「重視家庭勝於仕途」,而支撐他理直氣壯的,正是站在整個社會對家庭、新好男人(愛家的、負責任的、不嫖妓也不外遇的、有事業的)的高度認可。相對的,核發牌照給公娼等於是市府公然承認婚姻外的性、將性從家庭的私有制掙脫出來,這無疑是嚴重挑戰新市府的意識型態,於是,最理想的處置方式是:不承認。不承認的同時,再徹底污名化,以建構粗暴政策的合理性。

當一切勞動力(勞心或勞力)的買賣都被視作「正常」時,唯獨性勞動,卻被賦與羞恥的烙印。對於性─特別是女人的性─的各式規範,正符合中產階級井然有序(誰的秩序?)的世界觀:「正常」的勞資各就其職、「正常」的男女各安其位。無產者可以出賣勞力換取微薄的生活所需,但無產的女人若要出賣性,就必需付出受人唾棄的污名代價,以及不被法律保障乃至受盡黑道、警力的聯手剝削之苦。社會主流價值觀結合公權力的行使,共同將性工作者趕入暗巷,迫其隱身噤聲。

不笑貧也不笑娼

是誰在笑娼?正是虛偽的中產階級迫使公娼姐妹們戴上面罩,公娼抗爭的面罩正是對這個偽善的社會,最大的控訴。戴著面罩還是要抗爭,正是她們討生活的理直氣壯。

而理直氣壯的娼妓無疑是叫人不安的。市府救濟方案下,強迫式「從良」的美意竟不被涕泣接受──從良不是娼妓們最大的夢想嗎?我們對娼妓的認識不都是火坑裡暗夜哭泣的柔弱女人嗎?拒不接受救濟的公娼令台北市政府不安,令中產階級不安。所以祭出道德性的娼貧對立邏輯來打壓堅持抗爭的公娼了。

為什麼不笑娼就相對的是笑貧呢?公娼抗爭時,立即站過來聲援的,恰好是無產的女人、工人,相互支持的也恰是最邊緣的拆遷戶,我們不但沒看到「笑貧不笑娼」,反而是貧與娼相濡為沫,不笑貧也不笑娼。而出身良好、擁有優勢資源的人,以貧的標準,指責公娼救濟金一個月四萬餘,對不起自力更生的老、弱、殘、女工,不面對為什麼不讓老、弱、殘、女工都可以取得更好的經濟能量,或者,改變迫老殘者為貧的結構。反而是粗暴地將「笑貧」與「笑娼」取其一,甚且將自己下意識「笑貧」的價值觀,歸罪於公娼昂然不受恥笑的理直氣壯。

以台北市府為首的新都會中產階級的骨子裡,其實正是「笑貧又笑娼」的高姿態。所以,掌握公權力的市政府可以悍然行使「欺貧欺娼」的政策,以迎合中產階級的口味,反正,拆遷戶的無家可歸決不比麗晶飯店的週圍景觀不雅重要,128名公娼中年失業也比不上「市政府不能主動承認娼妓存在」的意義。快樂希望的城市,偽善而虛矯的台北新市府。

性工作是工作

台北市公娼自救會對台灣社會最大的貢獻,就在於她們以自己的生存爭扎,逼迫台灣社會共同面對性別/性/階級/商品化的問題,嚴肅討論。站在勞動階級的立場,我們堅決主張「性工作也是一份工作」,支持台北市的公娼集結爭取工作權。

「公娼有工作權可言嗎?」

公娼的工作相對於很多人,毋寧是單純許多的。作為一種商品,公娼館的性交易價格明確,每節十五分鐘,既不需要陪客人交際應酬,也不必以假相的情感作為文換,出賣性勞動的公娼則以每週的身體檢查保證無性病的副作用。純就商品的角度來看,這不是很合理嗎?為什麼要痛斥不道德呢?什麼地方不道德?

「可是,身體是不能買賣的!」

身處資本主義社會,勞動力早已商品化,不論是勞心、勞力都跟隨勞動者的身體在就業市場標價出售,為什麼獨獨反對性勞動的商品化呢?如果你認為人人平等,一個人(資本家或消費者)不應該有權支配、使用另一個人(勞工或娼妓)的身體,那應,你應該也反對雇傭關係,反對資本主義。在你主張廢掉公娼的同時,更應該與台灣工人階級共同打拼,主張廢掉資本家的工廠、廢掉資本主義的政府。

「一下子跳到資本主義,你未免陳義過高,不面對實際發生的娼館剝削關係,真正獲得暴利的是娼館的業主!」

就是務實地看待娼妓問題,我們才集中在公娼問題上。

先釐清什麼叫剝削關係?公娼館裡一節八百或一千的交易,三七分帳,業主三、小姐七,業主的收入是小姐的好幾倍!如果三七分太剝削,我們應當一同協助小姐爭取二八分、一九分的拆帳方式才對,怎麼會跳到零和遊戲呢?讓公娼連原本賴以維生的七都不見了!工廠裡的女工月入二萬元,拼命加班賺到二萬伍,可是老板賺得更多,這不也是公認「正常」的現象嗎?而台灣的勞雇關係裡,工人勞動賺取的利潤與薪資的比例恐怕不連老板七、女工三都不到呢!可是台灣工運發展十年,在力量有限的情況下,也還只能按步就班地爭取降低工時、週休二日、減少職災...,還不敢一下子跳到廢工廠呢!

「性產業的剝削關係裡,除了業主抽取高利潤之外,還有為了服務男性的慾望,而造成女體的物化與傷害!」

若說性工作是對女性身體的殘害與剝削,滿足男性的慾望而使女性尊嚴淪喪。那麼,台灣的工廠每年斷送一千五百多名工人的性命,導致六千多名工人終身殘廢,這難道不是資本家對工人階級的殘害與剝削嗎?基層女工拼命加班、長期從事單調重覆性的工作以賺取生活所需,難道不是也同時滿足了資本家的利潤而備受踐踏嗎?

勞動階級為賺取生活所需,不得不出賣勞動力、辛勤工作以獲得溫飽,這是整體濟結構下的不得不然,勞動異化與身體受害都是這個結構對無產者的副產品。但就現實而言,作為一名勞動者,我們自立更生、不掠奪他人的生產、不剝削他人的勞動,公娼與所有的勞動階級一樣,都是很有尊嚴的。振振有辭為女性主體與尊嚴發聲的人,應該將矛頭指向那些掠奪者才對呀!

「馬永成說得好:公娼不是問題,有問題的是週邊的黑道介入!你如何面對合法公娼館掩飾非法人口販賣的事實?」

馬永成的邏輯思考顯然是不及格的。讓我們這樣說罷:股市操作員不是問題,有問題的是週邊的短期炒作、融資介入;台北市政府沒有問題,有問題的是財團介入、利益交換……….為解決這些問題,我們一舉廢掉股市、廢掉台北市政府,你同意嗎?拿128名公娼的生計開刀,說是要藉以清除數十萬名非法色情行業,這不是天方夜譚嗎?黑道介入、人口販賣問題嚴重,應該是嚴正檢討警政單位執法不公。如果公娼沒有問題,為什麼首當其衝的是她們?為什麼陳水扁不展現魄力廢掉警察局?

若新市府集中火力指向介入性產業的黑道與惡勢力,相信公娼必定額手稱慶,全力配合。一個政策若是正確的,何以最後對峙的竟是利益一致的兩造?我們可以想像,勞委會說要掃除職業災害,竟以關廠作為手段?或者說,竟下令不准工人勞動?難道不是官方加強安衛檢查、加重資方違法罰鍰、團結工人就廠監督力量,才是最有效改善勞安的方式嗎?同理可證,台北新市府要掃盪性產業「週邊的惡勢力」、要拯救「被剝削的妓女」,不正應該以加強警力取締、協助公娼成立工會自救、降低業者抽成底線下手嗎?這麼清楚的、可操作、應實施的政策,為什麼台北新市府看不見?

「可是,市政府一方面高喊掃除色情,一方面又發牌照給公娼,不是自打嘴巴嗎?」

這個問題正是陳水扁廢娼的真正答案罷?掌有公權力的人不去面對色情與娼妓的細緻問題,反而以最粗暴、偷懶的「廢除」方式,一了百了,且不許修改,這不是「暴君」是什麼?反正公娼不過百來人,作為選票,還不夠看;作為市民,又是社經位置最弱勢的一群。柿子挑軟的吃準沒錯,所以廢娼政策的執行效率超快。

若由政府發牌的公娼制令台北市政府尷尬,應該思考的反而是「監控發牌」妥當與否,也許應該執行的反而是明訂從娼者不違法,或者,至少也修改現行「罰娼不罰嫖」的荒謬惡法,讓公娼、私娼都免於受到警察、黑道的同步威脅。「公娼證」不再是唯一保障娼妓的尚方寶劍,性工作者擁有更多的自主權,市府也不必發牌當總管了。

事實上,從勞動的觀點來看,公娼每週一次健康檢查的規定比你我的勞動還要安全;從雇傭的觀點來看,公娼與業主的利潤分配比你我的工作還合理;若說從娼者要付出慘痛的代價,這代價毋寧是來自社會歧視的眼光,逼她們難以翻身。當學者們振振有辭地援引數據,以從娼者酗酒、罹患性病等高比率來表達她們的痛苦時,我們必須說,對於鉛工廠的工人易罹患鉛中毒的問題,最好的解決方式是要求改善勞動環境,做好安全衛生。同樣的,為了照顧性工作者的身體,我們也許應該要求進入娼館的客人都要攜帶「健康證明書」,且遵守安全性行為的「消費規則」,才能確保公娼姐妹免於性病的恐懼;至於酗酒、吸安問題,同樣可見在高壓力工作下的人,而回頭追溯壓力的根源,竟是主流社會歧視的眼光──包括認為她們很可憐的你。

性工作是工作嗎?台北市的公娼妹勇敢站出來,以集體的力量拼命告訴你:性工作者反污名,性勞動要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