婦女新知的「家變」事件，由於突出了婦運路線之爭，引發聯合報民意論壇上「姐妹鬩牆」、「意氣之爭」的批判。這個說法是假設了所有的女人條件一致，只是「議題的先後次序不同」罷了。然而，事實的真相卻是：佔董監事優勢位置的姐妹，片面剝奪不同立場的姐妹的工作權！在不同觀點與立場的實踐路線被充份辯論之前，組織內部的雇佣關係已對二名資深受雇者祭出解僱令了。
長期以來，台灣的女性主義陣營以抽象的「姐妹情誼」建構了女人連線的作戰基地，卻由中產階級婦女佔據了主要的發言位置，甚且成為不同階級、性取向、種族的「統一代言人」。路線之爭與其說是「姐妹爭小餅」，倒不如說是被主流婦運邊緣化的女性開始認真面對「餅在哪裡？為什麼而爭？」的問題。而當這些聲音出現的時候，我們卻很遺憾地發現，婦女新知基金會的董事們竟然全盤複製了「資本優先於勞動」的父權價值觀，以「募款困難」為由解雇實際從事第一線婦運的全職工作者！毫不手軟！
在模糊的「姐妹情誼」下，向主流官方靠攏的婦女新知基金會、女權會代表們，可以與台北市政府共謀廢娼的決議，並在公娼勇敢迎戰後，祭出西歐福利國家經驗來打擊公娼保障工作權的正當性，為新市府粗暴的手段擦粉、漂白。同樣的，當新知辦公室的受雇工作人員提出「弱勢優先」的實踐路線時，掌握決策權的董事會也可以拿「保持運動活力，吸納新人材」的荒唐理由，草率且偷懶地以解雇二名資深運動者來迴避路線之爭。這二個事件的背後其實有著相同的運作邏輯：站在優勢位置的女人，不論是擔任官方策士、或是資方代理人，都可以片面決定另一群女人的生殺大權！
婦運內部面對不同觀點與立場的實踐路線時，必須同時面對位置與資源的差異，才有真正的對話基礎。以新知家變來說，董事會一再不願使用「解僱」的字眼，甚且自以為是地安排原秘書長倪家珍改任委員、原組織部主任王蘋轉調董事，不但不面對二名資深受雇者的失業、生計問題，還假裝受雇者與決策者機會一致、條件相同，可以平行互換。以「和浠泥」的處理方式排除異己，也迴避了婦運內部的路線之爭。
我們痛心的是，運動團體之所以可貴，不就是對現實不滿並勇於具體對抗、進行改造嗎？對於社會資源的所有權集中於少數人手中的憤怒，不就是促成姐妹們紛紛投身運動的原始動力嗎？遺憾的是，當仍是掌握在男性中心的政經資源，召喚姐妹陣營中條件比較優沃者加入分配行列時，卻以排擠更弱勢、被污名化、邊緣化的女性作為手段？為了「取得資源」，竟致要對站在「弱勢優先」的姐妹，趕盡殺絕？甚至不惜採取雇傭關係的管理鋤頭，片面剝奪共同打拼多年的姐妹的工作權？
婦女新對台灣婦運的貢獻，歷史自有公評。但不容否認的，新知長期佔據了「太多」發言位置。對工人階級的勞動婦女人權，幾乎只是以律師群擬出的「男女工作平等法」聊備一格，當近年來因關廠而失業的藍領女工大量出現時，也未見新知以其優勢的社會位置發揮姐妹情誼。諷刺的是，當服務業女工自主爭取到台北市府成立「就業評議委員會」時，檯面上卻又由婦女新知代表女性勞動者出面拿官方資源開研討會……。如果籍著此次的家變事件，讓台灣的女性主義陣營更清楚的分家，讓向中產階級利益與意識型態靠攏的主流婦運，與堅持女工、性工作者、同性戀等弱勢優先路線，正式分家，未嘗不是好事。讓真正的姐妹情誼透過一次次的戰役中，認真面對不同觀點、不同立場的路線差異，找到「互為所用」的合作基礎。
至於那些在此次新知家變事件中聲稱「中立」的姐妹，我們大感失望。什麼是中立呢？在強、弱基礎不同的結構裡，所謂中立，不過就是「我不出手阻止大人打小孩（或男人打女人、或老板打工人……..）」。所有的運動難道不就是從「我反對」及「我認為」開始的嗎？「中立客觀」，不過是政客們為了掩飾自己在鬥爭的夾縫中獲取利益的說辭罷了！
站在台灣婦運的立場，我們堅信，唯有面對差異、辯論與行動，真實的女人連線才可能被澈底實踐。
1996年6月4日 星期二
誰來縫補工殤
從事工人運動六年多，一提筆，反射性的考量就是：這是工人有興趣看的嗎？而「醫望」的讀者，當然不是我所熟悉的工人群眾。交談對象的面貌模糊，使我遲遲難以下筆：到底，對於職業災害，醫生們關心什麼？在醫護人員的眼裡，工傷者與其他病人有什麼不一樣嗎？或者，各個科別的醫生雖然或多或少碰觸過職災病患，但這個議題其實對臨床經驗是不具意義的？
於是想起一些事，在傷病與醫療的背後經常出現.......
我們到健保局拉布條，提出職災者的醫療權益。顏面傷殘的周淑瑛在喊起口號的時候，主動拉下口罩，對大打太極拳的官員據理力爭。行動結束後，雙目幾近失明的她笑著說：「這是我受傷三年來，說最多話的一天。把心裡的話大聲說出來後，開始覺得，我也還是個有用的人。」在此之前，看復建門診的同時，她還得看精神科治療憂鬱症。
七月間，協會的醫師顧問劉益宏從彰化打電話來，居然問起有關資遣的勞動法令來了。怎麼回事呢？他有一名五十多歲的勞工病人，近來頻頻胃痛，細問下才知道工廠裡傳言老板要關廠了。這個年紀被解僱，鄉下地方工作又不好找，如果連資遣費也領不到日子怎麼過下去，作工仔一想起來就胃痛.............
去年與導航基金會合作進行學生打工安全講習，一群工傷者現身說法，努力把自己的故事拼湊成可以使用的教材。為考慮學生聽眾的接收度，何德隆工讀職災的故事中，對資方的直接控訴被一再要求降溫處理，他爭辯多時，忍不住說：「真的，受傷是一回事，重點是老板太欺負人！」
類近的影像與記憶，耿耿於懷，都在強調同一個訊息：要談職業災害的病人不同於其他受傷的人，恐怕就不得不面對勞雇關係在其中產生閘口般的作用了。
在現有的經濟結構中，職業災害經常是建基在「有人獲利、有人受害」的生產關係上；找得出證據的如安全衛生設施不足、生產工具老舊，舉證無門的如加班、趕工、拼績效獎金，所有看得見的、看不見的管理機制幾乎都一致指向透過降低成本以追求高利潤的競爭邏輯。而勞雇關係的強弱對比、生產利潤的分配不公、勞動過程的控管機制...........在工人付出血肉代價的同時，都自過往被「討生活」擠壓掉的深沈不滿中，以各種方式迸發出來。
過往薪資追不上物價指數、產假特休假被刁難苛扣.......等勞動現場上不時出現的怨懟，多半忍一忍就過去了。而職災的發生嚴重到殘害肢體、器官、甚至是血肉性命時，這個隱忍的閘口就到了極限，一時之間，這個號稱「愛拼就會贏」的世界似乎被揭露了原來是一場騙局，而真相令人不忍卒睹！
在職災率驚人的台灣，每天有約九十名工人因工作傷害被送進醫院，而醫院內部除了急救的系統，沒有任何輔助資訊協助他們保有自己的權益。法律是有錢人買得到的，弱勢者只有在半年後出院要談求償時，才發現自己的刑事追訴權已過了期限。找官方，有限的勞動法令上漏洞百出，擺明了幫有錢人逃脫責任；找道義，老板說：「時機這麼差，我也是賺不到什麼錢呀！」；找社會救助，門檻奇高、行政程序重挫受傷的人；找司法，漫漫無期的訴訟一拖三五年，昂貴的律師費用逼死窮人。整個社會佈下天羅地網逼弱勢者走投無路，共同結構起職災工人的二度傷害！
就數據來看，每年三萬多個職災案例幾乎都是勞動現場、上下班途中等立即發生的傷害，每年六十億的醫療支出也直指這個範圍。那麼，職業病患者那裡去了？在勞保領取職災給付的職業病案例，一年還不到一百件！相較於其他工業國家成千逾萬的職業病案例，我們當然不致於天真地以為台灣的工人都很健康、工廠都很安全。事實上，台灣的職業病調查根本是個大黑洞，實例滿坑滿谷，但沒有數據、缺乏資料。紡織廠的噪音、印刷廠的有機溶劑、鐵工廠的錳中毒、美容業的皮膚病......危機四伏的工作環境，弱勢工人求救無門。
從職災工人的眼睛看台灣的醫療問題，職業病醫學的發展窘困似乎是整個醫療商品化的必然結果。
醫療商品化的外在呈現，是財團醫院搶奪醫療市場，瓜分社會保險的大餅；對內，則是長庚式的「醫療生產線」管理，以及公私立醫院競相跟進的「論件計酬」式薪資給付。總之是醫療給付、動作都統一標準化，論量訂價。且不論這樣一套徹底商品化的醫療機制，如何加速惡化醫病關係，光聚焦在職業病門診上，就已是窘迫不堪，變相逼職業病醫生轉行了。
我們都知道，職業病的斷定是一整套複雜的因果求證，涉及環境醫學、整個病人的工作史、健康史、還有工廠的生產環境等，是一項長期的追蹤工作，耗時費力，又容易得罪資方、一有爭議還得請假出庭作證。與其他流行疾病放在同一個市場上叫價，職業病當然是十足的「賠錢貨」，就算在職業病醫師的力爭之下，健保局同意將每個門診給付提高一倍，又怎能負擔至工廠檢測、抽樣、取證的必要判定流程呢？
就這個部份，我們認為唯有將整個職業病醫學與商品化的醫療市場區隔開來，進行公共醫療的整體規劃，在各公立醫院成立職業病科，專款專用，積極培養職業病專業醫生，並補助各產業工會就近監督工廠安衛，讓工人自保的力量與職業病醫生密切合作，落實真正的追蹤調查。整個職業病的斷層既是整體政策所造成的，當然要以國家力量主動介入強化。
關於職災醫療的各種訴求，從現實職災工人的需求出發，我們一直以各種方式對社會喊話，請願的、修法的、丟雞蛋的、合作的、對抗的.......深知政經上居於弱勢的人，要求政策的改變唯有透過集體力量爭取。我們有非常多的傳單，有非常多石沈大海的訴求，也有非常多的對「合理的社會」的想像與熱情，但這都不是我打算在這篇龐雜短文裡一口氣說完的。
我深信，每一個個別的病痛都有個別的脈絡可循，但進入工傷者的勞動世界來看待具體的職災真相，則是我所經驗到，最接近「痛」的核心。（1996年六月醫望雜誌）
於是想起一些事，在傷病與醫療的背後經常出現.......
我們到健保局拉布條，提出職災者的醫療權益。顏面傷殘的周淑瑛在喊起口號的時候，主動拉下口罩，對大打太極拳的官員據理力爭。行動結束後，雙目幾近失明的她笑著說：「這是我受傷三年來，說最多話的一天。把心裡的話大聲說出來後，開始覺得，我也還是個有用的人。」在此之前，看復建門診的同時，她還得看精神科治療憂鬱症。
七月間，協會的醫師顧問劉益宏從彰化打電話來，居然問起有關資遣的勞動法令來了。怎麼回事呢？他有一名五十多歲的勞工病人，近來頻頻胃痛，細問下才知道工廠裡傳言老板要關廠了。這個年紀被解僱，鄉下地方工作又不好找，如果連資遣費也領不到日子怎麼過下去，作工仔一想起來就胃痛.............
去年與導航基金會合作進行學生打工安全講習，一群工傷者現身說法，努力把自己的故事拼湊成可以使用的教材。為考慮學生聽眾的接收度，何德隆工讀職災的故事中，對資方的直接控訴被一再要求降溫處理，他爭辯多時，忍不住說：「真的，受傷是一回事，重點是老板太欺負人！」
類近的影像與記憶，耿耿於懷，都在強調同一個訊息：要談職業災害的病人不同於其他受傷的人，恐怕就不得不面對勞雇關係在其中產生閘口般的作用了。
在現有的經濟結構中，職業災害經常是建基在「有人獲利、有人受害」的生產關係上；找得出證據的如安全衛生設施不足、生產工具老舊，舉證無門的如加班、趕工、拼績效獎金，所有看得見的、看不見的管理機制幾乎都一致指向透過降低成本以追求高利潤的競爭邏輯。而勞雇關係的強弱對比、生產利潤的分配不公、勞動過程的控管機制...........在工人付出血肉代價的同時，都自過往被「討生活」擠壓掉的深沈不滿中，以各種方式迸發出來。
過往薪資追不上物價指數、產假特休假被刁難苛扣.......等勞動現場上不時出現的怨懟，多半忍一忍就過去了。而職災的發生嚴重到殘害肢體、器官、甚至是血肉性命時，這個隱忍的閘口就到了極限，一時之間，這個號稱「愛拼就會贏」的世界似乎被揭露了原來是一場騙局，而真相令人不忍卒睹！
在職災率驚人的台灣，每天有約九十名工人因工作傷害被送進醫院，而醫院內部除了急救的系統，沒有任何輔助資訊協助他們保有自己的權益。法律是有錢人買得到的，弱勢者只有在半年後出院要談求償時，才發現自己的刑事追訴權已過了期限。找官方，有限的勞動法令上漏洞百出，擺明了幫有錢人逃脫責任；找道義，老板說：「時機這麼差，我也是賺不到什麼錢呀！」；找社會救助，門檻奇高、行政程序重挫受傷的人；找司法，漫漫無期的訴訟一拖三五年，昂貴的律師費用逼死窮人。整個社會佈下天羅地網逼弱勢者走投無路，共同結構起職災工人的二度傷害！
就數據來看，每年三萬多個職災案例幾乎都是勞動現場、上下班途中等立即發生的傷害，每年六十億的醫療支出也直指這個範圍。那麼，職業病患者那裡去了？在勞保領取職災給付的職業病案例，一年還不到一百件！相較於其他工業國家成千逾萬的職業病案例，我們當然不致於天真地以為台灣的工人都很健康、工廠都很安全。事實上，台灣的職業病調查根本是個大黑洞，實例滿坑滿谷，但沒有數據、缺乏資料。紡織廠的噪音、印刷廠的有機溶劑、鐵工廠的錳中毒、美容業的皮膚病......危機四伏的工作環境，弱勢工人求救無門。
從職災工人的眼睛看台灣的醫療問題，職業病醫學的發展窘困似乎是整個醫療商品化的必然結果。
醫療商品化的外在呈現，是財團醫院搶奪醫療市場，瓜分社會保險的大餅；對內，則是長庚式的「醫療生產線」管理，以及公私立醫院競相跟進的「論件計酬」式薪資給付。總之是醫療給付、動作都統一標準化，論量訂價。且不論這樣一套徹底商品化的醫療機制，如何加速惡化醫病關係，光聚焦在職業病門診上，就已是窘迫不堪，變相逼職業病醫生轉行了。
我們都知道，職業病的斷定是一整套複雜的因果求證，涉及環境醫學、整個病人的工作史、健康史、還有工廠的生產環境等，是一項長期的追蹤工作，耗時費力，又容易得罪資方、一有爭議還得請假出庭作證。與其他流行疾病放在同一個市場上叫價，職業病當然是十足的「賠錢貨」，就算在職業病醫師的力爭之下，健保局同意將每個門診給付提高一倍，又怎能負擔至工廠檢測、抽樣、取證的必要判定流程呢？
就這個部份，我們認為唯有將整個職業病醫學與商品化的醫療市場區隔開來，進行公共醫療的整體規劃，在各公立醫院成立職業病科，專款專用，積極培養職業病專業醫生，並補助各產業工會就近監督工廠安衛，讓工人自保的力量與職業病醫生密切合作，落實真正的追蹤調查。整個職業病的斷層既是整體政策所造成的，當然要以國家力量主動介入強化。
關於職災醫療的各種訴求，從現實職災工人的需求出發，我們一直以各種方式對社會喊話，請願的、修法的、丟雞蛋的、合作的、對抗的.......深知政經上居於弱勢的人，要求政策的改變唯有透過集體力量爭取。我們有非常多的傳單，有非常多石沈大海的訴求，也有非常多的對「合理的社會」的想像與熱情，但這都不是我打算在這篇龐雜短文裡一口氣說完的。
我深信，每一個個別的病痛都有個別的脈絡可循，但進入工傷者的勞動世界來看待具體的職災真相，則是我所經驗到，最接近「痛」的核心。（1996年六月醫望雜誌）
1996年5月10日 星期五
一場凶手兼法官的殺戮遊戲
就在今年五一勞動節前後，當官方一如過往展開熱鬧的、鮮花簇擁的┌模範勞工┘頒獎典禮，我們卻先後看到工傷協會與攝影師何經泰的┌工傷顯影—血染的經濟奇蹟┘攝影展，揭露一幕幕怵目驚心的職災工人影象;五月七日，因工廠實驗化學染料引發過敏性皮膚炎的職業病患者林美玲，更勇敢地現身說法，突出台灣職業災害的嚴重性及工傷者求償無門的困擾。
過往零星化、個別化出現的職災事見，集中浮現，我們宛如目睹了┌台灣經濟奇蹟背後的無名英雄┘以身家性命寫下血淚斑斑的墓誌銘，在官方的統計數據中，過去十年來，近五萬名勞工因工作傷害而死亡，逾二十萬人終身致殘，這個驚人的數字是兩伊戰爭中，美伊雙方死傷人數的總合﹗（附帶提醒的是，兩伊戰爭是二次世界大戰迄今近五十年來，震驚全球、傷亡最慘烈的軍事行動。）當「重返聯合國」、「加入GATT」的口號在朝野政黨的一致催眠下，成為台灣人民「邁向國際化、現代化」的集體迷思，對台灣的勞動階級來說，每年逾三萬名工人死傷於職業災害的「經濟奇蹟」，卻不啻是猗場催命的「經濟內戰﹗」，相較於每年居高不下的國防預算，對抗的是至今仍在試射空包彈的兩岸心戰，台灣工人卻在島內不間斷的經濟內戰下歷經浩劫，而相關的勞安支出、社福預算至今未被重視。
回到林美玲事件，仔細讀報的人，不免心生疑惑;明明是職業災害，老板不認帳也就罷了，怎麼連勞工保險的職災給付都領不到﹖
在此先作個勞保條例法律小百科式的解讀﹕請領勞保職災保險的各項給付（包括傷病、殘廢、甚至死亡）時，除了醫生證明，「投保單位」的簽章是必被條件，對受僱於一定雇主的勞工，投保單位就是公司了。白話文的說法就是﹕小工人因為工作而受傷了，要依法取得勞保的相官補償時，還需要大老闆的背書。
於是，現實的工傷案例中，我們看見職災認定成為老闆的特權專利，就算是職災者是由救護車直接自血染的機器旁送到醫院，就算是由職業病門診醫師經長期的追蹤診療，鑑定是職業病無疑，只要老闆不蓋章，勞保局就是不給錢﹗在這個基礎下，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麼華國染料公司一句「職災認定勞資雙方仍有疑義」，就使勞委會束手無策。林美玲官司一打六年多。
勞工行政主管機關自訂了一個自縛手腳的遊戲規則，犧牲弱勢職災工人的權益，而將職災認定的最高權力交給雇主成為無法規範的私人財產﹗讓兇手兼任法官，正是法律、制度聯手佈下天羅地網對職災工人進行的「合法殺戮」﹗
面對職災問題，最卑微、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擴大職災認定的單位，讓產業工會、醫院職業病門診中心、勞工行政主管機關的認定都得以取代顧主的簽章，反正還有勞保局最後審查的把關，「浮濫謊報」的托詞 遠比不上方便工傷者獲得最起碼的職災補償。過去幾十年來，多少個林美玲在漫長的司法訴訟中，無助地舉證以取得應有的權益。職業災害擴大認定單位，顧主若有不服，就由顧主去提請訴訟，「非職災」的反舉證責任，交給顧主「換人做做看」﹗(1996.5.10中國時報南方觀點)
過往零星化、個別化出現的職災事見，集中浮現，我們宛如目睹了┌台灣經濟奇蹟背後的無名英雄┘以身家性命寫下血淚斑斑的墓誌銘，在官方的統計數據中，過去十年來，近五萬名勞工因工作傷害而死亡，逾二十萬人終身致殘，這個驚人的數字是兩伊戰爭中，美伊雙方死傷人數的總合﹗（附帶提醒的是，兩伊戰爭是二次世界大戰迄今近五十年來，震驚全球、傷亡最慘烈的軍事行動。）當「重返聯合國」、「加入GATT」的口號在朝野政黨的一致催眠下，成為台灣人民「邁向國際化、現代化」的集體迷思，對台灣的勞動階級來說，每年逾三萬名工人死傷於職業災害的「經濟奇蹟」，卻不啻是猗場催命的「經濟內戰﹗」，相較於每年居高不下的國防預算，對抗的是至今仍在試射空包彈的兩岸心戰，台灣工人卻在島內不間斷的經濟內戰下歷經浩劫，而相關的勞安支出、社福預算至今未被重視。
回到林美玲事件，仔細讀報的人，不免心生疑惑;明明是職業災害，老板不認帳也就罷了，怎麼連勞工保險的職災給付都領不到﹖
在此先作個勞保條例法律小百科式的解讀﹕請領勞保職災保險的各項給付（包括傷病、殘廢、甚至死亡）時，除了醫生證明，「投保單位」的簽章是必被條件，對受僱於一定雇主的勞工，投保單位就是公司了。白話文的說法就是﹕小工人因為工作而受傷了，要依法取得勞保的相官補償時，還需要大老闆的背書。
於是，現實的工傷案例中，我們看見職災認定成為老闆的特權專利，就算是職災者是由救護車直接自血染的機器旁送到醫院，就算是由職業病門診醫師經長期的追蹤診療，鑑定是職業病無疑，只要老闆不蓋章，勞保局就是不給錢﹗在這個基礎下，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麼華國染料公司一句「職災認定勞資雙方仍有疑義」，就使勞委會束手無策。林美玲官司一打六年多。
勞工行政主管機關自訂了一個自縛手腳的遊戲規則，犧牲弱勢職災工人的權益，而將職災認定的最高權力交給雇主成為無法規範的私人財產﹗讓兇手兼任法官，正是法律、制度聯手佈下天羅地網對職災工人進行的「合法殺戮」﹗
面對職災問題，最卑微、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擴大職災認定的單位，讓產業工會、醫院職業病門診中心、勞工行政主管機關的認定都得以取代顧主的簽章，反正還有勞保局最後審查的把關，「浮濫謊報」的托詞 遠比不上方便工傷者獲得最起碼的職災補償。過去幾十年來，多少個林美玲在漫長的司法訴訟中，無助地舉證以取得應有的權益。職業災害擴大認定單位，顧主若有不服，就由顧主去提請訴訟，「非職災」的反舉證責任，交給顧主「換人做做看」﹗(1996.5.10中國時報南方觀點)
1996年5月1日 星期三
血染的經濟奇蹟
有時候，會夢見我的手好好的，沒有受傷，可是被人家拉著、拖著走，而我看不到那個人的樣子...........倪家偉，工讀生，沖床壓傷
他才十八歲，說話的時候，聲音都哽咽了。那個看不見的「人」是誰？
根據勞委會的統計：80％的職業災害來自於工人的不安全動作；電視上的預防職災宣導廣告，說的是：「心中有安全，處處不危險」、「生命價無比，安全靠自己」.........所有的官方說法都在指陳同一個罪名：是你自己不小心！工傷者唯有知罪噤聲。
事實上，極大比例的職災發生在加班時間，過度勞動下的失誤真的只是「個人不小心」嗎？為了提高生產效率，我們的勞動環境殺機重重，生產線加速、拆除沖床電眼、趕工、超時加班、績效制度.......看不見的凶手，就在管理機制的運作下，一致邁向高利潤、低保障、驚人職災率的「經濟奇蹟」！
我恨自己的無能為力，一條爛命，不知道要撐到什麼時候？索賠過程中，對法令了解愈深，愈覺得無力，無處申冤時就像那砧板上的牲畜一樣，任人宰割..........黃進生，鋼管滾落，左腳截肢
一再受挫，終於放棄訴訟，年輕的他對「司法正義」嗤之以鼻。
分明是有人獲利、有人受苦，可是受傷的人求償無門，勞動法令中可以計算得出的「依法理賠」是十足的「肢體大賤賣」，漫漫無期的司法途徑又是逼死窮人！
整個制度佈下天羅地網「合法」殺戮職災工人。無力對抗的，或是搖頭嘆息：「人在做，天在看，涮涮去！」或是痛心疾首：「老板一家大小不要在路上被我遇到！」一口氣找不到出路，甚且轉過頭來迴身自傷，躲在家裡三年不出門、日日酗酒自棄、逼老婆離婚.......澈底和自己變了形的命運過不去！
最怕坐公車，沒位置要站著時，根本沒有手扶來穩住身體。有一次坐最後一排，剎車時人就一路滾到走道中央..........古瑞勇，電機維修電擊，右手截肢
危機四伏的公共空間。工傷者失去工作能力的同時，猛然發現，這個社會的種種機制都是四肢健全者的「專利」。
「用壞就丟」的工傷者被迫退出勞動市場，經濟來源頓失的同時，還扛負著社福嚴重不足的額外花費。當「福氣啦」的經濟奇蹟在廣告上諷刺地頻頻出現，背後卻有人不聲不響地「乎去啦」。
以前身體好好的時候，為了待在公司，那敢有什麼抱怨？打拼一世人卻換來一身的病痛，真沒天良....莊玉妹，皮件廠，下背痛職業病
沒天良的，恐怕也不是個別的雇主。翻開職災相關法令，整個社會清楚的將勞動者視為「勞動力」，連勞保「殘廢給付」都明擺著「賣肉錢」的計算邏輯：肘關節以下、膝關節以上、一根手指、半個耳朵..............完全按其勞動功能來論斤論兩計價！
肢殘之外，職業病則是一個法令設計、調查實據上的大黑洞。因工廠噪音而重聽大嗓門的紡織女工、因有機溶劑侵蝕而脾氣大壞卻不知所以的印刷工、因快速收發郵件而嚴重肌腱炎動彈不得的郵務人員、因長期搬運重物而腰椎受損的機工、因一日十小時的站立而導致靜脈瘤的售貨小姐、因長程開車而坐骨神經痛的司機.........數以萬計的職業病患者仿如隱形了，不被看見、不被認定、不被處理。
在路上經常碰到好奇的小孩子一路盯著我的義肢看，頑皮一點的就大聲叫：「機器人！」我把袖口捲起來，360度旋轉電子手，說：「我是機器戰警！」......陳啟良，高壓電擊，雙手截肢
五年前，他還是個屢次自殺不成的「活死人」。現在，他以義肢挾著手提式麥克風，走在1112秋鬥遊行的「工傷大隊」中，無懼前進。
一個、兩個、愈來愈多個機器戰警（截肢）、烈火悍將（灼傷）.......走出來，聚起來，八十一年組織了「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他們都吃過苦，知道個別的、零星的職災工人會面對什麼樣「官資合一」的二度傷害，所以與「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長期合作，每週固定由鄭村棋顧問協助工傷者，共同抽絲剝繭地研討相關職災法令，匯整共同的血淚經驗。戰警、悍將、弱勢勞動者組織起來的集體力量，要撞擊這個殺戮工人的經濟體制！
1996年五一勞動節前夕，「工傷顯影─血染的經濟奇蹟」街頭攝影展與「工殤─職災者口述故事集」公開展出、發行，揭露台灣勞動現場上最不忍卒睹的工傷真相；過往零星化、個別化的出現的職災事件，集中浮現，我們宛如目睹了「台灣濟奇蹟背後的無名英雄」以身家性命寫下血淚斑斑的墓誌銘。在官方的統計數據中，過去四十年來，近五萬名勞工因工作傷害而死亡，逾二十萬人終身致殘，這個驚人的數字，是波斯灣戰爭（二次世界大戰迄今五十年來，規模最龐大、傷亡最慘烈的軍事活動。）時，美伊雙方軍民死傷總合的四倍！當「重返聯合國」、「加入GATT」的口號在朝野政黨的一致催眠下，成為台灣人民「邁向國際化、現代化」的集體迷思，對台灣的勞動階級來說，每天近九十名工人死傷於職業災害的「經濟奇蹟」，卻不啻是一場催命的「經濟內戰」。
如果說，「經濟立國」是台灣立足國際的根本，那麼，居高不下的職災率造成勞動力嚴重損害就是「動搖國本」的大災難，而台灣的企業主卻在這個「殺人不償命」的遊戲規則裡，大撈利潤。官方立法允許少數資本家大發國難財，卻使台灣徹底淪為工人屠宰場!
每年持續三萬多個職災案例，不應該只是官方資料中的一個數據。「工殤」的記錄與出版，是為數據背後活生生的工傷者作傳，也是為被主流文化所遺忘的勞動歷史，留下這一代台灣工人最「痛」的見證。（1996年5月1日中國時報寶島版）
他才十八歲，說話的時候，聲音都哽咽了。那個看不見的「人」是誰？
根據勞委會的統計：80％的職業災害來自於工人的不安全動作；電視上的預防職災宣導廣告，說的是：「心中有安全，處處不危險」、「生命價無比，安全靠自己」.........所有的官方說法都在指陳同一個罪名：是你自己不小心！工傷者唯有知罪噤聲。
事實上，極大比例的職災發生在加班時間，過度勞動下的失誤真的只是「個人不小心」嗎？為了提高生產效率，我們的勞動環境殺機重重，生產線加速、拆除沖床電眼、趕工、超時加班、績效制度.......看不見的凶手，就在管理機制的運作下，一致邁向高利潤、低保障、驚人職災率的「經濟奇蹟」！
我恨自己的無能為力，一條爛命，不知道要撐到什麼時候？索賠過程中，對法令了解愈深，愈覺得無力，無處申冤時就像那砧板上的牲畜一樣，任人宰割..........黃進生，鋼管滾落，左腳截肢
一再受挫，終於放棄訴訟，年輕的他對「司法正義」嗤之以鼻。
分明是有人獲利、有人受苦，可是受傷的人求償無門，勞動法令中可以計算得出的「依法理賠」是十足的「肢體大賤賣」，漫漫無期的司法途徑又是逼死窮人！
整個制度佈下天羅地網「合法」殺戮職災工人。無力對抗的，或是搖頭嘆息：「人在做，天在看，涮涮去！」或是痛心疾首：「老板一家大小不要在路上被我遇到！」一口氣找不到出路，甚且轉過頭來迴身自傷，躲在家裡三年不出門、日日酗酒自棄、逼老婆離婚.......澈底和自己變了形的命運過不去！
最怕坐公車，沒位置要站著時，根本沒有手扶來穩住身體。有一次坐最後一排，剎車時人就一路滾到走道中央..........古瑞勇，電機維修電擊，右手截肢
危機四伏的公共空間。工傷者失去工作能力的同時，猛然發現，這個社會的種種機制都是四肢健全者的「專利」。
「用壞就丟」的工傷者被迫退出勞動市場，經濟來源頓失的同時，還扛負著社福嚴重不足的額外花費。當「福氣啦」的經濟奇蹟在廣告上諷刺地頻頻出現，背後卻有人不聲不響地「乎去啦」。
以前身體好好的時候，為了待在公司，那敢有什麼抱怨？打拼一世人卻換來一身的病痛，真沒天良....莊玉妹，皮件廠，下背痛職業病
沒天良的，恐怕也不是個別的雇主。翻開職災相關法令，整個社會清楚的將勞動者視為「勞動力」，連勞保「殘廢給付」都明擺著「賣肉錢」的計算邏輯：肘關節以下、膝關節以上、一根手指、半個耳朵..............完全按其勞動功能來論斤論兩計價！
肢殘之外，職業病則是一個法令設計、調查實據上的大黑洞。因工廠噪音而重聽大嗓門的紡織女工、因有機溶劑侵蝕而脾氣大壞卻不知所以的印刷工、因快速收發郵件而嚴重肌腱炎動彈不得的郵務人員、因長期搬運重物而腰椎受損的機工、因一日十小時的站立而導致靜脈瘤的售貨小姐、因長程開車而坐骨神經痛的司機.........數以萬計的職業病患者仿如隱形了，不被看見、不被認定、不被處理。
在路上經常碰到好奇的小孩子一路盯著我的義肢看，頑皮一點的就大聲叫：「機器人！」我把袖口捲起來，360度旋轉電子手，說：「我是機器戰警！」......陳啟良，高壓電擊，雙手截肢
五年前，他還是個屢次自殺不成的「活死人」。現在，他以義肢挾著手提式麥克風，走在1112秋鬥遊行的「工傷大隊」中，無懼前進。
一個、兩個、愈來愈多個機器戰警（截肢）、烈火悍將（灼傷）.......走出來，聚起來，八十一年組織了「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他們都吃過苦，知道個別的、零星的職災工人會面對什麼樣「官資合一」的二度傷害，所以與「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長期合作，每週固定由鄭村棋顧問協助工傷者，共同抽絲剝繭地研討相關職災法令，匯整共同的血淚經驗。戰警、悍將、弱勢勞動者組織起來的集體力量，要撞擊這個殺戮工人的經濟體制！
1996年五一勞動節前夕，「工傷顯影─血染的經濟奇蹟」街頭攝影展與「工殤─職災者口述故事集」公開展出、發行，揭露台灣勞動現場上最不忍卒睹的工傷真相；過往零星化、個別化的出現的職災事件，集中浮現，我們宛如目睹了「台灣濟奇蹟背後的無名英雄」以身家性命寫下血淚斑斑的墓誌銘。在官方的統計數據中，過去四十年來，近五萬名勞工因工作傷害而死亡，逾二十萬人終身致殘，這個驚人的數字，是波斯灣戰爭（二次世界大戰迄今五十年來，規模最龐大、傷亡最慘烈的軍事活動。）時，美伊雙方軍民死傷總合的四倍！當「重返聯合國」、「加入GATT」的口號在朝野政黨的一致催眠下，成為台灣人民「邁向國際化、現代化」的集體迷思，對台灣的勞動階級來說，每天近九十名工人死傷於職業災害的「經濟奇蹟」，卻不啻是一場催命的「經濟內戰」。
如果說，「經濟立國」是台灣立足國際的根本，那麼，居高不下的職災率造成勞動力嚴重損害就是「動搖國本」的大災難，而台灣的企業主卻在這個「殺人不償命」的遊戲規則裡，大撈利潤。官方立法允許少數資本家大發國難財，卻使台灣徹底淪為工人屠宰場!
每年持續三萬多個職災案例，不應該只是官方資料中的一個數據。「工殤」的記錄與出版，是為數據背後活生生的工傷者作傳，也是為被主流文化所遺忘的勞動歷史，留下這一代台灣工人最「痛」的見證。（1996年5月1日中國時報寶島版）
眼淚的力量
（1996.5.1中國時報）
要回我們的東西，有罪嗎？
將近半夜了，剛由遊覽車載走兩組近九十個工人回桃園，新來接班的這二組人，都剛從工廠趕來，神情有些疲憊，但精力仍集中，特別是穿過樓下、樓上重重警察的人牆，大家更因「同仇敵慨」的心情，而更見精神抖擻。
這已經是第三夜了，二百多個工人分成六組，輪班排著到桃園工廠守夜、台北總公司談判、以及回家梳洗休息。報上斗大的標題：「員工催討資遣費，福昌老板遭強留」、「員工看守老闆五十多小時，僵持不下」、「福昌員工圍困董事長與總經理」、「形同軟禁」、「留人，可以效法嗎？」……看守、圍困、強留、軟禁的說法不一而足，更有學者祭出六法全書，討論妨害人身自由，女工自觸法網。「可是，明明是他欠我們錢，早該準備好了還，怎麼還要我們來催？來討？要回我們應得的東西，有罪嗎？他幾十個小時覺得委屈，我們幾十年的青春怎麼算？」年資十七年的秀英，漲紅了臉。
[@more@]接班時，有人提及下午總經理假借要上廁所，其實早用大哥大和保彪連絡好了，要趁機逃走，幸好大家用身體團團圍住，才沒讓他落掉。「他好狠哪，蔡富美在廁所門口圍住他，都五十幾歲的老女工了，總經理還是腳抬起來就踼，當場把她踼得彎下腰，現在還在醫院急救！」、「小心，他是老狐狸，一定還會再突圍的。」大家互相提醒著。
會客室裡，工會幹部早和總經理、董事長馬拉松長談了二、三天了。「看他們二個人推來推去，真的很生氣，我們為公司賣命打拼了一輩子，現在工廠在海外設廠愈來愈多，公司在國內股票上市還連漲，居然硬是把我們的棺材本像垃圾一樣推來推去，還把我們當人看嗎？」阿蘭一說，眼淚就掉下來。
無懼的眼淚
總經理又走出來了，女工們慌忙將臂膀左右扣住同伴們，以身體圍作緊密人牆。他直接跳上桌面，從高往下俯視著女工，說：「你們這是妨害人身目由，誰敢碰到我，我就告他！」手提公事包，他決定逕自突圍：「誰敢碰我？」
原本百無聊賴的鎂光燈都閃起來了，警方的搜證人員早準備好相機、攝影機等在一旁，女工們又心酸又委屈，身體靠得更緊密，用集體的力量阻擋他橫衝直撞的揮舞著提包、腳力。只能防堵，不能反擊的戰役。有人率先喊起口號：「簽完再走！」「簽完再走！」緊密扣連的勞動的手及身軀，很多人的眼淚和聲音一起強力爆發：「簽完再走！」簽一份早該給的承諾。
熱力不斷地上湧，女工姐妹們，無懼地流著淚，無懼地喊著共同的心聲，一旁的警察也噤聲不敢介入。
[顧玉玲1] 法律給予私人財產至高無上的保護，並應允其自由跨國流動，卻對弱勢者的權益縛手綁腳，難以施展。所以，女工們實在搞不懂：明明是搶人退休金的強盜，我們把他圍起來，要他還錢，為什麼後來卻吃上了官司？
一開始的委屈，來自老板的翻臉無情，來自青春血汗的不值，隨著集體抗爭的前進，在制度、法律的四處碰壁。
「台灣的政治真的很含糊，一個勞基法放在那裡欺騙勞工！」秋鴻堅毅的臉看不出太大的激動，但是她知道：「我們淚流了這麼多，工做了這麼久，要戰到底！」
我看見，一股巨大的力量，在無懼的淚水中，源源滋長而出。
1996年3月2日 星期六
想像我寫了一封信
二月27日在人間副刊閱讀了蓬草的「信的命運」，感覺困惑而荒謬。
想像我寫了一封信。
冬天的夜裡，啊，遠方的朋友可好嗎？隔著海，隔著亞熱帶的冬雨、溫帶的落葉、寒帶的細雪，我的一紙思念，竟爾飄洋過海來到友人的眼前。多麼神奇的旅程啊，想像那清晨自紅色郵筒取走我的信件的綠衣人，想像在成千上萬郵件中快速分發歸類區域的差工的雙手，想像我的信浮蓋上寄件城市的戳印安穩上了飛機，而機場搬運的工人可能恰好是國小隔壁班那個打躲避球一級棒的男孩，想像出了海關又進了海關的我的信，在白膚綠眼的法蘭西郵差的眼中艱困地辨識我潦草的拼音，巴黎正下著雪呢，我的信，由一雙凍疆了的老差士（在法國，郵差也腳踏車嗎？）的手，安穩地進駐你的郵筒......
信的兩造，是你和我；信的傳遞，是活生生的千百個工人的勞動。
這是我所知道的，最最真實的「信的命運」。
想像那個每次送信來都被鄰家的大狗追著跑的郵差，調薪的幅度又追不上物價指數了；想像專門負責信件分類的那個臨時女工，肘關節以下已隱隱作痛了三個月，而郵局不承認肌腱炎是職業病偏偏病假又滿了；想像薪資結構的變更，將使那個凍紅了鼻頭的法國老差士退休金少掉一半...............生養我們信函往來的勞動者，有什麼籌碼來反抗不義的對待呢？
「生」出信件的人沒什麼可以邀功的，若沒有郵務人員的勞動「養」活了這些信，根本無所謂「信的命運」。對信的供養者爭取權益、表達意見，我們受惠多年的寫信人，不正是要認真嚴肅對待、甚且鼓勵支援嗎？
是啊，是這樣的。因司機罷工而被迫走路上班的法國人表態「支持罷工」，恐怕並非蓬草所譏諷的「慷慨無私」，而是，真的只是，對「信的命運」和我有著相同想像與理解的人罷。
想像我寫了一封信。
冬天的夜裡，啊，遠方的朋友可好嗎？隔著海，隔著亞熱帶的冬雨、溫帶的落葉、寒帶的細雪，我的一紙思念，竟爾飄洋過海來到友人的眼前。多麼神奇的旅程啊，想像那清晨自紅色郵筒取走我的信件的綠衣人，想像在成千上萬郵件中快速分發歸類區域的差工的雙手，想像我的信浮蓋上寄件城市的戳印安穩上了飛機，而機場搬運的工人可能恰好是國小隔壁班那個打躲避球一級棒的男孩，想像出了海關又進了海關的我的信，在白膚綠眼的法蘭西郵差的眼中艱困地辨識我潦草的拼音，巴黎正下著雪呢，我的信，由一雙凍疆了的老差士（在法國，郵差也腳踏車嗎？）的手，安穩地進駐你的郵筒......
信的兩造，是你和我；信的傳遞，是活生生的千百個工人的勞動。
這是我所知道的，最最真實的「信的命運」。
想像那個每次送信來都被鄰家的大狗追著跑的郵差，調薪的幅度又追不上物價指數了；想像專門負責信件分類的那個臨時女工，肘關節以下已隱隱作痛了三個月，而郵局不承認肌腱炎是職業病偏偏病假又滿了；想像薪資結構的變更，將使那個凍紅了鼻頭的法國老差士退休金少掉一半...............生養我們信函往來的勞動者，有什麼籌碼來反抗不義的對待呢？
「生」出信件的人沒什麼可以邀功的，若沒有郵務人員的勞動「養」活了這些信，根本無所謂「信的命運」。對信的供養者爭取權益、表達意見，我們受惠多年的寫信人，不正是要認真嚴肅對待、甚且鼓勵支援嗎？
是啊，是這樣的。因司機罷工而被迫走路上班的法國人表態「支持罷工」，恐怕並非蓬草所譏諷的「慷慨無私」，而是，真的只是，對「信的命運」和我有著相同想像與理解的人罷。
1994年4月2日 星期六
再見！辛德勒名單
先是一片闇黑，窒悶的死寂。然後，一顫一顫的，小小的火苗攀上
一點燭蕊、二點燭蕊……漫展燃起點點燭光；銀幕就這樣一寸寸亮起
來了。
希望與重生，這是「辛德勒名單」一開始就溫馨十足地傳達的精神
。挾著甫出爐奧斯卡最佳影片得主的威名赫赫、商業票房保證的導演
史蒂芬史匹柏，再加上納粹屠殺猶太人歷史記錄般的嚴正體材……在
在都使得「辛」片上映的宣傳，氣勢如虹。
面對這麼「偉大」的一部電影，三個小時中，精密的、飽滿的鏡頭
，耗費大量人力、物力的好萊塢電影工業奇蹟，一段歷史、批判、人
性、夾議來敘的記錄……，我們看見了一個什麼樣的故事？
期待一個慈善家？
就社會位置來說，奧斯卡辛德勒無疑是一個發戰爭財的投機商人，
在希特勒對外發動戰爭、對內仇視猶太人的納粹時代，辛德勒藉著猶
太人被整編、踢到社會最底層如囚犯、奴隸般位置時，一方面向原本
善於經商的猶太人以日後實物分紅的方式換取大量現金；另一方面又
賄賂官員，取得大批工作證，賤價雇用猶太人，生產鍋、盆等民生用
品，供應德國軍隊使用。
種族歧視」結合「軍國主義」，讓原本默默無聞的辛德勒，一夕致
富。在赤裸裸的種族歧視下，階級劃分得更明確且具正當性：德國工
人薪資較高、非技術工人與女工次之、波蘭人更低一級，猶太人則根
本是被揀選了來出賣勞力還要額首稱慶、低頭謝恩了。有這麼一群沒
有退路、方便集中管理、又廉價好用的工人效命，附帶著軍國主義的
政策舖路，辛德勒的財富積累方式，與一九九四年的今日資本主義社
會對比，又有什麼兩樣呢？種族、技術、性別……的區隔，都為了特
定階級的利益服務，而辛德勒，恰是一個擅用遊戲規則的人。
既得利益者都是大奸大惡、帶著原罪的壞蛋嗎？
科拉科猶太人被關入集中營的那一日，黑白畫面上是一名紅衣小女
孩在混亂的人群中倉皇走動，主觀鏡頭的凝視者是辛德勒在野遊的山
坡上百感交集、痛心不忍。似乎就是自那一刻起，一名救苦救難的慈
善家辛德勒誕生了！
集中營裡，老弱的、效率不彰的、性命垂危的，都透過辛德勒的點
名，進入工廠工作而脫離集中營的死亡威脅。美名一傳開，甚且有年
輕女子自願獻身以拯救老父老母（當然，慈善家是嚴辭拒絕了美色，
又暗裡拯救了老夫婦。）……戰亂時期，勞苦大眾間，新的救世主出
現了，而天堂竟是辛德勒工廠生產線上的一個工作位置！
不同於曠野上、木匠之子的耶穌基督，廿世紀初的資本慈善家站
在一個生產戰爭所需品的位置，可以花大錢賄賂軍官，可以藉生產、
愛國之名與集中營討價還價，開列名單要人：「這是我的工人！」資
本的力量與軍隊可以平起平坐，就地還價。偉哉資本慈善家！
權力在誰的手裡？
集中營軍官阿蒙與大商人辛德勒是片中最突出、對比最強烈的兩個
角色了。一個是視猶太人如草芥，又狂暴、壓抑的獨裁軍官；一個是
深得猶太人心，又溫情、有擔當的善心老板。但兩個人之間，無人可
取代的共通點則是：權力。握有槍砲，或掌有資本，都掌握了權力。
於是，電影中我們看見一幕辛德勒勸導阿蒙的戲，告訴他：真正的
權力不在於「我可以取你性命」，而在於「我可以免你一死」。辛德
勒名單無疑就是”善用權力”的一個好例子：一張名單救得一仟多口
活命！
而我們在讚揚辛德勒的善行義舉的同時，不免要感慨：期待一個既
有權力、又有良心的慈善家，就如同一個女人期待嫁得”良人”以保
障後半生的命運一樣，被動、無奈、且危機四伏。
慈善家能在權力範圍內補貼性地造福一些人，卻不能（也無意？
）改變根本的權力結構。簡單地說，「辛德勒拯救一千多名猶太人」
的故事是一項兼具「目我完成」與「拔刀相助」的功德美事，但對德
人∕猶太人、老板∕工人、宰制∕被宰制的權力結構，則完全不作更
動。這部影片在說著這樣的一個故事：辛德勒將取之於猶太人的財富
用到猶太人身上，而一仟名獲救的猶太人則將「感恩」的心情凝聚在
回饋辛德勒的一枚金戒指上；強與弱、上與下的兩造在良知、誠信、
人情的基礎上，建立了溫馨而神聖的互動關係。
但是，站在一個弱的、下的、被決定的位置，我們更關心的毋寧是
：一仟多名猶太人除了共同打造金戒指外，是否也學會以集體的力量
，共同打造未來的命運？奪回不乞求”被赦免”或”被拯救”的權力
！
人人愛當辛德勒！
「辛德勒名單」作為一部溫情的、有誠意的電影，在好萊塢電影工
大量人力、物力投入下，有一定的成就。有趣的是，本片對奧斯卡辛
德勒傳奇的詮釋角度，恰恰映照了導演史蒂芬史匹柏的際遇。
史匹柏自十年前以外星人ET風靡全球後，一連串魔官傳奇系列電影
，部部賣座，去年更以一部「侏儸紀公園」帶動恐龍熱風潮，至今不
衰。在好萊塢的商業利潤取向下，史匹柏無疑是箇中嬴家，部部瘋狂
賣座的商業電影奠定了他「千萬導演」的身價，以及呼風喚雨、行使
「自由意志」的可能。
是的，高利潤電影的保證正如同高利潤生產一般，史匹柏與辛德勒
一樣取得權力。這權力可以用來拍一部「很早就想拍」的非商業題材
電影，可以大膽採用了九成的黑白影片，可以耗資上億地再現集中營
景像……金錢堆積起來的權力多麼好用！這也許可以說明，為什麼史
匹柏多次使用仰角拍攝辛德勒悲憫的、寬懷的身姿，而俯看的鏡頭裡
，是一張張孺慕、景仰的猶太臉孔。片中用了大量的人物特寫鏡頭，
但我們對於那些悲苦的、害怕的、緊張的猶太人物，卻仍是印象模糊
的，有血有肉、有情緒、有掙扎的辛德勒才是主角！而這個主角以強
而有力的真實故事，向我們再次驗證了「先累積個人資源，才能對群
眾發揮影響力，實踐理想！」的邏輯。
且不論這一套弱肉強食的遊戲規則畢竟不是人人玩得起，單就行動
成效來說，這種「實踐」邏輯根本上就已將個人力量與群眾生死隔絕
了。自外於集體命運的個別努力，終究無助於凝聚弱勢力量，將低下
的共同往上提昇。
回到影片一開始的燭火。
當點點弱焰匯聚成照亮暗夜的光芒，我們真正期待的是：推翻這一
套由個別的人掌有書寫名單的遊戲規則，讓權力回到底層大眾手上，
讓個人的善心義舉在人與人平等對待的關係下自然發生，讓英雄與名
單的時代永遠成為過去！
一點燭蕊、二點燭蕊……漫展燃起點點燭光；銀幕就這樣一寸寸亮起
來了。
希望與重生，這是「辛德勒名單」一開始就溫馨十足地傳達的精神
。挾著甫出爐奧斯卡最佳影片得主的威名赫赫、商業票房保證的導演
史蒂芬史匹柏，再加上納粹屠殺猶太人歷史記錄般的嚴正體材……在
在都使得「辛」片上映的宣傳，氣勢如虹。
面對這麼「偉大」的一部電影，三個小時中，精密的、飽滿的鏡頭
，耗費大量人力、物力的好萊塢電影工業奇蹟，一段歷史、批判、人
性、夾議來敘的記錄……，我們看見了一個什麼樣的故事？
期待一個慈善家？
就社會位置來說，奧斯卡辛德勒無疑是一個發戰爭財的投機商人，
在希特勒對外發動戰爭、對內仇視猶太人的納粹時代，辛德勒藉著猶
太人被整編、踢到社會最底層如囚犯、奴隸般位置時，一方面向原本
善於經商的猶太人以日後實物分紅的方式換取大量現金；另一方面又
賄賂官員，取得大批工作證，賤價雇用猶太人，生產鍋、盆等民生用
品，供應德國軍隊使用。
種族歧視」結合「軍國主義」，讓原本默默無聞的辛德勒，一夕致
富。在赤裸裸的種族歧視下，階級劃分得更明確且具正當性：德國工
人薪資較高、非技術工人與女工次之、波蘭人更低一級，猶太人則根
本是被揀選了來出賣勞力還要額首稱慶、低頭謝恩了。有這麼一群沒
有退路、方便集中管理、又廉價好用的工人效命，附帶著軍國主義的
政策舖路，辛德勒的財富積累方式，與一九九四年的今日資本主義社
會對比，又有什麼兩樣呢？種族、技術、性別……的區隔，都為了特
定階級的利益服務，而辛德勒，恰是一個擅用遊戲規則的人。
既得利益者都是大奸大惡、帶著原罪的壞蛋嗎？
科拉科猶太人被關入集中營的那一日，黑白畫面上是一名紅衣小女
孩在混亂的人群中倉皇走動，主觀鏡頭的凝視者是辛德勒在野遊的山
坡上百感交集、痛心不忍。似乎就是自那一刻起，一名救苦救難的慈
善家辛德勒誕生了！
集中營裡，老弱的、效率不彰的、性命垂危的，都透過辛德勒的點
名，進入工廠工作而脫離集中營的死亡威脅。美名一傳開，甚且有年
輕女子自願獻身以拯救老父老母（當然，慈善家是嚴辭拒絕了美色，
又暗裡拯救了老夫婦。）……戰亂時期，勞苦大眾間，新的救世主出
現了，而天堂竟是辛德勒工廠生產線上的一個工作位置！
不同於曠野上、木匠之子的耶穌基督，廿世紀初的資本慈善家站
在一個生產戰爭所需品的位置，可以花大錢賄賂軍官，可以藉生產、
愛國之名與集中營討價還價，開列名單要人：「這是我的工人！」資
本的力量與軍隊可以平起平坐，就地還價。偉哉資本慈善家！
權力在誰的手裡？
集中營軍官阿蒙與大商人辛德勒是片中最突出、對比最強烈的兩個
角色了。一個是視猶太人如草芥，又狂暴、壓抑的獨裁軍官；一個是
深得猶太人心，又溫情、有擔當的善心老板。但兩個人之間，無人可
取代的共通點則是：權力。握有槍砲，或掌有資本，都掌握了權力。
於是，電影中我們看見一幕辛德勒勸導阿蒙的戲，告訴他：真正的
權力不在於「我可以取你性命」，而在於「我可以免你一死」。辛德
勒名單無疑就是”善用權力”的一個好例子：一張名單救得一仟多口
活命！
而我們在讚揚辛德勒的善行義舉的同時，不免要感慨：期待一個既
有權力、又有良心的慈善家，就如同一個女人期待嫁得”良人”以保
障後半生的命運一樣，被動、無奈、且危機四伏。
慈善家能在權力範圍內補貼性地造福一些人，卻不能（也無意？
）改變根本的權力結構。簡單地說，「辛德勒拯救一千多名猶太人」
的故事是一項兼具「目我完成」與「拔刀相助」的功德美事，但對德
人∕猶太人、老板∕工人、宰制∕被宰制的權力結構，則完全不作更
動。這部影片在說著這樣的一個故事：辛德勒將取之於猶太人的財富
用到猶太人身上，而一仟名獲救的猶太人則將「感恩」的心情凝聚在
回饋辛德勒的一枚金戒指上；強與弱、上與下的兩造在良知、誠信、
人情的基礎上，建立了溫馨而神聖的互動關係。
但是，站在一個弱的、下的、被決定的位置，我們更關心的毋寧是
：一仟多名猶太人除了共同打造金戒指外，是否也學會以集體的力量
，共同打造未來的命運？奪回不乞求”被赦免”或”被拯救”的權力
！
人人愛當辛德勒！
「辛德勒名單」作為一部溫情的、有誠意的電影，在好萊塢電影工
大量人力、物力投入下，有一定的成就。有趣的是，本片對奧斯卡辛
德勒傳奇的詮釋角度，恰恰映照了導演史蒂芬史匹柏的際遇。
史匹柏自十年前以外星人ET風靡全球後，一連串魔官傳奇系列電影
，部部賣座，去年更以一部「侏儸紀公園」帶動恐龍熱風潮，至今不
衰。在好萊塢的商業利潤取向下，史匹柏無疑是箇中嬴家，部部瘋狂
賣座的商業電影奠定了他「千萬導演」的身價，以及呼風喚雨、行使
「自由意志」的可能。
是的，高利潤電影的保證正如同高利潤生產一般，史匹柏與辛德勒
一樣取得權力。這權力可以用來拍一部「很早就想拍」的非商業題材
電影，可以大膽採用了九成的黑白影片，可以耗資上億地再現集中營
景像……金錢堆積起來的權力多麼好用！這也許可以說明，為什麼史
匹柏多次使用仰角拍攝辛德勒悲憫的、寬懷的身姿，而俯看的鏡頭裡
，是一張張孺慕、景仰的猶太臉孔。片中用了大量的人物特寫鏡頭，
但我們對於那些悲苦的、害怕的、緊張的猶太人物，卻仍是印象模糊
的，有血有肉、有情緒、有掙扎的辛德勒才是主角！而這個主角以強
而有力的真實故事，向我們再次驗證了「先累積個人資源，才能對群
眾發揮影響力，實踐理想！」的邏輯。
且不論這一套弱肉強食的遊戲規則畢竟不是人人玩得起，單就行動
成效來說，這種「實踐」邏輯根本上就已將個人力量與群眾生死隔絕
了。自外於集體命運的個別努力，終究無助於凝聚弱勢力量，將低下
的共同往上提昇。
回到影片一開始的燭火。
當點點弱焰匯聚成照亮暗夜的光芒，我們真正期待的是：推翻這一
套由個別的人掌有書寫名單的遊戲規則，讓權力回到底層大眾手上，
讓個人的善心義舉在人與人平等對待的關係下自然發生，讓英雄與名
單的時代永遠成為過去！
1992年12月5日 星期六
家庭聯線，線很長
─基客工會「牽手大隊」、「工運小虎隊」組織者手記（
1992.12台灣工聯會雙月刊）
０、 抗爭，是整個工人家庭的事……
作為社會上經濟弱勢的族群，勞工運動在一次次的集體抗爭中，承受的壓力是全面工人家庭的生計問題。放到台灣工運的歷史來看，工人家庭的經濟困境，以及家人要求安定的拉力，經常瓦解個別工人支撐的意志。尤其是罷工期間，沒有收入的現實，對集體抗爭後果的疑懼…..罷工中的工人在集體行動中雖然形成一個整體，但個別工人背後的個別家庭問題，卻隱而不見了。而這股隱而不見的壓力，卻往往成為最大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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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家庭的力量組織起來，為整個階級困境尋找生路」已經是台灣工運發展至今，經驗所累積而成的共識了而具體地把家庭力量結合進入運動，不僅是分包週邊工作，甚且成為檯面上的先鋒部隊，更進而清楚主體呈現，以其特質進行活動設計……在基客工會的抗爭過程中，「牽手大隊」與「工運小虎隊」是台灣工運史上的第一次!
1.我們看見，分散的火引…….
6月4日，罷工第一天，觸目所及儘是大字號、布條、文宣，平日各自班獨立作業的司機、技工們，如今全湊在一起，額上一式「NO，駛」的黃布巾標示了集體意志的一致行動。風日清朗，站上的廣場隱隱瀰漫著一種接近亢奮的氣息。
傍晚時分，罷工線內零零星星出現了一些婦女，有丈夫急電召來來友援罷工廚房的炊事作業的，也有剛下了班趕來探望的，更有家住附近抱著孩子過來……，這些個別出現的婦女，多半互不相識，也因為不慣於在以男性為主的工作場合裡出現，便緊貼著丈夫或坐或立，微笑而不多言語。不管怎麼說，「家庭聯合線」的具體火種已經出現了，如何將分散的引子聚集起來，進一步有效地點燃、組織，才是最重要的事。
私下詢問一些婦女明日再來的意願時，才發現次日適逢端午節：「厝裡要拜拜，孩子又放假沒人照顧，恐怕是不來了！」這可糟糕了，拜拜是全家大事，怕連會員也不開，罷工場若鬧空城……當民間信仰卡住勞工運動，怎麼辦呢?緊急討論後，當晚便宣佈了：明日端午罷工場上集體大拜拜！家裡忙了一早上的老婆，不用上學的孩子，全家出動來參加！
是夜，女工團結生產線的成員忙著製作命名海報；「牽手大隊」點子來自吳永毅，親切活潑且名符其實；「工運小虎隊」則有意以孩子們熟悉的流行音樂偶像，賦予進步的意涵。另外，牽手、小虎的專用布條及簽到簿也不能漏掉，罷工場上要明確標示家眷的位置，成為抗爭行動的一部份，而不再只是個別家人依附個別工人出現。抽象架構理念上的「應然」容易，具體推動現實上的「實然」則需要花大力氣，絲毫投機不得。次日女工團結生產線的成員：女工、大學生、小學老學……都被緊急電召來出力了。大家一起來，點火!
２.從具體行動點燃的……
觸媒都準備就緒了，如何引爆可是組織工作者最頭疼的事了。就客觀條件來說，自端午節起連續的三日假期提供了初期提供了初期組織較充裕的「天時」；一百多個家庭雖然互不熟悉，卻因著大半是在地人的因緣，「人和」的基礎也有了；「地利」雖未必面面俱到（仍有家居偏遠而不便常來的），至少也提供了小虎們有冷氣的候車室作為活動場地，使工運幼稚園開張順利。
在實際運作上，孩子們滿場跑，圖畫了一半便不見人影，歌唱到中途吵嘴鬧脾氣……。牽手們呢？客氣有禮可硬是不肯繫上黃布條，嫌難為情，召集會面相互認識更不肯了，不自在也不必要。……而她們之間可作為橋樑的丈夫─共同抗爭的工人們，也未必有意識進行溝通工作。於是，「創造共同行動」成為引爆組織形成的首要工作了。
小虎隊藉著會場上抗爭歌的表演，確立了他們的位置，一時間，未繫布條孩子全來要布條了，大人們談起對方的子女，說：「你們家的小虎隊……」孩子回家對媽媽說：「我明天還要做小虎隊！」
牽手隊則在「工運全家福」的正式介紹中，初步獲得相互認同，繼而在接來連續兩日的罷工宣傳車行動，真正使內部成員有了對話、討論的組織基礎，而幾位熱心參與的成員如周雪惠、李素貞、洪秋香、方碧春也成為推動日後系列行動的核心幹部。
每一次行動後，立即的小組檢討經常是最精采的了。成員們分享共同行動的感受，交換經驗，互相打氣，更進一步，討論下一波行動的可能。
火已經開始燃燒。
３.怎麼樣也想不到，這樣的經驗……
第一幕 宣傳
6月6日，微雨的基隆。
罷工說明宣傳車緩緩駛入基隆巿區時，主宣傳車上的十多位婦女開始有了隱隱的騷動不安，面對路人好奇的張望，麥克風傳來傳去如一尾炙手的烏魚：「阮不會講啦，伊卡會說，伊先說……」推推擠擠中，那尾烏魚又滑回經驗豐富的男性工會幹部手中了。
廟口前，粉色布條的「牽手大隊」分頭照應早已自動分組的綠布條「工運小虎隊」，沿街發放傳單。有了與路人直接面對面接觸的經驗後，再度上車時，麥克風裡響起略顯緊張，但語氣堅定的女聲：「各位鄉親真失禮打擾你幾分鐘，阮是基隆客運罷工司機的某子……」一旁，有人默默地摘記自己的講稿，有人認真聆聽而頻頻點頭回應，有人感概地說：「以前電視上看人家遊行覺得奇怪，怎樣也想不到會有一天，嘛站在宣傳車頂頭……」。
牽手們輪流發，言先是模擬工會幹部的罷工說明內容，漸漸又加入身為司機眷屬的經驗：「罷工是不得已的，誰不愛安定的生活？今天你是沒車坐，阮厝裡是沒米下鍋！可是頭家訂的規定不合理，司機開車危險，乘客安全嘛沒保障……」
晚上工會決策小組會議中，任宣傳車司機的幹部便提出：「聽著牽手的罷工說明，我眼淚都要落下來……」正式邀請婦女代表列席。
第二幕 請願
6月8日，台北消費者文教基金會。
「秘書長，你講阮尬是服務業朋友，頭家可把他當作車伕＠」在空調良好的會議室，內面對消基會秘書長圓滑地左遮右掩，大打太極拳迴避態度，原先緊張得不知如何應對的牽手方碧替，憤憤蹦出一句怨言！
消基會之行是牽手隊第一次自己提案、策劃的行動，搭配前二日發傳單，向社區居民說明罷工原由的累積經驗，連署了二千多名乘支持基客工會為「行的安全」而罷工，呼籲吳東瀛出面解決問題，並取消危害消費者行的安全的「績效獎金制」。
這是新的經驗。正式的場合，台北高樓裡的會議室，穿西裝打領帶的秘書長。原先擬了三大講稿張的牽手也緊張了：「我可不可以講台語？」一急，國台語混雜出爐。生平沒遇過這種「你說東，他就說西，你說西，他又去說東，繞圈子講話」的官僚人物，牽手們陪著繞了一個鐘頭的圈子，周雪惠率先卸下緊張壓力，以家眷特有的姿態直接出現：「秘書長這樣說，我們怎麼回去面對連署的2千多人？很多都是在地的鄰居朋友，回去怎麼交待？」「是啊，大家都知道我們來找消基會了……」此起彼落，牽手們心照不宣地相互應和，出色的小動作逼著打官腔的人直接面對問題。輪到西裝革屐的秘書長額冒汗了。
第三幕 募款
7月8日，國軍英雄館謝深山年底立委選舉推荐餐會。
吳老闆已經放話了：「用金錢換取時間。」抗爭要繼續，經費是迫在眉睫的難題，各勞工朋友陸續捐來的錢雖逾百萬，但一多個工人家庭沒有收入生計問題，仍難以解決。
法令對非法的大老闆束手無策，而輿論仍要求工人繼續循合法途徑打一場沒有把握的長期戰。於是持家的工人牽手，帶著工人子弟小虎隊，一起站出來向社會募款，以支持丈夫合法、理性，有尊嚴的工人抗爭。
餐會近尾聲時，牽手與小虎才自全總結束一場拜會行動，匆匆趕來。兩個募款箱分頭籌募，台上小虎代表郭秀慈。王曉芸說著；﹂爸爸的行動是合法的，可是卻不能回去開車。要開學了，也沒有薪水付註冊費…」台下則散發﹂關心勞工解囊相助」的說明傳單。
「錢丟進募款箱時，我的眼淚就掉在上面!」一位牽手檢討會時如是說。真正掏錢的都是些基層工會幹部，反是那些西裝革履的黨政人員就是慳吝地一毛不拔，募得款項有限，但行動中學習，反省的收穫卻不少。
「為工人的尊嚴而募款，我覺得很光榮!」黃秀月為牽手隊的討論作了總結。
4．實踐中，工人的。女性的覺醒……
具體實踐中，「人」的成長與轉變，是組織工作者最關心的部份了。
女工團結生產線過去面對的多是女性勞工，或工會幹部，有一定的工作經驗作為組織基礎。「牽手大隊」成員則分散得厲害，賣香腸的、家庭代工、麵攤、成衣廠、托兒所……，彼此若打過照面，稱呼起來是「 XXX 伊某」，而對於站到工會男性會員前發表意見，更有「太出風頭，人家會說話」的恐懼。傳統的性別壓力幾次阻滯了婦女組織的成形，女線的組織者必須設不同層次的行動、檢討，來推動牽手們面對共同的工人、女性困境，更自覺地站出來，挑戰既有的侷限。
「我本只是家裡的黃臉婆啊，麥克風拿著手都會發抖，什麼也說不出來….」謝芬蘭檢討宣傳車行動時，不好意思地承認自己一直躲著沒發言，可是：「等一下對會員說明今天的行動，我第一個說！」就是這樣自我挑戰的勇氣，在之後的行動裡，她幾度向工廠請假積極參與：「這是我們大家的事！」
俟團體的核心成員漸次確立後，「分工」成為組織有機運轉的重要動力了。牽手隊的成員由被動地接受動員，到主動提案設計行動，一方面列席決策會議報告，一方面也請工會顧問列席牽手隊會議，提供全面觀照以確定下一波行動的著力點。這期間，牽手隊的新聞稿委由擅長文書的江秋蘭負責，致曾肇昌公開信的初稿由黃秀月草擬，連絡工作則大辦理，原牽手名冊由多次動員所累積而成，分工後，則以工會會員小組作為分包連絡基礎，牽手們共同參與組織工作。連鎖效應是，下一次聚會，共同話題是連絡被拒的挫折感，以及更積極推動的責任感。
參與「家庭聯線」行動之後，反映在工人家庭裡則又另有一番風貌。
最有趣是會員、小虎與牽手間的三角效應。積極的會員往往是率先帶動家人來到現場，而原先被家務纏身的媽媽，卻也因為小虎洗澡時慎重約訂：「明天的小虎隊要帶我去哦！」跟著又回到罷工場上。另一方面，有心參與的牽手也會將家裡的孩子一起帶來，交由工運幼稚園負責，成為小虎隊的常客，而有家人支持的會員便多半成為抗爭中最具配合度的一份子。
讓我們想想看，罷工中的工人，回到家後，還能夠與家人共同討論、分享經驗，甚至交換具體的策略意見，這是多麼豐沛的動力啊！牽手隊的方碧春、魏素月在會議中提出的幾個建議方案便是夫妻討論的成果！此外，她們並以自己的經驗，建議其他與抗爭現況脫節的牽手，要求老公將工會每日發放的剪報帶回家；小虎們也有主動來要傳單，希望拿回班上發給同學、老師們看的！楊素蘭在假日時則全家出動，兒子女兒全來工會報到：「來參加工會行動也是全家一起玩嘛！」將家庭休閒與運動作了完美的結合！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牽手隊頻頻出招也帶給男性會員或多或少的壓力。「牽手和小虎隊是我們的精神支柱！」有人這麼說。「一出動就上電視，愛現！」也有人半真半假地打趣。部份積極參與的牽手後來也受到丈夫的抱怨：「別人也有老婆，叫別人去嘛……」而當牽手隊在抗爭中確實產生極佳的媒體效應時，決策小組甚至通過一案：「婦女若有動員需求，可要求部份會員在家帶孩子，以便讓牽手安心出門參加行動。」雖然此案一直未真正實行過，但顥示的意義是，牽手在協助丈夫進行工人抗爭的行動，也突顯了家庭中性別位置的不平等。當集體力量壯大後，便以清楚的主體需求撼動不平等的權力關係。而這正是在對抗階級壓迫的基客工人們，在與老婆並肩作戰時，必須面對、並重新學習的兩性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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