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及我們的實踐與實驗

為火盟論壇寫的，其實是拼湊三篇既有舊文，一以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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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從「五餅二魚」說起

專職投身勞工運動十七年，我很習慣和一大群人共同吃飯。能夠彈性擴充、同時養活很多人的飲食，總特別吸引我，留意著配料、份量、及價格的巧妙組合，辨識來自營生、謀生、求生的無窮智慧。

在我所任職的「台灣國際勞工協會」是假日的外勞之家，每到周日，我們的外勞朋友總是早早出了門，離開那個門禁嚴的工廠宿舍、或是病了也不好意思躺著休息的幫傭家庭，來到一個可以自在行動、自主討論、自立組織的友善場所：休息的、放鬆的、閒聊的、烹煮聯誼的、申訴諮詢的、討論教育的、籌備遊行與活動、相互安慰、共同狂歡，都在同一個屋簷下進行。我們不時有各式東南亞食物可吃。因著人來人去，如何讓大家都吃得飽，就十分神奇了。而菲律賓菜Mongo，就是我視之為耶穌基督「飽食千人」的五餅二魚。

Mongo的主要食材是綠豆，烹煮時加些許肉片增鮮，以蝦醬調味，綠豆仁口感清爽，湯汁濃稠入味，單是拿來攪拌就十分下飯。

我自小喜歡綠豆湯，清甜單純，但從點心躍昇為主菜的鹹綠豆，倒是頭一回見識。綠豆泡水下鍋，才半斤的份量就可以悶煮出一鍋數倍膨脹的菜湯，同時間，我的菲籍朋友們以薑片、洋葱、碎肉快炒，淋上滿滿的蝦醬，一併倒入己煮得半開的綠豆湯提味。等綠豆整個熟爛了，褐綠色的豆莢一一浮上湯表，交襯著粉紅色的蝦醬，視覺上很是騷動熱鬧。菜也上桌了。

烹調簡易、材料便宜、蔬肉俱全，這道菜四五人吃也成，十數人同時用餐就是多拌湯汁、少吃豆仁，也不覺委屈。最終是一大鍋飯全見了底，沒人餓著。

我央了來台幫傭的布蘭西教我煮這道菜。她先領著我在晴光市場買肉，我才掏了錢她就嘀咕：「這麼貴！下次我帶你到另一攤買。」

我笑問她每天煮飯，假日出來玩還要煮不煩嗎？

「平常是煮老板要吃的，現在我是主人，當然不一樣！」她神氣地說。

他鄉異地，外傭們穿上只有在週日才得以現身的緊身性感T裇、烹煮家鄉菜、大聲說母語，共同享用五餅二魚的神蹟。這正是Mongo永遠吃不完、總是得飽足的秘密。


貳、蹲下去，從不同的視野與高度看世界

作為一個組織工作者，我看見並參與了這些飄洋過海來台討生活、找出路的勞動者的生活，有的人不堪同時負擔三四個家庭輪流使用的處境逃走了，進入隨時怕被警察臨檢的邊緣位置生存下來，並奇妙地建立靈活流動、轉介的地下社群；有的人脫離在母國的日常母職壓力，轉而在進出國界間淬練了一身膽識與主掌經濟的自信；有的人壓抑、忍耐、操勞至月經提早停止，被迫斷絕所有的社會支持網絡直至職災截肢住進庇護中心；有的人遠離家鄉終能自在發展同性戀情，並在整個外勞宿舍形成有別於母國與地主國的族群認同；有的人在對抗不當政策的過程中，啟動跨越國界的階級意識………她／他們跨越國界勞動，承擔台灣的公共建設、基層生產、以及老弱殘幼的家庭照護。

鏡頭再拉近一點，移動與勞動被置放在台灣島內，也是類似的故事。島內的遷移，我們一點也不陌生：從南部農村移動到北部都會討生活的少女，從原住民部落移動到捷運工地的青年，當資本向最大利潤處流動，勞動力也只能卑微地遷移。同樣的，貧窮的故事在我參與勞工運動的過程中，也如影隨形：我看見從鷹架上掉落而半身癱瘓的營造工人，沒有勞保也打不起求償官司；我看見中年失業且退休金全盤泡湯的廠工，幾度走在全家燒炭自殺的邊緣；我看見罹患職業性癌症的女工，化療的痛苦也比不上不被國家認定職災的憤怒；我看見來自礦工家庭的女人，從公娼作到私娼，飽受警察追趕與社會歧視之苦．．．．這些勞動階層的共通經驗，跨越國界。

未來的歷史將如何述說我們這一整個世代的台灣呢？只有藍、綠嗎？只有本省外省的族群衝突嗎？國族的、階級的、性別的社會偏見與政策壓迫，都不是簡化的分類可以歸檔的。

社運團體要對抗、揭露不公平的體制，而這個基礎點，正是來自我們所站立（或蹲踞、甚且匍匐）的位置，若不能讓邊緣、底層位置的人累積能量，有機會、條件學習說話，再如何翻轉這個結構，終究只是悲憫式的同情與施捨。

如果我們期待的是弱勢者培力、集體發聲的歷程，在組織決策上就要不斷地、日常地、習慣性地採取「集體決策」的模式。很多工人從來不曾有機會為公共事務自主作決定，工人組織的作用正是開放一個學習的平台，讓不同的意見有深化發展的歷程，而組織工作者無疑要協同準備資料、對焦討論、發展議題、評估與分析。如何把參與者一起捲入具體的工作，遠比抗爭的成果更重要。也就是說，以「組織」為發展的重要前提，思考如何「把人捲進來」，遠比「把事情做好」更重要。若說這樣的工作模式，隱隱然有某種運動路線的成形，我認為那個基調是「協同」，協調彼此的差異，互相看見並理解，同時也協助條件更不好的人，共同往前走。協調或協助，都是根基在「共同前進」的決心上，不放棄。

投身進入組織工作，嚴格說來，不過是一個進入底層、重新再學習與認識的掙扎過程，學習放下原有的優勢，或者說，不使用原本擅長的優勢工作，反而才有機會扎實「蹲下去」，從不同的視野與高度看世界。而我真心認為，蹲下去的功夫要做得夠，才有能耐在集體中，一起篩撿出有立場的行動目標與實踐論述，協同前進！


參、我有幸

我是成長於嘉南平原的軍公教子女，父親以濃厚的鄉音在高中教授國文、三民主義（一直到我也高中了，認識同齡的父親的學生，我才知道他一口江西廣豊腔是多麼讓學生難以理解，同時我也聽聞父親提起他在夢裡聽不懂他那早已死去的母親說的話，鄉音於他早已無法溝通了。），母親則在工廠、市場、旅館不定期地打工輔助生計（我母系的親戚們，多半依著市鎮作小生意、擺攤求生，年邁的外公白著頭髮仍日日翻曬鴨毛買賣，還有幾個舅舅、表哥在黑道裡打混，妻小都留在家鄉，他們唯婚喪喜慶才帶著不同的女友回家。）。在家家戶戶都僅以籬芭區隔、大白天出外甩上紗門也沒有人上鎖的眷村裡長大，身為家中第六個小孩的我，幾乎沒有承受太多管教與壓力地長大。

但不只如此。我記得，記得國小一年級，一個同學的父親半夜被警備總部帶走，大人們噤聲不敢多談但那恐懼的氛圍小孩子們都感受到了，那個同學就這樣在校園被不動聲色地孤立起來。我記得，美麗島事件時才國小六年級的我，用力看報紙用力在日記裡寫下：「叛國賊都是高級知識份子！」。我記得，中學時閱讀大量現代文學作品，但對舊雜誌中的鄉土文學論戰惶惶不解，並不明所以的緊張。我記得，高中快結束時，強調輕薄短小、首開美女作家封面的希代小說族帶領台灣新的消費文學，而同時間，陳映真的人間雜誌也出刊了….

大學聯考我只填了台北的學校，以為那是人文薈萃的所在，我只填了英文系，想像未來出國留學，到遠方，更遠一點，看世界上其他的人其他的事。結果是我來到台北，時代的浪潮竟推動著我返身回到農村、進入工廠、深入都市邊緣，認識腳下的土地與人情，更貼近一些，看見自己。
1987年解嚴，整個社會騷動不安的伏流紛紛激躍上岸，各種社會運動風起雲湧，我所屬的輔大草原文學社也在浪潮中轉型為學運社團，我讀了一些影印的書，開啟了一個全新的認識世界的方法，而社會運動也開放了大量的空間，滋養彼時的大學生，我帶著剛啟蒙的眼睛的頭腦，在笨拙無用的「農村生活營」之類的為期二個月的大學生訪調行動中，面對轉銷過程中賠盡家產的果農、工廠污水壞了一甲土地而索賠無門的稻農、與跨國化學廠庇鄰而全村人都生了怪病的鄉民….重新思考自己到底要成為什麼樣的人？

我的學生時代，所有的學運份子為標榜進步都自稱左派，當然現在看見檯面上由學運轉入政治的舊友們的所做所為，左翼云云好似笑話一則。但對我這樣一個選擇進入台灣社會運動的人來說，彼時認真閱讀政治經濟學、唯物辯證法所開啟的認識觀點，事實上在爾後二十年一直受用。

解嚴後的二十年，我有幸置身於社會運動的脈絡中，成長與學習。1990年大學畢業後，我進入基層工會，成為專職的組織工作者，進入一個不斷下降的社會位置，放下大腦袋，貼近工人的真實生命。在集體的協同討論中，我學會在勞工政策中進行利害分析，我看懂工人的薪資單背後的資本算計，我和印刷廠的黑手半夜下工後一起到中年娼妓的阿公店喝酒，我和職災截肢的年輕工人一起求職被拒再嘗試…….我原本想改造這個社會，卻最先面對如何自我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