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矽島的黑色危機

日前工研院才舉行「積體電路技術引進二十五周年紀念會」，與會的半導體產業龍頭一再肯定當年的「RCA計畫」，打造了現今台灣每年逾六千億的晶圓製造業產值……..當台灣產官學界對赴美RCA取經歷程津津樂道的同時，整個社會卻遺忘了RCA來台設廠二十餘年間，有機溶劑毒害造成不可彌補的土地、水源、職災問題，至今仍懸而未解；而當前高科技產業更多樣、複雜的有機溶劑廢物，也可能就是二十年後另一波集體職業病的溫床！

三十年前台灣經濟快速起飛時期，外資紛湧而至，美國家電第一品牌RCA於1969年至台灣設廠，每年營業額近百億元，曾多次被台灣政府評定為外銷模範工廠。直至台幣升值導至利潤下降，RCA才於1992年停產關廠，逾萬名耗盡青春的中年女工也就隨之失業。1994年，趙少康揭發RCA廠嚴重公害污染問題，經環保署、工研院調查研究，才發現RCA廠多年來直接傾倒有毒廢料、有機溶劑，造成廠址土壞、水源破壞怠盡，技術上無法整治，已成永久污染區。連離廠區二公里遠的地下水都含有過量的三氯乙烯、四氯乙烯，超出飲用水標準的1000倍！已離職多年的員工更陸續傳出罹患肝癌、肺癌、大腸癌、胃癌、骨癌、鼻咽癌、淋巴癌、乳癌、腫瘤等職業性癌症，已證實至少有1059人罹患癌症，216人癌症死亡，102人罹患各式腫瘤，專家指出，RCA員工的罹癌率為一般人的20~100倍！

三氯乙烯、四氯乙烯等有機污染物，在科學上稱之為DNAPL，意即很難清除，形成永久性污染。對人體的危害，則藉吸入、接觸、飲用等途徑。廠裡的老員工至今回憶起來，都感慨地說：「難怪那些外籍主管都喝礦泉水，只有我們這些傻工人，天天喝毒水，住在廠裡，吃在廠裡，連洗澡的水都是有毒的！」

RCA在台期間，先後被奇異公司、湯姆笙公司併購接手經營，這些大有來頭的大資本都是世界超級的軍火、生化科技、半導體高科技跨國財團，RCA產品廣銷一百多個國家，更在全球45個國家設廠。在台灣，RCA公司在環保署的壓力下曾於1996年進行桃園廠區土地、水源的污染調查，且花費二億多台幣進行土壤整治；然而，罹癌員工逐年增加，每年都有人因癌症過世，卻至今未得到任何職災補償。老員工們忿忿不平：「人不如土！」

從資本的邏輯來看，當然是人不如土！土地是可增值、可販賣、可再利用的「商品」，以RCA桃園廠來說，湯姆笙公司出售廠址前已登記土地變更，以商業用地16億台幣的價格賣出，當然後續的調查與整治也圍繞在土地污染上。諷刺的是，RCA近年來在國際間大打環保形象，強調保護地球資源，所有家電產品實行「產品再生管理計劃」，儘可能使用還原再生利用的物料，且績效卓越。然而，在台灣，我們看到的現實卻是，為了節省環保成本，跨國企業卻對化學廢水不作處理，不知情的工人日復一日與毒為伍，接觸、吸入、飲用致癌的有機溶劑。

台灣RCA職業性癌症絕對不是個案。跨國資本全球流動，那裡有錢賺就往那裡跑，留在開發中國家的是無法彌補的環境污染、職災傷亡問題。資本優先於勞動，利潤優先於人命，同樣的市場經濟邏輯一再重演，與毒為伍的勞動者就只能註定活在恐懼中。

在台灣，積體電路引進二十五週年，從RCA學成歸國的產官學界一致推崇「綠色矽島」將打造台灣經濟的第二春，但生產流程中複雜多樣的新科技、新化學成份潛在的職業病問題，卻無人聞問。國外早有半導體廠員工和居民致癌事件發生，聯合國更早在1981年就發表聲明指出，至少需要八十年的試驗研究，才能確定電子業中廣泛使用的五萬多種化學品對健康的危害。

正視綠色矽島背後的黑色危機！現在的電子新貴，二十年後會有不可預知的疾病纏身嗎？ RCA員工集體罹癌事件，正是一記警訊。（2001.5.9自由時報）

幸福

親愛的大樹：
晚上去接小樹回家，
看見阿華牆上的好幾件新作的衣服，
想：還是送小樹回中壢好了....
回家抱著她，就有幾分捨不得了，
想到以後不會天天看到她，
感傷得想哭。
而其實，這也不是不可克服。
怎麼做才好呢？
想來苦惱。

她今天很讓人放心地喝足了奶，
很讓人安心地沈沈睡去，
這種時候，容易有幸福的感覺。
是啊，幸福。
狂喜與歡欣都是另一種況味，
愛情的、革命的、朋友與工作的好，
都不同於與你共同護衛著小樹的沈靜安穩。
是增添了小樹這個元素，
我才容易想到幸福二字。
多麼奇妙，是關乎親情血緣嗎？
是未來與希望嗎？
是自身生命的延續？
是自戀的投射嗎？
是社會化的催眠嗎？
奇怪我比較容易想到的相對座標是養小貓小狗。
很認真養寵物，且真真實實與寵物間有不可取代的深厚情感的人，
奇怪我現在才覺得了解他們的心情。

當然還有更複雜的，
小孩子會長大，會改變，會離開。
這使得所有的情深義重更有種急迫與傷感，
可以放任；
成人社會的要求與指責可預想而知，
這也相對使得我們的付出取得高度的正當性，
可以縱容。
有一種生命，對你全然依賴與信任，
而且是理直氣壯的，生氣地嚎哭抗議你泡奶的動作太慢，
要賴地微笑並巧妙地以舌頭推出你急於餵養的奶嘴，
她一逕的要，不知回饋，不講道理，無視公平，
而為人父母的只要看見她的健康與安好就滿足了。
那是什麼樣的心情呢？
她還不會認人呢，你甚且不期待她只依戀著你，
她即便有記憶也必然不會長久，
你知道今日所有的互動都只在日後成為你一廂情願的回憶，
而你注視著她，因著她的成長而感到喜悅，
並且知道她的成長正是一步步在獨立、離開你，
而幸福的感覺仍是飽滿。

那是什麼？
事實上，我真知道，沒有孩子也不會有太大遺憾的，
可生命中恰好有個機緣讓小樹介入（或穩住了？）我們的生活，
至今仍覺真是好事。
未來還會怎麼樣？
心情就像，像初生的小樹，
睜著視線不明的眼睛，好奇張望。


檸檬桉
2001.4.7

非去不可的旅程

看Bubu的「賣女日記─與客人一起拍的色情電影」（2001年3月30日破報）

手風琴悲涼又悠長的聲音中，車窗外是飛逝的街景、田野、隧道、房舍、和高高低低的電線桿。「我從事的工作是賣春。」BuBu的旁白隨著鐵軌一路向前延伸，娓娓道來，窗外的世界，窗內的人生。

從來沒有看見這樣的「色情電影」，女主角從「被搞得欲仙欲死」的性對象，轉為掌控全局的主導者。
二十分鐘的影片中，BuBu是製作人，是演員，是攝影師，配合她演出的是客人M先生。

透過鏡頭，我們看見她裸著身體在屋裡自在走動、架設攝影機；她與M先生在浴室裡撫摸、嬉鬧；她手持v8對準在她跨下為她口交的M先生，同時也讓M先生拍攝她；她橫躺在床上看著之前拍攝的畫面擊腿大笑，並開懷地邀集M先生一同觀賞……沒有專業的打燈與運鏡，後製作的快轉、慢動作、抽格的技術使用，看來也只是隨意即興的玩玩。但全片在Bubu不誇飾也不遮掩的掌控下，流暢而意象分明，絮絮訴說一個女人與世界的情慾對話。

[@more@]

觀影的同時，我想起1997年在馬尼拉與Bubu的相遇。那時，台北公娼抗爭引起國際性工作者聯線「慕名」前來邀請出席國際會議，幾經討論，由我和家珍陪同公娼秀琴與麗君出國開會，擴大結盟，拉長戰線。那一次，我們認識了來自日本的Bubu，她熱情爽朗，不流利的英文絲毫無礙於她與人親近的行動。我還記得最後一晚在馬尼拉的同志酒吧裡，面對一個個漂亮擅舞的男同志，Bubu主動跳上餐桌：「我也準備了一個表演！」孩子般的肥小身量，罩上網狀絲襪、低胸的緊身衣，自信十足地舞動起來，她宣誓性地自我介紹：「我是一個性工作者（sex worker）。」贏得了全場男男女女的歡聲鼓掌。

Bubu從娼前，職業是高中老師，透過翻譯，麗君一直要我追問Bubu之前是不是嫁錯老公？是不是負債？是不是受了什麼刺激？當Bubu親愛地挽住麗君的手，笑著說：「我覺得這個工作比高中老師好。」麗君也笑起來了。

私底下，麗君對我說：「原來做老師的也會來做娼哦。我一直以為只有我們這種沒錢讀書、沒什麼智識的人才會來做妓女…..」之前，麗君似乎只能以「可憐的女人」的故事滿足外界窺視的眼光，而Bubu的自信、無畏深深打動麗君，她後來也跟著改口：「我們台北公娼就是性工作者。」

回到台灣後，我不只一次聽見麗君向其他人津津樂道：「哦，那個Bubu，裙子穿這麼短─」她的手比到大腿根部，「跳到桌子上就扭屁股….」她的身體也跟著搖擺，最後她說：「她不做高中老師來當妓女！」

我感覺，麗君在遇見Bubu後才對自己的職業放鬆了，原來，也可以有人不必唱哭調，就理直氣壯來做這一行，原來，也可以有人自在表現情慾的流動，並熱情洋溢地要為從娼去除污名。

我在這個認識的基礎下看Bubu的「賣女日記」，就不免在歡愉的、自在的、嬉戲的、坦白無畏的情慾記錄之外，看見Bubu的焦慮與意圖。「賣女日記」當然不是無意識的作品，這是Bubu的武器，對抗龐大的道德的、法律的社會壓力。一個不被法律承認，必須躲警察的日本娼妓，記錄並公開放映與客人做愛、口交、裸身、誘惑、玩要的過程，為了「冬天一定會變春天」，她選擇「刻意朝另一個方向走，我非常沒有一個人去的自信，但我非去不可」
，在日本，Bubu與一群性工作者組成工作室，爭取性工作者的權益，她還寄了好些以她自己為模特兒的色情明信片給我，這是她對自己選擇性工作的實踐之路。

朝向這個方向，Bubu主動邀請客人M先生同行，「如果給我勇氣人是朋友，M先生是我的朋友
」，性工作的賣方與買方之間，我們沒有看到妓女的悲苦忍辱，也沒有看到嫖客的「父權壓迫」，M先生受邀進入Bubu的旅程，配合她的節奏演出，在對抗社會壓迫的路徑上，Bubu
不以「性別」作為對立的兩造，有共同的立場就是朋友，打破一般偽道學的「娼妓制度是男性壓迫女性出賣肉體」的說辭。

Bubu選擇了一個法律不承認的行業，她選擇了以肉身相搏社會污名。所以拍攝這支影片，成為她非去不可的旅程。

這就是Bubu的色情電影，像「小時候洗澡是一場大冒險」，她用孩童般玩要的心態看待自己的對抗之旅，「我朝著那座古城，一個人游泳」。影片最後，旅者的手風琴伴琴著澡盆裡的潑水聲，Bubu整裝、點煙，直視著鏡頭，她執意要演出給很多人看，讓自在嬉戲的，感覺情慾的愉悅無滯；讓忍辱憂懼的，長出一起前進的信心。「賣女日記」漂洋過海來到台灣公開放映，也是Bubu邀請像麗君一樣深受污名困擾的女人，循著手風琴的樂聲，共同啟程，在非去不可的旅程中，不孤單。

註：文中楷體部份是「賣女日記」的Bubu旁白

小樹出生了

親愛的大家：
> 小樹還留在醫院待注射疫苗，
> 為娘的就整裝回家了（病房差額有一點兒貴），
> 產婦的恢復狀況良好，
> 只是聽說坐月子期間不宜久站、久坐；不宜看書、做事；
> 這實在太怪異了，以前的勞動婦女約莫沒這麼好命！
>
> 陣痛最是難受的時候，
> 小樹的爹買了份報紙讀84工時遊行的新聞給我聽，
> 果然有分散注意力的效果。
> 可這些天看新聞工時案似乎退燒了....
>
> 在醫院接的電話，一半是道喜，
> 一半是洽公，
> 我在病床上居然還夢見回協會寫文宣，
> 實在是太悲慘了。
>
> 小樹紅通通的，喜歡東張西望，
> 我只能隔著玻璃看她，感覺十分稀奇，
> 有生產時共患難的情誼（她實在很照顧我），
> 可尚未「油然生起一股母愛」（小樹爹顯然比較進入狀況），
> 二天後接她回來，可能會具體些。
>
> 想到下雨天可以不必上班就很高興的
檸檬桉
2000.12.14（小樹出生四天了）
>
>
小樹從醫院接回家三天，
還在手忙腳亂中。

終於認真吃雞湯、豬腳，
怕奶水不夠小樹吃（唉，先天不良，我還不自愛些快加調養，
小樹每每吸得面紅耳赤還是餓肚子）。
原來是這樣，母親的心情.....

產後右腿一逕痠痛至今，可能是之前自恃一切0k，
太不安份地走動、收拾、做有的沒的事了。
想想要走遠路可不要留下太多後遺症才好。

朋友說要編派泡奶、洗澡的工作給父親，
小樹的爹可熱心得很，不但自動看書學習，
還撈過界不斷糾正我餵母奶、包方巾的方式，
三角關係十分緊張。
>
小樹的臍帶昨天脫落了，
放著風乾竟招來螞蟻，真恐怖。
她經常在睡夢中就笑起來了，
有時半睜著眼就張嘴漾出一臉沒牙的笑，
像個小老頭。
但願運動中的孩子都容易快樂。
>
原本想產假期間整理一些資料、記錄，
竟發現一天很快就過完了，還累得很。
感覺很忙碌呢。奇怪。
>
2000.12.19

小樹最近二天常常睡不安穩、不時伸懶腰、手腳掙著伸展，
我與小樹的爹先是憂心她睡夢中遇見可怕的事，
後來又很天真的想，也許是她正在長大呢，
身體快速成長，所以才無法安定....
也不是實情到底如何，反正是我與她爹都夜夜難以入睡，
被鬧了一夜，疲倦極了。

帶著一個小孩，一整天的時間就被切得很零碎，
完全跟著她的吃、睡調整，
很快一天過完了，還經常覺得累。
我原見預期的產假，其實包涵了太多其他「想做而沒時間做的事」，
現在發現都不太實際。哈。
2000.12.29

我想的和你想的

親愛的大樹：
猜想沒人寫信給你。幸好我還在。

寂寞的、寂寞的男人啊，等待一封信。
很少得到回應的信箱裡，當然乏人探詢了，
沒有往來、迴音，自然就野草雜生。
幸好老婆不計較，偶而來灌溉、種植，
想像中是野地上的玫瑰，愛情使人勤快。

小樹快來了，
我只想趁著她面世前，快快安排妥當很多工作上的、人的
各式各樣的關係及分工處置。
前一陣子太急燥了，
現下仍是忙碌，可要放慢腳步、更細緻些處理，
免得二個月產假前若仍未安排妥當，
後遺症怕會難以收拾。

我想給小樹一個完整的、不操煩的見面時空呢，
至少，產假前一個月料想沒人好意思煩擾我，
（可預見後一個月勢必支離破碎）
可不要是因著自己沒安排妥當，愧疚掛心，
我與小樹初次見面，可要心平氣和、從容自在些，
她的爹爹呢？
安排了什麼心情與準備？

知道你的起起落落、進進退退，
心中也再三舉棋不定自己要放在那個位置與你對話，
期待可以與你共同走這個歷程，又擔心增加你的壓力，
想分擔你的心情與選擇，又害怕會使你的決定失真，
～
你也許只要我是個傾聽者罷？然而我總是焦慮著急著給建議，
你也許只是想說說話、甚至賴皮一下罷？然而我就是無法置身事外。

你的心情我想我知道，
我在想什麼你知道嗎？


自認為是在運動中學會把事情看清楚、
更能分辨真假、簡單過日子的
檸檬桉
2000.11.30
（再過十一天，小樹就出世了！）

檸檬桉呼叫大樹

親愛的大樹：
我其實一點兒也不覺得小樹的爹就真是棵穩健的大樹呢，
如此稱呼叫我忍不住要笑出聲來，
彷彿是迫你戴上桂冠.......

大樹又該是什麼樣子呢？
我記得這個人，很害羞又很明朗的，
會順手摘下路邊的樟樹葉子揉碎了捧到我的鼻翼下，
如此親近又不落痕跡；
間接地，靠近我。
我記得這個人，當愛戀獲得回應，
爽俐地轉身抱住路旁細長的檸檬桉，
瞇著眼笑說：「和你好像。」
像要親吻那棵樹了，
卻連杵在一旁的我的手都不敢直接牽起；
輾轉地，走過來。
這個人，如今每天睡在我的身旁，
我入睡前他總要隔著我的肚皮親親小樹，叮嚀她要好好照顧媽媽；
我早上出門前輕輕呼喊他的名，他就會在睡夢中漾出一臉笑意，
回應我的親吻。

小樹來了之後，這個其實還很孩子氣的男人
會蔚為一株大樹，乘涼、攀爬、摘果子.....樣樣適用嗎？
我是浪漫天真地愛著筆直樹幹、可以篩落天色與陽光的行道樹呢。
可是小樹也許更喜歡根幹盤結好爬動的、闊厚葉子好遮陽的爸爸樹吧？
最棒的是，也許我們的大樹可以長出五顏六色的水果，
葉的清香，果的芳甜，我與小樹可以安心玩耍，
和所有的樹木不時到山裡嬉戲。

我想我可以是潺潺泉水，洗刷大樹的風塵，
滋養大樹的枝葉，讓大樹在我的映照中看見自己的真實模樣，
也讓大樹的根穩住我的泉湧、舒暢我的流動，
長出各式的生機來。
或者我就是那株檸檬桉，讓傷心的人來抱著、靠著、獲得安慰。

這是我今天想對你說的話。

2000.10.10
（檸檬桉懷孕七個多月了）

許泰緬孤軍後裔一張身份證吧

「我來台灣已經十一年了，成為台灣的媳婦也有七年多，我的小孩明年就要上小學了，但是我卻是個沒有國籍的媽媽…...」

「十九歲就來到台灣，到現在十二年了，父親過世我也無法回泰國奔喪。如果我現在就有身份證，第一件事是回家看看媽媽……」

……………………………………………….

中秋節是團圓的日子，但在台灣卻有一百六十餘名泰北孤軍後裔，幾十年來，過著沒有身份的日子，既出不了國門，也無法返鄉與家人團聚。

泰北孤軍於民國五十一年接受軍令指示留駐泰北，近半個世紀以來，沒有任何身份證明，也沒有國籍，泰國政府不承認，台灣政府也態度曖昧。但多年來僑委會、教育部一再至海外號召華僑歸國就讀，泰北國軍子弟也就在政策鼓吹下分批來台就學。他們都在十幾歲的時候離鄉背井來到祖國台灣，取得入學證明，不料一來到台灣就宛如被囚禁的「幽靈人口」，政府一面坐視他們畢業後非法工作謀生（被捉到了也沒關係，無處可遣送出境。），一面又剝奪他們加入勞、健保的機會（沒有國籍，連就服法都不適用！），工作、醫療等基本的生存權都倍受威脅。

今年八月二十九日，泰國政府內閣會議宣佈將給予泰北難民合法入境權，並發放出生於泰國的難民子女泰國國籍，台灣的僑委會僅表示「樂觀其成」，但十幾年前接受僑委會「宣導」來台的泰北學生，卻因早已離開泰國無權取得國籍，而入籍台灣又遙遙無期，陷入進退失據的困境。半個世紀來政策錯誤的悲劇，泰國政府跨出立法的一大步，僑委會、內政部卻仍以「於法無據」任令一百多名學生成為台灣社會的邊緣人。

沒有身份證，自華僑中學畢業考上大學的年輕學生，無法順利註冊；生病的人因為醫藥費太貴，不敢就醫治療；遭受工作傷害而終身致殘的工人，領不到社會救助；已屆學的孩子沒辦法報戶口，母子倆一起當黑戶；循規蹈距的年輕人，一遇到警察臨檢就被關上好幾天，查不出身份…….
經過多年的爭取，泰北孤兒們奔波於外交部、僑委會、內政部、警證署、境管局、地方法院…..文件補了又補，移民法於去年五月修訂公布以後，原以為泰北難民問題可以解決了，但取得身份證前的「無國籍證明」對他們而言卻是天方夜譚：內政部先是要求他們放棄原有國籍（可是他們從來就沒有國籍，無從放棄！），後又要求他們證明自己確實是孤軍後裔（可是他們根本回不了家，如何證明？），一拖又是年餘。今年6月14日，內政部終於簽署有關泰緬地區無國籍人民辦理居留的文件，由警政署外事組發文至各縣市警察局機關，只要他們先去自首持用假護照，經檢察官不起訴處分，即可辦理居留證。但居留證取得後還要再等五年才能申請入籍，之後，再等七年才可以申請身份證，換句話說，一百多名泰北學生起碼還要在台灣當上十二年的黑戶，無法就讀、就業、就醫。

中秋節將至，政府基於「人道主義原則」，突破直航限制，將121名大陸漁工遣返大陸，送他們回鄉與家人團聚過節。這樣一個充滿人情味的動作，相較於多年來內政部以嚴格的移民法施行細則一再刁難泰北國軍子弟，令人情何以堪？泰北孤軍後裔生活在台灣、工作在台灣、受教在台灣，要求的只是一張身份證明，讓他們可以合法工作、加入健保、考駕照、納稅、辦護照出國探望泰緬地區的老父老母….一般人理所當然的權益，對他們來說，竟然是如此遙不可及！

來台九年的成芬說：「我煩惱的事，是你一輩子都沒想過的：我要一張身份證！」（中國時報2000.9.21時論廣場）

害怕與蜜糖

親愛的大樹：
天氣慢慢進入夏天的氣味了。
陽光與風俱足，我不知是自我催眠、還是生理反應，
整個人都進入徹底慵懶的狀態，想安靜入睡。

事瑣而繁，壓力、緊張、焦慮都有。
擔心給孩子不舒適、不愉悅的生長氛圍，
所以會提醒自己：就簡單一些吧，就一步步進行罷，
並不真是那麼趕、那麼急、那麼來不及的。
我正在，為了另一個生命而試著改變自己，讓出條件來。
這也是孩子給我的禮物吧？
也許，第一個受惠的，竟是我自己呢。

孩子的爹呢？
之前，我們一起經歷「害怕」
──啊，這個害怕，恐怕會一直都如影隨形的罷？
誰知道呢？
誰知道個別的生命還要付出多少代價、改變，以承擔一個新生命成長？
我們會因此而更成熟？或者是更焦慮呢？

早晨與你在床前道別時，
半睡半醒的你，總也下意識地瞇著眼、漾出一臉笑意來..........
這是我親愛的、親愛的情人，滿溢出來的眷戀與不捨啊。
有了孩子之後，生活會成為什麼樣呢？
不再只是我與你，
孩子會在半夜哭叫，而精力盡的父與母互相推擠著起不了床嗎？

我但願孩子是蜜糖，
我們的愛情是夏日冰鎮的檸檬汁，
酸而微甜的滋味，清心、醒腦、提神、流暢而歡欣自在。

2000.5.8
（檸檬桉懷孕二個月的電子郵件）

留言板

有什麼事想對小樹娘說的，就寫在這裡吧！

親人

1999年收錄於「日日春」一書



自在、溫暖如母親

1997年十月，在中正國際機場，同伴們把紙碗串成的花圈套在我們的頸上，大聲喊著口號：「凱子外交，爛！爛！爛！公娼外交，好！好！好！」諷刺阿扁、李登輝都是撒銀子建立國際關係，唯有台北公娼是聯合國愛滋會議主動邀請，機票、食宿都免費呢。

步出出關口，麗君悄聲對我說：「呷到五十幾歲，這是我第一次坐飛機，第一次出國欸！」她握緊我的手，又要笑又要嘆氣。

[@more@]

晚上下榻在馬尼拉的旅館，我賴著不回房，窩在麗君的床上，她的身子整個偎過來，捏捏我的手臂：「這麼瘦巴巴的….」，我半抱著她暖暖的身體，幾乎要撒嬌起來：「晚上我就睡這裡了。」就像是，跟媽媽要賴，完全沒有距離的。

在很多公娼的身上，我感受到的放鬆與親近，是如此的接近我的母親。她們的身體是自在的，接觸是開放的，溫暖如母親。

勞動控管與身體的抗爭試驗

和公娼姐妹們初識，正值阿扁倉促廢娼時刻，整個社會對於「煙花柳巷」充滿了窺奇的試探，蜂擁而來的善與不善的人潮。面對異樣的眼光與探詢，她們很自然地會以種種迴避自我保護，也敏感地知道「唱哭調」恐怕是這個社會唯一會接納她們的方式，於是她們下意識選擇性地讓自己出現：失婚的悲慘命運、職災致殘的父親與呦呦待哺的稚齡弟妹、負債的家庭與病痛纏身的家人……「貧窮」是這些生命故事的共同基調。

這些，都是真實的，刻印在她們一路艱苦自立走來的路徑上。然而，不是全部。

她們身上有女性的、媽媽的、女兒的、情人的、姐姐的各式角色，一個個活得強韌有力、鮮明勇猛。她們知道社會上「正常的人」的眼光，因此自我防衛著只選擇性讓你認識她。

直到一場又一場的抗爭下來，敵友漸漸分明，公娼姐妹們與我們這些「婦女會的、來幫忙的小姐」在關係中安定下來，才真正放鬆自在了。被市府警察驅離而痛哭失聲的時後，彼此靠攏安慰；旁聽議會通過緩廢公娼案時，高興得互相擁抱、大叫……直接而自在的身體。

我是從身體接觸來感受到公娼、母親與我所接觸的女工們的異同。

抗爭中的女工，堅韌、勇敢，她們如此良善，總讓你想起小時候的鄰家阿姨與姐妹。但是，她們的身體無疑是比較拘謹的，抗爭中大聲呼口號、奮力與警察衝撞、流著淚齊唱抗爭歌曲，都是一個新的、重新建構與開放的身體的試驗。

而我的家庭經驗中，接觸的女性是不太一樣的。我的母親、以及母系的家族中的親朋好友幾乎很少是在工廠工作的。阿公、表叔們都是菜市場的小販、二個舅舅混了一輩子流氓、表姐妹們則多是中途輟學、在低階的服務業流轉。這些我生命中最開始接觸的親人們，呈現的焦燥又輕鬆、不安又隨遇而安的氛圍，是遠遠不同於我投入工運後所認識的工廠女工的。反而，現在想起來，更接近公娼姐妹的生命情境。

是什麼東西造成這個差異呢？是工作環境、工作控管、工作方式嗎？

常年服務業的勞動，勢必是工廠規格化、泰勒式控管的生產線不同。這是為什麼母親、表妹的某種生命情境與公娼姐妹們更類似的原因嗎？

懸命走鋼索的勞工家庭臍

女工、公娼、我的母系親人，都是台灣社會裡，經濟條件較差的一群人。生命中一直沒有太多機會作別的選擇，於是我們經常聽說的、見到的、甚至自身經驗到的，幾乎都是噩運接連發生、衝撞整個家庭崩散、汲汲可危。

在我一路順利唸大學，交往很多良好家世的朋友中，我十分熟悉一般所謂「中產」的人們會如何不能理解：怎麼會，怎麼會爸爸剛自鷹架上摔斷了腿、弟弟又和人互毆入了牢、家裡還被倒了會………？這看來巧合的事，其實一點都不巧合，在一個脆弱的、不堪一擊的貧窮家庭裡，就是沒法子像有條件順利安置生活的人，除了顧現在，還有餘裕「規劃未來」，所以容不得一丁點意外──或者說，一直就處在高危險的懸命走鋼索狀態下，一步一險。

公娼幾乎都是來自勞動階層，在農村、工廠、漁港工作的父兄生病了、意外了，從鋼索上掉進公娼館，至少，撐起一個家─這個家，當然也是社會學者眼中不合格的「偏差家庭」。

我循著公娼姐妹的氣味，再次看見我的親人，以及她們生命中的窘困。

母系親戚的同輩孩子中，我與小我幾個月的表妹妙惠，由於外型上的單眼皮、修長身量迥異於母親家族的濃眉大眼、玲瓏身材，最常被拿來類比。我總記得她比我更是俐落、擅於生存。我的父親是高中老師，她的父親是黑道小混混，這於是造成了我們二人的生命朝不同方向發展。而我記憶最深刻的是，大一那年暑假，還在理直氣壯讓家裡出錢供養的十九歲的我，不知所措地看著她俐落地牽著未婚生下的小女兒，數著鈔票幫她父親還債──而我知道她為了籌這筆錢已經過度按摩，雙手都腫起來了。但整個家族中，一直到我投入工運前，我一直是那個比較有未來、有發展、有所期待的。

和表妹妙惠比起來，我其實什麼都不懂的。十九歲那年夏天，看著她紅腫的雙手、俐落的大笑與交際，我為我的「好命」背後是什麼樣的社會意義而隱隱不安著。一直到大學畢業後，我開始投身工人運動，走進工廠、貼近基層工人的生命現實，我才知道這是什麼。

我看見他們，工廠的弟兄姐妹、關廠的抗爭女工、蒙面喊口號的公娼、職災死亡工人的妻小，我同時看見我童時眷村裡的老兵、與村子裡沒能考上軍校就轉入黑道的鄰家大哥，還有屏東外婆家的一再換工作、生活在邊緣的親人們、在旅館櫃檯工作的母親、以及半夜應召後斜倚在櫃檯邊與媽媽聊天的「貓仔」……遠的、近的，這些人與那些人，在社會的類近處境裡，臍帶相連而不自知。我感覺她們是我的親人。

工運給我一個機會，成為不一樣的、更貼近真實、更寬厚的人。

好幾次，當媽媽又在電視上看見工運抗爭畫面上，她的女兒狼狽的被推擠，來電要罵人，我總也熟練地安撫她，與她調笑，唉，母親啊，你卻不知是社會運動拉近了你與女兒的距離，終於使她得以與你相認相親呢。

工人運動帶領我回頭看

參與工運十年，深刻的社會情感帶領我回頭重新看自己、看母親。

小時候，父母吵架是常事。暗夜裡，賭博遲歸的母親，揭嘶底里的爭執，無疑是令人憎惡的。我於是成為一個向內張望、自己和自己對話的小孩。我是那個，因為功課好理所當然成為模範生的好學生，卻偷偷艷羡著別的孩子有便當帶，而我天天外食。那時候，嗓門奇大、好賭的母親是離我所欽羡的世界太遠，相較於在高中任教的、文質彬彬的父親，母親以及她的親戚，無疑是粗俗的、另一個世界的人。

整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也令我下意識地避開母親、表兄妹、舅舅…這些原本是最親近的人。國小畢業後，坐火車到外婆家過暑假的旅程不再被期待，已然長成一個文藝少女的、寫詩作夢的我，明顯感覺與那些開始就業的表兄姐的不搭軋，乃致不自在地悄悄困窘著。就這樣，人生的路，就各自歧向兩頭吧，漸行漸遠。

二十歲，正值台灣社會劇烈變動的八０年代中末期，我這個生長自嘉南平原，卻從未與工廠、農村接觸的眷村小孩，竟也在社運的浪潮中重新接觸這個社會的底層真相，看見淍蔽的農村、受污染的河川、貧窮的人…….我讀了一些書，參與了一些事，重新面對自己的究竟要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

大學畢業前一個月，父親過世了。與父親離異多年的母親重回我們的世界，在此同時，我一腳踏入工運，學習和工人相處、生活、共同工作。

可以說，我是先認識台灣女工的處境，才回頭來認識我的母親的。她與父親離婚多年來，一直在低階服務行業裡工作，陸續還清了當年積下的賭債，她寄居娘家，還是愛漂亮、愛整潔，在外混蕩多年的舅舅也回來了，一身潦倒，但卡拉OK唱得極好。我又回到屏東，親切而驚奇地重新看見我的家人，他們生猛地活著，講義氣、經常欠債、大大小小吵鬧不休、也努力地求生存，表妹依然覺得我「好命」。她的女兒上國小了，父親仍時時靠她接濟，卻也一逕活得爽朗漂亮。

我開始有一點了解，為什麼父親一直不曾真正怨過母親。母親的樂觀、天真，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力量。我在公娼姐妹身上，履履看到這種類似的力量。

有力的活下來

母親的第一任丈夫因病早逝，卅歲的她，拖著四個孩子在菜市場吃力叫賣，後來嫁給我的父親，生活才穩定下來。公娼姐妹們身上，也有著類似的故事：一個沒有學歷、沒有技術、家累負擔大的女人，以婚姻、或以從娼來解決這些重擔……

我在工廠、公娼館、以及我的親人身上，聽到、經驗到類似的生命故事，都來自貧窮。不同的條件與機會，造成了個別的人站上不同的社會位置，這恐怕不是「選擇」的問題，而是如何「被選擇」吧？有選擇權的人，多半是比較有條件、有機會的。

公娼抗爭後，突來的經驗一次次考驗著她們。我看見第一次出國的麗君，從東張西望的羞澀，到在外國人面前無所畏懼地大聲說話：「我代表在台北抗爭的128位公娼….」；我看見氣勢十足的官姐，在來自世界各地的鎂光燈前，侃侃而談公娼是她們在性產業中最自主、最安全的選擇。長出勇氣的公娼姐妹，終於開始創造自己的生命機會了。而這之前，社會是不給她們條件的。

廢娼後的官方說法，只是一味的要她們否定自己前半輩子為生活打拼的努力。強迫公娼「從良」的背後，就是要她們否定自己的過往，成為符合這個中產主流的價值觀，不信任她們自己作主、作選擇的能力！「緩衝二年」當然是個低限的訴求，但卻是公娼姐妹自己評估能力、社會認同後的折衝要求。且不論這個訴求並不如進步人士所期待的、直接挑戰「廢娼」的合理性，至少，這是她們自己為未來盤算、作主的一個要求。

「這二年，我們來想辦法解決，找出路。」她們說。走到懸崖邊的女人，不願一躍就範，而試著共同搏鬥下去。

那樣的天真與樂觀，是建基在極強大的、有韌性的生命力上。生命中的苦處太多，她們被磨練出不可思議的天真與世故，是以渡過生命的滄桑，仍有力的活下來。

看見工傷者

（ 1998.3.15 台日副刊）

平安就好

「我改了名字了。以後叫我王清平吧！」舞動著截去大半個手掌、包紮成球狀的右手腕，他大聲說。

那是去年冬天的一場工人會議，我們正在討論有關勞基法退休金新制中，對職災工人不利的論點。他一面以左手歪歪斜斜地作筆記，一面留心著等一下要到義肢公司量腕製模，趁著大家爭論方歇的空檔，他打廣告似地趕緊交待改名字的事。
[@more@]

他的太太笑了，認真地說明原委：「我是想，平安就好。他已經是第五次職災了，換個名字看能不能有個平安的後半生，別再出事了。」是啊，原本有水有木的名字跟了他四十年，終究也沒能蔚為森然大樹，不如就索求個平安吧。

而我一旁仍惦記著才剛向勞保局求證過了，老板根本就沒為他加保！職災給付完全落空。此外，昨天的調解會老板又缺席了，官方也無可奈何。失業大半年的他，即便已被迫熟讀了相關職災補償的法令，在求償的過程中，可預見仍有坎坷不平的漫漫長途 …………

王清平是工傷協會的會員。以台灣每年三萬多件的職災案例來看，他的經歷並不稀罕。

我看見勞保局職災給付的統計數據中，「被夾、被捲、被壓」佔了最高比例，心中只覺得：痛！這些被壓的腳、被捲的手臂、被夾住的上肢或下肢，在給付的支出帳目上可能是四十萬、可能是五十萬，一次買斷。人肉市場的賤價拍賣。可是我知道這些肢體殘骸的出處啊，我認得他們，他們是在塑膠射出廠打工的商職夜校女學生、是配合工廠超時加班的印刷工人、是被房貸壓得喘不過氣來的沖床老師傅、是車床速度一流又愛唱歌的阿美族兄弟、是化纖廠裡被安排擦洗重大機檯的建教生 …….. ，這些人，我認得他們。

如果我們經常說，台灣的勞動法令漏洞百出，那麼很顯然的，工傷協會就是專門接收這些從破網裡不斷掉下來的職災工人，他們或是斷手、斷腳、癱瘓、灼傷、耳聾、目盲，或是四肢健全卻終身承受著氣候轉變就半身痲痺的鉛中毒、體內氮氣不定時堵塞微血管造成骨壞死的潛水夫症、氣喘多時黑了半邊肺葉的塵肺症。每一個工傷者的背後，都有一個血肉模糊、不平不安的故事。
在鋼索上賣命工作的人

「我出事的那台沖床機，不久前聽說又有人壓扁了一隻手！」王清平說。

驚人的職災率，是台灣工人對勞動現場的集體記憶。工業區裡觸目可及的沖床機，從六十噸到一、二千噸大小不一，碰然作響的重擊聲持續壓製出電腦外殼、汽車零件、辦公桌桌腳等你我日常可見的物品。而沖床師父們，小則削去一、二節指頭，大則齊臂截去一手，竟然是常有的事。

而我要說的是，大部份的職業災害都不「意外」。在現有的生產關係裡，所有看得見的、看不見的管理機制幾乎都一致指向透過降低成本、追求高利潤的競爭邏輯，而職業災害的發生，就往往建基在「有人受害，有人獲利」的勞雇結構上了。台灣的工廠裡，為了趕工進行不斷電維修、一再故障的車床、未加防護裝置的磨針機、沖床的電眼「僅供檢查用」等等勞動現場司空見慣的情形，工人就彷如走在鋼索上懸命求生存。平常我們形容一個人「拼命工作」、「賣命工作」，放在多數工傷者的經驗裡，卻是真實如此。工傷協會很多會員都會這麼說：我早就知道遲早會出問題了！可是 …….. 可是不上工，行嗎？進一步是職業災害的天羅地網，退一步是失業的肚皮危機，進退都要賭命。

對於頻繁出現的重大工安事件，社論一再重申的無非是加強勞動檢查、督促雇主守法。可是我看到的勞動現場，卻不是如此簡單的邏輯。我們這麼說吧，資本主義下的工人販賣勞動力以求取溫飽，大部份的工人每天就賣給老板八小時的勞動力，論時計酬也就是了。然而事實上，根本沒有純粹的「計時工」！工人們在工廠中集體勞動的同時，還有各式的工作規則、管理機制在操控著我們「有效而快速」地勞動。可以說，一般工人在勞動的過程中很少是一個「可以行使自由意志的人」，所有勞動的規格化、機械化、計件化，都讓生產線上重覆勞動的工人，處於「沒時間上廁所」、「達不到標準」的焦慮，更不用說趕工、加班對職災的催化了。

當勞檢單位在記載職災起因時，一再粗暴地將這樣的情形統稱為「不安全的勞動行為」，等於是變相在指責工人：「是你自己不小心！」職災頻仍，真是意外嗎？我看見，台灣勞動者在一個「工廠如戰場」的勞動環境裡，搏命打拼。

職業病與玫瑰花

「上個月我們那條生產線的績效拼到破世界記錄，工廠還說這是很大的榮譽，切蛋糕請大家吃。每個人還有一朵玫瑰花呢。」王清平的太太說來又是笑、又是搖頭。她是一家知名的跨國企業裡的基層女工，一個月的薪水不到二萬元。

春天的時候，我坐在他們租來的狹小但潔淨的家裡，孩子們上學、打工去了，最小的一個在同學們都上補習班的時候，坐在客廳的一角寫功課。而王清平已經失業逾一年了，他邊打求償官司邊學開堆高機，執照也拿到了，可是就業市場中不要一個超過四十五歲、又缺了一隻手的工人。

後來，我經常想起跨國公司、勤奮的台灣女工、蛋糕以及玫瑰花的事。這也是台灣工人家庭的共通處境啊，生活的重擔逼得夫妻都要投入勞動市場，在王清平從事的重體力沖床廠裡，血光立現的職業災害是看得見的，而王太太在電子廠的生產線上又怎麼不是危機重重？戴著玫瑰花拼績效的基層女工，長年從事單調、重覆、高強度的密集勞動，多半都累積了一身的重聽、骨刺、下背痛、甚至彆尿造成膀胱炎。長期職業病宛如隱形殺手，統計數據上無從檢驗，併發症狀卻終身擺脫不去。

　　有關她就職的那家跨國企業，公司說，單一生產線拼業績，可是要和全世界的同企業工廠比較，是一場世界性的女工競賽呢。她們那一組生產線衝破記錄的時候，經理還稱讚她們：「連荷蘭總公司都比不上！」她倒是小聲地告訴我：「可是也沒加薪呀！」我則想起多年前我曾參與的一場女工抗爭，揭露那家跨國公司裡懷孕女工流產率特別高的事實。當年勇敢站出來控訴的流產女工，懷抱六個月大的胎兒還要輪值大夜班的經驗，也是世界性女工競賽的一環罷？

象徵賣命的蛋糕與玫瑰花，自由地跨國流動。是誰在扼殺工人，以及工人的孩子？

參與台灣自主工運十一年，我看見並了解基層工人的勞動現實，也看見相關法令如何在合化理一套壓制工人的制度。而在工傷協會裡，我們與一群工傷者，從南到北組織起來，一路扶持前進，共同找出路。我總也在想，這些人正是以血肉性命見證這一代台灣人的經濟變遷，而在金光閃閃的「經濟奇蹟」下，逾五萬名工人因職災而死亡、二十幾萬人終身致殘的職災真相，毋寧是一場看不見煙硝的經濟內戰，死傷無數卻不被歷史記載。

這個社會上，所有關於「殘而不廢」的故事，幾乎都是個別的殘障者，耗盡心力打拼出頭的，相對的，也掩蓋了更多不得出頭的事實。而在工傷協會，個別的工傷者組織起來，試圖以集體的方式，對體制進行改變，共同冀望一個勞動自主、善待工人的平安新世界

笑貧笑娼的中產階級，欺貧打娼的北市政府

娼良涇渭分明？

市府倉促廢娼政策在公娼自救會的密集抗爭後，引發社會兩極化的辯論。而當陳水扁動用行政便利公告公娼財產後，痛斥「笑貧不笑娼」的價值觀的論點應運而生。廢娼事件中陳水扁的行政草率過失不再被追究，報章社論轉而援引殘障、老弱者的悲慘處境，對比「出賣靈肉換取高所得的娼妓」，將「貧」與「娼」對立，在慨嘆「笑貧不笑娼」的同時，將道德的高帽再一次重壓在公娼姐妹的肩頭。

嚴批「笑貧不笑娼」的言論，反映的是「笑娼不笑貧」的道德正義。而我們要問的是：這個社會憑什麼「笑娼」？娼妓被污名化，被貶抑到社會的底層，除了讓黑道、剝削更肆無憚忌的直接效應外，另一層間接效果則是將這一群人與乾淨的中產階級區分開來，娼良涇渭分明。

事實上，最擔心「笑貧不笑娼」的，也正是這一群都會中產階級。他們掌握有利的社經位置，「貧」的存在，適足以彰顯出他們的「不貧」，還可以動用所有人的納稅錢來「濟貧」以表示愛心。「濟貧」的同時，就是一種宣稱：「我不貧，我容許貧的存在，並接濟他們。」卻不回頭反省，貧、富的差距是在什麼樣的社會結構裡被「創造」出來的？對中產階級而言，娼妓代表的是一種潛在的威脅。一方面是經濟的，另一方面則是性的。

小心性工作者跨越階級界限

就經濟而言，當陳水扁以公布公娼財產的方式，作為「公娼靠出賣靈肉換取高所得」的有力佐證，批評公娼「怕吃苦」、「不自愛」的說法交相出現，「可憐的娼妓」搖身一變成為「愛慕虛容的女人」。很顯然的，對社會大眾來說，公娼一個月十幾萬元的收入，是太高了。那麼，公娼賺多少才是合理的呢？或者說，什麼樣的人月入十幾萬才是應該的？陳水扁不也月入數十萬嗎？炒作房地產、股票的人，不也日進斗金嗎？為什麼公娼賺得多（比誰多？）是不應該的？資本主義社會裡，不是以房貸、通貨膨漲、逼迫我們拼命工作賺錢、往上爬嗎？為什麼娼妓勉強取得了「明顯不是這個階級的人應該賺得到的錢」，叫人惶惶不安呢？

到底是什麼樣的標準在決定誰比誰高尚呢？

失去了「可憐的酒家女」，中產階級的道德良心無處安放，竟轉而祭出似是而非的「社會正義」，為窮人代言疾呼：「這些出賣靈肉換取高所得的公娼，又如何面對在工廠辛辛苦苦工作一個月只能賺二萬元的女工．．．．」。女工薪資不合理，應該幫她們爭取更高的待遇才是「社會正義」呀，怎麼反而拿來打壓「高收入」的公娼呢？學歷、技術、人脈都是我們累積「多賺一些」的資源，我們為什麼只拿女工和公娼比？建築師、律師等領牌的工作，也是高收入呀，為什麼同樣領牌的公娼的高所得，令人側目、甚至不恥呢？經濟決定了這個社會主要的階級版圖，而從娼者竟自「貧」中企圖翻身，以其高收入跨越階級界線，這才是叫安適的中產階級害怕憂心的吧？

從家庭私有制掙脫出來的性勞動

至於性。對「性」充滿恐懼的中產階級，不能忍受性的「溢出」──從婚姻、道德、家庭、私有制中的溢出。所以陳水扁在內湖淹水、死傷多人的時候，滯留國外不歸，面對市民的質疑時，可以志得意滿地強調他個人「重視家庭勝於仕途」，而支撐他理直氣壯的，正是站在整個社會對家庭、新好男人（愛家的、負責任的、不嫖妓也不外遇的、有事業的）的高度認可。相對的，核發牌照給公娼等於是市府公然承認婚姻外的性、將性從家庭的私有制掙脫出來，這無疑是嚴重挑戰新市府的意識型態，於是，最理想的處置方式是：不承認。不承認的同時，再徹底污名化，以建構粗暴政策的合理性。

當一切勞動力（勞心或勞力）的買賣都被視作「正常」時，唯獨性勞動，卻被賦與羞恥的烙印。對於性─特別是女人的性─的各式規範，正符合中產階級井然有序（誰的秩序？）的世界觀：「正常」的勞資各就其職、「正常」的男女各安其位。無產者可以出賣勞力換取微薄的生活所需，但無產的女人若要出賣性，就必需付出受人唾棄的污名代價，以及不被法律保障乃至受盡黑道、警力的聯手剝削之苦。社會主流價值觀結合公權力的行使，共同將性工作者趕入暗巷，迫其隱身噤聲。

不笑貧也不笑娼

是誰在笑娼？正是虛偽的中產階級迫使公娼姐妹們戴上面罩，公娼抗爭的面罩正是對這個偽善的社會，最大的控訴。戴著面罩還是要抗爭，正是她們討生活的理直氣壯。

而理直氣壯的娼妓無疑是叫人不安的。市府救濟方案下，強迫式「從良」的美意竟不被涕泣接受──從良不是娼妓們最大的夢想嗎？我們對娼妓的認識不都是火坑裡暗夜哭泣的柔弱女人嗎？拒不接受救濟的公娼令台北市政府不安，令中產階級不安。所以祭出道德性的娼貧對立邏輯來打壓堅持抗爭的公娼了。

為什麼不笑娼就相對的是笑貧呢？公娼抗爭時，立即站過來聲援的，恰好是無產的女人、工人，相互支持的也恰是最邊緣的拆遷戶，我們不但沒看到「笑貧不笑娼」，反而是貧與娼相濡為沫，不笑貧也不笑娼。而出身良好、擁有優勢資源的人，以貧的標準，指責公娼救濟金一個月四萬餘，對不起自力更生的老、弱、殘、女工，不面對為什麼不讓老、弱、殘、女工都可以取得更好的經濟能量，或者，改變迫老殘者為貧的結構。反而是粗暴地將「笑貧」與「笑娼」取其一，甚且將自己下意識「笑貧」的價值觀，歸罪於公娼昂然不受恥笑的理直氣壯。

以台北市府為首的新都會中產階級的骨子裡，其實正是「笑貧又笑娼」的高姿態。所以，掌握公權力的市政府可以悍然行使「欺貧欺娼」的政策，以迎合中產階級的口味，反正，拆遷戶的無家可歸決不比麗晶飯店的週圍景觀不雅重要，128名公娼中年失業也比不上「市政府不能主動承認娼妓存在」的意義。快樂希望的城市，偽善而虛矯的台北新市府。

性工作是工作

台北市公娼自救會對台灣社會最大的貢獻，就在於她們以自己的生存爭扎，逼迫台灣社會共同面對性別／性／階級／商品化的問題，嚴肅討論。站在勞動階級的立場，我們堅決主張「性工作也是一份工作」，支持台北市的公娼集結爭取工作權。

「公娼有工作權可言嗎？」

公娼的工作相對於很多人，毋寧是單純許多的。作為一種商品，公娼館的性交易價格明確，每節十五分鐘，既不需要陪客人交際應酬，也不必以假相的情感作為文換，出賣性勞動的公娼則以每週的身體檢查保證無性病的副作用。純就商品的角度來看，這不是很合理嗎？為什麼要痛斥不道德呢？什麼地方不道德？

「可是，身體是不能買賣的！」

身處資本主義社會，勞動力早已商品化，不論是勞心、勞力都跟隨勞動者的身體在就業市場標價出售，為什麼獨獨反對性勞動的商品化呢？如果你認為人人平等，一個人（資本家或消費者）不應該有權支配、使用另一個人（勞工或娼妓）的身體，那應，你應該也反對雇傭關係，反對資本主義。在你主張廢掉公娼的同時，更應該與台灣工人階級共同打拼，主張廢掉資本家的工廠、廢掉資本主義的政府。

「一下子跳到資本主義，你未免陳義過高，不面對實際發生的娼館剝削關係，真正獲得暴利的是娼館的業主！」

就是務實地看待娼妓問題，我們才集中在公娼問題上。

先釐清什麼叫剝削關係？公娼館裡一節八百或一千的交易，三七分帳，業主三、小姐七，業主的收入是小姐的好幾倍！如果三七分太剝削，我們應當一同協助小姐爭取二八分、一九分的拆帳方式才對，怎麼會跳到零和遊戲呢？讓公娼連原本賴以維生的七都不見了！工廠裡的女工月入二萬元，拼命加班賺到二萬伍，可是老板賺得更多，這不也是公認「正常」的現象嗎？而台灣的勞雇關係裡，工人勞動賺取的利潤與薪資的比例恐怕不連老板七、女工三都不到呢！可是台灣工運發展十年，在力量有限的情況下，也還只能按步就班地爭取降低工時、週休二日、減少職災．．．，還不敢一下子跳到廢工廠呢！

「性產業的剝削關係裡，除了業主抽取高利潤之外，還有為了服務男性的慾望，而造成女體的物化與傷害！」

若說性工作是對女性身體的殘害與剝削，滿足男性的慾望而使女性尊嚴淪喪。那麼，台灣的工廠每年斷送一千五百多名工人的性命，導致六千多名工人終身殘廢，這難道不是資本家對工人階級的殘害與剝削嗎？基層女工拼命加班、長期從事單調重覆性的工作以賺取生活所需，難道不是也同時滿足了資本家的利潤而備受踐踏嗎？

勞動階級為賺取生活所需，不得不出賣勞動力、辛勤工作以獲得溫飽，這是整體濟結構下的不得不然，勞動異化與身體受害都是這個結構對無產者的副產品。但就現實而言，作為一名勞動者，我們自立更生、不掠奪他人的生產、不剝削他人的勞動，公娼與所有的勞動階級一樣，都是很有尊嚴的。振振有辭為女性主體與尊嚴發聲的人，應該將矛頭指向那些掠奪者才對呀！

「馬永成說得好：公娼不是問題，有問題的是週邊的黑道介入！你如何面對合法公娼館掩飾非法人口販賣的事實？」

馬永成的邏輯思考顯然是不及格的。讓我們這樣說罷：股市操作員不是問題，有問題的是週邊的短期炒作、融資介入；台北市政府沒有問題，有問題的是財團介入、利益交換……….為解決這些問題，我們一舉廢掉股市、廢掉台北市政府，你同意嗎？拿128名公娼的生計開刀，說是要藉以清除數十萬名非法色情行業，這不是天方夜譚嗎？黑道介入、人口販賣問題嚴重，應該是嚴正檢討警政單位執法不公。如果公娼沒有問題，為什麼首當其衝的是她們？為什麼陳水扁不展現魄力廢掉警察局？

若新市府集中火力指向介入性產業的黑道與惡勢力，相信公娼必定額手稱慶，全力配合。一個政策若是正確的，何以最後對峙的竟是利益一致的兩造？我們可以想像，勞委會說要掃除職業災害，竟以關廠作為手段？或者說，竟下令不准工人勞動？難道不是官方加強安衛檢查、加重資方違法罰鍰、團結工人就廠監督力量，才是最有效改善勞安的方式嗎？同理可證，台北新市府要掃盪性產業「週邊的惡勢力」、要拯救「被剝削的妓女」，不正應該以加強警力取締、協助公娼成立工會自救、降低業者抽成底線下手嗎？這麼清楚的、可操作、應實施的政策，為什麼台北新市府看不見？

「可是，市政府一方面高喊掃除色情，一方面又發牌照給公娼，不是自打嘴巴嗎？」

這個問題正是陳水扁廢娼的真正答案罷？掌有公權力的人不去面對色情與娼妓的細緻問題，反而以最粗暴、偷懶的「廢除」方式，一了百了，且不許修改，這不是「暴君」是什麼？反正公娼不過百來人，作為選票，還不夠看；作為市民，又是社經位置最弱勢的一群。柿子挑軟的吃準沒錯，所以廢娼政策的執行效率超快。

若由政府發牌的公娼制令台北市政府尷尬，應該思考的反而是「監控發牌」妥當與否，也許應該執行的反而是明訂從娼者不違法，或者，至少也修改現行「罰娼不罰嫖」的荒謬惡法，讓公娼、私娼都免於受到警察、黑道的同步威脅。「公娼證」不再是唯一保障娼妓的尚方寶劍，性工作者擁有更多的自主權，市府也不必發牌當總管了。

事實上，從勞動的觀點來看，公娼每週一次健康檢查的規定比你我的勞動還要安全；從雇傭的觀點來看，公娼與業主的利潤分配比你我的工作還合理；若說從娼者要付出慘痛的代價，這代價毋寧是來自社會歧視的眼光，逼她們難以翻身。當學者們振振有辭地援引數據，以從娼者酗酒、罹患性病等高比率來表達她們的痛苦時，我們必須說，對於鉛工廠的工人易罹患鉛中毒的問題，最好的解決方式是要求改善勞動環境，做好安全衛生。同樣的，為了照顧性工作者的身體，我們也許應該要求進入娼館的客人都要攜帶「健康證明書」，且遵守安全性行為的「消費規則」，才能確保公娼姐妹免於性病的恐懼；至於酗酒、吸安問題，同樣可見在高壓力工作下的人，而回頭追溯壓力的根源，竟是主流社會歧視的眼光──包括認為她們很可憐的你。

性工作是工作嗎？台北市的公娼妹勇敢站出來，以集體的力量拼命告訴你：性工作者反污名，性勞動要尊嚴！

從工傷看公娼

台北市的公娼，每週需進行一次的身體檢查以確定是否罹患性病，不像一般的台灣工人通常到離職後，才被致命的職業病逼得求助無門；台北市的公娼，都知道戴保險套才能保護自己的身體，不安全的性勞動，她們有權不接客，不必搏命打拼；台北市的公娼，不想上班或加班時，可以在家休息，沒有老板可以拿扣除全勤獎金或解僱令來強迫她上工；台北市的公娼，性交易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不必辛苦工作一輩子，還擔心被老板強制預扣的退休金會因關廠而血本無歸；台北市的公娼………..

難怪公娼自救會成為台北市戰鬥力最旺盛的抗爭團體，她們的勞動條件比起一般的受雇者，有更多的自主性，所以磨練了更多據理力爭的本領。

同樣是出賣勞動力，如果台灣工人的身體都可以享有每週一次的健康檢查，擁有拒絕不安全勞動的權力，和老板至少有勞動利潤三七分帳的比例……安全而合理的工作條件，只是勞動者最起碼的要求。台北市政府說公娼週邊的黑道介入、人口販賣嚴重，可是，台灣合法的工廠裡，每年就有一千五百名工人因職災喪生、六千名終身致殘，而勞動檢查率卻不及5%，一間工廠大概要等20年才輪到一次檢查！到底，在「火坑」裡工作的是誰？該被隡除的又是什麼？

難怪台北市政府要強制廢除公娼館，否則和新市府愈走愈近的財團產業裡的工人們，萬一都要求勞動條件比照公娼，那還得了？還是讓公娼變成私娼，或者「從良」進入勞動力市場，成為最底層的產業後備隊好了，這樣子，她們就會馴服得多了，工人們也就沒得比較了，反正一個比一個慘，隨人顧性命最重要。

是的，當勞動階層都閉上嘴巴，當老、弱、殘的拆遷戶都自市中心撤離，當低學歷、無技能的公娼都轉入暗巷營生宛若隱身，快樂希望的台北新都會於焉成形。哈利路亞。（1998.1.25刊於中國時報時論廣場）

打仗用的

高偉先生「坐看性丐盜匪『產業運動』的興起」一文（自由時報，一月二十日，以下簡稱高文），將公娼比喻為盜匪，遙遙呼應了前北市社會局長陳菊所言：「賣淫若能合法，販賣槍枝、毒品也可以合法了。」更再一次突出了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如何在法律之前已將娼妓嚴苛定罪！
娼、丐、盜的存在，源自於不同的社會問題。我們在公娼的生命故事中，看到許多來自破產的農村家庭、礦坑爆炸的礦工女兒、沿海的捕魚人家、經濟條件窘困的原住民……..，這都是在台灣經濟急速成長的過程中，被政策性犧牲的弱勢族群，也造成了貧窮女性自願從娼的結構性背景。正因為貧窮問題是結構造成而非個人因素，整個社會在面對公娼、乞丐時，便隱隱處在一個良心不安的窘迫狀態裡──社會不公的那根刺，如鯁在喉；有罪的是誰？

這也許可以解釋，為什麼人們特別喜歡拿販賣雛妓、黑道介入等「真相」粗糙地蓋在公娼身上，而乞丐遭不法集團操控的新聞也總是拿來大幅報導。指出隱身其中的罪惡，使主流社會鬆了一口氣：總算可以大聲疾呼、振振有辭了。面對貧窮、不足時，只令人良心不安──除非主流社會敢將茅頭直指貧富不均的結構錯誤！我們的社會寧可簡單地接受娼妓都是「迅速致富」、「愛慕虛容」，也不願更細緻地追究：是什麼樣的社會污名，使公娼只能蒙面抗爭？是什麼樣粗暴的政策，使合法緩衝二年的權利還要苦苦抗爭還不一定拿得到？

高文說：「娼、丐、盜、匪自古以來從未斷絕，但讓他們處於不被社會接受的狀態乃符合最低的社會正義，更是文明進步的開端。」高先生的意思是：娼妓廢不了，但就是要她們被踩到社會最底層，見不得人，才能處罰她們！高文大筆一揮，就將娼、丐與盜匪混為一談。但是，娼、丐不傷害任何人、不搶奪任何人的財物，反而是這個社會允許種種投機、炒作、政策性財團減稅等方式，公然進行大規範、甚至是制度性的搶奪行為，而娼、丐不過是謀取全家的基本生計，何以這個社會竟然要將他們踢到最底層，嚴重加以污名的同時，還要扣他們是違反文明的帽子，這不是太傲慢了嗎？

長久以來，「污名」就是資源所有者對社會的分化與排除，是強勢者藉以鞏固地位，打壓弱勢者的符咒。漢人對原住民進行資源搶奪時，順帶給後者貼個「骯髒、懶惰、酗酒、不負責任」的標籤；而一夫一妻制的異性戀霸權，則操弄整個社會對同性戀「變態、有病、不正常」的烙印……各式污名如同烏雲般籠罩在弱勢者的頭頂，迫其隱身聲、不見天日。而不能在陽光下生存的弱勢者，缺少成長壯大的養分，更加註定其弱勢處境，不得翻身。搶走妳的東西，再說你壞；因為壞，你沒有權利討論搶奪的事！-----這正是台北公娼被集體對待的方式。

公娼抗爭，給台灣社會帶來的衝擊與反省，不只是道德的、階級的、性別的，更是政治的。若高先生只看到「娼妓爭權，腐蝕民心」，我們倒要說，台北市議會演出的政黨惡鬥現形記，更令全台北市民倒盡胃口！拿弱勢公娼的生存權大作文章、玩法弄法，這樣的市議會鬧劇若不打烊，民主政治何去何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