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

卡洛琳終於逃走了。

半夜三點，她從野雞車上打電話給我。

「我跑出來了。」她說，壓低聲音，像是要哭了。

「你身上有錢嗎？」我一直沒睡，心上惦記著她原訂早上九時返回馬尼拉的班機，惦記著她的淚眼汪汪和尚未還清的負債。

「我有三千元。行李都在旅行社，居留證、護照都在仲介那裡。」她說得急促，聲量還是壓抑著，想來是怕被旁座的人聽到，微微顫抖，緊張。

「朋友連絡好了？」

「嗯，你別擔心。」

「害怕嗎？」

「很怕。」

但我現在聽出來了，她的緊張裡藏著忍不住的興奮。噗通噗通，我彷彿聽到她的心跳聲，震耳欲聾；也可能是我的，在半夜，想像她在夜間飛馳的高速公路上，自由與危險，前途未卜。

停頓了二秒，她果真笑出來了，像總算鬆了一口氣。她說：「哦，我的天！你能夠相信嗎？我真的逃走了。」


錢沒還完，怎麼回家？

初入冬，逾百名菲律賓籍的女工把「台灣國際勞工協會」塞得滿滿的，熱氣騰騰。她們多半年輕、活潑、問個不停，不時笑成一團，像在辦喜事；可話題一轉到近二個月沒領到薪水，有人流下眼淚，又哭成一團，路途險惡的他鄉異國。她們的文書能力強、行動快，前天才請她們整理所有外勞的來台日期、簽證到期日、護照號碼、平均薪資，今天就已經造冊、簽名妥當了。

「昨天早上到公司刷卡完，就要我們回宿舍等調班，每天都不敢出門，調來調去很累，可是又不算加班費，連薪水也不知道有沒有…..」麥洛半夾雜著菲語、英語說。

「仲介要我們自動解約回家，不然就留職停薪，可是，我借了八萬元付仲介費，才來一年多，錢沒還完，怎麼回去？」個性豪爽的艾倫滿臉沮喪。

飛盟電子廠成立17年了，位於三重工業區的挑高辦公大樓，從事電腦主機板及介面卡加工、製造、及買賣，生產線全面自動化，廠房潔淨明亮，員工都穿著藍色的制服。一直以來，飛盟是台灣倍受稅賦優惠保護的高科技電子產業，不但被天下雜誌評選為「2000年台灣最快速成長企業第19名」，且接連拓展至大陸深圳、寧波、上海、北京設廠並註冊。可就資金匯流大陸的同時，台灣飛盟也快速萎縮、負債、資產被掏空，終至2004年十月起再也發不出薪水。

「工廠只是一時週轉不來。讓員工先辦留職停薪、回去休息，明年過完年要大家再回來，到時就是生產旺季了。」人事經理說話不急不徐，對於國際勞協的工作人員逕入工廠、宿舍，與本勞、外勞集結在早停工的廠房頂樓召開沒完沒了的討論，有明顯的不悅。

「本勞沒薪水，還有家裡勉強撐一陣子，外勞沒收入就沒飯吃了。」

「我們也很有誠意，上週開始一天發一百元給外勞吃飯呀。」人事經理在空調、隔音俱佳的辦公室，優雅地理了理深色西裝。

卡洛琳小聲說：「我們菲律賓人每天一定要吃乾飯。一百元根本不夠買三餐，宿舍又不能烹煮，我們幾乎都天天餓肚子！」

深入再追查，飛盟的廠房早已二次抵押，對外還有不少貨款未付，根本就只餘一個空殼子，繼續上市吸收游資，不肯宣布破產以迴避銀行討債。幾百個本地及外籍工人，還規規矩矩地打卡上工，被拖欠了整整三個月的薪資。


要行動，才會有改變

外勞宿舍平日門禁森嚴，早晚班後點名遲歸的人，罰款二千元，並處以下工後留守工廠無償打掃一個月，若打掃評量不及格，再罰二千元。她們一個月的薪資扣掉仲介費、稅金、勞健保費，大抵只有一萬出頭，食宿另計。麥洛攤開一大疊薪資單，作業裝錯接頭、辦理健檢、打卡遲到、電費超支分攤……零零總總的扣款項目。

舊工廠改裝的女工宿舍，盡頭是洗衣間及成排的衛浴，有人在晾衣服，有人包著頭巾剛洗好澡。走廊的二側約有十餘個房間，門一概拿掉，女工們改以鮮艷的花布、垂飾、門簾替代，一眼望去，倒也讓水泥屋顯得溫暖明亮。幾個等待海運回菲律賓的大紙箱堆在走廊上，火紅的膠帶看來喜氣洋洋，還有人正忙著往半開的紙箱塞東西，毛絨絨的玩具、大包的土產零食、尚包著塑袋的成打丅卹、亮晶晶的飾品……都是返鄉時必備的各式禮品。

走進房間，約六至十二個雙層鐵架床位不等，僅容半身高的床鋪裡間，幾乎都精心佈置過了，牆上的海報、相片標示著每個人不同的喜好及過往關係，床頭是鏡子飾品與日記本，床位前則各自懸掛著花樣色彩殊異的大毛巾或布簾，一垂放下來，才有了僅堪平躺、輾轉的個人隱私空間。
「公司再發不出薪水，我們也待不下去了。」楊說，她的眼神落漠：「我沒得選擇，只有先簽了留職停薪同意書，但我擔心一回去根本就沒機會再來。家裡真的很需要錢……」

一旁的萍亞，輕輕握住楊的手：「我們要爭爭看。如果台灣的法律這樣規定，我們就該拿回我們應有的。」

楊與萍亞是到飛盟才認識的。萍亞有個十歲的孩子在家鄉由母親照顧，單親媽媽的她遠渡來台工作，遇見楊，二個人穩定地發展一年多的親密情誼，共同規劃未來，也共同面對回菲律賓後可預見的阻力與壓力。外勞宿舍裡，姐妹們遠離家鄉的世俗牽絆，反而罕見地建立起十分友善而開放的環境，讓七八對同性小情侶在女生宿舍裡，自在愛戀、偕行。

「啊，她們是，不男不女啦。」當然也有人搖頭不解，可笑著私下說，沒形成逼人就範的普遍紀律。飛盟的女工宿舍，於是洋溢著友善的、不壓迫的、任她與她的性向自然流動、自由發展的集體氛圍。在抗爭時期，女同志們更多半出線主動扛起組織、帶動的幹部位置。楊與萍亞就扮演這樣的角色。

「反正，楊留下來，我留；她走，我也走。」萍亞聳聳肩，天經地義。

相較之下，才剛來台灣五個月的卡洛琳就顯得緊張多了，她今年三十六歲，未婚，蓄積了很大的勇氣才借貸來台，不料幾乎還沒領到薪水就進入抗爭。

有時候，卡洛琳會愁眉不展：「真的抗爭有用嗎？我很害怕，到現在還不敢告訴父母…..」

有時候，她充滿勇氣：「上次談判後，仲介就把每個月強迫儲蓄三千元的帳戶先還給我們了。要行動，才會有改變。大家在一起的經驗，真是太棒了。」

整個冬天，大家的心情都起伏不定。每一次行動，女工們都要一大早塞爆了四、五輛公車才陸續從三重來到勞委會前，拿著前一夜寫好的中英文標牌、布條，自編了行動劇與口號，她們在勞動現場被壓抑的創造力、想像力與各式才華，卻在抗爭場上如此耀眼。

2004年歲末時分，本地勞工與外籍勞工的集體行動，總算逼使勞委會同意飛盟適用「大量解雇勞工保護法」，限制雇主出境。資方也終於承認停工事實，宣佈破產、歇業，本勞外勞得以申請勞保局發放工資壂償基金，補足三個月的欠薪，並向中信局的退休準備金請領資遣費。

爭了三個月，不過是恢復她們依法應有的權益。


她們是112個外勞配額

趕在舊曆年前，飛盟外勞終於要轉換雇主了。

三重就業服務站特地借了市公所的大禮堂來進行轉換作業，電子媒體也聞風而來。會場上，仲介幾十人坐一邊，112名飛盟外勞坐一邊。我們設想中，買方賣方互看資料、互相挑選、互相比較的面試過程，完全沒有發生！或者說，資訊只默默地提供給買方，幾十個仲介手上一疊女工的基本資料，姓名、年資、年紀等，一應俱全。外勞則什麼都沒有，沒有翻譯，沒有說明，沒有任何可參考的書面或口語素材，像市場上的豬肉，待價而沽。

「好緊張哦！」卡洛琳特地上了口紅，頭髮梳得齊整：「如果沒有人要我，怎麼辦？」

幾對小情侶都坐在一起，用力握著手，彷彿要讓買方一時眼花，把兩位一體帶了回去。我繞到官員背後細讀中文公告的廠商記錄，哇！出乎意料，登記申請承接的廠商從南到北，竟高達一百七十家！但每個工廠預計可承接的名額卻只有一名、二名、至多六名。唉，拆得這麼散，大家可真得各奔西東了。

「我想待在北部，可以嗎？」

「我不挑地點，只要我們在一起就好，可以嗎？」

「還是在電子廠嗎？我的肺不好，不可以是紡織廠….」

………沒有人能夠回答。可以問嗎？可以要求嗎？可以同意或不同意嗎？

「麻煩你請一名外勞代表上台來。」就服站謝專員客氣地說。

「做什麼？」

「代替大家來抽籤。」她和善地、示好地表示：「今天外勞很多，我們讓外勞來決定那些廠商可以得標。」

「啊？」

外勞來抽籤？中籤的廠商可以讓外勞優先挑選嗎？結果當然不是。

抽籤，真的只是抽籤。在台灣，許多廠商的資產額及產業別未能符合引進外勞的資格，勞委會的新政策卻不設限地開放這些小廠商得以「承接中途轉換雇主的外勞」，承接一名外勞就擁有一個配額，一個廉價勞動力的使用權。於是，飛盟宣佈關廠解約後，112名外勞配額就憑空掉到這個買方大排長龍的市場上。

排隊等抽籤的工廠名稱全被寫在籤條上，放在空罐子裡，由外勞代表一張張抽起。抽到哪家廠商，仲介就唸出已圈選好的外勞代號，例如：「24號、25號」，我緊鄰著仲介區坐，看見所有仲介都快速地把名單上的24與25號畫掉，沒有想像中「幹！怎麼我看中的人被先選走了！」的遣憾與惋惜，基本上，圈選的人甚至也沒有多看外勞區的眾多臉孔一眼（啊，卡洛琳的口紅根本派不上用場！），而是直接順著還沒被選上的號碼依所需名額依次往下勾（唉呀，我們本來還怕幾個契約快到期的會沒人選呢！）………總算明白了，這個承接的遊戲規則裡，買家只關心「還剩多少名額」，一個仲介手上可能有數家至數十家委託廠商的籤條，他們經驗老道地耐心等待，不四處張望，面無表情。

同時間，隔著一條走道的外勞區。所有的人聚精會神，緊張、擔心、興奮、互相打氣。每一個號碼被喊出口，都引起同等激烈的騷動，選到我了！幾乎所有人都沒有例外地大喊出聲，四週的人也立即不知是喜是憂地響起迴音。等回過神來，個別的人開始有尖叫外的反應了：「啊！我們有四個人！」跳起來擁抱大叫、熱情奔放。也有人故作輕鬆：「一個人也行，希望遇到不關廠的老板。」一一握住所有伸過來安慰的手。還有小情侶的眼淚應聲而落，被拆散的兩人哭紅了眼。
號碼被勾選了，但是，究竟要去那裡啊？什麼樣的工廠啊？沒有人知道。她們偷眼打量著喊出自己號碼的人，那時還不知道全是仲介，有人悄聲說：「還好，這個老板看起來不太凶。」無效地找點足以判斷、評估的蛛絲馬跡，好聊以自我安慰還算進入一個正常的「就業面試」的想像狀態。

她們是112個配額，籤抽完了，轉換作業立即宣佈結束。個別仲介火速清點外勞人數、核對護照，催促上車：「快點，行李都整理好了吧？一到宿舍，就趕快把行李搬下來，我們開車回彰化，還有四個小時！」、「走了走了，到高雄都天黑了！」、「光土城就有四家工廠，一家家送，還要跟老板說明一下，時間來不及了。我幫你們叫好便當，就在車上吃一吃好了。」

…………一個個陌生的地名，通向未卜的前程。

「好期待新工作哦！我從來沒去過台北以外的地方欸。」卡洛琳的行李不少，但她的情緒高亢。她們一伙十人全上了同一個仲介的小巴士，工廠都在台中、彰化一帶，她和維琪同一個廠，有人作伴，信心大增。

「工作穩定了，一定回台北看你們。」卡洛琳搖下車窗，很用力的揮手。

我鬆了口氣：「太好了，工作全有著落。我們本來很擔心幾個超過三十歲的、居留證快到期的，會沒人要呢！」

身旁一名沒抽到名額的仲介，輕輕地搖了搖頭。「依我的經驗，這些外勞大概有百分之三十，一個月內就會自動解約回家了。」他老道地說。

這個警訊，很快就應驗了。


不能做，就要遣返

送走最後一批人，我們精疲力盡的坐上回國際勞協的車子，半路上，手機就響了。

「這個地方，我們根本不能工作！」是穩重的楊，她的聲音裡全是驚惶：「我們在林口，電焊、鍋鑪、打鐵，沒有一個女工！怎麼辦？」

之後二天，國際勞協所有工作人員的手機就再也沒有斷線過。

「仲介說，我不做就要把我遣返！」

「根本沒有女生宿舍，他們要我住在男生宿舍裡，連洗澡都一起！」

「我的行李都還沒放下，老板就說不要女工，為什麼聘我們來？再把我們解僱遣送？」

「仲介已經訂好機票了，今天半夜就要來接我去機場！」

移民身份，最大的威脅就是處在「隨時可以被遣返」的壓力下，只要人一離境，一切明文規定的權利都無從追討。語言的劣勢、資源的欠缺、政策的自相矛盾，在在使得她們動彈不得。

楊被送到林口的鍋鑪廠、卡洛琳到了鹿港的五金廠、還有人在水泥拌鑄廠、鋼鐵廠、鐵沙廠、大型傢俱廠。112名女工離開自動化的電子廠，約有三十幾人無預警掉入重機械小型工廠。無法進入粗重工作的女工，次日凌晨就被仲介強押至機場遣返，好空出沒有外勞的「外勞配額」以讓雇主重新申請男性外勞。

2003年九月通公布的「外國人轉換雇主或工作程序準則」，第九條中明訂轉換雇主時，應以「公開協調會議」方式，辦理外勞轉出；同法第十條中規定，轉換「應依外國人原從事行業之同一工作類別」。但事實上，外勞雖然人到了現場，卻完全在封閉的資訊下，沒有選擇與拒絕的權利，更別說是協調了。而同工作類別，也幾乎是所有申請廠商照單全收，從麵包廠、碾米廠、到鐵工廠都有。在這個「搶人頭」的買方市場，不管性別、國籍、適用與否，只要搶到手了，不好用立即遣返，雇主就多了一個重新申請的外勞配額，仲介也多了一個與海外仲介公司抽成引進的賺錢機會，而不分青紅皂白被搶走又送走的外籍勞工只有一身負債地回到母國。

一週內，從南到北，果然幾近百分之三十的飛盟外勞，陸續回到三重原宿舍等待協商。有的人，護照、行李都還扣在仲介手上；有的人，機警地以手機拍下勞動現場的相片。沒料到，才為薪資抗爭完，竟又要再為工作權抗爭，而這次對象是不當的外勞政策。女工們指證歷歷、憤怒落淚的外勞影像上了報，勞委會不得不公開承認轉換過程有暇疪，不得不同意一一調查個案，再協調「二度轉換」的可能。

國際勞協耗費所有力氣一一與雇主溝通、遊說，總算讓數十名女工在政策夾縫中破天荒取得二度轉換雇主的機會，經歷了台灣首度稍有文明、有翻譯、有說明、依法行政的外勞轉換作業。楊與萍亞總算如願以償，相約一起轉換到彰化的零件廠，每天工作十二個小時，互相扶持，等半年後約滿返家。

卡洛琳的老板原本很客氣：「我們也是第一次承接外勞。本來想聘個男工，不知道怎麼會排隊等到一個女的。既然勞委會說可以再轉換，當然沒問題！她們外勞也是很可憐啦。」

偏偏勞委會的政策一攤開：「外勞配額轉出，雇主重新排隊」，老板立即改口，信誓旦旦向官員承諾會安排適任工作給卡洛琳，如何也不肯放她走。

「辛辛苦苦輪了好久才抽到外勞配額，讓她走，我們的損失誰來照顧？你們為什麼要幫助外國人呢？我們都是台灣人……」很多老板這樣說。

關鍵在配額。勞委會設了一套勞資互相牽制的政策，為配額只能你死我活，逼得承接雇主與外勞的利益衝突，逼得勞資無法共處，逼得沒條件的人只能鬆手、再無退路，粉身碎骨。

卡洛琳的眼淚直流：「真的，女職員都是坐辦公室的，在現場工作的，只有男工。我不是懶惰的人，在菲律賓，我也在工廠工作，也很辛苦，但這個工作我真的沒辦法做，我和維琪試了幾天，腳都腫起來了。真的，我想賺錢，不是不能做我不會堅持的…..」

雇主不放人，被迫又要回到原廠「安排適任工作」的外勞們，包括維琪，都立刻作了決定：「不必再試了！再做下去只會逼我們自己解約回家。夠了！我再也不想待在台灣。」

唯獨卡洛琳不肯。她睡不著，眉頭深深陷落二道刻痕：「我連從馬尼拉機場到家裡的車錢都沒有。至少要等到飛盟的積欠工資發下來，我不能現在離開！」

這些離鄉背井外出打工的女人，都有一身的勇氣與能耐，得以應付最難堪的對待，與最窘困的處境，可她們的移民身份這樣脆弱、不堪一擊，除了認賭服輸，就只能奮力忍耐。留與走都是豪賭，而卡洛琳的籌碼這樣少：「唉，這個決定是對的嗎？有別的路嗎？」

最終，只有卡洛琳扛著行李，一個人回到她才剛逃離的工廠。


再查，再查也是一樣

過年期間，斷續收到卡洛琳的簡訊：「我的工作還好，清洗機器、掃地，很忙，但沒讓我做我做不到的事，我會忍耐。」我暗自祁禱：「至少，捱到還完仲介費吧。」工人的命運幾乎都是這樣，想翻身是絕不可能了，只能拼命找出路，在結構性的困局中，少輸為贏。

但相安無事的日子不到二個月，掃地的好時光過完了，卡洛琳開始被要求上線做粗重的搬運與鑄造工作。

春節剛結束，她打電話來，一開口就是哭：「怎麼辦？老板要逼我做很難的工作了。我說我不行，領班就一直罵我，說不能做就回菲律賓呀。」

「卡洛琳，別哭了！我們早知道會這樣不是嗎？打電話給勞工局要他們到現場調查。」

「領班一直罵我笨，我聽不懂他在說什麼，但他很凶…」

「所以？」

「我生氣了，我對他們說：走就走！我不幹了！」

我心中一緊。糟了！外勞在台灣是沒有轉換雇主的權力的。除非是受照顧者過世、原雇主放棄聘用、或關廠，基本上不論工作條件如何惡劣，外勞是無法如一般本地受雇者以辭職篩選壞老板的。外籍勞動力商品的特殊性，在於限業限量限期引進，一律採最低薪資。再如何糟榚的勞動環境，只要不是明顯違法，外勞若要辭職，只有遣返一途，再沒其他出路。這下可好了，工廠原本就想找個男工，現在總算逼得卡洛琳自己說出解約，看來遣返的動作會很快了。

「我知道我說錯話了，可是我真的很生氣，他們一再欺騙我，而且在那麼多同事面前大聲罵我，好像我是個傻瓜，沒有自尊心。」她說著說著，反倒沈著下來，她知道她沒犯錯，卻要承擔惡果。

當天夜裡，卡洛琳就被送到機場了。抗爭磨湅來的經驗與膽識，卡洛琳不哭了，她進了海關，等仲介離開後，撕掉登機證，逕自找了航警，冷靜地連絡勞委會，要求官方履行過年前承諾的勞動調查，並住進庇護中心等待勞資協商。

台灣官方找來菲律賓在台辦事處的官員，雙方都勸卡洛琳息事寧人，離職書都簽了，就回家吧。
「菲辦就怕麻煩，一出事，只想快把我們趕回去。他們都不想一想，幾百萬的菲律賓海外工作者，每年幫我們的國家賺多少外匯，填補政府財經政策出問題的漏洞？所有的官方都不可信任！」卡洛琳幾乎是不屑的。

「這個案子過年前不是調查過了嗎？怎麼又要再來一次？」地方勞工局也不耐煩了。

「年前說要調任她能負荷的工作位置，年後就換了樣。是你們要卡洛琳先去做，出問題再協商。」

「有的外勞真的很壞，你不要只是聽她單方面說辭，我們台灣的老板和仲介要不要生存？再查，再查也是一樣！」仲介說。

果然還是一樣。調查、協商結果是卡洛琳解約返國，沒別的選擇。一群工人還有集體抗爭、改變政策的可能，一個人又如何形成壓力呢？卡洛琳第三度被送到旅行社，等待一早的班機飛回馬尼拉。當天半夜，她什麼證件、行李也沒帶，一個人走出旅行社，直奔車站。

在北上的夜間巴士途中，她打了最後一次電話給我。


鬆動一點活路

根據勞委會統計，截至2005年五月份止，共有1萬7959名外勞逃跑，其中男性4731人、女性1萬3228人。上個月警方共查獲538名逃跑外勞並遣送出境，其中男性167人、女性371人…………。
卡洛琳會是這連串統計數據中的那一個呢？逃走，由於無法自由轉換雇主，唯有從這個天羅地網中逃走，才能鬆動一點活路。而逃跑，也使她從「拿不到薪水的關廠受害者」，一夕間成為「勞委會與警察局全面通緝的非法外勞」，她從一個汲汲可危的強制遣返處境，被迫藏身到更不安全的非法身份。

我還是會斷斷續續收到卡洛琳的簡訊。她在台灣的某個角落勞動、生存下來，看見警察就害怕，不容易在新的勞資關係中議價，陷入更底層的勞動。飛盟積欠的三個月薪資總算由勞保局代壂發放給所有的本勞外勞了，但外勞部份都被先扣了百分之二十的高額稅款，卡洛琳及其他被迫返鄉的外勞們，都沒機會出面為自己辦理退稅了。我只但願她平安健康，畢竟沒有健保、勞保護身，在台灣是沒條件生病或意外的。

我想著她在他鄉異國艱辛地求生存，一如我認識的許多移民勞工，她們來來去去，從低度發展的國家移動到貨幣價值較高的國家，賺取當地最低廉的工資，學習以有限的資源生存下來，想盡辦法還債、存錢，為個人或一整個家庭尋求更好的出路。這個夢想，不一定會實現，且多半陷入更慘烈的處境。

有時候我會擔憂。當國際勞協又接到逃跑外勞為躲警察而從高樓摔死的案子，我心中不免想到卡洛琳。若真被警方發現了，就束手就摛吧，別反抗了，不要付出更大的代價。真的，弱勢者只能少輸為贏。

有時候我會放心。想著她好不容易免去仲介巧立名目的高額抽成，好不容易可以自主找工作、換老板，也許真開始存錢、還債了也不一定。卡洛琳一向很會打理匯兌事宜，總能找管道挑選穩靠的地下金融。

卡洛琳奔逃的剪影不時出現在我眼前。我彷彿看見她飛快奔跑時，疾揚的長髮，移動的身形，在初春的夜半街道上，踉蹌前進。再前進。（原刊於2005.10.11～12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得獎感言：

知道得獎的消息時，我們正為了821高雄捷運的泰勞南北奔波。一千七百多名忍無可忍的卡洛琳，終於以集體的抗暴行動震驚全台，SNG車開進外勞宿舍，把窘迫的、堪稱奴役的勞動條件送到大家眼前。而這已經是台灣立法引進外勞第十四年了！

我有幸，長期貼近基層勞動者在有限的條件下奮力搏鬥、挫敗擠壓、長出／或沒能長出力量的歷程。我有幸，共同參與衝撞體制的抗爭，並撕裂般地被滋養與改變。如果我大量使用「我們」作為敘述的主詞，那確實是因為行動的背後是組織性的支持力量，而一起熬夜打拼的素香、靜如、燕堂、醒之、競中…也是作者欄中必須被併列的名字。

記錄弱勢者用力發聲的歷史，是集體實踐的一部份。而得獎無疑會有加倍擴音的效果，獎金對勞協房租的挹注也著實令人高興。真的很高興。

鐵盒打開了...

六十年前的春青。十四個至今倖存的台灣阿嬤，細細回溯彼時才13歲至25歲芳華正茂的生命，一段被騙、被欺、被迫的沈重歷程。

鐵盒的隱喻，卻來自一個早已不在場的李米順。二次大戰期間，二十餘名台灣慰安婦被迫隨著日軍在菲律賓叢林逃亡，李米順將一束頭髮及指甲裝在鐵盒裡，表示若不幸命喪他鄉，請其他女孩幫忙帶回故里。戰後，陳樺履約把李米順的鐵盒帶回台灣，一併其他慰安婦的記憶，就此積沈六十年。

烽火中裝載著青春印記的鐵盒子，封顉著什麼樣的故事與身世？一直到1992年，台灣慰安婦開始集結、行動，歷史的切片才隨著一聲聲沈痛的控訴，慢慢從鐵盒釋放出來。「鐵盒的青春」是台灣慰安婦十幾年來抗爭運動的記錄與史料，個人的生命得以在集體行動中淘洗、直視、呈現。

輯一收錄的十四名「阿嬤的故事」，是全書的主軸。作者以地域作為切割分類的座標，分別以「瓊州悲歌」、「蓬轉東南」、「萍飄四方」敘述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台灣女子被強迫、或受騙帶至海南島、東南亞戰地慰安所工作，及原住民少女就地在駐營部隊被逼無償提供性服務的故事。輯二的「漫漫求償路」則鉅細彌遺詳述台灣慰安婦求償行動的歷程，兼及韓國、荷蘭、菲律賓相關行動的報導與對照，以至近年來對日本殖民歷史的殊異詮釋，引發極右派親日人士對慰安婦的不同解讀。

十四個故事像是一面地圖鋪置在歷史的景深前。作者寫人，但從地理著手，先以詩歌引入整個地理人文背景的經緯，讀者於是站遠了，看見一個個台灣養女、女工、女學生、甚至新嫁婦，在軍國主義的戰火煙硝中，從殖民地港口跨越國界移動到另一個軍營駐紥的陌生地，貧窮、殖民與戰爭是年輕女性跨國流動的引線，鐵盒裡的記憶一寸寸出土。

這份田野資料的收集，應該是同時搭配整個求償、訴訟、要求真相的運動需求，對整個慰安婦召募、運送、勞動與管理的過程，有證詞般的反覆陳述。就性勞動本身，慰安所有一整套制式的工作標準，包括休假、生理假、四六拆帳、保險套、體檢等，但從殖民地運送來的婦女，若不是受到拐騙（到海南島食堂洗碗），或是軍警強迫逼從（「你被抽中了，要為國家、為軍人做些事。」），就乾脆是半路上直接被捉走.....青春至此轉了向。戰後，那些永遠無法兌現的存款帳戶，還有不斷的自責、污名、生心理挫傷，是更大的禁錮，有人甚且長年吃素以消罪孽。必定是上輩子造了孽，不然，不然怎麼解釋一生不做壞事，卻要承受這樣的惡果，犯錯的人卻毋須負擔責任？如果是非不分，受壓迫的人何以自處？

鐵盒被帶回來了，打開了，我們這一代人，如何對歷史交待？我們曾經如何討論、對待、行動？你不能假裝看不見。（2005.8.7中國時報開卷版，評「鐵盒裡的青春」／天下遠見文化公司）

家庭職場應立法保障

（本文部份分別刊登於20050531蘋果日報、20050809自由時報）
她們為什麼不反抗？

數十名越南籍女性看護工，疑遭受中友人力仲介公司負責人父子性侵害事件，震驚台灣社會，同時也暴露外籍家務工在台灣「無法可管、無法可保」的窘境，致使仲介得以壟斷資訊、上下其手，而外籍家務工卻不敢聲張、無處求救、身心飽受傷害！

前後有數十人遭到性侵害，很多人都疑惑：為什麼她們不反抗？為什麼她們不離開？為什麼她們不敢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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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回答這個問題，追根溯源，恐怕台灣的外勞政策才是原凶。

台灣的外勞政策中，一般廠工、營建工還受勞基法保障，勞雇雙方要終止勞動契約有一定的規範，而家務工則完全處於法外孤兒的封閉狀態，連勞動檢查、外勞查察都不易走進家門，仲介或雇主才得以「解僱遣返」威脅外勞就範。來台前，泰半外勞都需借貸繳付折合新台幣十幾、二十萬元的高額仲介費，若遭遣返則意味著一身負債地回到母國，這也使得多數外勞只能選擇忍氣吞聲。另一方面，外籍幫傭、看護工的勞動場域與生活私領域高度重疊，全天候待命、經常全年無休、沒有同事、資訊管道封閉，導致他們在台的社會關係經常是斷裂的、孤立的、被區隔的，相對的，他們的社會支持系統也十分薄弱，若公權力不主動介入進行勞動條件規範、短期照護的承接，悲劇也就是「意料之中」、「預期之內」了。


在台灣，外勞市場根本是一個單向的買方市場。理論上，資本主義的勞動力市場裡，勞雇雙方有限的「自由」買賣維持了勞動條件的穩定、平衡，太惡劣的雇主，工人自然離職他就。但台灣政府卻對合法引進的外籍勞工立下「不得自由轉換雇主」的緊箍咒，使得手上握有外勞配額的雇主、仲介，可以為所欲為，掌有外勞的生殺大權。政府將照顧老、弱、殘、病、幼的責任丟給個別家庭承擔，開放廉價外勞以因應沈重的社會需求，卻未在制度上保障家事服務業勞工的基本勞動條件，幫傭、看護工的休假、工時、居處等都沒有規範，任令家庭職場封閉在私領域裡，受虐、性侵、五六個家庭輪流使用、全日幫傭兼小店跑堂、精神耗弱自殺…….等彷如奴隸制度下的勞動處境，也就一點也不稀奇了。

當制度、法律都站在加害者的一方，她們如何反抗？此次越勞集體遭受性侵的案子曝光後，勞委會公開表示願意專案協助這些受害者出面打官司，但我們也要反問，司法真的幫得了、保護得了這些外籍勞工嗎？

首先，外籍勞工來台居留年限嚴格控制一次最高三年，若屆期一審尚未判決，恐怕不免成為一個「失去原告的法庭」，誰來幫她們討公道？其次，陸續向越勞中心求救的看護工中，有幾位是當時不堪性侵而逃走的，她們的身份因為逃跑而成為「非法外勞」──是的，就是長期以來勞委會結合警政署佈下天羅地網四處查緝的「逃跑外勞」。她們從受害者的身份，一下子成為被追緝的罪犯。若要挺身而出，先得面對合法變非法的司法制裁，如何自保？當這個制度，一再讓「受害人」被迫成為「通緝犯」，司法又如何裁斷是非？

家庭照護，國家承擔

家庭照護制度不足是國家失職。長期以來，政府將老弱殘病的基本照顧丟給個別家庭解決，早形成台灣中下階層沈重的負擔，於是，1992年起，立法開放引進廉價的外籍家務工來填補這個龐大的社福需求。至今，已有高達十三萬的外籍家事服務勞動者，散落在台灣個別的家庭、或醫院、療養院裡，以長工時、低工資的勞動條件，持續修補著台灣社會福利、照護制度的缺漏。諷刺的是，由於家庭類勞工被排除在勞動基準法的適用範圍外，使得這塊殘缺的公共社福領域徹底私人市場化，勞動者完全沒有工時、休假、工作內容與勞動條件的基本保障。

這群散佈在各醫院、家庭之中的外籍勞工，有九成為女性，她們的勞動條件十分特殊並孤立，經常一個雇主聘僱卻三四家輪用，也有忙完早餐送小孩上學後，還到雇主辦公室當無償小妹；她們行走動線十分侷限，二十四小時與雇主相處，卻沒有勞工保險，不受勞基法保護，工時與休假更是得靠個人運氣而定；她們作為台灣社會的短期移工，千里迢迢來到台灣以勞動補足社會福利的不足，照顧老、殘、病、弱的家庭需要，為穩定台灣社會發展貢獻心力，卻在侷促的工作場域，同時承受種族、階級、性別的多重壓迫。

有時候，由於受照顧者的具體處境，也確實需要一個全天守候的看護者。於是，家有重症病患，不免要掙扎於「要不要讓外勞休假？」的矛盾情緒中。理性上，外勞是人不是機器，不能無限制使用；但現實上，台灣欠缺周全的臨時社區照護制度，病人家庭得不到政府的奧援，只能選擇依賴、並變相壓迫更弱勢的外勞，或者由外勞自願以全年無休來滿足病人的需求。這個社會最弱勢的二群人，在國家失職的狀況下，由互相依恃至形成擠壓，雙方都成為結構下的犧牲者。

家庭類勞動，立法保障基本人權

「家務勞動公共化」是我們一貫的主張。過去，家務勞動泰半由女性承擔無償付出，如今隨著工業型態的轉換，總算把家務勞動正式當作一項被承認、要付費的「工作」，我們積極主張國家應直接介入，將家事服務勞動法制化，未來不管是理想上的國家直接負擔（回歸社福的照護制度），或仍依現制交由市場化解決（輔以扭曲的廉價外勞政策），至少都對家務「工作」有基本的規範與約束，也讓家庭類勞工都受到最起碼的保障。

2003年國策顧問劉俠遭心神喪失的印尼監護工薇娜攻擊事件後，由台灣國際勞協主動召集十數個外勞團體組成「家事服務法推動聯盟」（Promoting Alliance of Household Service Act, PAHSA），費時二年餘，共同完成工人版「家事服務法」，規範家務勞動條件及勞雇、仲介責任，讓公權力介入私人的勞雇契約，要求工時明確化、強制納入健勞保、明定休假休息權益、居住空間保障受雇者隱私權、女性保護與性侵犯預防、明確界定勞動內容、訴訟補助及安置收容．．．．等基本勞動人權保障。不分本籍、外勞，適用所有家庭類勞工。

面對工人團體多年要求儘速制定「家事服務法」的訴求，勞委會卻以家事勞動具有「個案化」及「多元化」的特性，不便訂定一體適用的法令，而轉以研擬「定型化勞動契約」替代。事實上，目前所有的家庭類外勞來台前，都與雇主簽定勞動契約，這份契約，基本上也幾乎是「定型化」，大同小異，但外籍家務工合法引進十三年了，這樣的契約若真有約束力，民間外勞團體也就不必到處救火、補漏洞了。再者，若以個別的勞雇契約為約束，一旦勞／資任一方違反契約，就成為一般的民事糾紛，而民事糾紛無非就是法庭相搏，連本籍勞工都禁不起曠日費時的法庭程序，更何況是隨時可能被遣返的外籍工人？

「定型化契約」不過是讓勞工行政主管機關逃掉他們的責任，讓家務勞動更加邊緣化、人肉市場化。多年來，不論藍綠政府，在勞動政策上都不約而同地朝「勞資協商，國家退位」推進。這在工運發展強大的地方，也許還行得通。但台灣的勞工運動發展不過這十數年，力量有限，勞資協商等於是放任資方打工人，無視於小工人和大老板在法律及資力上的不對等位置。而以外籍幫傭、看護工來說，家庭內的職場原本就孤立、封閉，再加上勞動者的移民身份，使得各種社會資源的使用、取得更加不易，所以，更需要國家積極介入，定出法律依據，一旦有爭議出現，由國家直接依法辦理、處罰、仲裁。

「家務勞動公共化」是台灣政府不可迴避的議題，而在全面社會福利介入、承接個別家庭照護前，不管是「一體適用勞基法」，或另訂「家事服務法」，基本法制化的工作規範是一個基本人權的問題，這不是「爭福利」，不能以「增加雇主成本」的擔憂作為抵擋。事實上，對於原本就有合理勞雇關係的家庭，並不會增加成本，若真有雇主無力負擔的部份，那當然要指向政府，由國家解決問題，而不是以壓榨看護工／幫傭為替代。

保護本勞就業，外勞不應成為政府失職的替罪羔羊

日前，勞委會新任主委李應元，匆促宣布大幅放寬家庭類外勞引進，引起本地看護工就業市場的衝擊，似乎又是外勞搶了本勞飯碗。我們認為，這正是政府一貫以廉價外勞掩蓋國家失職的典型例子，本地工人失業，卻由外勞成為替罪羔羊。勞委會不面對因高捷泰勞事件而暴露的外勞仲介問題，不解決巴氏量表不足以反映家庭照護需求的問題，不檢討家庭類勞工因無法可保乃至一再逃跑、受虐的實際問題，就逕行宣布新政策，表面上看起來，是討好了家庭照護未獲滿足的家庭，但事實上，不過是以外勞作為擋箭牌，把國家的責任再一次丟給弱勢家庭承擔，且打擊正在建立中的本地照護產業，讓弱勢之間的對立轉移社會焦點。

我們支持外籍勞工的基本人權，也同樣悍衛本地勞工的工作權，更堅決主張家庭照護是國家大事，弱勢家庭應受到完整的照護。

如果外勞政策是服務於少數資本家對廉價勞動力的需求，以及掩蓋政府對基本國民照顧體系的疏失，我們反對現行的外勞政策，反對引進廉價外勞到台灣淪入最底層的、壂腳的勞動後備隊。同時，本勞／外勞的利害原本就是一致的，外勞愈受壓迫，本勞愈機會；唯有提高外勞的勞動條件與本地工人漸趨一致，才能保障本地工人就業安全。當整體的勞動條件都受到一致的保障，本勞外勞相挺門陣，才能逼使政府擬定完善的照護制度，而不以踐踏最弱勢者來填補次弱勢者的不足。

家庭照護不應放任市場化。在國家全面掮起照護責任時，至少要階段性提供短期、假日的臨時照護，不分本籍、外籍，讓重症者家庭及全職看護工都有喘息的機會，扶持互助。

我記得

小樹三歲後才開始有意義地對話。

相較於一般小孩，她的詞彙極少，於是我發明一個遊戲，母女倆偶而躺在床上玩睡前的單字接龍遊戲。

例如，我說：「彩色筆。」小樹說：「電腦。」動詞名詞不分地一直串下去，有時對方起了個「阿舅。」的頭，便相互繞著把各個親屬都說一遍；有時詞窮了，有個人想到「唱歌」，又可以接連到「快樂」、「跳舞」...等另一個詞庫。

她的發音老不準，但很得意自己可以從「畫畫」、「畫紙」、「畫筆」就打混地接連過了好幾關。

現在她已經四歲多了。
於是我們的遊戲也要進階。
昨天晚上，我們玩一種「我記得...」的遊戲。

媽媽：「我記得，小樹和爸爸媽媽一起到花蓮，在田裡一直跑一直跑...」
小樹：「我記得，在花蓮還有珠珠在照相，我們在海邊撿石頭...」
然後我們一起愈記愈多。
媽媽：「我記得，小樹不見了，一直哭，打手機給媽媽。」
小樹：「我記得，奶奶和皮皮和我一起去公園玩。」
.............
我還聽到一個秘密
小樹：「我記得，在小鹿班，浩亭和志方一直害我、打我。」
媽媽：「很痛嗎？」
「嗯。」
「你哭了嗎？」
「嗯。」
「打回去了嗎？」
「沒有。」
「那怎麼辦？」
「哎喲，」她不耐煩了：「換你記得了啦。」

被拒與受挫

射手座的孩子，很快很快的，就不喜歡上學了。

小樹缺朋友，幼稚園的小朋友讓她興緻勃勃，但一週後，幼稚園無聊的規範也讓她寧捨熱鬧，也要自由。

於是，三不五十，她就哭哭啼啼：「我不要上學！不要上學！」

真拉去了學校，也不見得真受什麼委屈，放學後仍是說「好玩呀！」，可第二天又不上學了。
「媽媽，我要跟你去上班。」她說。

她的記憶中，我帶她上班，若不是開會就是辦活動，人來人去是個活絡的空間，我又不約束她的行動，想必是比學校裡自由多了。她想不透為什麼我這麼狠心不讓她跟。

除了自由，小樹對上學的複雜情緒，我想還有一個她隱而未說的因素：多半是校園裡的弱肉強食。孩子們是很殘忍的，猜想她受了點欺負，又愛又恨，忽好忽壞的人際關係，向來被大人們、及巷子裡較年長的孩子所寵愛的小樹，一時間不知怎麼擺放這樣複雜的關係與感受。

我們片片段段撿拾到一點殘遺，例如：「我不喜歡浩亭哥哥了。」、「沈惠傑和我一起睡覺，她和我玩。」、「國華哥哥不和我玩。」．．．．

不再是全面受寵的關係位置。小樹算經驗到被拒絕、受挫、被欺侮了。很好。

問她，她不太直接回應。但放學時的神情、半夜裡睡夢中的囈語，都會反應這些不穩定的情緒。我在連絡簿上問老師小樹是否與同學吵架、打架？老師說：「她不打人，說話很大聲時，我會制止她。」我知道她不擅言詞，但情緒激動時會大叫，可這大叫顯然被壓制了，她又不會使用行動，多半就只能哭哭啼啼了，再就是請大人主持正義，可這樣的行徑，可想而知，更叫發怒的小男生討厭。

很好的功課，小樹要慢慢長大了。

畫畫

小樹會畫畫。畫得奔放又傳神。

不過她膽子小，只會重覆畫她擅長的小人兒，要她畫些別的，她多半推說：「哎呀，你畫啦，我不會畫。」

於是我有時得被她迫著畫。

她總是，一直是，很認真且很崇敬地：「你好厲害哦。」

真心誠意。十分感人。

她偶而也會裝模作樣邊看人邊畫，邊叫你別動，鉛筆上上下下考慮似的，像個專業的素描畫師。後來，她一度喜歡拿原子筆在小人兒身上畫花紋，小人兒身體變大變長，塞滿了細捲繞圈的線條，頗富時尚。我後來又教她使用彩筆，先是畫好了讓她圖，她用色大膽，紅的臉，七彩的衣服，雙手烏黑，隨心所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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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是上了幼稚園後，每天帶回家來一張A4紙，挎貝著呆板、制式、粗糙的方型、圓型、小鴨子等簡易圖型，要她們在框框裡塗好顏色。如此。我忍不住啞然失笑，深深慶幸小樹在上學前就開始天馬行空地畫畫了，不然線條與色彩的樂趣，真不知要被破壞、規訓成什麼樣子。

昨天，小樹首次出現非認識的人、以及有情節的繪畫。

她畫了二個側臉的人，說是：「賣水果的人。」

再畫了個攤子及蘋果，我說：「賣蘋果喔，沒有人買嗎？」

「啊，有啦。」她把畫本搶回去：「還有賣芭樂。」她最喜歡吃芭樂。

完成的畫上，有二大一小的人來光顧了，自然是爸爸媽媽和小樹。小樹的手上有一個大圓圈，造型和她增加在攤子上的芭樂一樣。

「小樹在吃芭樂啊？」我問。

「嗯．．．．。哎不對，」她說，很快又把畫本搶去，在圓圈下加了一直線：「我拿著汽球啦！」

真是，太豊富了。實在是好厲害哦，我也真心誠意的這樣讚美她。

上學了

說了好久好久了。小樹要上學。

她約莫三歲時，一回傍晚我帶著她經過台北街頭一個地下道，正值孩童放學，一窩蜂穿制服的小朋友突然從地底湧散出來，我脫口說：「啊，放學！」

她對那個變出小朋友、想像中還藏著無窮盡的孩子們的地下道依依不捨，趕路的媽媽只好死命抱起已經很重了的小樹穿越十字路口。她大哭大鬧，肝腸欲斷：「我要放學！我要放學！我要放學....」

從此知道，上學放學就是孩子們聚集之處。對上學的想像，像美好的星光，永遠在我對未來遠景的繪像中，忽明忽隱地出現，光芒四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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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我從歐洲晃盪回來了，每個月有一半的時間把小樹帶回家來。當然還是忙碌的（或者說，四個月的異地生涯後，回來很努力地投入同志們的辛勤工作中，以彌補之前不在場的虧欠。不敢懈怠。），拎著小樹東奔西走，開會、遊行、勞教、有的沒的。等廢票告一段落了，我開始留心附近的幼稚園。

那個歷程，之前鉅細彌遣寫了，不意間一個esc鍵，就此煙消雲散。經過歐遊四個月的長篇札記及影像都在最後一站的羅馬隨著手提電腦的遺失而不留痕跡，我已經對這樣的歷程太熟悉而難再扼腕。但正因為記錄過了，所以不可能再回頭重寫，就此略過罷。但騎著腳踏車和小樹在鎮上遊盪，找尋一個幼稚園的歷程，當然是我們的親蜜時光。

十月份，我開始到TIWA正職就位。結束了一年依依不捨的失業生涯。也就是在TIWA的外勞聚會，得知Joy也在樹林工作，老板娘就開個托兒所，溪北街，正在住處的隔壁街道呀。於是說了要去看看，也當然一再擱下，永遠有更忙的事。

過年前，總算抽時間打探清楚，公立國小附設的幼稚園，學費自是低廉許多，只收四足歲以上的孩子，開學前幾個月就要抽籤了，只能等下學期。於是就決定過渡期間到藍天吧，那個學校明顯好很多，稍貴，不符合我打算讓小樹上最低價幼稚園、只要和小孩子一起玩耍、不必管什麼教育學習理念的最初態度，但既是過渡，且藍天大半年來不斷殷勤來電，環境又好，又可以年前免費試讀，就試試看吧。

結果出發前陰雨綿綿，奶奶皺眉頭：「算了吧，改天！」

這一改，就在我車行出巷口時驚覺隔壁巷子新開張了一家幼稚園而轉了方向。

嗯，是因為地理位置。之前看的二家幼稚園，離家都有五分鍾的摩托車程，我原想不難，奶奶早晚騎一趟車也不麻煩，且家中還有外婆可以接應皮皮的照顧。但發現住處附近走路就可以到的距離，一下子改寫了我腦中的地圖。藍天就此出局。

新開張的企鵝幼稚園標榜雙語，註冊費及月費都是一般價錢的二倍，我這才驚詫地發現價差如此之距，而企鵝足以為傲的甚至只是「老師都大學畢業」，於是可以想像那些出入不少白膚黃髮的雙語學校（如十五年前我剛畢業時工作過的仁愛路圓環旁「畢安卡」，清一色的美國老師，匯集了台北市最有錢的小孩，接送小孩時母親們都談論著新近裝璌的吧台還是移民簽證．．．．），價格更是難以想像！而也正因著這樣一個打探，才發現Joy的老板娘的幼兒班只與企鵝隔了三戶，佔地面積相似，註冊月費倒是最低廉平價的，我當下就不作他想，居然是繞了一大圈，才在離家最近的地方找到小樹的落腳處。走路這樣近，連散步都談不上就到了，奶奶下午去接小樹時甚至可以牽皮皮的手一起走去，而我每早送她上課後，還有極優渥的時間閒散晃到車站搭車。

地利如此好。慶幸作了一個最好的選擇，慶幸奶奶原來對每天要向外婆借車且皮皮得代託之事是不自在的而我最終來得及發現了。

那麼小樹呢？

宿願得償，大約就是這樣了。2005年二月二日，舊曆年前最後三天開課時間，小樹以試讀生的名義，加入了佳育幼稚園。上課第一天，她很聽話地在睡夢中（前一晚還是依循舊例，和熬夜的父母弄到三更半夜才入睡）閉著眼上完廁所、刷牙、洗臉、奶奶餵早餐的同時媽媽幫忙把辮子綁好。然後我們三代三名女性，手牽手到幼稚園，和園長、老師打過招呼，她快迅進入小鹿班的座位，聽著老師的指示放下背包，眼睛盯著其他孩子們看，頭也不回地說：「拜拜～」

傍晚奶奶去接她回來，老師說：「啊，她適應得很好。很少看到這樣的孩子，很獨立哦。一般剛來學校，總有幾天哭哭啼啼，小樹完全不會欸！」

整個春節，「已經上學了」這個身份，使她得意非凡。

放完年假，二月十四日，小樹總算正式註冊上學了。

也曾經，她忽然驚覺「上學」與「和媽媽分離」成為二擇一的選項，剎那間神情凝重，堅決地把背包拿起，牽了我的手，眼淚就掉下來。天人交戰時分，小小孩說不分明那是什麼，但腳步不願再回到有小朋友的教室，老師一旁礛砎地陪笑臉：「哎呀她本來都不會這樣，昨天才忙得好好的．．．．」

深怕父母疑心院裡虐待孩童。而我怎麼會不知道呢？

小樹不過是一時的深情罷了。

「你不想和媽媽分開對不對？」

她哭了，點著頭埋入我的懷裡。

這樣難過，像生離死別。見怪不怪的園長，急急催我走：「沒關係沒關係，一下子就好了。」反身把掙扎的小孩硬抱過去，不讓她再見到我。

小樹哭得更悽厲了。我知道老師這作法是對的，一下子有別的更吸引人的事，她便忘了，可我很想和她再說幾句話呀，說個故事轉移注意，她總是很快就高興起來的，不必讓她硬生生砍掉呀．．．．可再杵在那兒就讓老師為難了，只好速速閃人。

水煮花椰菜

巴黎已經入冬了，我和魏禎宏相約在國家藝廊前碰面，我才剛用掉他早在一年前就預訂了座位卻因臨時要打工而不能來的戲票，免費看了一場舞蹈，而他在散場時分匆匆自才打佯的中式餐館趕來，見面時仍忍不住洋洋得意地說他今天整整作了四十幾個荷葉包。我們在寒風中繞過公園前行，他從背包裡掏出一個小玻璃瓶給我，裡面是洗淨切妥、水燙過的、顏色仍青翠好看的花椰菜。

「什麼佐料都不必加，真的很好吃！」這位大廚師說。

我脫掉毛手套，一朵朵小椰花倒出來就當作零嘴吃了起來，啊，如此原味清甜！至今難忘。[@more@]約莫一年後的現在，我看著他電傳來的幾幅新舊油畫，色彩如此飽滿流暢，構圖這樣迂迴張致，我的舌尖唇角不自覺回到那冷天裡的爽脆蔬菜味，清朗微甜，溫厚不膩。

我自十五歲便認識魏禎宏。那時我們都編校刊，初見面時很有點文藝青年的故作姿態，彼此偵試著。他長我一年，樣子長得白淨清爽，能文擅畫，看似高手，更讓人提防三分。可這人一開口，完全是個沒心眼的孩子，半點沒打算裝聰明，當下就把文藝青年的格調破了功，我也才對他自在起來，私底下喚他「小童」，彷彿要去性別了才能作得朋友。

很多很多年過去了，一直到他赴法讀書前，我才有機會再見了他的畫。那時他的版畫技巧已十分純熟，意境天真誠懇，如夢似幻的憂悒與不安，連死亡都花朵盛開。黑白分明，多年不變，還是我認識的那個少年小童。

他到法國十幾年間，藉由書信，我們似乎才比較熟稔。我開始收到他寄來的油畫相片，飽滿的色彩，每個畫面都有故事。創作裡的專注，呼之欲出。我心裡想：「嘿嘿，這小童可怎麼再寫小說啊？繪圖裡，想像與曖昧無限大，說不完。」果然一才不能二用，自此不再看他分心寫小說。

就我來看，三十歲之前，魏禎宏的畫經常是華麗的，生命力活蹦亂跳，有時不免太過張揚。一直到98年「黑色森林」的個展，我在台北的個展會場，好詫異地看見他大幅大幅的炭筆畫，這樣簡直是重體力勞動的一筆一畫，卻又好簡單的只是黑與白與直線條，大樹啊草原啊女體啊…..這才覺得他的畫筆安靜了下來。

這樣的安靜，後來就一直出現在他的油彩裡了。因為心平氣和了些，他似乎才得以不疾不徐把各種人物安置好，百無聊賴的、慵懶的、淗氣的、無所謂的、精力旺盛的…….各種人，都得以進入他的畫框找好位置，各得其所。

以上自然都是我作為一名觀畫者的噫測──也許正反映了我自己心態的轉變也不一定。而更真實的接觸是，我在2003年的冬天暫居巴黎，才得以看見魏禎宏作為一名畫者，竟是這樣一絲不苟地努力、做工、創作、反覆練習。這著實令我驚詫。我向來以為，藝術多少是有點仗恃天分的，不可解的天生密碼，再多的人為努力也不可得，這才令人讚嘆、仰慕、無以挎貝之。特別魏禎宏的畫這樣華麗，不由令人聯想是某種優沃的個人特質，彷彿作品也不過是最後的錦上添花，不必太花力氣。可我在巴黎看到的小童，確真是一個簡單紥實、步步為營的創作者。他不貪心，也不虛華，他甚至是太認真、太有規律地工作了，創作之於他竟也像是除草（他偶有的打工機會）、縫項鍊（耶誕節前他自製來賣錢的小玩意）一般可預期的工作。他畫畫是這樣辛勤、認份，一點都沒有捷徑，天天畫、累積著畫，認真到讓我覺得有損藝術家天份的想像。

在巴黎十幾年，魏禎宏的創作沒有斷過，打工維生也沒有斷過。除了搭車到城郊的畫室作畫，他就是帶小孩、油漆、搬家、翻譯、作餐….打工以謀生，平日也看表演也看展覽，累積點閒錢就跨出法國國界到歐陸其他地方玩耍。我總笑說，小童正是過著「一個完整的人」的生活：創作、勞動、生活、玩耍，不多不少，一應俱全。

他的畫，即便是個別人物畫，都像藏個未盡的故事，隱隱有個構圖上的張力在那裡。分明他畫中的人物性器官是這麼坦白不暐，偏偏你就是覺得陰陽兼俱，非男非女；而他的人與人的距離扭曲著，不管是無辜地睜著眼或神秘地閉上眼，你就是覺得有什麼發噱的事在默默發生，一轉頭彷彿就有人要笑出聲來了。可是他說，說得這樣輕鬆而沒有深度：「啊，我覺得這個手的姿勢很特別，想試試怎麼畫出來。」

他像營造工墊基、灌水泥一樣，很講究練功夫，基本功紥實了，人物的流動看來才有點幽默感。嗯，我想這是畫筆揮灑自如後才有的「餘裕」，有餘裕，人物與構圖就可以多些從容與幽默，即便是幽微陰沈處、騷動不安處，都相對自在安靜了。

這是我看魏禎宏的畫，及這個人。

小樹語言學之二

相片是二歲的小樹和三歲的柯南。

小樹三歲後才開始有意義地對話。

很快速的，她已經會說很多複雜的話了，語氣也多，詞彙少，所以聲音表情就特別重要。會重覆：「我生氣了！」、「我不喜歡你了！」、「媽媽，」她扳過你假作不在意的臉：「我已經，不喜歡你了！」...再狠毒的表達情緒的話，就沒了。

被欺侮時，只會哭哭啼啼找大人主持公道，真是討人厭的好學生。我於是教她：「打回去呀！」、「要叫他不可以這樣！」。

於是她學會：「皮皮，你不可以這樣！不可以！」提高聲量把玩具搶回來：「不可以，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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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半害羞半鼓起勇氣：「柯南，你不可以打我的頭！」然後很小心地輕輕地、簡直是作作樣子給大人看的，在柯南的手臂上小小碰觸了一下。

示意的字句如此有限，但已是很感人了。媽媽心中已是快慰，不作非分之想。

她獨自一個人，會自言自語玩遊戲。小樹一個人的時候，經常拿著電話、手機、或者可以佯裝成聽筒的梳子及搖控器，自言自語上十分鍾。我想很多孩子都有這個歷程，模彷及學習。自問自答，自得其樂。但小樹是這樣一個語言能力較緩慢的孩子，她的電話遊戲就因此很讓人好奇了。因為，平日說話零碎、詞彙不多的她，拿起電話竟是流利自在，許多大人般的動作及笑聲，如此索利老練，實在令人驚奇。

最常見是她拿著電話筒、或任何疑似話筒的長形物夾在肩胛間，喃喃說個不停，另一手且不時拿支筆抄抄寫寫例如：「哦，0921，嗯，369，嗯，什麼？哦，我知道了。」等等裝模作樣的姿態。可仔細聽她說了大半個鍾頭的電話（平時真正電話交談，若不是大人一句一步設計問答，她頂多聊上五句話就辭窮了，草草以：「拜拜～」作終。），內容可豊富了，情節、人物都有，語氣也多變，角色十分複雜。

「哦，真的啊？那麼，你要出來看看嘍？」她輕聲笑著，十分老練。

「那天，我看你和他媽媽在一起啊。....哦，那你們睡在一起嗎？....嗯，這樣也不行，可以啦可以啦...」

我印象中聽了一個幾近亂倫及黑道情殺的故事，暗暗詫異她從那裡學來這麼多平日聽不見的語彙。

倒是二週前週日開車載她從台北回樹林。

她一路睡至板橋，醒了，神采奕奕坐在後車座，張大眼睛看車窗外暗夜的車流。路經浮洲橋前的路口，對面車道塞車了。

「媽媽，你看～」她一手指向一輛輛塞在車道上的車子。「車子都站在那裡。」

「嗯，好多車子。」我說。

「為什麼呢？一個一個都站著，亮亮的。」她費力描述。

「因為，」我漫不經心：「這樣很好看啊。」

「啊，」她恍然大悟地說：「因為，他們想要變成火車。」

一輛輛私人轎車，於是在暗夜中成為一串串發亮的車廂，連成馬路上且行且停的火車。

小樹故事之三

小紅豆和小樹是好朋友。

小紅豆到小樹家玩，小樹拿娃娃給她玩，玩拼圖、玩騎腳踏車、玩吃東西、玩電腦、玩畫畫、玩彈琴....。

小紅豆很高興，一起吃飯，再來就回家了。

小紅豆很好，她是一個小天使。

小樹故事之二

西瓜、蘋果和香蕉一起去公園玩，玩盪鞦韆、玩溜滑梯，他們都很高興。

然後小白（這是剛剛才出現在我的前一個故事裡的白色貓咪）來了，小白也一起玩， 小白叫大家要回去吃飯了，小白作飯給大家吃，大家都吃很飽， 然後爸爸媽媽來叫他們回家了，西瓜、蘋果、香蕉就回家睡覺了。

小白也睡覺了。

還有二個故事，但我真忘了，情節完全反應她的生活。嗯，所有的創作原來多半是這樣，我的許多故事還沒在她的敘述中增加新素材與新想像，她的想像來源多半是把動物、水果擬人化，吃力地把她的生活簡單訴說。確實是吃力，她的詞彙太少，又不耐煩。

說故事

相片是二歲時的原住民遊行。

小樹喜歡聽故事。

任何時候、任何場所，不管她正哭啼著、吵鬧著、生氣著、悶著....，只要我說：「來，媽媽說個故事給你聽。」她立即著了魔似地停止一切行逕，乖順地走過來，窩進我的懷裡，就緒聆聽。

多半，我便邊說邊想著順口編一段有人物有情節有對話的小故事，有時長有時短，有時挺有心機地把她剛才不聽話的情節編進去作為「警世教材」，有時很打混的光是個情境描述就「大家就很快樂了！」，她從來不挑，只會要求展延：「還要一個故事！」

我於是也學會了，說之前會先聲明，「今天只講一個（或二個）故事哦！」訂好遊戲規則再進前，她倒也不鬧。

[@more@]

或者有時，我問她：「說什麼呀？」

「說….小紅好了。」

小紅是曾經出現故事裡的一個小女孩。

「啊不，說貓咪的故事好了。」小樹說。

於是我們就說了貓咪，還有其他，以及其他。

爺爺說：「哎呀她一要我說故事，我就頭痛了，我不會說呀！」

啊？就隨便說呀．．．．

這才想起來，說故事於我，向來是這樣容易，不必想。小學時回家的路隊，我作為路隊長，可隊伍一出學校五十公尺，立即自動轉成橫排，同學們急急嚷嚷要我：「再說一個故事！」而我有時說著書上看來的，有時自個兒胡亂編，也就一路到了家。

還記得那時偶有假日到吳明家作功課，我貪看她家訂的、不常在鄉下地方見到的國語日報，而她每要上廁所，就要我坐到廁所外的短凳上，「說一個故事給我聽！」吳明總是這樣說。

奇怪記憶中那多半是午后時光，她們家不知為什麼都沒人在，就二個小女孩，在結構長條形的眷村老房子中廊，廁所旁有個不到一坪方大小的透天小空間，種著一株桂花，陽光斜撒進來，我說著說著就出神了，似乎故事從來也沒有講完過，但吳明也不會計較，洗完手我們再一起回客聽，她作功課，我看報紙。

國小高年級一直到國中的那段時間，暑假裡我經常帶著附近的孩子玩耍，特別是年輕愛賭、又常離家的林媽媽家，有三個孩子，經常沒人照顧，姐姐偶而還會找我一起去林媽媽嫁洗米煮飯、幫小孩梳頭，這也很符合她自小展露的乖巧、懂事、有愛心。我多半是跟著打雜的。開始我獨力、主動發展出來的照顧孩子們的方式，似乎就是黃昏時坐在巷口雜貨店前的木椅上，孩子們一圈圍著我，聽我說一個個詭奇的故事。

何以說是詭奇？記憶中，那似乎是我開始很有意識編織複雜故事的開始，孩子們都上學了，不好以簡單的情節打發，我的故事總也說得很長，一直到媽媽們都來喊人了才散場，說好明天再續。如此說書生涯進行了好一段時間，直到我開始唱作俱佳把長髮披在臉上嚇得小君都哭了。

小五開始在課堂上寫愛情小說，我想都是這些說故事的延伸吧？一直到二十歲開始參加社會運動以來，回頭看這十八年，似乎再也沒胡說八道的力氣，偶有的書寫也多半以記錄運動中的人事物為主，這麼多精彩的生命都來不及寫下來了，哪有時間天馬行空？

面對小樹，我才發現說故事的能耐原來一直沒褪去，一直在，我們的床邊故事也就像河流慢慢流淌，讓小樹隨意走來喝水消暑，清涼自在。而我們也習慣了：「好吧，換你說一個故事。」

「你要聽什麼？」

「嗯，說一個貓咪的故事好了。」

她常常點餐，有時是「石頭」、「電話」、有時是「小熊」或「巫婆」，生冷不忌。所以我也可以點，天馬行空：「那你說一個，太陽的故事好了。」

這是我們的故事工廠，頭尾都可以無限開放。

小樹的第一個故事

「好了，我說完了，換你說一個故事給我聽。」我說。


暗自琢磨著三歲十個月的小樹，語言能力一直到半年多前才開 ，至今描述事物仍是敷衍了草得很，不太願意花力氣把因果連結清楚，要她說故事不知會不會太為難了。

「好啊！」

不料她答得乾脆，完全沒有講好講壞的得失心，就學著她媽媽，邊說邊想，水流到那裡算那裡，一開口也就源源不絕了。

為娘的我於是想幫她記錄下這些用零碎的語言，交錯著我與她問答形成的「小樹的故事」。

好啦，這是第一篇睡前交換故事。

[@more@]

我要說一個貓咪和熊熊的故事。

貓咪和熊熊在森林裡玩，他們是好朋友。

後來，他們吵架了，一直吵，小白兔就過來叫他們不要吵，煮早餐給貓咪和熊熊吃：「好了，不要吵了！」

大家吃完早餐就一起玩了。

然後，他們三個就都回家了。啊，不是三個一起回家，貓咪和她的爸爸媽媽，熊熊和熊熊的爸爸媽媽，小白兔也和他的爸爸媽媽，都回家睡覺了。

（小樹故事之二、三、四，後來都在pchome的網站大掛點時，被吞掉不見了。還有十數篇隨筆也沒了。大多是2004年至2005年間。沒法子。）

現在

那麼，小樹現在是什麼模樣呢？

開始學會說話的小樹，速度長成一名兒童的模樣，不再只是單音發聲，不再只是豊富的肢體表情傳達情緒，她有時過份慎重地選擇字句來表達自己，有時把幾個語彙快速串在一起，很了草地「說完了」。

她知道「上學」是一群小朋友在一起，她置身事外。

於是她說：「媽媽，我要上學。」上學兩個字說得特別用力，她甚且由於一再被拖延也知道，很認真地追加一句：「不要明天。」

「我要上學，不要明天。」她再完整說一次。

明天的「明」被她發成「棉」的音，我想她並不知道明天是什麼意思，但一再被以「明天」拖延無疑是令她提高警覺、十分不悅。

於是我糾正她的發音，她認份學習，再說：「不要，明─天。」

「過勞症」（Karoshi）在台灣

運動背景與源起

讓我們想想過去和現在的奴隸制度。
過去，奴隸被裝載在專門的船上，載往世界各地。
從某個角度來看，電車每天負載著過量的通勤者，是否更不人道？
難道現今公司的勞工團體實際上不具有幾分奴隸的意味嗎？
他們是以勞動力換得金錢。
他們的價值以工作時數來衡量。
他們無力反抗上級。
他們要求薪資的心聲無足輕重。
現今，這些公司的勞工，
甚至連過去年代受迫勞工的最基本快樂都無法享有：
與家人坐下來共進晚餐的權利。
………………
這是日本廣告工人失義之緒在隨身手冊上的隨筆，1987年，他死於連續超勞後的心肌梗塞，得年四十三歲。

1970年後期，為了應付石油危機，日本企業以stripped down／管理」為名，削減人並且增加個人工作量，員工的平均健康情況急速惡化，而過勞死問題也緊接著在日本浮現，接二連三的失義之緒一一病發、死亡，經過勞工、律師、及民間社會力量的爭取，終於在1988年六月十八日，日本七縣市開放「過勞死熱線」電話，提供相關賠償保險諮詢服務。

在台灣，自九０年代中期以來，「過勞死」的案子陸續上了報，從警察、檢查官、大學教授、專業經理人、公務人員．．．都有，主要顉定勞心的管理階層，不太出現基層生產線勞工的案例，且多半是媒體直接以「過勞死」定性，主管機關也不是勞委會，「過勞死」被當作積勞成疾的個人警訊，而不被置放在勞政體系的認定、勞工保險的取得、勞雇關係的爭議中處理。

工傷協會作為台灣唯一一個由職災工人組成、專注發展工傷勞安議題的社運團體，很早就注意到過勞問題是最具社會性的工傷議題，並在應接不暇的申訴個案中，整理具體事實，與工會幹部進行過勞症讀書會。到了九０年代末期，隨著關廠失業、大規模裁員愈演愈烈，長期與工傷協會合作的倉運聯、工委會、中時工會、台北市產業總工會也陸續發現相關過勞案例，透過工運組織性的調查與勞教，總算讓過勞議題在台灣公開上昇到對勞動政策的挑戰。

2001年，中國時報產業工會會員張肇義在工作中發生急性中風住院，工傷協會作為中時工會的勞安顧問，協助工會工作人員進入勞動現場，收集完整的第一線勞動資料，且對張員的同事作了非常細部的工作流程調查，並邀請台灣RCA職業病工人與工會交換經驗，而張太太也多次到工會合作地補足了很多病發前後的個人健康史、家族病史............經過中時工會全力投入的調查，總算逐步累積了第一個完整的過勞症基本資料。

而在與中時資方多次談判不成後，中時工會與工傷協會全程協同張肇義走完整個勞保局職災審查、爭議審議、行政訴願的漫長申訴流程，並同時申請職業傷病認定，且積極爭取工會代表、受害人家屬有列席說明的機會，首度打破勞保局「密室審理」的慣例。有趣的是，同樣受行政院勞委會主管，勞保局的職災認定與勞工局的職業病鑑定二個不同入徑的審查，最後卻出現二種截然不同的答案：勞保局的審議，最終勞工走到行政訴願還是敗訴；諷刺的是，地方政府的職業傷病鑑定委員會卻認定了張肇義是職業性過勞中風。在過勞認定的模糊地帶，勞保局先是審查不通過，駁回，後又依台北市職業傷病鑑定結果同意發放職災傷病給付，最後卻又在工人請領殘廢給付時表示之前判斷有誤，將已發放的職災給付逕行扣除、改為普通傷病…….官方態度反覆，二套制度自相矛盾，基本的勞保職災給付竟爾付了又退回，讓受害工人莫衷一是。但不管怎麼說，在工會與工傷協會陪同長達二年的爭取下，中時資方同意採用勞工局的職病鑑定結果，終於發放張肇義基本的職災補償。

如果不是工運團體組織性地深入勞動現場、陪同受害家屬全程走過審查程序，一個個過勞受害者也不過是官方棄置、駁回的不給付個案，連統計數字上都看不到。在張肇義的工傷審查過程中，我們也主動連絡甫上任的新科醫生立委高明見協助，以立院總質詢、開公聽會等方式，逼勞委會、勞保局正視過勞症的認定標準的不明、及審查機制的黑箱作業。2002年一月，工傷協會、工委會正式到勞委會門前舉行記者會，公開各式過勞個案，並正式定名「過勞症」，將過勞引發的傷病不只侷限在死亡案例。同年底，勞委會隨即公布「職業引起的急性循環系統疾病」的認定標準。官方修法動作雖然快速，但期間沒有調查、沒有研究、沒有申報，只片面挎貝日本舊資料，明顯落後於日本新修條文，引發職災工人強烈的不滿。

2003年初，工傷協會公布一系列過勞個案，引發媒體大幅追蹤報導相關議題。工傷協會、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中國時報產業工會、台北市產業總工會、及台灣區倉儲運輸業工會聯合會長期合作，共同深入調查過勞個案，在當年428工殤日召開台灣第一次過勞症研討會，邀請受害人、工會幹部。醫界、法界學者共同討論。2004年，上述團體進一步擴大舉辦國際過勞症研討會，邀請日本、香港、韓國的相關團體來台交換意見。

在經濟不景氣，企業裁員縮編與生產技術轉型的多重壓力之下，可以預見過勞症(死)的發生在未來還會更多。統整由工傷協會、北市產總、及倉運聯在最近四、五年來累積所接觸的數十個過勞症案例，申請官方認定卻泰半被勞保局以「與其職務無相當因果關係」為由打了回票，受害的勞工與家屬也無法求取相關職災補償。
工傷協會公布「過勞專線」，以民間自主的力量進行全國過勞症案例通報系統，廣泛蒐集案例，以做為國內過勞症研究與建立認定標準的起點，並要求官方在研究調查出爐前，應於勞保給付上從寬認定，照顧職災工人。

不景氣下的犧牲者

張肇義是中國時報資深的廣告主編，去年歷經大量裁員約六百餘人後，工作量與失業壓力遽增，不但原職位的工作人手大減，且各部門主管勸退員工動作不斷，其單位又被要求於下班後額外以私人時間在報社學習新的電腦全頁組版，並揚言無法學會者將被資遣。種種壓力下，張肇義睡覺時都出現「組版、相片、版面…」等夢話。俟後就在工作中爆發缺血性腦中風送至醫院，而張員在病發意識不清時，台大醫院職能訓練師詢問他有什麼感覺時，他竟表示看到的都是一塊一塊廣告接拼版的圖片或相片…….

翁俊賢在建設公司任職多年。之前是三個主任管一個工地，但近年來營造業不景氣，人事大量精減，一個主任要管三個工地，令身為工地主任的他疲於奔命。於是，在巡視工地作業的途中，他無預警地倒下，因腦中風成為植物人，至今無法言語、移動，家中三個孩子仍在就學…….

經濟不景氣，大規模裁員層出不窮，保住工作的工人卻在工作量、工作壓力俱增的狀況下，促發各式職業疾病，其中尤以突發性心血管疾病最為明顯，但勞保局的相關認定卻遠遠落後於現實，造成最弱勢的職災工人求助無門。近年來，工傷協會有多起於工作時間內促發急性腦中風的職災工人，卻面對勞保局未經詳細調查就草率判定非屬職災而領不到任何給付，工資與工作汲汲可危，職災補償也隨之一併落空。勞委會一面宣稱擴大職災給付，有關職災認定的審查工作悄悄地、全面性緊縮了，過去明顯判為職災的案例，現在卻大開倒車！

心血管性疾病由工作引起的案例，在日本、韓國多年追蹤「過勞死」的案例中，早已列為職業病，但台灣的勞政單位卻從未有相關研究。根據「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審查準則」第21條規定：「被保險人於作業中因工作當場促發疾病而該項疾病之促發與作業有相當因果關係者，視為職業傷害」。1986年，永豐工業公司王先生於用餐時與客戶洽談業務、情緒激動導致腦中風，勞保局依「工作時間」、「工作地點」、「因工作促發」三個標準判定為職業病；1995年，中國時報印刷工人程先生，在工作中心臟病突發去世，也被認定為職災。勞保局並多次在勞教宣導時以程案為例，宣示政府「照顧工人，從寬認定」的原則。

張翁二人是經濟不景氣下，企業裁員的典型犧牲品，勞保局卻認定其為普通疾病，而非職業災害，無視企業裁員帶來勞工作業環境的變動與失去工作權的憂懼。失業浪潮襲捲全台，工人正需要社會保險作為後盾的時候，勞保局更不應違背立法初衷，在職災認定上大走回頭路，而受害人的要求很卑微、也有實際：

1.職災審查過程透明化、公開化，爭議審議委員會應邀請家屬及同仁說明勞動現場。

2.整理勞保局職災審查案例，作為職災認定的參考準則，以免政策搖擺，工人受害。

3.全面展開心血管疾病與工作量、工作壓力的因果關係之通報、調查、研究。

4.反對直接、間接造成「過勞症」的惡質勞動政策，全面檢討工時彈性化、勞動派遣化、國營企業私有化等殺人政策。

反對只見「疾病」不見「勞動」的職病認定

「公司裡好幾個同事都已經得病了，職業病醫師卻一直推說還要等更多研究結果，人都快死了，究竟要我們等到甚麼時候?」

「像我們開貨櫃車的，整天都在車上，長期顛簸震動的結果，司機們都得了椎間盤突出；為了趕時間吃飯常不定時，一吃完飯又要開車，好多人都得了胃病或是胃癌。這些勞動現場的細節，醫師哪裡會懂?當然是工會幹部最清楚。」

「清潔隊的同事裡好多人檢查出肝癌，有好幾個已經過世了，同仁們人心惶惶，可是誰來進行調查呢？工會可以提出要求嗎？勞委會肯嗎？」

「勞保局派訪察員來蒐集工作現場的資料，結果訪察員不來問工人，跑去問會計，或直接找老闆，他們哪裡知道工作的狀況?知道了又怎麼會老實說？」

「申請職災給付被駁回，工會調查了一大本勞動現場的訪談資料，也不知審查委員有沒有看？當事人主動要去說明，還被拒絕。只看病歷，怎麼看得出我們裁員後一個人當三個人用的事實，醫生到底懂不懂啊？」

層出不窮的抱怨、不滿、傷心與憤怒，已經累積很久了。多年來，工傷協會、工委會協助多名基層工人檢送職病認定的案例，在勞保局的審查過程中，卻只調閱醫生證明，交付專科醫師審定，一旦工人有疑義，官方便躲到醫師背後：「這是專科醫生認定的。」不負起行政裁量的責任，拿職病醫師當擋箭牌。

實務上，醫師雖然瞭解流行病學的致病因子，但對於勞僱關係與勞動現場卻是一無所知，更缺乏足夠的時間人力實地進入勞動現場進行訪察；種種限制讓醫師不得不傾向保守態度，結果卻是罹病勞工難以獲得職災給付。工會幹部與勞工最清楚勞動現場的種種細節、勞動流程中細緻的管理控制、勞動環境裡有形無形的危機，然而在現行制度中，就算工人懷疑他的工作可能造成職業病，卻沒有任何的管道可以提出。

放到過勞症來說，這個問題更為明顯。什麼是過勞症？失業率與過勞症有什麼關係？不到百人的工廠一年內有六個工人因過勞中風／死亡算不算嚴重？一個月連續加班100個小時才算過勞嗎？工作壓力無法量化，過勞只和工作時間有關嗎？以工時為單一的認定標準，忽視不同產業結構與勞動型態的差異，是否能一體適用？經濟不景氣，業界普遍出現「以二個人的薪水請三個人做四個人的事」，勞工又怕被裁又怕過勞…….

過勞症是累積性的過度工作、包括工時及壓力，來自非自願性、不自由的勞動管理。過勞不只是個人健康管理問題，另有勞動關係上的不可迴避的社會意義。也就是說，過勞症的認定不只是醫療問題，更是社會問題。

職業病的認定原本就是勞政主管機關的職責，但職掌職災保險的勞保局，卻將責任全推給職病醫師，一旦工人對職災給付的審查有異議，官方便躲到醫師背後：「這是專科醫生認定的。」拿專科醫師當擋箭牌，迴避行政責任，也拒絕工人列席說明。實務上，醫師雖然瞭解流行病學的致病因子，但對於勞僱關係與勞動現場卻是一無所知，更缺乏足夠的時間人力實地進入勞動現場進行訪察；種種限制讓醫師不得不傾向保守態度，結果卻是罹病勞工難以獲得職災給付。工會幹部與勞工最清楚勞動現場的種種細節、勞動流程中細緻的管理控制、勞動環境裡有形無形的危機，然而在現行制度中，就算工人懷疑他的工作可能造成職業病，卻沒有任何的管道可以提出。

長期以來，職業病的審查、認定權力，掌握在官方、醫界的手中，工傷當事人及基層工會，完全沒有參與的空間。我們認為，真要落實職病防治，就應結合工人的力量， 工人要與職病醫師結盟，官方更應開放工會正式、實質參與職病防治體系，從通報、研究、調查、鑑定，都正視來自勞動現場的聲音。

職業病不只是「疾病」，不能忽略「勞動」關連的面向。我們反對現行由醫界「全包式」職病防治制度！官方應負起行政裁決權，將「醫學」與「勞動」二大領域等量看待，由工會與醫界合作，共同參與職病預防與認定的重要工程！

在預防過勞症方面：

1.)通報權：過往職病通報都由專科醫師負責。基層工會、聯合會、與工傷團體也應納入職病通報體系，且比照職病醫師給予補助。有通報，才有調查與研究，才能做好預防職災的第一道防線。

2.)研究權：工會在勞動現場發現「疑似職業病」，得申請官方補助研究，國家應釋出資源協助，進行以工會為主體的研究調查。

在認定過勞症方面：

3.)調查權：勞保局審查過勞症案件時，訪察員至勞動現場蒐集資料，應知會工會協同進行。且運用500億擴大公共服務專案，優先培訓工傷者擔任訪察工作。

4.)鑑定權：過勞症認定標準，醫學診斷與勞動現場診斷應等量評估，從寬認定。職災鑑定委員會應有勞工代表參與，並邀請工會及當事人列席說明。

官方對過勞症的漠視與無知，正反映出台灣集體職業病的黑洞。唯有工醫合作，才能讓真實的案例具體浮現。有了案例，才會促進台灣職業醫學的發展與研究。而工會積極參與職病調查，也才能真正為勞動現場的安全衛生把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