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1214處罰

我們處罰小樹，罰她貼著牆站，不能動，不能玩，沒人理她。她知道那是做錯事，所以被大人很生氣的對待了，她聲淚俱下，悲憤不已，淚眼汪汪找尋比較同情的眼光，求救。

三歲以後，小樹對罰站就開始反抗了。若是心軟的媽媽來執行，她背靠著牆，雙腳軟了，整個身子往下滑，癱著，抵死不從。我凶她，貫徹處罰的意志，而小樹則多半是不可置信地怒視我，好傷心我在親蜜關係中的背叛，她的雙腳下滑成跪姿、上曲成懸空，總之是不肯站，不肯進入被處罰的姿勢。只爸爸於她尚有點威嚇的作用，她宓縮著委屈貼著牆絞著身子站著，但維持哭嚎的聲量，展示不屈服的意志。

那樣一個好難溝通的年紀啊，處罰如若是作用是非判準的教導方式之一，如何辨識她接收的是什麼？我們只好傷透腦筋，想著，還有什麼彼此都可接受的處罰方式嗎？

真是，好難啊。

我於是能理解，那些個打人的老師。一大班的孩子們呢，要如何說清楚賞與罰？區辨不同對待的意義？且不能流於形式、或疲態？真是好大的學問啊。

我其實，總是同情老師的。特別是結構性的壓力經常在個別老師身上，沒得疏解最後又落到更弱勢、莫名所以的孩子們身上。但我們有機會看清楚嗎？

小學中年級的一個夏日早晨，我至今記得那日的蟬鳴轟然，班上有個叫小蓮的女孩，因為一題數學解不出來，整整罰站了半堂課在黑板前宛若天書的題目。臨下課前，老師狠狠地甩了她四、五個重重的耳光，聲量遠遠壓倒了蟬鳴，並用更大的聲量罵她是豬。

我知道小蓮並不笨。她的母親早逝，父親忙於營生，她的白襯衫經常穿到領口都是汗漬污垢，功課也經常沒寫，但她那時已經會煮飯作菜了，家中二個弟弟都要她放學後趕回家照顧。在那個瓦斯爐還不普遍的年代，才國小的她就會在短時間內把煤球燒得通紅，下鍋煮菜的身手俐落、聰明極了。但小蓮的數學總在及格邊緣。

那個夏天的早晨，很多人可能忘記了，班上的數學競賽已多次壂後了，老師的壓力猜想是到達極限。可是那個全班靜默、震驚的氛圍，我想很多同學都忘不了。至少我從來不曾忘記過。很多年以後，我從事勞工運動，在工人家庭裡也不斷看見和小蓮一樣的女生，勇敢、勤奮，但沒時間作功課，課業汲汲可危，以及她背後那個擔心的、又無能為力的父親或母親。彼時那個辱罵的嚴苛與嚴厲嚇壞我們了，老師手掌上的白粉筆甚至掩住了小蓮被摑紅的雙頰，看起來倒像是抹了一層粉。下課鈴響也在「豬」的罵聲中響起，老師氣呼呼地甩筆走人，那是個一班學生六十位，級任老師從早忙到晚什麼事都要管，班級的課業競賽壓力也讓一個還算認真教學的老師，氣急敗壞。

下課了，同學們安靜地從小蓮身邊繞出去，她的臉上仍殘留了粉筆印，她沒有掉眼淚，面無表情地走回座位。而我順著人潮，不敢多看她一眼，繞道走了出去，難受。同學之間沒有人再提起這事，放學回家的路上，我們還是假作無事地一起走，但那個難受一直在。

但我帶著這個難受的記憶成長，一直想弄清楚那是什麼。一直到很多年很多年以後，我投身工人運動後，我才磨出了點能耐能看懂當時的難受。

我想那個處罰是太嚴厲了，老師承擔的教學壓力在那個早晨宣洩到一個數學不好的女孩身上，我們集體目睹了一次彷如替罪羔羊的祭典，但卻震驚無以回應，只殘留難受的困惑與說不出口的氣憤。而這個氣憤因為沒有出口，我們有默契地繞開她，不是因為她壞，而是無法面對默不作聲、看似安全的自己，不知如何面對她紅腫的臉與殘留的白粉筆印。

從事社會運動後，我特別敏感類似的難受、困惑、不忍與說不出口的憤怒情緒，我想這些情緒是珍貴的，必須有個集體面對的機會，否則迴身就是內傷。對抗強權，有時相對是黑白分明、容易執行的，可同樣置身在弱勢邊緣的排擠拉扯，經常更是難以拉出線索釐清、對待，特別是資源有限、條件困窘，人們多麼容易就轉過身假裝沒事了。

如果那個時候，我有勇氣走過去協同小蓮擦掉粉筆屑，並且坦白讓她知道其實沒有人覺得她犯了錯；如果那時候，沒有力量但困惑的我與同學，可以共同討論彼此的困惑，我想我們的難受和行動都會不一樣。如果那時候，不論能不能、懂不懂、會不會做什麼，如果有人打破沈默，我想都比各自帶著難受回家好啊。我想像著，有多少孩子就這樣假裝沒事地回家了，爾後在一路長大成人的過程中，在下一次類似的情境中似曾相識地再度繞道而行，不自覺地複製同樣的處境與反應／不反應，乃致於在成年後，理所當然地成為那心中暗自感嘆人情冷暖卻無能為力的大人………

處罰的當事者與旁觀者，有沒有機會、被影響了什麼，真是好大的一門功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