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愛的大樹：
天氣慢慢進入夏天的氣味了。
陽光與風俱足，我不知是自我催眠、還是生理反應，
整個人都進入徹底慵懶的狀態，想安靜入睡。
事瑣而繁，壓力、緊張、焦慮都有。
擔心給孩子不舒適、不愉悅的生長氛圍，
所以會提醒自己：就簡單一些吧，就一步步進行罷，
並不真是那麼趕、那麼急、那麼來不及的。
我正在，為了另一個生命而試著改變自己，讓出條件來。
這也是孩子給我的禮物吧？
也許，第一個受惠的，竟是我自己呢。
孩子的爹呢？
之前，我們一起經歷「害怕」
──啊，這個害怕，恐怕會一直都如影隨形的罷？
誰知道呢？
誰知道個別的生命還要付出多少代價、改變，以承擔一個新生命成長？
我們會因此而更成熟？或者是更焦慮呢？
早晨與你在床前道別時，
半睡半醒的你，總也下意識地瞇著眼、漾出一臉笑意來..........
這是我親愛的、親愛的情人，滿溢出來的眷戀與不捨啊。
有了孩子之後，生活會成為什麼樣呢？
不再只是我與你，
孩子會在半夜哭叫，而精力盡的父與母互相推擠著起不了床嗎？
我但願孩子是蜜糖，
我們的愛情是夏日冰鎮的檸檬汁，
酸而微甜的滋味，清心、醒腦、提神、流暢而歡欣自在。
2000.5.8
（檸檬桉懷孕二個月的電子郵件）
1999年7月1日 星期四
親人
1999年收錄於「日日春」一書
自在、溫暖如母親
1997年十月，在中正國際機場，同伴們把紙碗串成的花圈套在我們的頸上，大聲喊著口號：「凱子外交，爛！爛！爛！公娼外交，好！好！好！」諷刺阿扁、李登輝都是撒銀子建立國際關係，唯有台北公娼是聯合國愛滋會議主動邀請，機票、食宿都免費呢。
步出出關口，麗君悄聲對我說：「呷到五十幾歲，這是我第一次坐飛機，第一次出國欸！」她握緊我的手，又要笑又要嘆氣。
[@more@]
晚上下榻在馬尼拉的旅館，我賴著不回房，窩在麗君的床上，她的身子整個偎過來，捏捏我的手臂：「這麼瘦巴巴的….」，我半抱著她暖暖的身體，幾乎要撒嬌起來：「晚上我就睡這裡了。」就像是，跟媽媽要賴，完全沒有距離的。
在很多公娼的身上，我感受到的放鬆與親近，是如此的接近我的母親。她們的身體是自在的，接觸是開放的，溫暖如母親。
勞動控管與身體的抗爭試驗
和公娼姐妹們初識，正值阿扁倉促廢娼時刻，整個社會對於「煙花柳巷」充滿了窺奇的試探，蜂擁而來的善與不善的人潮。面對異樣的眼光與探詢，她們很自然地會以種種迴避自我保護，也敏感地知道「唱哭調」恐怕是這個社會唯一會接納她們的方式，於是她們下意識選擇性地讓自己出現：失婚的悲慘命運、職災致殘的父親與呦呦待哺的稚齡弟妹、負債的家庭與病痛纏身的家人……「貧窮」是這些生命故事的共同基調。
這些，都是真實的，刻印在她們一路艱苦自立走來的路徑上。然而，不是全部。
她們身上有女性的、媽媽的、女兒的、情人的、姐姐的各式角色，一個個活得強韌有力、鮮明勇猛。她們知道社會上「正常的人」的眼光，因此自我防衛著只選擇性讓你認識她。
直到一場又一場的抗爭下來，敵友漸漸分明，公娼姐妹們與我們這些「婦女會的、來幫忙的小姐」在關係中安定下來，才真正放鬆自在了。被市府警察驅離而痛哭失聲的時後，彼此靠攏安慰；旁聽議會通過緩廢公娼案時，高興得互相擁抱、大叫……直接而自在的身體。
我是從身體接觸來感受到公娼、母親與我所接觸的女工們的異同。
抗爭中的女工，堅韌、勇敢，她們如此良善，總讓你想起小時候的鄰家阿姨與姐妹。但是，她們的身體無疑是比較拘謹的，抗爭中大聲呼口號、奮力與警察衝撞、流著淚齊唱抗爭歌曲，都是一個新的、重新建構與開放的身體的試驗。
而我的家庭經驗中，接觸的女性是不太一樣的。我的母親、以及母系的家族中的親朋好友幾乎很少是在工廠工作的。阿公、表叔們都是菜市場的小販、二個舅舅混了一輩子流氓、表姐妹們則多是中途輟學、在低階的服務業流轉。這些我生命中最開始接觸的親人們，呈現的焦燥又輕鬆、不安又隨遇而安的氛圍，是遠遠不同於我投入工運後所認識的工廠女工的。反而，現在想起來，更接近公娼姐妹的生命情境。
是什麼東西造成這個差異呢？是工作環境、工作控管、工作方式嗎？
常年服務業的勞動，勢必是工廠規格化、泰勒式控管的生產線不同。這是為什麼母親、表妹的某種生命情境與公娼姐妹們更類似的原因嗎？
懸命走鋼索的勞工家庭臍
女工、公娼、我的母系親人，都是台灣社會裡，經濟條件較差的一群人。生命中一直沒有太多機會作別的選擇，於是我們經常聽說的、見到的、甚至自身經驗到的，幾乎都是噩運接連發生、衝撞整個家庭崩散、汲汲可危。
在我一路順利唸大學，交往很多良好家世的朋友中，我十分熟悉一般所謂「中產」的人們會如何不能理解：怎麼會，怎麼會爸爸剛自鷹架上摔斷了腿、弟弟又和人互毆入了牢、家裡還被倒了會………？這看來巧合的事，其實一點都不巧合，在一個脆弱的、不堪一擊的貧窮家庭裡，就是沒法子像有條件順利安置生活的人，除了顧現在，還有餘裕「規劃未來」，所以容不得一丁點意外──或者說，一直就處在高危險的懸命走鋼索狀態下，一步一險。
公娼幾乎都是來自勞動階層，在農村、工廠、漁港工作的父兄生病了、意外了，從鋼索上掉進公娼館，至少，撐起一個家─這個家，當然也是社會學者眼中不合格的「偏差家庭」。
我循著公娼姐妹的氣味，再次看見我的親人，以及她們生命中的窘困。
母系親戚的同輩孩子中，我與小我幾個月的表妹妙惠，由於外型上的單眼皮、修長身量迥異於母親家族的濃眉大眼、玲瓏身材，最常被拿來類比。我總記得她比我更是俐落、擅於生存。我的父親是高中老師，她的父親是黑道小混混，這於是造成了我們二人的生命朝不同方向發展。而我記憶最深刻的是，大一那年暑假，還在理直氣壯讓家裡出錢供養的十九歲的我，不知所措地看著她俐落地牽著未婚生下的小女兒，數著鈔票幫她父親還債──而我知道她為了籌這筆錢已經過度按摩，雙手都腫起來了。但整個家族中，一直到我投入工運前，我一直是那個比較有未來、有發展、有所期待的。
和表妹妙惠比起來，我其實什麼都不懂的。十九歲那年夏天，看著她紅腫的雙手、俐落的大笑與交際，我為我的「好命」背後是什麼樣的社會意義而隱隱不安著。一直到大學畢業後，我開始投身工人運動，走進工廠、貼近基層工人的生命現實，我才知道這是什麼。
我看見他們，工廠的弟兄姐妹、關廠的抗爭女工、蒙面喊口號的公娼、職災死亡工人的妻小，我同時看見我童時眷村裡的老兵、與村子裡沒能考上軍校就轉入黑道的鄰家大哥，還有屏東外婆家的一再換工作、生活在邊緣的親人們、在旅館櫃檯工作的母親、以及半夜應召後斜倚在櫃檯邊與媽媽聊天的「貓仔」……遠的、近的，這些人與那些人，在社會的類近處境裡，臍帶相連而不自知。我感覺她們是我的親人。
工運給我一個機會，成為不一樣的、更貼近真實、更寬厚的人。
好幾次，當媽媽又在電視上看見工運抗爭畫面上，她的女兒狼狽的被推擠，來電要罵人，我總也熟練地安撫她，與她調笑，唉，母親啊，你卻不知是社會運動拉近了你與女兒的距離，終於使她得以與你相認相親呢。
工人運動帶領我回頭看
參與工運十年，深刻的社會情感帶領我回頭重新看自己、看母親。
小時候，父母吵架是常事。暗夜裡，賭博遲歸的母親，揭嘶底里的爭執，無疑是令人憎惡的。我於是成為一個向內張望、自己和自己對話的小孩。我是那個，因為功課好理所當然成為模範生的好學生，卻偷偷艷羡著別的孩子有便當帶，而我天天外食。那時候，嗓門奇大、好賭的母親是離我所欽羡的世界太遠，相較於在高中任教的、文質彬彬的父親，母親以及她的親戚，無疑是粗俗的、另一個世界的人。
整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也令我下意識地避開母親、表兄妹、舅舅…這些原本是最親近的人。國小畢業後，坐火車到外婆家過暑假的旅程不再被期待，已然長成一個文藝少女的、寫詩作夢的我，明顯感覺與那些開始就業的表兄姐的不搭軋，乃致不自在地悄悄困窘著。就這樣，人生的路，就各自歧向兩頭吧，漸行漸遠。
二十歲，正值台灣社會劇烈變動的八０年代中末期，我這個生長自嘉南平原，卻從未與工廠、農村接觸的眷村小孩，竟也在社運的浪潮中重新接觸這個社會的底層真相，看見淍蔽的農村、受污染的河川、貧窮的人…….我讀了一些書，參與了一些事，重新面對自己的究竟要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
大學畢業前一個月，父親過世了。與父親離異多年的母親重回我們的世界，在此同時，我一腳踏入工運，學習和工人相處、生活、共同工作。
可以說，我是先認識台灣女工的處境，才回頭來認識我的母親的。她與父親離婚多年來，一直在低階服務行業裡工作，陸續還清了當年積下的賭債，她寄居娘家，還是愛漂亮、愛整潔，在外混蕩多年的舅舅也回來了，一身潦倒，但卡拉OK唱得極好。我又回到屏東，親切而驚奇地重新看見我的家人，他們生猛地活著，講義氣、經常欠債、大大小小吵鬧不休、也努力地求生存，表妹依然覺得我「好命」。她的女兒上國小了，父親仍時時靠她接濟，卻也一逕活得爽朗漂亮。
我開始有一點了解，為什麼父親一直不曾真正怨過母親。母親的樂觀、天真，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力量。我在公娼姐妹身上，履履看到這種類似的力量。
有力的活下來
母親的第一任丈夫因病早逝，卅歲的她，拖著四個孩子在菜市場吃力叫賣，後來嫁給我的父親，生活才穩定下來。公娼姐妹們身上，也有著類似的故事：一個沒有學歷、沒有技術、家累負擔大的女人，以婚姻、或以從娼來解決這些重擔……
我在工廠、公娼館、以及我的親人身上，聽到、經驗到類似的生命故事，都來自貧窮。不同的條件與機會，造成了個別的人站上不同的社會位置，這恐怕不是「選擇」的問題，而是如何「被選擇」吧？有選擇權的人，多半是比較有條件、有機會的。
公娼抗爭後，突來的經驗一次次考驗著她們。我看見第一次出國的麗君，從東張西望的羞澀，到在外國人面前無所畏懼地大聲說話：「我代表在台北抗爭的128位公娼….」；我看見氣勢十足的官姐，在來自世界各地的鎂光燈前，侃侃而談公娼是她們在性產業中最自主、最安全的選擇。長出勇氣的公娼姐妹，終於開始創造自己的生命機會了。而這之前，社會是不給她們條件的。
廢娼後的官方說法，只是一味的要她們否定自己前半輩子為生活打拼的努力。強迫公娼「從良」的背後，就是要她們否定自己的過往，成為符合這個中產主流的價值觀，不信任她們自己作主、作選擇的能力！「緩衝二年」當然是個低限的訴求，但卻是公娼姐妹自己評估能力、社會認同後的折衝要求。且不論這個訴求並不如進步人士所期待的、直接挑戰「廢娼」的合理性，至少，這是她們自己為未來盤算、作主的一個要求。
「這二年，我們來想辦法解決，找出路。」她們說。走到懸崖邊的女人，不願一躍就範，而試著共同搏鬥下去。
那樣的天真與樂觀，是建基在極強大的、有韌性的生命力上。生命中的苦處太多，她們被磨練出不可思議的天真與世故，是以渡過生命的滄桑，仍有力的活下來。
1998年3月15日 星期日
看見工傷者
（ 1998.3.15 台日副刊）
平安就好
「我改了名字了。以後叫我王清平吧！」舞動著截去大半個手掌、包紮成球狀的右手腕，他大聲說。
那是去年冬天的一場工人會議，我們正在討論有關勞基法退休金新制中，對職災工人不利的論點。他一面以左手歪歪斜斜地作筆記，一面留心著等一下要到義肢公司量腕製模，趁著大家爭論方歇的空檔，他打廣告似地趕緊交待改名字的事。
[@more@]
他的太太笑了，認真地說明原委：「我是想，平安就好。他已經是第五次職災了，換個名字看能不能有個平安的後半生，別再出事了。」是啊，原本有水有木的名字跟了他四十年，終究也沒能蔚為森然大樹，不如就索求個平安吧。
而我一旁仍惦記著才剛向勞保局求證過了，老板根本就沒為他加保！職災給付完全落空。此外，昨天的調解會老板又缺席了，官方也無可奈何。失業大半年的他，即便已被迫熟讀了相關職災補償的法令，在求償的過程中，可預見仍有坎坷不平的漫漫長途 …………
王清平是工傷協會的會員。以台灣每年三萬多件的職災案例來看，他的經歷並不稀罕。
我看見勞保局職災給付的統計數據中，「被夾、被捲、被壓」佔了最高比例，心中只覺得：痛！這些被壓的腳、被捲的手臂、被夾住的上肢或下肢，在給付的支出帳目上可能是四十萬、可能是五十萬，一次買斷。人肉市場的賤價拍賣。可是我知道這些肢體殘骸的出處啊，我認得他們，他們是在塑膠射出廠打工的商職夜校女學生、是配合工廠超時加班的印刷工人、是被房貸壓得喘不過氣來的沖床老師傅、是車床速度一流又愛唱歌的阿美族兄弟、是化纖廠裡被安排擦洗重大機檯的建教生 …….. ，這些人，我認得他們。
如果我們經常說，台灣的勞動法令漏洞百出，那麼很顯然的，工傷協會就是專門接收這些從破網裡不斷掉下來的職災工人，他們或是斷手、斷腳、癱瘓、灼傷、耳聾、目盲，或是四肢健全卻終身承受著氣候轉變就半身痲痺的鉛中毒、體內氮氣不定時堵塞微血管造成骨壞死的潛水夫症、氣喘多時黑了半邊肺葉的塵肺症。每一個工傷者的背後，都有一個血肉模糊、不平不安的故事。
在鋼索上賣命工作的人
「我出事的那台沖床機，不久前聽說又有人壓扁了一隻手！」王清平說。
驚人的職災率，是台灣工人對勞動現場的集體記憶。工業區裡觸目可及的沖床機，從六十噸到一、二千噸大小不一，碰然作響的重擊聲持續壓製出電腦外殼、汽車零件、辦公桌桌腳等你我日常可見的物品。而沖床師父們，小則削去一、二節指頭，大則齊臂截去一手，竟然是常有的事。
而我要說的是，大部份的職業災害都不「意外」。在現有的生產關係裡，所有看得見的、看不見的管理機制幾乎都一致指向透過降低成本、追求高利潤的競爭邏輯，而職業災害的發生，就往往建基在「有人受害，有人獲利」的勞雇結構上了。台灣的工廠裡，為了趕工進行不斷電維修、一再故障的車床、未加防護裝置的磨針機、沖床的電眼「僅供檢查用」等等勞動現場司空見慣的情形，工人就彷如走在鋼索上懸命求生存。平常我們形容一個人「拼命工作」、「賣命工作」，放在多數工傷者的經驗裡，卻是真實如此。工傷協會很多會員都會這麼說：我早就知道遲早會出問題了！可是 …….. 可是不上工，行嗎？進一步是職業災害的天羅地網，退一步是失業的肚皮危機，進退都要賭命。
對於頻繁出現的重大工安事件，社論一再重申的無非是加強勞動檢查、督促雇主守法。可是我看到的勞動現場，卻不是如此簡單的邏輯。我們這麼說吧，資本主義下的工人販賣勞動力以求取溫飽，大部份的工人每天就賣給老板八小時的勞動力，論時計酬也就是了。然而事實上，根本沒有純粹的「計時工」！工人們在工廠中集體勞動的同時，還有各式的工作規則、管理機制在操控著我們「有效而快速」地勞動。可以說，一般工人在勞動的過程中很少是一個「可以行使自由意志的人」，所有勞動的規格化、機械化、計件化，都讓生產線上重覆勞動的工人，處於「沒時間上廁所」、「達不到標準」的焦慮，更不用說趕工、加班對職災的催化了。
當勞檢單位在記載職災起因時，一再粗暴地將這樣的情形統稱為「不安全的勞動行為」，等於是變相在指責工人：「是你自己不小心！」職災頻仍，真是意外嗎？我看見，台灣勞動者在一個「工廠如戰場」的勞動環境裡，搏命打拼。
職業病與玫瑰花
「上個月我們那條生產線的績效拼到破世界記錄，工廠還說這是很大的榮譽，切蛋糕請大家吃。每個人還有一朵玫瑰花呢。」王清平的太太說來又是笑、又是搖頭。她是一家知名的跨國企業裡的基層女工，一個月的薪水不到二萬元。
春天的時候，我坐在他們租來的狹小但潔淨的家裡，孩子們上學、打工去了，最小的一個在同學們都上補習班的時候，坐在客廳的一角寫功課。而王清平已經失業逾一年了，他邊打求償官司邊學開堆高機，執照也拿到了，可是就業市場中不要一個超過四十五歲、又缺了一隻手的工人。
後來，我經常想起跨國公司、勤奮的台灣女工、蛋糕以及玫瑰花的事。這也是台灣工人家庭的共通處境啊，生活的重擔逼得夫妻都要投入勞動市場，在王清平從事的重體力沖床廠裡，血光立現的職業災害是看得見的，而王太太在電子廠的生產線上又怎麼不是危機重重？戴著玫瑰花拼績效的基層女工，長年從事單調、重覆、高強度的密集勞動，多半都累積了一身的重聽、骨刺、下背痛、甚至彆尿造成膀胱炎。長期職業病宛如隱形殺手，統計數據上無從檢驗，併發症狀卻終身擺脫不去。
有關她就職的那家跨國企業，公司說，單一生產線拼業績，可是要和全世界的同企業工廠比較，是一場世界性的女工競賽呢。她們那一組生產線衝破記錄的時候，經理還稱讚她們：「連荷蘭總公司都比不上！」她倒是小聲地告訴我：「可是也沒加薪呀！」我則想起多年前我曾參與的一場女工抗爭，揭露那家跨國公司裡懷孕女工流產率特別高的事實。當年勇敢站出來控訴的流產女工，懷抱六個月大的胎兒還要輪值大夜班的經驗，也是世界性女工競賽的一環罷？
象徵賣命的蛋糕與玫瑰花，自由地跨國流動。是誰在扼殺工人，以及工人的孩子？
參與台灣自主工運十一年，我看見並了解基層工人的勞動現實，也看見相關法令如何在合化理一套壓制工人的制度。而在工傷協會裡，我們與一群工傷者，從南到北組織起來，一路扶持前進，共同找出路。我總也在想，這些人正是以血肉性命見證這一代台灣人的經濟變遷，而在金光閃閃的「經濟奇蹟」下，逾五萬名工人因職災而死亡、二十幾萬人終身致殘的職災真相，毋寧是一場看不見煙硝的經濟內戰，死傷無數卻不被歷史記載。
這個社會上，所有關於「殘而不廢」的故事，幾乎都是個別的殘障者，耗盡心力打拼出頭的，相對的，也掩蓋了更多不得出頭的事實。而在工傷協會，個別的工傷者組織起來，試圖以集體的方式，對體制進行改變，共同冀望一個勞動自主、善待工人的平安新世界
1998年2月2日 星期一
笑貧笑娼的中產階級，欺貧打娼的北市政府
娼良涇渭分明？
市府倉促廢娼政策在公娼自救會的密集抗爭後，引發社會兩極化的辯論。而當陳水扁動用行政便利公告公娼財產後，痛斥「笑貧不笑娼」的價值觀的論點應運而生。廢娼事件中陳水扁的行政草率過失不再被追究，報章社論轉而援引殘障、老弱者的悲慘處境，對比「出賣靈肉換取高所得的娼妓」，將「貧」與「娼」對立，在慨嘆「笑貧不笑娼」的同時，將道德的高帽再一次重壓在公娼姐妹的肩頭。
嚴批「笑貧不笑娼」的言論，反映的是「笑娼不笑貧」的道德正義。而我們要問的是：這個社會憑什麼「笑娼」？娼妓被污名化，被貶抑到社會的底層，除了讓黑道、剝削更肆無憚忌的直接效應外，另一層間接效果則是將這一群人與乾淨的中產階級區分開來，娼良涇渭分明。
事實上，最擔心「笑貧不笑娼」的，也正是這一群都會中產階級。他們掌握有利的社經位置，「貧」的存在，適足以彰顯出他們的「不貧」，還可以動用所有人的納稅錢來「濟貧」以表示愛心。「濟貧」的同時，就是一種宣稱：「我不貧，我容許貧的存在，並接濟他們。」卻不回頭反省，貧、富的差距是在什麼樣的社會結構裡被「創造」出來的？對中產階級而言，娼妓代表的是一種潛在的威脅。一方面是經濟的，另一方面則是性的。
小心性工作者跨越階級界限
就經濟而言，當陳水扁以公布公娼財產的方式，作為「公娼靠出賣靈肉換取高所得」的有力佐證，批評公娼「怕吃苦」、「不自愛」的說法交相出現，「可憐的娼妓」搖身一變成為「愛慕虛容的女人」。很顯然的，對社會大眾來說，公娼一個月十幾萬元的收入，是太高了。那麼，公娼賺多少才是合理的呢？或者說，什麼樣的人月入十幾萬才是應該的？陳水扁不也月入數十萬嗎？炒作房地產、股票的人，不也日進斗金嗎？為什麼公娼賺得多（比誰多？）是不應該的？資本主義社會裡，不是以房貸、通貨膨漲、逼迫我們拼命工作賺錢、往上爬嗎？為什麼娼妓勉強取得了「明顯不是這個階級的人應該賺得到的錢」，叫人惶惶不安呢？
到底是什麼樣的標準在決定誰比誰高尚呢？
失去了「可憐的酒家女」，中產階級的道德良心無處安放，竟轉而祭出似是而非的「社會正義」，為窮人代言疾呼：「這些出賣靈肉換取高所得的公娼，又如何面對在工廠辛辛苦苦工作一個月只能賺二萬元的女工．．．．」。女工薪資不合理，應該幫她們爭取更高的待遇才是「社會正義」呀，怎麼反而拿來打壓「高收入」的公娼呢？學歷、技術、人脈都是我們累積「多賺一些」的資源，我們為什麼只拿女工和公娼比？建築師、律師等領牌的工作，也是高收入呀，為什麼同樣領牌的公娼的高所得，令人側目、甚至不恥呢？經濟決定了這個社會主要的階級版圖，而從娼者竟自「貧」中企圖翻身，以其高收入跨越階級界線，這才是叫安適的中產階級害怕憂心的吧？
從家庭私有制掙脫出來的性勞動
至於性。對「性」充滿恐懼的中產階級，不能忍受性的「溢出」──從婚姻、道德、家庭、私有制中的溢出。所以陳水扁在內湖淹水、死傷多人的時候，滯留國外不歸，面對市民的質疑時，可以志得意滿地強調他個人「重視家庭勝於仕途」，而支撐他理直氣壯的，正是站在整個社會對家庭、新好男人（愛家的、負責任的、不嫖妓也不外遇的、有事業的）的高度認可。相對的，核發牌照給公娼等於是市府公然承認婚姻外的性、將性從家庭的私有制掙脫出來，這無疑是嚴重挑戰新市府的意識型態，於是，最理想的處置方式是：不承認。不承認的同時，再徹底污名化，以建構粗暴政策的合理性。
當一切勞動力（勞心或勞力）的買賣都被視作「正常」時，唯獨性勞動，卻被賦與羞恥的烙印。對於性─特別是女人的性─的各式規範，正符合中產階級井然有序（誰的秩序？）的世界觀：「正常」的勞資各就其職、「正常」的男女各安其位。無產者可以出賣勞力換取微薄的生活所需，但無產的女人若要出賣性，就必需付出受人唾棄的污名代價，以及不被法律保障乃至受盡黑道、警力的聯手剝削之苦。社會主流價值觀結合公權力的行使，共同將性工作者趕入暗巷，迫其隱身噤聲。
不笑貧也不笑娼
是誰在笑娼？正是虛偽的中產階級迫使公娼姐妹們戴上面罩，公娼抗爭的面罩正是對這個偽善的社會，最大的控訴。戴著面罩還是要抗爭，正是她們討生活的理直氣壯。
而理直氣壯的娼妓無疑是叫人不安的。市府救濟方案下，強迫式「從良」的美意竟不被涕泣接受──從良不是娼妓們最大的夢想嗎？我們對娼妓的認識不都是火坑裡暗夜哭泣的柔弱女人嗎？拒不接受救濟的公娼令台北市政府不安，令中產階級不安。所以祭出道德性的娼貧對立邏輯來打壓堅持抗爭的公娼了。
為什麼不笑娼就相對的是笑貧呢？公娼抗爭時，立即站過來聲援的，恰好是無產的女人、工人，相互支持的也恰是最邊緣的拆遷戶，我們不但沒看到「笑貧不笑娼」，反而是貧與娼相濡為沫，不笑貧也不笑娼。而出身良好、擁有優勢資源的人，以貧的標準，指責公娼救濟金一個月四萬餘，對不起自力更生的老、弱、殘、女工，不面對為什麼不讓老、弱、殘、女工都可以取得更好的經濟能量，或者，改變迫老殘者為貧的結構。反而是粗暴地將「笑貧」與「笑娼」取其一，甚且將自己下意識「笑貧」的價值觀，歸罪於公娼昂然不受恥笑的理直氣壯。
以台北市府為首的新都會中產階級的骨子裡，其實正是「笑貧又笑娼」的高姿態。所以，掌握公權力的市政府可以悍然行使「欺貧欺娼」的政策，以迎合中產階級的口味，反正，拆遷戶的無家可歸決不比麗晶飯店的週圍景觀不雅重要，128名公娼中年失業也比不上「市政府不能主動承認娼妓存在」的意義。快樂希望的城市，偽善而虛矯的台北新市府。
市府倉促廢娼政策在公娼自救會的密集抗爭後，引發社會兩極化的辯論。而當陳水扁動用行政便利公告公娼財產後，痛斥「笑貧不笑娼」的價值觀的論點應運而生。廢娼事件中陳水扁的行政草率過失不再被追究，報章社論轉而援引殘障、老弱者的悲慘處境，對比「出賣靈肉換取高所得的娼妓」，將「貧」與「娼」對立，在慨嘆「笑貧不笑娼」的同時，將道德的高帽再一次重壓在公娼姐妹的肩頭。
嚴批「笑貧不笑娼」的言論，反映的是「笑娼不笑貧」的道德正義。而我們要問的是：這個社會憑什麼「笑娼」？娼妓被污名化，被貶抑到社會的底層，除了讓黑道、剝削更肆無憚忌的直接效應外，另一層間接效果則是將這一群人與乾淨的中產階級區分開來，娼良涇渭分明。
事實上，最擔心「笑貧不笑娼」的，也正是這一群都會中產階級。他們掌握有利的社經位置，「貧」的存在，適足以彰顯出他們的「不貧」，還可以動用所有人的納稅錢來「濟貧」以表示愛心。「濟貧」的同時，就是一種宣稱：「我不貧，我容許貧的存在，並接濟他們。」卻不回頭反省，貧、富的差距是在什麼樣的社會結構裡被「創造」出來的？對中產階級而言，娼妓代表的是一種潛在的威脅。一方面是經濟的，另一方面則是性的。
小心性工作者跨越階級界限
就經濟而言，當陳水扁以公布公娼財產的方式，作為「公娼靠出賣靈肉換取高所得」的有力佐證，批評公娼「怕吃苦」、「不自愛」的說法交相出現，「可憐的娼妓」搖身一變成為「愛慕虛容的女人」。很顯然的，對社會大眾來說，公娼一個月十幾萬元的收入，是太高了。那麼，公娼賺多少才是合理的呢？或者說，什麼樣的人月入十幾萬才是應該的？陳水扁不也月入數十萬嗎？炒作房地產、股票的人，不也日進斗金嗎？為什麼公娼賺得多（比誰多？）是不應該的？資本主義社會裡，不是以房貸、通貨膨漲、逼迫我們拼命工作賺錢、往上爬嗎？為什麼娼妓勉強取得了「明顯不是這個階級的人應該賺得到的錢」，叫人惶惶不安呢？
到底是什麼樣的標準在決定誰比誰高尚呢？
失去了「可憐的酒家女」，中產階級的道德良心無處安放，竟轉而祭出似是而非的「社會正義」，為窮人代言疾呼：「這些出賣靈肉換取高所得的公娼，又如何面對在工廠辛辛苦苦工作一個月只能賺二萬元的女工．．．．」。女工薪資不合理，應該幫她們爭取更高的待遇才是「社會正義」呀，怎麼反而拿來打壓「高收入」的公娼呢？學歷、技術、人脈都是我們累積「多賺一些」的資源，我們為什麼只拿女工和公娼比？建築師、律師等領牌的工作，也是高收入呀，為什麼同樣領牌的公娼的高所得，令人側目、甚至不恥呢？經濟決定了這個社會主要的階級版圖，而從娼者竟自「貧」中企圖翻身，以其高收入跨越階級界線，這才是叫安適的中產階級害怕憂心的吧？
從家庭私有制掙脫出來的性勞動
至於性。對「性」充滿恐懼的中產階級，不能忍受性的「溢出」──從婚姻、道德、家庭、私有制中的溢出。所以陳水扁在內湖淹水、死傷多人的時候，滯留國外不歸，面對市民的質疑時，可以志得意滿地強調他個人「重視家庭勝於仕途」，而支撐他理直氣壯的，正是站在整個社會對家庭、新好男人（愛家的、負責任的、不嫖妓也不外遇的、有事業的）的高度認可。相對的，核發牌照給公娼等於是市府公然承認婚姻外的性、將性從家庭的私有制掙脫出來，這無疑是嚴重挑戰新市府的意識型態，於是，最理想的處置方式是：不承認。不承認的同時，再徹底污名化，以建構粗暴政策的合理性。
當一切勞動力（勞心或勞力）的買賣都被視作「正常」時，唯獨性勞動，卻被賦與羞恥的烙印。對於性─特別是女人的性─的各式規範，正符合中產階級井然有序（誰的秩序？）的世界觀：「正常」的勞資各就其職、「正常」的男女各安其位。無產者可以出賣勞力換取微薄的生活所需，但無產的女人若要出賣性，就必需付出受人唾棄的污名代價，以及不被法律保障乃至受盡黑道、警力的聯手剝削之苦。社會主流價值觀結合公權力的行使，共同將性工作者趕入暗巷，迫其隱身噤聲。
不笑貧也不笑娼
是誰在笑娼？正是虛偽的中產階級迫使公娼姐妹們戴上面罩，公娼抗爭的面罩正是對這個偽善的社會，最大的控訴。戴著面罩還是要抗爭，正是她們討生活的理直氣壯。
而理直氣壯的娼妓無疑是叫人不安的。市府救濟方案下，強迫式「從良」的美意竟不被涕泣接受──從良不是娼妓們最大的夢想嗎？我們對娼妓的認識不都是火坑裡暗夜哭泣的柔弱女人嗎？拒不接受救濟的公娼令台北市政府不安，令中產階級不安。所以祭出道德性的娼貧對立邏輯來打壓堅持抗爭的公娼了。
為什麼不笑娼就相對的是笑貧呢？公娼抗爭時，立即站過來聲援的，恰好是無產的女人、工人，相互支持的也恰是最邊緣的拆遷戶，我們不但沒看到「笑貧不笑娼」，反而是貧與娼相濡為沫，不笑貧也不笑娼。而出身良好、擁有優勢資源的人，以貧的標準，指責公娼救濟金一個月四萬餘，對不起自力更生的老、弱、殘、女工，不面對為什麼不讓老、弱、殘、女工都可以取得更好的經濟能量，或者，改變迫老殘者為貧的結構。反而是粗暴地將「笑貧」與「笑娼」取其一，甚且將自己下意識「笑貧」的價值觀，歸罪於公娼昂然不受恥笑的理直氣壯。
以台北市府為首的新都會中產階級的骨子裡，其實正是「笑貧又笑娼」的高姿態。所以，掌握公權力的市政府可以悍然行使「欺貧欺娼」的政策，以迎合中產階級的口味，反正，拆遷戶的無家可歸決不比麗晶飯店的週圍景觀不雅重要，128名公娼中年失業也比不上「市政府不能主動承認娼妓存在」的意義。快樂希望的城市，偽善而虛矯的台北新市府。
性工作是工作
台北市公娼自救會對台灣社會最大的貢獻，就在於她們以自己的生存爭扎，逼迫台灣社會共同面對性別／性／階級／商品化的問題，嚴肅討論。站在勞動階級的立場，我們堅決主張「性工作也是一份工作」，支持台北市的公娼集結爭取工作權。
「公娼有工作權可言嗎？」
公娼的工作相對於很多人，毋寧是單純許多的。作為一種商品，公娼館的性交易價格明確，每節十五分鐘，既不需要陪客人交際應酬，也不必以假相的情感作為文換，出賣性勞動的公娼則以每週的身體檢查保證無性病的副作用。純就商品的角度來看，這不是很合理嗎？為什麼要痛斥不道德呢？什麼地方不道德？
「可是，身體是不能買賣的！」
身處資本主義社會，勞動力早已商品化，不論是勞心、勞力都跟隨勞動者的身體在就業市場標價出售，為什麼獨獨反對性勞動的商品化呢？如果你認為人人平等，一個人（資本家或消費者）不應該有權支配、使用另一個人（勞工或娼妓）的身體，那應，你應該也反對雇傭關係，反對資本主義。在你主張廢掉公娼的同時，更應該與台灣工人階級共同打拼，主張廢掉資本家的工廠、廢掉資本主義的政府。
「一下子跳到資本主義，你未免陳義過高，不面對實際發生的娼館剝削關係，真正獲得暴利的是娼館的業主！」
就是務實地看待娼妓問題，我們才集中在公娼問題上。
先釐清什麼叫剝削關係？公娼館裡一節八百或一千的交易，三七分帳，業主三、小姐七，業主的收入是小姐的好幾倍！如果三七分太剝削，我們應當一同協助小姐爭取二八分、一九分的拆帳方式才對，怎麼會跳到零和遊戲呢？讓公娼連原本賴以維生的七都不見了！工廠裡的女工月入二萬元，拼命加班賺到二萬伍，可是老板賺得更多，這不也是公認「正常」的現象嗎？而台灣的勞雇關係裡，工人勞動賺取的利潤與薪資的比例恐怕不連老板七、女工三都不到呢！可是台灣工運發展十年，在力量有限的情況下，也還只能按步就班地爭取降低工時、週休二日、減少職災．．．，還不敢一下子跳到廢工廠呢！
「性產業的剝削關係裡，除了業主抽取高利潤之外，還有為了服務男性的慾望，而造成女體的物化與傷害！」
若說性工作是對女性身體的殘害與剝削，滿足男性的慾望而使女性尊嚴淪喪。那麼，台灣的工廠每年斷送一千五百多名工人的性命，導致六千多名工人終身殘廢，這難道不是資本家對工人階級的殘害與剝削嗎？基層女工拼命加班、長期從事單調重覆性的工作以賺取生活所需，難道不是也同時滿足了資本家的利潤而備受踐踏嗎？
勞動階級為賺取生活所需，不得不出賣勞動力、辛勤工作以獲得溫飽，這是整體濟結構下的不得不然，勞動異化與身體受害都是這個結構對無產者的副產品。但就現實而言，作為一名勞動者，我們自立更生、不掠奪他人的生產、不剝削他人的勞動，公娼與所有的勞動階級一樣，都是很有尊嚴的。振振有辭為女性主體與尊嚴發聲的人，應該將矛頭指向那些掠奪者才對呀！
「馬永成說得好：公娼不是問題，有問題的是週邊的黑道介入！你如何面對合法公娼館掩飾非法人口販賣的事實？」
馬永成的邏輯思考顯然是不及格的。讓我們這樣說罷：股市操作員不是問題，有問題的是週邊的短期炒作、融資介入；台北市政府沒有問題，有問題的是財團介入、利益交換……….為解決這些問題，我們一舉廢掉股市、廢掉台北市政府，你同意嗎？拿128名公娼的生計開刀，說是要藉以清除數十萬名非法色情行業，這不是天方夜譚嗎？黑道介入、人口販賣問題嚴重，應該是嚴正檢討警政單位執法不公。如果公娼沒有問題，為什麼首當其衝的是她們？為什麼陳水扁不展現魄力廢掉警察局？
若新市府集中火力指向介入性產業的黑道與惡勢力，相信公娼必定額手稱慶，全力配合。一個政策若是正確的，何以最後對峙的竟是利益一致的兩造？我們可以想像，勞委會說要掃除職業災害，竟以關廠作為手段？或者說，竟下令不准工人勞動？難道不是官方加強安衛檢查、加重資方違法罰鍰、團結工人就廠監督力量，才是最有效改善勞安的方式嗎？同理可證，台北新市府要掃盪性產業「週邊的惡勢力」、要拯救「被剝削的妓女」，不正應該以加強警力取締、協助公娼成立工會自救、降低業者抽成底線下手嗎？這麼清楚的、可操作、應實施的政策，為什麼台北新市府看不見？
「可是，市政府一方面高喊掃除色情，一方面又發牌照給公娼，不是自打嘴巴嗎？」
這個問題正是陳水扁廢娼的真正答案罷？掌有公權力的人不去面對色情與娼妓的細緻問題，反而以最粗暴、偷懶的「廢除」方式，一了百了，且不許修改，這不是「暴君」是什麼？反正公娼不過百來人，作為選票，還不夠看；作為市民，又是社經位置最弱勢的一群。柿子挑軟的吃準沒錯，所以廢娼政策的執行效率超快。
若由政府發牌的公娼制令台北市政府尷尬，應該思考的反而是「監控發牌」妥當與否，也許應該執行的反而是明訂從娼者不違法，或者，至少也修改現行「罰娼不罰嫖」的荒謬惡法，讓公娼、私娼都免於受到警察、黑道的同步威脅。「公娼證」不再是唯一保障娼妓的尚方寶劍，性工作者擁有更多的自主權，市府也不必發牌當總管了。
事實上，從勞動的觀點來看，公娼每週一次健康檢查的規定比你我的勞動還要安全；從雇傭的觀點來看，公娼與業主的利潤分配比你我的工作還合理；若說從娼者要付出慘痛的代價，這代價毋寧是來自社會歧視的眼光，逼她們難以翻身。當學者們振振有辭地援引數據，以從娼者酗酒、罹患性病等高比率來表達她們的痛苦時，我們必須說，對於鉛工廠的工人易罹患鉛中毒的問題，最好的解決方式是要求改善勞動環境，做好安全衛生。同樣的，為了照顧性工作者的身體，我們也許應該要求進入娼館的客人都要攜帶「健康證明書」，且遵守安全性行為的「消費規則」，才能確保公娼姐妹免於性病的恐懼；至於酗酒、吸安問題，同樣可見在高壓力工作下的人，而回頭追溯壓力的根源，竟是主流社會歧視的眼光──包括認為她們很可憐的你。
性工作是工作嗎？台北市的公娼妹勇敢站出來，以集體的力量拼命告訴你：性工作者反污名，性勞動要尊嚴！
「公娼有工作權可言嗎？」
公娼的工作相對於很多人，毋寧是單純許多的。作為一種商品，公娼館的性交易價格明確，每節十五分鐘，既不需要陪客人交際應酬，也不必以假相的情感作為文換，出賣性勞動的公娼則以每週的身體檢查保證無性病的副作用。純就商品的角度來看，這不是很合理嗎？為什麼要痛斥不道德呢？什麼地方不道德？
「可是，身體是不能買賣的！」
身處資本主義社會，勞動力早已商品化，不論是勞心、勞力都跟隨勞動者的身體在就業市場標價出售，為什麼獨獨反對性勞動的商品化呢？如果你認為人人平等，一個人（資本家或消費者）不應該有權支配、使用另一個人（勞工或娼妓）的身體，那應，你應該也反對雇傭關係，反對資本主義。在你主張廢掉公娼的同時，更應該與台灣工人階級共同打拼，主張廢掉資本家的工廠、廢掉資本主義的政府。
「一下子跳到資本主義，你未免陳義過高，不面對實際發生的娼館剝削關係，真正獲得暴利的是娼館的業主！」
就是務實地看待娼妓問題，我們才集中在公娼問題上。
先釐清什麼叫剝削關係？公娼館裡一節八百或一千的交易，三七分帳，業主三、小姐七，業主的收入是小姐的好幾倍！如果三七分太剝削，我們應當一同協助小姐爭取二八分、一九分的拆帳方式才對，怎麼會跳到零和遊戲呢？讓公娼連原本賴以維生的七都不見了！工廠裡的女工月入二萬元，拼命加班賺到二萬伍，可是老板賺得更多，這不也是公認「正常」的現象嗎？而台灣的勞雇關係裡，工人勞動賺取的利潤與薪資的比例恐怕不連老板七、女工三都不到呢！可是台灣工運發展十年，在力量有限的情況下，也還只能按步就班地爭取降低工時、週休二日、減少職災．．．，還不敢一下子跳到廢工廠呢！
「性產業的剝削關係裡，除了業主抽取高利潤之外，還有為了服務男性的慾望，而造成女體的物化與傷害！」
若說性工作是對女性身體的殘害與剝削，滿足男性的慾望而使女性尊嚴淪喪。那麼，台灣的工廠每年斷送一千五百多名工人的性命，導致六千多名工人終身殘廢，這難道不是資本家對工人階級的殘害與剝削嗎？基層女工拼命加班、長期從事單調重覆性的工作以賺取生活所需，難道不是也同時滿足了資本家的利潤而備受踐踏嗎？
勞動階級為賺取生活所需，不得不出賣勞動力、辛勤工作以獲得溫飽，這是整體濟結構下的不得不然，勞動異化與身體受害都是這個結構對無產者的副產品。但就現實而言，作為一名勞動者，我們自立更生、不掠奪他人的生產、不剝削他人的勞動，公娼與所有的勞動階級一樣，都是很有尊嚴的。振振有辭為女性主體與尊嚴發聲的人，應該將矛頭指向那些掠奪者才對呀！
「馬永成說得好：公娼不是問題，有問題的是週邊的黑道介入！你如何面對合法公娼館掩飾非法人口販賣的事實？」
馬永成的邏輯思考顯然是不及格的。讓我們這樣說罷：股市操作員不是問題，有問題的是週邊的短期炒作、融資介入；台北市政府沒有問題，有問題的是財團介入、利益交換……….為解決這些問題，我們一舉廢掉股市、廢掉台北市政府，你同意嗎？拿128名公娼的生計開刀，說是要藉以清除數十萬名非法色情行業，這不是天方夜譚嗎？黑道介入、人口販賣問題嚴重，應該是嚴正檢討警政單位執法不公。如果公娼沒有問題，為什麼首當其衝的是她們？為什麼陳水扁不展現魄力廢掉警察局？
若新市府集中火力指向介入性產業的黑道與惡勢力，相信公娼必定額手稱慶，全力配合。一個政策若是正確的，何以最後對峙的竟是利益一致的兩造？我們可以想像，勞委會說要掃除職業災害，竟以關廠作為手段？或者說，竟下令不准工人勞動？難道不是官方加強安衛檢查、加重資方違法罰鍰、團結工人就廠監督力量，才是最有效改善勞安的方式嗎？同理可證，台北新市府要掃盪性產業「週邊的惡勢力」、要拯救「被剝削的妓女」，不正應該以加強警力取締、協助公娼成立工會自救、降低業者抽成底線下手嗎？這麼清楚的、可操作、應實施的政策，為什麼台北新市府看不見？
「可是，市政府一方面高喊掃除色情，一方面又發牌照給公娼，不是自打嘴巴嗎？」
這個問題正是陳水扁廢娼的真正答案罷？掌有公權力的人不去面對色情與娼妓的細緻問題，反而以最粗暴、偷懶的「廢除」方式，一了百了，且不許修改，這不是「暴君」是什麼？反正公娼不過百來人，作為選票，還不夠看；作為市民，又是社經位置最弱勢的一群。柿子挑軟的吃準沒錯，所以廢娼政策的執行效率超快。
若由政府發牌的公娼制令台北市政府尷尬，應該思考的反而是「監控發牌」妥當與否，也許應該執行的反而是明訂從娼者不違法，或者，至少也修改現行「罰娼不罰嫖」的荒謬惡法，讓公娼、私娼都免於受到警察、黑道的同步威脅。「公娼證」不再是唯一保障娼妓的尚方寶劍，性工作者擁有更多的自主權，市府也不必發牌當總管了。
事實上，從勞動的觀點來看，公娼每週一次健康檢查的規定比你我的勞動還要安全；從雇傭的觀點來看，公娼與業主的利潤分配比你我的工作還合理；若說從娼者要付出慘痛的代價，這代價毋寧是來自社會歧視的眼光，逼她們難以翻身。當學者們振振有辭地援引數據，以從娼者酗酒、罹患性病等高比率來表達她們的痛苦時，我們必須說，對於鉛工廠的工人易罹患鉛中毒的問題，最好的解決方式是要求改善勞動環境，做好安全衛生。同樣的，為了照顧性工作者的身體，我們也許應該要求進入娼館的客人都要攜帶「健康證明書」，且遵守安全性行為的「消費規則」，才能確保公娼姐妹免於性病的恐懼；至於酗酒、吸安問題，同樣可見在高壓力工作下的人，而回頭追溯壓力的根源，竟是主流社會歧視的眼光──包括認為她們很可憐的你。
性工作是工作嗎？台北市的公娼妹勇敢站出來，以集體的力量拼命告訴你：性工作者反污名，性勞動要尊嚴！
1998年1月26日 星期一
從工傷看公娼
台北市的公娼，每週需進行一次的身體檢查以確定是否罹患性病，不像一般的台灣工人通常到離職後，才被致命的職業病逼得求助無門；台北市的公娼，都知道戴保險套才能保護自己的身體，不安全的性勞動，她們有權不接客，不必搏命打拼；台北市的公娼，不想上班或加班時，可以在家休息，沒有老板可以拿扣除全勤獎金或解僱令來強迫她上工；台北市的公娼，性交易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不必辛苦工作一輩子，還擔心被老板強制預扣的退休金會因關廠而血本無歸；台北市的公娼………..
難怪公娼自救會成為台北市戰鬥力最旺盛的抗爭團體，她們的勞動條件比起一般的受雇者，有更多的自主性，所以磨練了更多據理力爭的本領。
同樣是出賣勞動力，如果台灣工人的身體都可以享有每週一次的健康檢查，擁有拒絕不安全勞動的權力，和老板至少有勞動利潤三七分帳的比例……安全而合理的工作條件，只是勞動者最起碼的要求。台北市政府說公娼週邊的黑道介入、人口販賣嚴重，可是，台灣合法的工廠裡，每年就有一千五百名工人因職災喪生、六千名終身致殘，而勞動檢查率卻不及5%，一間工廠大概要等20年才輪到一次檢查！到底，在「火坑」裡工作的是誰？該被隡除的又是什麼？
難怪台北市政府要強制廢除公娼館，否則和新市府愈走愈近的財團產業裡的工人們，萬一都要求勞動條件比照公娼，那還得了？還是讓公娼變成私娼，或者「從良」進入勞動力市場，成為最底層的產業後備隊好了，這樣子，她們就會馴服得多了，工人們也就沒得比較了，反正一個比一個慘，隨人顧性命最重要。
是的，當勞動階層都閉上嘴巴，當老、弱、殘的拆遷戶都自市中心撤離，當低學歷、無技能的公娼都轉入暗巷營生宛若隱身，快樂希望的台北新都會於焉成形。哈利路亞。（1998.1.25刊於中國時報時論廣場）
難怪公娼自救會成為台北市戰鬥力最旺盛的抗爭團體，她們的勞動條件比起一般的受雇者，有更多的自主性，所以磨練了更多據理力爭的本領。
同樣是出賣勞動力，如果台灣工人的身體都可以享有每週一次的健康檢查，擁有拒絕不安全勞動的權力，和老板至少有勞動利潤三七分帳的比例……安全而合理的工作條件，只是勞動者最起碼的要求。台北市政府說公娼週邊的黑道介入、人口販賣嚴重，可是，台灣合法的工廠裡，每年就有一千五百名工人因職災喪生、六千名終身致殘，而勞動檢查率卻不及5%，一間工廠大概要等20年才輪到一次檢查！到底，在「火坑」裡工作的是誰？該被隡除的又是什麼？
難怪台北市政府要強制廢除公娼館，否則和新市府愈走愈近的財團產業裡的工人們，萬一都要求勞動條件比照公娼，那還得了？還是讓公娼變成私娼，或者「從良」進入勞動力市場，成為最底層的產業後備隊好了，這樣子，她們就會馴服得多了，工人們也就沒得比較了，反正一個比一個慘，隨人顧性命最重要。
是的，當勞動階層都閉上嘴巴，當老、弱、殘的拆遷戶都自市中心撤離，當低學歷、無技能的公娼都轉入暗巷營生宛若隱身，快樂希望的台北新都會於焉成形。哈利路亞。（1998.1.25刊於中國時報時論廣場）
1998年1月22日 星期四
打仗用的
高偉先生「坐看性丐盜匪『產業運動』的興起」一文（自由時報，一月二十日，以下簡稱高文），將公娼比喻為盜匪，遙遙呼應了前北市社會局長陳菊所言：「賣淫若能合法，販賣槍枝、毒品也可以合法了。」更再一次突出了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如何在法律之前已將娼妓嚴苛定罪！
娼、丐、盜的存在，源自於不同的社會問題。我們在公娼的生命故事中，看到許多來自破產的農村家庭、礦坑爆炸的礦工女兒、沿海的捕魚人家、經濟條件窘困的原住民……..，這都是在台灣經濟急速成長的過程中，被政策性犧牲的弱勢族群，也造成了貧窮女性自願從娼的結構性背景。正因為貧窮問題是結構造成而非個人因素，整個社會在面對公娼、乞丐時，便隱隱處在一個良心不安的窘迫狀態裡──社會不公的那根刺，如鯁在喉；有罪的是誰？
這也許可以解釋，為什麼人們特別喜歡拿販賣雛妓、黑道介入等「真相」粗糙地蓋在公娼身上，而乞丐遭不法集團操控的新聞也總是拿來大幅報導。指出隱身其中的罪惡，使主流社會鬆了一口氣：總算可以大聲疾呼、振振有辭了。面對貧窮、不足時，只令人良心不安──除非主流社會敢將茅頭直指貧富不均的結構錯誤！我們的社會寧可簡單地接受娼妓都是「迅速致富」、「愛慕虛容」，也不願更細緻地追究：是什麼樣的社會污名，使公娼只能蒙面抗爭？是什麼樣粗暴的政策，使合法緩衝二年的權利還要苦苦抗爭還不一定拿得到？
高文說：「娼、丐、盜、匪自古以來從未斷絕，但讓他們處於不被社會接受的狀態乃符合最低的社會正義，更是文明進步的開端。」高先生的意思是：娼妓廢不了，但就是要她們被踩到社會最底層，見不得人，才能處罰她們！高文大筆一揮，就將娼、丐與盜匪混為一談。但是，娼、丐不傷害任何人、不搶奪任何人的財物，反而是這個社會允許種種投機、炒作、政策性財團減稅等方式，公然進行大規範、甚至是制度性的搶奪行為，而娼、丐不過是謀取全家的基本生計，何以這個社會竟然要將他們踢到最底層，嚴重加以污名的同時，還要扣他們是違反文明的帽子，這不是太傲慢了嗎？
長久以來，「污名」就是資源所有者對社會的分化與排除，是強勢者藉以鞏固地位，打壓弱勢者的符咒。漢人對原住民進行資源搶奪時，順帶給後者貼個「骯髒、懶惰、酗酒、不負責任」的標籤；而一夫一妻制的異性戀霸權，則操弄整個社會對同性戀「變態、有病、不正常」的烙印……各式污名如同烏雲般籠罩在弱勢者的頭頂，迫其隱身聲、不見天日。而不能在陽光下生存的弱勢者，缺少成長壯大的養分，更加註定其弱勢處境，不得翻身。搶走妳的東西，再說你壞；因為壞，你沒有權利討論搶奪的事！-----這正是台北公娼被集體對待的方式。
公娼抗爭，給台灣社會帶來的衝擊與反省，不只是道德的、階級的、性別的，更是政治的。若高先生只看到「娼妓爭權，腐蝕民心」，我們倒要說，台北市議會演出的政黨惡鬥現形記，更令全台北市民倒盡胃口！拿弱勢公娼的生存權大作文章、玩法弄法，這樣的市議會鬧劇若不打烊，民主政治何去何從？
娼、丐、盜的存在，源自於不同的社會問題。我們在公娼的生命故事中，看到許多來自破產的農村家庭、礦坑爆炸的礦工女兒、沿海的捕魚人家、經濟條件窘困的原住民……..，這都是在台灣經濟急速成長的過程中，被政策性犧牲的弱勢族群，也造成了貧窮女性自願從娼的結構性背景。正因為貧窮問題是結構造成而非個人因素，整個社會在面對公娼、乞丐時，便隱隱處在一個良心不安的窘迫狀態裡──社會不公的那根刺，如鯁在喉；有罪的是誰？
這也許可以解釋，為什麼人們特別喜歡拿販賣雛妓、黑道介入等「真相」粗糙地蓋在公娼身上，而乞丐遭不法集團操控的新聞也總是拿來大幅報導。指出隱身其中的罪惡，使主流社會鬆了一口氣：總算可以大聲疾呼、振振有辭了。面對貧窮、不足時，只令人良心不安──除非主流社會敢將茅頭直指貧富不均的結構錯誤！我們的社會寧可簡單地接受娼妓都是「迅速致富」、「愛慕虛容」，也不願更細緻地追究：是什麼樣的社會污名，使公娼只能蒙面抗爭？是什麼樣粗暴的政策，使合法緩衝二年的權利還要苦苦抗爭還不一定拿得到？
高文說：「娼、丐、盜、匪自古以來從未斷絕，但讓他們處於不被社會接受的狀態乃符合最低的社會正義，更是文明進步的開端。」高先生的意思是：娼妓廢不了，但就是要她們被踩到社會最底層，見不得人，才能處罰她們！高文大筆一揮，就將娼、丐與盜匪混為一談。但是，娼、丐不傷害任何人、不搶奪任何人的財物，反而是這個社會允許種種投機、炒作、政策性財團減稅等方式，公然進行大規範、甚至是制度性的搶奪行為，而娼、丐不過是謀取全家的基本生計，何以這個社會竟然要將他們踢到最底層，嚴重加以污名的同時，還要扣他們是違反文明的帽子，這不是太傲慢了嗎？
長久以來，「污名」就是資源所有者對社會的分化與排除，是強勢者藉以鞏固地位，打壓弱勢者的符咒。漢人對原住民進行資源搶奪時，順帶給後者貼個「骯髒、懶惰、酗酒、不負責任」的標籤；而一夫一妻制的異性戀霸權，則操弄整個社會對同性戀「變態、有病、不正常」的烙印……各式污名如同烏雲般籠罩在弱勢者的頭頂，迫其隱身聲、不見天日。而不能在陽光下生存的弱勢者，缺少成長壯大的養分，更加註定其弱勢處境，不得翻身。搶走妳的東西，再說你壞；因為壞，你沒有權利討論搶奪的事！-----這正是台北公娼被集體對待的方式。
公娼抗爭，給台灣社會帶來的衝擊與反省，不只是道德的、階級的、性別的，更是政治的。若高先生只看到「娼妓爭權，腐蝕民心」，我們倒要說，台北市議會演出的政黨惡鬥現形記，更令全台北市民倒盡胃口！拿弱勢公娼的生存權大作文章、玩法弄法，這樣的市議會鬧劇若不打烊，民主政治何去何從？
1997年12月10日 星期三
差異
婦女新知的「家變」事件，由於突出了婦運路線之爭，引發聯合報民意論壇上「姐妹鬩牆」、「意氣之爭」的批判。這個說法是假設了所有的女人條件一致，只是「議題的先後次序不同」罷了。然而，事實的真相卻是：佔董監事優勢位置的姐妹，片面剝奪不同立場的姐妹的工作權！在不同觀點與立場的實踐路線被充份辯論之前，組織內部的雇佣關係已對二名資深受雇者祭出解僱令了。
長期以來，台灣的女性主義陣營以抽象的「姐妹情誼」建構了女人連線的作戰基地，卻由中產階級婦女佔據了主要的發言位置，甚且成為不同階級、性取向、種族的「統一代言人」。路線之爭與其說是「姐妹爭小餅」，倒不如說是被主流婦運邊緣化的女性開始認真面對「餅在哪裡？為什麼而爭？」的問題。而當這些聲音出現的時候，我們卻很遺憾地發現，婦女新知基金會的董事們竟然全盤複製了「資本優先於勞動」的父權價值觀，以「募款困難」為由解雇實際從事第一線婦運的全職工作者！毫不手軟！
在模糊的「姐妹情誼」下，向主流官方靠攏的婦女新知基金會、女權會代表們，可以與台北市政府共謀廢娼的決議，並在公娼勇敢迎戰後，祭出西歐福利國家經驗來打擊公娼保障工作權的正當性，為新市府粗暴的手段擦粉、漂白。同樣的，當新知辦公室的受雇工作人員提出「弱勢優先」的實踐路線時，掌握決策權的董事會也可以拿「保持運動活力，吸納新人材」的荒唐理由，草率且偷懶地以解雇二名資深運動者來迴避路線之爭。這二個事件的背後其實有著相同的運作邏輯：站在優勢位置的女人，不論是擔任官方策士、或是資方代理人，都可以片面決定另一群女人的生殺大權！
婦運內部面對不同觀點與立場的實踐路線時，必須同時面對位置與資源的差異，才有真正的對話基礎。以新知家變來說，董事會一再不願使用「解僱」的字眼，甚且自以為是地安排原秘書長倪家珍改任委員、原組織部主任王蘋轉調董事，不但不面對二名資深受雇者的失業、生計問題，還假裝受雇者與決策者機會一致、條件相同，可以平行互換。以「和浠泥」的處理方式排除異己，也迴避了婦運內部的路線之爭。
我們痛心的是，運動團體之所以可貴，不就是對現實不滿並勇於具體對抗、進行改造嗎？對於社會資源的所有權集中於少數人手中的憤怒，不就是促成姐妹們紛紛投身運動的原始動力嗎？遺憾的是，當仍是掌握在男性中心的政經資源，召喚姐妹陣營中條件比較優沃者加入分配行列時，卻以排擠更弱勢、被污名化、邊緣化的女性作為手段？為了「取得資源」，竟致要對站在「弱勢優先」的姐妹，趕盡殺絕？甚至不惜採取雇傭關係的管理鋤頭，片面剝奪共同打拼多年的姐妹的工作權？
婦女新對台灣婦運的貢獻，歷史自有公評。但不容否認的，新知長期佔據了「太多」發言位置。對工人階級的勞動婦女人權，幾乎只是以律師群擬出的「男女工作平等法」聊備一格，當近年來因關廠而失業的藍領女工大量出現時，也未見新知以其優勢的社會位置發揮姐妹情誼。諷刺的是，當服務業女工自主爭取到台北市府成立「就業評議委員會」時，檯面上卻又由婦女新知代表女性勞動者出面拿官方資源開研討會……。如果籍著此次的家變事件，讓台灣的女性主義陣營更清楚的分家，讓向中產階級利益與意識型態靠攏的主流婦運，與堅持女工、性工作者、同性戀等弱勢優先路線，正式分家，未嘗不是好事。讓真正的姐妹情誼透過一次次的戰役中，認真面對不同觀點、不同立場的路線差異，找到「互為所用」的合作基礎。
至於那些在此次新知家變事件中聲稱「中立」的姐妹，我們大感失望。什麼是中立呢？在強、弱基礎不同的結構裡，所謂中立，不過就是「我不出手阻止大人打小孩（或男人打女人、或老板打工人……..）」。所有的運動難道不就是從「我反對」及「我認為」開始的嗎？「中立客觀」，不過是政客們為了掩飾自己在鬥爭的夾縫中獲取利益的說辭罷了！
站在台灣婦運的立場，我們堅信，唯有面對差異、辯論與行動，真實的女人連線才可能被澈底實踐。
長期以來，台灣的女性主義陣營以抽象的「姐妹情誼」建構了女人連線的作戰基地，卻由中產階級婦女佔據了主要的發言位置，甚且成為不同階級、性取向、種族的「統一代言人」。路線之爭與其說是「姐妹爭小餅」，倒不如說是被主流婦運邊緣化的女性開始認真面對「餅在哪裡？為什麼而爭？」的問題。而當這些聲音出現的時候，我們卻很遺憾地發現，婦女新知基金會的董事們竟然全盤複製了「資本優先於勞動」的父權價值觀，以「募款困難」為由解雇實際從事第一線婦運的全職工作者！毫不手軟！
在模糊的「姐妹情誼」下，向主流官方靠攏的婦女新知基金會、女權會代表們，可以與台北市政府共謀廢娼的決議，並在公娼勇敢迎戰後，祭出西歐福利國家經驗來打擊公娼保障工作權的正當性，為新市府粗暴的手段擦粉、漂白。同樣的，當新知辦公室的受雇工作人員提出「弱勢優先」的實踐路線時，掌握決策權的董事會也可以拿「保持運動活力，吸納新人材」的荒唐理由，草率且偷懶地以解雇二名資深運動者來迴避路線之爭。這二個事件的背後其實有著相同的運作邏輯：站在優勢位置的女人，不論是擔任官方策士、或是資方代理人，都可以片面決定另一群女人的生殺大權！
婦運內部面對不同觀點與立場的實踐路線時，必須同時面對位置與資源的差異，才有真正的對話基礎。以新知家變來說，董事會一再不願使用「解僱」的字眼，甚且自以為是地安排原秘書長倪家珍改任委員、原組織部主任王蘋轉調董事，不但不面對二名資深受雇者的失業、生計問題，還假裝受雇者與決策者機會一致、條件相同，可以平行互換。以「和浠泥」的處理方式排除異己，也迴避了婦運內部的路線之爭。
我們痛心的是，運動團體之所以可貴，不就是對現實不滿並勇於具體對抗、進行改造嗎？對於社會資源的所有權集中於少數人手中的憤怒，不就是促成姐妹們紛紛投身運動的原始動力嗎？遺憾的是，當仍是掌握在男性中心的政經資源，召喚姐妹陣營中條件比較優沃者加入分配行列時，卻以排擠更弱勢、被污名化、邊緣化的女性作為手段？為了「取得資源」，竟致要對站在「弱勢優先」的姐妹，趕盡殺絕？甚至不惜採取雇傭關係的管理鋤頭，片面剝奪共同打拼多年的姐妹的工作權？
婦女新對台灣婦運的貢獻，歷史自有公評。但不容否認的，新知長期佔據了「太多」發言位置。對工人階級的勞動婦女人權，幾乎只是以律師群擬出的「男女工作平等法」聊備一格，當近年來因關廠而失業的藍領女工大量出現時，也未見新知以其優勢的社會位置發揮姐妹情誼。諷刺的是，當服務業女工自主爭取到台北市府成立「就業評議委員會」時，檯面上卻又由婦女新知代表女性勞動者出面拿官方資源開研討會……。如果籍著此次的家變事件，讓台灣的女性主義陣營更清楚的分家，讓向中產階級利益與意識型態靠攏的主流婦運，與堅持女工、性工作者、同性戀等弱勢優先路線，正式分家，未嘗不是好事。讓真正的姐妹情誼透過一次次的戰役中，認真面對不同觀點、不同立場的路線差異，找到「互為所用」的合作基礎。
至於那些在此次新知家變事件中聲稱「中立」的姐妹，我們大感失望。什麼是中立呢？在強、弱基礎不同的結構裡，所謂中立，不過就是「我不出手阻止大人打小孩（或男人打女人、或老板打工人……..）」。所有的運動難道不就是從「我反對」及「我認為」開始的嗎？「中立客觀」，不過是政客們為了掩飾自己在鬥爭的夾縫中獲取利益的說辭罷了！
站在台灣婦運的立場，我們堅信，唯有面對差異、辯論與行動，真實的女人連線才可能被澈底實踐。
1996年6月4日 星期二
誰來縫補工殤
從事工人運動六年多，一提筆，反射性的考量就是：這是工人有興趣看的嗎？而「醫望」的讀者，當然不是我所熟悉的工人群眾。交談對象的面貌模糊，使我遲遲難以下筆：到底，對於職業災害，醫生們關心什麼？在醫護人員的眼裡，工傷者與其他病人有什麼不一樣嗎？或者，各個科別的醫生雖然或多或少碰觸過職災病患，但這個議題其實對臨床經驗是不具意義的？
於是想起一些事，在傷病與醫療的背後經常出現.......
我們到健保局拉布條，提出職災者的醫療權益。顏面傷殘的周淑瑛在喊起口號的時候，主動拉下口罩，對大打太極拳的官員據理力爭。行動結束後，雙目幾近失明的她笑著說：「這是我受傷三年來，說最多話的一天。把心裡的話大聲說出來後，開始覺得，我也還是個有用的人。」在此之前，看復建門診的同時，她還得看精神科治療憂鬱症。
七月間，協會的醫師顧問劉益宏從彰化打電話來，居然問起有關資遣的勞動法令來了。怎麼回事呢？他有一名五十多歲的勞工病人，近來頻頻胃痛，細問下才知道工廠裡傳言老板要關廠了。這個年紀被解僱，鄉下地方工作又不好找，如果連資遣費也領不到日子怎麼過下去，作工仔一想起來就胃痛.............
去年與導航基金會合作進行學生打工安全講習，一群工傷者現身說法，努力把自己的故事拼湊成可以使用的教材。為考慮學生聽眾的接收度，何德隆工讀職災的故事中，對資方的直接控訴被一再要求降溫處理，他爭辯多時，忍不住說：「真的，受傷是一回事，重點是老板太欺負人！」
類近的影像與記憶，耿耿於懷，都在強調同一個訊息：要談職業災害的病人不同於其他受傷的人，恐怕就不得不面對勞雇關係在其中產生閘口般的作用了。
在現有的經濟結構中，職業災害經常是建基在「有人獲利、有人受害」的生產關係上；找得出證據的如安全衛生設施不足、生產工具老舊，舉證無門的如加班、趕工、拼績效獎金，所有看得見的、看不見的管理機制幾乎都一致指向透過降低成本以追求高利潤的競爭邏輯。而勞雇關係的強弱對比、生產利潤的分配不公、勞動過程的控管機制...........在工人付出血肉代價的同時，都自過往被「討生活」擠壓掉的深沈不滿中，以各種方式迸發出來。
過往薪資追不上物價指數、產假特休假被刁難苛扣.......等勞動現場上不時出現的怨懟，多半忍一忍就過去了。而職災的發生嚴重到殘害肢體、器官、甚至是血肉性命時，這個隱忍的閘口就到了極限，一時之間，這個號稱「愛拼就會贏」的世界似乎被揭露了原來是一場騙局，而真相令人不忍卒睹！
在職災率驚人的台灣，每天有約九十名工人因工作傷害被送進醫院，而醫院內部除了急救的系統，沒有任何輔助資訊協助他們保有自己的權益。法律是有錢人買得到的，弱勢者只有在半年後出院要談求償時，才發現自己的刑事追訴權已過了期限。找官方，有限的勞動法令上漏洞百出，擺明了幫有錢人逃脫責任；找道義，老板說：「時機這麼差，我也是賺不到什麼錢呀！」；找社會救助，門檻奇高、行政程序重挫受傷的人；找司法，漫漫無期的訴訟一拖三五年，昂貴的律師費用逼死窮人。整個社會佈下天羅地網逼弱勢者走投無路，共同結構起職災工人的二度傷害！
就數據來看，每年三萬多個職災案例幾乎都是勞動現場、上下班途中等立即發生的傷害，每年六十億的醫療支出也直指這個範圍。那麼，職業病患者那裡去了？在勞保領取職災給付的職業病案例，一年還不到一百件！相較於其他工業國家成千逾萬的職業病案例，我們當然不致於天真地以為台灣的工人都很健康、工廠都很安全。事實上，台灣的職業病調查根本是個大黑洞，實例滿坑滿谷，但沒有數據、缺乏資料。紡織廠的噪音、印刷廠的有機溶劑、鐵工廠的錳中毒、美容業的皮膚病......危機四伏的工作環境，弱勢工人求救無門。
從職災工人的眼睛看台灣的醫療問題，職業病醫學的發展窘困似乎是整個醫療商品化的必然結果。
醫療商品化的外在呈現，是財團醫院搶奪醫療市場，瓜分社會保險的大餅；對內，則是長庚式的「醫療生產線」管理，以及公私立醫院競相跟進的「論件計酬」式薪資給付。總之是醫療給付、動作都統一標準化，論量訂價。且不論這樣一套徹底商品化的醫療機制，如何加速惡化醫病關係，光聚焦在職業病門診上，就已是窘迫不堪，變相逼職業病醫生轉行了。
我們都知道，職業病的斷定是一整套複雜的因果求證，涉及環境醫學、整個病人的工作史、健康史、還有工廠的生產環境等，是一項長期的追蹤工作，耗時費力，又容易得罪資方、一有爭議還得請假出庭作證。與其他流行疾病放在同一個市場上叫價，職業病當然是十足的「賠錢貨」，就算在職業病醫師的力爭之下，健保局同意將每個門診給付提高一倍，又怎能負擔至工廠檢測、抽樣、取證的必要判定流程呢？
就這個部份，我們認為唯有將整個職業病醫學與商品化的醫療市場區隔開來，進行公共醫療的整體規劃，在各公立醫院成立職業病科，專款專用，積極培養職業病專業醫生，並補助各產業工會就近監督工廠安衛，讓工人自保的力量與職業病醫生密切合作，落實真正的追蹤調查。整個職業病的斷層既是整體政策所造成的，當然要以國家力量主動介入強化。
關於職災醫療的各種訴求，從現實職災工人的需求出發，我們一直以各種方式對社會喊話，請願的、修法的、丟雞蛋的、合作的、對抗的.......深知政經上居於弱勢的人，要求政策的改變唯有透過集體力量爭取。我們有非常多的傳單，有非常多石沈大海的訴求，也有非常多的對「合理的社會」的想像與熱情，但這都不是我打算在這篇龐雜短文裡一口氣說完的。
我深信，每一個個別的病痛都有個別的脈絡可循，但進入工傷者的勞動世界來看待具體的職災真相，則是我所經驗到，最接近「痛」的核心。（1996年六月醫望雜誌）
於是想起一些事，在傷病與醫療的背後經常出現.......
我們到健保局拉布條，提出職災者的醫療權益。顏面傷殘的周淑瑛在喊起口號的時候，主動拉下口罩，對大打太極拳的官員據理力爭。行動結束後，雙目幾近失明的她笑著說：「這是我受傷三年來，說最多話的一天。把心裡的話大聲說出來後，開始覺得，我也還是個有用的人。」在此之前，看復建門診的同時，她還得看精神科治療憂鬱症。
七月間，協會的醫師顧問劉益宏從彰化打電話來，居然問起有關資遣的勞動法令來了。怎麼回事呢？他有一名五十多歲的勞工病人，近來頻頻胃痛，細問下才知道工廠裡傳言老板要關廠了。這個年紀被解僱，鄉下地方工作又不好找，如果連資遣費也領不到日子怎麼過下去，作工仔一想起來就胃痛.............
去年與導航基金會合作進行學生打工安全講習，一群工傷者現身說法，努力把自己的故事拼湊成可以使用的教材。為考慮學生聽眾的接收度，何德隆工讀職災的故事中，對資方的直接控訴被一再要求降溫處理，他爭辯多時，忍不住說：「真的，受傷是一回事，重點是老板太欺負人！」
類近的影像與記憶，耿耿於懷，都在強調同一個訊息：要談職業災害的病人不同於其他受傷的人，恐怕就不得不面對勞雇關係在其中產生閘口般的作用了。
在現有的經濟結構中，職業災害經常是建基在「有人獲利、有人受害」的生產關係上；找得出證據的如安全衛生設施不足、生產工具老舊，舉證無門的如加班、趕工、拼績效獎金，所有看得見的、看不見的管理機制幾乎都一致指向透過降低成本以追求高利潤的競爭邏輯。而勞雇關係的強弱對比、生產利潤的分配不公、勞動過程的控管機制...........在工人付出血肉代價的同時，都自過往被「討生活」擠壓掉的深沈不滿中，以各種方式迸發出來。
過往薪資追不上物價指數、產假特休假被刁難苛扣.......等勞動現場上不時出現的怨懟，多半忍一忍就過去了。而職災的發生嚴重到殘害肢體、器官、甚至是血肉性命時，這個隱忍的閘口就到了極限，一時之間，這個號稱「愛拼就會贏」的世界似乎被揭露了原來是一場騙局，而真相令人不忍卒睹！
在職災率驚人的台灣，每天有約九十名工人因工作傷害被送進醫院，而醫院內部除了急救的系統，沒有任何輔助資訊協助他們保有自己的權益。法律是有錢人買得到的，弱勢者只有在半年後出院要談求償時，才發現自己的刑事追訴權已過了期限。找官方，有限的勞動法令上漏洞百出，擺明了幫有錢人逃脫責任；找道義，老板說：「時機這麼差，我也是賺不到什麼錢呀！」；找社會救助，門檻奇高、行政程序重挫受傷的人；找司法，漫漫無期的訴訟一拖三五年，昂貴的律師費用逼死窮人。整個社會佈下天羅地網逼弱勢者走投無路，共同結構起職災工人的二度傷害！
就數據來看，每年三萬多個職災案例幾乎都是勞動現場、上下班途中等立即發生的傷害，每年六十億的醫療支出也直指這個範圍。那麼，職業病患者那裡去了？在勞保領取職災給付的職業病案例，一年還不到一百件！相較於其他工業國家成千逾萬的職業病案例，我們當然不致於天真地以為台灣的工人都很健康、工廠都很安全。事實上，台灣的職業病調查根本是個大黑洞，實例滿坑滿谷，但沒有數據、缺乏資料。紡織廠的噪音、印刷廠的有機溶劑、鐵工廠的錳中毒、美容業的皮膚病......危機四伏的工作環境，弱勢工人求救無門。
從職災工人的眼睛看台灣的醫療問題，職業病醫學的發展窘困似乎是整個醫療商品化的必然結果。
醫療商品化的外在呈現，是財團醫院搶奪醫療市場，瓜分社會保險的大餅；對內，則是長庚式的「醫療生產線」管理，以及公私立醫院競相跟進的「論件計酬」式薪資給付。總之是醫療給付、動作都統一標準化，論量訂價。且不論這樣一套徹底商品化的醫療機制，如何加速惡化醫病關係，光聚焦在職業病門診上，就已是窘迫不堪，變相逼職業病醫生轉行了。
我們都知道，職業病的斷定是一整套複雜的因果求證，涉及環境醫學、整個病人的工作史、健康史、還有工廠的生產環境等，是一項長期的追蹤工作，耗時費力，又容易得罪資方、一有爭議還得請假出庭作證。與其他流行疾病放在同一個市場上叫價，職業病當然是十足的「賠錢貨」，就算在職業病醫師的力爭之下，健保局同意將每個門診給付提高一倍，又怎能負擔至工廠檢測、抽樣、取證的必要判定流程呢？
就這個部份，我們認為唯有將整個職業病醫學與商品化的醫療市場區隔開來，進行公共醫療的整體規劃，在各公立醫院成立職業病科，專款專用，積極培養職業病專業醫生，並補助各產業工會就近監督工廠安衛，讓工人自保的力量與職業病醫生密切合作，落實真正的追蹤調查。整個職業病的斷層既是整體政策所造成的，當然要以國家力量主動介入強化。
關於職災醫療的各種訴求，從現實職災工人的需求出發，我們一直以各種方式對社會喊話，請願的、修法的、丟雞蛋的、合作的、對抗的.......深知政經上居於弱勢的人，要求政策的改變唯有透過集體力量爭取。我們有非常多的傳單，有非常多石沈大海的訴求，也有非常多的對「合理的社會」的想像與熱情，但這都不是我打算在這篇龐雜短文裡一口氣說完的。
我深信，每一個個別的病痛都有個別的脈絡可循，但進入工傷者的勞動世界來看待具體的職災真相，則是我所經驗到，最接近「痛」的核心。（1996年六月醫望雜誌）
1996年5月10日 星期五
一場凶手兼法官的殺戮遊戲
就在今年五一勞動節前後，當官方一如過往展開熱鬧的、鮮花簇擁的┌模範勞工┘頒獎典禮，我們卻先後看到工傷協會與攝影師何經泰的┌工傷顯影—血染的經濟奇蹟┘攝影展，揭露一幕幕怵目驚心的職災工人影象;五月七日，因工廠實驗化學染料引發過敏性皮膚炎的職業病患者林美玲，更勇敢地現身說法，突出台灣職業災害的嚴重性及工傷者求償無門的困擾。
過往零星化、個別化出現的職災事見，集中浮現，我們宛如目睹了┌台灣經濟奇蹟背後的無名英雄┘以身家性命寫下血淚斑斑的墓誌銘，在官方的統計數據中，過去十年來，近五萬名勞工因工作傷害而死亡，逾二十萬人終身致殘，這個驚人的數字是兩伊戰爭中，美伊雙方死傷人數的總合﹗（附帶提醒的是，兩伊戰爭是二次世界大戰迄今近五十年來，震驚全球、傷亡最慘烈的軍事行動。）當「重返聯合國」、「加入GATT」的口號在朝野政黨的一致催眠下，成為台灣人民「邁向國際化、現代化」的集體迷思，對台灣的勞動階級來說，每年逾三萬名工人死傷於職業災害的「經濟奇蹟」，卻不啻是猗場催命的「經濟內戰﹗」，相較於每年居高不下的國防預算，對抗的是至今仍在試射空包彈的兩岸心戰，台灣工人卻在島內不間斷的經濟內戰下歷經浩劫，而相關的勞安支出、社福預算至今未被重視。
回到林美玲事件，仔細讀報的人，不免心生疑惑;明明是職業災害，老板不認帳也就罷了，怎麼連勞工保險的職災給付都領不到﹖
在此先作個勞保條例法律小百科式的解讀﹕請領勞保職災保險的各項給付（包括傷病、殘廢、甚至死亡）時，除了醫生證明，「投保單位」的簽章是必被條件，對受僱於一定雇主的勞工，投保單位就是公司了。白話文的說法就是﹕小工人因為工作而受傷了，要依法取得勞保的相官補償時，還需要大老闆的背書。
於是，現實的工傷案例中，我們看見職災認定成為老闆的特權專利，就算是職災者是由救護車直接自血染的機器旁送到醫院，就算是由職業病門診醫師經長期的追蹤診療，鑑定是職業病無疑，只要老闆不蓋章，勞保局就是不給錢﹗在這個基礎下，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麼華國染料公司一句「職災認定勞資雙方仍有疑義」，就使勞委會束手無策。林美玲官司一打六年多。
勞工行政主管機關自訂了一個自縛手腳的遊戲規則，犧牲弱勢職災工人的權益，而將職災認定的最高權力交給雇主成為無法規範的私人財產﹗讓兇手兼任法官，正是法律、制度聯手佈下天羅地網對職災工人進行的「合法殺戮」﹗
面對職災問題，最卑微、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擴大職災認定的單位，讓產業工會、醫院職業病門診中心、勞工行政主管機關的認定都得以取代顧主的簽章，反正還有勞保局最後審查的把關，「浮濫謊報」的托詞 遠比不上方便工傷者獲得最起碼的職災補償。過去幾十年來，多少個林美玲在漫長的司法訴訟中，無助地舉證以取得應有的權益。職業災害擴大認定單位，顧主若有不服，就由顧主去提請訴訟，「非職災」的反舉證責任，交給顧主「換人做做看」﹗(1996.5.10中國時報南方觀點)
過往零星化、個別化出現的職災事見，集中浮現，我們宛如目睹了┌台灣經濟奇蹟背後的無名英雄┘以身家性命寫下血淚斑斑的墓誌銘，在官方的統計數據中，過去十年來，近五萬名勞工因工作傷害而死亡，逾二十萬人終身致殘，這個驚人的數字是兩伊戰爭中，美伊雙方死傷人數的總合﹗（附帶提醒的是，兩伊戰爭是二次世界大戰迄今近五十年來，震驚全球、傷亡最慘烈的軍事行動。）當「重返聯合國」、「加入GATT」的口號在朝野政黨的一致催眠下，成為台灣人民「邁向國際化、現代化」的集體迷思，對台灣的勞動階級來說，每年逾三萬名工人死傷於職業災害的「經濟奇蹟」，卻不啻是猗場催命的「經濟內戰﹗」，相較於每年居高不下的國防預算，對抗的是至今仍在試射空包彈的兩岸心戰，台灣工人卻在島內不間斷的經濟內戰下歷經浩劫，而相關的勞安支出、社福預算至今未被重視。
回到林美玲事件，仔細讀報的人，不免心生疑惑;明明是職業災害，老板不認帳也就罷了，怎麼連勞工保險的職災給付都領不到﹖
在此先作個勞保條例法律小百科式的解讀﹕請領勞保職災保險的各項給付（包括傷病、殘廢、甚至死亡）時，除了醫生證明，「投保單位」的簽章是必被條件，對受僱於一定雇主的勞工，投保單位就是公司了。白話文的說法就是﹕小工人因為工作而受傷了，要依法取得勞保的相官補償時，還需要大老闆的背書。
於是，現實的工傷案例中，我們看見職災認定成為老闆的特權專利，就算是職災者是由救護車直接自血染的機器旁送到醫院，就算是由職業病門診醫師經長期的追蹤診療，鑑定是職業病無疑，只要老闆不蓋章，勞保局就是不給錢﹗在這個基礎下，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麼華國染料公司一句「職災認定勞資雙方仍有疑義」，就使勞委會束手無策。林美玲官司一打六年多。
勞工行政主管機關自訂了一個自縛手腳的遊戲規則，犧牲弱勢職災工人的權益，而將職災認定的最高權力交給雇主成為無法規範的私人財產﹗讓兇手兼任法官，正是法律、制度聯手佈下天羅地網對職災工人進行的「合法殺戮」﹗
面對職災問題，最卑微、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擴大職災認定的單位，讓產業工會、醫院職業病門診中心、勞工行政主管機關的認定都得以取代顧主的簽章，反正還有勞保局最後審查的把關，「浮濫謊報」的托詞 遠比不上方便工傷者獲得最起碼的職災補償。過去幾十年來，多少個林美玲在漫長的司法訴訟中，無助地舉證以取得應有的權益。職業災害擴大認定單位，顧主若有不服，就由顧主去提請訴訟，「非職災」的反舉證責任，交給顧主「換人做做看」﹗(1996.5.10中國時報南方觀點)
1996年5月1日 星期三
血染的經濟奇蹟
有時候，會夢見我的手好好的，沒有受傷，可是被人家拉著、拖著走，而我看不到那個人的樣子...........倪家偉，工讀生，沖床壓傷
他才十八歲，說話的時候，聲音都哽咽了。那個看不見的「人」是誰？
根據勞委會的統計：80％的職業災害來自於工人的不安全動作；電視上的預防職災宣導廣告，說的是：「心中有安全，處處不危險」、「生命價無比，安全靠自己」.........所有的官方說法都在指陳同一個罪名：是你自己不小心！工傷者唯有知罪噤聲。
事實上，極大比例的職災發生在加班時間，過度勞動下的失誤真的只是「個人不小心」嗎？為了提高生產效率，我們的勞動環境殺機重重，生產線加速、拆除沖床電眼、趕工、超時加班、績效制度.......看不見的凶手，就在管理機制的運作下，一致邁向高利潤、低保障、驚人職災率的「經濟奇蹟」！
我恨自己的無能為力，一條爛命，不知道要撐到什麼時候？索賠過程中，對法令了解愈深，愈覺得無力，無處申冤時就像那砧板上的牲畜一樣，任人宰割..........黃進生，鋼管滾落，左腳截肢
一再受挫，終於放棄訴訟，年輕的他對「司法正義」嗤之以鼻。
分明是有人獲利、有人受苦，可是受傷的人求償無門，勞動法令中可以計算得出的「依法理賠」是十足的「肢體大賤賣」，漫漫無期的司法途徑又是逼死窮人！
整個制度佈下天羅地網「合法」殺戮職災工人。無力對抗的，或是搖頭嘆息：「人在做，天在看，涮涮去！」或是痛心疾首：「老板一家大小不要在路上被我遇到！」一口氣找不到出路，甚且轉過頭來迴身自傷，躲在家裡三年不出門、日日酗酒自棄、逼老婆離婚.......澈底和自己變了形的命運過不去！
最怕坐公車，沒位置要站著時，根本沒有手扶來穩住身體。有一次坐最後一排，剎車時人就一路滾到走道中央..........古瑞勇，電機維修電擊，右手截肢
危機四伏的公共空間。工傷者失去工作能力的同時，猛然發現，這個社會的種種機制都是四肢健全者的「專利」。
「用壞就丟」的工傷者被迫退出勞動市場，經濟來源頓失的同時，還扛負著社福嚴重不足的額外花費。當「福氣啦」的經濟奇蹟在廣告上諷刺地頻頻出現，背後卻有人不聲不響地「乎去啦」。
以前身體好好的時候，為了待在公司，那敢有什麼抱怨？打拼一世人卻換來一身的病痛，真沒天良....莊玉妹，皮件廠，下背痛職業病
沒天良的，恐怕也不是個別的雇主。翻開職災相關法令，整個社會清楚的將勞動者視為「勞動力」，連勞保「殘廢給付」都明擺著「賣肉錢」的計算邏輯：肘關節以下、膝關節以上、一根手指、半個耳朵..............完全按其勞動功能來論斤論兩計價！
肢殘之外，職業病則是一個法令設計、調查實據上的大黑洞。因工廠噪音而重聽大嗓門的紡織女工、因有機溶劑侵蝕而脾氣大壞卻不知所以的印刷工、因快速收發郵件而嚴重肌腱炎動彈不得的郵務人員、因長期搬運重物而腰椎受損的機工、因一日十小時的站立而導致靜脈瘤的售貨小姐、因長程開車而坐骨神經痛的司機.........數以萬計的職業病患者仿如隱形了，不被看見、不被認定、不被處理。
在路上經常碰到好奇的小孩子一路盯著我的義肢看，頑皮一點的就大聲叫：「機器人！」我把袖口捲起來，360度旋轉電子手，說：「我是機器戰警！」......陳啟良，高壓電擊，雙手截肢
五年前，他還是個屢次自殺不成的「活死人」。現在，他以義肢挾著手提式麥克風，走在1112秋鬥遊行的「工傷大隊」中，無懼前進。
一個、兩個、愈來愈多個機器戰警（截肢）、烈火悍將（灼傷）.......走出來，聚起來，八十一年組織了「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他們都吃過苦，知道個別的、零星的職災工人會面對什麼樣「官資合一」的二度傷害，所以與「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長期合作，每週固定由鄭村棋顧問協助工傷者，共同抽絲剝繭地研討相關職災法令，匯整共同的血淚經驗。戰警、悍將、弱勢勞動者組織起來的集體力量，要撞擊這個殺戮工人的經濟體制！
1996年五一勞動節前夕，「工傷顯影─血染的經濟奇蹟」街頭攝影展與「工殤─職災者口述故事集」公開展出、發行，揭露台灣勞動現場上最不忍卒睹的工傷真相；過往零星化、個別化的出現的職災事件，集中浮現，我們宛如目睹了「台灣濟奇蹟背後的無名英雄」以身家性命寫下血淚斑斑的墓誌銘。在官方的統計數據中，過去四十年來，近五萬名勞工因工作傷害而死亡，逾二十萬人終身致殘，這個驚人的數字，是波斯灣戰爭（二次世界大戰迄今五十年來，規模最龐大、傷亡最慘烈的軍事活動。）時，美伊雙方軍民死傷總合的四倍！當「重返聯合國」、「加入GATT」的口號在朝野政黨的一致催眠下，成為台灣人民「邁向國際化、現代化」的集體迷思，對台灣的勞動階級來說，每天近九十名工人死傷於職業災害的「經濟奇蹟」，卻不啻是一場催命的「經濟內戰」。
如果說，「經濟立國」是台灣立足國際的根本，那麼，居高不下的職災率造成勞動力嚴重損害就是「動搖國本」的大災難，而台灣的企業主卻在這個「殺人不償命」的遊戲規則裡，大撈利潤。官方立法允許少數資本家大發國難財，卻使台灣徹底淪為工人屠宰場!
每年持續三萬多個職災案例，不應該只是官方資料中的一個數據。「工殤」的記錄與出版，是為數據背後活生生的工傷者作傳，也是為被主流文化所遺忘的勞動歷史，留下這一代台灣工人最「痛」的見證。（1996年5月1日中國時報寶島版）
他才十八歲，說話的時候，聲音都哽咽了。那個看不見的「人」是誰？
根據勞委會的統計：80％的職業災害來自於工人的不安全動作；電視上的預防職災宣導廣告，說的是：「心中有安全，處處不危險」、「生命價無比，安全靠自己」.........所有的官方說法都在指陳同一個罪名：是你自己不小心！工傷者唯有知罪噤聲。
事實上，極大比例的職災發生在加班時間，過度勞動下的失誤真的只是「個人不小心」嗎？為了提高生產效率，我們的勞動環境殺機重重，生產線加速、拆除沖床電眼、趕工、超時加班、績效制度.......看不見的凶手，就在管理機制的運作下，一致邁向高利潤、低保障、驚人職災率的「經濟奇蹟」！
我恨自己的無能為力，一條爛命，不知道要撐到什麼時候？索賠過程中，對法令了解愈深，愈覺得無力，無處申冤時就像那砧板上的牲畜一樣，任人宰割..........黃進生，鋼管滾落，左腳截肢
一再受挫，終於放棄訴訟，年輕的他對「司法正義」嗤之以鼻。
分明是有人獲利、有人受苦，可是受傷的人求償無門，勞動法令中可以計算得出的「依法理賠」是十足的「肢體大賤賣」，漫漫無期的司法途徑又是逼死窮人！
整個制度佈下天羅地網「合法」殺戮職災工人。無力對抗的，或是搖頭嘆息：「人在做，天在看，涮涮去！」或是痛心疾首：「老板一家大小不要在路上被我遇到！」一口氣找不到出路，甚且轉過頭來迴身自傷，躲在家裡三年不出門、日日酗酒自棄、逼老婆離婚.......澈底和自己變了形的命運過不去！
最怕坐公車，沒位置要站著時，根本沒有手扶來穩住身體。有一次坐最後一排，剎車時人就一路滾到走道中央..........古瑞勇，電機維修電擊，右手截肢
危機四伏的公共空間。工傷者失去工作能力的同時，猛然發現，這個社會的種種機制都是四肢健全者的「專利」。
「用壞就丟」的工傷者被迫退出勞動市場，經濟來源頓失的同時，還扛負著社福嚴重不足的額外花費。當「福氣啦」的經濟奇蹟在廣告上諷刺地頻頻出現，背後卻有人不聲不響地「乎去啦」。
以前身體好好的時候，為了待在公司，那敢有什麼抱怨？打拼一世人卻換來一身的病痛，真沒天良....莊玉妹，皮件廠，下背痛職業病
沒天良的，恐怕也不是個別的雇主。翻開職災相關法令，整個社會清楚的將勞動者視為「勞動力」，連勞保「殘廢給付」都明擺著「賣肉錢」的計算邏輯：肘關節以下、膝關節以上、一根手指、半個耳朵..............完全按其勞動功能來論斤論兩計價！
肢殘之外，職業病則是一個法令設計、調查實據上的大黑洞。因工廠噪音而重聽大嗓門的紡織女工、因有機溶劑侵蝕而脾氣大壞卻不知所以的印刷工、因快速收發郵件而嚴重肌腱炎動彈不得的郵務人員、因長期搬運重物而腰椎受損的機工、因一日十小時的站立而導致靜脈瘤的售貨小姐、因長程開車而坐骨神經痛的司機.........數以萬計的職業病患者仿如隱形了，不被看見、不被認定、不被處理。
在路上經常碰到好奇的小孩子一路盯著我的義肢看，頑皮一點的就大聲叫：「機器人！」我把袖口捲起來，360度旋轉電子手，說：「我是機器戰警！」......陳啟良，高壓電擊，雙手截肢
五年前，他還是個屢次自殺不成的「活死人」。現在，他以義肢挾著手提式麥克風，走在1112秋鬥遊行的「工傷大隊」中，無懼前進。
一個、兩個、愈來愈多個機器戰警（截肢）、烈火悍將（灼傷）.......走出來，聚起來，八十一年組織了「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他們都吃過苦，知道個別的、零星的職災工人會面對什麼樣「官資合一」的二度傷害，所以與「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長期合作，每週固定由鄭村棋顧問協助工傷者，共同抽絲剝繭地研討相關職災法令，匯整共同的血淚經驗。戰警、悍將、弱勢勞動者組織起來的集體力量，要撞擊這個殺戮工人的經濟體制！
1996年五一勞動節前夕，「工傷顯影─血染的經濟奇蹟」街頭攝影展與「工殤─職災者口述故事集」公開展出、發行，揭露台灣勞動現場上最不忍卒睹的工傷真相；過往零星化、個別化的出現的職災事件，集中浮現，我們宛如目睹了「台灣濟奇蹟背後的無名英雄」以身家性命寫下血淚斑斑的墓誌銘。在官方的統計數據中，過去四十年來，近五萬名勞工因工作傷害而死亡，逾二十萬人終身致殘，這個驚人的數字，是波斯灣戰爭（二次世界大戰迄今五十年來，規模最龐大、傷亡最慘烈的軍事活動。）時，美伊雙方軍民死傷總合的四倍！當「重返聯合國」、「加入GATT」的口號在朝野政黨的一致催眠下，成為台灣人民「邁向國際化、現代化」的集體迷思，對台灣的勞動階級來說，每天近九十名工人死傷於職業災害的「經濟奇蹟」，卻不啻是一場催命的「經濟內戰」。
如果說，「經濟立國」是台灣立足國際的根本，那麼，居高不下的職災率造成勞動力嚴重損害就是「動搖國本」的大災難，而台灣的企業主卻在這個「殺人不償命」的遊戲規則裡，大撈利潤。官方立法允許少數資本家大發國難財，卻使台灣徹底淪為工人屠宰場!
每年持續三萬多個職災案例，不應該只是官方資料中的一個數據。「工殤」的記錄與出版，是為數據背後活生生的工傷者作傳，也是為被主流文化所遺忘的勞動歷史，留下這一代台灣工人最「痛」的見證。（1996年5月1日中國時報寶島版）
眼淚的力量
（1996.5.1中國時報）
要回我們的東西，有罪嗎？
將近半夜了，剛由遊覽車載走兩組近九十個工人回桃園，新來接班的這二組人，都剛從工廠趕來，神情有些疲憊，但精力仍集中，特別是穿過樓下、樓上重重警察的人牆，大家更因「同仇敵慨」的心情，而更見精神抖擻。
這已經是第三夜了，二百多個工人分成六組，輪班排著到桃園工廠守夜、台北總公司談判、以及回家梳洗休息。報上斗大的標題：「員工催討資遣費，福昌老板遭強留」、「員工看守老闆五十多小時，僵持不下」、「福昌員工圍困董事長與總經理」、「形同軟禁」、「留人，可以效法嗎？」……看守、圍困、強留、軟禁的說法不一而足，更有學者祭出六法全書，討論妨害人身自由，女工自觸法網。「可是，明明是他欠我們錢，早該準備好了還，怎麼還要我們來催？來討？要回我們應得的東西，有罪嗎？他幾十個小時覺得委屈，我們幾十年的青春怎麼算？」年資十七年的秀英，漲紅了臉。
[@more@]接班時，有人提及下午總經理假借要上廁所，其實早用大哥大和保彪連絡好了，要趁機逃走，幸好大家用身體團團圍住，才沒讓他落掉。「他好狠哪，蔡富美在廁所門口圍住他，都五十幾歲的老女工了，總經理還是腳抬起來就踼，當場把她踼得彎下腰，現在還在醫院急救！」、「小心，他是老狐狸，一定還會再突圍的。」大家互相提醒著。
會客室裡，工會幹部早和總經理、董事長馬拉松長談了二、三天了。「看他們二個人推來推去，真的很生氣，我們為公司賣命打拼了一輩子，現在工廠在海外設廠愈來愈多，公司在國內股票上市還連漲，居然硬是把我們的棺材本像垃圾一樣推來推去，還把我們當人看嗎？」阿蘭一說，眼淚就掉下來。
無懼的眼淚
總經理又走出來了，女工們慌忙將臂膀左右扣住同伴們，以身體圍作緊密人牆。他直接跳上桌面，從高往下俯視著女工，說：「你們這是妨害人身目由，誰敢碰到我，我就告他！」手提公事包，他決定逕自突圍：「誰敢碰我？」
原本百無聊賴的鎂光燈都閃起來了，警方的搜證人員早準備好相機、攝影機等在一旁，女工們又心酸又委屈，身體靠得更緊密，用集體的力量阻擋他橫衝直撞的揮舞著提包、腳力。只能防堵，不能反擊的戰役。有人率先喊起口號：「簽完再走！」「簽完再走！」緊密扣連的勞動的手及身軀，很多人的眼淚和聲音一起強力爆發：「簽完再走！」簽一份早該給的承諾。
熱力不斷地上湧，女工姐妹們，無懼地流著淚，無懼地喊著共同的心聲，一旁的警察也噤聲不敢介入。
[顧玉玲1] 法律給予私人財產至高無上的保護，並應允其自由跨國流動，卻對弱勢者的權益縛手綁腳，難以施展。所以，女工們實在搞不懂：明明是搶人退休金的強盜，我們把他圍起來，要他還錢，為什麼後來卻吃上了官司？
一開始的委屈，來自老板的翻臉無情，來自青春血汗的不值，隨著集體抗爭的前進，在制度、法律的四處碰壁。
「台灣的政治真的很含糊，一個勞基法放在那裡欺騙勞工！」秋鴻堅毅的臉看不出太大的激動，但是她知道：「我們淚流了這麼多，工做了這麼久，要戰到底！」
我看見，一股巨大的力量，在無懼的淚水中，源源滋長而出。
1996年3月2日 星期六
想像我寫了一封信
二月27日在人間副刊閱讀了蓬草的「信的命運」，感覺困惑而荒謬。
想像我寫了一封信。
冬天的夜裡，啊，遠方的朋友可好嗎？隔著海，隔著亞熱帶的冬雨、溫帶的落葉、寒帶的細雪，我的一紙思念，竟爾飄洋過海來到友人的眼前。多麼神奇的旅程啊，想像那清晨自紅色郵筒取走我的信件的綠衣人，想像在成千上萬郵件中快速分發歸類區域的差工的雙手，想像我的信浮蓋上寄件城市的戳印安穩上了飛機，而機場搬運的工人可能恰好是國小隔壁班那個打躲避球一級棒的男孩，想像出了海關又進了海關的我的信，在白膚綠眼的法蘭西郵差的眼中艱困地辨識我潦草的拼音，巴黎正下著雪呢，我的信，由一雙凍疆了的老差士（在法國，郵差也腳踏車嗎？）的手，安穩地進駐你的郵筒......
信的兩造，是你和我；信的傳遞，是活生生的千百個工人的勞動。
這是我所知道的，最最真實的「信的命運」。
想像那個每次送信來都被鄰家的大狗追著跑的郵差，調薪的幅度又追不上物價指數了；想像專門負責信件分類的那個臨時女工，肘關節以下已隱隱作痛了三個月，而郵局不承認肌腱炎是職業病偏偏病假又滿了；想像薪資結構的變更，將使那個凍紅了鼻頭的法國老差士退休金少掉一半...............生養我們信函往來的勞動者，有什麼籌碼來反抗不義的對待呢？
「生」出信件的人沒什麼可以邀功的，若沒有郵務人員的勞動「養」活了這些信，根本無所謂「信的命運」。對信的供養者爭取權益、表達意見，我們受惠多年的寫信人，不正是要認真嚴肅對待、甚且鼓勵支援嗎？
是啊，是這樣的。因司機罷工而被迫走路上班的法國人表態「支持罷工」，恐怕並非蓬草所譏諷的「慷慨無私」，而是，真的只是，對「信的命運」和我有著相同想像與理解的人罷。
想像我寫了一封信。
冬天的夜裡，啊，遠方的朋友可好嗎？隔著海，隔著亞熱帶的冬雨、溫帶的落葉、寒帶的細雪，我的一紙思念，竟爾飄洋過海來到友人的眼前。多麼神奇的旅程啊，想像那清晨自紅色郵筒取走我的信件的綠衣人，想像在成千上萬郵件中快速分發歸類區域的差工的雙手，想像我的信浮蓋上寄件城市的戳印安穩上了飛機，而機場搬運的工人可能恰好是國小隔壁班那個打躲避球一級棒的男孩，想像出了海關又進了海關的我的信，在白膚綠眼的法蘭西郵差的眼中艱困地辨識我潦草的拼音，巴黎正下著雪呢，我的信，由一雙凍疆了的老差士（在法國，郵差也腳踏車嗎？）的手，安穩地進駐你的郵筒......
信的兩造，是你和我；信的傳遞，是活生生的千百個工人的勞動。
這是我所知道的，最最真實的「信的命運」。
想像那個每次送信來都被鄰家的大狗追著跑的郵差，調薪的幅度又追不上物價指數了；想像專門負責信件分類的那個臨時女工，肘關節以下已隱隱作痛了三個月，而郵局不承認肌腱炎是職業病偏偏病假又滿了；想像薪資結構的變更，將使那個凍紅了鼻頭的法國老差士退休金少掉一半...............生養我們信函往來的勞動者，有什麼籌碼來反抗不義的對待呢？
「生」出信件的人沒什麼可以邀功的，若沒有郵務人員的勞動「養」活了這些信，根本無所謂「信的命運」。對信的供養者爭取權益、表達意見，我們受惠多年的寫信人，不正是要認真嚴肅對待、甚且鼓勵支援嗎？
是啊，是這樣的。因司機罷工而被迫走路上班的法國人表態「支持罷工」，恐怕並非蓬草所譏諷的「慷慨無私」，而是，真的只是，對「信的命運」和我有著相同想像與理解的人罷。
1994年4月2日 星期六
再見！辛德勒名單
先是一片闇黑，窒悶的死寂。然後，一顫一顫的，小小的火苗攀上
一點燭蕊、二點燭蕊……漫展燃起點點燭光；銀幕就這樣一寸寸亮起
來了。
希望與重生，這是「辛德勒名單」一開始就溫馨十足地傳達的精神
。挾著甫出爐奧斯卡最佳影片得主的威名赫赫、商業票房保證的導演
史蒂芬史匹柏，再加上納粹屠殺猶太人歷史記錄般的嚴正體材……在
在都使得「辛」片上映的宣傳，氣勢如虹。
面對這麼「偉大」的一部電影，三個小時中，精密的、飽滿的鏡頭
，耗費大量人力、物力的好萊塢電影工業奇蹟，一段歷史、批判、人
性、夾議來敘的記錄……，我們看見了一個什麼樣的故事？
期待一個慈善家？
就社會位置來說，奧斯卡辛德勒無疑是一個發戰爭財的投機商人，
在希特勒對外發動戰爭、對內仇視猶太人的納粹時代，辛德勒藉著猶
太人被整編、踢到社會最底層如囚犯、奴隸般位置時，一方面向原本
善於經商的猶太人以日後實物分紅的方式換取大量現金；另一方面又
賄賂官員，取得大批工作證，賤價雇用猶太人，生產鍋、盆等民生用
品，供應德國軍隊使用。
種族歧視」結合「軍國主義」，讓原本默默無聞的辛德勒，一夕致
富。在赤裸裸的種族歧視下，階級劃分得更明確且具正當性：德國工
人薪資較高、非技術工人與女工次之、波蘭人更低一級，猶太人則根
本是被揀選了來出賣勞力還要額首稱慶、低頭謝恩了。有這麼一群沒
有退路、方便集中管理、又廉價好用的工人效命，附帶著軍國主義的
政策舖路，辛德勒的財富積累方式，與一九九四年的今日資本主義社
會對比，又有什麼兩樣呢？種族、技術、性別……的區隔，都為了特
定階級的利益服務，而辛德勒，恰是一個擅用遊戲規則的人。
既得利益者都是大奸大惡、帶著原罪的壞蛋嗎？
科拉科猶太人被關入集中營的那一日，黑白畫面上是一名紅衣小女
孩在混亂的人群中倉皇走動，主觀鏡頭的凝視者是辛德勒在野遊的山
坡上百感交集、痛心不忍。似乎就是自那一刻起，一名救苦救難的慈
善家辛德勒誕生了！
集中營裡，老弱的、效率不彰的、性命垂危的，都透過辛德勒的點
名，進入工廠工作而脫離集中營的死亡威脅。美名一傳開，甚且有年
輕女子自願獻身以拯救老父老母（當然，慈善家是嚴辭拒絕了美色，
又暗裡拯救了老夫婦。）……戰亂時期，勞苦大眾間，新的救世主出
現了，而天堂竟是辛德勒工廠生產線上的一個工作位置！
不同於曠野上、木匠之子的耶穌基督，廿世紀初的資本慈善家站
在一個生產戰爭所需品的位置，可以花大錢賄賂軍官，可以藉生產、
愛國之名與集中營討價還價，開列名單要人：「這是我的工人！」資
本的力量與軍隊可以平起平坐，就地還價。偉哉資本慈善家！
權力在誰的手裡？
集中營軍官阿蒙與大商人辛德勒是片中最突出、對比最強烈的兩個
角色了。一個是視猶太人如草芥，又狂暴、壓抑的獨裁軍官；一個是
深得猶太人心，又溫情、有擔當的善心老板。但兩個人之間，無人可
取代的共通點則是：權力。握有槍砲，或掌有資本，都掌握了權力。
於是，電影中我們看見一幕辛德勒勸導阿蒙的戲，告訴他：真正的
權力不在於「我可以取你性命」，而在於「我可以免你一死」。辛德
勒名單無疑就是”善用權力”的一個好例子：一張名單救得一仟多口
活命！
而我們在讚揚辛德勒的善行義舉的同時，不免要感慨：期待一個既
有權力、又有良心的慈善家，就如同一個女人期待嫁得”良人”以保
障後半生的命運一樣，被動、無奈、且危機四伏。
慈善家能在權力範圍內補貼性地造福一些人，卻不能（也無意？
）改變根本的權力結構。簡單地說，「辛德勒拯救一千多名猶太人」
的故事是一項兼具「目我完成」與「拔刀相助」的功德美事，但對德
人∕猶太人、老板∕工人、宰制∕被宰制的權力結構，則完全不作更
動。這部影片在說著這樣的一個故事：辛德勒將取之於猶太人的財富
用到猶太人身上，而一仟名獲救的猶太人則將「感恩」的心情凝聚在
回饋辛德勒的一枚金戒指上；強與弱、上與下的兩造在良知、誠信、
人情的基礎上，建立了溫馨而神聖的互動關係。
但是，站在一個弱的、下的、被決定的位置，我們更關心的毋寧是
：一仟多名猶太人除了共同打造金戒指外，是否也學會以集體的力量
，共同打造未來的命運？奪回不乞求”被赦免”或”被拯救”的權力
！
人人愛當辛德勒！
「辛德勒名單」作為一部溫情的、有誠意的電影，在好萊塢電影工
大量人力、物力投入下，有一定的成就。有趣的是，本片對奧斯卡辛
德勒傳奇的詮釋角度，恰恰映照了導演史蒂芬史匹柏的際遇。
史匹柏自十年前以外星人ET風靡全球後，一連串魔官傳奇系列電影
，部部賣座，去年更以一部「侏儸紀公園」帶動恐龍熱風潮，至今不
衰。在好萊塢的商業利潤取向下，史匹柏無疑是箇中嬴家，部部瘋狂
賣座的商業電影奠定了他「千萬導演」的身價，以及呼風喚雨、行使
「自由意志」的可能。
是的，高利潤電影的保證正如同高利潤生產一般，史匹柏與辛德勒
一樣取得權力。這權力可以用來拍一部「很早就想拍」的非商業題材
電影，可以大膽採用了九成的黑白影片，可以耗資上億地再現集中營
景像……金錢堆積起來的權力多麼好用！這也許可以說明，為什麼史
匹柏多次使用仰角拍攝辛德勒悲憫的、寬懷的身姿，而俯看的鏡頭裡
，是一張張孺慕、景仰的猶太臉孔。片中用了大量的人物特寫鏡頭，
但我們對於那些悲苦的、害怕的、緊張的猶太人物，卻仍是印象模糊
的，有血有肉、有情緒、有掙扎的辛德勒才是主角！而這個主角以強
而有力的真實故事，向我們再次驗證了「先累積個人資源，才能對群
眾發揮影響力，實踐理想！」的邏輯。
且不論這一套弱肉強食的遊戲規則畢竟不是人人玩得起，單就行動
成效來說，這種「實踐」邏輯根本上就已將個人力量與群眾生死隔絕
了。自外於集體命運的個別努力，終究無助於凝聚弱勢力量，將低下
的共同往上提昇。
回到影片一開始的燭火。
當點點弱焰匯聚成照亮暗夜的光芒，我們真正期待的是：推翻這一
套由個別的人掌有書寫名單的遊戲規則，讓權力回到底層大眾手上，
讓個人的善心義舉在人與人平等對待的關係下自然發生，讓英雄與名
單的時代永遠成為過去！
一點燭蕊、二點燭蕊……漫展燃起點點燭光；銀幕就這樣一寸寸亮起
來了。
希望與重生，這是「辛德勒名單」一開始就溫馨十足地傳達的精神
。挾著甫出爐奧斯卡最佳影片得主的威名赫赫、商業票房保證的導演
史蒂芬史匹柏，再加上納粹屠殺猶太人歷史記錄般的嚴正體材……在
在都使得「辛」片上映的宣傳，氣勢如虹。
面對這麼「偉大」的一部電影，三個小時中，精密的、飽滿的鏡頭
，耗費大量人力、物力的好萊塢電影工業奇蹟，一段歷史、批判、人
性、夾議來敘的記錄……，我們看見了一個什麼樣的故事？
期待一個慈善家？
就社會位置來說，奧斯卡辛德勒無疑是一個發戰爭財的投機商人，
在希特勒對外發動戰爭、對內仇視猶太人的納粹時代，辛德勒藉著猶
太人被整編、踢到社會最底層如囚犯、奴隸般位置時，一方面向原本
善於經商的猶太人以日後實物分紅的方式換取大量現金；另一方面又
賄賂官員，取得大批工作證，賤價雇用猶太人，生產鍋、盆等民生用
品，供應德國軍隊使用。
種族歧視」結合「軍國主義」，讓原本默默無聞的辛德勒，一夕致
富。在赤裸裸的種族歧視下，階級劃分得更明確且具正當性：德國工
人薪資較高、非技術工人與女工次之、波蘭人更低一級，猶太人則根
本是被揀選了來出賣勞力還要額首稱慶、低頭謝恩了。有這麼一群沒
有退路、方便集中管理、又廉價好用的工人效命，附帶著軍國主義的
政策舖路，辛德勒的財富積累方式，與一九九四年的今日資本主義社
會對比，又有什麼兩樣呢？種族、技術、性別……的區隔，都為了特
定階級的利益服務，而辛德勒，恰是一個擅用遊戲規則的人。
既得利益者都是大奸大惡、帶著原罪的壞蛋嗎？
科拉科猶太人被關入集中營的那一日，黑白畫面上是一名紅衣小女
孩在混亂的人群中倉皇走動，主觀鏡頭的凝視者是辛德勒在野遊的山
坡上百感交集、痛心不忍。似乎就是自那一刻起，一名救苦救難的慈
善家辛德勒誕生了！
集中營裡，老弱的、效率不彰的、性命垂危的，都透過辛德勒的點
名，進入工廠工作而脫離集中營的死亡威脅。美名一傳開，甚且有年
輕女子自願獻身以拯救老父老母（當然，慈善家是嚴辭拒絕了美色，
又暗裡拯救了老夫婦。）……戰亂時期，勞苦大眾間，新的救世主出
現了，而天堂竟是辛德勒工廠生產線上的一個工作位置！
不同於曠野上、木匠之子的耶穌基督，廿世紀初的資本慈善家站
在一個生產戰爭所需品的位置，可以花大錢賄賂軍官，可以藉生產、
愛國之名與集中營討價還價，開列名單要人：「這是我的工人！」資
本的力量與軍隊可以平起平坐，就地還價。偉哉資本慈善家！
權力在誰的手裡？
集中營軍官阿蒙與大商人辛德勒是片中最突出、對比最強烈的兩個
角色了。一個是視猶太人如草芥，又狂暴、壓抑的獨裁軍官；一個是
深得猶太人心，又溫情、有擔當的善心老板。但兩個人之間，無人可
取代的共通點則是：權力。握有槍砲，或掌有資本，都掌握了權力。
於是，電影中我們看見一幕辛德勒勸導阿蒙的戲，告訴他：真正的
權力不在於「我可以取你性命」，而在於「我可以免你一死」。辛德
勒名單無疑就是”善用權力”的一個好例子：一張名單救得一仟多口
活命！
而我們在讚揚辛德勒的善行義舉的同時，不免要感慨：期待一個既
有權力、又有良心的慈善家，就如同一個女人期待嫁得”良人”以保
障後半生的命運一樣，被動、無奈、且危機四伏。
慈善家能在權力範圍內補貼性地造福一些人，卻不能（也無意？
）改變根本的權力結構。簡單地說，「辛德勒拯救一千多名猶太人」
的故事是一項兼具「目我完成」與「拔刀相助」的功德美事，但對德
人∕猶太人、老板∕工人、宰制∕被宰制的權力結構，則完全不作更
動。這部影片在說著這樣的一個故事：辛德勒將取之於猶太人的財富
用到猶太人身上，而一仟名獲救的猶太人則將「感恩」的心情凝聚在
回饋辛德勒的一枚金戒指上；強與弱、上與下的兩造在良知、誠信、
人情的基礎上，建立了溫馨而神聖的互動關係。
但是，站在一個弱的、下的、被決定的位置，我們更關心的毋寧是
：一仟多名猶太人除了共同打造金戒指外，是否也學會以集體的力量
，共同打造未來的命運？奪回不乞求”被赦免”或”被拯救”的權力
！
人人愛當辛德勒！
「辛德勒名單」作為一部溫情的、有誠意的電影，在好萊塢電影工
大量人力、物力投入下，有一定的成就。有趣的是，本片對奧斯卡辛
德勒傳奇的詮釋角度，恰恰映照了導演史蒂芬史匹柏的際遇。
史匹柏自十年前以外星人ET風靡全球後，一連串魔官傳奇系列電影
，部部賣座，去年更以一部「侏儸紀公園」帶動恐龍熱風潮，至今不
衰。在好萊塢的商業利潤取向下，史匹柏無疑是箇中嬴家，部部瘋狂
賣座的商業電影奠定了他「千萬導演」的身價，以及呼風喚雨、行使
「自由意志」的可能。
是的，高利潤電影的保證正如同高利潤生產一般，史匹柏與辛德勒
一樣取得權力。這權力可以用來拍一部「很早就想拍」的非商業題材
電影，可以大膽採用了九成的黑白影片，可以耗資上億地再現集中營
景像……金錢堆積起來的權力多麼好用！這也許可以說明，為什麼史
匹柏多次使用仰角拍攝辛德勒悲憫的、寬懷的身姿，而俯看的鏡頭裡
，是一張張孺慕、景仰的猶太臉孔。片中用了大量的人物特寫鏡頭，
但我們對於那些悲苦的、害怕的、緊張的猶太人物，卻仍是印象模糊
的，有血有肉、有情緒、有掙扎的辛德勒才是主角！而這個主角以強
而有力的真實故事，向我們再次驗證了「先累積個人資源，才能對群
眾發揮影響力，實踐理想！」的邏輯。
且不論這一套弱肉強食的遊戲規則畢竟不是人人玩得起，單就行動
成效來說，這種「實踐」邏輯根本上就已將個人力量與群眾生死隔絕
了。自外於集體命運的個別努力，終究無助於凝聚弱勢力量，將低下
的共同往上提昇。
回到影片一開始的燭火。
當點點弱焰匯聚成照亮暗夜的光芒，我們真正期待的是：推翻這一
套由個別的人掌有書寫名單的遊戲規則，讓權力回到底層大眾手上，
讓個人的善心義舉在人與人平等對待的關係下自然發生，讓英雄與名
單的時代永遠成為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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