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外勞政策正是「人口販運」的溫床

2003年底以「看護工」名義來台工作的越南籍陶氏瓊，被雇主送到塑膠廠非法工作，後遭受職業災害截肢致殘。來台前，阮氏瓊借貸付出高額的仲介費，以看護工契約被騙來台後，她的行動受到雇主控制，一天只吃一餐飯，未領到薪水與賠償前，就被強制遣返回越南......

2005年，位於樹林的宏富科技公司，聘用三十名菲籍、越南藉女工。生產旺季趕工時，本勞輪三班工作，外勞連續工作24小時，不准睡覺！有時半夜，台籍管理人員逕入女工宿舍把外勞叫醒，就要她們到樓下的工廠去加班，不得拒絕。生產淡季時，外勞被轉販到淡水、樹林、新竹的其他工廠勞動，從二天到三週不等。護照、居留證被扣押，薪水卻被不當苛扣、延遲數月發放。宏富的外勞宿舍就在工廠頂樓，每天晚上工廠收工後，7、8點關上電動鐵門，只能從外部開門，住在廠房及倉庫樓上的數十名外勞形同被軟禁，連火災都逃不出來！

在聯合國的「人口販運」定義中，陶氏瓊及宏富女工來台工作的過程中，已符合「欺騙」、「債務約束」、「強迫勞動」、「行動控制」、「受剝削」．…等人口販運要素，應以受害人身份獲得基本照顧，由警調系統主動以刑事犯罪偵查、起訴不肖雇主或仲介。但在台灣，陶氏瓊的雇主卻只受到勞委會以「違反就業服務法」處以行政罰鍰，而受害人要討回職災補償還要自費跨海打民事官司！

強迫勞動也是人口販運

全球每年有兩百萬人遭受人口販運，每年有高達九十億美元的地下市場，人蛇跨國流動。聯合國在2000年一月通過了「預防、抑制、懲罰人口販運協議」，要求成員國將此類活動犯罪化，並超越傳統以性剝削為目的的狹隘關注，明訂當代的「人口眅運」形式應包括強迫勞動、債務奴役。
2005年六月，美國將台灣的人口販運防制評比由原本的第一級往下降了一級，與中國大陸同等級。2006年，台灣又因高捷泰勞抗暴事件所引發的外勞政策不當問題，而在評比報告中再下降為第二級觀察員。而事實上，台灣的外籍勞工早就處在國際人口販運的危險邊緣，特別是以女性為主的家事服務勞動者，因不受勞基法保障，又處於個別、孤立、封閉的工作現場，更容易被不肖仲介或雇主四處轉賣、不當僱用。而一但外勞以「逃走」脫離被奴役狀態，卻又立即陷入「非法」身份，外事警察天天追捕逃跑外勞，導致「受害者」一夕成為「通緝犯」，更不可能出庭作證、協助檢調起訴加害者。再追根究底來說，外傭陷入人口販運的困境，恐怕最主要的壓迫還是來自外勞政策中的「不得自由轉換雇主」，台灣的不當外勞政策，適巧成為人口販運的溫床。

外籍勞動力「商品」的特殊性，在於限業限量限期引進，一律採最低薪資，除非是受照顧者過世、原雇主放棄聘用、或關廠，否則不得轉換雇主。也就是說，再如何糟榚的勞動環境，只要雇主不是明顯違法，外勞若要辭職，只有遣返一途。若我們說，資本主義的勞動力市場是自由買賣的，在勞資雙方條件懸殊的狀況下，能勉強取得整體勞動條件均衡的，恐怕只有受雇主以離職來淘汰不肖雇主，以缺工來促使工作環境的改善。但台灣外籍勞工的引進與制度設計，卻全然背道而馳。

發展了誰？奴役了誰？

台灣自1992年立法開放引進外籍勞工，一開始是源由於營造業、製造業資方對「廉價勞動力」的需求，政府使用外籍產業後備隊以最低工資滿足雇主壓低勞動成本，延滯產業外移的腳步。1993年後，政府擴大開放外籍幫傭、看護工引進，將原應由國家以社會福利承擔的家庭照護，放手給低廉的外勞市場解決沈重的社會需求，讓家有老、殘、病的中下階層，得以用最低工資聘請全天候的照護者。而其中，「不得轉換雇主」更是逼得外勞在雇傭關係中，全面繳械。

有的外勞，以「看護工」名義引進，卻被雇主帶到鐵工廠，直至發生職災才知道這是非法工作，沒有勞保；或者，同一個仲介，卻三、四個月不等地轉換到不同雇主家作業，對外資訊完全封閉；更多的是，契約上是照顧阿公，但全年無休地到雇主及連帶四、五個親戚家中清掃，兼要煮食三餐、假日到雇主開的店裡幫忙，毫無喘息的二十四小時待命………這都是真實的台灣外勞處境。

奴隸時代已經過去了嗎？當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思維橫掃全球，當台灣政府也汲汲營營在勞動及產業政策上，快速以去管制化、市場化、私有化加緊跟上「全球化」的腳步，且不論所謂的「發展」，到底是「發」了誰？「斬」了誰？單是聚焦在來台的外籍勞工身上，我們就會駭然發現：以全球化為名的跨國流動勞工，卻在台灣受到最封建的捆綁，形同奴工！

只談「庇護」不看「結構」是假道學

跨國界販運，強迫勞動，在台灣早已存在多年，結構性的政策問題不改變，台灣就會成為人口販運的溫床。有一群好控制的、便宜的、好用的外來奴工壂底，集體勞動條件只會全面沈淪，受害的同時也會是台灣的勞動階層。唯有台灣社會正視外勞來台是貢獻者、生產者、勞動者，是對台灣社會及經濟付出與奉獻的一群，將本勞與外勞的勞動條件更趨一致，才不致形成勞勞對抗、資方得利。

可預見的，台灣政府在美國老大哥的壓力下，勢必會虛張聲勢在「人口販運」的庇護議題上，大作文章，以執行更嚴格、保守的邊境控管。台灣行政院於2006年規劃的「反人口販運行動綱領」，更只是就現有的檢警及安置體系草率整合，再把各部會及民間團體找來背書，台灣國際勞工協會、及天主教越南配偶及外勞中心提出的結構性問題，都被勞政單位粉飾太平，最後二個民間外勞組織以公開聲明退席抗議。

2007年，移民署正式成立後，即召開國際反人口販運研討會，並邀請美國國務院官員與會，移民署以短短二個月間起訴、破獲數十起人口販運案例，而受到美國代表的讚許，認為台灣政府在起訴懲治上不遺餘力。但事實上，就我們具體的接觸，部份主動自首想返鄉的外籍性工作者，都被不分青紅皂白地當作「受害人」處置，以保護之名實為軟禁，她們被迫出庭作證或供出人蛇（不管是否自願來賣淫），且無法返鄉，成為台灣政府的對外「績效」。這些最弱勢、邊緣的女性受到二度傷害，成為台灣政府呈貢給美國人的祭品！

我們必須嚴正指出：只談「起訴」不談「預防」的反人口販運，是假正義、真壓迫；而只談「庇護」不談「預防」的反人口販運，是假道學、真保守。我們不要頭痛醫頭式的補救路線，不要檢警調張開天羅地網搜尋「受害者」，藉保護為名而進一步污名化、地下化特定行業。我們主張，積極「預防」人口販運，必須從結構性的問題下手，總體檢視台灣扭曲的外勞政策、性產業政策、移民政策，解開跨國求生存的勞動者的枷鎖，才能澈底反人口販運！（本文部份刊登於20050713自由時報「e化的野蠻交易」、20050719蘋果日報「台灣也有人口販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