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還夢到部隊裡的日常生活、體育比賽等等。… 夢裡的情境就像當日一樣。我也常夢見其他已經死去的同志，往事歷歷在目，彷彿重溫過往。真奇怪，為什麼這些事物經常進入我的夢中？不僅現在如此，過去也是一樣。
雖然現在我們已經下山了，我還會時常夢到那些美好的時光。
我夢見我們如何一起生活，一起學習，一起唱歌，一起在山中行軍的情景。在睡夢中重溫我們過去一起生活的點點滴滴…….當我從夢中醒過來時，才毅然發現，這些都已成為過去。 ──馮蘇瓊，27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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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暫的停留
我只是轉機過境新加坡十二個小時，先前說好要來接機的依虹，遲遲不見人影。等到我買好了電話卡，正在明亮潔淨的新加坡機場遍尋公用電話，那一頭，只見一身披掛著紫紅色圍巾、馬來長裙的依虹，小跑步趕來，撲紅的臉頰與掩不住的疲態：「啊，我昨天才去馬來西亞作書本的最後稿定，晚上和媽媽說話，一大早趕著翻譯日日春的企劃案，沒料到拖這麼晚
……..
」
她遞上才剛列印出來的翻譯稿，圓圓的眼睛和笑容，像個孩子。後天就要飛英國讀書的她，生活塞得滿滿的是未竟之事，這也是多年來她的生活的縮影，工作、家人、運動、短暫的停留。要分中英文出版「生命如河流」、要幫在台灣長期合作的社運團體翻譯、要處理多年分離兩地的母女情感、以及繳完了昂貴的學費，就再無餘錢可以生活的未知歷程。
依虹多年來一直在國際的社運團體工作，這次下了決心重回學院，契機反而來自她五年前一頭熱就隻身投入的泰北女戰士口述歷史訪談，忙到身心俱疲、硬撐著把書完稿、出版，同時也更意識到自己必須回過身來看自己的啟蒙與歷史，才能對照、深入。而這樣的回身探看，需要一點協助與指引，她於是選擇了回到久違的學院，到英國唸「口述歷史」的女性書寫。
我們在新加坡的大街上走，這個國家，如此潔淨、有序到無聊的地步，依虹笑說：「就是很悶啊！社會力量找不到出口，我只好在國際遊走。」
她自小在貴族學校成績優異，是那種「我們都學會以牛津腔的英文發音為榮」的好學生。而英屬殖民地留下來的語言教育，卻成為她日後在國際間移動的一項優勢語言能力，同時，她懂普通話、廣東話、福佬話，也使她在華人運動圈，可以成為一個接觸國際運動的連結點。之後的新加坡教育，華文每況愈下，我們和她一個年輕的友人一起吃飯，三個華人使用英文交談，年輕的女孩很抱歉地直說她中文不好，華語能力頂多能用來寫自己的名字。
回到依虹家，乾淨的公家宿舍。依虹媽媽是那種很俐落、很有精神的女性，二十坪不到的家一塵不染，空間的結構與過往台灣眷村頗相似，二房一廰一廚。依虹的房間裡還掛著她從小到大的相片，聰明外顯的圓眼睛，西式的捲髮與背心裙，看得出來是很受家裡寵愛、期待的孩子。而這個小孩長大了，果然一身能耐，但多半時候繞著世界奔跑，顯然也沒法子和媽媽相守，只能在有限的空檔，照顧其實很能照顧自己的老母親。牆上的父親，是個斯文的男人，這個男人，在家中長年缺席，依虹幼時他就入獄，出獄後又一逕為疾病及精神所苦。
我和依虹同樣出生於六０年代的亞洲，不管是在新加坡、還是台灣，我們的成長都共同歷經冷戰期間普遍的恐共情緒，以及週遭某種噤閉的、壓抑的政治氛圍，不知所以，悶。在我們成長的年代裡，整個社會這樣的悶，找不到出口，不知道要反叛什麼。我至今記得那種隱晦又肅殺的社會氣氛，童時眷村裡一個國中老師半夜裡被警備總部帶走，從此再沒回來過，大人們沈默地繞過他家門前，不多停留，而他那與我年紀相彷的女兒，在校園被不動聲色的孤立，她總是安靜的。多年來，我記掛著那寂靜卻絕不寧靜的氛圍，惶惶不安，長大後才知道那是橫掃資本主義世界的「白色恐怖」。
同樣的時候，在新加坡，依虹的父親以共產黨的名義被捕入牢，白色恐怖的陰影直接罩落整個家。之後很多年，依虹因緣際會也在國際左冀運動上前進，她擅於也致力於國際串連，多年來磨練了一身武藝與膽識，但沒有在地組織的基盤。
1998
年，依虹父親過世二年後，她開始走入泰南，「找尋馬共的足跡，是一種潛意識要去了解我父親及他的過去，找尋自己生存在這世界上的意義的決心」。
就是這樣的疑惑與決心，依虹大步開走，以五年的時間深入泰北村落，完成「生命如河流─新、馬、泰十六位女性的生命故事」側寫
1938
到
1989
年間投身參與馬來西亞、新加坡抗日、反殖、獨立運動的女性故事，記錄大時代裡激昂的素樸的身影，讓人民抗爭的史實一吋吋出土。
女戰士之歌
閱讀「生命如河流」，宛如烈日下走到林邊的小溪，以手掬水地啜飲，清涼潤喉，又夾帶著山裡的積沙、碎葉、與風塵。我們東一口、西一口地從歷史河流中掬取片段的故事，流動的河面上，映照著山林的本色，我們的心也安靜下來。這河水，穿過多少險峻、湍急、漩窩或伏流，這樣風塵歷歷地從叢林中流淌了四十年，來到我們的眼前，澎湃動人。
書中的女性大多不是革命隊伍中的「領導者」，但多數來自基層的貧窮家庭，選擇走進森林，既是生計的需求、生命的出口、同時也是生活的解放。她們提供我們看運動、看歷史的視野，是底層的、女性的、第一線工作的角度，她們多半未參與鬥爭的策略分析，卻敏感運動內部的分工、情慾、壓迫、與領導的差異。數十年後，當時代與政權早已移轉，當男同志開始回頭書寫革命的歷史，她們卻因為「教育程度的限制、家務的繁忙」而缺乏條件進行記錄。新加坡來的邱依虹於是蹲進山塞裡，和她們共同生活、相處，寫下女戰士的革命故事。
十六個女性，以影像及口述故事揭露、分享了她們以生命為見證的歷史，她們說得這樣清楚而有力，我幾乎無法使用其他的說法取代，以下是我不得不一再刪節但仍保留她們原本的談話，另以人名及頁數註記，來說明我透過她們的敘說，所看見及感知的幾個重要面向。我想，這也是那一代革命者，留給後世最美好淳厚的資產。
一、跨越國界的階級意識
她們的世界觀遠遠走在變動的國界之前。回頭看看現今的台灣社會，資本跨國自由流動、橫竄，而納稅、投票公民們仍被籠罩在「你是不是╳╳人？」、「愛不愛什麼什麼國？」式的扣帽子政治。作為一個人，國家認同被無限上綱到令人疲憊、憤怒、不明所以。而五十年前，國際主義的啟蒙下，這些叢林中的女戰土就很清楚：「國界對我們這樣的人而言，是沒有分別的。」（小花，
244
頁）、「我沒想過自己是哪個國家的人，也不注重自己是什麼國籍，我覺得我自己雖然是泰國人，加入馬來亞共產黨，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蒙月英，
207
頁）、「雖然我們對其他國家的認知多是抽象的，我們很多人都立志要為其他國家做出貢獻。」（林東，
149
頁）
……..
激越昂揚的氣概，是革命年代在集體中孕育出來的開闊氣魄，與對自己處境的認識，超越由上而下強加的國界與國別，她們注視著同一階層的人民共同的困境，共同找出路。
不論個人或國家，獨立的精神正是反抗的、不受他人宰制的精神。
二、個別的生命意義與集體的歷史關連
個別的行動放在集體的洪流裡，才彰顯出內在真正的社會意義。她們理直氣壯地為自己的歷程定性、置放在歷史的景深前。
「我覺得我的歷史經驗很寶貴，希望年輕一代會覺得我們的經驗對他們有用，那麼，我四十一年的遊擊生命便沒有白費！」（黃雪英，
209
頁）、「那是光榮的一生。雖然我沒做過什麼轟轟烈烈的英雄事跡，也沒有什麼奇遇，到後來革命也沒有成功，可是我們卻足以自豪。」（官水蓮，
325
頁）、「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獨立是我們用血汗和淚，爭取回來的
…….
光榮應該屬於馬共，但當權者卻把我們醜化成罪犯！」（陳秀珠，
99
頁）她們緊緊捉住歷史的意義，支撐個別生命繼續奮力向前。
歷史與國家之外，對個別的生命也有不可替換的意義。依虹協助她們記錄下來：「我加入革命，我要我的生命有所不同，使它更有意義。」、（趙雅銀，
178
頁）、「我們從沒有後悔過，我們按自己的意願做人，沒有人強迫我們參加革命。我不抱怨過去的經歷，因為我們已經把自己和生命奉獻給了革命。」（陳秀珠，
78
頁）、「令我感到高興和安慰的是，我已經變成一個有用的人。」（阿童，
243
頁）。她們揚棄家庭強加女性的重擔、也跨出性別壓迫的社會制約，在有限的條件裡，展現極高的自主性，在女兒、妻子、母親的各式角色中，翻轉自己的命運。
三、集體生活的實踐與實驗
本書留下了革命部隊在叢林中生活、戰鬥、求生的第一手史料，鉅細彌遺。馬共在戰時叢林又要作戰、又要組織、又要自求生路、又要教育宣傳，而資源有限、外敵在側，參與者一起上識字班和文化課，學習使用武器和手榴彈，同時也要種田儲藏食物。這四十年，可以說是一個極緊密、也具實驗性的集體生活的實作歷程，其中有超越彼時社會規範的，當然也有互相擠壓、值得反省的部份。
在本書中，集體生活大約有幾個面向被清楚勾勒出來：
工作：書中，我們看見叢林戰場上，每個人都得承擔多樣的角色、任務、及工作，例如埋地雷、赤腳醫生、背貨背糧、燒飯、作戰、打猎、種植、值班、運送物品、群眾的擴展工作、電報收發、裁衣、電台報紙、年節的遊行文化表演
…….
工作與生活緊密結合，同甘共苦，集體生活。
性別：女性特有角色及問題，看似微不足道，卻正是紥紥實實的生活的、戰鬥的真相。在邊打邊躲的革命旅途中，女性的經痛、避孕、生育無一不被當作共同的大事，集體面對。但看似平權的同時，終究也有「洗杯碟、泡、准備伺料又是女同志的責任。」（郭仁鸞，
293
頁）敏銳的觀察。
婚姻：部隊裡男男女女每天都緊密地相處在一起，營隊裡有夫婦專住的小屋，不但結婚離婚都要經過領導核准，親密關係出問題也可透過公開討論的方式來解決。在集體的生活中，任何一種結合與分離都會影響集體的紀律。
差異：部隊是個社會縮影，來歷殊異的人為了並肩作戰、分享有限資源，多半克服差異，力求一致。一致的同時，生性愛美、愛穿漂亮衣服、愛換髮型的人不免會飽受批評，形成隱性的壓迫關係。集體就如鏡子，容易照見個人原有的習性，「初到村子裡時，我還是非常自私的，不肯和別人分享自己的食物。」（馮蘇瓊，
268
頁）。同時，力求「為人民服務」的理念，也可能導致內部工作的互相擠壓，如「在遊擊隊中作醫生，有時好像做傭人。」（林東，
164
頁），要隨傳隨到，盡量滿足同志的需要。書中不時出現不同的反應與反省，也是對集體生活的精彩田野。至於差異的呈現與理解，其實都是進一步檢驗集體的界限與處理差異的能力。
群眾：革命軍與叢林外的群眾，幾乎保持著共生的關係。群眾主動捐款、協助傳遞物資，而馬共則趕走地方強盗、維護社會秩序和治安，互利共生。革命鬥爭得到群眾的支持，同時也謹守分際，例如部隊在森林外收割群眾種的辣椒和薑，都要先得到群眾允許才行
……..
女戰士們都知道，「我們要融入他們的生活。他們幹什麼，我們便幹什麼。」（郭仁鸞，
293
頁）在運動中，融入群眾才能影響群眾，導向進步的運動。這部份，一直是組織工作的基本原則。
歷
史的參與者
八
０
年代中期，在台灣的我們或者新加坡的依虹，都接觸到在冷戰鬆綁前後，一點一滴伏流的左翼思想。彼時，台灣社會伴隨著解嚴、社會運動蓬勃發展而騷動不安，依虹則赴荷蘭留學而遠離了禁制的新加坡，我們各自在不同的社會裡啟蒙、行動，尋找社會實踐的位置與方式。
正是在這樣的歷史經緯上，依虹回頭溯源、投身進入，協同生產
16
名遊擊女戰士的記錄。書中，女戰士談肅反，時隔數十年，仍叫人看得驚心動魄。「這場肅反運動做過頭了，我說我們是無辜的。」（翠紅，
129
頁）、「在半夜抓人，叫你的名字，把你弄醒，然後帶走。」（蒙月英，
202
頁）
…..
冷戰時期，共產世界與資本主義國家高度緊綳，內賊外敵防不勝防的年代，無辜的人受罪，誅連的人不計其數。
馬來西亞的共產黨，經歷過歷史上的挫傷、失敗，經歷過內鬥、肅反的你死我活，經歷過白色恐怖的鎮壓、及數十年後的大逮捕，我想是帶著很多傷痕、無奈、及未曾處理的痛處。
依虹的父親在大逮捕的年代入獄，他也許都還不算是激進的反抗者，但在被拘提時，家庭的重擔使他很快地俯首認罪了。但認罪並未帶來解放，反而帶來無休無止的痛苦與折磨。依虹與媽媽都被綁在這個龐大的歷史的折磨下，無法辨識與承接父親的喜怒無常。我想，年輕時就以好成績飛到荷蘭讀書的依虹，原本也只想以逃離來掙脫這些無法言說的痛苦吧，但歷史的河流，把這個馬來之女又沖刷回到原鄉，她在面對左翼歷史的同時，積壓在內心的恐懼、模糊與痛苦，似乎也同時找到出口，看見結構，於是貼近、理解、同情，釋放她已逝的父親、及她自己。
這個歷程，是女戰士們所不知道的。書寫者依虹不只看到革命的歷史，也看到個別的人的壓抑、痛苦。相較之下，女戰士們過著辛苦但痛快的生命，她們是「大時代底下，積極參與社會改革的一份子，而不是旁觀者」，沈重又深刻。她們堅持參與歷史，不旁觀；她們耗盡心力，不放棄。
我真心認為，正因為她們身為女性，更看見社會條件對女人的侷限與約束，她們選擇自己做主人，選擇一個集體的志業，來掙脫個別女人的命運。她們這樣勇敢、開懷、痛快！
我於是相信，叢林裡四十年的生命，河流般曲折起伏、迤邐前進，看起來是犧牲奉獻、一無所有的女戰士們，已經成就了一生最輝煌的事業。她們參與、創造的歷史，為許多人墊下豊沃的土壤，脯育脫離殖民的下一整代人的性命。而她們，也確確實實經驗了生命中最美好的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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