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部份刊登於200605 蘋果日報）
我沒見過蘿瑞，她在夜間十一點鍾打電話給我，聲音十分客氣有禮。
她是逃跑外勞，聽說勞委會從四月二十日起宣佈新政策，要重罰雇用非法外勞的雇主，藉此斬斷外勞的生路。她擔心了：「這是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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蘿瑞是看護工，第二度來台。頭一回的經驗在新竹照顧重殘的老人家，以及農村的大家族，工作很辛苦，但三年下來也真掙到些儲蓄，供家裡四個孩子上學，所以她再度申請來台。這一回，她待了七個月，同樣是身兼家傭與看護工，經常要同時幫老婦人的三個子女的家庭，輪流打掃，不得休息。
「其實，」蘿瑞很謹慎地一字一句說：「我並不怕累。本來說只是照顧這個老太太，一下子工作變很多倍，我也是可以忍的。很多外勞都這樣嘛，我也不是沒吃過苦。」
真正不能忍受的，是老太太的態度。她罵人，使用的語言蘿瑞雖然聽不懂，但那輕蔑的、譏諷的、尖刻的態度與聲調，蘿瑞是懂得的，那是只有主子對待奴隸才有的態度。她的自尊心受了很大的傷害，老太太動輒辱罵，懷疑她偷東西，監視與歧視這樣不留餘地。蘿瑞是受過教育的，她在菲律賓沒被人這樣對待過，她知道幫傭與雇主同住是寄人籬下，被當作下人使喚也早有預期，可主僕終究有個分寸，勞資關係不能是全年無休的侵佔。老太太一家逾越了這個界限，真正把她當奴隸看待，幾個兒子的家庭輪流使用她，看不得她有一刻得閒，稚齡的孩子們也毫不客氣叫罵她。日以繼夜工作，蘿瑞每天睡不到五個鍾頭，精神耗弱，連月經都停了，她委屈又不得返鄉，返鄉就要負債，仲介費還沒還完，她進退為難，硬撐了七個月。終於在某個走出雇主家門，要趕赴老太太二兒子家中打掃的途中，她沒有如期出現，從此再也沒有回去過，成為警方通報系統中的「逃跑外勞」。
「如果，那個時候我就有你的電話，可能我就不會逃跑了吧。」蘿瑞說。
「老太太要你在三個兒子家同時工作是違法的，你沒和仲介溝通嗎？」
「仲介就是扣我護照，強迫我每月還款的人，怎麼可能幫忙？」
我無言以對。許多仲介根本也是加害者，是雇主的共犯。
「我打過電話給勞委會、勞工局、菲律賓辦事處。」
「他們怎麼說？」
「他們說要查到雇主逼我非法工作的證據很難，要我在上班時間去報案，可是我根本沒有休假，怎麼去？」她說著半年前的往事，像是重新目睹了一次荒謬劇，忍不住自己笑了起來：「他們都說，要我忍耐、好好工作。」
逃跑後，蘿瑞還是家務工，鍾點計費，可以換老板，勞動自主性高多了。但缺乏社會保險，不敢生病；遇到不給錢的老板，也只能自認倒霉，這些，都是隨著「逃跑」而來的「非法」代價。更慘的是，隨時擔心被被警察捉，蘿瑞與她的朋友不工作時幾乎足不出戶，生活封閉又心驚膽跳。
「雇用逃跑外勞，勞委會要重罰老板七十五萬，這個錢很大呀。」她說：「現在的老板對我不錯，我每週去他家工作三個下午，不希望他被罰錢。」
「這個新政策，老板怎麼說？」
「他很擔心，大概不太敢用我了。好幾個朋友都失業了，下一個大概就是我了，這段時間我們都不敢出門，警察捉得很緊。」
這就是勞委會的用意，斬斷外勞的退路。表面上不敢直接說是捉外勞，繞著彎說要重罰雇主，協助逃跑外勞脫離非法的無保障處境，但事實上，火力全開追捕的還是弱勢外勞。拼治安記者會上洋洋得意地公布的，無非是一個月「捕獲」了多少逃逸外勞，而蘿瑞，隨時可能進入這個拼治安業績的一個加總數字。
動彈不得的移駐工人
至三月底，全台灣共計有二萬三千餘名逃跑外勞。為呼應蘇閣揆「拼治安」的政治承諾，勞委會與警政署聯手出擊，宣布自四月二十日起，重罰聘用非法外勞的雇主。勞委會不檢視造成外勞逃跑的政策性壓迫，反而倒因為果，將受害外勞罪犯化，為自己的無能脫罪。這個新政策，延續著過去勞委會一貫恫嚇外勞與雇主的基調，本不足為奇，但置放在「拼治安」的脈絡下，就更暴露出官方睜眼說瞎話的荒謬性，及柿子挑軟的吃的虛偽性了。
我們來看看整個「逃跑外勞」的機制是如何建構起來的：針對外勞，先是高額的仲介費形成沈重的債務約束，緊接著，是「不得自由轉換雇主」逼使外勞在勞雇關係中毫無協商能力、任憑宰割。針對雇主，就業服務法將外勞逃走規責於原雇主以懲罰雇主以「續繳就業安定費」及扣押外勞配額以懲罰雇主「讓外勞逃走」，造成雇主人人自危，扣押外勞護照及居留證、強迫儲蓄形同侵佔、不讓家傭出門「以免學壞了」…等不當行為層出不窮。勞雇之間不以合理的勞動條件作為互信基礎，反而一開始就處在防堵逃逸的攻防兩造：雇主愈緊張，外勞愈不自由；外勞愈受控制，雇主愈易失守，如此惡性循環，勞雇雙方都成為受害者。警方更倒霉，所有外事警員都自嘲淪為「外勞警察」，為了追趕「逃跑外勞的緝捕配額」而疲於奔命，浪費的社會成本又要算到外勞頭上。
我們不曾聽聞白領外籍人士「逃跑」，只因種族與階級優勢的「老外」、和東南亞籍的藍領「外勞」，在台灣受到完全不同的待遇。老外可以換老板、可以無限延長居留、可以不受仲介剝削，但外勞卻唯有「逃跑」才可能掙得這些「基本人權」。
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裡，在資力不對等的狀況下，勞工原就沒有太多轉業、失業的自由，勞動力的提供因此會達成某種穩定。而外籍勞工原本就在身份上處於邊緣，再加上語言及社會資源的絕對弱勢，轉換雇主可能要付出的代價更遠遠高於本地工人，可以說，外籍勞工其實是台灣社會裡最不願、也最沒有條件流動的一群。轉業背後的時間、精力、搬遷耗損，都是昂貴的，特別是外籍勞工來台前都付出高額仲介費才換得二年、至多三年的居留期，不論是因為關廠、或雇主違法導致合法轉換工作的外勞，轉換作業每拖一天就損失一天的居留期限。對他們來說，每一個無工作、無收入、等待轉換雇主、或接受庇護以處理勞資爭議的日子，都計算得出折換的金錢損失。但台灣的外勞政策仍防賊般地禁止他們脫逃、流動、轉換，他們是migrants(移駐者），可事實上他們根本動彈不得。
誰在製造「逃跑外勞」？
誰在製造「逃跑外勞」？此次勞委會的「全民拒絕僱用非法外勞」行動，臚列了四大理由：外勞自身無法受勞動權益保障、影響本國人民就業權益、對社會治安、防疫造成衝擊。
就讓我們一項一項來談吧。首先，佔逃跑外勞五分之三的家事服務工，原本就被排除在勞基法的適用範圍，她們原本就沒有「勞動權益的保障」，逃走恐怕還是取得休假及合理勞動條件的唯一機會。其次，台灣的失業率居高不下，是整體產業結構問題，勞委會一手引進廉價外勞挽救企業出走及填補社福漏洞，另一手又抹黑是外勞搶了本勞工作，不負責任地嫁禍外勞，造成勞勞對抗。
過往，官方不斷以「逃逸外勞是治安的不定時炸彈」來影響社會視聽，但事實上，無證照的愈期居留外勞，躲警察都來不及了，如何會以身試法？且歷年來外籍勞工的犯罪率，只有台灣人的十分之一，他們離鄉背井原就為了改善生計，語言與資訊上的多重缺乏，都只有使他們更壓抑，任何與主流社會衝突的事都遠遠背離了他們來台的初衷。勞委會有意隱藏警政署的犯罪率數據，對弱勢外勞強加污名，一來合理化既有圍堵式政策，二來又可以在這一波拼治安的政治承諾裡，預留「查緝逃跑外勞」作為重大治安成就之一，柿子挑軟的吃，打擊的全是台灣社會最弱勢、邊緣的人。
至於「防疫」，為什麼逃跑外勞會是防疫的缺口？外勞來台前早已有體檢合格證明，但衛生署仍以防疫為名，要求外勞來台後定期接受體檢，所持理由是外籍勞工「進出國界頻繁」，所以成為加強防疫的重點對象。但我們要指出，外勞可能是台灣社會最「無法流動」的一群了，他們來台後除非必要極少會中途返鄉的，他們的勞動契約一簽定就至少二年不能改變，連從台北到台中換工作的可能性都沒有，更遑論，真正「進出國門頻繁」而可能成為帶疫高危險群的，恐怕是拼外交的正副總統、台商、政客，這些人才是防疫重點，才是該被嚴格控管身體檢查的人！假設防疫政策只是針對「外國人」的不放心，則我們要說，白領的、投資型或技術型的移駐者，並沒有受到特別的防疫關注，只有藍領外勞才受到「定期體檢」的監控，這其中，階級與種族的雙重歧視，不言可喻。而勞委會在毫無疫情根據的情形下，還要順勢對逃跑外勞補上「防疫漏洞」標籤，完全是睜眼說瞎話！
外勞政策中，層層剝削的私人仲介制度、不得自由轉換雇主的規定、及嚴格的居留年限，都是製造逃跑外勞的罪魁禍首。逃跑，經常是移駐勞工對抗制度性壓迫的自救行動。
勞委會主委李應元及內政部部長李逸洋在記者會中聯手開啟「光明大門」，呼籲行蹤不明外勞主動投案。可投案的他們會受到什麼待遇呢？官方會追究當時迫使他們逃離的不當勞雇關係嗎？法院會為他們追討未拿到手的薪資與被傷害的身心賠償嗎？收容所的警察會受理他們被仲介侵佔的退稅款及強迫儲蓄金嗎？自首外勞的投案代價，是立即失去人身自由，待籌錢繳納罰金後，遣返母國面對未清的債務，並從此不得再申請來台工作。光明何在？外勞主動投案既沒有得到「除罪」的理解性對待，更沒有換來「協助」的公權力介入，誰會自首？誰才是政策的獲利者？
外勞合法引進台灣已逾十四年了，統計上看得見的逃跑外勞早超過九萬人，歷年來陸續「捉回來，送出去」的將近七萬人，可想見的，外勞政策不改變，這個「逃」與「捉」的數據仍會不斷飆漲。就算沒有、從來沒有任何具體的犯罪事實說明逃跑外勞與治安的關連，但統治者就是可以粗暴地強加叩連，既污名化外勞，也合理化不義政策，更重要的是政治上附加價值：拼治安的漂亮成績單！
這樣前後矛盾、作爾自縛、浪費國家資源的外勞政策，才是台灣治安的亂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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