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6月4日 星期二

誰來縫補工殤

從事工人運動六年多,一提筆,反射性的考量就是:這是工人有興趣看的嗎?而「醫望」的讀者,當然不是我所熟悉的工人群眾。交談對象的面貌模糊,使我遲遲難以下筆:到底,對於職業災害,醫生們關心什麼?在醫護人員的眼裡,工傷者與其他病人有什麼不一樣嗎?或者,各個科別的醫生雖然或多或少碰觸過職災病患,但這個議題其實對臨床經驗是不具意義的?

於是想起一些事,在傷病與醫療的背後經常出現.......

我們到健保局拉布條,提出職災者的醫療權益。顏面傷殘的周淑瑛在喊起口號的時候,主動拉下口罩,對大打太極拳的官員據理力爭。行動結束後,雙目幾近失明的她笑著說:「這是我受傷三年來,說最多話的一天。把心裡的話大聲說出來後,開始覺得,我也還是個有用的人。」在此之前,看復建門診的同時,她還得看精神科治療憂鬱症。

七月間,協會的醫師顧問劉益宏從彰化打電話來,居然問起有關資遣的勞動法令來了。怎麼回事呢?他有一名五十多歲的勞工病人,近來頻頻胃痛,細問下才知道工廠裡傳言老板要關廠了。這個年紀被解僱,鄉下地方工作又不好找,如果連資遣費也領不到日子怎麼過下去,作工仔一想起來就胃痛.............

去年與導航基金會合作進行學生打工安全講習,一群工傷者現身說法,努力把自己的故事拼湊成可以使用的教材。為考慮學生聽眾的接收度,何德隆工讀職災的故事中,對資方的直接控訴被一再要求降溫處理,他爭辯多時,忍不住說:「真的,受傷是一回事,重點是老板太欺負人!」

類近的影像與記憶,耿耿於懷,都在強調同一個訊息:要談職業災害的病人不同於其他受傷的人,恐怕就不得不面對勞雇關係在其中產生閘口般的作用了。

在現有的經濟結構中,職業災害經常是建基在「有人獲利、有人受害」的生產關係上;找得出證據的如安全衛生設施不足、生產工具老舊,舉證無門的如加班、趕工、拼績效獎金,所有看得見的、看不見的管理機制幾乎都一致指向透過降低成本以追求高利潤的競爭邏輯。而勞雇關係的強弱對比、生產利潤的分配不公、勞動過程的控管機制...........在工人付出血肉代價的同時,都自過往被「討生活」擠壓掉的深沈不滿中,以各種方式迸發出來。

過往薪資追不上物價指數、產假特休假被刁難苛扣.......等勞動現場上不時出現的怨懟,多半忍一忍就過去了。而職災的發生嚴重到殘害肢體、器官、甚至是血肉性命時,這個隱忍的閘口就到了極限,一時之間,這個號稱「愛拼就會贏」的世界似乎被揭露了原來是一場騙局,而真相令人不忍卒睹!

在職災率驚人的台灣,每天有約九十名工人因工作傷害被送進醫院,而醫院內部除了急救的系統,沒有任何輔助資訊協助他們保有自己的權益。法律是有錢人買得到的,弱勢者只有在半年後出院要談求償時,才發現自己的刑事追訴權已過了期限。找官方,有限的勞動法令上漏洞百出,擺明了幫有錢人逃脫責任;找道義,老板說:「時機這麼差,我也是賺不到什麼錢呀!」;找社會救助,門檻奇高、行政程序重挫受傷的人;找司法,漫漫無期的訴訟一拖三五年,昂貴的律師費用逼死窮人。整個社會佈下天羅地網逼弱勢者走投無路,共同結構起職災工人的二度傷害!

就數據來看,每年三萬多個職災案例幾乎都是勞動現場、上下班途中等立即發生的傷害,每年六十億的醫療支出也直指這個範圍。那麼,職業病患者那裡去了?在勞保領取職災給付的職業病案例,一年還不到一百件!相較於其他工業國家成千逾萬的職業病案例,我們當然不致於天真地以為台灣的工人都很健康、工廠都很安全。事實上,台灣的職業病調查根本是個大黑洞,實例滿坑滿谷,但沒有數據、缺乏資料。紡織廠的噪音、印刷廠的有機溶劑、鐵工廠的錳中毒、美容業的皮膚病......危機四伏的工作環境,弱勢工人求救無門。

從職災工人的眼睛看台灣的醫療問題,職業病醫學的發展窘困似乎是整個醫療商品化的必然結果。

醫療商品化的外在呈現,是財團醫院搶奪醫療市場,瓜分社會保險的大餅;對內,則是長庚式的「醫療生產線」管理,以及公私立醫院競相跟進的「論件計酬」式薪資給付。總之是醫療給付、動作都統一標準化,論量訂價。且不論這樣一套徹底商品化的醫療機制,如何加速惡化醫病關係,光聚焦在職業病門診上,就已是窘迫不堪,變相逼職業病醫生轉行了。

我們都知道,職業病的斷定是一整套複雜的因果求證,涉及環境醫學、整個病人的工作史、健康史、還有工廠的生產環境等,是一項長期的追蹤工作,耗時費力,又容易得罪資方、一有爭議還得請假出庭作證。與其他流行疾病放在同一個市場上叫價,職業病當然是十足的「賠錢貨」,就算在職業病醫師的力爭之下,健保局同意將每個門診給付提高一倍,又怎能負擔至工廠檢測、抽樣、取證的必要判定流程呢?

就這個部份,我們認為唯有將整個職業病醫學與商品化的醫療市場區隔開來,進行公共醫療的整體規劃,在各公立醫院成立職業病科,專款專用,積極培養職業病專業醫生,並補助各產業工會就近監督工廠安衛,讓工人自保的力量與職業病醫生密切合作,落實真正的追蹤調查。整個職業病的斷層既是整體政策所造成的,當然要以國家力量主動介入強化。

關於職災醫療的各種訴求,從現實職災工人的需求出發,我們一直以各種方式對社會喊話,請願的、修法的、丟雞蛋的、合作的、對抗的.......深知政經上居於弱勢的人,要求政策的改變唯有透過集體力量爭取。我們有非常多的傳單,有非常多石沈大海的訴求,也有非常多的對「合理的社會」的想像與熱情,但這都不是我打算在這篇龐雜短文裡一口氣說完的。

我深信,每一個個別的病痛都有個別的脈絡可循,但進入工傷者的勞動世界來看待具體的職災真相,則是我所經驗到,最接近「痛」的核心。(1996年六月醫望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