婦女新知的「家變」事件,由於突出了婦運路線之爭,引發聯合報民意論壇上「姐妹鬩牆」、「意氣之爭」的批判。這個說法是假設了所有的女人條件一致,只是「議題的先後次序不同」罷了。然而,事實的真相卻是:佔董監事優勢位置的姐妹,片面剝奪不同立場的姐妹的工作權!在不同觀點與立場的實踐路線被充份辯論之前,組織內部的雇佣關係已對二名資深受雇者祭出解僱令了。
長期以來,台灣的女性主義陣營以抽象的「姐妹情誼」建構了女人連線的作戰基地,卻由中產階級婦女佔據了主要的發言位置,甚且成為不同階級、性取向、種族的「統一代言人」。路線之爭與其說是「姐妹爭小餅」,倒不如說是被主流婦運邊緣化的女性開始認真面對「餅在哪裡?為什麼而爭?」的問題。而當這些聲音出現的時候,我們卻很遺憾地發現,婦女新知基金會的董事們竟然全盤複製了「資本優先於勞動」的父權價值觀,以「募款困難」為由解雇實際從事第一線婦運的全職工作者!毫不手軟!
在模糊的「姐妹情誼」下,向主流官方靠攏的婦女新知基金會、女權會代表們,可以與台北市政府共謀廢娼的決議,並在公娼勇敢迎戰後,祭出西歐福利國家經驗來打擊公娼保障工作權的正當性,為新市府粗暴的手段擦粉、漂白。同樣的,當新知辦公室的受雇工作人員提出「弱勢優先」的實踐路線時,掌握決策權的董事會也可以拿「保持運動活力,吸納新人材」的荒唐理由,草率且偷懶地以解雇二名資深運動者來迴避路線之爭。這二個事件的背後其實有著相同的運作邏輯:站在優勢位置的女人,不論是擔任官方策士、或是資方代理人,都可以片面決定另一群女人的生殺大權!
婦運內部面對不同觀點與立場的實踐路線時,必須同時面對位置與資源的差異,才有真正的對話基礎。以新知家變來說,董事會一再不願使用「解僱」的字眼,甚且自以為是地安排原秘書長倪家珍改任委員、原組織部主任王蘋轉調董事,不但不面對二名資深受雇者的失業、生計問題,還假裝受雇者與決策者機會一致、條件相同,可以平行互換。以「和浠泥」的處理方式排除異己,也迴避了婦運內部的路線之爭。
我們痛心的是,運動團體之所以可貴,不就是對現實不滿並勇於具體對抗、進行改造嗎?對於社會資源的所有權集中於少數人手中的憤怒,不就是促成姐妹們紛紛投身運動的原始動力嗎?遺憾的是,當仍是掌握在男性中心的政經資源,召喚姐妹陣營中條件比較優沃者加入分配行列時,卻以排擠更弱勢、被污名化、邊緣化的女性作為手段?為了「取得資源」,竟致要對站在「弱勢優先」的姐妹,趕盡殺絕?甚至不惜採取雇傭關係的管理鋤頭,片面剝奪共同打拼多年的姐妹的工作權?
婦女新對台灣婦運的貢獻,歷史自有公評。但不容否認的,新知長期佔據了「太多」發言位置。對工人階級的勞動婦女人權,幾乎只是以律師群擬出的「男女工作平等法」聊備一格,當近年來因關廠而失業的藍領女工大量出現時,也未見新知以其優勢的社會位置發揮姐妹情誼。諷刺的是,當服務業女工自主爭取到台北市府成立「就業評議委員會」時,檯面上卻又由婦女新知代表女性勞動者出面拿官方資源開研討會……。如果籍著此次的家變事件,讓台灣的女性主義陣營更清楚的分家,讓向中產階級利益與意識型態靠攏的主流婦運,與堅持女工、性工作者、同性戀等弱勢優先路線,正式分家,未嘗不是好事。讓真正的姐妹情誼透過一次次的戰役中,認真面對不同觀點、不同立場的路線差異,找到「互為所用」的合作基礎。
至於那些在此次新知家變事件中聲稱「中立」的姐妹,我們大感失望。什麼是中立呢?在強、弱基礎不同的結構裡,所謂中立,不過就是「我不出手阻止大人打小孩(或男人打女人、或老板打工人……..)」。所有的運動難道不就是從「我反對」及「我認為」開始的嗎?「中立客觀」,不過是政客們為了掩飾自己在鬥爭的夾縫中獲取利益的說辭罷了!
站在台灣婦運的立場,我們堅信,唯有面對差異、辯論與行動,真實的女人連線才可能被澈底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