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收錄於「日日春」一書
自在、溫暖如母親
1997年十月,在中正國際機場,同伴們把紙碗串成的花圈套在我們的頸上,大聲喊著口號:「凱子外交,爛!爛!爛!公娼外交,好!好!好!」諷刺阿扁、李登輝都是撒銀子建立國際關係,唯有台北公娼是聯合國愛滋會議主動邀請,機票、食宿都免費呢。
步出出關口,麗君悄聲對我說:「呷到五十幾歲,這是我第一次坐飛機,第一次出國欸!」她握緊我的手,又要笑又要嘆氣。
[@more@]
晚上下榻在馬尼拉的旅館,我賴著不回房,窩在麗君的床上,她的身子整個偎過來,捏捏我的手臂:「這麼瘦巴巴的….」,我半抱著她暖暖的身體,幾乎要撒嬌起來:「晚上我就睡這裡了。」就像是,跟媽媽要賴,完全沒有距離的。
在很多公娼的身上,我感受到的放鬆與親近,是如此的接近我的母親。她們的身體是自在的,接觸是開放的,溫暖如母親。
勞動控管與身體的抗爭試驗
和公娼姐妹們初識,正值阿扁倉促廢娼時刻,整個社會對於「煙花柳巷」充滿了窺奇的試探,蜂擁而來的善與不善的人潮。面對異樣的眼光與探詢,她們很自然地會以種種迴避自我保護,也敏感地知道「唱哭調」恐怕是這個社會唯一會接納她們的方式,於是她們下意識選擇性地讓自己出現:失婚的悲慘命運、職災致殘的父親與呦呦待哺的稚齡弟妹、負債的家庭與病痛纏身的家人……「貧窮」是這些生命故事的共同基調。
這些,都是真實的,刻印在她們一路艱苦自立走來的路徑上。然而,不是全部。
她們身上有女性的、媽媽的、女兒的、情人的、姐姐的各式角色,一個個活得強韌有力、鮮明勇猛。她們知道社會上「正常的人」的眼光,因此自我防衛著只選擇性讓你認識她。
直到一場又一場的抗爭下來,敵友漸漸分明,公娼姐妹們與我們這些「婦女會的、來幫忙的小姐」在關係中安定下來,才真正放鬆自在了。被市府警察驅離而痛哭失聲的時後,彼此靠攏安慰;旁聽議會通過緩廢公娼案時,高興得互相擁抱、大叫……直接而自在的身體。
我是從身體接觸來感受到公娼、母親與我所接觸的女工們的異同。
抗爭中的女工,堅韌、勇敢,她們如此良善,總讓你想起小時候的鄰家阿姨與姐妹。但是,她們的身體無疑是比較拘謹的,抗爭中大聲呼口號、奮力與警察衝撞、流著淚齊唱抗爭歌曲,都是一個新的、重新建構與開放的身體的試驗。
而我的家庭經驗中,接觸的女性是不太一樣的。我的母親、以及母系的家族中的親朋好友幾乎很少是在工廠工作的。阿公、表叔們都是菜市場的小販、二個舅舅混了一輩子流氓、表姐妹們則多是中途輟學、在低階的服務業流轉。這些我生命中最開始接觸的親人們,呈現的焦燥又輕鬆、不安又隨遇而安的氛圍,是遠遠不同於我投入工運後所認識的工廠女工的。反而,現在想起來,更接近公娼姐妹的生命情境。
是什麼東西造成這個差異呢?是工作環境、工作控管、工作方式嗎?
常年服務業的勞動,勢必是工廠規格化、泰勒式控管的生產線不同。這是為什麼母親、表妹的某種生命情境與公娼姐妹們更類似的原因嗎?
懸命走鋼索的勞工家庭臍
女工、公娼、我的母系親人,都是台灣社會裡,經濟條件較差的一群人。生命中一直沒有太多機會作別的選擇,於是我們經常聽說的、見到的、甚至自身經驗到的,幾乎都是噩運接連發生、衝撞整個家庭崩散、汲汲可危。
在我一路順利唸大學,交往很多良好家世的朋友中,我十分熟悉一般所謂「中產」的人們會如何不能理解:怎麼會,怎麼會爸爸剛自鷹架上摔斷了腿、弟弟又和人互毆入了牢、家裡還被倒了會………?這看來巧合的事,其實一點都不巧合,在一個脆弱的、不堪一擊的貧窮家庭裡,就是沒法子像有條件順利安置生活的人,除了顧現在,還有餘裕「規劃未來」,所以容不得一丁點意外──或者說,一直就處在高危險的懸命走鋼索狀態下,一步一險。
公娼幾乎都是來自勞動階層,在農村、工廠、漁港工作的父兄生病了、意外了,從鋼索上掉進公娼館,至少,撐起一個家─這個家,當然也是社會學者眼中不合格的「偏差家庭」。
我循著公娼姐妹的氣味,再次看見我的親人,以及她們生命中的窘困。
母系親戚的同輩孩子中,我與小我幾個月的表妹妙惠,由於外型上的單眼皮、修長身量迥異於母親家族的濃眉大眼、玲瓏身材,最常被拿來類比。我總記得她比我更是俐落、擅於生存。我的父親是高中老師,她的父親是黑道小混混,這於是造成了我們二人的生命朝不同方向發展。而我記憶最深刻的是,大一那年暑假,還在理直氣壯讓家裡出錢供養的十九歲的我,不知所措地看著她俐落地牽著未婚生下的小女兒,數著鈔票幫她父親還債──而我知道她為了籌這筆錢已經過度按摩,雙手都腫起來了。但整個家族中,一直到我投入工運前,我一直是那個比較有未來、有發展、有所期待的。
和表妹妙惠比起來,我其實什麼都不懂的。十九歲那年夏天,看著她紅腫的雙手、俐落的大笑與交際,我為我的「好命」背後是什麼樣的社會意義而隱隱不安著。一直到大學畢業後,我開始投身工人運動,走進工廠、貼近基層工人的生命現實,我才知道這是什麼。
我看見他們,工廠的弟兄姐妹、關廠的抗爭女工、蒙面喊口號的公娼、職災死亡工人的妻小,我同時看見我童時眷村裡的老兵、與村子裡沒能考上軍校就轉入黑道的鄰家大哥,還有屏東外婆家的一再換工作、生活在邊緣的親人們、在旅館櫃檯工作的母親、以及半夜應召後斜倚在櫃檯邊與媽媽聊天的「貓仔」……遠的、近的,這些人與那些人,在社會的類近處境裡,臍帶相連而不自知。我感覺她們是我的親人。
工運給我一個機會,成為不一樣的、更貼近真實、更寬厚的人。
好幾次,當媽媽又在電視上看見工運抗爭畫面上,她的女兒狼狽的被推擠,來電要罵人,我總也熟練地安撫她,與她調笑,唉,母親啊,你卻不知是社會運動拉近了你與女兒的距離,終於使她得以與你相認相親呢。
工人運動帶領我回頭看
參與工運十年,深刻的社會情感帶領我回頭重新看自己、看母親。
小時候,父母吵架是常事。暗夜裡,賭博遲歸的母親,揭嘶底里的爭執,無疑是令人憎惡的。我於是成為一個向內張望、自己和自己對話的小孩。我是那個,因為功課好理所當然成為模範生的好學生,卻偷偷艷羡著別的孩子有便當帶,而我天天外食。那時候,嗓門奇大、好賭的母親是離我所欽羡的世界太遠,相較於在高中任教的、文質彬彬的父親,母親以及她的親戚,無疑是粗俗的、另一個世界的人。
整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也令我下意識地避開母親、表兄妹、舅舅…這些原本是最親近的人。國小畢業後,坐火車到外婆家過暑假的旅程不再被期待,已然長成一個文藝少女的、寫詩作夢的我,明顯感覺與那些開始就業的表兄姐的不搭軋,乃致不自在地悄悄困窘著。就這樣,人生的路,就各自歧向兩頭吧,漸行漸遠。
二十歲,正值台灣社會劇烈變動的八0年代中末期,我這個生長自嘉南平原,卻從未與工廠、農村接觸的眷村小孩,竟也在社運的浪潮中重新接觸這個社會的底層真相,看見淍蔽的農村、受污染的河川、貧窮的人…….我讀了一些書,參與了一些事,重新面對自己的究竟要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
大學畢業前一個月,父親過世了。與父親離異多年的母親重回我們的世界,在此同時,我一腳踏入工運,學習和工人相處、生活、共同工作。
可以說,我是先認識台灣女工的處境,才回頭來認識我的母親的。她與父親離婚多年來,一直在低階服務行業裡工作,陸續還清了當年積下的賭債,她寄居娘家,還是愛漂亮、愛整潔,在外混蕩多年的舅舅也回來了,一身潦倒,但卡拉OK唱得極好。我又回到屏東,親切而驚奇地重新看見我的家人,他們生猛地活著,講義氣、經常欠債、大大小小吵鬧不休、也努力地求生存,表妹依然覺得我「好命」。她的女兒上國小了,父親仍時時靠她接濟,卻也一逕活得爽朗漂亮。
我開始有一點了解,為什麼父親一直不曾真正怨過母親。母親的樂觀、天真,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力量。我在公娼姐妹身上,履履看到這種類似的力量。
有力的活下來
母親的第一任丈夫因病早逝,卅歲的她,拖著四個孩子在菜市場吃力叫賣,後來嫁給我的父親,生活才穩定下來。公娼姐妹們身上,也有著類似的故事:一個沒有學歷、沒有技術、家累負擔大的女人,以婚姻、或以從娼來解決這些重擔……
我在工廠、公娼館、以及我的親人身上,聽到、經驗到類似的生命故事,都來自貧窮。不同的條件與機會,造成了個別的人站上不同的社會位置,這恐怕不是「選擇」的問題,而是如何「被選擇」吧?有選擇權的人,多半是比較有條件、有機會的。
公娼抗爭後,突來的經驗一次次考驗著她們。我看見第一次出國的麗君,從東張西望的羞澀,到在外國人面前無所畏懼地大聲說話:「我代表在台北抗爭的128位公娼….」;我看見氣勢十足的官姐,在來自世界各地的鎂光燈前,侃侃而談公娼是她們在性產業中最自主、最安全的選擇。長出勇氣的公娼姐妹,終於開始創造自己的生命機會了。而這之前,社會是不給她們條件的。
廢娼後的官方說法,只是一味的要她們否定自己前半輩子為生活打拼的努力。強迫公娼「從良」的背後,就是要她們否定自己的過往,成為符合這個中產主流的價值觀,不信任她們自己作主、作選擇的能力!「緩衝二年」當然是個低限的訴求,但卻是公娼姐妹自己評估能力、社會認同後的折衝要求。且不論這個訴求並不如進步人士所期待的、直接挑戰「廢娼」的合理性,至少,這是她們自己為未來盤算、作主的一個要求。
「這二年,我們來想辦法解決,找出路。」她們說。走到懸崖邊的女人,不願一躍就範,而試著共同搏鬥下去。
那樣的天真與樂觀,是建基在極強大的、有韌性的生命力上。生命中的苦處太多,她們被磨練出不可思議的天真與世故,是以渡過生命的滄桑,仍有力的活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