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9月27日 星期三

二姐妹







皮皮:「我是二姐妹!」宣誓的口氣。





我:「為什麼?你不是兄弟嗎?」




皮皮:「我不是!我就是二姐妹!」




我:「那小樹呢?」




小樹:「我是大姐妹!」她謙遜地笑了。


[@more@]

顯然,這個二姐妹是小樹教導的。






我:「你願意當大兄弟嗎?」





小樹:「不願意。兄弟好醜啊!」她一揮手就定了江山。




皮皮:「對呀,好醜。」這個保皇黨。




他們二人得意地笑,掩著嘴很明顯地共同表達了對兄弟的輕視與遺憾。




我:「那,三姐妹是誰?」




小樹、皮皮:「沒有人!只有我們二姐妹!」




他與她於是邁開大步向前走。





皮皮還會跟著小樹扮演新娘子,很神氣地踮著腳尖走路。





我向皮皮爹說了二姐妹與新娘子的事,很為他們的創意沾沾自喜。




皮皮爹笑了,牛頭不對馬嘴地說:「沒關係,我們皮皮很
MAN
的,不要緊!」




真笑死人了,這個不要緊正是這個年近中年的男人的介意與防衛。真是,遠遠遜於他的二姐妹兒子啊。




至於我,我只但願她與他成長的年代,可男可女,忽男忽女,自在來去!

小魚兒

總算,小樹會悶氣了。
[@more@]
哇!真真是里程碑啊,我已經看見一隻小魚兒在波浪間自在玩耍………..迷人的想像,彌補大人內在的遺憾。

現在,她得意地在浴池裡展示她的新學習。

「你看!」她把臉埋進水裡三秒鍾,濕淋淋地再抬起來,水從髮稍淌流到嘴角,她在臉上抹了一把,胸有成足地說:「很厲害對不對?」

「你好棒!」我心悅誠服。

她慷慨地接受我的仰慕,大方地滿足我懇求她再次表演,且全力配合我的貪心:可以數到七嗎?可以數到十嗎?可以比十多嗎?我的天!她可以閉著氣等我數完十呢。真是太感人了。

感人的情緒,承接的是宛如神蹟降臨的情境。意思是,不勞而獲。得來全不費功夫,爽!

這是什麼時候發生的事呢?她何時偷偷練就一身功夫呢?曾經在那一次共浴的時光,她默默學會了新招式而我竟然視若無睹嗎?真是,好神奇啊。

小樹幾個月大時,就和我及女伴們一起去泡溫泉了。冬天的冷熱溫泉間,她可以在我們幾個女人的緊皺表情與尖叫聲中,無障礙地交替進出極凍與極燙的水溫,宛若神助。這是小小孩的特權,與天地合一而不互斥,我真心這樣相信。

三歲起,我們開始不定期──啊,其實是一年不過數次地到游泳池玩。我的盤算是,讓她習慣水就好了。習慣了,她就自然知道如何水裡來、水裡去,小孩子合當是天生的小魚兒。這個偷懶的邏輯很簡單:嬰兒出生前都泡在羊水裡呀,我所要作的,不過是把年幼的孩子丟進泳池裡,她自動會扣連起那個滿溢潮水的記憶,也許就充滿鄉愁地自動伸展手腳了也不一定……

偷懶的、天真的媽媽,其實是來自澈底的無能。我是那種,蛙式永遠不正確、連續游了二十公尺就心滿意足的人。也正因為自己游得吃力、笨拙,無能在水中隨心所欲,我因此很一廂情願地認定,必然是高中被強迫練習的體育課出問題了,學校只考一口氣能游十五公尺就算過關,我們多半就曬太陽、唱歌、玩鬧度日,從來未能真享受游泳的樂趣,至今無能海陸兩棲。

本能絕對強過學習。我這樣坐享其成地想,把孩子放進水裡,然後期待小樹變小魚。

但小樹雖然愛在水中玩耍,臉卻是從來不打濕的。她怕水流進眼睛、耳朵,光是想就怕了,偶而洗頭髮時硬撐著,還是怕。要她學悶氣,她裝腔作勢,低頭把眼脻毛沾濕了就算交差。我反正不逼她,她也不是愛逞強的孩子,看一旁暑期游泳班的小孩都能悶氣了,她自是在旁邊打混著和人撥著水玩,氣定神閒,完全沒有競爭力。反正媽媽也沒有。

今年夏天,我們甚至都沒下水呢。可這樣一個看來已完全遺忘羊水裡的泅泳記憶的小樹,竟然就在浴缸裡自動自發地學會悶氣了,猜想是這幾個週日,與皮皮一起洗很長的澡,身邊是更弱勢的小孩,她就沒有壓力地自己玩著潛水,竟爾一舉成功了。

而我,我像是無心唱著「一眠大一寸」的歌謠,打了個盹才猛然發現,原來這是真的,孩子已拉拔了一寸長!

2006年9月20日 星期三

山上山下














200608宜蘭櫻悅
才大班生呢,居然,幼稚園開始教九九乘法了。









顯然,建構式數學早已成為過去,更強大的、求快的競爭壓力,竟要大班學生就在還沒減法、乘法概念下,搶先把倍數的致勝口訣背下來。孩子們已經開始進入二一得二、二二得四的背誦了。




現在,小樹已經背完三九二十七了。呼~




我呢?我沒有意見。沒有焦慮,沒有不滿,只有一點好奇,其他隨便。就當是背唐詩、背英語感謝辭一樣,孩子們幾乎是在完全沒有說明的狀況下,硬是死背下來的。且我看小樹也不覺壓力,沒壓力就好,就去背吧,幼稚園老師真辛苦,什麼都得撿起來餵一點給小孩子們,以平息家長的焦慮。


[@more@]




唯有默默比較著,在我的童時,開始背九九乘法似乎是小三的時候,小樹很顯然是起跑得快、玩得少了。但這一整個世代的孩子都這樣,我沒能想要她有多麼特出的經驗。




吉智是頂頂普通的幼稚園,設備、師資等都極一般,是我在樹林小鎮繞來繞去尋來較屬中低價位的學校。小樹想上學,我想讓她認識朋友,吉智的校地不夠寬敞,孩子們下午時分大半時候都是看電視渡過的
……
但又怎麼樣呢?條件只有這樣,條件不足的爸爸媽媽是沒有資格大談美好的親職教育、或優秀的幼兒開發的。




我記得清楚,當初在住家附近的幾家幼稚園比價時,那標榜著「有外國老師」的幼稚園,月費與註冊費都至少貴了一倍,更不用說號稱「雙語」、「全美語」的學校了。電視廣告上,侃侃而談英語流利的孩子,假日外勞帶來會使用英語對談的孩子,背後是大量的金錢花費。在這個高度競爭的社會,孩子們要被大人推擠到那裡去?我現在似乎只能選擇讓小樹在一個條件有限、多數的孩子們行走的擁擠路上,順著、擠著走。




然而,只是這樣似乎也還是不行的。去年到東埔,和小樹同齡的布農族小
Buie
也上幼稚園了,但愛笑、愛唱歌的金花媽媽竟直向我追問城市裡的幼稚園進度,她的眉頭鎖得這樣深:「小樹的幼稚園有教英文嗎?」




「有教一點,就亂背一點單字而已...」我說。




金花更是憂心忡忡了:「怎麼辦?大家都有教英文,可是小
buie
他們公立幼稚園沒有教,以後會不會跟不上?」




這麼真實的,來自弱勢父母的擔心。社會資源的傾斜、不平等,布農族的金花她們都吃過這個虧,眼看著,下一代還要繼續吃虧下去
…….
擔憂的背後,是這麼沈重的結構。動彈不得。




我也還記得,同樣在東埔的布農部落,那個自小就眉目聰明、懂事的小將,如何在一路昇上國中後,成績就一逕低落在班上最被羞辱的位置,乃致於我們認識十年間,他愈來愈沈默而退卻,成為一個前途堪憂的青少年。




阿山總是自責,小將的功課不好是因為小時候省錢沒送他上幼稚園,等小將進了小學,班上的同學泰半是上過幼稚園的,他還沒開始學習呢就已經落後了。小一的老師幾乎是不從頭教的,一上課就已經假設孩子們都懂得注音符號,而事實上也確實大半的孩子都知道,唯那些在山裡玩得一身精亮、敏捷、有活力的原住民孩子,一下子被巨大的、無名的挫折打擊,頓時顯得愚拙,落後了就很難跟得上。




「小將其實不是笨。」阿山到現在還是忍不住要這樣辯解著。




這個辯解,相較於可以說「隨便啦,小孩子玩得高興就好。」的我,實在是承擔了社會積累的龐大委屈啊。後來山上的孩子們,不管農作收成再怎麼差,都還是要走長長的路去沙里仙上幼稚園的,怕落後,無力返轉的倒退。




可問題還是沒解決,且似乎只有愈來愈嚴重,英文呢?唐詩呢?九九乘法呢?孩子們在一個大競技場內還不知道緊張,那些真真實實受過挫的大人們,預知整個不斷下降、掉落、不可挽的挫折,要世代複製下去,而糾心、焦慮,不是為了贏在起跑點。

2006年9月13日 星期三

小樹故事之八























這是,發燒的、不耐煩的、在醫院漫漫等待的小樹

該睡了,小樹精力旺盛。我只好關掉燈,迫她不得不躺下。


「媽媽,說故事。」她決定扳回一城,交換條件。


「好啊,你說。」嗯,睡前故事從來就不該被拒絕。


「你先說。」她步步為營。


「有一個鬼。」


「啊~好恐怖啊。」她又驚又疑。


「要這個故事嗎?」


「....要!」破斧沈舟。勇敢的小樹。[@more@]


媽:有一個鬼,在河邊飄來飄去。


樹:啊~


媽:後來呢?


樹:後來,小魚兒看見了嚇一跳,就從池塘裡跳進河裡面了。


媽:小魚兒在河裡游來游去,鬼在河上面飄來飄去。


樹:鬼說:「小魚兒,小魚兒,我要和你做朋友。」


媽:小魚兒說:「那你會游泳嗎?」


樹:鬼說:「我不會啊,我只會飄來飄去。我是鬼。」


媽:小魚兒說:「那就沒辦法啦,我在河裡面有小螃蠏、小蝦子都是好朋友。」


樹:鬼就飄到森林裡,熊就:「吼~吼~」地叫,熊很可怕,鬼也很可怕,那他們就做好朋友了。


(她快速把情節說完,不讓我介入,顯然是怕我又阻攔了這個鬼的交友機會。我想「沒朋友」是個太過悲慘的遭遇,小樹怕鬼,但她萬萬不願意鬼也有這麼悲慘的事。)


媽:鬼和熊一起玩,也還是很可怕嗎?


樹:對啊,小朋友就嚇得跑去和爸爸媽媽一起睡了。


媽:然後呢?


樹:鬼和熊就一起在森林裡玩了。小孩子去睡了。好了,不要再說了。

2006年9月12日 星期二

召喚
















200607期末表演







七月幼稚園期末表演


小樹很認真地扭屁股



一直是這樣,小樹帶領著我認識住家週遭的陌生地、陌生人。


我們都這樣早出晚歸,以工作為核心輻射出去的各式關係,是這十幾年來的生命重心。而位於樹林的家,就真只是安歇的地方,沒力氣再多探頭出去東張西望。


跟隨著小樹,我開始一步步識得巷子裡所有的孩子,他們經常到一樓的門外招呼:「小樹在嗎?」、「小樹要出來玩嗎?」…..過去,小樹幾乎是一呼並應,跟著有兄弟姐妹的玩伴一路賴到人家裡,直到長輩(多半是阿公阿婆阿姨等)客氣請她回家吃飯,還可憐兮兮地在門口張望不去。


但這半年,不知為何她就不愛搭理孩子們了,也不是受了委屈或結了怨,猜想是週一至週五的幼稚園課程,已經太多小孩了,她開始有遠近親疏的朋友之分了。但她有時這樣冷淡,幾乎讓我對來找人的孩子抱歉,覺得她的熱情與寡情都這樣無厘頭,真叫人無所適從。


在此同時,反而還和她保持「有來有往」的熟稔,竟是二位中年男子。一位是巷口賣冰的叔叔,另一位是對門的黑手阿伯,她從不錯過在街上、門口與他們擦身而過的機會,熱情叫喚:「叔叔!」(國語發音)、「阿伯!」(閩南語發音),且統就這二人,其他奶奶阿婆阿姨….等等大人們,全不在她眼裡。


[@more@]


她與他們的情份不知從何而起,但我總也跟著要點頭示意、微笑善待,像是間接也熟稔、真交了朋友一樣。


巷口賣冰的那個年輕的單親爸爸,平日多半穿著白色的汗衫,腳上套著雨鞋,在溼淋淋的黑塑地面上勞動。大熱天只見他冰庫裡拖出大塊冒白煙的大冰塊,拿著鋸子就地切塊、分裝到大塑膠袋裡。因為小樹,我才知道他家裡也有三個孩子,二個小女生乖巧、懂事,最小的男孩約莫比小樹大二歲吧?一回中秋節我和小樹上街閒晃回來,就聽他家的爺爺拿著燒烤好的肉串要小男孩拿給小樹,旁人的哄笑聲中,我約略聽出那男孩早向家人宣誓了長大要娶小樹,而小樹渾然不覺地見了肉串就主動欺身去牽人家的手。


小樹四歲那年的夏天,也正是我無業晃盪時候,二個小姐姐放暑假經常下午就來按門鈴,接小樹去她們家玩,且好有禮貌地在對講機說好:「阿姨,我們四點送小樹回來!」


而多半,四點時會是小男孩來按鈴:「阿姨,小樹可以玩到四點半嗎?」


再半小時,還是小男生:「阿姨,小樹說她不想回家。可以再玩一下嗎?」


有時,我過意不去,邀他們上來玩,小姐姐總是說:「我爸爸說不可以隨便去人家家裡。」


啊?這,這不就襯得我們小樹天天逛去玩,可是太隨便了嗎?


我煮了點飯,弄了些海苔片、小黃瓜、肉鬆,要孩子們包了吃,再切幾片不同口味的起司及倒了一杯杯透明玻璃的紅酒,異國風情逗弄得孩子們樂不可支。我要他們打個電話跟爺爺奶奶說在小樹家吃飯了,隔日小姐姐還特地來表示了家中大人的道謝。


一直到小樹開始上學,假日的玩伴也換了巷子裡同齡的鳳儀、佩君,我偶偶在路上看見姐姐弟弟,不免驚訝於他們長得這麼快,可小樹與他們是真的生分了,沒什麼共通話題,唯我依依不捨。


奇怪的是,小樹倒是至今仍一見那個爸爸就大喊:「叔叔!」


這個每天和小樹早晚照面的叔叔,也許是因著幾次我晚回家去接她,叔叔都好意地幫她先洗了澡吧?反而成為存留最久的友誼。因著小樹,我也才意識到賣冰叔叔的職業,原來除了守在家門口切冰塊,還不時騎著摩托車在小鎮上來來去去送冰塊,我有時騎車載小樹去這裡、那裡,不期然就會聽見小樹洪亮的聲音:「叔叔~」真心誠意的開心,如遇親人。


這樣,我就進進出出都要向他打招呼了。而且注意到,他們家養了一條新的狗,黑白相間,活潑年幼,有點神經質似地蹦蹦跳跳,像也會咬人似地讓小樹裹足不前。


「阿伯」是對門的莊先生。


這點,可有些叫我想不清緣由了。莊太太長我幾歲,是巷子裡最友善、熱心的鄰居,她家中二個孩子都生得高大、體面、好學生模樣,但青少年了,和小樹玩不到一道,平時沒什麼碰面機會,更何況莊先生實在是樸實少言的人,真不知小樹何時交了這個大朋友。


莊先生在自家客廳放了二個油壓大機器,鎮日單獨在家中自營作業,高油污的黑手工作,我曾經穿越他們家長長的、滿地油污的前廳,才進得了後半段的居家範圍。他們家住在一樓,狹且長的地形,二邊鄰著隔壁樓,採光極差,又只前後才能通風,既是家庭工廠,就很神奇地對半切開,前半段是黑色調工業區,只一道門脫了鞋,就立即轉入燈光明亮的尋常人家,先是小客廳,再進去是連串的姐姐、哥哥、父母房間,到終端的廚房、衛浴。一家四口,各有獨立空間,姐姐在屋裡戴著耳機聽流行音樂,媽媽在最尾端的小飯廳兼廚房,正撿著豆莢準備晚餐,相較於前廳的厚重油污,家裡很神奇地不只是地表潔淨,連空氣都換了一層,分明我走進去時幾乎要秉住鼻息。


一回下雨天,我正要帶著小樹出門搭車,正巧莊先生發動車子,就順路送了我與小樹一程,他好客氣地直說:「反正我也無聊,今天沒工作,開車也只是隨便走走。」


那也是我唯一一次和莊先生聊天,半小時車程,約莫知道他國中畢業就從事沖床工作,一路做到存了錢買了機器,放在家裡就成了自雇自營的作業工人,這頭路是自己的,不敢多聘人也不敢多租廠房,就是全家家當放在一起,靠著自己的技術與生產工具,做多少算多少。作工不必看老板臉色,但也要好小心才能穩定客源,景不景氣其實他們感受最強。


「有時候電視上看到你。」他說。


「哎唷,都是說工人的事啦,我也不會別的。」


他說起自己前二天傷了指頭,我還教他要怎麼申請勞保職災給付。這種時候,才慶幸自己還有點用。


但小樹和他的友誼是如何建立起來的呢?至今費解。追問小樹,她說阿伯有時會拿餅乾請她吃,但我想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且誰教她說「阿伯」呢?怎麼不會混淆呢?


「哎喲,叔叔就是叔叔!阿伯就是阿伯啦!」她大聲說。


而我對於孩子們喜歡的大人,總不自覺就要相信必是好人,小孩子都敏感,知道有沒有被真心善待。


小樹就這樣召喚了各種人,其實早在我眼前。然後我微笑點頭,回應她的召喚,也看見了。

2006年9月11日 星期一

作伴




















200607和小樹一起扮裝的三歲皮皮








被六歲小樹扮裝的三歲皮皮



小樹極愛皮皮。以前天天見面不明顯,現在皮皮每週五至週日才回家,小樹一聽見開門聲,就疾奔而出:「皮皮!」熱情洋溢,奔放的聲音與飽含的情意都令人聞之動容。


小樹一個人時,可以幾個芭比娃娃(是,就是各個阿姨、親戚送的,身材姣好、貌美、性感的西方芭比。原本我們以為不可能會讓孩子們沈醉其間的那種娃娃,小樹已有五、六個了。)和小狗小熊,身上的配件、衣服互換,搭配各式髮型、飾品,就玩上好半天。小男生皮皮稍稍笨手笨腳了些,且美感經驗也略嫌不足,但似乎也可以和小樹一淘拿著芭比進進出出,學著小樹怪聲怪氣地演戲,勉強成伴。


更多的時候,她與他就窩在二樓的臥室裡,我想她確實是偏愛阿舅家裡不時開得特強的冷氣、信用卡換來的全套玩具、還有臥室裡獨立的電視可以不受打擾地顉定東森幼幼台……這些客觀的硬體條件,都更讓小樹如入渡假村,遛漣、徘徊許久,且多半這是週五,次日不必上課,她樂得窩進二樓阿舅家,至夜不願歸。週六、日我要出門,她偵探著皮皮的去向,若他也不出門,小樹就順勢賴在二樓玩一天不膩。唉,孩子真要一起養才行。


[@more@]


二個孩子的玩耍,當然免不了是貌似相親相愛,和諧一陣子就要吵鬧、打架、沒完沒了。


先是有人哭了,皮皮爸爸問:「你聽這是誰?」


孩子的哭聲大同小異,我傾耳細辨:「皮皮吧?...」


不一會兒,掩面啜泣奔來告狀的,是小樹。


「皮皮打我....」她抽抽噎噎,淚如雨下。


「哦。」我摸摸她的頭髮,思考著該不該介入、處理。她柔順挨過身來。過往的經驗是,我若要說理而不先承接她的情緒,小孩子就更委屈了,什麼都說不清。唉,我也不是天生知道如何當一個「正確對待」的媽媽呀。


「媽媽,皮皮都不乖,」她平靜了些,更用力告狀了:「我沒怎麼樣,他就打我了。」


「你要我去打他嗎?」我想著小樹自小就不是一個攻擊性強的孩子─啊不,她甚至連自衛的能力都很低,多半就是哭哭啼啼找大人求救。而我頂不喜這種愛告狀的小人行徑,老要和她拉扯許久,不願介入。


「嗯。」她不哭了,現在是個仗勢欺人的小孩。


「不可以。」我決定置身事外:「大人不可以打小孩。」


「那你為什麼可以打我?」


咦?真是大哉問。考倒我了,可這因材施教的場合也太複雜了些。更何況當「雙方家長」都在場的時候,加害者家長似乎也不能不介入,我的弟弟只好也揚聲把他兒子叫喚了出來:「皮皮,你為什麼打姐姐?」


不到三歲的皮皮使用更支離破碎的語言,描述了小樹如何先把玩具搶走,他不過是搶回來時撞到小樹的頭….等等等。小樹此時已回過神,偷眼瞄著、豎耳聽著自己的罪狀如何被暴露出來。


「小樹!」阿舅說,半譴責半失笑:「你惡人先告狀哦。」


她噗呲笑出聲來,眼淚還掛在頰上。


「小樹,去說對不起。」我說。


事情大逆轉,受害者搖身變為加害者,小樹紅了眼又要流下淚來。


她自小就極固執不願開口說「對不起」,再怎麼明顯做錯的事,要她說「對不起」簡直是大大刺傷她的自尊心,哭嚎著寧可被打也不說。我一直想弄清楚到底那個字眼當初是伴隨著什麼特殊意涵,在她腦袋裡被理解成什麼樣的妖魔鬼怪。


我敲敲她的頭,不讓她又演起固執的自尊心戲碼:「嘿,你先打人哦。」


她情緒一中斷,展顏就笑:「皮皮,對不起。」


我稀奇了,趁勢追擊:「說我以後不會這樣對你了。」


「我以後,不這樣你了。」她潦草帶過。


皮皮其實是沒聽懂,不知道他無意間開啟一個神奇的把手,讓小樹的「對不起」這樣輕易出口。他牛頭不對馬嘴地說:「小樹,這個給你看!」


伸手過來一個塑膠組合風車,看來簡直像是以德報怨。


兩個小孩大和解,手牽手又去玩兒了。


我想他們只是缺乏觀眾,不時要專心看電視的大人介入遊戲中跑跑龍套。

2006年9月5日 星期二

逃跑外勞是「拼治安」的替罪羊

(本文部份刊登於200605 蘋果日報)

我沒見過蘿瑞,她在夜間十一點鍾打電話給我,聲音十分客氣有禮。

她是逃跑外勞,聽說勞委會從四月二十日起宣佈新政策,要重罰雇用非法外勞的雇主,藉此斬斷外勞的生路。她擔心了:「這是真的嗎?」

[@more@]

蘿瑞是看護工,第二度來台。頭一回的經驗在新竹照顧重殘的老人家,以及農村的大家族,工作很辛苦,但三年下來也真掙到些儲蓄,供家裡四個孩子上學,所以她再度申請來台。這一回,她待了七個月,同樣是身兼家傭與看護工,經常要同時幫老婦人的三個子女的家庭,輪流打掃,不得休息。

「其實,」蘿瑞很謹慎地一字一句說:「我並不怕累。本來說只是照顧這個老太太,一下子工作變很多倍,我也是可以忍的。很多外勞都這樣嘛,我也不是沒吃過苦。」

真正不能忍受的,是老太太的態度。她罵人,使用的語言蘿瑞雖然聽不懂,但那輕蔑的、譏諷的、尖刻的態度與聲調,蘿瑞是懂得的,那是只有主子對待奴隸才有的態度。她的自尊心受了很大的傷害,老太太動輒辱罵,懷疑她偷東西,監視與歧視這樣不留餘地。蘿瑞是受過教育的,她在菲律賓沒被人這樣對待過,她知道幫傭與雇主同住是寄人籬下,被當作下人使喚也早有預期,可主僕終究有個分寸,勞資關係不能是全年無休的侵佔。老太太一家逾越了這個界限,真正把她當奴隸看待,幾個兒子的家庭輪流使用她,看不得她有一刻得閒,稚齡的孩子們也毫不客氣叫罵她。日以繼夜工作,蘿瑞每天睡不到五個鍾頭,精神耗弱,連月經都停了,她委屈又不得返鄉,返鄉就要負債,仲介費還沒還完,她進退為難,硬撐了七個月。終於在某個走出雇主家門,要趕赴老太太二兒子家中打掃的途中,她沒有如期出現,從此再也沒有回去過,成為警方通報系統中的「逃跑外勞」。

「如果,那個時候我就有你的電話,可能我就不會逃跑了吧。」蘿瑞說。

「老太太要你在三個兒子家同時工作是違法的,你沒和仲介溝通嗎?」

「仲介就是扣我護照,強迫我每月還款的人,怎麼可能幫忙?」

我無言以對。許多仲介根本也是加害者,是雇主的共犯。

「我打過電話給勞委會、勞工局、菲律賓辦事處。」

「他們怎麼說?」

「他們說要查到雇主逼我非法工作的證據很難,要我在上班時間去報案,可是我根本沒有休假,怎麼去?」她說著半年前的往事,像是重新目睹了一次荒謬劇,忍不住自己笑了起來:「他們都說,要我忍耐、好好工作。」

逃跑後,蘿瑞還是家務工,鍾點計費,可以換老板,勞動自主性高多了。但缺乏社會保險,不敢生病;遇到不給錢的老板,也只能自認倒霉,這些,都是隨著「逃跑」而來的「非法」代價。更慘的是,隨時擔心被被警察捉,蘿瑞與她的朋友不工作時幾乎足不出戶,生活封閉又心驚膽跳。

「雇用逃跑外勞,勞委會要重罰老板七十五萬,這個錢很大呀。」她說:「現在的老板對我不錯,我每週去他家工作三個下午,不希望他被罰錢。」

「這個新政策,老板怎麼說?」

「他很擔心,大概不太敢用我了。好幾個朋友都失業了,下一個大概就是我了,這段時間我們都不敢出門,警察捉得很緊。」

這就是勞委會的用意,斬斷外勞的退路。表面上不敢直接說是捉外勞,繞著彎說要重罰雇主,協助逃跑外勞脫離非法的無保障處境,但事實上,火力全開追捕的還是弱勢外勞。拼治安記者會上洋洋得意地公布的,無非是一個月「捕獲」了多少逃逸外勞,而蘿瑞,隨時可能進入這個拼治安業績的一個加總數字。

動彈不得的移駐工人

至三月底,全台灣共計有二萬三千餘名逃跑外勞。為呼應蘇閣揆「拼治安」的政治承諾,勞委會與警政署聯手出擊,宣布自四月二十日起,重罰聘用非法外勞的雇主。勞委會不檢視造成外勞逃跑的政策性壓迫,反而倒因為果,將受害外勞罪犯化,為自己的無能脫罪。這個新政策,延續著過去勞委會一貫恫嚇外勞與雇主的基調,本不足為奇,但置放在「拼治安」的脈絡下,就更暴露出官方睜眼說瞎話的荒謬性,及柿子挑軟的吃的虛偽性了。

我們來看看整個「逃跑外勞」的機制是如何建構起來的:針對外勞,先是高額的仲介費形成沈重的債務約束,緊接著,是「不得自由轉換雇主」逼使外勞在勞雇關係中毫無協商能力、任憑宰割。針對雇主,就業服務法將外勞逃走規責於原雇主以懲罰雇主以「續繳就業安定費」及扣押外勞配額以懲罰雇主「讓外勞逃走」,造成雇主人人自危,扣押外勞護照及居留證、強迫儲蓄形同侵佔、不讓家傭出門「以免學壞了」…等不當行為層出不窮。勞雇之間不以合理的勞動條件作為互信基礎,反而一開始就處在防堵逃逸的攻防兩造:雇主愈緊張,外勞愈不自由;外勞愈受控制,雇主愈易失守,如此惡性循環,勞雇雙方都成為受害者。警方更倒霉,所有外事警員都自嘲淪為「外勞警察」,為了追趕「逃跑外勞的緝捕配額」而疲於奔命,浪費的社會成本又要算到外勞頭上。

我們不曾聽聞白領外籍人士「逃跑」,只因種族與階級優勢的「老外」、和東南亞籍的藍領「外勞」,在台灣受到完全不同的待遇。老外可以換老板、可以無限延長居留、可以不受仲介剝削,但外勞卻唯有「逃跑」才可能掙得這些「基本人權」。

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裡,在資力不對等的狀況下,勞工原就沒有太多轉業、失業的自由,勞動力的提供因此會達成某種穩定。而外籍勞工原本就在身份上處於邊緣,再加上語言及社會資源的絕對弱勢,轉換雇主可能要付出的代價更遠遠高於本地工人,可以說,外籍勞工其實是台灣社會裡最不願、也最沒有條件流動的一群。轉業背後的時間、精力、搬遷耗損,都是昂貴的,特別是外籍勞工來台前都付出高額仲介費才換得二年、至多三年的居留期,不論是因為關廠、或雇主違法導致合法轉換工作的外勞,轉換作業每拖一天就損失一天的居留期限。對他們來說,每一個無工作、無收入、等待轉換雇主、或接受庇護以處理勞資爭議的日子,都計算得出折換的金錢損失。但台灣的外勞政策仍防賊般地禁止他們脫逃、流動、轉換,他們是migrants(移駐者),可事實上他們根本動彈不得。

誰在製造「逃跑外勞」?

誰在製造「逃跑外勞」?此次勞委會的「全民拒絕僱用非法外勞」行動,臚列了四大理由:外勞自身無法受勞動權益保障、影響本國人民就業權益、對社會治安、防疫造成衝擊。

就讓我們一項一項來談吧。首先,佔逃跑外勞五分之三的家事服務工,原本就被排除在勞基法的適用範圍,她們原本就沒有「勞動權益的保障」,逃走恐怕還是取得休假及合理勞動條件的唯一機會。其次,台灣的失業率居高不下,是整體產業結構問題,勞委會一手引進廉價外勞挽救企業出走及填補社福漏洞,另一手又抹黑是外勞搶了本勞工作,不負責任地嫁禍外勞,造成勞勞對抗。

過往,官方不斷以「逃逸外勞是治安的不定時炸彈」來影響社會視聽,但事實上,無證照的愈期居留外勞,躲警察都來不及了,如何會以身試法?且歷年來外籍勞工的犯罪率,只有台灣人的十分之一,他們離鄉背井原就為了改善生計,語言與資訊上的多重缺乏,都只有使他們更壓抑,任何與主流社會衝突的事都遠遠背離了他們來台的初衷。勞委會有意隱藏警政署的犯罪率數據,對弱勢外勞強加污名,一來合理化既有圍堵式政策,二來又可以在這一波拼治安的政治承諾裡,預留「查緝逃跑外勞」作為重大治安成就之一,柿子挑軟的吃,打擊的全是台灣社會最弱勢、邊緣的人。

至於「防疫」,為什麼逃跑外勞會是防疫的缺口?外勞來台前早已有體檢合格證明,但衛生署仍以防疫為名,要求外勞來台後定期接受體檢,所持理由是外籍勞工「進出國界頻繁」,所以成為加強防疫的重點對象。但我們要指出,外勞可能是台灣社會最「無法流動」的一群了,他們來台後除非必要極少會中途返鄉的,他們的勞動契約一簽定就至少二年不能改變,連從台北到台中換工作的可能性都沒有,更遑論,真正「進出國門頻繁」而可能成為帶疫高危險群的,恐怕是拼外交的正副總統、台商、政客,這些人才是防疫重點,才是該被嚴格控管身體檢查的人!假設防疫政策只是針對「外國人」的不放心,則我們要說,白領的、投資型或技術型的移駐者,並沒有受到特別的防疫關注,只有藍領外勞才受到「定期體檢」的監控,這其中,階級與種族的雙重歧視,不言可喻。而勞委會在毫無疫情根據的情形下,還要順勢對逃跑外勞補上「防疫漏洞」標籤,完全是睜眼說瞎話!

外勞政策中,層層剝削的私人仲介制度、不得自由轉換雇主的規定、及嚴格的居留年限,都是製造逃跑外勞的罪魁禍首。逃跑,經常是移駐勞工對抗制度性壓迫的自救行動。

勞委會主委李應元及內政部部長李逸洋在記者會中聯手開啟「光明大門」,呼籲行蹤不明外勞主動投案。可投案的他們會受到什麼待遇呢?官方會追究當時迫使他們逃離的不當勞雇關係嗎?法院會為他們追討未拿到手的薪資與被傷害的身心賠償嗎?收容所的警察會受理他們被仲介侵佔的退稅款及強迫儲蓄金嗎?自首外勞的投案代價,是立即失去人身自由,待籌錢繳納罰金後,遣返母國面對未清的債務,並從此不得再申請來台工作。光明何在?外勞主動投案既沒有得到「除罪」的理解性對待,更沒有換來「協助」的公權力介入,誰會自首?誰才是政策的獲利者?

外勞合法引進台灣已逾十四年了,統計上看得見的逃跑外勞早超過九萬人,歷年來陸續「捉回來,送出去」的將近七萬人,可想見的,外勞政策不改變,這個「逃」與「捉」的數據仍會不斷飆漲。就算沒有、從來沒有任何具體的犯罪事實說明逃跑外勞與治安的關連,但統治者就是可以粗暴地強加叩連,既污名化外勞,也合理化不義政策,更重要的是政治上附加價值:拼治安的漂亮成績單!

這樣前後矛盾、作爾自縛、浪費國家資源的外勞政策,才是台灣治安的亂源!

五餅二魚

200411 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我很習慣和一大群人共同吃飯。能夠彈性擴充、同時養活很多人的飲食,總特別吸引我,留意著配料、份量、及價格的巧妙組合,辨識來自營生、謀生、求生的無窮智慧。

在國際勞工協會,每週日都有外勞來休息、討論、烹煮,我們不時有各式東南亞食物可吃。因著人來人去,如何讓大家都吃得飽,就十分神奇了。而菲律賓菜Mongo ,就是我視之為耶穌基督「飽食千人」的五餅二魚。
[@more@]

Mongo 的主要食材是綠豆,烹煮時加些許肉片增鮮,以蝦醬調味,綠豆仁口感清爽,湯汁濃稠入味,單是拿來攪拌就十分下飯。


我自小喜歡綠豆湯,清甜單純,但從點心躍昇為主菜的鹹綠豆,倒是頭一回見識。綠豆泡水下鍋,才半斤的份量就可以悶煮出一鍋數倍膨脹的菜湯,同時間,我的菲籍朋友們以薑片、洋葱、碎肉快炒,淋上滿滿的蝦醬,一併倒入己煮得半開的綠豆湯提味。等綠豆整個熟爛了,褐綠色的豆莢一一浮上湯表,交襯著粉紅色的蝦醬,視覺上很是騷動熱鬧。菜也上桌了。


烹調簡易、材料便宜、蔬肉俱全,這道菜四五人吃也成,十數人同時用餐就是多拌湯汁、少吃豆仁,也不覺委屈。最終是一大鍋飯全見了底,沒人餓著。

我央了來台幫傭的布蘭西教我煮這道菜。她先領著我在晴光市場買肉,我才掏了錢她就嘀咕:「這麼貴!下次我帶你到另一攤買。」

我笑問她每天煮飯,假日出來玩還要煮不煩嗎?

「平常是煮老板要吃的,現在我是主人,當然不一樣!」她神氣地說。

他鄉異地,外傭們穿上只有在週日才得以現身的緊身性感 T 、烹煮家鄉菜、大聲說母語,共同享用五餅二魚的神蹟。這正是 Mongo 永遠吃不完、總是得飽足的秘密。

美好的時光─主流歷史消失的那條線


我還夢到部隊裡的日常生活、體育比賽等等。… 夢裡的情境就像當日一樣。我也常夢見其他已經死去的同志,往事歷歷在目,彷彿重溫過往。真奇怪,為什麼這些事物經常進入我的夢中?不僅現在如此,過去也是一樣。

雖然現在我們已經下山了,我還會時常夢到那些美好的時光。

我夢見我們如何一起生活,一起學習,一起唱歌,一起在山中行軍的情景。在睡夢中重溫我們過去一起生活的點點滴滴…….當我從夢中醒過來時,才毅然發現,這些都已成為過去。 ──馮蘇瓊,276頁

[@more@]



短暫的停留








我只是轉機過境新加坡十二個小時,先前說好要來接機的依虹,遲遲不見人影。等到我買好了電話卡,正在明亮潔淨的新加坡機場遍尋公用電話,那一頭,只見一身披掛著紫紅色圍巾、馬來長裙的依虹,小跑步趕來,撲紅的臉頰與掩不住的疲態:「啊,我昨天才去馬來西亞作書本的最後稿定,晚上和媽媽說話,一大早趕著翻譯日日春的企劃案,沒料到拖這麼晚
……..





她遞上才剛列印出來的翻譯稿,圓圓的眼睛和笑容,像個孩子。後天就要飛英國讀書的她,生活塞得滿滿的是未竟之事,這也是多年來她的生活的縮影,工作、家人、運動、短暫的停留。要分中英文出版「生命如河流」、要幫在台灣長期合作的社運團體翻譯、要處理多年分離兩地的母女情感、以及繳完了昂貴的學費,就再無餘錢可以生活的未知歷程。




依虹多年來一直在國際的社運團體工作,這次下了決心重回學院,契機反而來自她五年前一頭熱就隻身投入的泰北女戰士口述歷史訪談,忙到身心俱疲、硬撐著把書完稿、出版,同時也更意識到自己必須回過身來看自己的啟蒙與歷史,才能對照、深入。而這樣的回身探看,需要一點協助與指引,她於是選擇了回到久違的學院,到英國唸「口述歷史」的女性書寫。




我們在新加坡的大街上走,這個國家,如此潔淨、有序到無聊的地步,依虹笑說:「就是很悶啊!社會力量找不到出口,我只好在國際遊走。」




她自小在貴族學校成績優異,是那種「我們都學會以牛津腔的英文發音為榮」的好學生。而英屬殖民地留下來的語言教育,卻成為她日後在國際間移動的一項優勢語言能力,同時,她懂普通話、廣東話、福佬話,也使她在華人運動圈,可以成為一個接觸國際運動的連結點。之後的新加坡教育,華文每況愈下,我們和她一個年輕的友人一起吃飯,三個華人使用英文交談,年輕的女孩很抱歉地直說她中文不好,華語能力頂多能用來寫自己的名字。




回到依虹家,乾淨的公家宿舍。依虹媽媽是那種很俐落、很有精神的女性,二十坪不到的家一塵不染,空間的結構與過往台灣眷村頗相似,二房一廰一廚。依虹的房間裡還掛著她從小到大的相片,聰明外顯的圓眼睛,西式的捲髮與背心裙,看得出來是很受家裡寵愛、期待的孩子。而這個小孩長大了,果然一身能耐,但多半時候繞著世界奔跑,顯然也沒法子和媽媽相守,只能在有限的空檔,照顧其實很能照顧自己的老母親。牆上的父親,是個斯文的男人,這個男人,在家中長年缺席,依虹幼時他就入獄,出獄後又一逕為疾病及精神所苦。




我和依虹同樣出生於六0年代的亞洲,不管是在新加坡、還是台灣,我們的成長都共同歷經冷戰期間普遍的恐共情緒,以及週遭某種噤閉的、壓抑的政治氛圍,不知所以,悶。在我們成長的年代裡,整個社會這樣的悶,找不到出口,不知道要反叛什麼。我至今記得那種隱晦又肅殺的社會氣氛,童時眷村裡一個國中老師半夜裡被警備總部帶走,從此再沒回來過,大人們沈默地繞過他家門前,不多停留,而他那與我年紀相彷的女兒,在校園被不動聲色的孤立,她總是安靜的。多年來,我記掛著那寂靜卻絕不寧靜的氛圍,惶惶不安,長大後才知道那是橫掃資本主義世界的「白色恐怖」。




同樣的時候,在新加坡,依虹的父親以共產黨的名義被捕入牢,白色恐怖的陰影直接罩落整個家。之後很多年,依虹因緣際會也在國際左冀運動上前進,她擅於也致力於國際串連,多年來磨練了一身武藝與膽識,但沒有在地組織的基盤。
1998
年,依虹父親過世二年後,她開始走入泰南,「找尋馬共的足跡,是一種潛意識要去了解我父親及他的過去,找尋自己生存在這世界上的意義的決心」。




就是這樣的疑惑與決心,依虹大步開走,以五年的時間深入泰北村落,完成「生命如河流─新、馬、泰十六位女性的生命故事」側寫
1938

1989
年間投身參與馬來西亞、新加坡抗日、反殖、獨立運動的女性故事,記錄大時代裡激昂的素樸的身影,讓人民抗爭的史實一吋吋出土。



女戰士之歌




閱讀「生命如河流」,宛如烈日下走到林邊的小溪,以手掬水地啜飲,清涼潤喉,又夾帶著山裡的積沙、碎葉、與風塵。我們東一口、西一口地從歷史河流中掬取片段的故事,流動的河面上,映照著山林的本色,我們的心也安靜下來。這河水,穿過多少險峻、湍急、漩窩或伏流,這樣風塵歷歷地從叢林中流淌了四十年,來到我們的眼前,澎湃動人。






書中的女性大多不是革命隊伍中的「領導者」,但多數來自基層的貧窮家庭,選擇走進森林,既是生計的需求、生命的出口、同時也是生活的解放。她們提供我們看運動、看歷史的視野,是底層的、女性的、第一線工作的角度,她們多半未參與鬥爭的策略分析,卻敏感運動內部的分工、情慾、壓迫、與領導的差異。數十年後,當時代與政權早已移轉,當男同志開始回頭書寫革命的歷史,她們卻因為「教育程度的限制、家務的繁忙」而缺乏條件進行記錄。新加坡來的邱依虹於是蹲進山塞裡,和她們共同生活、相處,寫下女戰士的革命故事。




十六個女性,以影像及口述故事揭露、分享了她們以生命為見證的歷史,她們說得這樣清楚而有力,我幾乎無法使用其他的說法取代,以下是我不得不一再刪節但仍保留她們原本的談話,另以人名及頁數註記,來說明我透過她們的敘說,所看見及感知的幾個重要面向。我想,這也是那一代革命者,留給後世最美好淳厚的資產。




一、跨越國界的階級意識




她們的世界觀遠遠走在變動的國界之前。回頭看看現今的台灣社會,資本跨國自由流動、橫竄,而納稅、投票公民們仍被籠罩在「你是不是╳╳人?」、「愛不愛什麼什麼國?」式的扣帽子政治。作為一個人,國家認同被無限上綱到令人疲憊、憤怒、不明所以。而五十年前,國際主義的啟蒙下,這些叢林中的女戰土就很清楚:「國界對我們這樣的人而言,是沒有分別的。」(小花,
244
頁)、「我沒想過自己是哪個國家的人,也不注重自己是什麼國籍,我覺得我自己雖然是泰國人,加入馬來亞共產黨,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蒙月英,
207
頁)、「雖然我們對其他國家的認知多是抽象的,我們很多人都立志要為其他國家做出貢獻。」(林東,
149
頁)
……..
激越昂揚的氣概,是革命年代在集體中孕育出來的開闊氣魄,與對自己處境的認識,超越由上而下強加的國界與國別,她們注視著同一階層的人民共同的困境,共同找出路。




不論個人或國家,獨立的精神正是反抗的、不受他人宰制的精神。




二、個別的生命意義與集體的歷史關連






個別的行動放在集體的洪流裡,才彰顯出內在真正的社會意義。她們理直氣壯地為自己的歷程定性、置放在歷史的景深前。




「我覺得我的歷史經驗很寶貴,希望年輕一代會覺得我們的經驗對他們有用,那麼,我四十一年的遊擊生命便沒有白費!」(黃雪英,
209
頁)、「那是光榮的一生。雖然我沒做過什麼轟轟烈烈的英雄事跡,也沒有什麼奇遇,到後來革命也沒有成功,可是我們卻足以自豪。」(官水蓮,
325
頁)、「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獨立是我們用血汗和淚,爭取回來的
…….
光榮應該屬於馬共,但當權者卻把我們醜化成罪犯!」(陳秀珠,
99
頁)她們緊緊捉住歷史的意義,支撐個別生命繼續奮力向前。




歷史與國家之外,對個別的生命也有不可替換的意義。依虹協助她們記錄下來:「我加入革命,我要我的生命有所不同,使它更有意義。」、(趙雅銀,
178
頁)、「我們從沒有後悔過,我們按自己的意願做人,沒有人強迫我們參加革命。我不抱怨過去的經歷,因為我們已經把自己和生命奉獻給了革命。」(陳秀珠,
78
頁)、「令我感到高興和安慰的是,我已經變成一個有用的人。」(阿童,
243
頁)。她們揚棄家庭強加女性的重擔、也跨出性別壓迫的社會制約,在有限的條件裡,展現極高的自主性,在女兒、妻子、母親的各式角色中,翻轉自己的命運。




三、集體生活的實踐與實驗






本書留下了革命部隊在叢林中生活、戰鬥、求生的第一手史料,鉅細彌遺。馬共在戰時叢林又要作戰、又要組織、又要自求生路、又要教育宣傳,而資源有限、外敵在側,參與者一起上識字班和文化課,學習使用武器和手榴彈,同時也要種田儲藏食物。這四十年,可以說是一個極緊密、也具實驗性的集體生活的實作歷程,其中有超越彼時社會規範的,當然也有互相擠壓、值得反省的部份。




在本書中,集體生活大約有幾個面向被清楚勾勒出來:




工作:書中,我們看見叢林戰場上,每個人都得承擔多樣的角色、任務、及工作,例如埋地雷、赤腳醫生、背貨背糧、燒飯、作戰、打猎、種植、值班、運送物品、群眾的擴展工作、電報收發、裁衣、電台報紙、年節的遊行文化表演
…….
工作與生活緊密結合,同甘共苦,集體生活。




性別:女性特有角色及問題,看似微不足道,卻正是紥紥實實的生活的、戰鬥的真相。在邊打邊躲的革命旅途中,女性的經痛、避孕、生育無一不被當作共同的大事,集體面對。但看似平權的同時,終究也有「洗杯碟、泡、准備伺料又是女同志的責任。」(郭仁鸞,
293
頁)敏銳的觀察。




婚姻:部隊裡男男女女每天都緊密地相處在一起,營隊裡有夫婦專住的小屋,不但結婚離婚都要經過領導核准,親密關係出問題也可透過公開討論的方式來解決。在集體的生活中,任何一種結合與分離都會影響集體的紀律。




差異:部隊是個社會縮影,來歷殊異的人為了並肩作戰、分享有限資源,多半克服差異,力求一致。一致的同時,生性愛美、愛穿漂亮衣服、愛換髮型的人不免會飽受批評,形成隱性的壓迫關係。集體就如鏡子,容易照見個人原有的習性,「初到村子裡時,我還是非常自私的,不肯和別人分享自己的食物。」(馮蘇瓊,
268
頁)。同時,力求「為人民服務」的理念,也可能導致內部工作的互相擠壓,如「在遊擊隊中作醫生,有時好像做傭人。」(林東,
164
頁),要隨傳隨到,盡量滿足同志的需要。書中不時出現不同的反應與反省,也是對集體生活的精彩田野。至於差異的呈現與理解,其實都是進一步檢驗集體的界限與處理差異的能力。




群眾:革命軍與叢林外的群眾,幾乎保持著共生的關係。群眾主動捐款、協助傳遞物資,而馬共則趕走地方強盗、維護社會秩序和治安,互利共生。革命鬥爭得到群眾的支持,同時也謹守分際,例如部隊在森林外收割群眾種的辣椒和薑,都要先得到群眾允許才行
……..
女戰士們都知道,「我們要融入他們的生活。他們幹什麼,我們便幹什麼。」(郭仁鸞,
293
頁)在運動中,融入群眾才能影響群眾,導向進步的運動。這部份,一直是組織工作的基本原則。







史的參與者










年代中期,在台灣的我們或者新加坡的依虹,都接觸到在冷戰鬆綁前後,一點一滴伏流的左翼思想。彼時,台灣社會伴隨著解嚴、社會運動蓬勃發展而騷動不安,依虹則赴荷蘭留學而遠離了禁制的新加坡,我們各自在不同的社會裡啟蒙、行動,尋找社會實踐的位置與方式。




正是在這樣的歷史經緯上,依虹回頭溯源、投身進入,協同生產
16
名遊擊女戰士的記錄。書中,女戰士談肅反,時隔數十年,仍叫人看得驚心動魄。「這場肅反運動做過頭了,我說我們是無辜的。」(翠紅,
129
頁)、「在半夜抓人,叫你的名字,把你弄醒,然後帶走。」(蒙月英,
202
頁)
…..
冷戰時期,共產世界與資本主義國家高度緊綳,內賊外敵防不勝防的年代,無辜的人受罪,誅連的人不計其數。

馬來西亞的共產黨,經歷過歷史上的挫傷、失敗,經歷過內鬥、肅反的你死我活,經歷過白色恐怖的鎮壓、及數十年後的大逮捕,我想是帶著很多傷痕、無奈、及未曾處理的痛處。









依虹的父親在大逮捕的年代入獄,他也許都還不算是激進的反抗者,但在被拘提時,家庭的重擔使他很快地俯首認罪了。但認罪並未帶來解放,反而帶來無休無止的痛苦與折磨。依虹與媽媽都被綁在這個龐大的歷史的折磨下,無法辨識與承接父親的喜怒無常。我想,年輕時就以好成績飛到荷蘭讀書的依虹,原本也只想以逃離來掙脫這些無法言說的痛苦吧,但歷史的河流,把這個馬來之女又沖刷回到原鄉,她在面對左翼歷史的同時,積壓在內心的恐懼、模糊與痛苦,似乎也同時找到出口,看見結構,於是貼近、理解、同情,釋放她已逝的父親、及她自己。




這個歷程,是女戰士們所不知道的。書寫者依虹不只看到革命的歷史,也看到個別的人的壓抑、痛苦。相較之下,女戰士們過著辛苦但痛快的生命,她們是「大時代底下,積極參與社會改革的一份子,而不是旁觀者」,沈重又深刻。她們堅持參與歷史,不旁觀;她們耗盡心力,不放棄。




我真心認為,正因為她們身為女性,更看見社會條件對女人的侷限與約束,她們選擇自己做主人,選擇一個集體的志業,來掙脫個別女人的命運。她們這樣勇敢、開懷、痛快!




我於是相信,叢林裡四十年的生命,河流般曲折起伏、迤邐前進,看起來是犧牲奉獻、一無所有的女戰士們,已經成就了一生最輝煌的事業。她們參與、創造的歷史,為許多人墊下豊沃的土壤,脯育脫離殖民的下一整代人的性命。而她們,也確確實實經驗了生命中最美好的時光。

我們的主張─社運T恤的表意、認同、與識別

社運T-shirt和一般個性商品之間,一個根本的差別恐怕是在:穿在個人身上的,不只是「我的主張」,更是「我們的主張」!集體與組織,向來是社會運動重要的基石。

因應特定議題、組織理念而製作的衣衫,召喚認同及支持這個訴求的人,願意把口號、圖騰穿上身,一方面有等同於頭帶、標牌、帽子的擴散宣傳效果,另一方面則是凝聚認同與識別的作用。運動中累積的能量,再淬湅成概念化的素材,離開那個運動場域,便會失去光彩與承載的意義。

[@more@]意象的挪用與意義再生產:「公娼帽」與「爛蘋果」

經過長期抗爭的運動積累,個別的圖騰可以成為高度辨識性的符號,毋需語言加襯,也一目瞭然。例如,無住屋者運動的「蝸牛」、同志運動的「彩虹」、還有性工作者的「公娼帽」,無一不是經由多年抗爭而形成具社會共識的標誌。

1997年開打的台北市公娼之役,寬帽沿、雙頰以布包圍住大半張臉、遮蔽性極高的採茶女的帽子,就跟著前公娼在一場場追著彼時台北市長陳水扁「娼影隨形」的苦戰中,大量曝光,媒體甚至直接以「公娼帽」定名。這頂鮮艷、多為本土花布的公娼帽,原本是為了隱藏身份,後來反而成為身份判定最重要的指標,內在意涵完全改變:由飽受污名的娼妓,到為生存纏鬥的性工作者!

運動T裇的圖像,不只是創意堆積,更是搭配具體的行動,一次次再現、重組、挑戰、教育。「爛蘋果」就是從通俗的譬喻中,深化反抗的動能。2004年總統大選,在藍綠對決的情境下,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推出「廢票運動」,標舉不藍不綠,主張「拒吃爛蘋果,投出新希望」,挑戰代議民主妥協性的「在一堆爛蘋果中選比較不爛的那一個」,召喚對藍不滿、對綠失望的人,以「廢票」來表達對既有選制的不滿,並突出弱勢邊緣的民眾沒有參選機會。選前一天的春鬥遊行,設計「爛蘋果滾出總統府」行動,逾百名工人先鋒隊雙手被藍綠繩索捆綁,用鼻子頂住爛蘋果匐匍前進,以荒謬的行動,表達對政客嗤之以鼻。「爛蘋果」具體指向全民對「藍綠比爛」的不滿與唾棄,廢票則是表意的出口。

結合工人生產素材的抗爭遊擊隊:「紅衫隊」與「黑衫隊」

九0年代密集出現的資產外移、關廠案例中,紡織、成衣等勞力密集產業佔了多數。這些產業的特色同時也反應在工人抗爭的「運動服」上。

1996年,以關老板、臥鐵軌等激烈抗爭行動震驚社會的福昌紡織廠及聯福製衣廠的中年失業工人,不約而同地在廠區庫存的大量布匹中,自行絹印、油彩成追討退休金、工作權的抗爭衣衫。他們以簡單的剪裁、鮮明的色彩,製作易於穿脫的大尺寸套衫,由工人自行手書「血債血還」、「還我錢來」等訴求,展開長達二年餘的抗爭,串連各地的關廠工人聯合作戰,控訴向財團傾斜的國家政策。這些平均年齡超過五十五歲、以女性為主的強悍游擊隊,不時在街頭分戰合擊,且自動自發地區隔發展出福昌紅衫隊、及聯福黑衫隊,紅衫上的「血債血還」觸目驚心,黑衫上的「恨」、「怨」更叫人坐立難安。

九0年代末,關廠工人抗爭的激烈、激情、激動,如實反映了中年失業工人內在深沈的痛苦與憤怒。十年後的台灣,關廠風潮未歇,產業加速外移,失業率居高不下,攜子燒炭自殺的新聞,幾幾乎都來自失業者,貧窮、負債、沒有出路,個別家庭閉鎖門窗、絕望以終。我總是,總是想到紅衫隊與黑衫隊有力的街頭影像,弱勢工人集體嗆聲、抗爭找出路的衝撞,困難、辛苦、挫敗,但不絕望。

新語彙與運動意涵的創造:「鬥陣衣」與「工殤衣」
以對抗的、顛覆的、幾乎是重新定義的文字,作為主要的抗爭訴求兼意象,俟又反攻主流文化扳下一城的,「工人鬥陣」與「工殤」堪稱典範。

白色的「鬥陣衣」大概是台灣工運裡最長銷型的一件T恤了,多次再版,款式不變,正面是「工人鬥陣,車拼相挺」,背面是引人發噱的「龜卵炮火」(圖八)。這兩個閩南語發音才順口爽俐的運動口號,得回溯到十四年前的基隆客運工會罷工事件。1992年,基隆客運工會燒起大鍋飯、拉起罷工線,歷經長達二個月的罷工行動,強力提振了因國家鎮壓而低迷許久的台灣工運,鼓舞了許多勞工組織者都聚集到基客幫忙。隨著勞資爭議漫無期限,備糧儲彈勢在必行,罷工的同時,就同時籌備製作工運T裇,到各基層工會、校園義賣,以籌募罷工基金。

閩南話的「鬥陣」,是「在一起」的意思,以國語來說,勉強可以翻作「團結」,但又沒那麼僵硬,是很生活化的工人口語,直接翻用「鬥」字,又內含抗爭意涵,鬥陣、鬥爭,都是長期戒嚴的台灣社會不習慣的字眼。最後定案的「工人鬥陣,車拼相挺」,是由基客工人和工運組織者共同腦力激盪而成的,至今仍在工運場合喊得震天價響。而「鬥陣」這個在抗爭現場「發明」的新詞彙,在基客罷工後多年,逐漸成為主流媒體、甚至商業廣告也慣用的語句,成為貨真價實的本土「台灣國語」。

鬥陣衣的背後,刻印的是過目難忘的「龜卵炮火」。當時,漂泊的、豪氣的基客司機們,在一路「工人守法,資方違法,官方沒辦法」的氣悶中,不時在激昂的發言後,下註腳般地說:「真正是,龜卵炮火啊!」如此生活化、又真是切實傳神的底層語言,就直接印在T恤背面了。當然,綠龜加紅火,意象、語言都是極男性的,所以我們也印了另一款抗爭圖案的作為替代。可後來在我一路協助基客罷工募款的過程中,發現這個夾字夾圖、猜謎般的逗趣圖騰,竟在白領人士、中產階級間,大受歡迎,男女通吃!

黑色的「工殤衣」則是另一個重建文字新意的例子。1993年秋鬥遊行以追悼職災死亡的勞工揭開序幕,並以「工殤即國殤」作為工人年度宣言,工殤議題首度浮上檯面。「殤」,是一個顯少使用的、沈重的字。在封建時代,大抵只有皇帝駕崩時,才以「國殤」稱之。而「工殤」揭露台灣驚人的職災率,具體指向有血有肉的死傷遍野,要求在勞動中死亡的工人,應以國殤祭之、祠之,受到整個社會的重視與嚴肅對待。

多年來,隨著工殤衣在抗爭行動、文化展演中一再促成社會對話,工殤二字也被逐漸被主流媒體大量採用,到2001年「職災勞工保護法」正式通過立法,「工殤」二字已在條文中明訂為官方認可的名辭。影響所及,河殤、核殤、風殤、震殤...每有重大傷亡事件,媒體都會主動使用這個字眼,讓原本在一般行文罕用的「殤」,被創造了更普羅、貼近現實的意涵。

穿上黑底、紅字的工殤衣,在人群中極為搶眼,一如拄拐扙、坐輪椅、戴義肢的工傷者在抗爭場上,一樣引人注目,逼人不得不面對。而這也是挑戰現有體制與價值的社運T恤,源自弱勢、邊緣、底層,共同的身世。
(本文部份內容刊登於2006年七月份「誠品好讀」。)

2006年9月4日 星期一

台灣的新奴工制度─高捷泰勞抗暴調查報告

摘要

發生於2005年8月21日的高捷泰勞抗暴事件,是台灣引進外勞十五年來,最受國際注目、也影響最大的一個外勞抗爭案例。以肉身相搏的1717名泰籍勞工,不僅揭露了台灣的新奴工制度,其掀開的仲介官商勾結弊案更一路延燒到2006年的倒扁行動。

本文從第一線的組織工作團隊角色出發,在本案持續年餘的聲援、抗爭、協同行動中,從媒體呈現的事件描述與認知觀點,官方調查報告暴露的脫罪、缷責、諉過,對外勞的社會污名與高壓控管,與涉案泰勞併肩作戰的直接接觸,到集體抗爭行動的政策分析與討論..……匯集、整理相關資料,留下初步的記錄與分析。

外籍勞工承擔了台灣最底層的工作,他們是生產者、勞動者、貢獻者,同時也是穩定社會的重大力量。但相對於他們的付出與辛勞,台灣的外勞政策卻剝奪他們轉換雇主、長期受聘、組織工會的權利,且任令私人仲介予取予求。

當高捷泰勞哽咽說出:「台灣人都這麼可惡嗎?」,我們都必須回答這些問題:是什麼結構讓外籍勞工無力反抗、束手就摛?是什麼制度讓少數台灣仲介、資方可以為所欲為、使人為奴?是什麼政策讓官方自縛手腳、漏洞百出?

這份調查報告,意圖說明結構性的政策壓迫,記錄移動與勞動的故事,以作為台灣反奴工運動的一點歷史材料。

abstract

The collective uprising action on August 21st 2005 by the Thai laborers working on the Kaohsiung MRT shocked Taiwan society and received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The revolt by the 1717 Thai workers fighting for their basic rights with only their bodies as weapons, not only revealed the structure of the entire migrant worker-based slave labor system in Taiwan, but also exposed the collus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business which ultimately helped lead to the 2006 campaign against the president.

This report is based on the experiences of over a year of front-line work on this case by the team of activists assisting the Thai workers. The contents focus on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incident in the media, the response and investigation by both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the social stigmatization and oppression of migrant workers, personal contacts with the Thai workers while fighting by their sides, and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of the policies of the collective struggle. This report represents a step towards recording and analyzing all of the firsthand information collected in relation to this case.

Migrant workers who undertake the least desirable jobs in Taiwan are producers, laborers, and contributors to the society. They can be seen as a great force which helps to stabilize our society. Nevertheless, in contrast to their devotion and hard work, our policy toward migrant workers deprives them of their rights to change employers, to be a long-term employee, or to form trade unions, and even allows them to be exploited by the private labor brokers.
When the Thai worker asks in tears:” Are all the Taiwanese so hateful ?” we all should attempt to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what kind of structure leaves migrant workers powerless to resist exploitation? What kind of system enables a few Taiwanese brokers and employers to force migrant workers into slavery? What sort of policy causes our government to tie itself in knots and expose its own flaws?

This report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policies that have led to systematic oppression of migrant workers and to record the story of migrant labor in order to help create a historical record of the anti-slave-labor movement in Taiwan.


一、真相:他們護送我們安全離去

「你看見泰勞在丟石塊嗎?」

「有,好幾個,離辦公室還有一段距離。」

「認得出是誰在丟嗎?」

「天色太暗了,看不清楚。」

「你們什麼時候離開?」

「九點多,辦公室的玻璃都被砸碎了。有人打開窗戶要我和另一位同事快點走。」

「什麼人?」

「反正是泰勞,他叫我們趕快離開,免得危險。」

「你們走出辦公室,有人用石頭丟你們嗎?」

「沒有。有七、八個泰勞圍過來,一路護送我們到車子上。」

「怎麼護送?」

「就是前前後後幫我們開路,一直到營區外的車子旁,讓我們平安離開。」

「為什麼要護送?」

「可能是怕有石頭丟到我們吧,那時候很亂。」

「有外勞進來辦公室嗎?」

「沒有。」

「你看見有人縱火嗎?」

「沒有。之後才聽說。」

問話的是高雄縣地方法院的審判長邱明弘,答話的是站在法庭證人席上的高雄捷運員工方東賢,他在2005年8月間負責泰勞車輛調度工作,岡山宿舍的泰勞抗暴事件發生時,他正在管理中心工作,成為最後一批離開辦公室的台籍幹部。

現在是2006年4月28日了,方東賢還是在高捷工作,他穿著灰色的工程服來應訊,一問一答沒有太多遲疑與回想,過程歷歷在目。針對當時管理中心的保險箱被撬開、資方聲稱損失台幣一百餘萬,高雄地院正在「竊盗罪」上釐清真相,檢察官傳訊三位台籍管理員,為保險櫃被破壞作證。卻不料無意間問出了這一段在「暴動」新聞中,不曾被提及的插曲。

這些細微的、人與人之間的真實互動,看似微不足道,但恐怕才能真正反映實情吧?沒有人想傷害任何人,泰勞吼叫著、丟擲小石頭只是宣洩積壓多時的怨憤,沒有針對任何個別的人。一千七百多人的憤怒暴漲起來,擔心終會無法控制,那心思靈敏的,就快到管理中心來把台籍幹部帶開,不想傷及無辜。後來,消防車開進廠區,泰勞隨手拿起彈弓、石頭,也不過是防衛的、驅趕的動作。可沒想到,這些被拍下丟石頭、怒吼驅離的相片,最後卻成為他們被指認涉案的證據。
這是自高雄捷運四名「帶頭暴動」的泰勞被檢察官起訴後,第四次正式開庭了。被控告縱火、妨害公務、竊盗罪嫌的叔尚、彬、朋、沙朗育四人,照例請了全天假,也照例被扣了一天的薪水。

之前,都聽說這很可能是最後一次開庭了,「泰勞抗暴法律後援會」[2]緊急南下進行法庭觀察,算計著要留心法院的通譯及行政程序的問題,並想像著一來一往的答辯詰問中,可以嗅出一點審判的風向。但4月28日整個下午,總共就是檢方傳喚了三名證人,冗長而細瑣的對答,還在一絲一縷地編織真相的網,離結繭定型恐怕還有很大的距離。

離泰勞抗暴事件至今,已經超過半年了,一些以為應該在偵察庭早已處理過的細節,在法院還是要重來一次。整個問訊的過程如此冗長,切割任何一段都無法還原真相,而叔尚等四人就只好一路鴨子聽雷到底。在漫長的刑事法庭上,每進行一名證人的供辭約費時一個鍾頭,審查長會請泰國辦事處派來的翻譯人員快速以泰文摘要說明審查結論。每小時一次一分鍾的簡報,總計三次,叔尚四人默默聽著,沒有人要他們回應或說話,沒有人確知他們聽見了什麼。整整三個鍾頭,他們溫馴地坐在最前排,腰桿挺直了,不敢稍有鬆懈,他們睜著眼看著證人與檢察官、審判長、辯護律師的對話,只偶而挪動明顯是壓麻了的大腿,連交頭接耳都沒有。

他鄉異地的司法審判,這樣冗長、語言不通的庭訊,漫漫看不見盡頭。他們聽著聽不懂的語言交換著攸關他們生死裁定的內容,猜著猜不到的證人表情與法律攻防的算計,而對於更了解自己的處境幾乎是於事無補。還要多少次?沒有人知道。我只想到「折磨」二字。


二、新聞:媒體所提供的事件描述與認知觀點

2005年8月21日晚上九時,震驚台灣及國際社會的高雄捷運泰勞「暴動」案發生了。

當天夜間十一時,電視跑馬燈已出現「暴動!高雄捷運泰勞火燒宿舍...」,我心中一揪:又來了!依我們的經驗,外勞會使用集體行動激烈表達,一定是可以走的路都走不通了,忍無可忍,才會放手一搏。但媒體一如過往的未審先判,這些異鄉人的真正訊息被掩蓋在衝突的遠景畫面下。隔天的平面媒體報導,也順著這個脈絡,斗大的標題:「高雄捷運,凌晨現場,外勞暴動,燒屋抗警」(自由時報)、「高雄外勞暴動,工寮燒光,玻璃碎光…像戰場。」(聯合報),內文的敘述仍延續著前一天的跑馬燈的基調:「外勞疑似因飲酒被管理員制止,雙方發生口角,百餘名外勞趁機鼓噪,圍毆管理員,繼而縱火焚燒廠內的管理室及汽機車….」(聯合報)。鏡頭裡飆昇的火勢、疏離混亂的人影,輔以資方、仲介的單方面說辭,複製的正是社會對移工污名化的刻板印象。

天亮了,SNG車在一片殘骸中,開進平日門禁森嚴的外勞宿舍,透過媒體即時的連線視窗,我們看見了燒毀的鐵皮屋、機車、玻璃碎片,同時,我們也罕見地目睹了四棟鐵皮組合屋的外勞宿舍:上下鋪約二百多個床位的通鋪,擠塞在不到三百平方公尺的空間裡,每個人生活面積只比一個榻榻米多一點點,無處吊掛的衣物塞在床的四角,幾個吊扇在悶熱的南台灣夏天,有氣無力地吹動…… 像集中營一樣的泰勞宿舍,意外地曝光在所有台灣人的眼前,並引起國際媒體的大篇幅報導。

泰勞仍是沈默的──或者說,多數媒體還是偷懶地不自聘翻譯來採訪當事人,多半還是使用仲介公司的翻譯代言,但畫面說了太多讓台灣社會震驚的真相。隨著22日早上泰勞集體討論後擬定的「十六項要求」出現,加班費未給付、遭電擊棒管理、被迫代幣消費、禁用手機、工傷被遣返、晚上加班後沒有餐點及熱水、未依時間回營即遭毆打、提出申訴就遭威脅遣送回國、薪資單扣款沒有泰文明細、供應飯菜不新鮮、宿舍太過擁擠………等受奴役處境,一一現形。更荒謬的是,仲介除了每月向高捷公司賺取10,671元/人的超高管理費用,再按月向每位泰勞扣除2500元食宿費、1000元的非法翻譯費、連回國探親的旅費及匯款都收取過高的代辦費。以「管理」之名,仲介公司不僅掌控了外勞的食住行,連國境間有關人或錢的流動,都要過手再賺一筆,何其貪婪又膽大妄為!

電視機前的台灣民眾,恐怕也至此才恍然大悟:這些「暴民」要求的不過是正常的、起碼的、聽在本勞耳裡幾乎是微不足道的勞動條件。而所謂「暴動」、「鬧事」,也不過是邊緣勞工集體抗爭以取得勞資平等談判的籌碼。

8月22日的晚報及23日早報,很快地跟著轉調了。「泰勞指控華磐,剋扣加班費,電擊棒打人」(中時晚報)、「管理不人道,引爆滿腔火」(聯合晚報)、「外勞受剝削,住劣屋吃爛菜」(蘋果日報),新聞分析的標題也開始出現:「不把人當人,不暴才怪」、「集中營管理,不出事也難」……。

高捷泰勞不是第一個受虐曝光的外勞案例,但我真要說,幸好高雄捷運還有半數官股!正因為高捷的資本所有權不完全是私人的,民間的檢討、指責才可以追究到公權力有效介入,高捷泰勞事件也才不致於像台塑、或其他私營企業的外勞抗爭,因黑箱作業或離境的勞工無力追究而不了了之,反而相對開放了一個檢討、究責、調查的空間,讓媒體可以循著泰勞被奴役的線索,往上追查到前國策顧問、高捷公司副董事長陳敏賢圖利華磐顧問管理公司,再進而引發傳聞已久的「仲介白手套」、BOT背後的官商勾結……等議題,連帶暴露更多「高捷弊案」的素材以供社會討論。

隨著弊案成為社會注目焦點,泰勞的勞動議題大抵上到了8月31日就算被媒體封箱、結案、存檔了。當天,所有的媒體都報導第一批七十名泰勞遷入小港職訓中心,明亮潔淨的新宿舍、有魚有肉有點心的餐點、躺在新床鋪上笑著的泰勞……都正式為泰勞新聞收尾了,此後也不再有人追縱。繼續炒作的,是高度政治的「高捷弊案」,從陳菊的「有力人士」說[3],一路延燒到雙陳(勞委會主委陳菊、高雄市長陳其邁)下台、雙陳(總統府秘書長陳哲男、高捷副董事長陳敏賢)被起訴。

一直到2006年2月20日,當台灣社會早已遺忘高捷泰勞的時候,當初信誓旦旦表示不會「秋後算帳」的華磐仲介,竟悄悄地對十四名泰勞提起民事告訴,求償19,679,528元以「回復損害」!此事經抗暴後援會揭露後[4],輿情嘩然:「華磐,鬧夠了沒?吃人夠夠、惡人先告狀、丟光台灣臉」(聯合晚報),勞委會、高雄市勞工局紛紛表態:「華磐自損社會形象」,甫上任的行政院長蘇貞昌也表示:「不容華磐恣意妄為」,最終促使華磐公司將求償金額縮減為新台幣一元。
看起來,高捷泰勞似乎是少數搏得台灣社會及媒體高度同情的一群人。但不到一個禮拜,同年3月31日清晨,岡山宿舍傳出泰勞因伙食及管理問題而突發性罷工,媒體的批判立即反映在大標的設定:「伙食差?雞鴨魚肉樣樣有」(聯合晚報)、「鬧罷工,變相休假」(中國時報),新聞內文直指高捷泰勞是:「天之驕子」、「被寵壞了」、「有求必應」,版面配置的是資方出示有魚有肉的菜色,甚且列上近三日的菜單,並引用高捷處長的話:「岡山宿舍都可以當模範營區了。」(蘋果日報)。而就在同一天下午,我們[5]得知罷工消息,匆忙趕去岡山宿舍時,多名泰勞才七嘴八舌地說,問題出在內部缺乏溝通管道,回鍋油炒菜等、翻譯人員不足…等意見反映多次不果,大家擔心又回到去年821前的狀況,才自發性地以集體「拒絕出車上工」的方式,讓管理階層同意每月召開宿舍溝通會議。

他們要的,其實只是「溝通」,多一點翻譯,多一點管道,意見要被聽見。我為媒體報導的不友善而著急,彬倒是笑著說:「每次媒體一來,我們就吃得特別好,好讓他們拍照。來高捷一年多了,今天還是第一次吃到飯後甜點,有布丁欸。」

這個社會,可以「同情弱者」,但也常執起自以為是的正義之尺嚴厲度量。被欺侮的,最好一路忍氣吞聲到底,才能搏得同情,若你膽敢成為權利的主體,大聲要什麼、爭什麼,還付諸行動以獲得較好的餐點與溝通途徑時,媒體所反映的主流意見,立即毫不留情地站到道德譴責的一方,說你「被寵壞了」。於是,當大批媒體圍繞在廠區門口採訪資方、官方說法,直接認定罷工是「外力介入」[6]時,卻沒有任何一家媒體願意多花一點力氣請翻譯人員來了解勞方的意見,而寧可單方面採信管理人員的說辭。反正,硬體上看得見的宿舍、菜色既然已經改善了,看不見的奴役結構也就不再有人追究了。

又一次,我們像是回到821抗暴事件的原點,同時目睹了媒體的偽善與偷懶。


三、故事:全球化下離鄉移動的農家之子

叔尚出生於泰國東北部的農村,是貧窮的農家之子。全球化的風潮下,原是南亞米倉的泰國農村卻是逐步崩盤了,種稻子幾乎沒什麼利潤,村子裡的年輕人泰半出外謀生,只剩老人、小孩、婦女守在鄉下。貧窮迫使移動:中壯年紀的人,受過好一點的教育,就到曼谷等大都市討生活去了;而沒讀過太多書的人,就漂洋過海到其他的國家當移工,二、三年才得以返家一趟。

我笑叔尚來台灣多年,中文卻沒多大長進,我們溝通非得透過翻譯不可。認識好一陣子後,他才紅著臉說:「我的英文比國語好一點,你可以和我說英文。」

原來他國中畢業後,沒工作就先到廟裡當了六年和尚,從十二歲到十八歲,吃住作息都在廟裡。那時廟裡有人義務傳授英語課程,反正是免費的,他就跟著學了三個月簡單的英文會話,意外為日後出國工作壂了語言基礎,不致於完全阻隔對外溝通。

23歲起,結婚後的叔尚開始不停歇的國際流動與勞動。他到過利比亞、汶來、以色列、台灣,待過營造工地、工廠、果園,一逕是重體力的底層工作。現在,家中三個孩子都大了,最大的兒子23歲,最小的女孩也15歲了,而他看著自己長繭的雙手,說:「我就算想再出來工作,大概也沒人要用我了,年紀太大了。」

他才45歲,海外移工的耗損率這麼高。

1999年,叔尚首次來到台灣當鐵工,幾乎每天都工作十二個鍾頭,又苦又累,一個月折算下來薪水二萬多,當時台幣對泰銖的匯率高達10:6,這算是他來台灣工作的輝煌時期,拼命存錢匯回家。2004年十二月,他申請到高雄捷運工作,此時仲介費已飆漲至將近台幣二十萬,他不得不先向銀行貸款,打算花三年時間慢慢償還,也許還可以存點錢把蓋了一半的房子蓋完。這幾乎是所有移工的困境,離鄉背井到經濟較富裕的國家,擔任最基層的工作,因著國際間貨幣的價差,賺得相對於家鄉較充裕的工資,其中泰半都拿來清還仲介費的借款,整個流程中,只要有一個環節出了差錯,不僅賺不到錢,還要揹負龐大的債務。

高捷泰勞抗暴事件後,叔尚與其他三名泰勞共同被起訴。起訴書上說:「朋、沙朗育、叔尚、彬等泰勞基於縱火之犯意聯絡,於同日晚間十時十分許,放火燒毀現未有人所在屬華磐公司所有之警衛室、辦公室等建築物....乘火災之際進入華磐公司辦公室,竊取..現金約75萬元及泰銖60萬元。得手後隨即逃離現場。」

叔尚苦笑著:「我根本不認識他們三個人,怎麼會一起去搶錢呢?」

工地這麼大而分散,岡山宿舍一口氣擠了一千七百多名泰勞,彼此之間互不相識的多得是,工作分三班,且在不同工地,說要串連共同「滋事」也是很難的事。只能說,他們真是被壓迫久了,一有事擦槍走火,立即同仇敵慨了。228查緝私煙的事,不就是這樣嗎?這麼多挺身而出的人,有多少人認識陳江邁呢?若不是積怨已久,也不致星火燎原。

起訴狀上說,有人指認警方拍到叔尚對著街燈丟石塊的相片,偵訊筆錄裡,叔尚也坦承不諱。他笑了:「真的,當時就是覺得很生氣,又不能丟人,丟路燈就可以發洩了。」他黝黑的臉,神情一亮:「真的蠻爽的。」

那麼混亂的場景,怎麼最後會是這四個不相干的人被起訴呢?

「我也不知道,就是運氣不好吧。」叔尚說。

若真被判了刑,他只擔心,在其他國家坐牢,老家扺押去貸款的田地不知會不會被沒收?扺押利息百分之六,他當時貸了十萬元,利息滾來滾去,早變成十四萬了,這半年多來,每出庭作證就要請假,上個月又遭受職災,加班都減少了,根本賺不到什麼錢。負債的部份,顯然比坐牢還令他擔憂。

「我沒做,沒偷錢,我不怕。」

其他的同事也支持他,都是同胞,一起經歷那個壓抑的痛苦、抗暴的激情、提詢的驚恐。這半年多來,他們四人被限制出境,家人飽受驚嚇,聽著妻子在電話那頭哭泣,他這才感覺付出的代價不小。

「會想家哦?」

「會。很想。」

他每天都打電話回家,一個月要花上一千多元的電話費。秋收時節,農作要收割、農田要整地,想家特別叫人難受。

「種田很辛苦的,我不在,沒人幫忙,老婆很累。」他聲音低落,沈默半响,又像自言自語,也似自我激勵:「所以,我一定不能倒。我是家裡的支柱,要撐住。」

資本跨國流動,而農村垮了,看不到盡頭。叔尚是莊稼人,他父親那一代已是吃力求生,他這一代的青壯男子泰半放下鋤頭、離鄉背井打拼,但累積的條件還是有限,他對下一代未來的想像,依舊在他鄉。

「小孩子多讀一點書,可以去比較好的國家工作,去日本、美國、加拿大,都好。」永無止息的移動,而且都是年輕人把最好的體力與勞力貢獻到遠方,撐住農村裡搖搖欲墜的老家及老人、孩子。叔尚說:「我還是喜歡鄉下,城市太多人、太吵,我只能在城市拼命工作,老了再回鄉休息。」

在台灣,除了食宿費固定被扣款,叔尚一個月至少要五千元的花費,買電話卡、車資、還有泰國小吃店解解饞。他也買樂透,每個月投資五百元買一個夢想,家鄉的老婆還會到廟裡幫他跨海求明牌。假日時,他穿上印著耐吉、愛迪達彷冒商標的服飾,到火車站、海邊、市區、公園等不多花費的地方逛逛,請路人幫他拍照,集了一疊就郵寄回家。相片裡的他,穿著最體面乾淨的衣服,站在玻璃帷幕的百貨大樓前、綠樹如蔭的公園草地上、南台灣的蔚藍海邊...像個風光的觀光客,身價不凡。而他身邊也時時帶著老婆、小孩的相片,那是異地操勞、忍受寂寞的原動力。

他們在鄉下的房子,正在翻修,木造房蓋了一半,另外一半還停工等糧薪。可遙遙無期的官司不知何時了結,二年約滿能不能再續也還是未知數,存錢、還債、借債、存錢、勞動、賭。走在風險線上的夢想,搖搖欲墜。


四、調查:中央到地方的「諉過」成績單

1728名泰勞集體抗爭17小時,泰國政府稱「這是泰國提供台灣勞工二十年來最嚴重事件」,半年後美國國務院公布的2005年世界人權報告台灣篇中,還以將近一半的篇幅陳述高捷泰勞受虐事件。而在台灣,各級行政首長陸續跳出來說話,為「嚴重破壞台灣國際形象」急思補救,短短一個月之內,中央、地方紛紛成立調查委員會,專案報告書一份接一份,資料愈爆愈多,眼花潦亂之際,卻未見全盤制度性檢討,反而多是諉過缷責,也算是讓台灣民眾大開眼界。

2005年8月31日,勞委會的「高捷泰勞人權查察專案小組」調查報告率先出爐,開宗明義就是「針對高捷華磐的生活管理措施,是否符合人權規範」。問題既然已限縮在管理層次,當然就會得出「高縣市政府未積極作為,難咎其責;勞委會應負督導不周之責任」不痛不癢的結論。勞委會站在督導的置高點,有問題的都是地方政府沒管好惡質的資方、仲介,決策者及審核者可以全然置身事外。

緊接著,9月6日,高雄市政府勞工局的「泰勞抗爭事件專案調查小組報告」也公布了,這明顯是地方政府對中央脫罪的反撲,與其說是調查報告,不如說是針對勞委會報告的「反聲明」,一字一句都在反證高雄市勞工局根本沒有管轄權責,過錯的源頭是在勞委會快速核淮逾二千名外勞卻未知會地方,且未追蹤高捷公司附帶送審的「外勞生活管理計畫書」,致造成高雄縣勞工局「管理檢查的盲點」。

有志一同的是,中央地方都鎖定「這件抗爭因生活管理不當所引起,已獲確認」,所以焦點就只在相關單位的責任歸屬調查了,結論則都是對方的「積極行政不足」,總之,千錯萬錯都不是自己的錯。官方的內鬨、缷責如此明目張膽,再加上二位首長陳菊、陳其邁先後含淚請辭如競賽[7],更讓高捷泰勞案淪為個別政治人物的掌中物,沒有人關心他們的真實處境,只剩下政治操作的身段。

9月14日,行政院院長謝長廷所指示的「高捷、華磐侵害泰勞權益事件─針對政府機關管理制度與行政責任檢討報告」也公布了。這份報告,針對外界質疑勞委會對高捷外勞申請放水、及高捷原採「國對國引進」卻又非法交由華磐代為仲介的爭議,鉅細彌遺地幫勞委會交待脈絡,主張核准高捷泰勞是「依已公告之標準加以審查,並無恣意或疏失」[8],而地方政府則分別歸咎是高雄市勞工局「有所疏失」、縣勞工局「難辭其咎」,定性了本案行政責任應由地方政府擔下。此份報告的結語,大大誇耀了勞委會的外勞政策已符合人權立國精神,至於仲介費過高,是因為台灣政府管不到泰國仲介的超收,對勞委會不堅持高捷應依「國對國直接聘僱」以免除仲介剝削,卻絕口不提。

10月21日,由總統陳水扁親自責成成立的「高捷調查五人小組報告」,由高雄市代理市長葉菊蘭公布,彼時,社會焦點已轉移到BOT弊案,所以這份報告多半環繞著前高雄市長吳敦義、謝長廷、陳其邁有關高捷決策的功過,並很技巧地判了大家都無過失。報告中僅七分之一回到「泰勞晉用」的原點,認定在泰勞管理部分,高雄市勞工局核發求才的業務執行確實有諸多弊失,這一點也直接成為日後高雄市勞工局被地檢署起訴的證據。

四份報告洋洋灑灑,只說了一件事:仲介管理大有問題,地方政府則犯了行政技術的過失。高捷泰勞以肉身相搏,提供了台灣社會這麼精彩、真實、現在進行式的奴工現況,卻只被當作官僚諉過的旁證。不過,報告結論雖是廢話不少,但內容卻把所有公文往返細細爬梳了一遍,意外地讓我們看見不少隱藏的「過程」,還原了真正的壓迫是如何一點一滴形成的。

舉例來說,依照「外國人生活管理計劃書」規定,每個人的使用空間扣除衣櫃、衛浴,不得少於2.5平方公尺,岡山宿舍卻每個人頂多分到1.4平方公尺,衣服還只能堆在床上;而便坑、男用便池的數量,也遠遠少於最低標準……也就是說,岡山宿舍根本就不應該住進這麼多人!但勞委會以超快速度核准高捷引進2688名外勞,卻沒清楚掌握及追蹤宿舍空間是否符合資格,若說如此「審而不核」都沒過失,送審又有什麼意義?高捷申請外勞的「引進方式」及「外勞生活管理計劃書」,事後都證明與事實不符,前者高捷宣稱要採「國對國直接聘僱」,後來卻是透過沒有仲介資格的華磐仲介管理;後者則是新宿舍尚未蓋好,就把快速核准的1728人全塞進只能容納八百人的宿舍。再怎麼說,這個審查過程都是有問題的。勞委會是外勞引進的把關單位,每核准一名外勞配額,代表的是背後數十萬元的獲利,一千名就是上億元的利潤[9],這麼重要的「審查」,原來竟只是蓋章了事,出了事也不必負責?

申請、核准外勞引進,行政裁量權可以無限上綱、又可以如此草率。那麼,事後的查察、申訴又是怎麼樣呢?

高雄縣勞工局早在2005年二月、八月就分別接獲泰勞投書申訴:伙食有怪味、管理公司沒收手機、及生活管理過當…。二月份,高雄縣勞工局也確實派員實地訪查了,也要求高捷改善了,當時岡山宿舍的外勞已達1260人,查察員卻視若無睹,資方承諾會改善也就結案了。會不會有個、或多個泰勞在查察之後被默默地遣返了呢?沒有人追縱。沒有人在乎。至於高雄市政府,原來早在2005年四月,勞工局舉辦的泰勞潑水節活動中,就有高捷泰勞趁機以書面檢舉遭受華磐不當管理,通篇長文,字字血淚,甚至說出「台灣政府再不處理,那一天就會引爆不可收拾的後果!」這樣的警語。可勞工局官員置之不理,「廢弛職務釀成災害」[10]

這是怎麼一回事呢?縣市政府勞工局的輕忽、不理會,如出一轍。過去台灣國際勞工協會所受理的外勞申訴案,幾乎都是先透過官方申訴不果,才輾轉向民間社團求救。常見的案例是,官方接獲申訴,直接打電話向資方詢問後,書面查察完畢,就此結案,附帶效應是,資方多半就會循線知道是誰去帶頭申訴,最後幾乎都是殺雞儆猴式的將帶頭者遣返。在岡山宿舍的泰勞們說,抗暴前已陸續有一百多人被遣返了,連遭受職災的勞工也不例外。「遣返」原就是管理外勞的尚方寶劍,不聽話的、不服從的、敢開口爭權利的,仲介幾乎都祭出遣返利器,而對外勞來說,來台前都借貸付出十五至二十萬台幣的仲介費,提前解約返國,意謂著龐大的負債纏身,這樣的債務約束,比什麼都好用,可逼人乖乖就範、忍氣吞聲。地方政府喊冤說是基層查察人員不足,這當然也是原因之一,中央資源如何調派、花多少力氣在什麼地方,都值得檢討。高縣市勞工局的委屈可以理解,他們不過是犯了所有的官僚都會犯的錯:便宜行事、輕忽草率,只不過,這一次被逮到了!

藉著官方的諉過、脫罪、缷責,我們反而更看清楚了泰勞抗暴的真相:這是一千七百多個護照被扣留、工資被苛扣、申訴沒人理會、隨時可能被處罰或遣返的奴工!


五、訴訟:「假公平」的司法成為加害者的幫凶

在台灣,外籍家務工或廠工多半會被編派個中文名字,方便使用在帳戶、薪資單、及平日稱謂上。我於是認識很多「蘿娜」、「桑品」、「阿深」、「蒂蒂絲」……,她與他甚至多半學會歪歪斜斜寫自己的中文名字。有時候,譯名與本名差距甚大,但至少提供台籍工人或幹部有個容易稱呼、召喚的方式。

但營造工不是這樣。營造工的數量大,特別是像高雄捷運這樣上千名的蟻工般的作業型態,溝通交流在勞動現場不太需要,工人們於是都以「工號」相稱。我到鳳山宿舍去找朋,使用名字是找不到人的,管理員只記得工號。「哦,你要找D1029哦。」、「A903今天不在哦。」……,這些人徹底成為勞動力,只剩一個代號,以工地為經、來台的先後序為緯,看看工號大抵就判斷得出來這個工人在勞動場域的座標。個人的身家背景、個性特徵則一律面目模糊。

事發後,一千七百多個工號,完全沒名沒姓沒面目沒故事,到底誰是帶頭的?根據剪報、起訴狀、調查報告、與實地訪談,我們大抵可以還原821事件的初始現場:

當天晚上快九點了,華磐經理楊安琪到第四棟宿舍樓上突襲、查看,發現好幾個位泰籍勞工違反規定在宿舍區內抽煙、喝酒、及撥打行動電話。請注意!821那天是週日,經過連續六天的操勞,好不容易才得以放鬆的休假日。楊安琪和數名泰勞發生口頭爭執後,隨即打手機叫陳瑞源[11]、王明富來支援,這個動作激化了二造人馬的衝突,一發不可收拾。起訴狀上說:「眾多不知名的泰國籍勞工公然聚眾,人愈聚愈多…楊安琪等人見狀後即逃離管理中心以免受到波及。」
九點卅分,警方接受華磐報案,趕抵岡山宿舍,根據高雄縣警察局提供的資料:「晚上十時,百餘泰勞集結暴動,從火燒毀管理室、汽車,其餘千餘人在旁鼓譟。」警方與外勞隔著圍牆對峙,稍晚趕來滅火的消防人員也不得進入。一直到22日上午,泰國辦事處進入宿舍,之後泰勞提出十六項要求。中午十二時四十五分,480名警員進入宿舍,資方與官方在霹靂小組的戒護下,與泰勞對話。下午一時卅分,抗爭結束。

高捷泰勞將近17個小時的抗爭,就到此結束。之後,在官方入介處理勞資爭議、轉換外勞宿舍的同時,高雄縣警察局也對泰勞縱火、竊盗、妨害公務、傷害、毀損等,就蒐證影帶調查、指證滋事者,同時也完成現場指紋、血跡採集。8月24日,「有力人士」之說出現後,一連串有關仲介白手套、官商勾結的爆料新聞目不暇給,直至9月8日檢察總長吳英昭宣布成立「高捷弊案專案小組」,一方面顉定眾所囑目的官商勾結,一方面也對18名泰勞黑名單密集偵訊,以「找出帶頭滋事份子」為目標。

一直擔心的事總算發生了。高捷及華磐近乎奴隸式的管理,早已經由媒體追蹤而罪證歷歷,但檢方卻無視於資方的罪狀,反而拿著「加害者」華磐公司提供的泰勞黑名單,追查「受害者」的罪證,倒因為果。根據過往的經驗顯示,「外來者」在台灣司法體制裡,小從翻譯、大到居留期限,都會處於極端不利的處境,法庭上若不是直接找仲介充當翻譯,讓加害者掌握並操弄資訊,就是外勞已被資方遣送回國而喪失當庭對證的機會。821事件,縱火、傷害的事證難免,但檢調體系是否可以體察整個外勞結構所加諸於他們的不利處境,而將其集體行動以「正當防衛」為由,予以「絕對不起訴」、或「緩起訴」之處份?

2005年9月9日,抗暴後援會至高雄地檢署告發高捷及華磐公司「使人為奴隸」,罪行重大。我們援引的都是新聞已曝光的證據,以宿舍整體猶如集中營,告發管理階層觸犯刑法第296條「使人為奴隸罪」;依宿舍嚴格的門禁、限制行動,觸犯刑法第302條「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而強迫發行代幣、不准使用手機,則是刑法第304條「強制罪」;至於部份管理人員動輒以電擊棒毆打外勞,則犯了刑法第305條「恐嚇危害安全罪」、刑法第277條「傷害罪」[12]。以上,當然是想突出泰勞是在正常申訴管道全部失效、為擺脫被奴役處境而集體挺身抗暴,其行為完全合於刑法「阻卻違法事由」與「阻卻罪責事由」之規定,是正當防衛。

11月21日,高雄地檢署公布專案小組偵查結果,眾所矚目的「有力人士」陳哲男、陳敏賢,因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5款之圖利罪被起訴,華磐經理楊安琪等人則僅以刑法266條、267條、268條之賭博罪嫌、及違反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第15條起訴。另外,朋、叔尚、沙朗育、彬四名泰勞也被依刑法321條第1項之加重竊盗罪、174條第1項之放火燒毀罪、135條第1項之妨害公務罪提起公訴[13]

檢調的動作面面俱到,勞、資、仲介都辦到了,看似符合社會期待,但事實上這卻是最典型的「欺善怕惡」,未將不同社會位置的人背後的客觀條例納入考量,只看最後的行動結果,只能說是「假公平」。位高權重的前總統府副秘書長陳哲男,伸手進入不該他管的外勞事務,最後被控告的「不法利益」卻不過是華磐公司招待的泰國曼谷、韓國濟州島來回機票,合計四萬四千五百元台幣!其罪微罰輕可想而知。而剝削外勞、賺取暴利的磐華仲介更是在官商勾結、奴役外勞的議題上全身而退,只剩下賭博設施被起訴。同時間,檢調卻漠視泰勞的奴工處境,未考慮他們是仲介債務約束、不得轉換雇主、且官方申訴管道全部失效後,才集體挺身抗暴,仍給予他們限制出境、妨害公務的處份。輕重拿捏之間,法律的天平已向有權勢的方向傾斜,成為人權加害者的幫兇!

順著檢調對泰勞的起訴,華磐公司就在2006年的2月20日,向四名泰勞追加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且擴大至原先偵查「不起訴」幾名泰勞共十四名,提出「損害賠償」告訴,並列出洋洋灑灑34項損害清單,包括了口說無憑的福利社存貨200萬及借款簽收單400萬元、保險箱現金125萬、鐵皮屋管理中心的建費500萬、完全不折舊的冷氣、冰櫃、卡拉ok點唱機……等,總計求償1968萬元[14]。若以高捷泰勞每月15840薪資計算,扣除勞健保費、所得稅、食宿費、仲介費……僅餘不到一萬元的收入,這筆求償金額要讓14名外勞連續工作11年零7個月才得以償清!
抗暴後援會緊急南下高雄,和才下了工的叔尚、尼朋、彬及翻譯喬猜等人會面。

「憑什麼要我們賠錢?我們沒有做錯事!」尼朋氣得發抖。他就是821當天和華磐經理爭執、引爆大家長期憤怒的當事人,但檢察官因搜證相片無法明確指認而未將他起訴。不料半年後他還是被華磐控告。

怕不怕?

「怕什麼?是華磐不對,我們要公開向台灣人把話說清楚!」尼朋又說。

十天後,當泰勞們連夜搭車北上立法院召開記者會[15]時,那個憤怒的尼朋卻已經提早解約返鄉了。也就是說,華磐的這個告訴動作,甚至不需要得到法院的最終判決,光是被告的壓力,就足以使泰勞自動撤守、放棄、一無所有地提早返鄉。即便自認為沒有錯的尼朋,也還是抵不住害怕、恐懼的煎熬,終至自動離去。這完全可以理解,他鄉異地,法律長什麼樣?後果是什麼?會被關嗎?誰能信賴?誰提供保護?沒有人知道。知道了也無法預期。還是算了。

無法算了的,是被檢查官起訴的叔尚等四人。他們自2005年十一月起,就被限制出境了,再沒有退路,反而迫使他們不得不站上火線,在2006年3月26日召開記者會,揭露被華磐控告的事。而那場難得佔據了頭版頭條新聞的泰勞記者會,背後其實是一連串的煎熬、遲疑、恐懼、反覆不定,一直到前一天下班後,他們坐上北上的火車,我們才緊急發了採訪通知,和立委、律師細說從頭。

彬說,老婆在電話裡追問他官司情形,他說不分明,老婆就淨是哭,他連安慰也不知從何安慰起;沙朗育則是今年六月就合約到期了,到時要住那裡?做什麼?全是未知數。未來半年多,他們四人與高捷的契約就要陸續到期了,若到時還未判決,是不是就繼續限制出境呢?如此,離不開台灣又無法繼續工作,生活怎麼辦?家裡怎麼辦?人在異鄉,勞動力閒置就是最大的經濟損失,都還沒判刑呢,他們就已經承受本地人無法想像的處罰了。

法律之前,真正是人人平等嗎?「外來者」的身份在居留、工作都有重重限制,等候判決的時間,對於無資力的人來說,就是沒有收入的煎熬與耗損。


六、距離:結合社會污名化的外勞管理

叔尚、彬、朋、沙朗育四個人,在高捷的一千七百多名泰勞中,一點都不起眼,他們彼此之間甚至互不認識,或至少,連點頭之交都談不上。但最後,檢察官的起訴狀裡,除了朋遺留在現場的血跡外,未見其他具體證據、證辭,就直接大膽假設他們四人在半夜夥同進入管理中心,以鐵器撬開保險櫃,把錢盗走。

高雄縣外事警察局好心地告誡我們:「這些泰勞,惹出的事端不少,打架喝酒鬧事,我們都很頭痛啦。這四名被告泰勞我們注意很久了,他們確實是裡面幾個帶頭的,很會搧動,也很有自己的勢力。都是特別愛捣蛋的。」

但我向廠區的工人問了又問,顯然也不是這麼一回事,這四個人都不是愛出風頭的、領導型的人物。但語言的隔閡、既有的偏見與成見,都讓我們在處理「外來者」時,有太多自以為是的、連連看式的想像,人與人之間的誤解多麼容易,偏偏作決定、作詮釋的,從來不是那個沒機會說話的人。

我事後想,七十萬台幣、外加六十萬泰銖,四個人均分也還是好大一筆錢,大約是他們二年的薪水了。保險櫃打開了,是他們四個人做的嗎?他們有沒有拿錢呢?有沒有看見、聽說、親身參與呢?當然,沒有人承認。

我相不相信他們呢?

或者,我們可以換個方式問:即便是有人趁亂拿走了錢又怎麼樣?連辛苦加班的血汗錢都會被扣了整整一年,拿你一點零頭又如何?宿舍管理規則動輒扣款,連煙蒂掉入便池都要扣錢,每個月零零總總的扣款從不給泰文明細,遇到這樣的吸血鬼,有機可趁時誰不會撈回一點本錢?……我不是想為他們脫罪,但你真的不會這樣想嗎?正義的尺只有一刀切的仗量方式嗎?

但是,我們更清楚的是,萬一高捷泰勞最後被判在竊盗罪,恐怕台灣社會的觀感會很差,鄙夷與譴責可想而知,到時候,所有的「正當防衛」都會失去意義,只剩下貪婪與污名。偷竊是大忌,特別是資本主義的社會裡,私人財產受到至高無上的保護,一旦有人逾越了,就是犯錯!若要辯解,恐怕只會換來更多自以為正義的批評。

2006年四月,我們再度進入岡山宿舍。原本的一千七百多人被分散到小港、鳳山居住,現在的岡山宿舍只剩六百多人,空間寬鬆不少,住宿安排也總算合乎規定。半年多前被怒火燒毀的管理中心,現在放置了些白色塑膠桌椅,廣場上還有四面佛供泰勞膜拜;宿舍外側增加了照明設備及鍋鑪,夜裡九點多,三、五名泰勞正削著青木瓜等待下鍋;當初擠了二百多張床位的樓層,現在撤掉一半床位,改放新買的塑膠衣櫥,鮮黃寶藍粉紅的鮮艷圖樣一長列地排在室中間,襯得鐵皮宿舍明亮又稚氣。

抗爭前,高捷泰勞有整整一年多的加班費被不當苛扣,多次索討、申訴不果,成為集體行動最根本的導火線。分明是日夜操勞加班,偏偏領到的薪水就是嚴重不足,每個月的加班費漏記二、三十個鍾頭是常有的事。二、三十個鍾頭欸!至少台幣二千元,這是吃苦、流汗掙來的,是孩子的學費與養家的糧,意義與重量都難以計數。外勞平時加了多少時數的班,泰半會記得清清楚,不願白做工。可領班有意無意記漏了加班時數,一去問就被罵回來:「你想被送回去嗎?」不准問,不准說,威脅、害怕、忍氣吞聲久了,直到那一夜的石塊與火苗,都在說著積累一年多的憤懟。

「現在好多了,有時候被漏計一、二個小時的加班費,問了就會查,查了就會再補回來。」彬這才真心誠意的笑了。

這是宿舍內部的改善。外部的社會氣氛呢?

岡山宿舍位居市區邊陲,附近是文化中心的大公園,及尚未開發的土地,附近的商家、住家並不多,且沒什麼便利的大眾運輸工具,泰勞上街買東西,還要走十幾分鍾[16]。在市區邊緣的大片空地上,紅色的圍欄就像營造工地般地把外勞住宿區圈在裡面,若不經大門而翻牆走捷徑,是會被嚴厲處罰的。可即便是這樣有距離、有隔閡的存在,附近居民還是免不了有疑慮。「這群外勞平時放假,都會在岡山鎮大遼里和和平里喝酒聚集,民眾相當擔心有天會出問題。」
(2005/08/22,中國時報)。後來,泰勞要搬進小港的訓練就業中心,當地港興里長洪瑞豊也反彈:「如果泰勞出來,捉雞偷蕃薯怎麼辦?還有婦女看到也會怕。」(2006/08/31,聯合報)。

這麼「想當然爾」式的對外勞的疑慮,普遍存在。而外勞的管理階層也就順勢拿這點當藉口,實行各式軍事化管制。

華磐管理外勞就是很典型結合污名化的想像採取的軍事管制。對外勞,或者說,對來自東南亞、經濟條件較落退地區人民的想像,整個台灣社會普遍有的兩極化的污名想像,他們若不是鬧事、會強暴本地婦女的一群,就是愚昧、會被本地人強暴的女工。外勞宿舍管理多半直接認定他們的生活習慣及品性不好,會影響社區安寧、鬧事,以合理化軍事控管;另一方面,很多女性外勞又被設定為笨、無名、不懂事,出了宿舍門就有可能被騙、被強暴。總之,外勞來到台灣不管是鬧事或被人騙,為了省麻煩,最好的對策就是關起來以策安全。

於是,污名化帶來隔離的正當性,隔離又加深了污名的想像。包括,休假日要下午四時前回營、電話卡只能在營區內使用、代幣僅供福利社使用……等。821後,高捷及華磐面對官方的質疑時,仍舊大言不慚地表示:「不給現金而發放代幣,是希望外勞儘量在區內消費,避免影響區外民眾生活。」、「限制使用手機及收聽電台,是怕干擾其他休息的外勞,影響住宿品質。」[17]而無知化的軍事管制,則包括了:「外勞每月花費如超過所留用之現金,可能因此向地下錢莊等高利息的管道借貸,以代幣方式限制只能在區內使用,純粹是好意。」、「在營區外沒收外勞的酒,是為了防止其誤喝假酒。」[18]……

翻查官方資料,早在2003年7月21日,高雄縣政府勞工局就因為媒體報導岡山附近居民擔心有安全疑慮,而主動前往岡山北機場工地宿舍檢查,且帶回高捷外勞的宿舍管理辦法簽呈局長核閱,稱高捷公司「訂有完善管理辦法」[19]。而這份辦法就是後來被批為「賣身契」的「外勞宿舍管理規則」,內容規定的罰款與遣返懲戒多得數不清,小至進餐廳時紗門未關罰300元、大至偷摘鄰近農田水果罰一萬元,連用餐時未出現、晚點名不在床上都可以罰上千元,更不必說動輒威脅解約遣返。

顯然,被官方譽為「完善」的華磐管理規則並不是例外,他們不過是反映多數台灣人對外勞的「管教方式」。在台灣國際勞協長期從事外勞服務中,我們也一再看見類似的非人性化管理,特別是工業區的女工,下工後就關進工廠頂樓加蓋的宿舍不准外出,一樓工廠的鐵門七、八點上鎖後,數十名女工就宛如被拘禁。但勞資協商時老板可以理直氣壯的說:「我是保護她們。工業區很亂,女孩子晚上趴趴走要是被強暴了怎麼辦?」為了怕男性外勞滋擾生事,所以提早收營;為了保護女性外勞被誘被害,乾脆直接上鎖。其實,怕事或保護的背後,都只是為了省事、好管理、降低人事成本。至於作為一名勞動者的「下班時間」,在外勞管理中,是不被當作一回事的。

我注意到叔尚的左手上繫著一條綠色的腕帶,是深淺不同的綠色交織而成,材料尋常,但功夫細膩,與他幹粗活的工作頗不搭輒。他說這是泰國習俗,有時捐錢蓋廟,大家伙一起幾十、幾百的捐錢寄回泰國,廟裡就給捐香油錢的人寄來各色腕帶。我猜想是類似台灣的平安符,作用是保平安與祈福。

「我們去台北開記者會,向大家說明華磐要告我們,之前也很怕,不知道會怎麼樣。後來看見這麼多台灣人來支持、打氣,很感動。」叔尚轉了轉他的腕帶,說:「營區其他人說,我們幫大家出了口氣,把泰勞的心聲說出來。」

回到岡山宿舍,叔尚從床下摸出一個小紙袋,把裡面剩餘的三、四條平安帶全送了我們。這是飄洋過海來的平安與祈福,距離,其實並不如我們想像的遠。


七、結構:外勞政策是泰勞被奴役的壓迫根源

同樣的一場記者會,朋說起被不人道對待的經歷,沈重地說:「我已經四十歲了,不是小孩子!為什麼還這樣對待我們?」

他的眼淚在黝黑的、重勞動、長年曬太陽的臉上,慢慢流淌下來。他像個孩子用手背抹去眼淚,反問在場的記者:「台灣人都這麼可惡嗎?」

可惡的,只是高捷、華磐、有力人士嗎?是什麼結構讓外籍勞工無力反抗、束手就摛?是什麼制度讓少數台灣仲介、資方可以為所欲為、使人為奴?是什麼政策讓官方自縛手腳、漏洞百出?要回答這些問題,就得先回頭檢視台灣的外勞政策。

台灣自1992年立法開放引進外籍勞工,一開始是源由於營造業、製造業資方對「廉價勞動力」的需求,政府使用外籍勞力後備隊以滿足雇主壓低勞動成本的需求,從而延滯產業外移的腳步。1993年後,政府擴大開放外籍幫傭、看護工引進,將原應由國家以社會福利承擔的家庭照護,放手給低廉的外勞市場疏解沈重的社會需求,讓家有老、弱、殘、病的中下階層,得以用最低工資聘請全天候的照護者。

可以說,外籍勞工承擔了台灣最底層的工作,他們是生產者、勞動者、貢獻者,同時也是穩定社會的重大力量。但相對於他們的付出與辛勞,台灣的外勞政策卻剝奪他們轉換雇主、長期受聘、組織工會的權利,且任令私人仲介制度予取予求。勞委會的高捷泰勞人權調查報告在結論第五點指出:「外勞來台須負擔龐大的仲介費用,且在台期間不得任意轉換雇主及工作,工作年限亦受限制,以致於勞雇關係上,本處不平等之弱勢地位」,顯然官方也早知年限、轉換、及仲介,正是迫使外勞處於被壓迫的根源。可惜的是,報告僅只點到為止,以下行文又直接轉入:「勞委會應積極強化相關申訴管道,依法儘速核處申訴情事」,典型補破網的官僚心態,頭痛醫頭、敷衍了事,完全不敢對症下藥。

高捷泰勞抗暴事件,不過是暴露這一整套奴工制度的結構,而以下的相關法令、制度設計,正是製造泰勞被奴役情境的「客觀條件」:

一、外勞不得轉換雇主

若我們說,資本主義的勞動力市場是自由買賣的,在勞資雙方條件懸殊的狀況下,能勉強取得整體勞動條件均衡的,恐怕只有受僱者以離職來淘汰不肖雇主,以缺工來促使工作環境的改善。但在台灣,外籍勞工一旦簽約來台,除非是受照顧者過世、原雇主放棄聘用、或關廠,否則不得轉換雇主。也就是說,再如何糟榚的勞動條件,只要雇主不是明顯違法,外勞若要中途解約,只有遣返一途。飄洋過海的一紙勞動契約,像賣身契一樣將外勞與特定雇主綁在一起,雇主要換個工人很容易,但工人要解約,可就是負債的深淵。高捷岡山宿舍的集中營式管理,若泰勞可以轉換工作,早就離職他就,不致逼到最後放火燒掉管理中心。

二、外勞最多居留六年

就服法規定,外勞來台一次最長三年,累計不得超過六年。對這群來台貢獻心力的外籍勞動者,我們只使用他們有限的勞動力,不必關心勞動力的承載者的人身需求,每三年回去一次,除了再多支付一次仲介費外,看不出有何正面意義?居留年限的設定不但無關外勞總量控管,反而還增加企業人力培訓的成本、家庭類雇主的適應困難、仲介業者可藉此超收服務費用、屆期外勞以逃跑取得續留台灣的機會、勞委會年年耗費行政人力財力捉逃跑外勞……不當政策導致一連串骨排效應,年年自食惡果。而嚴格的居留年限更形成外勞行使社會權及政治權的緊箍咒,讓他們徹底淪為「用完就丟」的邊緣人。

三、外勞被私人仲介綁架

勞委會推動多時的「國對國直接聘僱」,得以免除高額仲介費,僅餘合理的代辦、代管費用,原本應是聘僱外勞的長久之計。但眾所週知,掌握外勞配額就是掌握仲介暴利,業主一旦被核准外勞配額,如何會拱手讓出名額由國家代理呢?國對國若不強制落實,根本只是空話。高捷案揭露了仲介市場背後龐大的利益糾葛,官方原本應趁此機會借力使力,強制公共工程實施國對國,逐步削除私人仲介的市場佔有率。可惜的是,陳菊主委只將泰勞事件當作離開勞委會的下台階,含淚請辭後,沈苛已久的仲介制度,積習依舊,成為外勞身上最沈重的枷鎖,也是台灣人權最恥辱的印記。

四、外勞不得自組工會

工會法中,明訂只有具「中華民國國籍」的人才能擔任工會幹部,變相讓總數已達三十四萬的外籍勞工,不受工會法保障,也無法自組工會。高捷的勞動條件、管理規則、甚至是積欠一年的加班費,原本都可以經由工會與資方依法進行調解。但正因為外勞沒有工會組織,從而也喪失了最起碼的協商、及使用集體爭議行動的合法權利。如果經濟力處於絕對弱勢的勞方,沒有足夠的團結權,又那裡有能力對抗不合理的勞資關係呢?高捷泰勞忍無可忍的自力救濟,恰好凸出了台灣外勞政策有意弱化外勞的核心問題:他們沒有團結權、協商權、罷工權。也就是說,基本的勞動三權,外籍勞工一項也沒有!

上述的問題,十幾年來都沒有改變,從而也形成高捷泰勞拼命也抵抗不了的「結構暴力」。更不用說,還有佔外勞總數百分之四十五的看護工、幫傭,甚至被排除在勞動基準法的適用範圍,徹底成為法外孤兒。站在台灣工人的角度來看,若是有一群好控制的、便宜的、好用的外來奴工壂底,集體勞動條件只會全面沈淪,受害的同時也會是台灣的勞動階層,唯有盡量拉近本勞、外勞的勞動條件,才不致於形成勞勞對抗、資方得利。當高捷泰勞揭開台灣反奴工的序幕,同年12月11日,千餘名外籍勞工與本地勞動者就共同走上街頭,參與「反奴工制度大遊行」,支持抗暴有理,要求改變不當的外勞政策。

長期遭受奴役,若不是逃跑,就是暴動。檢視821泰勞抗暴行動,若不看見結構上的困境,只停留在管理缺失、官僚失職上打轉,則再多的懲處、起訴也無法解決整個奴工制度的壓迫關係!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
Taiwan International Workers’ Association, TIWA
3F, No.53-6, Sec.3, Zhong-Shan N. Rd., Taipei City, Taiwan
TEL: 886-2-2595-6858
FAX: 886-2-2595-6755
Email: tiwa@tiwa.org.tw
Web:www.tiwa.org.tw

附件一:

泰勞抗暴法律後援會 加盟團體:

家事服務法推動聯盟、天主教希望職工中心、台灣人權促進會、司法改革基金會、聲援楊儒門行動聯盟、海星外勞服務中心、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南洋台灣姐妹會、法律扶助基金會、台灣區倉儲運輸業聯合會、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婦女新知基金會、高雄市婦女新知、屏東區外籍及大陸配偶服務中心、高雄市社區大學促進會、蘆荻社區大學、天主教越勞中心、天主教高隆會正義和平辦公室、天主教會新竹教區外籍牧靈中心、日日春關懷協會、天主教外勞小組MWCD、天主教越南外勞/配偶辦公室、亞太移工中心APMM、移民/移住人權修法聯盟、台北市產業總工會、中國時報產業工會、天主教新事勞工中心、台北市環保局工會、中華電信工會台北分會、華僑銀行工會、華視工會、士林紙業工會、性別人權協會、女工團結生產線、批判與改造雜誌、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全國總工會、民主行動聯盟、勞動人權協會、女性勞動者權促會、看守台灣協會、黑手那卡西、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

附件二:

高捷泰勞抗暴事件大事記(台灣國際勞工協會整理):

2005年4月潑水節,勞工局活動,高捷泰勞以書面向官員檢舉遭受華磐仲介公司的不當管理,但未獲任何處置。

2005年8月21日,夜間九時餘,1717名泰勞因不堪長期受虐,於高捷外勞岡山宿舍放火、丟擲石塊、群起鼓噪。

2005年8月22日,高雄縣、市政府勞工局進入廠區要求勞資調解,達成16項共識。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發表「外籍勞工要有團結權」聲明。勞委會宣布五大措施:凍結高捷外勞名額、等組人權專案小組調查、要求高捷先聘僱本勞、聘百名以上外勞由中央直接查察、獎勵外勞檢舉。

2005年8月23日,泰勞誤傳勞委會縮減配額為遣返部份泰勞,發動罷工至上午十時45分,勞委會澄清凍結人數尊重外勞意願。希望職工中心、台灣國際勞工協會派工作人員南下岡山宿舍,與泰勞直接接觸。陳菊於大話新聞受訪時,脫口說高捷外勞聘用有「有力人士」介入,引爆「高捷弊案」,火線燒至2006年倒扁行動。

2005年8月24日,台灣國際勞工協會召集本地勞工團體六、七十人至勞委會抗議,聲援泰勞「抗暴有理,新奴工制度使台灣蒙羞」。副總統呂秀蓮至高捷視察,表示本案是「台灣的人權記錄蒙羞」。華磐仲介公司宣稱保險櫃內的百萬現金被劫,高捷公司協調泰勞出工,簽下「不追究所有暴亂損失」的切結書,但警方表示趁火打劫已觸犯搶奪或強盗罪,只要有事證,都依法究辦。
高捷副董事長陳敏賢出國。

2005年8月25日,新潮流系賴清德立委召開記者會,認為勞委會只是擬定政策,查察及勞檢是高雄市勞工局的責任,勞工團體抗議對象錯誤。陳菊表示:「此刻若還想著選舉,是可恥的事」。
陳其邁代父澄清,表示陳哲男絕無介入泰勞剝削及仲介。

2005年8月26日,陳菊接受台灣心聲專訪,表示若勞委會監督不周,願辭主委一職。

2005年8月27日,高雄市政府要求高捷與華磐解約,高捷承諾於九月底前全面接手泰勞宿舍管理。

2005年8月28日,呂秀蓮成立「外勞人權專案小組」,全面檢視我國外勞政策及外勞管理是否符合人權。

2005年8月29日,泰國眾議員勞委會主席拜會呂秀蓮、陳菊。高雄市政府勞工局批評勞委會未及時通知高縣勞工局有關泰勞人數增加,致高縣府無從查察,終至引發泰勞不滿暴動。台灣國際勞工協會至中國信託,抗議「勞委會默許中信銀對印勞壟斷高利貸」,要求檢察總長全面清查外勞在台受仲介剝削,及背後的官商勾結。

2005年8月30日,謝長廷指示政務委員許志雄召集、研究中央與地方政府對於外勞政策、相關法規權責事宜。高雄市政府宣布成立九人調查小組。

2005年8月31日,勞委會公布「高捷泰勞人權查察專案小組調查報告」,認定高雄市政府有行政責任,勞委會督導不周。泰勞開始分批住進小港區職訓中心。數十個民間團體及學者、律師,正式成立「泰勞抗暴法律後援會」,公開拜會法務部,要求給予泰勞傳訊之程序正義,並予泰勞「絕對不起訴」之處份。台聯黨團召開「誰剝削了泰勞?」記者會,要求調查官商勾結。

2005年9月1日,泰國政府專案小組公布調查報告,指台泰官員皆有涉入不法,有數名政府高官涉案,收取鉅額款項。

2005年9月3日,呂秀蓮公布成立「外勞辯護團」。但俟後未再聽聞有任何進展。

2005年9月5日,勞委會主委陳菊請辭下台。

2005年9月6日,高雄市代理市長陳其邁請辭下台。台灣國際勞工協會與徐中雄立委共同主辦「外勞仲介剝削體制總檢討」公聽會。

2005年9月9日,「泰勞抗暴後援會」至高雄地檢署遞狀告發高捷、華磐相關人士「使人為奴隸罪」。

2005年9月21日,行政院長謝長廷為泰勞案公開向國人道歉,認為管理有疏失、法律不週全。

2005年9月21日,高雄地檢署傳喚前勞委會主委陳菊到案說明。

2005年11月4日,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等十餘個民間團體陪同數十名宏富、及金協昌工廠的受虐外勞,至行政院陳情「預防人口販運,反對奴工制度」,針對謝長廷院長所言「高捷泰勞只是一個個案」,提出反證,表示台灣的外勞政策才是奴役外勞的根源。

2005年11月5日,台灣國際勞工協會、泰勞抗暴後援會等主辦「新奴工制度!─台灣外勞政策研討會」。

2005年10月6日,陳水扁總統責成高雄市代理市長菊蘭市府成立「五人高捷專案調查小組」。

2005年10月8日,陳哲男、陳敏賢接受華磐公司招待,在濟州島賭場的相片曝光。

2005年11月3日,陳菊舉行「用生命桿衛人格」記者會。

2005年11月22日,高捷案檢察署起訴陳哲男、陳敏賢、方來進等22人。偵察4名泰勞起訴,8名不起訴。

2005年12月11日,家事服務法推動聯盟發起「反奴工制度大遊行」,由南至北共千餘名外勞、本勞共同走上街頭,為台灣引進外勞至今最大的一場街頭行動。遊行要求:廢除私人仲介、自由轉換雇主、取消六年年限、立法保障家事服務工、外勞得自組工會。

2006年2月20日,華磐對14名泰勞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求償1967萬。

2006年3月2日,高雄地檢署以圖利罪起訴勞委會外勞作業組廖為仁等四官員,允許高捷引進2688名泰勞,有違勞委會公,造成外勞薪資與本勞每月平均薪資39600元,重大價差,圖利高捷八億三百多萬。

2006年3月27日,泰勞抗暴後援會與立委雷倩共同召開「有力人士輕輕放過,弱勢泰勞狠狠被K」記者會,陪同五名被磐告訴求償的泰勞出席,揭露華磐向14名泰勞求償1968萬元。

2006年3月 日,華磐降低控訴標的為一元。

2006年3月31日,高捷岡山宿舍六百多名泰勞無預警罷工,抗議管理溝通不良及伙食問題。

2006年6月19日,高捷泰勞第五次出庭,除了原遭起訴的縱火罪、妨害公務罪、加重竊盗罪外,再加上毀損罪併案追訴。此毀損罪是由於華磐公司二月針對泰勞提出的損害賠償告訴,由檢察官移送法院追訴泰勞的毀損罪。

2006年 8月14日,高雄市前勞工局長方來進及股長郭耿華,因高捷案被控圖利、偽造文書等罪,高雄地院宣判罪嫌不足,一審獲判無罪。


[1] 「新奴工制度」一辭始於高捷泰勞事件後,台灣國際勞工協會工作人員陳素香、顧玉玲、吳靜如、龔尤倩討論聲援行動,以此定性台灣的外勞政策。2005年8月24日起,國際勞協發動「抗暴有理!反對新奴工制度」系列行動,於同年11月5日主辦「新奴工制度!─台灣外勞政策研討會」,並擴大與家服法推動聯盟於12月11日舉行「反奴工制度大遊行」,號召千餘名外勞、本勞從台北火車站,遊行至勞委會。
[2]數十個民間社團、學者、專家於2005年8月31日共同組成「泰勞抗暴法律後援會」,以下簡稱抗暴後援會。後援會主張反抗壓迫的權利是基本人權,先後展開聲援泰勞、拜會法務部、具狀向高雄地檢署告發陳敏賢及華磐公司、協同泰勞出庭、召開泰勞記者會會等行動,並由台權會、國際勞協負責拓展國際聲援及串連。
[3] 2005.8.23,前勞委會主委陳菊,接受三立電視台「大話新聞」的訪談時,脫口說出「有力人士」為華磐仲介撐腰。
[4] 2006.3.26,抗暴後援會與立委雷倩合作,協同五名被告泰勞於立法院召開「有力人士輕輕放過,弱勢泰勞狠狠被K」記者會,公佈華磐控告高捷泰勞的訴狀,並邀請律師、專家、各社運團體聲援泰勞。
[5] 希望職工中心的李麗華、泰籍社工員溫崇喜、台灣國際勞協的張育華、顧玉玲,前一夜代表抗暴後援會南下和叔尚等人討論,委任義務律師王炯棻反告華磐「使人為奴隸」事宜。但之後評估他們己訴訟纏身多時,再成為告訴人未免壓力過大、承擔過多,決定放棄告訴。
[6]官資口徑一致,指稱前一晚台灣國際勞協秘書長顧玉玲等人夜探泰勞、搧動罷工,意即宿舍管理良好,外力介入是主因。台灣國際勞協隨即發表聲明「輕率判斷是真相被掩蓋的原因」,指資方應深入了解泰勞訴求,而不是忙著缷責。經溝通後,高捷公司當日致電顧玉玲表達歉意,之後數日撤換岡山宿舍管理人員。
[7] 2005年9月5日、6日,雙陳先後請辭下台,坊間傳聞兩人都有意競選下屆高雄市市長,但陳菊表示「此刻還想著選舉是可恥的事」。不到半年,陳菊積極投入民進黨高雄市長候選人黨內初選,原同黨熱門人選陳其邁則因父親陳哲男高捷弊案纏身,而提早出局。
[8] 行政院雖大力背書,但2006年3月3日,高雄地檢署還是以圖利罪起訴勞委會職訓局等四名官員,指出高捷從規劃起就是以本勞薪資作為工程成本,勞委會卻在高捷未附合理說明的情況下,快速核準外勞替代,不但有違勞委會公告,且造成薪資重大價差達八億三百多萬元,明顯圖利高捷公司。

[9]光是自每名外勞身上,就可以收取來台前的10至20萬仲介費,來台後累積三年的服務費6萬元。若再如高捷給付華磐的外勞管理費,依每名每月約1萬元計算,1728名外勞每年就為華磐賺進二億元。
[10] 2005.11.21,台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高捷泰勞案專案小組偵查結果起訴、及不起訴部份公布之新聞資料。

[11]陳瑞源非華磐編制內管理員,但在岡山宿舍設立賭場並實質管理外勞,也就是據傳拿電擊棒毆打泰勞的人。後被高雄地檢署依刑法302條第一項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起訴。
[12] 2005.9.9,抗暴後援會以公開行動,正式向高雄地檢署提出刑事告發狀,由政大法律系助理教授廖元豪為告發人,高榮志律師草擬訴狀。
[13] 2005.11.21,高雄地檢察署公布之「高捷泰勞案專案小組偵查結果起訴、及不起訴新聞資料」。
[14] 2006.2.20,華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控告十四名泰勞之「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
[15] 同註5。揭露華磐仲介向14名泰勞要求鉅額民事損害賠償,並控訴檢方起訴不當。
[16] 821之前,宿舍管理規則不准許外勞購買、使用腳踏車,被發現了就要罰錢、記點。現在,高捷岡山宿舍的週邊,停滿了上鎖的二手腳踏車,是泰勞平日出營的主要代步工具。
[17] 2005.8.31,行政院勞委會「高捷泰勞人權查察小組調查報告」,高捷總經理特助劉克強發言記錄。
[18]出處同前註,華磐楊安琪經理發言記錄。
[19] 2005.9.14,行政院「高雄捷運股份有限公司與華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侵害泰勞權益事件」政府機關管理制度與行政責任檢討報告。

2006年9月1日 星期五

200408小樹正在長大

20041120花蓮

(200408印刻文學誌)

小樹語言能力遠不如行動力開發得早,三歲後總算才習得了一點溝通、對話的能耐,像是忽然通天眼了,之前零碎的字句,彷彿才定了焦,看出點意義來。

而她的字彙仍是少的。猜想是遊走在爺爺奶奶的客家話、外婆的閩南語、與爸爸媽媽的普通話之間,諸多方言尚未各就其位。

「拜拜!」是她最早習得有意義的表達語言。約一歲就知道,對你不耐煩、電話裡不想再敷衍了、想離開了…….她表達「拜拜!」的聲音向來清脆、直接,甚且經常是洋溢優越感的。

因著「離去」一事,令小小孩雀躍狂喜,她的行動尚無法完全自主,別說是出遠門了,連要下樓都有賴大人幫忙開門,而主動向仍留在現場的人道別,意味著她是被揀選的、可流動的,相較於車窗外向她揮手的巷子口孩子們,相較於還佇在客廳只能看電視的無聊家人,相較於會議場中看來會一輩子都在開會的叔叔阿姨們……大聲說「bye~」的小樹,簡直太驕傲了。

流動,意味著出入新國度,想像中更美好的所在。

[@more@]所有權
正午時分,在家悶了一上午的小樹又不斷地以向阿嫲道「拜拜!」,堅決宣誓她「早己要出門」的決心。驕陽炙烈,巷口一個小孩也沒有,可想見公園也定然是一片死寂,但寂寞的小樹強烈欲望著出遊、行動、以及想像中遠方的人潮。

我推出腳踏車,心中盤算著昨天路經的公園,有一座小圖書館,可以作為我們向這個小鎮攻堅再探險的新據點…….。每天總也早出晚歸、閒時只想窩在家中的我,前後居住樹林幾近十年,卻對這個市鎮極度陌生,左鄰右舍都面目模糊。是因為小樹,我對樹林才開始長了新眼界,週邊的人事物才一一長出可供辨識的座標。

例如,同一條巷子裡,與小樹同一年出生的孩子們,竟然就有五個。圓眼睛的佳琪一家人都友善,奶奶尤其會三不五時帶點自製的小點心送上門來;晚小樹三個月出生的鳳儀,父母平日都忙作工,她自小就被交託給住在對門的外婆帶,而這個眼睛不好、背駝得厲害的外婆,還要帶另二個上小學的孫子,共居的大兒子原本在市場賣蚵仔麵線,生意不好去年底收了攤,現在常帶一名大陸女子回家,據說是作起了三七仔,麾托車出出入入送妓到府服務;至於那個好有禮貌、怎樣也不進入別人家門的清秀唸小二的女生,原來是巷口賣特大冰塊的人家的女兒,知道後我每每路過就要向不知是她爸爸還是長兄還是工人的製冰中年男子,點頭致意──這也才發現,人家應是早識得我的,老鄰居了,是我之前視而不見;再過去,新開的家庭美容院,進進出出風一樣飛奔的正是那個常騎腳踏車的小男生,小樹經常一路跌撞疾追而去,拉開美容院的玻璃門就要來人把剛才一起玩耍的哥哥交出來還她。

整個樹林,都在開店作生意,我與小樹一路漫遊,忍不住注意起兒童美語班、安親班、小小天地等等眾孩童出入之處,這鎮上,小店林立,生機勃勃,新生人口真多。

圖書館不大,藏書也不多,但於我已是夠用。親子區桌椅就佔了一樓閱讀區的三分之二,還有五檯電腦都佔定了小孩,限時三十分鍾要換人,還看不出排隊等候的遊戲規則,總之是一直有人安靜地遞補上去。啊,右手邊則是略顯侷促的成人區,還有Time雜誌,一個深膚色、看起來是菲律賓人的女孩快速翻閱英文報,旁邊的椅子上放了包購物袋,看來是趁買日常用品時來透透氣。

孩子們安靜地看書、走動換書,小樹高興了,她最愛的不過就是「很多小朋友的情境」,並努力讓自己融入其中。我也高興了,四週陳列的是孩子們的繪本、圖畫書,再往裡走,有大人的書,藏書零散,看來是各種管道募捐來的,沒有系列叢書,沒有大堆頭的百科全書,有的言情小說同名的一擺就是三本,但整理得乾淨有序。我們於是各自找到各自融入圖書館的方式,互不干擾,但彼此知道對方的位置及動向。

這很好,非常難得的狀態。我且遊走找尋不會花長時間閱讀的閒書、雜書、好奇書、重溫書,小樹則一板正經地搬書回桌、不甚專心地翻過二三頁後又放回櫃上再尋新貨,她並且有了追隨對象地跟著年紀稍長的小女生移動、自顧自碰觸與點頭,很上道地暗示她與她同是常客,無暇理我。

我享受她無暇理我的清悠時光。

回家後,小樹四處宣稱今天遠征「圖書館」,令人興奮的新字眼。

「你去做什麼啊?」我問。

「看書啊。」她洋洋自得。

過一會兒,她回頭問我:「媽媽,那些書是誰的啊?」

「大家的啊。」

她靜默半晌,說:「是小樹的。」

「是每一個小朋友的啊。」

「是小樹的。」她不悅地糾正我。

啊哈!總算,總算碰到所有權的教材了。

小孩的私有觀多半起自具體的使用權。她語彙尚短少時,超級市場看見想要的東西,會拿了就說:「我的!」意味著她要用了、吃了。被拒絕不准拿走時,私有權的欲望反而更被勾引出來,佔有佔有!我的我的!拿到手了反而不一定使用。

手上糖果多了,小樹向來不吝分享。幾次見她不願分給旁人時,多半是數量少了,她心中自有遠近親疏的計量,拒絕分出去,說是:「不要!這是媽媽的。」逕自在有限的資源裡配了一份給我。

偏偏我向來對孩子的私有權意識、獨佔欲望都極敏感,直覺就要抗拒她私己的小氣行為,逐一疊聲退回去,交給來討的小朋友:「我不要我不要,你拿去!」

「媽媽的,媽媽的....」小樹急了,又搶回來,淚眼汪汪怒視我,彷彿我怎麼把她的心意給推向他方,悲怨交集。

我是最相信人類最初對於所有權的界限不應該是如此涇渭分明,觀看孩子對「擁有」與「使用」的認知,很是挑動我對所有制的神經(我的左翼世界觀,竟是違反自然的嗎?可無節制的掠奪、佔有,才真是違反自然的呀。)。你的,我的,全有全無,硬要分個你死我活難免得失心慘烈。

這一回,我們一起碰到公共財。

「那些書好看嗎?」

「好看!」

「小樹可以看嗎?」

「可以啊。」

「姐姐哥哥可以看嗎?」

「可以啊。」

「只有小樹看好嗎?」

「哥哥要看,姐姐也要。」她急了。

「明天再去也可以看嗎?」

「明天還要去看!」

「所以書是大家的啊,所有的小朋友都可以看,很棒呀。」

「嗯,很棒。」

「圖書館的書是誰的?」

「小樹的。」

「還有誰的?」

「大家的。」

對我來說,知識一如水、自然、公共事業,都必須是大家的,是公共財。自由市場的毫無節制必然走向壟斷,偏偏我們也不知道為什麼人類積累的智慧、勞動生產的物品都有了專屬權,窮人注定用不起。只要想到孩子們之中,有的用不起、有的用得起,怎麼有辦法忍受這樣的國家與政策?

自由放任的國度裡,避免不了因逾越個人所需而掠奪他人的漏洞。為了防止從漏洞中掉下去的人,或殘或病或傷或苦的人,亂了這美好國度的秩序與快樂,於是再製造各種防線,以各式福利來接濟掉下去的人─勢必也還有接不住的,也只有任他去、假裝看不見。在井然有序的世界裡,混亂與失序也有其對照存在的必要與必然。

而我想像著,是的,經常是缺乏想像力地依循著前人所描繪的另一種可能,一個相對沒有壓迫的人與人的、國與國的關係,令人神往、期待、願意花力氣共同打造一點地基。

期待所有的孩子們都得到共同的照顧,匯整眾人的知識與能量,共同滋養與學習,就像是,啊,圖書館一樣的所在。


集體

小樹一直知道她只有和小孩子是同一國的。

她的社會化最緩慢進展的部份,就是討好大人。顯見生存中受到的關注、滋養已是足夠,不需要花力氣討好以獲得額外利益。

於是,我每見初識的朋友,很熱心、又很親慝地逗弄小樹,不論是作鬼臉、擁抱、輕撫、眨眼、重覆無意義的小動作討好…….都不免令我尷尬萬分,很想很想在那個大人太累、太受挫之前,不傷顏面地勸退:「不要再自取其辱了吧,她不是那種可以逗弄得逞的小孩….」

大人對待她,多半是吃力不討好。小樹心情好時,會主動打招呼、主動過去碰你一下、主動對你笑,但你若以為因此而可以得寸進尺、貼身擁抱,那又是要自討無趣了。小小孩會立即掙脫,毫不掩飾她的不悅、不耐,之前你以為二人眉來眼去、你單方面送糖說好話賣力陪玩已建立的友好關係,其實根本不堪一擊。

但她與孩子們,完全是另一回事。可以全然放棄尊嚴與驕傲,毫無勉強地曲意承歡、百折不攘,就是要和孩子們在一起。

平日幾乎是沒有玩伴的小樹,在人群中永遠張著超級雷達尋覓小朋友,只要有年齡被編排在青少年以下的對象出現,她幾乎是飢不擇食就要撲上前去,亦步亦趨隨著孩子們的蹤跡移動。

在家裡待得厭煩了,她就要出門去。有時正值用餐時間,巷口原有的喧囂一時如煙花驟逝,我們拖拖拉拉穿好鞋、綁好髮辮,一出門早已繁華過盡,安靜寂寥彷如從來不曾有過人蹤,才五分鍾前聽聞的人聲笑聲咒罵聲像一個趕赴不及的狂歡,錯過的永遠最美好。

失落的、被遺棄的小樹於是徘徊、遛漣,不願返家。那時她才一歲多,剛習會走路,就很擅長沿著牆一戶戶去找人,在半掩的大門口、在低矮的圍欄旁,對著裡面正在吃飯的人家,偶聽見小孩的笑鬧、哭鬧聲處,癡癡地喊:「姐姐,姐姐…….」根本是不認識的人,而她一心要找朋友。

散步時遇到下課後的小學生,小樹立即欺身過去,討好地笑、討好地拉人的手、討好地說:「哥哥。」,其他小男生反射般怪聲怪氣叫起來:「她喜歡你!她喜歡你!」被點名的男生,窘迫地甩掉小樹的手,快步伙著大家向前,把雙手都搭上同儕的肩,不再外露給小樹有機會貼上身拉上手。

小男生們邊誇張大笑大步走,邊餘光留意著亦步亦趨的小樹。小樹鍥而不捨,再度擠身過去,先假作是一伙的再說,且不管那前進的速度於她著實有些吃力,且不論他們大聲說笑的內容她一句也跟不上,且不顧她與他們的身高相差甚距實在不像同伙人….漲紅著臉的那個哥哥突然轉過身,用力把小樹推倒在地上:「你不要來!」速速又和同伴們前行。

驕傲的、不屑討好大人的小樹,笑了一半的臉僵了二秒,她自己爬了起來,拍拍膝上的泥沙,很快就追上哥哥們,沒事般又貼過去,絲毫沒有尊嚴、自尊心的恚念,還是堅持她選擇的同伴。

現在三歲多,她開始學會一點辨識遠近親疏的能力,見到不認識的小孩,仍是躍躍欲試,但過多慘敗被拒的經驗,也使她比較不那麼冒進(唉,我必須承認,對於她開始懂得一點察顏觀色的本事,我心中頗有失落。)。

巷口小朋友們圍聚著玩牌、吆喝,她毫不猶豫地擠身蹲了進去,學著作出一式一樣的磨拳擦掌。我聽見小三、小四的男生們喝止她:「不要動!」顯然是她不熟練的身手太是笨拙地碰了誰人的牌,她立即討好地笑著縮回手,並很上道地在有人爆笑、尖叫、或大罵時,回音般地重述一遍:「亂來!」「作弊!」且完全入戲地哈哈大笑。

雖然我明顯知道孩子們已稍有不耐地形成共識,就當她不存在地繼續他們的活動,但小樹仍竭盡所能假裝融入事實上於她難度太高的遊戲裡。我看見他們猜拳定輸贏時,小樹也有模有樣用力晃動她的拳頭,在「一、二、三、啐~」的聲浪中,用力甩出她的根本不合格的三指或一指剪刀,且在大家齊齊指向某個男生,大叫:「你輸了!」時,她也不落人後地興奮大笑大叫:「你輸了。」雙手矇著臉,興奮得要瘋了。而我知道她那時尚未學過猜拳、也不識得輸贏的字眼。

感謝那些孩子們未揭穿她。他們對她視若無睹,繼續玩自己的遊戲,分隊時略過小樹不作計算,但允許她忽敵忽友地穿梭其間、模仿所有的攻防動作,彷如一同玩耍、爭奪輸贏。

我於是知道我沒法子單獨存在,孩子沒能耐單獨存在。如若孩子們可以共同養,該有多好。

十幾年來在勞工運動裡,我稍微知道「集體」的重要,稍稍降低了一點點個人主義的傲慢。當我們失去的這麼具體,而得以使用的資源這麼少,只有依靠著集體,共同走出一點方向來。對「集體」的信賴與依靠,很多時候不免會失望,不免會擠壓與拖累,速度快不得,前進於是更像是拔河,進進退退,甚且進退兩難,汗流浹背,姿態也無法優雅、輕鬆。

人生這樣狼狽,就難免彼此怪罪,可牽扯著,不能斷,斷了,注定有人活得下去,有人慘跌。

個別的人拆開來,總有強凌弱、大欺小,即便不主動形成壓迫,你有他無,能耐強的沒主動伸出手,還是壓過線、踩到痛了。可集體強大了,也是會壓迫人的。這時候,又需要另一股集體的力量反制。正正反反,相生相剋。對個別的人的差異的深刻理解、真心接納,也唯有在集體中才能衝撞出現、真實看見。

集體的形成,勢必從召喚具體的生命經驗的認同開始。於是,我意識到我的女性經驗原來與山千萬水外的一個黑膚的女性,是一樣的;於是,我意識到台灣失業工人所經歷的痛苦正在東南亞某個加工出口區原型複製。是這樣的社會情感,把我與你與他連在一起。現實中的國界從來就不是深層的生命認同中,決定集體的界限。集體的認同是這樣多重、交疊,也經常是互斥、不可併行、非經鬥爭無法自存的。

集體經常會出錯。但至少,共同承擔責任,共同淘洗了一遍,可以長得不一樣。直接把權力讓渡給別人,還保有笑罵批判的權力,似乎比較聰明。而我想像著把腦袋裡相信的和行動上的實踐結合在一起,看會不會,因為辛苦用力了,而更貼近真實一點。

我們都期待一個沒有壓迫存在的美好國度,尋找路徑,或造橋鋪路的過程,恐怕就是在鍛練、實踐一個理想的可能性,以及對置身其中的個別的、集體的人,可以改造到什麼程度的實驗。這其中,沒有捷徑,不能不誠實。

是的,我一直但願我是這樣行動,這樣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