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工傷看公娼

台北市的公娼，每週需進行一次的身體檢查以確定是否罹患性病，不像一般的台灣工人通常到離職後，才被致命的職業病逼得求助無門；台北市的公娼，都知道戴保險套才能保護自己的身體，不安全的性勞動，她們有權不接客，不必搏命打拼；台北市的公娼，不想上班或加班時，可以在家休息，沒有老板可以拿扣除全勤獎金或解僱令來強迫她上工；台北市的公娼，性交易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不必辛苦工作一輩子，還擔心被老板強制預扣的退休金會因關廠而血本無歸；台北市的公娼………..

難怪公娼自救會成為台北市戰鬥力最旺盛的抗爭團體，她們的勞動條件比起一般的受雇者，有更多的自主性，所以磨練了更多據理力爭的本領。

同樣是出賣勞動力，如果台灣工人的身體都可以享有每週一次的健康檢查，擁有拒絕不安全勞動的權力，和老板至少有勞動利潤三七分帳的比例……安全而合理的工作條件，只是勞動者最起碼的要求。台北市政府說公娼週邊的黑道介入、人口販賣嚴重，可是，台灣合法的工廠裡，每年就有一千五百名工人因職災喪生、六千名終身致殘，而勞動檢查率卻不及5%，一間工廠大概要等20年才輪到一次檢查！到底，在「火坑」裡工作的是誰？該被隡除的又是什麼？

難怪台北市政府要強制廢除公娼館，否則和新市府愈走愈近的財團產業裡的工人們，萬一都要求勞動條件比照公娼，那還得了？還是讓公娼變成私娼，或者「從良」進入勞動力市場，成為最底層的產業後備隊好了，這樣子，她們就會馴服得多了，工人們也就沒得比較了，反正一個比一個慘，隨人顧性命最重要。

是的，當勞動階層都閉上嘴巴，當老、弱、殘的拆遷戶都自市中心撤離，當低學歷、無技能的公娼都轉入暗巷營生宛若隱身，快樂希望的台北新都會於焉成形。哈利路亞。（1998.1.25刊於中國時報時論廣場）

打仗用的

高偉先生「坐看性丐盜匪『產業運動』的興起」一文（自由時報，一月二十日，以下簡稱高文），將公娼比喻為盜匪，遙遙呼應了前北市社會局長陳菊所言：「賣淫若能合法，販賣槍枝、毒品也可以合法了。」更再一次突出了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如何在法律之前已將娼妓嚴苛定罪！
娼、丐、盜的存在，源自於不同的社會問題。我們在公娼的生命故事中，看到許多來自破產的農村家庭、礦坑爆炸的礦工女兒、沿海的捕魚人家、經濟條件窘困的原住民……..，這都是在台灣經濟急速成長的過程中，被政策性犧牲的弱勢族群，也造成了貧窮女性自願從娼的結構性背景。正因為貧窮問題是結構造成而非個人因素，整個社會在面對公娼、乞丐時，便隱隱處在一個良心不安的窘迫狀態裡──社會不公的那根刺，如鯁在喉；有罪的是誰？

這也許可以解釋，為什麼人們特別喜歡拿販賣雛妓、黑道介入等「真相」粗糙地蓋在公娼身上，而乞丐遭不法集團操控的新聞也總是拿來大幅報導。指出隱身其中的罪惡，使主流社會鬆了一口氣：總算可以大聲疾呼、振振有辭了。面對貧窮、不足時，只令人良心不安──除非主流社會敢將茅頭直指貧富不均的結構錯誤！我們的社會寧可簡單地接受娼妓都是「迅速致富」、「愛慕虛容」，也不願更細緻地追究：是什麼樣的社會污名，使公娼只能蒙面抗爭？是什麼樣粗暴的政策，使合法緩衝二年的權利還要苦苦抗爭還不一定拿得到？

高文說：「娼、丐、盜、匪自古以來從未斷絕，但讓他們處於不被社會接受的狀態乃符合最低的社會正義，更是文明進步的開端。」高先生的意思是：娼妓廢不了，但就是要她們被踩到社會最底層，見不得人，才能處罰她們！高文大筆一揮，就將娼、丐與盜匪混為一談。但是，娼、丐不傷害任何人、不搶奪任何人的財物，反而是這個社會允許種種投機、炒作、政策性財團減稅等方式，公然進行大規範、甚至是制度性的搶奪行為，而娼、丐不過是謀取全家的基本生計，何以這個社會竟然要將他們踢到最底層，嚴重加以污名的同時，還要扣他們是違反文明的帽子，這不是太傲慢了嗎？

長久以來，「污名」就是資源所有者對社會的分化與排除，是強勢者藉以鞏固地位，打壓弱勢者的符咒。漢人對原住民進行資源搶奪時，順帶給後者貼個「骯髒、懶惰、酗酒、不負責任」的標籤；而一夫一妻制的異性戀霸權，則操弄整個社會對同性戀「變態、有病、不正常」的烙印……各式污名如同烏雲般籠罩在弱勢者的頭頂，迫其隱身聲、不見天日。而不能在陽光下生存的弱勢者，缺少成長壯大的養分，更加註定其弱勢處境，不得翻身。搶走妳的東西，再說你壞；因為壞，你沒有權利討論搶奪的事！-----這正是台北公娼被集體對待的方式。

公娼抗爭，給台灣社會帶來的衝擊與反省，不只是道德的、階級的、性別的，更是政治的。若高先生只看到「娼妓爭權，腐蝕民心」，我們倒要說，台北市議會演出的政黨惡鬥現形記，更令全台北市民倒盡胃口！拿弱勢公娼的生存權大作文章、玩法弄法，這樣的市議會鬧劇若不打烊，民主政治何去何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