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8.3.15 台日副刊）
平安就好
「我改了名字了。以後叫我王清平吧！」舞動著截去大半個手掌、包紮成球狀的右手腕，他大聲說。
那是去年冬天的一場工人會議，我們正在討論有關勞基法退休金新制中，對職災工人不利的論點。他一面以左手歪歪斜斜地作筆記，一面留心著等一下要到義肢公司量腕製模，趁著大家爭論方歇的空檔，他打廣告似地趕緊交待改名字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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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太太笑了，認真地說明原委：「我是想，平安就好。他已經是第五次職災了，換個名字看能不能有個平安的後半生，別再出事了。」是啊，原本有水有木的名字跟了他四十年，終究也沒能蔚為森然大樹，不如就索求個平安吧。
而我一旁仍惦記著才剛向勞保局求證過了，老板根本就沒為他加保！職災給付完全落空。此外，昨天的調解會老板又缺席了，官方也無可奈何。失業大半年的他，即便已被迫熟讀了相關職災補償的法令，在求償的過程中，可預見仍有坎坷不平的漫漫長途 …………
王清平是工傷協會的會員。以台灣每年三萬多件的職災案例來看，他的經歷並不稀罕。
我看見勞保局職災給付的統計數據中，「被夾、被捲、被壓」佔了最高比例，心中只覺得：痛！這些被壓的腳、被捲的手臂、被夾住的上肢或下肢，在給付的支出帳目上可能是四十萬、可能是五十萬，一次買斷。人肉市場的賤價拍賣。可是我知道這些肢體殘骸的出處啊，我認得他們，他們是在塑膠射出廠打工的商職夜校女學生、是配合工廠超時加班的印刷工人、是被房貸壓得喘不過氣來的沖床老師傅、是車床速度一流又愛唱歌的阿美族兄弟、是化纖廠裡被安排擦洗重大機檯的建教生 …….. ，這些人，我認得他們。
如果我們經常說，台灣的勞動法令漏洞百出，那麼很顯然的，工傷協會就是專門接收這些從破網裡不斷掉下來的職災工人，他們或是斷手、斷腳、癱瘓、灼傷、耳聾、目盲，或是四肢健全卻終身承受著氣候轉變就半身痲痺的鉛中毒、體內氮氣不定時堵塞微血管造成骨壞死的潛水夫症、氣喘多時黑了半邊肺葉的塵肺症。每一個工傷者的背後，都有一個血肉模糊、不平不安的故事。
在鋼索上賣命工作的人
「我出事的那台沖床機，不久前聽說又有人壓扁了一隻手！」王清平說。
驚人的職災率，是台灣工人對勞動現場的集體記憶。工業區裡觸目可及的沖床機，從六十噸到一、二千噸大小不一，碰然作響的重擊聲持續壓製出電腦外殼、汽車零件、辦公桌桌腳等你我日常可見的物品。而沖床師父們，小則削去一、二節指頭，大則齊臂截去一手，竟然是常有的事。
而我要說的是，大部份的職業災害都不「意外」。在現有的生產關係裡，所有看得見的、看不見的管理機制幾乎都一致指向透過降低成本、追求高利潤的競爭邏輯，而職業災害的發生，就往往建基在「有人受害，有人獲利」的勞雇結構上了。台灣的工廠裡，為了趕工進行不斷電維修、一再故障的車床、未加防護裝置的磨針機、沖床的電眼「僅供檢查用」等等勞動現場司空見慣的情形，工人就彷如走在鋼索上懸命求生存。平常我們形容一個人「拼命工作」、「賣命工作」，放在多數工傷者的經驗裡，卻是真實如此。工傷協會很多會員都會這麼說：我早就知道遲早會出問題了！可是 …….. 可是不上工，行嗎？進一步是職業災害的天羅地網，退一步是失業的肚皮危機，進退都要賭命。
對於頻繁出現的重大工安事件，社論一再重申的無非是加強勞動檢查、督促雇主守法。可是我看到的勞動現場，卻不是如此簡單的邏輯。我們這麼說吧，資本主義下的工人販賣勞動力以求取溫飽，大部份的工人每天就賣給老板八小時的勞動力，論時計酬也就是了。然而事實上，根本沒有純粹的「計時工」！工人們在工廠中集體勞動的同時，還有各式的工作規則、管理機制在操控著我們「有效而快速」地勞動。可以說，一般工人在勞動的過程中很少是一個「可以行使自由意志的人」，所有勞動的規格化、機械化、計件化，都讓生產線上重覆勞動的工人，處於「沒時間上廁所」、「達不到標準」的焦慮，更不用說趕工、加班對職災的催化了。
當勞檢單位在記載職災起因時，一再粗暴地將這樣的情形統稱為「不安全的勞動行為」，等於是變相在指責工人：「是你自己不小心！」職災頻仍，真是意外嗎？我看見，台灣勞動者在一個「工廠如戰場」的勞動環境裡，搏命打拼。
職業病與玫瑰花
「上個月我們那條生產線的績效拼到破世界記錄，工廠還說這是很大的榮譽，切蛋糕請大家吃。每個人還有一朵玫瑰花呢。」王清平的太太說來又是笑、又是搖頭。她是一家知名的跨國企業裡的基層女工，一個月的薪水不到二萬元。
春天的時候，我坐在他們租來的狹小但潔淨的家裡，孩子們上學、打工去了，最小的一個在同學們都上補習班的時候，坐在客廳的一角寫功課。而王清平已經失業逾一年了，他邊打求償官司邊學開堆高機，執照也拿到了，可是就業市場中不要一個超過四十五歲、又缺了一隻手的工人。
後來，我經常想起跨國公司、勤奮的台灣女工、蛋糕以及玫瑰花的事。這也是台灣工人家庭的共通處境啊，生活的重擔逼得夫妻都要投入勞動市場，在王清平從事的重體力沖床廠裡，血光立現的職業災害是看得見的，而王太太在電子廠的生產線上又怎麼不是危機重重？戴著玫瑰花拼績效的基層女工，長年從事單調、重覆、高強度的密集勞動，多半都累積了一身的重聽、骨刺、下背痛、甚至彆尿造成膀胱炎。長期職業病宛如隱形殺手，統計數據上無從檢驗，併發症狀卻終身擺脫不去。
有關她就職的那家跨國企業，公司說，單一生產線拼業績，可是要和全世界的同企業工廠比較，是一場世界性的女工競賽呢。她們那一組生產線衝破記錄的時候，經理還稱讚她們：「連荷蘭總公司都比不上！」她倒是小聲地告訴我：「可是也沒加薪呀！」我則想起多年前我曾參與的一場女工抗爭，揭露那家跨國公司裡懷孕女工流產率特別高的事實。當年勇敢站出來控訴的流產女工，懷抱六個月大的胎兒還要輪值大夜班的經驗，也是世界性女工競賽的一環罷？
象徵賣命的蛋糕與玫瑰花，自由地跨國流動。是誰在扼殺工人，以及工人的孩子？
參與台灣自主工運十一年，我看見並了解基層工人的勞動現實，也看見相關法令如何在合化理一套壓制工人的制度。而在工傷協會裡，我們與一群工傷者，從南到北組織起來，一路扶持前進，共同找出路。我總也在想，這些人正是以血肉性命見證這一代台灣人的經濟變遷，而在金光閃閃的「經濟奇蹟」下，逾五萬名工人因職災而死亡、二十幾萬人終身致殘的職災真相，毋寧是一場看不見煙硝的經濟內戰，死傷無數卻不被歷史記載。
這個社會上，所有關於「殘而不廢」的故事，幾乎都是個別的殘障者，耗盡心力打拼出頭的，相對的，也掩蓋了更多不得出頭的事實。而在工傷協會，個別的工傷者組織起來，試圖以集體的方式，對體制進行改變，共同冀望一個勞動自主、善待工人的平安新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