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者與消費者的公共利益

（2003.5.24蘋果日報、5.29自由時報）

防疫，是一連串的勞動建構

隨著疫情的逼緊，SARS風暴激盪出整個社會先後以「公共利益」為名，對待醫院工作者前後二極化的矛盾：一面是對不合作者的全面污名化，一面是對投入者的高度神聖化。

和平醫院封院初始，護理人員的抗議行動，引發社會全面撻伐，污名化正是以「公共利益」為由，無視第一線勞動者控訴的正當性，同時也迴避了保護他們免於工作傷害，才是社會最大的共同利益。之後，隨著危險意識的高昇，院內工作者累倒、病倒的消息一一浮現，大家又開始爭相神聖化防疫人員，神聖化同時暗示著整個社會要他們「犧牲小我，完成大我」，如同母職被神聖化的結果就是逼母親繼續無條件奉獻，而而忽略資源不足以保障人身安全的漏洞。


[@more@]防疫人員的確是社會的英雄，但感謝、肯定第一線工作人員的付出，其實更要看見他們身上「勞動」的面向。所謂防疫，不單只是醫療問題，更是一連串的勞動建構：從醫護照顧者、清潔工、洗衣工、運送人員、到醫療廢棄物回收人員，是這樣一整套的勞動過程，才建立起醫院防護線，使疫情不致擴散。當整個社會逐漸意識防疫人員的安全勞動，正是公眾安全的基本前提，才會挹注更多資源，讓醫院工作者得以在安全的工作環境下勞動。也是在這樣的認識下，護理人員的工傷死亡，才會被當作是社會共同的責任，先後被宣布送入忠烈祠。





消費者與勞動者利害與共

長期以來，台灣社會習慣以隱形的「大眾」作為公共利益的指標，在許多場合，簡稱為「消費者」。而違反消費者利益，就是違背共同利益的最大公約數。和平護理人員初始抗爭時，社會大眾不滿的撻伐之聲，一如八０年代客運業司機罷工時，代表消費者的聲音嚴辭譴責司機罷工，對民眾造成行的不便，卻沒有意識到，司機要求一個合理的薪資結構，不必以搶超載、拼業績的方式駕駛，正是消費者之福。消費者的集體利益，應是與勞動者是站在同一陣線，向客運業者爭取合理的勞動條件。另一方面，受薪階級多半也是使用公共醫療、公共運輸的主力，勞動者在工作領域外就是主要的公共設施消費者，利害與共。

SARS疫情剛爆發時，當人人以取消旅遊、不出入公共場所、戴口罩等方式自保，許多在人群聚集處工作的勞動者，在業者以「戴口罩有礙美觀」為由，禁止戴口罩值勤。但隨著SARS疫情一發不可收拾，空服員、醫護人員、百貨公司售貨員等都接連戴起口罩，雖然我們都知道，這個改變主要是業者為了讓乘客、病人、顧客放心消費，但至少，將消費者與勞動者的利害劃上等號，勞動者不再只是提供服務的機器。

醫院工作者的集體協商權

從四月份和平封院以來，醫護人員感染逐漸佔了台灣疫情最大的比例，人們一方面警覺到防疫人員的安全勞動，正是公眾安全的基本前提，焦點開始轉移至口罩優先提供醫院工作者；一方面又對那些離職者祭出「陣前叛逃」、「吊銷執照」、「罔顧職責」…等威嚇式批評、責罰。但疫情嚴重的和平、長庚，還是有逾百名的醫護人員離職了。

從勞動的角度來看，個別的勞動者自動捨棄職務、年資，正是一種無言的抗議與罷工。罷工是勞動者集體行使協商權的手段之一。在勞資爭議的過程中，集體協商提供個別工作者的困境有對話的空間，也讓勞動條件有轉圜的餘地，不致出現工人失業、生產停頓的勞資雙敗危機。而和平、長庚、以及其他未被報導的醫護人員的請辭，反映的正是醫療體系中，缺乏勞資集體協商的空間，當疫情愈發緊綳，有苦難言的工作者唯有各自處理壓力、承受社會污名、自願失業，而醫院也因人力吃緊而叫苦連天。

和平與長庚都沒有工會，決策者壟斷資訊、管理、及分配，而第一線的勞動者完全沒有發聲、影響決策的空間，在接二連三付出「因公卹職」的代價後，就只有以個別的離職表達抗議。這段時間以來，院方統一的對外說法都與記者實地採訪的訊息大有出入，電子媒體上經過變聲處理的醫護人員，將第一線的真相陸續傳出。攸關醫院勞動者與消費者安危的防護衣、口罩、空調、人員配備、交叉感染、隱慝疫情…等問題，幾乎都是透過媒體暴露出來，官方、院方才緊急補充、調度。媒體儼然成為勞工申訴中心，而這正是因為缺乏工會作為勞資集體協商的管道。

SARS
下的命運共同體

醫護人力緊縮之際，重覆的信心喊話、道德譴責都是完全站在消費者本位，而無視勞動者困境的做法。防疫如作戰，當官方與院方共同決策抗疫時，應給予第一線工作人員集體協商權，了解真實的前線需求，以優沃的條件全面增聘退休、二線的醫護人員投入防疫工作，縮短目前照料SARS病患的醫護人員的值勤時間，不只提供充足的防護設備，更給予工作者充份的休息與人力支援。

藉由SARS風暴，讓所有的醫療消費者感受到與醫護勞動安全的密不可分，讓醫院工作者警覺集體協商權的重要，更讓社會大眾意識到工傷亡者是貢獻者、犧牲者，應以國殤祠之、追悼之，這未嘗不是SARS在製造人與人的隔離恐慌外，另一個積極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