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紅豆和小樹是好朋友。
小紅豆到小樹家玩，小樹拿娃娃給她玩，玩拼圖、玩騎腳踏車、玩吃東西、玩電腦、玩畫畫、玩彈琴....。
小紅豆很高興，一起吃飯，再來就回家了。
小紅豆很好，她是一個小天使。
2004年11月6日 星期六
2004年11月5日 星期五
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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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樹喜歡聽故事。
任何時候、任何場所，不管她正哭啼著、吵鬧著、生氣著、悶著....，只要我說：「來，媽媽說個故事給你聽。」她立即著了魔似地停止一切行逕，乖順地走過來，窩進我的懷裡，就緒聆聽。
多半，我便邊說邊想著順口編一段有人物有情節有對話的小故事，有時長有時短，有時挺有心機地把她剛才不聽話的情節編進去作為「警世教材」，有時很打混的光是個情境描述就「大家就很快樂了！」，她從來不挑，只會要求展延：「還要一個故事！」
我於是也學會了，說之前會先聲明，「今天只講一個（或二個）故事哦！」訂好遊戲規則再進前，她倒也不鬧。
[@more@]
或者有時，我問她：「說什麼呀？」
「說….小紅好了。」
小紅是曾經出現故事裡的一個小女孩。
「啊不，說貓咪的故事好了。」小樹說。
於是我們就說了貓咪，還有其他，以及其他。
爺爺說：「哎呀她一要我說故事，我就頭痛了，我不會說呀！」
啊？就隨便說呀．．．．
這才想起來，說故事於我，向來是這樣容易，不必想。小學時回家的路隊，我作為路隊長，可隊伍一出學校五十公尺，立即自動轉成橫排，同學們急急嚷嚷要我：「再說一個故事！」而我有時說著書上看來的，有時自個兒胡亂編，也就一路到了家。
還記得那時偶有假日到吳明家作功課，我貪看她家訂的、不常在鄉下地方見到的國語日報，而她每要上廁所，就要我坐到廁所外的短凳上，「說一個故事給我聽！」吳明總是這樣說。
奇怪記憶中那多半是午后時光，她們家不知為什麼都沒人在，就二個小女孩，在結構長條形的眷村老房子中廊，廁所旁有個不到一坪方大小的透天小空間，種著一株桂花，陽光斜撒進來，我說著說著就出神了，似乎故事從來也沒有講完過，但吳明也不會計較，洗完手我們再一起回客聽，她作功課，我看報紙。
國小高年級一直到國中的那段時間，暑假裡我經常帶著附近的孩子玩耍，特別是年輕愛賭、又常離家的林媽媽家，有三個孩子，經常沒人照顧，姐姐偶而還會找我一起去林媽媽嫁洗米煮飯、幫小孩梳頭，這也很符合她自小展露的乖巧、懂事、有愛心。我多半是跟著打雜的。開始我獨力、主動發展出來的照顧孩子們的方式，似乎就是黃昏時坐在巷口雜貨店前的木椅上，孩子們一圈圍著我，聽我說一個個詭奇的故事。
何以說是詭奇？記憶中，那似乎是我開始很有意識編織複雜故事的開始，孩子們都上學了，不好以簡單的情節打發，我的故事總也說得很長，一直到媽媽們都來喊人了才散場，說好明天再續。如此說書生涯進行了好一段時間，直到我開始唱作俱佳把長髮披在臉上嚇得小君都哭了。
小五開始在課堂上寫愛情小說，我想都是這些說故事的延伸吧？一直到二十歲開始參加社會運動以來，回頭看這十八年，似乎再也沒胡說八道的力氣，偶有的書寫也多半以記錄運動中的人事物為主，這麼多精彩的生命都來不及寫下來了，哪有時間天馬行空？
面對小樹，我才發現說故事的能耐原來一直沒褪去，一直在，我們的床邊故事也就像河流慢慢流淌，讓小樹隨意走來喝水消暑，清涼自在。而我們也習慣了：「好吧，換你說一個故事。」
「你要聽什麼？」
「嗯，說一個貓咪的故事好了。」
她常常點餐，有時是「石頭」、「電話」、有時是「小熊」或「巫婆」，生冷不忌。所以我也可以點，天馬行空：「那你說一個，太陽的故事好了。」
這是我們的故事工廠，頭尾都可以無限開放。
2004年11月3日 星期三
小樹的第一個故事
「好了，我說完了，換你說一個故事給我聽。」我說。
暗自琢磨著三歲十個月的小樹，語言能力一直到半年多前才開 ，至今描述事物仍是敷衍了草得很，不太願意花力氣把因果連結清楚，要她說故事不知會不會太為難了。
「好啊！」
不料她答得乾脆，完全沒有講好講壞的得失心，就學著她媽媽，邊說邊想，水流到那裡算那裡，一開口也就源源不絕了。
為娘的我於是想幫她記錄下這些用零碎的語言，交錯著我與她問答形成的「小樹的故事」。
好啦，這是第一篇睡前交換故事。
[@more@]
我要說一個貓咪和熊熊的故事。
貓咪和熊熊在森林裡玩，他們是好朋友。
後來，他們吵架了，一直吵，小白兔就過來叫他們不要吵，煮早餐給貓咪和熊熊吃：「好了，不要吵了！」
大家吃完早餐就一起玩了。
然後，他們三個就都回家了。啊，不是三個一起回家，貓咪和她的爸爸媽媽，熊熊和熊熊的爸爸媽媽，小白兔也和他的爸爸媽媽，都回家睡覺了。
（小樹故事之二、三、四，後來都在pchome的網站大掛點時，被吞掉不見了。還有十數篇隨筆也沒了。大多是2004年至2005年間。沒法子。）
2004年10月21日 星期四
2004年10月5日 星期二
「過勞症」（Karoshi）在台灣
運動背景與源起
讓我們想想過去和現在的奴隸制度。
過去，奴隸被裝載在專門的船上，載往世界各地。
從某個角度來看，電車每天負載著過量的通勤者，是否更不人道？
難道現今公司的勞工團體實際上不具有幾分奴隸的意味嗎？
他們是以勞動力換得金錢。
他們的價值以工作時數來衡量。
他們無力反抗上級。
他們要求薪資的心聲無足輕重。
現今，這些公司的勞工，
甚至連過去年代受迫勞工的最基本快樂都無法享有：
與家人坐下來共進晚餐的權利。
………………
這是日本廣告工人失義之緒在隨身手冊上的隨筆，1987年，他死於連續超勞後的心肌梗塞，得年四十三歲。
1970年後期，為了應付石油危機，日本企業以stripped down／管理」為名，削減人並且增加個人工作量，員工的平均健康情況急速惡化，而過勞死問題也緊接著在日本浮現，接二連三的失義之緒一一病發、死亡，經過勞工、律師、及民間社會力量的爭取，終於在1988年六月十八日，日本七縣市開放「過勞死熱線」電話，提供相關賠償保險諮詢服務。
在台灣，自九０年代中期以來，「過勞死」的案子陸續上了報，從警察、檢查官、大學教授、專業經理人、公務人員．．．都有，主要顉定勞心的管理階層，不太出現基層生產線勞工的案例，且多半是媒體直接以「過勞死」定性，主管機關也不是勞委會，「過勞死」被當作積勞成疾的個人警訊，而不被置放在勞政體系的認定、勞工保險的取得、勞雇關係的爭議中處理。
工傷協會作為台灣唯一一個由職災工人組成、專注發展工傷勞安議題的社運團體，很早就注意到過勞問題是最具社會性的工傷議題，並在應接不暇的申訴個案中，整理具體事實，與工會幹部進行過勞症讀書會。到了九０年代末期，隨著關廠失業、大規模裁員愈演愈烈，長期與工傷協會合作的倉運聯、工委會、中時工會、台北市產業總工會也陸續發現相關過勞案例，透過工運組織性的調查與勞教，總算讓過勞議題在台灣公開上昇到對勞動政策的挑戰。
2001年，中國時報產業工會會員張肇義在工作中發生急性中風住院，工傷協會作為中時工會的勞安顧問，協助工會工作人員進入勞動現場，收集完整的第一線勞動資料，且對張員的同事作了非常細部的工作流程調查，並邀請台灣RCA職業病工人與工會交換經驗，而張太太也多次到工會合作地補足了很多病發前後的個人健康史、家族病史............經過中時工會全力投入的調查，總算逐步累積了第一個完整的過勞症基本資料。
而在與中時資方多次談判不成後，中時工會與工傷協會全程協同張肇義走完整個勞保局職災審查、爭議審議、行政訴願的漫長申訴流程，並同時申請職業傷病認定，且積極爭取工會代表、受害人家屬有列席說明的機會，首度打破勞保局「密室審理」的慣例。有趣的是，同樣受行政院勞委會主管，勞保局的職災認定與勞工局的職業病鑑定二個不同入徑的審查，最後卻出現二種截然不同的答案：勞保局的審議，最終勞工走到行政訴願還是敗訴；諷刺的是，地方政府的職業傷病鑑定委員會卻認定了張肇義是職業性過勞中風。在過勞認定的模糊地帶，勞保局先是審查不通過，駁回，後又依台北市職業傷病鑑定結果同意發放職災傷病給付，最後卻又在工人請領殘廢給付時表示之前判斷有誤，將已發放的職災給付逕行扣除、改為普通傷病…….官方態度反覆，二套制度自相矛盾，基本的勞保職災給付竟爾付了又退回，讓受害工人莫衷一是。但不管怎麼說，在工會與工傷協會陪同長達二年的爭取下，中時資方同意採用勞工局的職病鑑定結果，終於發放張肇義基本的職災補償。
如果不是工運團體組織性地深入勞動現場、陪同受害家屬全程走過審查程序，一個個過勞受害者也不過是官方棄置、駁回的不給付個案，連統計數字上都看不到。在張肇義的工傷審查過程中，我們也主動連絡甫上任的新科醫生立委高明見協助，以立院總質詢、開公聽會等方式，逼勞委會、勞保局正視過勞症的認定標準的不明、及審查機制的黑箱作業。2002年一月，工傷協會、工委會正式到勞委會門前舉行記者會，公開各式過勞個案，並正式定名「過勞症」，將過勞引發的傷病不只侷限在死亡案例。同年底，勞委會隨即公布「職業引起的急性循環系統疾病」的認定標準。官方修法動作雖然快速，但期間沒有調查、沒有研究、沒有申報，只片面挎貝日本舊資料，明顯落後於日本新修條文，引發職災工人強烈的不滿。
2003年初，工傷協會公布一系列過勞個案，引發媒體大幅追蹤報導相關議題。工傷協會、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中國時報產業工會、台北市產業總工會、及台灣區倉儲運輸業工會聯合會長期合作，共同深入調查過勞個案，在當年428工殤日召開台灣第一次過勞症研討會，邀請受害人、工會幹部。醫界、法界學者共同討論。2004年，上述團體進一步擴大舉辦國際過勞症研討會，邀請日本、香港、韓國的相關團體來台交換意見。
在經濟不景氣，企業裁員縮編與生產技術轉型的多重壓力之下，可以預見過勞症(死)的發生在未來還會更多。統整由工傷協會、北市產總、及倉運聯在最近四、五年來累積所接觸的數十個過勞症案例，申請官方認定卻泰半被勞保局以「與其職務無相當因果關係」為由打了回票，受害的勞工與家屬也無法求取相關職災補償。
工傷協會公布「過勞專線」，以民間自主的力量進行全國過勞症案例通報系統，廣泛蒐集案例，以做為國內過勞症研究與建立認定標準的起點，並要求官方在研究調查出爐前，應於勞保給付上從寬認定，照顧職災工人。
不景氣下的犧牲者
張肇義是中國時報資深的廣告主編，去年歷經大量裁員約六百餘人後，工作量與失業壓力遽增，不但原職位的工作人手大減，且各部門主管勸退員工動作不斷，其單位又被要求於下班後額外以私人時間在報社學習新的電腦全頁組版，並揚言無法學會者將被資遣。種種壓力下，張肇義睡覺時都出現「組版、相片、版面…」等夢話。俟後就在工作中爆發缺血性腦中風送至醫院，而張員在病發意識不清時，台大醫院職能訓練師詢問他有什麼感覺時，他竟表示看到的都是一塊一塊廣告接拼版的圖片或相片…….
翁俊賢在建設公司任職多年。之前是三個主任管一個工地，但近年來營造業不景氣，人事大量精減，一個主任要管三個工地，令身為工地主任的他疲於奔命。於是，在巡視工地作業的途中，他無預警地倒下，因腦中風成為植物人，至今無法言語、移動，家中三個孩子仍在就學…….
經濟不景氣，大規模裁員層出不窮，保住工作的工人卻在工作量、工作壓力俱增的狀況下，促發各式職業疾病，其中尤以突發性心血管疾病最為明顯，但勞保局的相關認定卻遠遠落後於現實，造成最弱勢的職災工人求助無門。近年來，工傷協會有多起於工作時間內促發急性腦中風的職災工人，卻面對勞保局未經詳細調查就草率判定非屬職災而領不到任何給付，工資與工作汲汲可危，職災補償也隨之一併落空。勞委會一面宣稱擴大職災給付，有關職災認定的審查工作悄悄地、全面性緊縮了，過去明顯判為職災的案例，現在卻大開倒車！
心血管性疾病由工作引起的案例，在日本、韓國多年追蹤「過勞死」的案例中，早已列為職業病，但台灣的勞政單位卻從未有相關研究。根據「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審查準則」第21條規定：「被保險人於作業中因工作當場促發疾病而該項疾病之促發與作業有相當因果關係者，視為職業傷害」。1986年，永豐工業公司王先生於用餐時與客戶洽談業務、情緒激動導致腦中風，勞保局依「工作時間」、「工作地點」、「因工作促發」三個標準判定為職業病；1995年，中國時報印刷工人程先生，在工作中心臟病突發去世，也被認定為職災。勞保局並多次在勞教宣導時以程案為例，宣示政府「照顧工人，從寬認定」的原則。
張翁二人是經濟不景氣下，企業裁員的典型犧牲品，勞保局卻認定其為普通疾病，而非職業災害，無視企業裁員帶來勞工作業環境的變動與失去工作權的憂懼。失業浪潮襲捲全台，工人正需要社會保險作為後盾的時候，勞保局更不應違背立法初衷，在職災認定上大走回頭路，而受害人的要求很卑微、也有實際：
1.職災審查過程透明化、公開化，爭議審議委員會應邀請家屬及同仁說明勞動現場。
2.整理勞保局職災審查案例，作為職災認定的參考準則，以免政策搖擺，工人受害。
3.全面展開心血管疾病與工作量、工作壓力的因果關係之通報、調查、研究。
4.反對直接、間接造成「過勞症」的惡質勞動政策，全面檢討工時彈性化、勞動派遣化、國營企業私有化等殺人政策。
反對只見「疾病」不見「勞動」的職病認定
「公司裡好幾個同事都已經得病了，職業病醫師卻一直推說還要等更多研究結果，人都快死了，究竟要我們等到甚麼時候?」
「像我們開貨櫃車的，整天都在車上，長期顛簸震動的結果，司機們都得了椎間盤突出；為了趕時間吃飯常不定時，一吃完飯又要開車，好多人都得了胃病或是胃癌。這些勞動現場的細節，醫師哪裡會懂?當然是工會幹部最清楚。」
「清潔隊的同事裡好多人檢查出肝癌，有好幾個已經過世了，同仁們人心惶惶，可是誰來進行調查呢？工會可以提出要求嗎？勞委會肯嗎？」
「勞保局派訪察員來蒐集工作現場的資料，結果訪察員不來問工人，跑去問會計，或直接找老闆，他們哪裡知道工作的狀況?知道了又怎麼會老實說？」
「申請職災給付被駁回，工會調查了一大本勞動現場的訪談資料，也不知審查委員有沒有看？當事人主動要去說明，還被拒絕。只看病歷，怎麼看得出我們裁員後一個人當三個人用的事實，醫生到底懂不懂啊？」
層出不窮的抱怨、不滿、傷心與憤怒，已經累積很久了。多年來，工傷協會、工委會協助多名基層工人檢送職病認定的案例，在勞保局的審查過程中，卻只調閱醫生證明，交付專科醫師審定，一旦工人有疑義，官方便躲到醫師背後：「這是專科醫生認定的。」不負起行政裁量的責任，拿職病醫師當擋箭牌。
實務上，醫師雖然瞭解流行病學的致病因子，但對於勞僱關係與勞動現場卻是一無所知，更缺乏足夠的時間人力實地進入勞動現場進行訪察；種種限制讓醫師不得不傾向保守態度，結果卻是罹病勞工難以獲得職災給付。工會幹部與勞工最清楚勞動現場的種種細節、勞動流程中細緻的管理控制、勞動環境裡有形無形的危機，然而在現行制度中，就算工人懷疑他的工作可能造成職業病，卻沒有任何的管道可以提出。
放到過勞症來說，這個問題更為明顯。什麼是過勞症？失業率與過勞症有什麼關係？不到百人的工廠一年內有六個工人因過勞中風／死亡算不算嚴重？一個月連續加班100個小時才算過勞嗎？工作壓力無法量化，過勞只和工作時間有關嗎？以工時為單一的認定標準，忽視不同產業結構與勞動型態的差異，是否能一體適用？經濟不景氣，業界普遍出現「以二個人的薪水請三個人做四個人的事」，勞工又怕被裁又怕過勞…….
過勞症是累積性的過度工作、包括工時及壓力，來自非自願性、不自由的勞動管理。過勞不只是個人健康管理問題，另有勞動關係上的不可迴避的社會意義。也就是說，過勞症的認定不只是醫療問題，更是社會問題。
職業病的認定原本就是勞政主管機關的職責，但職掌職災保險的勞保局，卻將責任全推給職病醫師，一旦工人對職災給付的審查有異議，官方便躲到醫師背後：「這是專科醫生認定的。」拿專科醫師當擋箭牌，迴避行政責任，也拒絕工人列席說明。實務上，醫師雖然瞭解流行病學的致病因子，但對於勞僱關係與勞動現場卻是一無所知，更缺乏足夠的時間人力實地進入勞動現場進行訪察；種種限制讓醫師不得不傾向保守態度，結果卻是罹病勞工難以獲得職災給付。工會幹部與勞工最清楚勞動現場的種種細節、勞動流程中細緻的管理控制、勞動環境裡有形無形的危機，然而在現行制度中，就算工人懷疑他的工作可能造成職業病，卻沒有任何的管道可以提出。
長期以來，職業病的審查、認定權力，掌握在官方、醫界的手中，工傷當事人及基層工會，完全沒有參與的空間。我們認為，真要落實職病防治，就應結合工人的力量， 工人要與職病醫師結盟，官方更應開放工會正式、實質參與職病防治體系，從通報、研究、調查、鑑定，都正視來自勞動現場的聲音。
職業病不只是「疾病」，不能忽略「勞動」關連的面向。我們反對現行由醫界「全包式」職病防治制度！官方應負起行政裁決權，將「醫學」與「勞動」二大領域等量看待，由工會與醫界合作，共同參與職病預防與認定的重要工程！
在預防過勞症方面：
1.)通報權：過往職病通報都由專科醫師負責。基層工會、聯合會、與工傷團體也應納入職病通報體系，且比照職病醫師給予補助。有通報，才有調查與研究，才能做好預防職災的第一道防線。
2.)研究權：工會在勞動現場發現「疑似職業病」，得申請官方補助研究，國家應釋出資源協助，進行以工會為主體的研究調查。
在認定過勞症方面：
3.)調查權：勞保局審查過勞症案件時，訪察員至勞動現場蒐集資料，應知會工會協同進行。且運用500億擴大公共服務專案，優先培訓工傷者擔任訪察工作。
4.)鑑定權：過勞症認定標準，醫學診斷與勞動現場診斷應等量評估，從寬認定。職災鑑定委員會應有勞工代表參與，並邀請工會及當事人列席說明。
官方對過勞症的漠視與無知，正反映出台灣集體職業病的黑洞。唯有工醫合作，才能讓真實的案例具體浮現。有了案例，才會促進台灣職業醫學的發展與研究。而工會積極參與職病調查，也才能真正為勞動現場的安全衛生把關。
讓我們想想過去和現在的奴隸制度。
過去，奴隸被裝載在專門的船上，載往世界各地。
從某個角度來看，電車每天負載著過量的通勤者，是否更不人道？
難道現今公司的勞工團體實際上不具有幾分奴隸的意味嗎？
他們是以勞動力換得金錢。
他們的價值以工作時數來衡量。
他們無力反抗上級。
他們要求薪資的心聲無足輕重。
現今，這些公司的勞工，
甚至連過去年代受迫勞工的最基本快樂都無法享有：
與家人坐下來共進晚餐的權利。
………………
這是日本廣告工人失義之緒在隨身手冊上的隨筆，1987年，他死於連續超勞後的心肌梗塞，得年四十三歲。
1970年後期，為了應付石油危機，日本企業以stripped down／管理」為名，削減人並且增加個人工作量，員工的平均健康情況急速惡化，而過勞死問題也緊接著在日本浮現，接二連三的失義之緒一一病發、死亡，經過勞工、律師、及民間社會力量的爭取，終於在1988年六月十八日，日本七縣市開放「過勞死熱線」電話，提供相關賠償保險諮詢服務。
在台灣，自九０年代中期以來，「過勞死」的案子陸續上了報，從警察、檢查官、大學教授、專業經理人、公務人員．．．都有，主要顉定勞心的管理階層，不太出現基層生產線勞工的案例，且多半是媒體直接以「過勞死」定性，主管機關也不是勞委會，「過勞死」被當作積勞成疾的個人警訊，而不被置放在勞政體系的認定、勞工保險的取得、勞雇關係的爭議中處理。
工傷協會作為台灣唯一一個由職災工人組成、專注發展工傷勞安議題的社運團體，很早就注意到過勞問題是最具社會性的工傷議題，並在應接不暇的申訴個案中，整理具體事實，與工會幹部進行過勞症讀書會。到了九０年代末期，隨著關廠失業、大規模裁員愈演愈烈，長期與工傷協會合作的倉運聯、工委會、中時工會、台北市產業總工會也陸續發現相關過勞案例，透過工運組織性的調查與勞教，總算讓過勞議題在台灣公開上昇到對勞動政策的挑戰。
2001年，中國時報產業工會會員張肇義在工作中發生急性中風住院，工傷協會作為中時工會的勞安顧問，協助工會工作人員進入勞動現場，收集完整的第一線勞動資料，且對張員的同事作了非常細部的工作流程調查，並邀請台灣RCA職業病工人與工會交換經驗，而張太太也多次到工會合作地補足了很多病發前後的個人健康史、家族病史............經過中時工會全力投入的調查，總算逐步累積了第一個完整的過勞症基本資料。
而在與中時資方多次談判不成後，中時工會與工傷協會全程協同張肇義走完整個勞保局職災審查、爭議審議、行政訴願的漫長申訴流程，並同時申請職業傷病認定，且積極爭取工會代表、受害人家屬有列席說明的機會，首度打破勞保局「密室審理」的慣例。有趣的是，同樣受行政院勞委會主管，勞保局的職災認定與勞工局的職業病鑑定二個不同入徑的審查，最後卻出現二種截然不同的答案：勞保局的審議，最終勞工走到行政訴願還是敗訴；諷刺的是，地方政府的職業傷病鑑定委員會卻認定了張肇義是職業性過勞中風。在過勞認定的模糊地帶，勞保局先是審查不通過，駁回，後又依台北市職業傷病鑑定結果同意發放職災傷病給付，最後卻又在工人請領殘廢給付時表示之前判斷有誤，將已發放的職災給付逕行扣除、改為普通傷病…….官方態度反覆，二套制度自相矛盾，基本的勞保職災給付竟爾付了又退回，讓受害工人莫衷一是。但不管怎麼說，在工會與工傷協會陪同長達二年的爭取下，中時資方同意採用勞工局的職病鑑定結果，終於發放張肇義基本的職災補償。
如果不是工運團體組織性地深入勞動現場、陪同受害家屬全程走過審查程序，一個個過勞受害者也不過是官方棄置、駁回的不給付個案，連統計數字上都看不到。在張肇義的工傷審查過程中，我們也主動連絡甫上任的新科醫生立委高明見協助，以立院總質詢、開公聽會等方式，逼勞委會、勞保局正視過勞症的認定標準的不明、及審查機制的黑箱作業。2002年一月，工傷協會、工委會正式到勞委會門前舉行記者會，公開各式過勞個案，並正式定名「過勞症」，將過勞引發的傷病不只侷限在死亡案例。同年底，勞委會隨即公布「職業引起的急性循環系統疾病」的認定標準。官方修法動作雖然快速，但期間沒有調查、沒有研究、沒有申報，只片面挎貝日本舊資料，明顯落後於日本新修條文，引發職災工人強烈的不滿。
2003年初，工傷協會公布一系列過勞個案，引發媒體大幅追蹤報導相關議題。工傷協會、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中國時報產業工會、台北市產業總工會、及台灣區倉儲運輸業工會聯合會長期合作，共同深入調查過勞個案，在當年428工殤日召開台灣第一次過勞症研討會，邀請受害人、工會幹部。醫界、法界學者共同討論。2004年，上述團體進一步擴大舉辦國際過勞症研討會，邀請日本、香港、韓國的相關團體來台交換意見。
在經濟不景氣，企業裁員縮編與生產技術轉型的多重壓力之下，可以預見過勞症(死)的發生在未來還會更多。統整由工傷協會、北市產總、及倉運聯在最近四、五年來累積所接觸的數十個過勞症案例，申請官方認定卻泰半被勞保局以「與其職務無相當因果關係」為由打了回票，受害的勞工與家屬也無法求取相關職災補償。
工傷協會公布「過勞專線」，以民間自主的力量進行全國過勞症案例通報系統，廣泛蒐集案例，以做為國內過勞症研究與建立認定標準的起點，並要求官方在研究調查出爐前，應於勞保給付上從寬認定，照顧職災工人。
不景氣下的犧牲者
張肇義是中國時報資深的廣告主編，去年歷經大量裁員約六百餘人後，工作量與失業壓力遽增，不但原職位的工作人手大減，且各部門主管勸退員工動作不斷，其單位又被要求於下班後額外以私人時間在報社學習新的電腦全頁組版，並揚言無法學會者將被資遣。種種壓力下，張肇義睡覺時都出現「組版、相片、版面…」等夢話。俟後就在工作中爆發缺血性腦中風送至醫院，而張員在病發意識不清時，台大醫院職能訓練師詢問他有什麼感覺時，他竟表示看到的都是一塊一塊廣告接拼版的圖片或相片…….
翁俊賢在建設公司任職多年。之前是三個主任管一個工地，但近年來營造業不景氣，人事大量精減，一個主任要管三個工地，令身為工地主任的他疲於奔命。於是，在巡視工地作業的途中，他無預警地倒下，因腦中風成為植物人，至今無法言語、移動，家中三個孩子仍在就學…….
經濟不景氣，大規模裁員層出不窮，保住工作的工人卻在工作量、工作壓力俱增的狀況下，促發各式職業疾病，其中尤以突發性心血管疾病最為明顯，但勞保局的相關認定卻遠遠落後於現實，造成最弱勢的職災工人求助無門。近年來，工傷協會有多起於工作時間內促發急性腦中風的職災工人，卻面對勞保局未經詳細調查就草率判定非屬職災而領不到任何給付，工資與工作汲汲可危，職災補償也隨之一併落空。勞委會一面宣稱擴大職災給付，有關職災認定的審查工作悄悄地、全面性緊縮了，過去明顯判為職災的案例，現在卻大開倒車！
心血管性疾病由工作引起的案例，在日本、韓國多年追蹤「過勞死」的案例中，早已列為職業病，但台灣的勞政單位卻從未有相關研究。根據「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審查準則」第21條規定：「被保險人於作業中因工作當場促發疾病而該項疾病之促發與作業有相當因果關係者，視為職業傷害」。1986年，永豐工業公司王先生於用餐時與客戶洽談業務、情緒激動導致腦中風，勞保局依「工作時間」、「工作地點」、「因工作促發」三個標準判定為職業病；1995年，中國時報印刷工人程先生，在工作中心臟病突發去世，也被認定為職災。勞保局並多次在勞教宣導時以程案為例，宣示政府「照顧工人，從寬認定」的原則。
張翁二人是經濟不景氣下，企業裁員的典型犧牲品，勞保局卻認定其為普通疾病，而非職業災害，無視企業裁員帶來勞工作業環境的變動與失去工作權的憂懼。失業浪潮襲捲全台，工人正需要社會保險作為後盾的時候，勞保局更不應違背立法初衷，在職災認定上大走回頭路，而受害人的要求很卑微、也有實際：
1.職災審查過程透明化、公開化，爭議審議委員會應邀請家屬及同仁說明勞動現場。
2.整理勞保局職災審查案例，作為職災認定的參考準則，以免政策搖擺，工人受害。
3.全面展開心血管疾病與工作量、工作壓力的因果關係之通報、調查、研究。
4.反對直接、間接造成「過勞症」的惡質勞動政策，全面檢討工時彈性化、勞動派遣化、國營企業私有化等殺人政策。
反對只見「疾病」不見「勞動」的職病認定
「公司裡好幾個同事都已經得病了，職業病醫師卻一直推說還要等更多研究結果，人都快死了，究竟要我們等到甚麼時候?」
「像我們開貨櫃車的，整天都在車上，長期顛簸震動的結果，司機們都得了椎間盤突出；為了趕時間吃飯常不定時，一吃完飯又要開車，好多人都得了胃病或是胃癌。這些勞動現場的細節，醫師哪裡會懂?當然是工會幹部最清楚。」
「清潔隊的同事裡好多人檢查出肝癌，有好幾個已經過世了，同仁們人心惶惶，可是誰來進行調查呢？工會可以提出要求嗎？勞委會肯嗎？」
「勞保局派訪察員來蒐集工作現場的資料，結果訪察員不來問工人，跑去問會計，或直接找老闆，他們哪裡知道工作的狀況?知道了又怎麼會老實說？」
「申請職災給付被駁回，工會調查了一大本勞動現場的訪談資料，也不知審查委員有沒有看？當事人主動要去說明，還被拒絕。只看病歷，怎麼看得出我們裁員後一個人當三個人用的事實，醫生到底懂不懂啊？」
層出不窮的抱怨、不滿、傷心與憤怒，已經累積很久了。多年來，工傷協會、工委會協助多名基層工人檢送職病認定的案例，在勞保局的審查過程中，卻只調閱醫生證明，交付專科醫師審定，一旦工人有疑義，官方便躲到醫師背後：「這是專科醫生認定的。」不負起行政裁量的責任，拿職病醫師當擋箭牌。
實務上，醫師雖然瞭解流行病學的致病因子，但對於勞僱關係與勞動現場卻是一無所知，更缺乏足夠的時間人力實地進入勞動現場進行訪察；種種限制讓醫師不得不傾向保守態度，結果卻是罹病勞工難以獲得職災給付。工會幹部與勞工最清楚勞動現場的種種細節、勞動流程中細緻的管理控制、勞動環境裡有形無形的危機，然而在現行制度中，就算工人懷疑他的工作可能造成職業病，卻沒有任何的管道可以提出。
放到過勞症來說，這個問題更為明顯。什麼是過勞症？失業率與過勞症有什麼關係？不到百人的工廠一年內有六個工人因過勞中風／死亡算不算嚴重？一個月連續加班100個小時才算過勞嗎？工作壓力無法量化，過勞只和工作時間有關嗎？以工時為單一的認定標準，忽視不同產業結構與勞動型態的差異，是否能一體適用？經濟不景氣，業界普遍出現「以二個人的薪水請三個人做四個人的事」，勞工又怕被裁又怕過勞…….
過勞症是累積性的過度工作、包括工時及壓力，來自非自願性、不自由的勞動管理。過勞不只是個人健康管理問題，另有勞動關係上的不可迴避的社會意義。也就是說，過勞症的認定不只是醫療問題，更是社會問題。
職業病的認定原本就是勞政主管機關的職責，但職掌職災保險的勞保局，卻將責任全推給職病醫師，一旦工人對職災給付的審查有異議，官方便躲到醫師背後：「這是專科醫生認定的。」拿專科醫師當擋箭牌，迴避行政責任，也拒絕工人列席說明。實務上，醫師雖然瞭解流行病學的致病因子，但對於勞僱關係與勞動現場卻是一無所知，更缺乏足夠的時間人力實地進入勞動現場進行訪察；種種限制讓醫師不得不傾向保守態度，結果卻是罹病勞工難以獲得職災給付。工會幹部與勞工最清楚勞動現場的種種細節、勞動流程中細緻的管理控制、勞動環境裡有形無形的危機，然而在現行制度中，就算工人懷疑他的工作可能造成職業病，卻沒有任何的管道可以提出。
長期以來，職業病的審查、認定權力，掌握在官方、醫界的手中，工傷當事人及基層工會，完全沒有參與的空間。我們認為，真要落實職病防治，就應結合工人的力量， 工人要與職病醫師結盟，官方更應開放工會正式、實質參與職病防治體系，從通報、研究、調查、鑑定，都正視來自勞動現場的聲音。
職業病不只是「疾病」，不能忽略「勞動」關連的面向。我們反對現行由醫界「全包式」職病防治制度！官方應負起行政裁決權，將「醫學」與「勞動」二大領域等量看待，由工會與醫界合作，共同參與職病預防與認定的重要工程！
在預防過勞症方面：
1.)通報權：過往職病通報都由專科醫師負責。基層工會、聯合會、與工傷團體也應納入職病通報體系，且比照職病醫師給予補助。有通報，才有調查與研究，才能做好預防職災的第一道防線。
2.)研究權：工會在勞動現場發現「疑似職業病」，得申請官方補助研究，國家應釋出資源協助，進行以工會為主體的研究調查。
在認定過勞症方面：
3.)調查權：勞保局審查過勞症案件時，訪察員至勞動現場蒐集資料，應知會工會協同進行。且運用500億擴大公共服務專案，優先培訓工傷者擔任訪察工作。
4.)鑑定權：過勞症認定標準，醫學診斷與勞動現場診斷應等量評估，從寬認定。職災鑑定委員會應有勞工代表參與，並邀請工會及當事人列席說明。
官方對過勞症的漠視與無知，正反映出台灣集體職業病的黑洞。唯有工醫合作，才能讓真實的案例具體浮現。有了案例，才會促進台灣職業醫學的發展與研究。而工會積極參與職病調查，也才能真正為勞動現場的安全衛生把關。
2004年7月23日 星期五
找伴
上週我帶阿嫲和小樹去醫院，候診的時間極長，很多年輕父母也帶著小孩同行，她又興奮得不行了，伺機而動。但她幾次主動欺身摸弄別的小孩，都得到半羞半懼的回絕，她過來，拉我的手，要我同行去找朋友了。
我指示她：「你去問那個姐姐要不要吃糖果呀！」
她手上拿著一包剛買的糖，這下子，媒介有了，她立刻精神抖擻地出征了。有了一個方便搭訕的話題，再來，就很順利了，搖頭不要的，稱謝接手的，都使她的出擊不致是從直接拉手開始令稍長的孩子既驚且羞。
我只暗自擔心，如此以匱贈作為媒介的交友方式，不知會不會產生奇怪的作用，例如功利傾向的、例如….
但在我偷偷把糖果收入袋子後，小樹似乎早已忘記這個媒介了，她已經找到朋友，並習慣了這個小朋友很快就要離去，而她道別後再去混著別的孩子坐在一起，甚且跟著一對小姐弟的媽媽一起進入診間而被趕了出來：「這個孩子是誰的？」
我只好快速把她領回來。
我指示她：「你去問那個姐姐要不要吃糖果呀！」
她手上拿著一包剛買的糖，這下子，媒介有了，她立刻精神抖擻地出征了。有了一個方便搭訕的話題，再來，就很順利了，搖頭不要的，稱謝接手的，都使她的出擊不致是從直接拉手開始令稍長的孩子既驚且羞。
我只暗自擔心，如此以匱贈作為媒介的交友方式，不知會不會產生奇怪的作用，例如功利傾向的、例如….
但在我偷偷把糖果收入袋子後，小樹似乎早已忘記這個媒介了，她已經找到朋友，並習慣了這個小朋友很快就要離去，而她道別後再去混著別的孩子坐在一起，甚且跟著一對小姐弟的媽媽一起進入診間而被趕了出來：「這個孩子是誰的？」
我只好快速把她領回來。
2004年6月8日 星期二
小樹語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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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拜！」是小樹最早習得有意義的表達語言。約一歲就知道，對你不耐煩、電話裡不想再敷衍了、想離開了…….她表達「拜拜！」的聲音向來清脆、直接，甚且經常是洋溢優越感的。因著「離去」一事，令小小孩雀躍狂喜，她的行動尚無法完全自主，別說是出遠門了，連要下樓都有賴大人幫忙開門，而主動向仍留在現場的人道別，意味著她是被揀選的、可流動的，相較於車窗外向她揮手的巷子口孩子們，相較於還佇在客廳只能看電視的無聊家人，相較於會議場中看來會一輩子都在開會的叔叔阿姨們……大聲說「bye~」的小樹，簡直太驕傲了。
因著我是這樣饒富趣味地、不厭其煩地窺探、觀察著她，所以奶奶外婆們都苦惱於小樹一旦到公園裡「放生」，就賴在溜滑梯上不願回家。作為媽媽的我，卻深知「拜拜」的魔力，只消硬生生抱起她（沒法子，她知道大人們想盡辦法帶她離場的企圖，像小獸般立時警戒著不讓敵方攻陷。），帶到一起玩耍的孩子們前，悄聲說：「跟哥哥姐姐說拜拜，我們要去玩了哦！」她就會為著一種「離去永遠是為了更美好的新生地」的想像，而進入說拜拜的魔咒裡……
[@more@]
於是，伴隨著她反射性地高喊：「Bye~」的動作，聰明的、知女莫若母的媽媽，就很輕易地帶著小樹從公園脫身。我也，很為此驕傲呢。
「媽媽，過來！」小樹拉長了聲音，氣急敗壞。
我自動就位。也許是幫她收拾殘局，也許是幫忙放下馬桶蓋…..
「媽媽，過來！」她拉不動冰箱門，指示著我。
「小樹，不能說：過～來～」我學著她大聲嚷叫，決定要教導她：「沒禮貌。」
「哦。」
「下次不能再說了。」
「好。」她的乖馴向來只是口頭承諾。令人不放心。
「不可以。」我以手指堵住嘴唇。「好嗎？」
「好。」
幾分鍾後，我在玩具間裡發現她答應要歸位的球拍仍散在一旁，於是喚她：「小樹，過來！」
她站在房門，手指悄悄堵住了唇：「沒禮貌。」
………………於是知道了，我的標準終究有上下、老少之分，而對待孩子，顯然我得學會喚她「請過來。」才能讓她有機會學習「禮貌」啊。
2004年4月4日 星期日
野百合腐爛，好臭
十四年前的野百合進入體制成為當朝新貴，對於當下正在進行的學生靜坐絕食的行動，可以輕蔑斥之「絕食抗爭的學生是對民主化的不適應」（鄭文燦），可以草率責之「學生還未釐清體制外群眾運動與體制內司法途徑的關係」（林佳龍），更可以出示個別學生參與藍營活動相片而對集體行動冠之以「假學運」的污名，而對諸多訴求相應不理。
野百合衍然成為台灣解嚴前後學運世代的象徵。當國民大會早已解散、總統歷經三次直選、執政黨已然輪替多時，新的學生世代聚集到中正紀念堂前，延用了「重返野百合」的口號，卻意外成為14年後晉昇為當朝新貴者的照妖鏡！
所有的人民自主運動，無非是對抗體制壓迫的集體行動。當壓迫仍在進行中，「反壓迫」的人民抗爭也必然存在。當年在野百合廣場上，人民民主對抗國家機器的論述，放到十四年後的台灣社會，弱勢者的處境並沒有因為政黨輪替而改變，形式民主的確立並未能拉開社會力量的空間，320前後，藍綠統治者的奪權之戰，將台灣社會一分為二，而要求真相、民主的自主呼聲，竟也只淪為藍綠延長賽的口號。應當為僕的政客，繼續統領全局，而人民根本被二大陣營綁架，而失去學習當家作主的機會；主僕易位是台灣社會的真相，民主從未真正來到。在此同時，中正廟卻意外成為許多從政青年的終南山！
若要追究「什麼是野百合」，對照今昔，恐怕時空背景不同，早已失真。廣場靜坐的學生們使用「重返野百合」的標誌，是為了追隨，還是巔覆，甚或純粹是文宣策略考量，藉以吸引媒體注意，又有什麼關係？野百合作為一個世代追求理想、對抗壓迫的象徵，原也沒有人要在意義上定性、分正統，不料是新世代的學生行動，恰恰讓進入權力核心的「老百合」一一現形！
今日的綠朝新貴，以「野百合」自居，侃侃以昔貶今，不問是非，只看藍綠；不面對群眾，只計較權謀。昔日的反對者，頂著學運先行者的光環，可以站在統治者的位置，對反壓迫的力量隔空指導、針對目標正確與否進行不負責任評比，或甚且假「促成官民對話」為由，實則設圈套以稀釋學生的正當性…..完全站在反動的一方，粗暴地弱化、簡化、污名化新生的民主運動力量。
改革尚未成功，同志已然棄守。當執政者以野百合之名，對異己進行撲殺，不進行議題的辯論、是非的釐清，蠻橫冠之以「假學運」，如此傲慢、如此懶惰。我們才驚駭地發現，百合之腐，其臭無比！（蘋果日報20040409）
野百合衍然成為台灣解嚴前後學運世代的象徵。當國民大會早已解散、總統歷經三次直選、執政黨已然輪替多時，新的學生世代聚集到中正紀念堂前，延用了「重返野百合」的口號，卻意外成為14年後晉昇為當朝新貴者的照妖鏡！
所有的人民自主運動，無非是對抗體制壓迫的集體行動。當壓迫仍在進行中，「反壓迫」的人民抗爭也必然存在。當年在野百合廣場上，人民民主對抗國家機器的論述，放到十四年後的台灣社會，弱勢者的處境並沒有因為政黨輪替而改變，形式民主的確立並未能拉開社會力量的空間，320前後，藍綠統治者的奪權之戰，將台灣社會一分為二，而要求真相、民主的自主呼聲，竟也只淪為藍綠延長賽的口號。應當為僕的政客，繼續統領全局，而人民根本被二大陣營綁架，而失去學習當家作主的機會；主僕易位是台灣社會的真相，民主從未真正來到。在此同時，中正廟卻意外成為許多從政青年的終南山！
若要追究「什麼是野百合」，對照今昔，恐怕時空背景不同，早已失真。廣場靜坐的學生們使用「重返野百合」的標誌，是為了追隨，還是巔覆，甚或純粹是文宣策略考量，藉以吸引媒體注意，又有什麼關係？野百合作為一個世代追求理想、對抗壓迫的象徵，原也沒有人要在意義上定性、分正統，不料是新世代的學生行動，恰恰讓進入權力核心的「老百合」一一現形！
今日的綠朝新貴，以「野百合」自居，侃侃以昔貶今，不問是非，只看藍綠；不面對群眾，只計較權謀。昔日的反對者，頂著學運先行者的光環，可以站在統治者的位置，對反壓迫的力量隔空指導、針對目標正確與否進行不負責任評比，或甚且假「促成官民對話」為由，實則設圈套以稀釋學生的正當性…..完全站在反動的一方，粗暴地弱化、簡化、污名化新生的民主運動力量。
改革尚未成功，同志已然棄守。當執政者以野百合之名，對異己進行撲殺，不進行議題的辯論、是非的釐清，蠻橫冠之以「假學運」，如此傲慢、如此懶惰。我們才驚駭地發現，百合之腐，其臭無比！（蘋果日報20040409）
2004年2月1日 星期日
文化生產作為對內組織與社會對話的行動方案
-工傷協會、工委會合作的工殤文化積累
《印象一》
1996年，第一次「工傷顯影」攝影展，在仁愛路、敦化南路間的安全島上舉行，鉅幅的黑白布幕懸掛在美麗的行道樹上，整整二週。工傷者裸露著斷肢殘體，直視鏡頭，紅字標示著：高壓電擊、鉛中毒、機器捲傷．．．．．
這事前所未有，警察局、公園處跑了好幾趟，總算讓我們在四月二十八日正式開幕，並在誠品裝修一半的地下室，舉行座談會及新書發表會。
那是協會成立後，與工委會合作的第一個大型文化活動。之前訪談、拍照，都耗費很大的力氣，所以開幕時，被攝者、說故事的人，全都來了，分明是副標是「血染的經濟奇蹟」這樣的聳動沈重，但大家都像辦喜事一樣，爬樓梯綁布幕的、排桌椅準備餐點的、招呼來賓並協調發言序的．．．．就在昂貴的地段、有文化的、有消費力的台北菁華區，開始了我們的工傷攝影展，逼視著來車與行人的工傷肖像，讓社會也不得不看見職災議題。
文字與影像記錄的「工殤─職災者故事集」也在現場賣，被吸引來看攝影展的人，也會來翻翻攝影故事書。之前，決定要拍照時，很多人萬般的不願意，最想掩藏的部份，卻要公開、裸露、在鏡頭下定焦，決定的歷程是很痛苦的。拉扯、挫折、掙扎、變卦…..最後總算拍完了，像個奇蹟。
後來，我們的工傷會員全都被排定班表要來賣書，幫協會籌措經費。怎麼對過路的人開口呢？我聽見他們都這樣說：「你可以看看第49頁，那是我的故事。」、「我就在121頁。」、「136頁，就是我啦。」．．．作為搭訕、兜售的開場語。
啊，果然是奇蹟。
《印象二》
隆隆高壓電擊截去右手右腳後，開始書寫，開始攝影，也開始畫畫。
千言萬語，無以言說，他用各種方式與自己對話。隆隆經常是悶著的，在人群中保持沈默的觀察，極敏感，又極疏離。我們在工傷協會認識好多年了，才緩慢地熟悉、放鬆、靠近。他平日來協會不主動說話，半夜裡發電子郵件細細長談，點點滴滴與我分享受傷後的一些文字與影像。
2002年，工傷協會、北市產總、與倉運聯的工人幹部組織起來，共同進行團體書寫，隆隆自然也被拉了進來。要和熟的、不熟的人對話，要看自己，也看別人，還要逐一承受大家對他的觀感與回應，這對於習慣在人群中沈默伏潛的隆隆，是一個新的挑戰。我也饒有興味地看著他用各種姿態應對團體的討論。
隆隆的文字細緻有韻，繪畫則哀傷深沈，工人與組織者讚嘆連連，隆隆不發一語，似笑非笑。被逼著給回應時，他有時簡直是耍賴：「我就沒想這麼多啊….」有時甚至是挑釁：「這全是你們自己想的！」但下一次，他的書寫會跟著細微改變。我心中暗自笑他：分明是，好想和人互動啊，偏偏出現的姿態總像是拒絕。
在團體中，隆隆的個人書寫開始與他人對話，他觀察著別人對他的文字的反應，不多說明，但我知道他張著超感度雷達，接收眾人的心意與態度，內在自有他的判斷。若閱讀者是善意的、誠懇的，不管是否理解錯誤，他進一步，繼續；若感知有人要故作解人，強自賦加意義，他撇撇嘴，退一步，旁觀。
隆隆本人說話極簡略、跳躍、甚至是魯莽而不耐的，有時還聽不到他對事件的鋪陳，結論已硬生生蓋棺論定，我常被氣得跳腳，非捉住他耐心句句對質。但他的文章不急不徐、娓娓道來，細筆刻劃他看到的一切景像、人事，寬厚地不下定論，但見同情。
緩慢地，我們的工人故事在集體中，一篇篇磨出來。像沿著退潮的沙灘漫走，不時驚見奇石美貝，從記憶的深海中沖刷上岸。我試著把隆隆的文字投到大眾傳播媒體上，台日的台灣副刊登了一篇他受傷前的勞動經驗，還配上偌大的插畫。隆隆把報紙丟到我桌上，拿稿費請工傷協會的大家去吃鼎泰豊。
《印象三》
謝勝通遭受高壓電擊後，右腳就不方便了，更不方便的是二隻手，沒嚴重到截肢，但十個指頭都或多或少扭曲了。
「我就是不要截掉！不好看。」他習慣性甩甩手，又笑了：「但其實也只剩下好看而已，這根，那根都沒力了，沒什麼用啦。」
「人家看我雙手都在，以為沒什麼，其實跟殘障沒什麼二樣。」他又說。
「所以，可能比較慘的是，也沒人主動來幫忙你？」我半開玩笑。
「對呀。我這二隻手，連自己洗臉都沒去子。說出去誰相信啊？」
平日寡言羞赧的他，興緻勃勃說起自己初出醫院時，最苦惱的事竟是洗臉後毛巾沒辦法子自己扭乾。濕淋淋地就晾著乾，到明天早上再沾了水洗臉，想那個毛巾可有多髒？可是那時候不想求人，得自己想辦法。
大約花了半年多的時間，總算學會利用手肘與部份手指間槓桿原理，可以自己擰乾毛巾了。
「這對我，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事隔多年，他細細述說那個找到著力點的細節與動作，仍不免得意：「一個人試了好多次，才找出最好的方法。」
「會很有成就感嗎？」我問。
「會！心理真的覺得自己好厲害！」他斬釘截鐵說，自己又笑了：「但我要說給誰聽呢？沒有人需要這個技巧，沒有人覺得重要。」
但在工傷協會的談心會，謝勝通一說，就引起楊國楨的呼應：
「我也是。一開始連張紙都拿不起來，後來好不容易訓練到能自己穿襯衫、順利把扭扣別好，也是好有成就感──但別人只看到你找不到工作！」
前言
什麼是工傷？工傷者在台灣面對什麼樣的困境？勞動不安全只是個別的機率問題嗎？整個社會該如何看待工傷議題？我們要什麼樣的勞動環境？
工傷協會作為台灣第一個、也是至今唯一的，以職災受害者為集結的工人團體，法律服務一直是吸收會員、服務會員的最重要入徑。團體以提供義務的諮詢服務作為接觸工傷者的起點，在受理個案的同時，組織者與工傷者共同經歷勞資爭議的每一個環節，分析、行動、並產生影響力。由於成員來自不同產業、有不同的勞資鬥爭脈絡，因此除了少數個案以抗爭、打官司處理勞資爭議，共同的打擊對象便指向國家政策，而對不公平、壓迫性的勞動政策，要修改，唯有訴諸民意，於是，讓社會大眾了解、同情、並進而支持，也成為工傷協會作為一個集體，很重要的一項功課。
工傷文化的形成與積累，就是在對內組織，製造工傷者相互認識的平台，協助梳理出共同對話的語言，或行動素材，再集結成對外向社會發聲的展現方式。
工傷協會成立十二年來，在1993年與工委會合作提出「工殤」概念，將職業災害視為國之殤，應受到重視與嚴肅對待，到2002年職災勞工保護法正式實施，法條中將「工殤」二字明訂為官方認可的名辭，而「工殤」二字也在媒體被大量採用，就是多年來藉抗爭、文化展演和社會對話，逐步形成的文化成果之一。
階級文化的形成原本就包含各種複雜的經濟、社會、政治面的鬥爭面向，但為了回溯歷史時不致漫蕪失焦，本文僅以一般狹義定義下的藝術性活動，含音樂美術影像文字裝置及儀式性活動，介紹工傷協會、工委會自1992年至2004年之間共同推動、呈現的工傷文化生產及積累。
工傷協會作為一個運動性格強烈的NGO，在成立初始就由工運份子的積極介入、組織運作，所以，在文化發展的介面上，可以畫分為幾種類型：
一、與例行性的特定活動結合設計的街頭行動，包括從1992年起一年一度的秋鬥活動中以工殤為主題的大型裝置藝術，或集體行動演出，以及1999年起每年428國際工殤日的年度訴求及文化展演。
二、跨宗教儀式的召喚與意義再生產。主要是1999年起針對工殤亡者舉行的宗教儀式，並透過撫慰亡魂的行動，擴大肯定工殤者的社會意義，以及召喚、組織家屬。同時推動428工殤日、建立工殤碑。
三、對內組織及社會對話兼俱的文化積累。這是最耗時、耗力、也是最重要而細緻的功夫。舉凡攝影、寫作、繪畫、歌唱、戲劇…使用各種不同的素材，進行對內的小團體，深化組織，引領工傷者創作、記錄、表達個別的的生命感受，並在之後成為不同素材的作品，對外展演，作為與社會對話的媒介。
若光就形式來說，一與二都是集體行動，參與者進入一個已設計好的情境，在集體的遊行、集會、或抗議行動中共同參與，在裡面找尋自己參與的方式及位置。三比較是一個長時間縕釀的過程，多半是以小團體的訓練方式開始，再逐步導引參與者在過程中交換經驗、深化經驗、回溯並反思，有一個比較長的沈潛過程，經集體的碰撞，最後以個別人或集體創作的形式出現。至於展出的形式，就更豊富了，但平面出版品也一直是行動後再延伸對話的方式，且伴隨著出版會和主流媒體合作刊出部份成品，擴大曝光率，讓更多人看見。
有時候，組織為主，最後才發展成為展出的材料，如繪畫班；有時候，先有展出的方式，再為了這個籌備而促成組織的緊密發展，如工殤合唱團；到後來，基本組織已形成，針對內部不同人不同屬性與需求，再設計不同課程，以演出、社會對話作為推進共同行動的目標。
壹、 與例行性的特定活動結合設計的街頭行動
在台灣的工殤運動史上，1112秋鬥與428工殤日都是很重要的日子。搭配工殤訴求的出現，在群眾行動中有許多集體參與的儀式性設計，可以說是街頭的文化活動，也可以是大型裝置藝術。
一、1112秋鬥
工傷協會成立於1992年，同年1112就參與工人鬥陣大遊行，那是台灣的職災工人首度推輪椅、拄枴杖集體走上街頭，此後工委會一年一度秋鬥遊行的前導隊伍中，都少不了職災致殘工人、職業病患者的身影。而歷年來秋鬥行動更多次設計以工殤為主題的集體行動，讓一般工人與工傷者共同參與。
1993年秋鬥宣言：「工殤即國殤」，遊行以追悼工傷亡者的儀式揭開序幕，在彼時尚未完工的大安森林公園舉行追悼儀式，由黑底白字的「工殤」大布幕，及「台灣經濟工人血，職業災害工殤悲」的血紅繙布為主背景，天主教神父及佛教法師共同主祭，三名工殤亡者家屬代表種下三棵樹木，再由在場三千多名工人、一百多個工會、聯合會、NGO依次在樹苗的週遭放下噴上黑漆、以白字書寫團體名稱的石頭，場面沈重而悲壯。這是台灣工運史上第一次出現「工殤」字樣，也是工殤議題首度浮上檯面，成為工人共同的訴求。
那年的秋鬥遊行，適逢陽光法案首度實施，政治人物的家產曝光，工委會還邀請台灣藝術家製作了三幅裝置藝術，分別是李登輝推桿的畫面對比著數百顆工人眼珠，諷刺總統的一張高爾夫球證「價格」可以換算成數百顆工人職災失去眼睛的職災給付。類似的概念，還有副總統夫人連方禹價值數百萬元的耳環與餐廳小妹的耳朵、及昂貴的鑽戒可扺得上無數女工的手指….。階級對比強烈的工殤裝置藝術就放在三輛遊行主宣傳車上，十分引人注目。
1995年秋鬥「工人與總統有約」，舞台二側便使用工傷者殘缺身體的黑白大布幕，而手捧黑肺、枚礦的塵肺症老礦工，以及前胸懸掛各式職災類型如氣爆、壓傷、電擊的職災工人，也依序走上總統候選人即將走上的舞台，直接地以殘的、病的身體作為集體發聲的武器。
1997年秋鬥再回到大安森林公園出發，彼時剛發生桃園蘆竹鄉的10死49傷的永興爆炸案，工委會曾組隊回到已被二次鍋爐爆炸夷為廢墟職災廠址，要求保留作為工殤博物館。而秋鬥當日，永興爆炸案的亡者家屬也一同加入行動，由工傷者、亡者家屬、工會幹部共同在大安公園按下手印，為「工殤公園」壂基， 每年秋鬥遊行中，工傷者或是集會中行動劇演出，如當年職災死亡事件的集體召魂儀式（1996年），或推動職災勞工保護法的演出（1997年），或老礦工、潛水夫症、到RCA罹癌女工的職業病行動劇（1998年）等，不一一詳述；而參與遊行隊伍更以各式裝扮突出工殤訴求，如集體頭戴安全帽的營造業勞安問題，或潛水夫症患者的潛水裝備，或坐輪椅的傷者高舉依勞保條例一一標價的斷肢殘體器官…….更不用說，電擊灼傷或沖床截肢的工傷者，直接參與熱鬧逗趣的「工人綜藝歌舞劇團」，和各工會的「舞男」們共同脫衣露體公開演出。種種行動，都是在一致的階級訴求中，展現集體創意，同時也積累工殤控訴的表現形式。
二、428工殤日
1999年初，工委會吳永毅從網路上看見428國際工殤日的活動，工傷協會輾轉寫信、傳真、繞來繞去和國際自由勞聯（ICFTU）取得連絡，得知428工殤日已在加拿大、西班牙正式立法通過，正開始在全世界進行串連。工傷協會與工委會便火速加入國際連線行動，於當年428推動立法通過工殤日、同時結合1993年便提出的工殤碑訴求，成為每年定期發動的工殤行動。
428與1112同樣都是象徵性極強的運動行動，1112是工傷者與工會工人為改變整體勞動體制的努力，428則顉定單一工殤主題，以推動台灣的428工殤日活動及立法為主軸，再輔以不同的具體訴求。至2002年職災勞工保護法於四月二十八日正式公布實施，台灣也成為全世界第五個立法通過工殤日的國家。
在整個428系列活動中，多半會結合其他文化活動如春祭、畫展、攝影展、或劇場演出，另外再以抗爭行動作為政治訴求的展現。如2001年，以千餘名RCA女工罹患職業性癌症的事件為主題，與罹癌工人手執白玫瑰重返RCA桃園廠，在因地下水、土壤嚴重污染而多年閒置的舊廠址，老員工們繞廠而行，以鮮花及歌聲追悼因職病死亡的同事。而2002年職災勞工保護法正式實施，面對主政者立即下放資源、由上而下地火速建立「官方工殤碑」，廉價消費民間運動的成果，工傷協會、工委會便主打「工殤者送入忠烈祠」，並於2003年，在總統府前以巨幅的大型黑布幕，讓參與的工傷者、家屬、工會幹部、學生、組織者共同將紅色的人形「工殤者」一個個貼上去，每一個人形紙偶上是一個真實職災亡者的姓名，莊嚴肅穆的集體行動，拼湊一個流動的、由下而上的、工人自主累積的工殤碑，最後再以碼頭工人慣用的粗大鐵桿把布幕撐起來，置放在總統府前，形成有名有姓、動人心魄的「工殤碑」畫面。
另一方面，2002年331地震導致Taipei101的五名工人工傷辭世，工傷協會、工委會、台北市產業總工會即時發動要求在集台灣主要大財團資本的超高大樓前，設立工殤紀念碑，當時任職台北市勞工局局長的鄭村棋，也代表市政府支持這個構想，於是破天荒由官、勞、資共同決議設置工殤碑，並經二年的密切討論，最後在2004年428工殤日公開動土，舉行七巧版的拼圖儀式，並邀請興建大樓的外勞，以及331去世的工殤家屬共同參與動土典禮。這個色彩豊富、由長寬二公尺共九塊玻璃牆排列而成的工殤碑，將刻滿參與taipei101大樓建築的所有藍白領、本外籍勞工的姓名，預計於2005年正式揭碑，也是歷年428行動中得到最具體的一個社會的、文化的、藝術的、同是也是運動的成果。工殤碑置放在象徵台灣資本集中的超高大樓Taipei 101大門前，更富含高度的政治意涵。
貳、跨宗教儀式的召喚與意義再生產
工殤春祭。1999年起，工委會、工傷協會的顧問鄭村棋入主台北市勞工局局長，並在毫無官方預算的情形下，提出了為台北市職災死亡的工人舉辦一個大型超渡儀式的構想。工傷協會接下這個浩大工程，從派人進入勞保局抄寫職災亡者名單、資料開始，慢慢建立亡者家屬的連絡網，一個個訪查、確認，將工殤家屬從各個角落裡召喚出來。
就台灣工運的發展來說，工殤春祭是極少數結合宗教、與官方資源進行的一個行動。主要的接合點當然是由於鄭村棋從工運人士，進入台北市政府，他身上的運動背景、個人的宗教信仰、以及最早（1993年）提出工殤碑的訴求，在官方可以接納的條件裡，撐出一個「工殤春祭」的運動空間，以宗教儀式撫慰家屬傷痛，同時也逼官方重視勞安議題。而工傷協會作為一個工傷者、亡者家屬的組織，在當時已經由推動「職災勞工保護法」、捷運潛水夫症的連續抗爭、以及攝影及文字的工傷文化記錄活動，逐漸建立有行動能力的主體性，在工殤議題上取得社會正當性，所以才有了這個官、勞合作的基礎。
鄭村棋一上任勞工局局長，就「依法行政」地積極介入已抗爭三年的捷運潛水夫症工人案，協助工人與資方達成和解，工人撤消國賠及民事訴訟，而資方與官方同意執行抗爭訴求中「建立紀念碑」，先後在台北捷運新店線台電大樓站（1999年）、板橋線江子翠站（2000年）設立潛水夫症紀念碑，為台灣首度浮出檯面的公共工程集體職業病案例留下歷史記錄，同時也是台灣第一次由工人抗爭取得的工殤紀念碑。
工殤亡者家屬在協會裡，向來是少數，協會成立之初，主要幹部幾乎都是職災致殘者，肢體傷殘者共同面對職災後的再就業、就醫、生活、甚至心理認同等問題，有較一致的壓力與困難，所以在勞資爭議後，還有共聚一堂的需要。至於亡者屬，多半在事過境遷後，也不願再碰觸這件傷心事，甚且成為家庭的共同禁忌，組織上向來就相對困難些。
「工殤春祭」藉著官方活動的名義，使工傷協會有機會進入勞保局塵封的倉庫，一筆筆抄錄歷年來的死亡資料，逐步建立了基本的四、五千個亡者名單，雖然多數人因搬家、資料有誤、不全、拒絕連絡等因素而難以再往前，但第一場春祭還是因為官方名義使人放心、宗教超渡又符合多數人「想為亡者做點事」的素樸想法，而召喚了一百多人參與。另一方面，市長馬英九的出席、以及結合密宗法王來台的新聞性，都是以主流的媒介，拉抬了「工殤春祭」的媒體能見度，同時也確立工殤春祭的正當性與重要性。
在對外的社會宣傳上，「工殤春祭」使用軟性的宗教儀式，在法會現場卻貼滿了書寫著數千名職災亡者姓名的蓮座，手冊上是真實的個案訪談血淚故事，「工殤協尋」的廣告也出現了台灣歷年來死傷的人數統計……都讓春祭背後的社會意義，隨著市長、法王的鏡頭，真實呈現。
之後，每年春祭，工傷協會與工委會共同設計了更多週邊活動，如「工殤碑推動委員會」的成立、與428工殤日的國際連線行動同步、擴大至佛教回教基督教天主教等跨宗教分別舉辦、以及將外籍勞工的工殤追悼一併納入……等，讓「工殤春祭」不只是官方活動，更是民間勞工運動的一環。
就對內組織上，春祭以「肯定亡者對社會的貢獻，撫慰生者失去親人的傷痛」為主軸，召喚了部份家屬參與集體儀式後，同時也開始進行不同於工傷者的組織工作，以柔性的座談會、合唱團、聚餐、肢體課程把家屬聚攏，後來2000年工委會、工傷協會共同找了翁開誠老師，標下勞工局的工殤調查案，對家屬進行個別訪談、集體的說故事團體。有了人，在亡者的議題上才開始發聲，1993年秋鬥就提出的「建立工殤碑」訴求，直到這時才得以具體往前推進。
「台北工殤春祭」連辦四年，到2003年鄭村棋已離開市府，勞工局也不再編列預算後，工傷協會仍與宗教團體合作、找資源，獨立擴大為「全國工殤春祭」在北、中、南各辦一場，並同時在三千多家7-11商店放置「工殤協尋」DM。但因人力、物力有限，且民進黨主政後的勞保局也不再開放讓工傷協會抄錄職災資料，「工殤春祭」可拓展的組織面受限，於是便暫時劃下句點。
參、對內組織及社會對話兼俱的文化積累
隨著組織的擴大，以及外部工運發展拓展的多元資源，工傷協會在進行會員的學習及討論上，也出現了更多樣、且對個人及集體都有累積性、創造性的需求與設計。
過往，工傷協會的小團體都是任務取向的小組討論：勞教講師班、職保法種子隊、職保法講師班、法服志工組、傷友關輔組……等。這部份，對於文字、語言能力都跟得上的會員有很大的學習與協助，但對很多家屬、及不擅長以條理式語言整理自身經驗的人來說，一直沒條件跟上來。我們需要新的觸媒讓大家有參與、學習的空間。
隨著以工委會為主的運動路線的拓展，我們也開始有條件碰觸到除了「街頭抗爭」、「工會勞教」之外的組織模式，例如蘆荻社區大學和工傷協會的交流，也讓我們驚覺有些氣味相近之處。社大的學員不論是家庭主婦、上班族、小攤老板，都有不同的社會身份，在社大的聚合有很多樣化的需求，婚姻、工作、親子…等等生命經驗，都成為學習的素材。而工傷協會的成員，在職災後來到協會，除了勞資爭議的分析與學習，並沒有一致的勞動現場對抗，每個人在工傷身份外，還有多重的生命面向，帶著各式困難與需要、活力與動能，可以彼此承接、相互支援。
之後，工傷協會開始參考蘆荻社大課程的模式，與社大討論講師的轉介，陸續開了繪畫班、寫作班、看電影班、肢體班、歌唱班…….都是想藉由累積工人文化的方式，進行內部組織，並讓工人自己說話。工人文化的發展，工傷者與組織者都興緻勃勃，也試圖生產成品，用繪畫的、歌唱的、表演的方式，累積一些素材，也讓不擅說理的人找到位置。
一、橫跨八年的工殤攝影展1996.2003
從1996年的「工傷顯影１─血染的經濟奇蹟」攝影展、工殤書的出版，以影像、文字記錄說工傷故事，是工傷協會讓台灣社會看見、認識的一個起點，工殤議題從社會新聞版，進駐文化副刊版，中國時報、工商日報、台灣立報還同步轉載一週至十天的影像與文字記錄。那一次，以傷殘者及職業病患者為拍攝主體，背後的基礎是工傷協會作為一個組織，和服務對象建立的深厚信任度，使工傷者願意直接裸露面對鏡頭，同時也是工委會調派許多組織者在工作之餘，額外花力氣共同參與完成文字的記錄與出版。
八年後，才有條件拍攝與書寫「死亡」。工傷協會從「工殤春祭」起大量接觸亡者家屬，訪談、小團體、活動參與、議題行動一層層深化關係，2000年的「英雄的命運─撫慰傷痛、平安勞動」音樂會，原本的用意是募款，後來倒為了籌備、爭取黑手那卡西及工傷者上台，而和家屬們一起編了「伴隨一生的傷痕」，並以練唱的名義真正組織了幾位亡者家屬，其中幾位積極參與者後來都成為協會理監事。這個過程，慢慢促成2003年的「工殤顯影2─家族陰影」的拍攝及出書。由亡者家屬們手捧遺照，完成「全家福」，死去的人一直和家人，在一起。
二次攝影展都與何經泰合作，工傷議題既符合他過往拍攝社會底層的人道精神，何經泰本人的藝術成就同時也增加了攝影成品在各媒體的出現。二次攝影展都與出書結合，拍攝的過程也同時進行故事的記錄，到第二次亡者家族的許多篇章，甚至是當事人自己書寫的。主流媒體的洽談轉載，以及從獨立出版到與商業出版社合作出版，都是考慮擴大影響面。
被拍攝者、被書寫者，其實並不是那麼被動的。對有些人來說，進入訴說與入鏡前，早已是對組織認同相當高，並實質催化行動完成，在第二次攝影展最為明顯，多數被拍攝者是由同是亡者家屬的利梅菊一一打電話邀集的，而拍攝當天，也會有多位家屬積極參與「探班」，對於一些關係較遠的會員，家庭拜訪及說服的過程，就是組織工作很重要的一環。
二、工殤合唱團到音樂會、詞曲創作班2000～
亡者家屬的定期聚集，一開始是以「說故事」的方式進行，那時協會透過輔大教授夏林清、翁開誠的協助，邀集幾位工殤春祭後較積極參與的家屬共同討論，同時也協同完成「台北市因工作罹難勞工調查研究」。
每每說故事就眼淚、啜泣相呼應的小團體，隨著大家逐漸熟悉，單純的說故事已不能滿足還有動力「想做些事」的家屬們。我們找來長期在街頭合作的工人樂團「黑手那卡西」，團長陳柏偉每週一次和家屬們討論，一字一句把每個人的心情譜成詞曲，集體創作完成了「伴隨一生的傷痕」歌曲。之後，透過國家音樂廳交響樂團工會顧問李易昆的介紹，我們與國交工會認真規劃合辦音樂會，為職災基金募款，同時也興緻勃勃規劃「伴隨一生的傷痕」在國家音樂廳首演的大事！
事實上，對於一個幹部群全是失業、傷殘工人的民間團體來說，募款餐會、義賣等等需要事先鋪好社會網絡、預有金主名冊的活動，我們幾乎是完全沒有條件辦理。音樂會，而且是在距離工人世界如此遙遠的高貴的國家音樂廳舉行，二千個座位等於是一次遊行的動員，我們完全沒經驗，就是硬著頭皮前進！透過工委會陳素香尋求免費場地的資源，和國交的藝術家們交流、互相認識、確定曲目，在網路上、工會系統賣票，一個個拜訪各工會及聯合會的支持，了解售票系統、訂定票價並進行宣傳，都讓組織者焦頭爛額。
「英雄的命運」音樂會的正式演出，曲目上完全是正式的交響樂曲，後來才發現國家音樂廳對於所有表演都有一套主流的「音樂標準審查」，我們這些粗啞的、不修飾的、滄桑的工人演唱，如何也過不了關。所幸國交工會大力支持，並轉介了金曲獎得主翁清溪老師義務編曲，讓整個國家交響樂團為「伴隨一生的傷痕」伴奏，最後在當天黑手那卡西、工委會、及工殤合唱團以「安可曲」的方式偷渡上台，且連唱二遍！事後2000名來自各界的觀眾們一致同意，那是當天最感動人心的演出。
就在「準備上台演出」這件事上，我們才看見家屬及會員們極大的主動性與積極動力。相較於談心、說故事等分享團體，家屬們經常是礙於和協會的情份而前來「捧場」，但合唱團練唱竟是會員主動排了時間加緊練習，她們說：「這是幫協會募款，我們不能丟臉！」原來，行動力的來源不來自「獲得」，而來自「付出」！─這是工殤合唱團帶給我們在組織方法上，最大的省思。
之後很多年，「伴隨一生的傷痕」在春祭唱、集會唱、遊行唱、抗爭唱，每唱就有人默默垂淚。直到會員們紛紛說：「我們再編一首歌吧，不要那麼悲傷的。」而黑手那卡西與工人合作詞曲創作的經驗也已十分純熟，工傷協會於是在2003年又與黑手同組「詞曲創作班」，陸續生產了反映工傷者更細緻、內在的情境的歌曲，這部份的成果，當然也促成2004年工殤劇以歌舞劇的方式呈現。
三、繪畫班到工人畫展2001～
繪畫班是工傷協會向蘆荻社區大學「移植借用」教學經驗的第一個實驗。由蘆荻社大的校長夏林清轉介劉秀美老師，每週一次和工傷者及亡者家屬共同作畫，大家一面學習對色彩、構圖的自信揮撒，一面藉圖畫分享自己的記憶與心情，最後決定以2002年開畫展為累積作品的目標，並共同討論一個工殤者共同的標誌，在春天滿街都是木棉花如火炬盛開的時節，以木棉花又名「英雄樹」的意象，獲得大家的一致同意，且在上課前沿街撿回數朵木棉花，讓畫者們以自己的方式畫出各式各樣對木棉花的聯想，而血紅似火的「木棉花」就此成為428共同的工殤標誌。2002年的工人畫展、畫冊當然就名為「木棉花開了」。
繪畫班持續開著，有些成員確實因此開發出極濃厚的繪畫興趣，劉老師也有心朝向訓練專業畫家的途徑走，希望在技術上、繪畫概念上可以更帶著前進，讓工人的繪畫成為台灣藝術上不可忽視的一股力量。但工傷協會作為一個集體，在有限的資源內，朝待繪畫班可以是會員凝聚意識的一個過程，重在經驗分享、開放自己、「玩」出共識，所以學員的安排便可能是階段性的、流動的，對於一些新會員，也可以是一個軟性的、認識協會與其他成員的一個入徑。階段性的需求與判斷的不同，一度使組織者與老師的關係十分緊張。
事實上，學員們豊沛多樣的創作雖然令人驚喜，但我們在課堂外的接觸，知道他們面對最大的困境還是在經濟，繪畫班誠然有趣，卻不是多數人的優先選項。2001年組成繪畫班時，正巧勞委會初次開放「希望就業工程」，協會申請了十個工傷名額，以最低工資雇用他們到協會工作，除了訓練他們對勞動法令的基本認識，法律服務及醫院傷友拜訪，讓他們以自身經驗，結合法令，對其他的傷友有幫助。同時，繪畫班的成員便有很大一部份來自希望就業工程的同仁，使用所謂「上班時間」共同學習與作畫。也就是說，對很多工傷者來說，一週一次的繪畫事實上是相當奢侈的，只有在經濟上撐住了，才能參與繪畫班的學習。希望工程結束後，多數學員雖仍是津津樂道畫展的成果，卻也不太有動力再來上課了。
反而是籌組畫展時，大家的動力又強了，這比較符合部份人「想為協會做點事」的意念，畫展當天也穿著最漂亮的衣服，很有「主人」的自覺，為來看畫的人一一介紹畫作與畫者。之後，我們階段性為新成員再開繪畫班，但都標定三個月一期再評估，而不是無限期開下去，互相拖延。組織者拼命找人來，而積極學員們礙於情份不得不來，老師以為深化學習的動力很強而產生與組織者不同的評估，方向拉扯不定。至於過程中畫出興趣，有意在美術上更精進的會員，可以自願到劉老師的畫室繼續學習，如此，衝突降低，繪畫班也暫停，但持續在家創作的畫者，到2004年仍於協會推出張榮隆、李麗華二位學員的雙人畫展。
四、肢體班、小劇場到社區公園演出2001～
肢體班同樣是向蘆荻社大商借老師。以低廉價格向差事劇場借場地、由李薇老師每二週來上課。一開始的構想其實是來自會員的特殊性。工傷協會的會員多半是肢體傷殘者，戴義肢的、拄枴杖的、終年穿長袖的、手插在褲袋裡不輕易示人的、電擊傷骨節皮膚扭曲的….，很多人是在協會裡才拔掉義肢，讓斷肢週遭皮膚有個呼吸喘息的機會，更多人是唯有一年一度的協會旅遊才讓自己到野外走動、放鬆。身體的釋放，需要練習。
始料未及的是，肢體班倒來了大半的亡者家屬。悲傷的、抑悒的母親，輕聲細語、沈默的妻子，還有小孩家人一起帶來的。肢體班沒有複雜的訓練，但讓大家互相碰觸、放鬆、信任，人來人去，是一個更鬆散的團體。2002年，協會十週年大會，肢體班自告奮勇轉為「工殤劇團」，自導自編自演了一劇「面對、勇敢、重生」，約有十餘人上場，原本說好是十分鍾的劇，以連庭玉的故事為主軸，展現肢體訓練成果，一上場演員們又自動加台詞，整整演了半個小時，沒有冷場，來賓們看得動容，工作人員也默默拭淚。
肢體班進階為「工殤劇團」，還是人來人去，隨興自在，一有機會就排戲上場，入庴慶典演出、大會演出，膽子愈練愈大，到2003年開始構思對外公演。曾以協會工傷者吳聰民的故事為題材，執導「暗潮」舞台劇（2002年）的林靖傑導演，建議結合工殤合唱團以「歌舞劇」演出，後來耿一偉導演全程協助排練、激發集體創作了「阿勇的天空」一劇，工委會多名成員也一起參與演出，而黑手那卡西全力音樂合作，同時呈現詞曲創作班一年來的新作，在2004年工殤日在協會會址附近的晴光社區公園正式對外公演！在場既有熟悉的工會幹部，更多的是第一次接觸的社區居民。
這是工傷文化積累到一定的自信與勇氣，試著與社會直接面對面接觸。
五、說故事、書寫、談心會、看電影1993～
說故事的經驗，其實是協會最早進行組織的基本小團體了。鄭村棋顧問帶領的職保法法研組，與其說是立法討論，不如說是梳理工傷經驗，從個別挫痛到集體立法的過程。而早在協會成立初始，藉由準備到學校裡演講，夏林清老師便協助個別工傷者回溯自身生命故事的整理，1995年更與導航基金會、基層教師協會合作了一系列的巡迴講習，由組織者與工傷者協同成立「講師班」，進行部份故事的書寫與社會意義的捕捉。
而成立於1995年以聯誼為主的「工傷俱樂部」，也多半是新舊會員以個別的工傷故事作為交流、互信的開場，1999年起組織亡者家屬，翁開誠老師也經由「台北市因工人作罹難勞工研究調查」，協助家屬組成「說故事」團體。陸陸續續，一直有個別的生命經驗書寫、或給亡夫的一封信等出現，分別刊錄在「工殤」、「木棉的顏色」二本書，以及「工殤會訊」中的詩文創作。
正式進行書寫的統整、討論，則是到了2002年，由顧問夏林清規畫與工委會相關各團體的大、小團體混合、交錯進行工人、組織者的生命故事，及工會歷史回顧。2002年，工傷協會承標台北市勞工局的研究案：「勞動工人敘說─書寫生命故事與口述歷史」，由李憶薇老師邀集台北市產業總工會、台灣倉運聯、工傷協會的成員及組織者，共同進行工人生命故事的書寫及集體討論，也生產了許多工人生命故事的精彩篇章。
工傷協會計劃多年的「寫作班」一直沒正式啟動，但從說故事、個別書寫、集體分享、乃致後來隨機成立的「看電影」團體，邀請單親協會劉淑芬催化討論、工傷致殘者的「談心會」，由基層教師候務葵協助引導討論、「志工團」請倉運聯秘書長黃小陵帶領深化整理、以及北市產總王醒之協助整理再就業的求情受挫心情…….都是這幾年不以「成果」、「解決問題」取向，而以「深化討論」、「經驗分享」為主的組織實驗。
工人文化就在集體中，經由個別細頊的訴說、書寫、各種形式的表現，找到自信與認同，一點一滴，積累成百川流淌。
六、記錄片小組的實驗與實踐2000～
1996年「台北捷運潛水夫症職業病工人」的戰役開打，至1997年政大傳播系的學生倪世傑、鄭怡雯來到協會擔任志工，同時顉定畢業製作以潛水夫症工人為主題，這正好結合工傷協會有意識進行的抗爭文化記錄，我們便協助安排工人專訪及抗爭過程的通知與記錄。一直到倪、鄭的畢業製作完成、並獲得當年的金穗獎記錄片佳作時，潛水夫症的抗爭還未結束，後續的影像記錄仍機動性的委託有攝影機的志工林靖傑、倪世傑拍攝，但一直沒有剪輯。
類似的合作模式，在2000年RCA罹癌工人抗爭時，記錄片工作者陸凱聲、蔡崇隆也在一開始便隨著行動記錄，陸凱聲並因應抗爭的需要，緊急剪接一支15分鍾的RCA事件剪接，並配上英文字幕，成為日後國內外勞教、說明此案並尋求支持時，最好的媒介。之後，陸、蔡向公共電視申請經費，拍攝「奇蹟背後─RCA的故事」不但有機會剪輯了部份抗爭記錄母帶，並因應工人打官司的需求向資方管理階層進行許多訪談，此片隨後也獲得2002年第一屆卓越新聞獎專題報導獎。
2002年，工傷協會與佛光山合作舉辦全國工殤春祭，同時也和佛光衛視合作連續四集的工傷者故事，收錄在「浦公英的故事」第40至43集，為工殤春祭宣傳造勢，之後，佛光衛視並應我們的腳本與歷史畫面提供，協助剪輯了八分鍾的工傷協會中英文簡介。2003年，「後視野工作室」在青輔會贊助下，以工傷協會發展歷史為主題，協會也全力提供歷史檔案畫面及配合活動跟拍，完成「勞動者的傷口」。至於十幾年來，隨著行動引發的新聞熱潮，主動要求拍攝專題的電子媒體，更是不勝枚舉。
認真說起來，上述的「合作」模式，其實也不過是協會提供素材，並以被採訪者的身份表明立場及主張，但沒更多的力氣干涉拍攝、剪輯的內容及觀點，作品仍是影像工作者的。「我提供素材，你提供器材」的合作模式，一直到2000年才有了改變。南藝教授井迎瑞在UCLA深造，有意以「工人自己拍攝工人記錄片」為論文主題，經鄭村棋轉介至工傷協會，當時RCA千餘名工人罹患職業性癌症的抗爭正如火如塗展開，我們便引荐井迎瑞與助理劉孟芬進入RCA工人的作戰會議，與工人討論由工人自行拍攝記錄片的可能性。井迎瑞自費購買四台輕便的攝影機，我們主動連絡RCA工人吳志剛、黃春窕擔任拍攝者，由井老師固定與參與者共同看帶、討論，並以其他國家記錄片為例，將記錄作為社會運動的一部份。後來黃春窕因身體不適（鼻咽癌）而退出，但吳志剛此後則成為不只RCA案、還有其他工傷活動的專屬工傷記錄者，而工傷協會也因攝影機的取得，開始自行記錄日後的各式活動，並向文化局申請工人記錄片教學的企劃。
由於技術與器材的限制，以及記錄片隨著事件進行，時間上得隨機全程配合，對很多工人來說，幾乎是很難有條件進入的。所以，記錄片小組的發展目前只限於部份有條件的工人（如阿剛，工作時間可以自動輪調，較有彈性）及全職的組織工作者。未來，再看發展了。
結語
工傷議題要召喚社會的認同前，得先回頭撫觸、肯定自身的痛苦經驗。唯有勞動者的切身經驗被「當作一回事」，階級文化才有形成、勇於表現的機會。
工人文化作為階級運動的主體？還是手段？
工人文化的積累，在工傷協會的運動實踐過程中，是承載各種社會意義前進的主體，也是組織工傷者的手段。若沒有放到集體的運動脈絡中，美術、音樂、文學……等素材都可以只是類似「藝術治療」的方法，再多的生產都只能回到個別的生命狀態裡，而無法產生運動的能量與文化積累。同樣的，若只有號召工人文化的集結出現，卻未能以細緻的組織運作關照個別生命的傷痛與差異，所謂文化主體，也不過是教條、形式。
在台灣，以工傷協會作為工殤文化的集結出現，有幾個不可或缺的背景與意義：
一、在階級運動的脈絡中
工傷協會與工委會的緊密結合、相互奧援，提供了一個運動性十足的集體平台與氛圍，使工傷協會的發展緊扣住台灣的階級運動，而不致於因為內在的部份需求而走向一般的身障團體，以爭取殘障福利為主。隨著台灣階級運動的前進，各種實踐的學習資源與教育方法，也支撐並拓展以文化為主的組織能量，也就是說，沒有黑手那卡西，沒有蘆荻社大，沒有工委會秋鬥，沒有北市產總、日日春、倉運聯、國際勞工協會……各式各樣的階級運動發展的對照、奧援，工傷協會的能量不足以獨立開展文化議題，及政治高度的提昇。
二、從受害人到行動者。
工傷協會作為一個提供義務服務的社會資源，受害人多半以「求救」的姿態出現，但在處理個案的過程中，協會不僅在法律上介入協助、分析與行動上協同前進，並提供一個自在、同理與安慰的場域，讓受害人彼此搭建互助的平台。各種學習的小團體一開始都有「對你有幫助」、「你可以學到什麼」的設定與想像，但很多經驗告訴我們，受害者的參與多半是源自「想還人情債」，配合組織者的需求，而內在動力是「想為協會做點事」，得先創造平台讓他們可以「助人」、「有用」，真正的行動者、參與者才會出現。工人文化正是在協助者與被協助者的組織滋養間，緩慢長出的花朵。工人無須代言人，只要找到可以發聲的方式與力量。
三、經由組織，重新界定社會意義
訴說、繪畫、歌唱、書寫….各種表現形式，承載的無非是意義的重新界定。若沒有一個集體的平台，個別的挫敗與傷痛，就只能各自療傷、以傳統的主流的「成功失敗」座標，去自傷或自責。但在運動中，以集體行動改變社會，也同時讓工傷的意義重新界定，個人的負面經驗可以是社會的正面教材。故事成為武器，殘缺也成為子彈。面對感受，有自信長出新的看法。無論是街頭的拉布條、抗爭，立院內的吵架、衝突，或者是文化展演的自在、自信，都有新的「意義感」作為能量的後盾，不自責、有支援、長出自信與說服力。單一的文化素材促成另一個素材的出現與發展，如寫歌到歌舞劇，如被攝到拍攝，文化活動可以是組織方法之一，但建立文化主體才可能發展組織，組織也使集體文化的出現成為可能。
四、運動高度與實質血肉
抗爭，當然也是工人文化形成的重要環節。工殤故事的敘述中，不免反應各種不同勞動現場的現況，例如，潛水夫症中加減壓程序一切合法程序，但沒有廁所的坑內作業卻容不下一個急於如廁、拉肚子的工人快速進出；例如，RCA廠的有機溶濟最後多半罹癌的是女工，只因廠內的性別分工，女性多半在單一生產線一坐就是八小時，男性技工反而在流動進出的勞動動線，不致時時刻刻與毒為伍。故事反應主流社會看不見的勞動真相。工殤文化的表現可以是個別的、也同時是運動的；可以是溫暖的、有力的、也可以是高度政治的。以「工殤碑」來說，對話的當然是社會價值，讓「勞動創造價值」的意義真正浮現，但若只有政治訴求，而沒有實質血肉，運動也只完成了形式與口號，唯有通過細密的組織過程，讓工人的具體生命經驗、勞動現場、生活與愛戀以各種形式展現出來，才能使運動高度的訴求真正有了血肉。
《印象四》
連庭玉發生職災截斷右手的時候，才十七歲。二十年後，她畫了一個穿著透明衣裙的女人，義肢拿在手上，腳上纏著鐵鍊，但額頭綁個抗議似的「工傷協會」頭帶，腰間還宣誓性地寫上「不要流血」。那個女人，看起來強壯又有力，眼神嘴角都堅韌篤定。
連庭玉與謝成源是在協會成立後結婚的，二位工傷者互相扶持、接送出綿長的情份。我到她家的時候，她邊聊天、邊煮飯、邊泡牛奶，在老舊的眷村搭建出來的窄小廚房裡忙進忙出，坑坑匡匡的鍋盤碰撞聲聽得人心驚肉跳，她的大女兒不客氣說：「媽媽最會拖時間了。」而她則細聲像道歉似地告訴我，冬天幫孩子洗澡時最緊張，天氣冷怕孩子著涼了，但一隻手又要擦毛巾又要拿衣服動作怎麼樣也快不起來……..。
在工傷者和亡者家屬「工殤畫會」裡，連庭玉可是身手快捷的畫者了，她下筆不多加思索，彷彿所有的構圖都在她心中操練過千萬遍了。在她畫的「結婚典禮」，新娘新郎相擁著各露出一隻手，巧妙地隱藏住各自工傷截斷的臂膀。畫框處她彷卡片的描邊放上粉色彩帶，她與他分別失去的左右手放大了，緊緊地圍繞著他們的婚姻，像要牽起手來。角落裡畫著17歲的她被機器捲傷的畫面，但粉紅色禮結懸在畫的上方，彷如一個巨大的祝福。
附錄
工傷協會的文化成績單：
＊展覽／演出：
「工傷顯影─血染的經濟奇蹟」何經泰攝影展，敦化南路安全島，1997
「英雄的命運─撫慰傷痛，平安勞動」音樂會，國家音樂廳，1999
「木棉花開了」工人畫展，228紀念館，2002
「工殤顯影2─家族陰影」何經泰攝影展，台北NGO會館，2003
「阿勇的天空」工傷小劇場，晴光公園，2004
＊ 出版：
專書：
「工殤──職災者口述故事集」，1997，台灣工運雜誌社出版
「木棉花開了」工殤畫冊，2002，工傷協會出版
「木棉的顏色─工殤顯影」，2003，大塊出版社出版
研究報告：
「台北市因工作罹難勞工調查研究」，翁開誠，2000
「勞動工人敘說─書寫生命故事及口述歷史」，李憶薇，2003
勞教手冊：
學生打工安全手冊，1994初版，1995年更新版，再版累計印製一萬本
工人急救手冊，1996
職災權益面面觀，1996初版，1999年更新三版，總計印製七千本
打工自保秘笈─Z世代青少年勞動小百科，1999年，與導航基金會合作出版。
工人版「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教戰手冊，1997初版，2002更新再版，與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合作出版。
「工殤春祭」紀念手冊，1999、2000、2001、2002年，台北市政府勞工局出版。
工人119簡易工傷小百科，2001
工殤大補帖，2003，與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合作出版
＊ 電子媒體
與台北市政府勞工局合作製作「工殤協尋」45秒廣告，1999
佛光衛視協助剪接完成「工傷協會十年簡介」八分鍾短片，2002
＊其他
工殤會訊
系列勞動安全，預防職災海報
工殤網站、RCA工殤戰鬥網，2001
與黑手那卡西合作「伴隨一生的傷痕」，2000年國家音樂廳首演，2003年收錄至「台灣牛」專輯。
以工傷協會作為記錄、創作主題的重要作品：
倪世傑、鄭怡雯畢業短片「陸上潛水夫」，獲金穗獎，1998
佛光衛視「蒲公英的天空」第40集至43集，拍攝工傷者故事，2002
林靖傑以工傷者為題，編導「暗潮」舞台劇，差事劇場，2002
陸凱聲、蔡崇隆拍攝「奇蹟背後」RCA的故事，獲第一屆卓越新聞專題報導獎，2002
「後視野工作室」拍攝工傷協會記錄片「勞動者的傷口」，2003年
《印象一》
1996年，第一次「工傷顯影」攝影展，在仁愛路、敦化南路間的安全島上舉行，鉅幅的黑白布幕懸掛在美麗的行道樹上，整整二週。工傷者裸露著斷肢殘體，直視鏡頭，紅字標示著：高壓電擊、鉛中毒、機器捲傷．．．．．
這事前所未有，警察局、公園處跑了好幾趟，總算讓我們在四月二十八日正式開幕，並在誠品裝修一半的地下室，舉行座談會及新書發表會。
那是協會成立後，與工委會合作的第一個大型文化活動。之前訪談、拍照，都耗費很大的力氣，所以開幕時，被攝者、說故事的人，全都來了，分明是副標是「血染的經濟奇蹟」這樣的聳動沈重，但大家都像辦喜事一樣，爬樓梯綁布幕的、排桌椅準備餐點的、招呼來賓並協調發言序的．．．．就在昂貴的地段、有文化的、有消費力的台北菁華區，開始了我們的工傷攝影展，逼視著來車與行人的工傷肖像，讓社會也不得不看見職災議題。
文字與影像記錄的「工殤─職災者故事集」也在現場賣，被吸引來看攝影展的人，也會來翻翻攝影故事書。之前，決定要拍照時，很多人萬般的不願意，最想掩藏的部份，卻要公開、裸露、在鏡頭下定焦，決定的歷程是很痛苦的。拉扯、挫折、掙扎、變卦…..最後總算拍完了，像個奇蹟。
後來，我們的工傷會員全都被排定班表要來賣書，幫協會籌措經費。怎麼對過路的人開口呢？我聽見他們都這樣說：「你可以看看第49頁，那是我的故事。」、「我就在121頁。」、「136頁，就是我啦。」．．．作為搭訕、兜售的開場語。
啊，果然是奇蹟。
《印象二》
隆隆高壓電擊截去右手右腳後，開始書寫，開始攝影，也開始畫畫。
千言萬語，無以言說，他用各種方式與自己對話。隆隆經常是悶著的，在人群中保持沈默的觀察，極敏感，又極疏離。我們在工傷協會認識好多年了，才緩慢地熟悉、放鬆、靠近。他平日來協會不主動說話，半夜裡發電子郵件細細長談，點點滴滴與我分享受傷後的一些文字與影像。
2002年，工傷協會、北市產總、與倉運聯的工人幹部組織起來，共同進行團體書寫，隆隆自然也被拉了進來。要和熟的、不熟的人對話，要看自己，也看別人，還要逐一承受大家對他的觀感與回應，這對於習慣在人群中沈默伏潛的隆隆，是一個新的挑戰。我也饒有興味地看著他用各種姿態應對團體的討論。
隆隆的文字細緻有韻，繪畫則哀傷深沈，工人與組織者讚嘆連連，隆隆不發一語，似笑非笑。被逼著給回應時，他有時簡直是耍賴：「我就沒想這麼多啊….」有時甚至是挑釁：「這全是你們自己想的！」但下一次，他的書寫會跟著細微改變。我心中暗自笑他：分明是，好想和人互動啊，偏偏出現的姿態總像是拒絕。
在團體中，隆隆的個人書寫開始與他人對話，他觀察著別人對他的文字的反應，不多說明，但我知道他張著超感度雷達，接收眾人的心意與態度，內在自有他的判斷。若閱讀者是善意的、誠懇的，不管是否理解錯誤，他進一步，繼續；若感知有人要故作解人，強自賦加意義，他撇撇嘴，退一步，旁觀。
隆隆本人說話極簡略、跳躍、甚至是魯莽而不耐的，有時還聽不到他對事件的鋪陳，結論已硬生生蓋棺論定，我常被氣得跳腳，非捉住他耐心句句對質。但他的文章不急不徐、娓娓道來，細筆刻劃他看到的一切景像、人事，寬厚地不下定論，但見同情。
緩慢地，我們的工人故事在集體中，一篇篇磨出來。像沿著退潮的沙灘漫走，不時驚見奇石美貝，從記憶的深海中沖刷上岸。我試著把隆隆的文字投到大眾傳播媒體上，台日的台灣副刊登了一篇他受傷前的勞動經驗，還配上偌大的插畫。隆隆把報紙丟到我桌上，拿稿費請工傷協會的大家去吃鼎泰豊。
《印象三》
謝勝通遭受高壓電擊後，右腳就不方便了，更不方便的是二隻手，沒嚴重到截肢，但十個指頭都或多或少扭曲了。
「我就是不要截掉！不好看。」他習慣性甩甩手，又笑了：「但其實也只剩下好看而已，這根，那根都沒力了，沒什麼用啦。」
「人家看我雙手都在，以為沒什麼，其實跟殘障沒什麼二樣。」他又說。
「所以，可能比較慘的是，也沒人主動來幫忙你？」我半開玩笑。
「對呀。我這二隻手，連自己洗臉都沒去子。說出去誰相信啊？」
平日寡言羞赧的他，興緻勃勃說起自己初出醫院時，最苦惱的事竟是洗臉後毛巾沒辦法子自己扭乾。濕淋淋地就晾著乾，到明天早上再沾了水洗臉，想那個毛巾可有多髒？可是那時候不想求人，得自己想辦法。
大約花了半年多的時間，總算學會利用手肘與部份手指間槓桿原理，可以自己擰乾毛巾了。
「這對我，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事隔多年，他細細述說那個找到著力點的細節與動作，仍不免得意：「一個人試了好多次，才找出最好的方法。」
「會很有成就感嗎？」我問。
「會！心理真的覺得自己好厲害！」他斬釘截鐵說，自己又笑了：「但我要說給誰聽呢？沒有人需要這個技巧，沒有人覺得重要。」
但在工傷協會的談心會，謝勝通一說，就引起楊國楨的呼應：
「我也是。一開始連張紙都拿不起來，後來好不容易訓練到能自己穿襯衫、順利把扭扣別好，也是好有成就感──但別人只看到你找不到工作！」
前言
什麼是工傷？工傷者在台灣面對什麼樣的困境？勞動不安全只是個別的機率問題嗎？整個社會該如何看待工傷議題？我們要什麼樣的勞動環境？
工傷協會作為台灣第一個、也是至今唯一的，以職災受害者為集結的工人團體，法律服務一直是吸收會員、服務會員的最重要入徑。團體以提供義務的諮詢服務作為接觸工傷者的起點，在受理個案的同時，組織者與工傷者共同經歷勞資爭議的每一個環節，分析、行動、並產生影響力。由於成員來自不同產業、有不同的勞資鬥爭脈絡，因此除了少數個案以抗爭、打官司處理勞資爭議，共同的打擊對象便指向國家政策，而對不公平、壓迫性的勞動政策，要修改，唯有訴諸民意，於是，讓社會大眾了解、同情、並進而支持，也成為工傷協會作為一個集體，很重要的一項功課。
工傷文化的形成與積累，就是在對內組織，製造工傷者相互認識的平台，協助梳理出共同對話的語言，或行動素材，再集結成對外向社會發聲的展現方式。
工傷協會成立十二年來，在1993年與工委會合作提出「工殤」概念，將職業災害視為國之殤，應受到重視與嚴肅對待，到2002年職災勞工保護法正式實施，法條中將「工殤」二字明訂為官方認可的名辭，而「工殤」二字也在媒體被大量採用，就是多年來藉抗爭、文化展演和社會對話，逐步形成的文化成果之一。
階級文化的形成原本就包含各種複雜的經濟、社會、政治面的鬥爭面向，但為了回溯歷史時不致漫蕪失焦，本文僅以一般狹義定義下的藝術性活動，含音樂美術影像文字裝置及儀式性活動，介紹工傷協會、工委會自1992年至2004年之間共同推動、呈現的工傷文化生產及積累。
工傷協會作為一個運動性格強烈的NGO，在成立初始就由工運份子的積極介入、組織運作，所以，在文化發展的介面上，可以畫分為幾種類型：
一、與例行性的特定活動結合設計的街頭行動，包括從1992年起一年一度的秋鬥活動中以工殤為主題的大型裝置藝術，或集體行動演出，以及1999年起每年428國際工殤日的年度訴求及文化展演。
二、跨宗教儀式的召喚與意義再生產。主要是1999年起針對工殤亡者舉行的宗教儀式，並透過撫慰亡魂的行動，擴大肯定工殤者的社會意義，以及召喚、組織家屬。同時推動428工殤日、建立工殤碑。
三、對內組織及社會對話兼俱的文化積累。這是最耗時、耗力、也是最重要而細緻的功夫。舉凡攝影、寫作、繪畫、歌唱、戲劇…使用各種不同的素材，進行對內的小團體，深化組織，引領工傷者創作、記錄、表達個別的的生命感受，並在之後成為不同素材的作品，對外展演，作為與社會對話的媒介。
若光就形式來說，一與二都是集體行動，參與者進入一個已設計好的情境，在集體的遊行、集會、或抗議行動中共同參與，在裡面找尋自己參與的方式及位置。三比較是一個長時間縕釀的過程，多半是以小團體的訓練方式開始，再逐步導引參與者在過程中交換經驗、深化經驗、回溯並反思，有一個比較長的沈潛過程，經集體的碰撞，最後以個別人或集體創作的形式出現。至於展出的形式，就更豊富了，但平面出版品也一直是行動後再延伸對話的方式，且伴隨著出版會和主流媒體合作刊出部份成品，擴大曝光率，讓更多人看見。
有時候，組織為主，最後才發展成為展出的材料，如繪畫班；有時候，先有展出的方式，再為了這個籌備而促成組織的緊密發展，如工殤合唱團；到後來，基本組織已形成，針對內部不同人不同屬性與需求，再設計不同課程，以演出、社會對話作為推進共同行動的目標。
壹、 與例行性的特定活動結合設計的街頭行動
在台灣的工殤運動史上，1112秋鬥與428工殤日都是很重要的日子。搭配工殤訴求的出現，在群眾行動中有許多集體參與的儀式性設計，可以說是街頭的文化活動，也可以是大型裝置藝術。
一、1112秋鬥
工傷協會成立於1992年，同年1112就參與工人鬥陣大遊行，那是台灣的職災工人首度推輪椅、拄枴杖集體走上街頭，此後工委會一年一度秋鬥遊行的前導隊伍中，都少不了職災致殘工人、職業病患者的身影。而歷年來秋鬥行動更多次設計以工殤為主題的集體行動，讓一般工人與工傷者共同參與。
1993年秋鬥宣言：「工殤即國殤」，遊行以追悼工傷亡者的儀式揭開序幕，在彼時尚未完工的大安森林公園舉行追悼儀式，由黑底白字的「工殤」大布幕，及「台灣經濟工人血，職業災害工殤悲」的血紅繙布為主背景，天主教神父及佛教法師共同主祭，三名工殤亡者家屬代表種下三棵樹木，再由在場三千多名工人、一百多個工會、聯合會、NGO依次在樹苗的週遭放下噴上黑漆、以白字書寫團體名稱的石頭，場面沈重而悲壯。這是台灣工運史上第一次出現「工殤」字樣，也是工殤議題首度浮上檯面，成為工人共同的訴求。
那年的秋鬥遊行，適逢陽光法案首度實施，政治人物的家產曝光，工委會還邀請台灣藝術家製作了三幅裝置藝術，分別是李登輝推桿的畫面對比著數百顆工人眼珠，諷刺總統的一張高爾夫球證「價格」可以換算成數百顆工人職災失去眼睛的職災給付。類似的概念，還有副總統夫人連方禹價值數百萬元的耳環與餐廳小妹的耳朵、及昂貴的鑽戒可扺得上無數女工的手指….。階級對比強烈的工殤裝置藝術就放在三輛遊行主宣傳車上，十分引人注目。
1995年秋鬥「工人與總統有約」，舞台二側便使用工傷者殘缺身體的黑白大布幕，而手捧黑肺、枚礦的塵肺症老礦工，以及前胸懸掛各式職災類型如氣爆、壓傷、電擊的職災工人，也依序走上總統候選人即將走上的舞台，直接地以殘的、病的身體作為集體發聲的武器。
1997年秋鬥再回到大安森林公園出發，彼時剛發生桃園蘆竹鄉的10死49傷的永興爆炸案，工委會曾組隊回到已被二次鍋爐爆炸夷為廢墟職災廠址，要求保留作為工殤博物館。而秋鬥當日，永興爆炸案的亡者家屬也一同加入行動，由工傷者、亡者家屬、工會幹部共同在大安公園按下手印，為「工殤公園」壂基， 每年秋鬥遊行中，工傷者或是集會中行動劇演出，如當年職災死亡事件的集體召魂儀式（1996年），或推動職災勞工保護法的演出（1997年），或老礦工、潛水夫症、到RCA罹癌女工的職業病行動劇（1998年）等，不一一詳述；而參與遊行隊伍更以各式裝扮突出工殤訴求，如集體頭戴安全帽的營造業勞安問題，或潛水夫症患者的潛水裝備，或坐輪椅的傷者高舉依勞保條例一一標價的斷肢殘體器官…….更不用說，電擊灼傷或沖床截肢的工傷者，直接參與熱鬧逗趣的「工人綜藝歌舞劇團」，和各工會的「舞男」們共同脫衣露體公開演出。種種行動，都是在一致的階級訴求中，展現集體創意，同時也積累工殤控訴的表現形式。
二、428工殤日
1999年初，工委會吳永毅從網路上看見428國際工殤日的活動，工傷協會輾轉寫信、傳真、繞來繞去和國際自由勞聯（ICFTU）取得連絡，得知428工殤日已在加拿大、西班牙正式立法通過，正開始在全世界進行串連。工傷協會與工委會便火速加入國際連線行動，於當年428推動立法通過工殤日、同時結合1993年便提出的工殤碑訴求，成為每年定期發動的工殤行動。
428與1112同樣都是象徵性極強的運動行動，1112是工傷者與工會工人為改變整體勞動體制的努力，428則顉定單一工殤主題，以推動台灣的428工殤日活動及立法為主軸，再輔以不同的具體訴求。至2002年職災勞工保護法於四月二十八日正式公布實施，台灣也成為全世界第五個立法通過工殤日的國家。
在整個428系列活動中，多半會結合其他文化活動如春祭、畫展、攝影展、或劇場演出，另外再以抗爭行動作為政治訴求的展現。如2001年，以千餘名RCA女工罹患職業性癌症的事件為主題，與罹癌工人手執白玫瑰重返RCA桃園廠，在因地下水、土壤嚴重污染而多年閒置的舊廠址，老員工們繞廠而行，以鮮花及歌聲追悼因職病死亡的同事。而2002年職災勞工保護法正式實施，面對主政者立即下放資源、由上而下地火速建立「官方工殤碑」，廉價消費民間運動的成果，工傷協會、工委會便主打「工殤者送入忠烈祠」，並於2003年，在總統府前以巨幅的大型黑布幕，讓參與的工傷者、家屬、工會幹部、學生、組織者共同將紅色的人形「工殤者」一個個貼上去，每一個人形紙偶上是一個真實職災亡者的姓名，莊嚴肅穆的集體行動，拼湊一個流動的、由下而上的、工人自主累積的工殤碑，最後再以碼頭工人慣用的粗大鐵桿把布幕撐起來，置放在總統府前，形成有名有姓、動人心魄的「工殤碑」畫面。
另一方面，2002年331地震導致Taipei101的五名工人工傷辭世，工傷協會、工委會、台北市產業總工會即時發動要求在集台灣主要大財團資本的超高大樓前，設立工殤紀念碑，當時任職台北市勞工局局長的鄭村棋，也代表市政府支持這個構想，於是破天荒由官、勞、資共同決議設置工殤碑，並經二年的密切討論，最後在2004年428工殤日公開動土，舉行七巧版的拼圖儀式，並邀請興建大樓的外勞，以及331去世的工殤家屬共同參與動土典禮。這個色彩豊富、由長寬二公尺共九塊玻璃牆排列而成的工殤碑，將刻滿參與taipei101大樓建築的所有藍白領、本外籍勞工的姓名，預計於2005年正式揭碑，也是歷年428行動中得到最具體的一個社會的、文化的、藝術的、同是也是運動的成果。工殤碑置放在象徵台灣資本集中的超高大樓Taipei 101大門前，更富含高度的政治意涵。
貳、跨宗教儀式的召喚與意義再生產
工殤春祭。1999年起，工委會、工傷協會的顧問鄭村棋入主台北市勞工局局長，並在毫無官方預算的情形下，提出了為台北市職災死亡的工人舉辦一個大型超渡儀式的構想。工傷協會接下這個浩大工程，從派人進入勞保局抄寫職災亡者名單、資料開始，慢慢建立亡者家屬的連絡網，一個個訪查、確認，將工殤家屬從各個角落裡召喚出來。
就台灣工運的發展來說，工殤春祭是極少數結合宗教、與官方資源進行的一個行動。主要的接合點當然是由於鄭村棋從工運人士，進入台北市政府，他身上的運動背景、個人的宗教信仰、以及最早（1993年）提出工殤碑的訴求，在官方可以接納的條件裡，撐出一個「工殤春祭」的運動空間，以宗教儀式撫慰家屬傷痛，同時也逼官方重視勞安議題。而工傷協會作為一個工傷者、亡者家屬的組織，在當時已經由推動「職災勞工保護法」、捷運潛水夫症的連續抗爭、以及攝影及文字的工傷文化記錄活動，逐漸建立有行動能力的主體性，在工殤議題上取得社會正當性，所以才有了這個官、勞合作的基礎。
鄭村棋一上任勞工局局長，就「依法行政」地積極介入已抗爭三年的捷運潛水夫症工人案，協助工人與資方達成和解，工人撤消國賠及民事訴訟，而資方與官方同意執行抗爭訴求中「建立紀念碑」，先後在台北捷運新店線台電大樓站（1999年）、板橋線江子翠站（2000年）設立潛水夫症紀念碑，為台灣首度浮出檯面的公共工程集體職業病案例留下歷史記錄，同時也是台灣第一次由工人抗爭取得的工殤紀念碑。
工殤亡者家屬在協會裡，向來是少數，協會成立之初，主要幹部幾乎都是職災致殘者，肢體傷殘者共同面對職災後的再就業、就醫、生活、甚至心理認同等問題，有較一致的壓力與困難，所以在勞資爭議後，還有共聚一堂的需要。至於亡者屬，多半在事過境遷後，也不願再碰觸這件傷心事，甚且成為家庭的共同禁忌，組織上向來就相對困難些。
「工殤春祭」藉著官方活動的名義，使工傷協會有機會進入勞保局塵封的倉庫，一筆筆抄錄歷年來的死亡資料，逐步建立了基本的四、五千個亡者名單，雖然多數人因搬家、資料有誤、不全、拒絕連絡等因素而難以再往前，但第一場春祭還是因為官方名義使人放心、宗教超渡又符合多數人「想為亡者做點事」的素樸想法，而召喚了一百多人參與。另一方面，市長馬英九的出席、以及結合密宗法王來台的新聞性，都是以主流的媒介，拉抬了「工殤春祭」的媒體能見度，同時也確立工殤春祭的正當性與重要性。
在對外的社會宣傳上，「工殤春祭」使用軟性的宗教儀式，在法會現場卻貼滿了書寫著數千名職災亡者姓名的蓮座，手冊上是真實的個案訪談血淚故事，「工殤協尋」的廣告也出現了台灣歷年來死傷的人數統計……都讓春祭背後的社會意義，隨著市長、法王的鏡頭，真實呈現。
之後，每年春祭，工傷協會與工委會共同設計了更多週邊活動，如「工殤碑推動委員會」的成立、與428工殤日的國際連線行動同步、擴大至佛教回教基督教天主教等跨宗教分別舉辦、以及將外籍勞工的工殤追悼一併納入……等，讓「工殤春祭」不只是官方活動，更是民間勞工運動的一環。
就對內組織上，春祭以「肯定亡者對社會的貢獻，撫慰生者失去親人的傷痛」為主軸，召喚了部份家屬參與集體儀式後，同時也開始進行不同於工傷者的組織工作，以柔性的座談會、合唱團、聚餐、肢體課程把家屬聚攏，後來2000年工委會、工傷協會共同找了翁開誠老師，標下勞工局的工殤調查案，對家屬進行個別訪談、集體的說故事團體。有了人，在亡者的議題上才開始發聲，1993年秋鬥就提出的「建立工殤碑」訴求，直到這時才得以具體往前推進。
「台北工殤春祭」連辦四年，到2003年鄭村棋已離開市府，勞工局也不再編列預算後，工傷協會仍與宗教團體合作、找資源，獨立擴大為「全國工殤春祭」在北、中、南各辦一場，並同時在三千多家7-11商店放置「工殤協尋」DM。但因人力、物力有限，且民進黨主政後的勞保局也不再開放讓工傷協會抄錄職災資料，「工殤春祭」可拓展的組織面受限，於是便暫時劃下句點。
參、對內組織及社會對話兼俱的文化積累
隨著組織的擴大，以及外部工運發展拓展的多元資源，工傷協會在進行會員的學習及討論上，也出現了更多樣、且對個人及集體都有累積性、創造性的需求與設計。
過往，工傷協會的小團體都是任務取向的小組討論：勞教講師班、職保法種子隊、職保法講師班、法服志工組、傷友關輔組……等。這部份，對於文字、語言能力都跟得上的會員有很大的學習與協助，但對很多家屬、及不擅長以條理式語言整理自身經驗的人來說，一直沒條件跟上來。我們需要新的觸媒讓大家有參與、學習的空間。
隨著以工委會為主的運動路線的拓展，我們也開始有條件碰觸到除了「街頭抗爭」、「工會勞教」之外的組織模式，例如蘆荻社區大學和工傷協會的交流，也讓我們驚覺有些氣味相近之處。社大的學員不論是家庭主婦、上班族、小攤老板，都有不同的社會身份，在社大的聚合有很多樣化的需求，婚姻、工作、親子…等等生命經驗，都成為學習的素材。而工傷協會的成員，在職災後來到協會，除了勞資爭議的分析與學習，並沒有一致的勞動現場對抗，每個人在工傷身份外，還有多重的生命面向，帶著各式困難與需要、活力與動能，可以彼此承接、相互支援。
之後，工傷協會開始參考蘆荻社大課程的模式，與社大討論講師的轉介，陸續開了繪畫班、寫作班、看電影班、肢體班、歌唱班…….都是想藉由累積工人文化的方式，進行內部組織，並讓工人自己說話。工人文化的發展，工傷者與組織者都興緻勃勃，也試圖生產成品，用繪畫的、歌唱的、表演的方式，累積一些素材，也讓不擅說理的人找到位置。
一、橫跨八年的工殤攝影展1996.2003
從1996年的「工傷顯影１─血染的經濟奇蹟」攝影展、工殤書的出版，以影像、文字記錄說工傷故事，是工傷協會讓台灣社會看見、認識的一個起點，工殤議題從社會新聞版，進駐文化副刊版，中國時報、工商日報、台灣立報還同步轉載一週至十天的影像與文字記錄。那一次，以傷殘者及職業病患者為拍攝主體，背後的基礎是工傷協會作為一個組織，和服務對象建立的深厚信任度，使工傷者願意直接裸露面對鏡頭，同時也是工委會調派許多組織者在工作之餘，額外花力氣共同參與完成文字的記錄與出版。
八年後，才有條件拍攝與書寫「死亡」。工傷協會從「工殤春祭」起大量接觸亡者家屬，訪談、小團體、活動參與、議題行動一層層深化關係，2000年的「英雄的命運─撫慰傷痛、平安勞動」音樂會，原本的用意是募款，後來倒為了籌備、爭取黑手那卡西及工傷者上台，而和家屬們一起編了「伴隨一生的傷痕」，並以練唱的名義真正組織了幾位亡者家屬，其中幾位積極參與者後來都成為協會理監事。這個過程，慢慢促成2003年的「工殤顯影2─家族陰影」的拍攝及出書。由亡者家屬們手捧遺照，完成「全家福」，死去的人一直和家人，在一起。
二次攝影展都與何經泰合作，工傷議題既符合他過往拍攝社會底層的人道精神，何經泰本人的藝術成就同時也增加了攝影成品在各媒體的出現。二次攝影展都與出書結合，拍攝的過程也同時進行故事的記錄，到第二次亡者家族的許多篇章，甚至是當事人自己書寫的。主流媒體的洽談轉載，以及從獨立出版到與商業出版社合作出版，都是考慮擴大影響面。
被拍攝者、被書寫者，其實並不是那麼被動的。對有些人來說，進入訴說與入鏡前，早已是對組織認同相當高，並實質催化行動完成，在第二次攝影展最為明顯，多數被拍攝者是由同是亡者家屬的利梅菊一一打電話邀集的，而拍攝當天，也會有多位家屬積極參與「探班」，對於一些關係較遠的會員，家庭拜訪及說服的過程，就是組織工作很重要的一環。
二、工殤合唱團到音樂會、詞曲創作班2000～
亡者家屬的定期聚集，一開始是以「說故事」的方式進行，那時協會透過輔大教授夏林清、翁開誠的協助，邀集幾位工殤春祭後較積極參與的家屬共同討論，同時也協同完成「台北市因工作罹難勞工調查研究」。
每每說故事就眼淚、啜泣相呼應的小團體，隨著大家逐漸熟悉，單純的說故事已不能滿足還有動力「想做些事」的家屬們。我們找來長期在街頭合作的工人樂團「黑手那卡西」，團長陳柏偉每週一次和家屬們討論，一字一句把每個人的心情譜成詞曲，集體創作完成了「伴隨一生的傷痕」歌曲。之後，透過國家音樂廳交響樂團工會顧問李易昆的介紹，我們與國交工會認真規劃合辦音樂會，為職災基金募款，同時也興緻勃勃規劃「伴隨一生的傷痕」在國家音樂廳首演的大事！
事實上，對於一個幹部群全是失業、傷殘工人的民間團體來說，募款餐會、義賣等等需要事先鋪好社會網絡、預有金主名冊的活動，我們幾乎是完全沒有條件辦理。音樂會，而且是在距離工人世界如此遙遠的高貴的國家音樂廳舉行，二千個座位等於是一次遊行的動員，我們完全沒經驗，就是硬著頭皮前進！透過工委會陳素香尋求免費場地的資源，和國交的藝術家們交流、互相認識、確定曲目，在網路上、工會系統賣票，一個個拜訪各工會及聯合會的支持，了解售票系統、訂定票價並進行宣傳，都讓組織者焦頭爛額。
「英雄的命運」音樂會的正式演出，曲目上完全是正式的交響樂曲，後來才發現國家音樂廳對於所有表演都有一套主流的「音樂標準審查」，我們這些粗啞的、不修飾的、滄桑的工人演唱，如何也過不了關。所幸國交工會大力支持，並轉介了金曲獎得主翁清溪老師義務編曲，讓整個國家交響樂團為「伴隨一生的傷痕」伴奏，最後在當天黑手那卡西、工委會、及工殤合唱團以「安可曲」的方式偷渡上台，且連唱二遍！事後2000名來自各界的觀眾們一致同意，那是當天最感動人心的演出。
就在「準備上台演出」這件事上，我們才看見家屬及會員們極大的主動性與積極動力。相較於談心、說故事等分享團體，家屬們經常是礙於和協會的情份而前來「捧場」，但合唱團練唱竟是會員主動排了時間加緊練習，她們說：「這是幫協會募款，我們不能丟臉！」原來，行動力的來源不來自「獲得」，而來自「付出」！─這是工殤合唱團帶給我們在組織方法上，最大的省思。
之後很多年，「伴隨一生的傷痕」在春祭唱、集會唱、遊行唱、抗爭唱，每唱就有人默默垂淚。直到會員們紛紛說：「我們再編一首歌吧，不要那麼悲傷的。」而黑手那卡西與工人合作詞曲創作的經驗也已十分純熟，工傷協會於是在2003年又與黑手同組「詞曲創作班」，陸續生產了反映工傷者更細緻、內在的情境的歌曲，這部份的成果，當然也促成2004年工殤劇以歌舞劇的方式呈現。
三、繪畫班到工人畫展2001～
繪畫班是工傷協會向蘆荻社區大學「移植借用」教學經驗的第一個實驗。由蘆荻社大的校長夏林清轉介劉秀美老師，每週一次和工傷者及亡者家屬共同作畫，大家一面學習對色彩、構圖的自信揮撒，一面藉圖畫分享自己的記憶與心情，最後決定以2002年開畫展為累積作品的目標，並共同討論一個工殤者共同的標誌，在春天滿街都是木棉花如火炬盛開的時節，以木棉花又名「英雄樹」的意象，獲得大家的一致同意，且在上課前沿街撿回數朵木棉花，讓畫者們以自己的方式畫出各式各樣對木棉花的聯想，而血紅似火的「木棉花」就此成為428共同的工殤標誌。2002年的工人畫展、畫冊當然就名為「木棉花開了」。
繪畫班持續開著，有些成員確實因此開發出極濃厚的繪畫興趣，劉老師也有心朝向訓練專業畫家的途徑走，希望在技術上、繪畫概念上可以更帶著前進，讓工人的繪畫成為台灣藝術上不可忽視的一股力量。但工傷協會作為一個集體，在有限的資源內，朝待繪畫班可以是會員凝聚意識的一個過程，重在經驗分享、開放自己、「玩」出共識，所以學員的安排便可能是階段性的、流動的，對於一些新會員，也可以是一個軟性的、認識協會與其他成員的一個入徑。階段性的需求與判斷的不同，一度使組織者與老師的關係十分緊張。
事實上，學員們豊沛多樣的創作雖然令人驚喜，但我們在課堂外的接觸，知道他們面對最大的困境還是在經濟，繪畫班誠然有趣，卻不是多數人的優先選項。2001年組成繪畫班時，正巧勞委會初次開放「希望就業工程」，協會申請了十個工傷名額，以最低工資雇用他們到協會工作，除了訓練他們對勞動法令的基本認識，法律服務及醫院傷友拜訪，讓他們以自身經驗，結合法令，對其他的傷友有幫助。同時，繪畫班的成員便有很大一部份來自希望就業工程的同仁，使用所謂「上班時間」共同學習與作畫。也就是說，對很多工傷者來說，一週一次的繪畫事實上是相當奢侈的，只有在經濟上撐住了，才能參與繪畫班的學習。希望工程結束後，多數學員雖仍是津津樂道畫展的成果，卻也不太有動力再來上課了。
反而是籌組畫展時，大家的動力又強了，這比較符合部份人「想為協會做點事」的意念，畫展當天也穿著最漂亮的衣服，很有「主人」的自覺，為來看畫的人一一介紹畫作與畫者。之後，我們階段性為新成員再開繪畫班，但都標定三個月一期再評估，而不是無限期開下去，互相拖延。組織者拼命找人來，而積極學員們礙於情份不得不來，老師以為深化學習的動力很強而產生與組織者不同的評估，方向拉扯不定。至於過程中畫出興趣，有意在美術上更精進的會員，可以自願到劉老師的畫室繼續學習，如此，衝突降低，繪畫班也暫停，但持續在家創作的畫者，到2004年仍於協會推出張榮隆、李麗華二位學員的雙人畫展。
四、肢體班、小劇場到社區公園演出2001～
肢體班同樣是向蘆荻社大商借老師。以低廉價格向差事劇場借場地、由李薇老師每二週來上課。一開始的構想其實是來自會員的特殊性。工傷協會的會員多半是肢體傷殘者，戴義肢的、拄枴杖的、終年穿長袖的、手插在褲袋裡不輕易示人的、電擊傷骨節皮膚扭曲的….，很多人是在協會裡才拔掉義肢，讓斷肢週遭皮膚有個呼吸喘息的機會，更多人是唯有一年一度的協會旅遊才讓自己到野外走動、放鬆。身體的釋放，需要練習。
始料未及的是，肢體班倒來了大半的亡者家屬。悲傷的、抑悒的母親，輕聲細語、沈默的妻子，還有小孩家人一起帶來的。肢體班沒有複雜的訓練，但讓大家互相碰觸、放鬆、信任，人來人去，是一個更鬆散的團體。2002年，協會十週年大會，肢體班自告奮勇轉為「工殤劇團」，自導自編自演了一劇「面對、勇敢、重生」，約有十餘人上場，原本說好是十分鍾的劇，以連庭玉的故事為主軸，展現肢體訓練成果，一上場演員們又自動加台詞，整整演了半個小時，沒有冷場，來賓們看得動容，工作人員也默默拭淚。
肢體班進階為「工殤劇團」，還是人來人去，隨興自在，一有機會就排戲上場，入庴慶典演出、大會演出，膽子愈練愈大，到2003年開始構思對外公演。曾以協會工傷者吳聰民的故事為題材，執導「暗潮」舞台劇（2002年）的林靖傑導演，建議結合工殤合唱團以「歌舞劇」演出，後來耿一偉導演全程協助排練、激發集體創作了「阿勇的天空」一劇，工委會多名成員也一起參與演出，而黑手那卡西全力音樂合作，同時呈現詞曲創作班一年來的新作，在2004年工殤日在協會會址附近的晴光社區公園正式對外公演！在場既有熟悉的工會幹部，更多的是第一次接觸的社區居民。
這是工傷文化積累到一定的自信與勇氣，試著與社會直接面對面接觸。
五、說故事、書寫、談心會、看電影1993～
說故事的經驗，其實是協會最早進行組織的基本小團體了。鄭村棋顧問帶領的職保法法研組，與其說是立法討論，不如說是梳理工傷經驗，從個別挫痛到集體立法的過程。而早在協會成立初始，藉由準備到學校裡演講，夏林清老師便協助個別工傷者回溯自身生命故事的整理，1995年更與導航基金會、基層教師協會合作了一系列的巡迴講習，由組織者與工傷者協同成立「講師班」，進行部份故事的書寫與社會意義的捕捉。
而成立於1995年以聯誼為主的「工傷俱樂部」，也多半是新舊會員以個別的工傷故事作為交流、互信的開場，1999年起組織亡者家屬，翁開誠老師也經由「台北市因工人作罹難勞工研究調查」，協助家屬組成「說故事」團體。陸陸續續，一直有個別的生命經驗書寫、或給亡夫的一封信等出現，分別刊錄在「工殤」、「木棉的顏色」二本書，以及「工殤會訊」中的詩文創作。
正式進行書寫的統整、討論，則是到了2002年，由顧問夏林清規畫與工委會相關各團體的大、小團體混合、交錯進行工人、組織者的生命故事，及工會歷史回顧。2002年，工傷協會承標台北市勞工局的研究案：「勞動工人敘說─書寫生命故事與口述歷史」，由李憶薇老師邀集台北市產業總工會、台灣倉運聯、工傷協會的成員及組織者，共同進行工人生命故事的書寫及集體討論，也生產了許多工人生命故事的精彩篇章。
工傷協會計劃多年的「寫作班」一直沒正式啟動，但從說故事、個別書寫、集體分享、乃致後來隨機成立的「看電影」團體，邀請單親協會劉淑芬催化討論、工傷致殘者的「談心會」，由基層教師候務葵協助引導討論、「志工團」請倉運聯秘書長黃小陵帶領深化整理、以及北市產總王醒之協助整理再就業的求情受挫心情…….都是這幾年不以「成果」、「解決問題」取向，而以「深化討論」、「經驗分享」為主的組織實驗。
工人文化就在集體中，經由個別細頊的訴說、書寫、各種形式的表現，找到自信與認同，一點一滴，積累成百川流淌。
六、記錄片小組的實驗與實踐2000～
1996年「台北捷運潛水夫症職業病工人」的戰役開打，至1997年政大傳播系的學生倪世傑、鄭怡雯來到協會擔任志工，同時顉定畢業製作以潛水夫症工人為主題，這正好結合工傷協會有意識進行的抗爭文化記錄，我們便協助安排工人專訪及抗爭過程的通知與記錄。一直到倪、鄭的畢業製作完成、並獲得當年的金穗獎記錄片佳作時，潛水夫症的抗爭還未結束，後續的影像記錄仍機動性的委託有攝影機的志工林靖傑、倪世傑拍攝，但一直沒有剪輯。
類似的合作模式，在2000年RCA罹癌工人抗爭時，記錄片工作者陸凱聲、蔡崇隆也在一開始便隨著行動記錄，陸凱聲並因應抗爭的需要，緊急剪接一支15分鍾的RCA事件剪接，並配上英文字幕，成為日後國內外勞教、說明此案並尋求支持時，最好的媒介。之後，陸、蔡向公共電視申請經費，拍攝「奇蹟背後─RCA的故事」不但有機會剪輯了部份抗爭記錄母帶，並因應工人打官司的需求向資方管理階層進行許多訪談，此片隨後也獲得2002年第一屆卓越新聞獎專題報導獎。
2002年，工傷協會與佛光山合作舉辦全國工殤春祭，同時也和佛光衛視合作連續四集的工傷者故事，收錄在「浦公英的故事」第40至43集，為工殤春祭宣傳造勢，之後，佛光衛視並應我們的腳本與歷史畫面提供，協助剪輯了八分鍾的工傷協會中英文簡介。2003年，「後視野工作室」在青輔會贊助下，以工傷協會發展歷史為主題，協會也全力提供歷史檔案畫面及配合活動跟拍，完成「勞動者的傷口」。至於十幾年來，隨著行動引發的新聞熱潮，主動要求拍攝專題的電子媒體，更是不勝枚舉。
認真說起來，上述的「合作」模式，其實也不過是協會提供素材，並以被採訪者的身份表明立場及主張，但沒更多的力氣干涉拍攝、剪輯的內容及觀點，作品仍是影像工作者的。「我提供素材，你提供器材」的合作模式，一直到2000年才有了改變。南藝教授井迎瑞在UCLA深造，有意以「工人自己拍攝工人記錄片」為論文主題，經鄭村棋轉介至工傷協會，當時RCA千餘名工人罹患職業性癌症的抗爭正如火如塗展開，我們便引荐井迎瑞與助理劉孟芬進入RCA工人的作戰會議，與工人討論由工人自行拍攝記錄片的可能性。井迎瑞自費購買四台輕便的攝影機，我們主動連絡RCA工人吳志剛、黃春窕擔任拍攝者，由井老師固定與參與者共同看帶、討論，並以其他國家記錄片為例，將記錄作為社會運動的一部份。後來黃春窕因身體不適（鼻咽癌）而退出，但吳志剛此後則成為不只RCA案、還有其他工傷活動的專屬工傷記錄者，而工傷協會也因攝影機的取得，開始自行記錄日後的各式活動，並向文化局申請工人記錄片教學的企劃。
由於技術與器材的限制，以及記錄片隨著事件進行，時間上得隨機全程配合，對很多工人來說，幾乎是很難有條件進入的。所以，記錄片小組的發展目前只限於部份有條件的工人（如阿剛，工作時間可以自動輪調，較有彈性）及全職的組織工作者。未來，再看發展了。
結語
工傷議題要召喚社會的認同前，得先回頭撫觸、肯定自身的痛苦經驗。唯有勞動者的切身經驗被「當作一回事」，階級文化才有形成、勇於表現的機會。
工人文化作為階級運動的主體？還是手段？
工人文化的積累，在工傷協會的運動實踐過程中，是承載各種社會意義前進的主體，也是組織工傷者的手段。若沒有放到集體的運動脈絡中，美術、音樂、文學……等素材都可以只是類似「藝術治療」的方法，再多的生產都只能回到個別的生命狀態裡，而無法產生運動的能量與文化積累。同樣的，若只有號召工人文化的集結出現，卻未能以細緻的組織運作關照個別生命的傷痛與差異，所謂文化主體，也不過是教條、形式。
在台灣，以工傷協會作為工殤文化的集結出現，有幾個不可或缺的背景與意義：
一、在階級運動的脈絡中
工傷協會與工委會的緊密結合、相互奧援，提供了一個運動性十足的集體平台與氛圍，使工傷協會的發展緊扣住台灣的階級運動，而不致於因為內在的部份需求而走向一般的身障團體，以爭取殘障福利為主。隨著台灣階級運動的前進，各種實踐的學習資源與教育方法，也支撐並拓展以文化為主的組織能量，也就是說，沒有黑手那卡西，沒有蘆荻社大，沒有工委會秋鬥，沒有北市產總、日日春、倉運聯、國際勞工協會……各式各樣的階級運動發展的對照、奧援，工傷協會的能量不足以獨立開展文化議題，及政治高度的提昇。
二、從受害人到行動者。
工傷協會作為一個提供義務服務的社會資源，受害人多半以「求救」的姿態出現，但在處理個案的過程中，協會不僅在法律上介入協助、分析與行動上協同前進，並提供一個自在、同理與安慰的場域，讓受害人彼此搭建互助的平台。各種學習的小團體一開始都有「對你有幫助」、「你可以學到什麼」的設定與想像，但很多經驗告訴我們，受害者的參與多半是源自「想還人情債」，配合組織者的需求，而內在動力是「想為協會做點事」，得先創造平台讓他們可以「助人」、「有用」，真正的行動者、參與者才會出現。工人文化正是在協助者與被協助者的組織滋養間，緩慢長出的花朵。工人無須代言人，只要找到可以發聲的方式與力量。
三、經由組織，重新界定社會意義
訴說、繪畫、歌唱、書寫….各種表現形式，承載的無非是意義的重新界定。若沒有一個集體的平台，個別的挫敗與傷痛，就只能各自療傷、以傳統的主流的「成功失敗」座標，去自傷或自責。但在運動中，以集體行動改變社會，也同時讓工傷的意義重新界定，個人的負面經驗可以是社會的正面教材。故事成為武器，殘缺也成為子彈。面對感受，有自信長出新的看法。無論是街頭的拉布條、抗爭，立院內的吵架、衝突，或者是文化展演的自在、自信，都有新的「意義感」作為能量的後盾，不自責、有支援、長出自信與說服力。單一的文化素材促成另一個素材的出現與發展，如寫歌到歌舞劇，如被攝到拍攝，文化活動可以是組織方法之一，但建立文化主體才可能發展組織，組織也使集體文化的出現成為可能。
四、運動高度與實質血肉
抗爭，當然也是工人文化形成的重要環節。工殤故事的敘述中，不免反應各種不同勞動現場的現況，例如，潛水夫症中加減壓程序一切合法程序，但沒有廁所的坑內作業卻容不下一個急於如廁、拉肚子的工人快速進出；例如，RCA廠的有機溶濟最後多半罹癌的是女工，只因廠內的性別分工，女性多半在單一生產線一坐就是八小時，男性技工反而在流動進出的勞動動線，不致時時刻刻與毒為伍。故事反應主流社會看不見的勞動真相。工殤文化的表現可以是個別的、也同時是運動的；可以是溫暖的、有力的、也可以是高度政治的。以「工殤碑」來說，對話的當然是社會價值，讓「勞動創造價值」的意義真正浮現，但若只有政治訴求，而沒有實質血肉，運動也只完成了形式與口號，唯有通過細密的組織過程，讓工人的具體生命經驗、勞動現場、生活與愛戀以各種形式展現出來，才能使運動高度的訴求真正有了血肉。
《印象四》
連庭玉發生職災截斷右手的時候，才十七歲。二十年後，她畫了一個穿著透明衣裙的女人，義肢拿在手上，腳上纏著鐵鍊，但額頭綁個抗議似的「工傷協會」頭帶，腰間還宣誓性地寫上「不要流血」。那個女人，看起來強壯又有力，眼神嘴角都堅韌篤定。
連庭玉與謝成源是在協會成立後結婚的，二位工傷者互相扶持、接送出綿長的情份。我到她家的時候，她邊聊天、邊煮飯、邊泡牛奶，在老舊的眷村搭建出來的窄小廚房裡忙進忙出，坑坑匡匡的鍋盤碰撞聲聽得人心驚肉跳，她的大女兒不客氣說：「媽媽最會拖時間了。」而她則細聲像道歉似地告訴我，冬天幫孩子洗澡時最緊張，天氣冷怕孩子著涼了，但一隻手又要擦毛巾又要拿衣服動作怎麼樣也快不起來……..。
在工傷者和亡者家屬「工殤畫會」裡，連庭玉可是身手快捷的畫者了，她下筆不多加思索，彷彿所有的構圖都在她心中操練過千萬遍了。在她畫的「結婚典禮」，新娘新郎相擁著各露出一隻手，巧妙地隱藏住各自工傷截斷的臂膀。畫框處她彷卡片的描邊放上粉色彩帶，她與他分別失去的左右手放大了，緊緊地圍繞著他們的婚姻，像要牽起手來。角落裡畫著17歲的她被機器捲傷的畫面，但粉紅色禮結懸在畫的上方，彷如一個巨大的祝福。
附錄
工傷協會的文化成績單：
＊展覽／演出：
「工傷顯影─血染的經濟奇蹟」何經泰攝影展，敦化南路安全島，1997
「英雄的命運─撫慰傷痛，平安勞動」音樂會，國家音樂廳，1999
「木棉花開了」工人畫展，228紀念館，2002
「工殤顯影2─家族陰影」何經泰攝影展，台北NGO會館，2003
「阿勇的天空」工傷小劇場，晴光公園，2004
＊ 出版：
專書：
「工殤──職災者口述故事集」，1997，台灣工運雜誌社出版
「木棉花開了」工殤畫冊，2002，工傷協會出版
「木棉的顏色─工殤顯影」，2003，大塊出版社出版
研究報告：
「台北市因工作罹難勞工調查研究」，翁開誠，2000
「勞動工人敘說─書寫生命故事及口述歷史」，李憶薇，2003
勞教手冊：
學生打工安全手冊，1994初版，1995年更新版，再版累計印製一萬本
工人急救手冊，1996
職災權益面面觀，1996初版，1999年更新三版，總計印製七千本
打工自保秘笈─Z世代青少年勞動小百科，1999年，與導航基金會合作出版。
工人版「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教戰手冊，1997初版，2002更新再版，與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合作出版。
「工殤春祭」紀念手冊，1999、2000、2001、2002年，台北市政府勞工局出版。
工人119簡易工傷小百科，2001
工殤大補帖，2003，與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合作出版
＊ 電子媒體
與台北市政府勞工局合作製作「工殤協尋」45秒廣告，1999
佛光衛視協助剪接完成「工傷協會十年簡介」八分鍾短片，2002
＊其他
工殤會訊
系列勞動安全，預防職災海報
工殤網站、RCA工殤戰鬥網，2001
與黑手那卡西合作「伴隨一生的傷痕」，2000年國家音樂廳首演，2003年收錄至「台灣牛」專輯。
以工傷協會作為記錄、創作主題的重要作品：
倪世傑、鄭怡雯畢業短片「陸上潛水夫」，獲金穗獎，1998
佛光衛視「蒲公英的天空」第40集至43集，拍攝工傷者故事，2002
林靖傑以工傷者為題，編導「暗潮」舞台劇，差事劇場，2002
陸凱聲、蔡崇隆拍攝「奇蹟背後」RCA的故事，獲第一屆卓越新聞專題報導獎，2002
「後視野工作室」拍攝工傷協會記錄片「勞動者的傷口」，2003年
2004年1月31日 星期六
啊~！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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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1.30寫的，相片是她九個月大參加 反戰遊行（20011020）第一次上街頭。 |
三歲多的小樹，膽子不小，但對聲音超級敏感。
她怕吵嗎？不是的，再吵嘈的環境，她真要睡就睡了，不太會驚醒。想來是我作月子時，重聽的外婆常上三樓來為我煮食，電視開得震天價響，初到人世的小樹早已習慣這世界是這個吵嚷不休，睡睡醒醒都自如自在，我是後來有幾回到家有幼兒的朋友住處，才驚覺原來孩子入睡了大夥兒就要輕聲細語、壂足夾手的，怕驚醒了好不容易才入睡的孩子。小樹不怕吵，頂多是會撐著擠到光亮未眠處，捨不得錯過仍醒著的不知是什麼的節目。從臥室暗處飛奔到客廳，窩著和爸爸看電視，撐不住了就睡了。
那麼，對聲音敏感又是什麼呢？
幼兒書上都說小孩三個月大後，就喜歡有聲響的東西，諸如音樂盒、拉鈴的音響等等，都以鮮艷的色彩造型，輔以詳和的樂聲，吸引小寶貝好奇把玩。但小樹偏偏害怕突如其來、一動就響的聲音。我們的床頭積滿了朋友送的、二手轉來的毛絨絨玩具，小熊、小狗、小娃、小馬…..，其中有一只泰迪熊，在手掌處加裝電子感應音樂器，是當紅商品，小甥女十幾歲時就有愛慕者送了一只，一握手，掌上的電子感應器就啟動：「I love you! I love you!...」的聲響，小女生都覺得炫得不得了，四處炫耀。小樹的反應是，驚嚇得反身抱住我，眼淚立即飇了滿臉，哇一聲毫不掩飾。原本以為是頭一回沒有預期，她才這樣反應激烈，後來履試不爽，且她一見那只泰迪熊，表情厭之惡之怕之…..完全的不共戴天，有她無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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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特例嗎？諸如，因為頭一回接觸嚇壞了，再也無法共處？
我懷孕時弟弟到歐陸遊玩二個月，我只請他幫尚在腹中的小樹帶個小玩意回來。之後，他從蘇格蘭買了只頭戴紅格呢絨帽的小白熊回來，手工粗糙，但妙在輕輕一按紅格呢絨帽就傳出蘇格蘭風笛聲。可是這小玩意真嚇壞小樹了，她先就是不太樂見這個手掌大的白熊，我們於是想討好她地玩弄著小熊帽上的玄機，風笛聲響起，她的眼淚應聲而落，慘叫且全身驚顫把可憐的小白熊遠遠甩開，又一次的不共戴天！
一直到她三歲多，才有法子談笑面對發聲音的小玩意，但要親近，仍是極勉強。
小樹爹喜歡看恐怖片，她只要一聽聳動的、驚怖的配樂，整個頭都埋到我懷裡，雙手緊矇住耳朵，全身僵硬、發抖。
「小樹，」我試著抱住她，翻轉過身而她堅持不肯，我只有附在她耳邊問：「你很害怕嗎？」
她用力點頭。
「不要怕，一點也不恐怖呀。」我說，要扳過她的臉，不肯。
「小樹你看，電視上沒有可怕的東西呀。」小樹爹詫異大笑。
她不抬頭。我知道是那配樂，那暗示著有可怕鏡頭的配樂，糾人心弦。
整整半個鍾頭過去了，我都以為她睡著了，乃致只是安撫性地摸著她的頭。而她突然轉過臉了，原來是配音進入無聲階段，她一直警戒著，直到確實安靜了幾秒，她這才放心抬頭看向畫面，呢呢喃喃的說：「看完了嗎？….」
等我意識到要遮住她的眼，來不及了，恐怖片中，萬籟俱寂正是最驚悚鏡頭的前兆…….
「啊～」慘叫聲，被沒有聲音所騙的小樹，又僵直地栽到我的臂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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