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0122 台日
阿勇工傷後好幾年沒個穩定工作,有一陣子,他在在舅舅的建設公司當差,在協會附近,所以下午時常就溜達過來。
「大姐頭。」他探頭進來,「我昨天遇見我老婆了。」
「在那裡?」
「土城。她沒看見我。」他怔忡出神,笑了:「我嚇一跳。」
「想見她嗎?」
「你幫我打電話給她,邀她出來。」他下意識用扭曲的左手理理頭髮,「這幾年,我發胖了一些。她沒什麼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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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訴說著和老婆自國中起談戀愛,高中時還到她就讀的商職校門口去接她下課,女同學們都竊笑著羞她。才二十出頭,他當完兵回來,二個人就結婚了。
「我那時很拼哦,一天工作十幾個鍾頭。」他得意起來:「老板都誇我動作快又肯幹,加班從來不拒絕的。」
遭受高壓電擊那天是除夕,他還是趕去加班,阿勇說:「出門前還和老婆吵了一架,我氣她不會想,孩子都要生了我總得多賺點回來呀。再見面,就是在醫院了,醫生要我簽截肢同意書,我自己還沒什麼感覺,就看到她哭了。」
後來,懸著空盪盪的右臂,他每每搭公車去復健就怕沒位置坐,司機一剎車,重心不穩的他好幾次真就跌倒了,滾到走道上,爬起來都很困難。坐電車人擠人也是不行的,被貼身擠到的人,盯著他高壓電擊後糾結的左手及下頦,不自覺地側身、嫌惡閃躲。他也躲,粗大的身量藏都藏不住,巷子口的小孩子跟著他背後搖搖擺擺走,偷偷丟他石頭,一溜煙攀到牆頭作鬼臉。
他躲回家發脾氣,甫出生不久的孩子高聲大哭,他也大叫,術後才出現的癲癇又發作,吃了鎮定劑就不想再起床,量愈吃愈大,一思考,頭就痛,行動遲緩了,腦子也不動了,昏睡終日,醒了,對整個世界生氣,身邊人全被掃到,他恨自己:廢人一個!
年輕的老婆一次又一次捱著,最後也被罵出了門,再沒回來過。阿勇一直說,老婆是被他逼走的,是他自己不想拖累她。
「現在小孩子都快上國小了。」阿勇說。
「她一直沒回來看孩子嗎?」
「沒有。之前聽說她在桃園作美髮。」
「你也一直沒去找她?」我扳起大姐頭的架勢,有點責怪他了。
「可是我還沒成功啊。」他無辜地說。
什麼又是成功呢?工傷協會成立後,阿勇來法律服務,準備打職災求償官司,看見很多人,雙肢都截去的、坐輪椅的、更慘的都有,殘缺的生命自各在找出路,放到一個集體的平台來,似乎也比較不那麼孤單了。
「我想我並不是最糟的。」他笑了:「秋鬥遊行時,很多朋友都在電視上看到我了。你知道嗎?那年去勞委會丟雞蛋,雞蛋還是我去幫所有工會一起訂的欸。」
工傷後的身份,居然還可以發揮改變社會的一點「犧牲打」作用,個人的挫折放在集體中看待,社會意義才豊富起來。他重新長出一點力氣,鎮定劑也減量使用,騎了改裝的三輪摩托車,他來來去去找自己。
就是那段時間,他寫了封情書給老婆。我幫他改錯字、郵寄了過去。老婆娘家在台北,她假日才回家,平時在桃園工作。她回了電話給我,聲音很平靜:「我現在很穩定。不會再回去了。他如果好一點,我們就簽字離婚吧。」
她不多談那段時間的焦慮與痛苦,但清楚,自己的生命裡不想再承擔這個長不大的男人,她選擇走開。不回頭。
「大姐頭,她放棄我了 …. 」
老婆離家多年,阿勇似乎到這時才真正面對斷裂的痛苦。
他像是要哭了,把眼鏡架上架下地眨著眼睛:「我生病了。我和大家作對。我不好,可是她怎麼就真的丟下我了呢?」
「她那時也還好年輕,也不知道可以怎麼樣吧 …… 。」
「可是我那時候拿自己沒辦法。我如果不發脾氣,就只能承認自己很差、很沒用。」他神情黯淡。
「阿勇,你恨過她嗎?」
「嗯 ….. 是我不好。」
「不怨她?」
他眼淚流了下來:「我們從小一起長大,她怎麼就不等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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