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最美麗

小樹向來自認為十分美麗，或者說，她的眼中不太有長得醜的，男的女的都好看，但論起「比較級」，她多半很有自信，當仁不讓。

「鳳儀和小樹，誰比較漂亮？」

「小樹！」十分乾脆。

唯有對親愛的媽媽，她在比較的競逐上稍有遲疑，最愛的是媽媽，媽媽比任何人都好，但誰最美麗呢？她總想榮耀分沾，把第一名的頭銜與我分享，硬要她作出選擇，她吞吞吐吐，最後也只能大義滅親。

「媽媽和小樹，誰最漂亮？」

「．．．小樹！」她可憐我被除名了，但不得不，聲音仍是堅決的、不容質疑。

這樣一個最漂亮的小樹，卻居然有口口聲聲稱讚另一個女生「全班最美麗，比我還美麗」的時候，且誠心誠意，真令人驚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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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上學二個月了，草梅班有好幾個名字是我重覆聽到的。張學恆、李俊毅、潘艾、..等等等。

「誰最漂亮？」我想著一定是她。

「張福真。」

「為什麼？」

「她的頭髮，每天都綁這樣、那樣，」她的手很努力地在頭上比劃著：「好美麗呀。」

「那小樹呢？」

「我不美麗，我的頭髮都亂亂的。」

所以問題出在小樹的媽媽比較不會綁頭髮。

但我想，張福真定然是很漂亮的孩子了。小樹有一天很開心的說：「今天張福真和我好，我們一起睡覺。」

「她以前不和你好嗎？」

「嗯，她只和潘艾說話。」

又一個線索，若不是個高傲的孩子，就可能是害羞。

當過專櫃服飾店員、對服裝頗負品味的奶奶說：「哎喲，那一定是穿得很俗氣啦。」

我說：「不會吧，小樹只說她會穿紗紗的衣服。」

「紗紗的，粉紅色裙子，還說她頭上有個粉紅色皇冠，腳上還穿高跟鞋。」奶奶笑著搖頭：「那一定聳死了。」

「對呀，」小樹熱心地插話：「高跟鞋哦，好漂亮哦。」

我想像著那樣一個每天都細心裝扮小女生的媽媽，耐心地綁了三、四條辮子，符合小女生期待地讓她穿上在同儕間引以為傲的服飾，啊，張福真及她的媽媽，真令我心嚮往之。

新娘子

胖小子是王子面

很快的，小樹已經長成一個「兒童」的模樣了。

週日出門，她多半選擇和我道別，冷靜地說：「我不和你出去了，我要和鳳儀城城玩。」孩子們假日都在巷口來來去去、百無聊賴地打混。

她明確分辨各式關係，孩子們是「朋友」，爸媽爺奶姨舅等是「家人」，除此之外，我那些與她熟稔極了的同事及友人，她默不作聲地翻臉不認人，再如何討好她，不算朋友。我想她心裡的os是：「他們是，媽媽你的朋友。不是我的。」她和他與她交好，只是衝著我的面子，且多半是在沒有其他同齡玩伴的情況下，不得不聊備一格地打發時間。

她的品味仍是十分普羅、跟隨流行。

白紗裙、粉紅色、hellow kitty、亮晶晶的日式卡通風味，照單全收，絲毫不見個性。（據說小女孩都有這個階段，這樣的說法使我安心不少──但也作好心理準備，她要是一直是這個樣子，就也隨她去了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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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次參加婚禮，她最期待且崇拜的莫不是粉雕玉璩的新娘子，且極目、並盡可能身體力行地追隨。上次叔慧婚禮，小樹膽敢一路順著結婚進行曲的音樂，白紗裙到那裡，她就三步後地跟隨到那裡，乃致於我在叔慧婚禮的相片裡，好幾度見到小樹孤單佇立在親友圍繞的分界線上，神出鬼沒。

上週大阿姨來，我們到豪華稍減的台南擔仔麵去。正逢喜晏，我與她混在人群中一起迎接新人入座，之後，小樹很堅定地向我請託：「你帶我去看新姨子。」

「我不敢。」

「拜託！」

「我不認識她，我不敢。」

「拜託～」她硬扯住我的手，不讓我退回隔間的餐桌。

「你自己去。」

「我是小孩子，我不敢。」

嗯，有道理。

「可是我只帶你去，我就要先走了哦，你自己行動。我不管」

「好。」

我牽著她的手繞過這一桌那一桌，假作找東西似地繞到主桌附近，終於千山萬水來到新娘子背後，我放掉她的手：「你自己來，我走了。」

假作若無其事地提步離去，不讓人識破我與她的關連，眼角餘光留意著她徑自站上新娘的背後半步之遙，鼓足很大勇氣似地大聲說：「新娘子！」

而那對新人正不知對著同桌的那位長輩回話，竟沒有人聽見小樹。

我匆匆走到十公尺外了，心裡暗自焦急：「分明很大聲了呀，就在你們背後，怎麼沒有人注意？」胡亂想著小樹你何不伸手去拉她的婚紗．．．．

「新娘子！」小樹的音量充沛且情感、情緒滿溢。一對新人困惑地，轉頭過去．．．．

我沒膽再滯留現場（當然也是擔心被小樹大聲叫喚來解圍。我沒種，不敢。），迅速退到喜宴外的我們的用餐室裡。

五分鍾後小樹就歸隊了。她興奮地賴上我的懷裡，坐上膝頭，邀功般地說：「我一直說新娘子，一直說一直說哦。」

「我看見了。你好勇敢。」

「對呀，我就一直叫新娘子。」

「新娘子有跟你說話嗎？」

「有啊。」

「她說什麼？」

「她說，」她努力回憶新娘子的口氣，分毫不差地說出口：「她說，我沒有見過這個小孩。」

微塵

（2006年一月印刻文學誌）

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三千大千世界碎為微塵，於意云何，是微塵眾，寧為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何以故，若是微塵眾實有者，佛即不說是微塵眾，所以者何，佛說微塵眾，即非微塵眾，是名微塵眾……… ──金剛經

聰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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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然是從新聞上知道這個消息。靖傑打電話來，我正忙著和五十餘名菲籍勞工召開自救會，他說：「聰民後來改名字了嗎？」

「對！他改了好幾個啦。」我笑著說。

「吳蒼揚是他嗎？」

「對。」

「啊，那就是了。昨天在貢寮的火災，他和姪子都死了。」

「哦，火災，」我還在核算外勞薪資單上的不當扣款，腦子裡一時沒轉過來：「他家是在貢寮沒錯啊。他怎麼了嗎？」

「死了。」靖傑的聲音一瞬間蒼老了十倍：「你去看今天的報紙。」

怎麼會？這個社會天天都有人過世，怎麼會是他？怎麼又會上了媒體？這個消息聽來更不真實了。

不是他。我一路快步走回國際勞協，心跳得喘不過氣來。不是。我年前才打電話到貢寮，他媽媽說他人在深圳，給了我一個長串的大陸區的行動電話號碼，反覆結巴說了幾次，後來我撥去的電話一直沒人接，猜想是老媽媽看錯數字了，也不好意思再去麻煩人家。心裡想，過年時節他總會回家吧？到時再連絡好了．．．．．就這樣擱著，竟也快過一年了。他回家了嗎？一定不知道我在找他！怎麼可以不知道就走了？不是他。

週日，國際勞協恰是最熱鬧的時候，好不容易休假的外勞們來來去去，大聲說著家鄉話、大聲笑著、放鬆、作菜、看租來的影片，電話響個不停，全是來求救的受虐個案。所有的聲響彷如倒退成為遠方的激浪，我聽了，聽不入耳；看了，看不入目，而我仍是微笑的，不是他。上網查了電子報，社會版，沒有。地方版，沒有。結果是在焦點新聞找到大篇幅的報導，一臉聰明相的小五學生吳誌軒成為「救叔小英雄」，他在失火時逃出大門，但為了救他親如生父的、殘障的叔叔而跑回二樓，兩人一起在門前因吸入過多濃煙，倒在門口，沒被火灼燒，但也沒來得及逃出。吳蒼揚得年 36歲，吳誌軒 11歲。家人哀痛欲絕。

聰民是那個殘障的、行動不便的人。我覺得好奇怪啊，他向來行動索利，接上義肢不需一分鐘，即便是單腳跳躍也很俐落快捷，一定是沒料到火勢這樣大吧？報上說，半夜時分，是他先發現濃煙的，出聲喚了隔壁的媽媽下樓去看看，可他自己怎麼這麼大意，沒及時套上義肢？

我撥了電話給工傷協會。心跳得這樣急，我必須按著胸才說得出話，聲音這樣遠，像一句咒語又像一則啟示，我聽見我終究是說出口：「聰民死了。」

機會
聰民是我來到工傷協會的第一個朋友。

十年前，我製作的第一張工殤海報，就是拿他的半身裸露黑白相片，加上大標「如果當初沒有發生那件事 … 」文案裡簡單說著他的故事，一萬一千伏特的高壓電擊，奪去了鐵窗工人的左腳、雙手灼傷扭曲， 18 歲那年，他的生命從此轉向了。

我笑說是聰民長得俊美，有賣點。二個人說好各自寫文案再決定用誰的，我寫好了給他看，他大笑：「就這樣吧。你寫就好。」

時間緊急，我先將海報送印，一面仍迫著他要交稿。幾天後，他交出了好幾大頁的稿子，說：「現在才寫到小時候摸魚打架的事。」我如同看連續劇般，每隔一段時間就斷續接到新稿子，從學校、親子、愛情、職場、受傷 …… 高潮迭起。二十六歲的年輕生命。

聰民的心思敏銳、細膩、自尊心超高。截肢復健後，他拼命工作，想證明沒腳缺手也可以站得起來。後來在職場上出現不合理的管理控制，感情上又出現問題，他請了長假後就備受打壓，一怒辭去工作，開始買醉，生命往下掉。

我知道他心裡不痛快，不滿、自傷、用自己的方式墮落著。父母、哥哥們都疼惜他，不忍苛責、不便要求，他反而逃得更遠。可我認識他以來，他一直是最好的救火隊，只要協會有事要忙，他二話不說跟著熬夜工作。

我們一起討論、講習、寫布條、上街頭。全民健保甫實施二個月，我們到健保局抗議諸多不利於勞工的設計，面對顢頇的官員，聰民俐落拆下義肢往會議桌上一擺：「一個工人斷了腿要花多少錢你知道嗎？我們的訴求你到底查過資料了沒有？」媒體的鎂光燈照過來，他面不改色：「像我這樣的工傷殘障者，每年有六千多個！」

這樣一起打拼一年後，聰民帶我到山上他常去的小廟，不經意說：「差不多了，該找工作、重新作人了。」

隔兩天，我正好聽一位工會幹部提及新光紡織廠要徵一位倉庫管理員，他可以引荐。倉管員的工作並不吃重，但時間頗長，能記錄出入貨就行了。我記住這件事，假作不在意地探試聰民的意願，他嘻皮笑臉，左腳的義肢蹺上右腳的膝蓋上，說：「我什麼都能做。」

我於是打電話去詢問工作內容及勞動條件，最後提及：「聰民有殘障手冊。幾根手指扭曲變形，但字寫得漂亮，電腦也能用。左腳裝了義肢，但其實走得很穩，也能提重物 …… 」

「哎呀，這不行啦。」熟識的工會幹部立刻說。

「你見見他就知道了，真的行走做事都沒問題的 …… 」我發急了。

「不行不行。問題不在我。」他在電話那頭提高聲量：「一個殘障者！我們老板連面試都不會安排。」

那是我進入工人運動多年以來，第一次幫人求職，不果。彼時失業潮尚未襲捲台灣，我熟悉的工會幹部都是冒著被解僱的危機，衝鋒陷陣。而我來到工傷協會，觸目所及，非病即殘，走投無路，聰民還不是最嚴重的一個。

夜裡，與協會顧問夏林清討論勞教講習的細節，我提起白天這通電話。

「反正新光紡織惡名昭彰，再找其他機會也就是了。」我說：「居然連面試也不行！」

然後，毫無預警的，我的眼淚掉了下來。我邊笑邊抹去湧流不止的淚水：「啊，怎麼會這樣？我並沒有很難過呀 ….. 」

說完，我就哭起來了。

連面試的機會都沒有。終於，我直接碰觸聰民的挫折，痛！我們一起走了很長的路，我總算踢到他在這個社會上一再經驗的痛苦。我只是偶然踢到腳踝，隱隱作痛，跛足的他卻經常跌得鼻青臉腫，連攀爬過去的機會都沒有。

在工傷協會，傷的、殘的、痛的、苦的人聚集在一起，心酸與磨難都多，組織工作者內在極柔軟的部份不時跟著起伏震盪，但同時也在集體對抗中磨練得強壯有力。處理個別的職災勞資爭議，組織者與工傷者可以扶持前進，找法令、找資源、調解、檢舉、甚至抗爭，共同梳理出結構的不義。我們交換經驗，儘可能在有限的條件下，作出最有利可行的決定與談判。憤怒、行動都在累積力量。

唯獨「求職」不同。找工作的過程，我們幾乎沒有協同的空間，完全是把個別的人丟到就業市場裡，任由挑撿。運動的能量與條件這樣有限，我的淚，因為知道現實的殘酷、集體的無能為力而無法停止。

很多年以後，工傷協會開始嘗試協助工傷者求職的工作，痛苦與無力仍令人舉步維艱。但我們記住最初的眼淚，因為理解，所以靠近。


上香

抵達殯儀館時，氣象報告正警告著輕度颱風要撲台。

天氣忽晴忽雨，風倒是撲面激昂，飽含水意。從南榮殯儀館延著山徑往上，先入目的是火葬場旁的小靈堂，裡面暫時安置著尚未公祭、火化的靈位，約莫六坪大的長方型空間，沿著牆排列了二、三十個靈位，相片、鮮花、水果、牌位、香爐，上緣的牆壁經長年的煙燻而嚴重泛著黃油，倒是牆的中下側因著時常放置靈位，仍是刷白的。有幾個牌位才剛拆下，想來是新近出殯，供桌及靈位都拆了，新的逝者尚未接替上來，留白的空位，色差份外顯眼，像是等著下一位的香火。

聰民和姪子誌軒併鄰擺放著，兩個人都有濃眉大眼，好看分明的稜角，我心裡忍不住浮起報上的說法：「家屬打算把叔姪兩人葬在一起，盼他們來世作父子。」似乎這樣，兩個人就有了伴，活著的人也得到一點安慰。

聰民的家人正與師父一起在小靈堂旁誦經，臨時搭建的帆布蓋被疾風吹得獵獵作響，陽光有時照得一片通亮，有時又速忽暗沈了下來，伴隨著斜飄進來的驟雨，陰晴不定。遠眺對面的山頭，一整片丘陵地都植滿了新舊墳塚，安靜的擁擠。工傷協會及工委會的朋友一行八、九人，陸續加入誦經的行列，一名師姐熟練地分發經文，主祭法師是聰民的堂哥，我們就一路從心經、阿彌陀佛經、到金剛經連續唸誦下來。聰民好走。

風這麼大，招魂幡斜倚著供桌，幾尾流蘇翻動不休，左三魂，右七魄 ……

聰民在大火中不知有沒有來得及拿他的左腳義肢？他義肢向來套得瀟灑，不會遮遮掩掩，膝關節以下留了一大段小腿，使力點還不算困難，走起路來平穩得很。我一回跟著他上南港的廟，一路都是山徑、樓梯、甚至要攀爬上一個簡陋的自製覽車，我的耐力算是不錯了，都覺得氣喘如牛，可他就可以來去自如。當然我也知道，長期磨擦下來，義肢接連處經常會淤血、破皮，但這些事，聰民自然是不會說的。

夜半時分突如其來的火災。事後人們研判，是一樓的電扇連續開了太久，電線不堪負荷，起火了。而火一起，晚睡的聰民（也許還沒睡？）就先開口了：「有燒焦味？」同住二樓的母親，逕自起身下樓看，不料是門開了正好把風吹了進去，原本悶燒的火焰立時得到助燃，火勢遂一發不可收拾。母親忙著叫大家逃生，二樓的聰民應是走到門口了，可煙燻得凶，就這樣倒在門口出不去了。誌軒跟著外婆逃出門外，見不到叔叔又返回二樓找他，猜想是要揹著聰民下樓的，可火勢太大，二個人擠在門口窒息了。就此沒再醒來。

招魂幡不歇息地翻飛，「一位正德，返回家中，領沾功德，迎向西方」．．．．正德，正是如此。聰民走後，陸續聽見一些朋友說：「他曾經不眠不休幫我打字、完成論文。」、「一回車禍，是他全程陪我去談判。」、「我家頂樓加蓋是他幫忙找工人、監工。」、「蘆荻社大初成立，他幫忙找教室、借用具」．．．．這是聰民慣常與人相處的方式，他不麻煩人，他慣常以協助者的角色出現。不出現的時候，多半是過得不好了，獨自躲起來。

這三、四年來再也沒有看見他，可想而知他的境況不是太好。若是順利，他早出現了。我只遺憾，我沒更盡力去找他，總是這樣忙，以為有用不完的未來。去年向他媽媽要到的電話，撥不通怎麼不再繼續追呢？我以為他人在深圳，就暫時放棄了再尋。天涯海角，那有這麼遠呢？他若知道我一直掛念著他，也許會少一點寂寥。也許，還可以如過往般，半夜拎酒來找我，淨說不著邊際的話，要人「呼呼惜惜」一下。這是我所熟知的，聰民的苦悶與快意。

懸案

聰民職災受傷時，正值高三上的冬天。來自宜蘭的他，對台北都會的職校生涯厭煩至極：「無聊得要死，又沒學到什麼。台北的學生個個都很屌。」

整個夏天，他留在台北打工，沖床、鐵工，紥實地流汗打拼，睡老板家頂樓加蓋的小房間，打赤膊學技術，覺得生命耐操耐煩得多。就這樣決定休學作工去。

1987年 12 月24 日清晨，台北的街頭早已為耶誕節慶掛好成串的晶亮燈飾，聰民與一同休學的幼時伙伴攀爬在三層樓高的舊建築外，安裝鐵窗。未斷電的作業，引發一萬一千伏特高壓電擊，身邊的同學當場死亡，聰民則住了半年的醫院，雙手嚴重灼傷、扭曲變形，左腳截肢。

隔年秋天，聰民雙手裹著石膏，被老師硬拖回去唸完最後一學期的課，取得高職文憑。對職校與職場的斷裂，他有極深的感觸，生死攸關。我與他一起到學校講習，商校的小女生井然有序地在視聽室看我們帶去的幻燈片，聚精會神地隨著影像的牽動而發出：「啊，好可怕～」的回應。

演說時，聰民穿著短褲把義肢裸露出來，一頭亂髮近看了會發現後腦勺部份因植皮留下約五公分平方的頭皮長不出頭髮。他說話有一種故作不在乎的瀟灑，眼神則極專注，漂亮的深輪廓，比較起不久前的職校經驗，或嘲或諷都讓學生會心一笑，回憶起工傷後身心的掙扎，或笑或嘆都令人動容。

他談經驗，我輔以相關勞動法令。學生們反應熱烈，老師說：「真是太精彩了。暑假大家要實習，一定有很多問題，現在可以直接發問。」

美髮班建教合作的女孩率先舉起手：「吳大哥，」下巴揚起來指向我：「你們是一對嗎？」

我們相視大笑。

受傷後，班上有個女同學一直來看他。默默在人群中，天天來。母親開口了：「這麼好的女生，敢緊娶娶起來好了。」

他躺在病床上，要女同學別再來了。多年後提起這事，他嘆氣搖頭：「我剛上台北讀高中時，爸爸媽媽都叮嚀不准交什麼女朋友，怕我亂來。等我殘廢了，也不過才十幾歲啊，他們反而一天到晚關心我娶老婆的人生大事。」

聰民媽媽私下倒是對我說：「聰民若有交查某囝仔，愛勸他卡緊娶。以後卡有人照顧他一世人啊。」

後來，女同學終究只是女同學，但聰民惦記多年，歷歷在目，感念她當時的情深義重。年少的溫暖。

真正談戀愛是畢業以後了。這一段，聰民始終說不分明，偶而酒醉後向我抱怨：「是我不好。我這麼爛命一條，實在不能再拖累她了。」

工作與情感都曾經美好，充滿希望。後來，一如我在協會遇見的許許多多各式社會挫折至難以承擔的人，聰民在辭了工作、生命往下掉的階段，愛情也承擔不了。多次罵她，醉倒在路邊不回家，逼她走，失意的人對自己不滿，對身邊人耍賴。活得不好，不願好，都努力過了還是挫折連連，那麼，放手讓自己往下掉，看能掉到那裡，身邊親愛的人都要揮走，盡情往下掉。

我認識聰民的時候，他還是天天喝酒，但他清醒的時候，跑工傷協會、跑山上的小廟。協會抗爭缺人手，他上；廟裡要人跑腿搬東西，他也去。我一回與他上山，師父看了我半响，意味深長：「聰民很需要照顧哦～」

他一旁大笑：「哎喲師父，不是她啦。是她我也不敢。」

我們無話不談，但好長一段時間，離去的女友是個不能碰的話題。一回，他匆匆來電：「我帶一個人去協會，介紹你認識。」

她跟在聰民身後走進來，手上還牽著一個年約二歲的小男孩。年輕的媽媽，載眼鏡，清秀削瘦，出乎意料的冷靜樣貌，不多話。她簡單自述，說是好幾年沒北上，來「順道」看看老朋友。他靜默。我想他們需要一個自在的空間，協會像是聰民的家，他帶她來，我自覺如親人般陪同，繼續忙手上的工作，端水給小男生喝，不多問。

之後，聰民一口咬定那是他的孩子。

「所以，你要把孩子要回來？」

「不行。」他搔搔頭：「沒資格。」

他一逕擔心著女友不幸福，擔心嫁的人沒善待她。但那女孩真是平靜，見了面，沒哭訴、沒抱怨，進退有禮，兩個人間算是了清前債，各過各的生命。

聰民後來也不再提這件事。我問過幾回，他只是苦笑：「她現在過得好就好了。上回和老公吵架離家出走，我本來想，她若要離婚跟我，我就振作、養她母子。可是她還是回去了。」小孩呢？女孩說不是聰民的。懸案。

聰民生命中的懸案也不止一椿。

「我自己都活不好，那有力氣管這麼多？」他說。

出殯

夏天，又是枉死。聰明的家人一週內就及早為叔姪兩安排了出殯。

2005年八月 15日，盛暑。陽光亮到刺目難耐。偌大的公祭場，竟是坐了上百人。工傷協會、工委會、蘆荻社大 ….. 他參與工運的那幾年間，接觸過的團體，多年來與聰民失去連繫，最終的一程還是來了十幾個人送他；再過去，花白頭髮的貢寮鄉親佔了大多數，鄉里代表會、誌軒的小學教職員會、吳氏宗親會 …..想來是遠程自貢寮包了遊覽車來的。

滿場的白花，莊嚴肅穆。鄭三姐好意提醒我，把不滿五歲的小樹帶到公祭場外，孩子小，還是別沾染上不乾淨的東西才好。可我想聰民會善待小樹的，他一向與孩子友好。小樹自在地東張西望，瞪視著像是懸空掛在一叢叢香水百合間的兩張亡者遺照，明顯地對小哥哥誌軒感興趣得多。

「媽媽，哥哥怎麼也會死呢？」

小樹最近的一次喪禮記憶，是姑爺爺在台南的公祭，姑爺爺都八十九歲了，喜喪禮，全場使用粉色調。我們一路送到墓地，她全程參與了家祭、公祭、入殮、下葬、過火的儀式，和一名抬棺工人的小女兒在墓碑與墓碑間玩得不亦樂乎，開懷的笑聲在山谷中迴盪而無人阻止。喪禮對小樹來說，對象是老人，氣氛是輕鬆。

我看著誌軒一臉的倔強、機靈，心中忍不住嘆氣：「哥哥要去救叔叔，火一直燒，他就暈倒了。」

「那叔叔呢？」

「叔叔腳斷了，不方便，走一走也暈倒了。火很大。」

「火很可怕嗎？」小樹皺起眉頭。

現在，我們兩個人都安靜地看著聰民的遺像。他一貫不桀的自然捲亂髮，深且俊美的輪廓，微帶著笑意的雙唇顉住了抽煙、檳榔過多的一口黃漬牙。經過相館柔焦的處理，聰民的臉呈現前所未有的溫柔與寬心，似乎所有的掙扎與困頓都過去了，向來銳利的眼神也放鬆了。

「被火燒到了，很痛。」我說。

十八年前，一萬一千伏特的高壓電，順著安裝一半的鐵窗，像火一樣在聰民的身體內狠狠燒過一次。這麼多年來，他一直與烙印不去的生命灼痕奮戰，有時激昂，有時陷落，沒有一時安歇。這樣痛！

儀式仍往前走，鮮花、送酒、上香，聰民的只弟們一排代表家屬答禮，都是勞動的人，幽黑的膚色，長繭的拳頭，幾個兄弟個頭都不算高，也都和聰民有同樣的深輪廓。公祭近半，聰民的媽媽再也撐不住，乾啞的聲音嚎啕哭喊：「阿民啊～」一子一孫的亡故，上了年紀的媽媽幾乎昏死過去，女眷們忙著上前撐扶著她一路到場外。隨著這個突來的騷動，誌軒的媽媽終也崩潰地哭喊出聲。

祭場上的冷氣開得飽足，我回頭看著屋外刺目的夏日陽光，更覺得一寸寸冷起來，牽了小樹退到人來人去的大門口，曬太陽，呼吸。

火葬前，我們繞到靈位後側向聰民道別。

兩個人的遺體倒都完整無缺，一大一小的棺木裡，是上過妝的、閉上眼的叔姪兩人，頭髮、皮膚都完好，沒被火燒到。也許是煙燻過久的緣故，他與誌軒的膚色明顯偏黑，他的下唇甚且有幾分乾裂脫落，但神色倒是安詳，兩個人作伴，也讓人不知為何放心了些，那誌軒這樣機警、聰明，應該也是和叔叔一樣講義氣、重感情的孩子吧？他們叔姪情感好，誌軒出世時，聰民剛結束戀情沒多久，有時模擬著照顧誌軒就像照顧那個他自認為己出的「無緣的孩子」，泡奶換尿布什麼的，聰民都拿手得很。這一路，兩個人要互相照顧啊。

公祭現場，除了「英年早逝」的尋常輓聯，還有來自工人運動的祭辭。工傷協會的輓聯是大大的「工殤」二字，工人死亡如國之殤，聰民曾經以肉身的殘缺作為武器，一再挑戰現有生產邏輯的罔顧人命；而差事劇場的輓聯是「在勞工抗爭的火焰中重生」，幾年前靖傑才以聰民的故事導了一齣職災工人的舞台劇「暗潮」。我總記得聰民多次半夜和靖傑熱烈的討論，至今，我的抽屜裡還存放著彼時聰民草擬的腳本，一對國小同窗好友的對照故事，二十年後，一個是大老板，一個是職災工人，階級控訴的對白生猛直接，簡直像抗爭文宣。

參與工人運動的那幾年，應該是聰民生命中最輝煌的時日吧？他學電腦打字、以單指按鍵積極創作，寫下長篇細緻的生命故事；他的演講誠懇動人，對學生老師細述工讀、中輟的年輕工人的勞動處境；他在街頭面無懼色，和官員據理力爭以個體的挫傷直指結構性問題。我在聰民的生命最低潮、但也很可能是最高潮的時候遇見他。那幾年，他辭了工作、別了愛情，可也空出一大段時間將自身與社會的關連作了一次澈底的清查。他觀察、也參與工運組織者與工人的協同作戰，他知道我們期待他一起投身運動，他看得懂這個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工人階級完全沒有出路
……. 。

但他還是不甘心、不認輸、不服氣，他還想賭大的，想把燒掉的都賭回來。終至全局都輸。


翻身

「他就是想翻身，翻不過去。」聰民的弟弟聰祥說。

聰民家五兄弟，他排行老四，聰祥還小他六歲。十幾年來，在台北工作、生活的他與聰祥，共同經驗三哥把內湖的房子扺押、無預警地被法院拍賣而匆促搬家的狼狽，以及日後聰民投入法拍屋買賣的行業，大量貸款買屋最後又付不出利息再度被法拍、搬家的歷程。最後這幾年，聰民在大陸、台灣二地跑，而聰祥與他在蘆洲共居的房子，一直保留了他的房間。

聰民一家世居貢寮海邊，全家人都靠出賣勞力討生活，原本父親堅持不賣「祖公產」的土地，在聰民受傷後賣出了大半，換取彼時尚無全民健保的高昂醫藥費。因著目睹父母流淚賣祖產的愧疚，聰民傷好後就不再向家裡伸手要錢，凡事自己想辦法。失業期間，他經常雙眼紅腫，有時是宿醉，有時是熬夜打麻將。「沒辦法，缺錢了，要靠打麻將來賺買酒錢。」他說，泰半是真的，他的大輸與大贏。

他決心振作工作時，曾進入桃園一家電路印刷工廠工作，有意識地上一個工人組織的位置，也有意識地記錄勞動歷程。可沒幾個月後，吳家三哥負債逃亡，父親也診查出罹患癌症，可預見多筆不值錢的土地將累積成驚人的遺產稅。我不確定是工人運動裡看不到出路的衝突與掙扎，還是現實的家庭問題逼他怯步自保，總之，聰民辭了工作、上山閉關整整二個月，半夜裡寫信給我，說是下定決心回貢寮處理家務，用他的方式清還對家人的虧欠。

就在那幾年，聰民的生活離我們漸行漸遠。他先是投入法拍屋的買賣，彼時正值九０年代末，景氣一路快速下滑，他既捲入金錢遊戲，就不免豪賭，買了屋還要再買，貸了款還要再貸，負債幾百萬，利息再滾本金，扺押、貸款、愈補愈大洞，有的房子後來只好放棄，讓法院拍賣，認賠退場。但聰民不退，他轉而投資土地、停車場、金融，一再失利，台灣找不到發展，他又轉去大陸，深圳、北京、上海轉來轉去三年多，地上地下的投資都是借來借去的錢。一直到聰民過世，還積著數不清的卡債、銀行貸款尚未還清。

「他很會講道理，但做不到，講有什麼用？」聰祥說：「他的想法我怎麼也想不通，有穴沒筍，有什麼用？可以做的人家早就去做了，還輪得到你嗎？」

結束法拍屋的事業，二兄弟還是留了一間自家用，按期由聰祥繳貸款。聰民的房間還維持著原貌，偌大的辦公桌、椅，隨便捲放在地上的睡袋，簡單的衣櫃，牆角放了一台老舊的電腦，還有個書架，散放著財經、投資、節稅專書，以及一堆無以為繼的資料夾。桌上凌亂無章，我順手推開桌曆、信封、雜物，意外發現一疊信件，全是前女友寫的，前後間隔近十年，不變的無奈與深情，永遠在結尾時祝福才華洋溢的聰民「要成功」。唉，聰民正是為了成功而搏命啊。

桌上還有未吃完的藥袋、診察書。最後幾年，應該是各式併發症都累積了不少，聰祥說他每次回台灣，就要去看病拿一大堆慢性病處方簽，腎啊心臟啊都是毛病。那個被肉身拖累的聰民，硬撐著。

聰祥做水電、包工程，每天辛苦的重體力勞動，「賺錢換燒酒啦」他說。他的措辭與語氣，和聰民十分類近，但眼神平實許多，神采也不若聰民意氣風發。聰祥極謙和，也很認份，他笑說自己不讀書、不談心、不會使用電腦，猜不透聰民怎麼這樣多心事。聰民的文稿、信件、電腦檔案，他說是「讀了就睡」，老邁的母親不識字，又沒有子嗣來傳，最後全交給我整理。

聰民喜歡改名字，思賢、蒼揚 …. 都反映他彼時的狀態，以及，自創命運的想望。我說他好強，想成功以扳回一點命運的欠缺。聰祥說，不會吧，聰民從來對殘障不自卑，裝了義肢照樣穿著短褲四處走動，扭曲的手指也從來不隱藏，二年前才又截掉左手的無名指，那支過度燒灼的手指，原本就不可彎曲而毫無作用，後來甚至阻礙了大姆指，乾脆再開個刀，截掉。這很像聰民，他自有對待自己的身體的方式，坦然的態度也影響別人的眼光，他不自憐自艾，他一切自己搞定。

「他就是太想翻身。」聰祥下了定論。

聰民的翻身，從來不是名與利，他要的更多，他要活得是個英雄好漢。事業的成功，不過是證明他有能力回饋、協助他人的一種英雄想像，倒未必是真為了賺錢。但我看著他一疊疊帳單，知道他到後來完全是為了填補財務漏洞而愈陷愈深。他頂怕拖累家人，最終還是拖累了。愈拖累，愈一去不回頭。

記錄
聰民死後，我們幾個和他曾經共同走過生命重要階段的組織工作者，討論如何處理他留在工運裡的印記與文字。連絡、討論的過程中，我一直以為我就要哭了，可是沒有。除了剛得知死訊的那夜流了淚，之後，我重覆閱讀他給我的信，翻看過去在集體行動中的相片，竟是樂不可支。

對逝者的不捨及痛苦，多半是因著「沒有來得及做什麼」的虧欠與遺憾。整理聰民遺物的過程中，我漸漸自在、舒坦多了。我找到過去的相片，在貢寮海邊為工傷者辦的野宴、在秋鬥遊行的最前線、爭吵拉扯愛恨情仇，還有最精彩過癮的記憶：他拿下義肢重重放在健保局會議室的桌上，侃侃而談，一旁的鎂光燈打在他的側臉上，我永遠記得他的理直氣壯，就是個英雄好漢。我看著他決定進入這個資本大賭場前，從山上捎給我的信：

「我的生命到底會走到那裡去？我無法知道的，但希望，五年後，我可以靜下來，隨心所欲做自己想做的事。 」

那是1997 年九月，離現在正好整整八年，聰民終究沒能如他所願地靜下來、隨心所欲。他若還活著，也許還有更多的糾纏與掙扎，滾不完的債務。聰祥說：「我寧可他只做一件生意，賠了就賠了，也不會這樣那樣、沒完沒了。」而當年引領他進入工傷協會的工運組織者常建國則說：「他活得太苦了，就算是早死早解脫吧！」

聰民從來不吝於使用個別生命歷程，作為公眾的素材。我在記錄聰民的過程中，不斷想起許多工傷朋友，有的還在辛苦攀爬、有的在集體中安身立命、有的在工運中或深或淺地共同打拼、有的履經挫折而低落不振，這些、那些遭逢工傷而被主流社會拋到背後，微塵般浮浮沈沈的生命。我們以行動、組織、書寫來留下不被記憶的工人歷史，共同期待，隨心所欲的一天終將到來。

逃

卡洛琳終於逃走了。

半夜三點，她從野雞車上打電話給我。

「我跑出來了。」她說，壓低聲音，像是要哭了。

「你身上有錢嗎？」我一直沒睡，心上惦記著她原訂早上九時返回馬尼拉的班機，惦記著她的淚眼汪汪和尚未還清的負債。

「我有三千元。行李都在旅行社，居留證、護照都在仲介那裡。」她說得急促，聲量還是壓抑著，想來是怕被旁座的人聽到，微微顫抖，緊張。

「朋友連絡好了？」

「嗯，你別擔心。」

「害怕嗎？」

「很怕。」

但我現在聽出來了，她的緊張裡藏著忍不住的興奮。噗通噗通，我彷彿聽到她的心跳聲，震耳欲聾；也可能是我的，在半夜，想像她在夜間飛馳的高速公路上，自由與危險，前途未卜。

停頓了二秒，她果真笑出來了，像總算鬆了一口氣。她說：「哦，我的天！你能夠相信嗎？我真的逃走了。」


錢沒還完，怎麼回家？

初入冬，逾百名菲律賓籍的女工把「台灣國際勞工協會」塞得滿滿的，熱氣騰騰。她們多半年輕、活潑、問個不停，不時笑成一團，像在辦喜事；可話題一轉到近二個月沒領到薪水，有人流下眼淚，又哭成一團，路途險惡的他鄉異國。她們的文書能力強、行動快，前天才請她們整理所有外勞的來台日期、簽證到期日、護照號碼、平均薪資，今天就已經造冊、簽名妥當了。

「昨天早上到公司刷卡完，就要我們回宿舍等調班，每天都不敢出門，調來調去很累，可是又不算加班費，連薪水也不知道有沒有…..」麥洛半夾雜著菲語、英語說。

「仲介要我們自動解約回家，不然就留職停薪，可是，我借了八萬元付仲介費，才來一年多，錢沒還完，怎麼回去？」個性豪爽的艾倫滿臉沮喪。

飛盟電子廠成立17年了，位於三重工業區的挑高辦公大樓，從事電腦主機板及介面卡加工、製造、及買賣，生產線全面自動化，廠房潔淨明亮，員工都穿著藍色的制服。一直以來，飛盟是台灣倍受稅賦優惠保護的高科技電子產業，不但被天下雜誌評選為「2000年台灣最快速成長企業第19名」，且接連拓展至大陸深圳、寧波、上海、北京設廠並註冊。可就資金匯流大陸的同時，台灣飛盟也快速萎縮、負債、資產被掏空，終至2004年十月起再也發不出薪水。

「工廠只是一時週轉不來。讓員工先辦留職停薪、回去休息，明年過完年要大家再回來，到時就是生產旺季了。」人事經理說話不急不徐，對於國際勞協的工作人員逕入工廠、宿舍，與本勞、外勞集結在早停工的廠房頂樓召開沒完沒了的討論，有明顯的不悅。

「本勞沒薪水，還有家裡勉強撐一陣子，外勞沒收入就沒飯吃了。」

「我們也很有誠意，上週開始一天發一百元給外勞吃飯呀。」人事經理在空調、隔音俱佳的辦公室，優雅地理了理深色西裝。

卡洛琳小聲說：「我們菲律賓人每天一定要吃乾飯。一百元根本不夠買三餐，宿舍又不能烹煮，我們幾乎都天天餓肚子！」

深入再追查，飛盟的廠房早已二次抵押，對外還有不少貨款未付，根本就只餘一個空殼子，繼續上市吸收游資，不肯宣布破產以迴避銀行討債。幾百個本地及外籍工人，還規規矩矩地打卡上工，被拖欠了整整三個月的薪資。


要行動，才會有改變

外勞宿舍平日門禁森嚴，早晚班後點名遲歸的人，罰款二千元，並處以下工後留守工廠無償打掃一個月，若打掃評量不及格，再罰二千元。她們一個月的薪資扣掉仲介費、稅金、勞健保費，大抵只有一萬出頭，食宿另計。麥洛攤開一大疊薪資單，作業裝錯接頭、辦理健檢、打卡遲到、電費超支分攤……零零總總的扣款項目。

舊工廠改裝的女工宿舍，盡頭是洗衣間及成排的衛浴，有人在晾衣服，有人包著頭巾剛洗好澡。走廊的二側約有十餘個房間，門一概拿掉，女工們改以鮮艷的花布、垂飾、門簾替代，一眼望去，倒也讓水泥屋顯得溫暖明亮。幾個等待海運回菲律賓的大紙箱堆在走廊上，火紅的膠帶看來喜氣洋洋，還有人正忙著往半開的紙箱塞東西，毛絨絨的玩具、大包的土產零食、尚包著塑袋的成打丅卹、亮晶晶的飾品……都是返鄉時必備的各式禮品。

走進房間，約六至十二個雙層鐵架床位不等，僅容半身高的床鋪裡間，幾乎都精心佈置過了，牆上的海報、相片標示著每個人不同的喜好及過往關係，床頭是鏡子飾品與日記本，床位前則各自懸掛著花樣色彩殊異的大毛巾或布簾，一垂放下來，才有了僅堪平躺、輾轉的個人隱私空間。
「公司再發不出薪水，我們也待不下去了。」楊說，她的眼神落漠：「我沒得選擇，只有先簽了留職停薪同意書，但我擔心一回去根本就沒機會再來。家裡真的很需要錢……」

一旁的萍亞，輕輕握住楊的手：「我們要爭爭看。如果台灣的法律這樣規定，我們就該拿回我們應有的。」

楊與萍亞是到飛盟才認識的。萍亞有個十歲的孩子在家鄉由母親照顧，單親媽媽的她遠渡來台工作，遇見楊，二個人穩定地發展一年多的親密情誼，共同規劃未來，也共同面對回菲律賓後可預見的阻力與壓力。外勞宿舍裡，姐妹們遠離家鄉的世俗牽絆，反而罕見地建立起十分友善而開放的環境，讓七八對同性小情侶在女生宿舍裡，自在愛戀、偕行。

「啊，她們是，不男不女啦。」當然也有人搖頭不解，可笑著私下說，沒形成逼人就範的普遍紀律。飛盟的女工宿舍，於是洋溢著友善的、不壓迫的、任她與她的性向自然流動、自由發展的集體氛圍。在抗爭時期，女同志們更多半出線主動扛起組織、帶動的幹部位置。楊與萍亞就扮演這樣的角色。

「反正，楊留下來，我留；她走，我也走。」萍亞聳聳肩，天經地義。

相較之下，才剛來台灣五個月的卡洛琳就顯得緊張多了，她今年三十六歲，未婚，蓄積了很大的勇氣才借貸來台，不料幾乎還沒領到薪水就進入抗爭。

有時候，卡洛琳會愁眉不展：「真的抗爭有用嗎？我很害怕，到現在還不敢告訴父母…..」

有時候，她充滿勇氣：「上次談判後，仲介就把每個月強迫儲蓄三千元的帳戶先還給我們了。要行動，才會有改變。大家在一起的經驗，真是太棒了。」

整個冬天，大家的心情都起伏不定。每一次行動，女工們都要一大早塞爆了四、五輛公車才陸續從三重來到勞委會前，拿著前一夜寫好的中英文標牌、布條，自編了行動劇與口號，她們在勞動現場被壓抑的創造力、想像力與各式才華，卻在抗爭場上如此耀眼。

2004年歲末時分，本地勞工與外籍勞工的集體行動，總算逼使勞委會同意飛盟適用「大量解雇勞工保護法」，限制雇主出境。資方也終於承認停工事實，宣佈破產、歇業，本勞外勞得以申請勞保局發放工資壂償基金，補足三個月的欠薪，並向中信局的退休準備金請領資遣費。

爭了三個月，不過是恢復她們依法應有的權益。


她們是112個外勞配額

趕在舊曆年前，飛盟外勞終於要轉換雇主了。

三重就業服務站特地借了市公所的大禮堂來進行轉換作業，電子媒體也聞風而來。會場上，仲介幾十人坐一邊，112名飛盟外勞坐一邊。我們設想中，買方賣方互看資料、互相挑選、互相比較的面試過程，完全沒有發生！或者說，資訊只默默地提供給買方，幾十個仲介手上一疊女工的基本資料，姓名、年資、年紀等，一應俱全。外勞則什麼都沒有，沒有翻譯，沒有說明，沒有任何可參考的書面或口語素材，像市場上的豬肉，待價而沽。

「好緊張哦！」卡洛琳特地上了口紅，頭髮梳得齊整：「如果沒有人要我，怎麼辦？」

幾對小情侶都坐在一起，用力握著手，彷彿要讓買方一時眼花，把兩位一體帶了回去。我繞到官員背後細讀中文公告的廠商記錄，哇！出乎意料，登記申請承接的廠商從南到北，竟高達一百七十家！但每個工廠預計可承接的名額卻只有一名、二名、至多六名。唉，拆得這麼散，大家可真得各奔西東了。

「我想待在北部，可以嗎？」

「我不挑地點，只要我們在一起就好，可以嗎？」

「還是在電子廠嗎？我的肺不好，不可以是紡織廠….」

………沒有人能夠回答。可以問嗎？可以要求嗎？可以同意或不同意嗎？

「麻煩你請一名外勞代表上台來。」就服站謝專員客氣地說。

「做什麼？」

「代替大家來抽籤。」她和善地、示好地表示：「今天外勞很多，我們讓外勞來決定那些廠商可以得標。」

「啊？」

外勞來抽籤？中籤的廠商可以讓外勞優先挑選嗎？結果當然不是。

抽籤，真的只是抽籤。在台灣，許多廠商的資產額及產業別未能符合引進外勞的資格，勞委會的新政策卻不設限地開放這些小廠商得以「承接中途轉換雇主的外勞」，承接一名外勞就擁有一個配額，一個廉價勞動力的使用權。於是，飛盟宣佈關廠解約後，112名外勞配額就憑空掉到這個買方大排長龍的市場上。

排隊等抽籤的工廠名稱全被寫在籤條上，放在空罐子裡，由外勞代表一張張抽起。抽到哪家廠商，仲介就唸出已圈選好的外勞代號，例如：「24號、25號」，我緊鄰著仲介區坐，看見所有仲介都快速地把名單上的24與25號畫掉，沒有想像中「幹！怎麼我看中的人被先選走了！」的遣憾與惋惜，基本上，圈選的人甚至也沒有多看外勞區的眾多臉孔一眼（啊，卡洛琳的口紅根本派不上用場！），而是直接順著還沒被選上的號碼依所需名額依次往下勾（唉呀，我們本來還怕幾個契約快到期的會沒人選呢！）………總算明白了，這個承接的遊戲規則裡，買家只關心「還剩多少名額」，一個仲介手上可能有數家至數十家委託廠商的籤條，他們經驗老道地耐心等待，不四處張望，面無表情。

同時間，隔著一條走道的外勞區。所有的人聚精會神，緊張、擔心、興奮、互相打氣。每一個號碼被喊出口，都引起同等激烈的騷動，選到我了！幾乎所有人都沒有例外地大喊出聲，四週的人也立即不知是喜是憂地響起迴音。等回過神來，個別的人開始有尖叫外的反應了：「啊！我們有四個人！」跳起來擁抱大叫、熱情奔放。也有人故作輕鬆：「一個人也行，希望遇到不關廠的老板。」一一握住所有伸過來安慰的手。還有小情侶的眼淚應聲而落，被拆散的兩人哭紅了眼。
號碼被勾選了，但是，究竟要去那裡啊？什麼樣的工廠啊？沒有人知道。她們偷眼打量著喊出自己號碼的人，那時還不知道全是仲介，有人悄聲說：「還好，這個老板看起來不太凶。」無效地找點足以判斷、評估的蛛絲馬跡，好聊以自我安慰還算進入一個正常的「就業面試」的想像狀態。

她們是112個配額，籤抽完了，轉換作業立即宣佈結束。個別仲介火速清點外勞人數、核對護照，催促上車：「快點，行李都整理好了吧？一到宿舍，就趕快把行李搬下來，我們開車回彰化，還有四個小時！」、「走了走了，到高雄都天黑了！」、「光土城就有四家工廠，一家家送，還要跟老板說明一下，時間來不及了。我幫你們叫好便當，就在車上吃一吃好了。」

…………一個個陌生的地名，通向未卜的前程。

「好期待新工作哦！我從來沒去過台北以外的地方欸。」卡洛琳的行李不少，但她的情緒高亢。她們一伙十人全上了同一個仲介的小巴士，工廠都在台中、彰化一帶，她和維琪同一個廠，有人作伴，信心大增。

「工作穩定了，一定回台北看你們。」卡洛琳搖下車窗，很用力的揮手。

我鬆了口氣：「太好了，工作全有著落。我們本來很擔心幾個超過三十歲的、居留證快到期的，會沒人要呢！」

身旁一名沒抽到名額的仲介，輕輕地搖了搖頭。「依我的經驗，這些外勞大概有百分之三十，一個月內就會自動解約回家了。」他老道地說。

這個警訊，很快就應驗了。


不能做，就要遣返

送走最後一批人，我們精疲力盡的坐上回國際勞協的車子，半路上，手機就響了。

「這個地方，我們根本不能工作！」是穩重的楊，她的聲音裡全是驚惶：「我們在林口，電焊、鍋鑪、打鐵，沒有一個女工！怎麼辦？」

之後二天，國際勞協所有工作人員的手機就再也沒有斷線過。

「仲介說，我不做就要把我遣返！」

「根本沒有女生宿舍，他們要我住在男生宿舍裡，連洗澡都一起！」

「我的行李都還沒放下，老板就說不要女工，為什麼聘我們來？再把我們解僱遣送？」

「仲介已經訂好機票了，今天半夜就要來接我去機場！」

移民身份，最大的威脅就是處在「隨時可以被遣返」的壓力下，只要人一離境，一切明文規定的權利都無從追討。語言的劣勢、資源的欠缺、政策的自相矛盾，在在使得她們動彈不得。

楊被送到林口的鍋鑪廠、卡洛琳到了鹿港的五金廠、還有人在水泥拌鑄廠、鋼鐵廠、鐵沙廠、大型傢俱廠。112名女工離開自動化的電子廠，約有三十幾人無預警掉入重機械小型工廠。無法進入粗重工作的女工，次日凌晨就被仲介強押至機場遣返，好空出沒有外勞的「外勞配額」以讓雇主重新申請男性外勞。

2003年九月通公布的「外國人轉換雇主或工作程序準則」，第九條中明訂轉換雇主時，應以「公開協調會議」方式，辦理外勞轉出；同法第十條中規定，轉換「應依外國人原從事行業之同一工作類別」。但事實上，外勞雖然人到了現場，卻完全在封閉的資訊下，沒有選擇與拒絕的權利，更別說是協調了。而同工作類別，也幾乎是所有申請廠商照單全收，從麵包廠、碾米廠、到鐵工廠都有。在這個「搶人頭」的買方市場，不管性別、國籍、適用與否，只要搶到手了，不好用立即遣返，雇主就多了一個重新申請的外勞配額，仲介也多了一個與海外仲介公司抽成引進的賺錢機會，而不分青紅皂白被搶走又送走的外籍勞工只有一身負債地回到母國。

一週內，從南到北，果然幾近百分之三十的飛盟外勞，陸續回到三重原宿舍等待協商。有的人，護照、行李都還扣在仲介手上；有的人，機警地以手機拍下勞動現場的相片。沒料到，才為薪資抗爭完，竟又要再為工作權抗爭，而這次對象是不當的外勞政策。女工們指證歷歷、憤怒落淚的外勞影像上了報，勞委會不得不公開承認轉換過程有暇疪，不得不同意一一調查個案，再協調「二度轉換」的可能。

國際勞協耗費所有力氣一一與雇主溝通、遊說，總算讓數十名女工在政策夾縫中破天荒取得二度轉換雇主的機會，經歷了台灣首度稍有文明、有翻譯、有說明、依法行政的外勞轉換作業。楊與萍亞總算如願以償，相約一起轉換到彰化的零件廠，每天工作十二個小時，互相扶持，等半年後約滿返家。

卡洛琳的老板原本很客氣：「我們也是第一次承接外勞。本來想聘個男工，不知道怎麼會排隊等到一個女的。既然勞委會說可以再轉換，當然沒問題！她們外勞也是很可憐啦。」

偏偏勞委會的政策一攤開：「外勞配額轉出，雇主重新排隊」，老板立即改口，信誓旦旦向官員承諾會安排適任工作給卡洛琳，如何也不肯放她走。

「辛辛苦苦輪了好久才抽到外勞配額，讓她走，我們的損失誰來照顧？你們為什麼要幫助外國人呢？我們都是台灣人……」很多老板這樣說。

關鍵在配額。勞委會設了一套勞資互相牽制的政策，為配額只能你死我活，逼得承接雇主與外勞的利益衝突，逼得勞資無法共處，逼得沒條件的人只能鬆手、再無退路，粉身碎骨。

卡洛琳的眼淚直流：「真的，女職員都是坐辦公室的，在現場工作的，只有男工。我不是懶惰的人，在菲律賓，我也在工廠工作，也很辛苦，但這個工作我真的沒辦法做，我和維琪試了幾天，腳都腫起來了。真的，我想賺錢，不是不能做我不會堅持的…..」

雇主不放人，被迫又要回到原廠「安排適任工作」的外勞們，包括維琪，都立刻作了決定：「不必再試了！再做下去只會逼我們自己解約回家。夠了！我再也不想待在台灣。」

唯獨卡洛琳不肯。她睡不著，眉頭深深陷落二道刻痕：「我連從馬尼拉機場到家裡的車錢都沒有。至少要等到飛盟的積欠工資發下來，我不能現在離開！」

這些離鄉背井外出打工的女人，都有一身的勇氣與能耐，得以應付最難堪的對待，與最窘困的處境，可她們的移民身份這樣脆弱、不堪一擊，除了認賭服輸，就只能奮力忍耐。留與走都是豪賭，而卡洛琳的籌碼這樣少：「唉，這個決定是對的嗎？有別的路嗎？」

最終，只有卡洛琳扛著行李，一個人回到她才剛逃離的工廠。


再查，再查也是一樣

過年期間，斷續收到卡洛琳的簡訊：「我的工作還好，清洗機器、掃地，很忙，但沒讓我做我做不到的事，我會忍耐。」我暗自祁禱：「至少，捱到還完仲介費吧。」工人的命運幾乎都是這樣，想翻身是絕不可能了，只能拼命找出路，在結構性的困局中，少輸為贏。

但相安無事的日子不到二個月，掃地的好時光過完了，卡洛琳開始被要求上線做粗重的搬運與鑄造工作。

春節剛結束，她打電話來，一開口就是哭：「怎麼辦？老板要逼我做很難的工作了。我說我不行，領班就一直罵我，說不能做就回菲律賓呀。」

「卡洛琳，別哭了！我們早知道會這樣不是嗎？打電話給勞工局要他們到現場調查。」

「領班一直罵我笨，我聽不懂他在說什麼，但他很凶…」

「所以？」

「我生氣了，我對他們說：走就走！我不幹了！」

我心中一緊。糟了！外勞在台灣是沒有轉換雇主的權力的。除非是受照顧者過世、原雇主放棄聘用、或關廠，基本上不論工作條件如何惡劣，外勞是無法如一般本地受雇者以辭職篩選壞老板的。外籍勞動力商品的特殊性，在於限業限量限期引進，一律採最低薪資。再如何糟榚的勞動環境，只要不是明顯違法，外勞若要辭職，只有遣返一途，再沒其他出路。這下可好了，工廠原本就想找個男工，現在總算逼得卡洛琳自己說出解約，看來遣返的動作會很快了。

「我知道我說錯話了，可是我真的很生氣，他們一再欺騙我，而且在那麼多同事面前大聲罵我，好像我是個傻瓜，沒有自尊心。」她說著說著，反倒沈著下來，她知道她沒犯錯，卻要承擔惡果。

當天夜裡，卡洛琳就被送到機場了。抗爭磨湅來的經驗與膽識，卡洛琳不哭了，她進了海關，等仲介離開後，撕掉登機證，逕自找了航警，冷靜地連絡勞委會，要求官方履行過年前承諾的勞動調查，並住進庇護中心等待勞資協商。

台灣官方找來菲律賓在台辦事處的官員，雙方都勸卡洛琳息事寧人，離職書都簽了，就回家吧。
「菲辦就怕麻煩，一出事，只想快把我們趕回去。他們都不想一想，幾百萬的菲律賓海外工作者，每年幫我們的國家賺多少外匯，填補政府財經政策出問題的漏洞？所有的官方都不可信任！」卡洛琳幾乎是不屑的。

「這個案子過年前不是調查過了嗎？怎麼又要再來一次？」地方勞工局也不耐煩了。

「年前說要調任她能負荷的工作位置，年後就換了樣。是你們要卡洛琳先去做，出問題再協商。」

「有的外勞真的很壞，你不要只是聽她單方面說辭，我們台灣的老板和仲介要不要生存？再查，再查也是一樣！」仲介說。

果然還是一樣。調查、協商結果是卡洛琳解約返國，沒別的選擇。一群工人還有集體抗爭、改變政策的可能，一個人又如何形成壓力呢？卡洛琳第三度被送到旅行社，等待一早的班機飛回馬尼拉。當天半夜，她什麼證件、行李也沒帶，一個人走出旅行社，直奔車站。

在北上的夜間巴士途中，她打了最後一次電話給我。


鬆動一點活路

根據勞委會統計，截至2005年五月份止，共有1萬7959名外勞逃跑，其中男性4731人、女性1萬3228人。上個月警方共查獲538名逃跑外勞並遣送出境，其中男性167人、女性371人…………。
卡洛琳會是這連串統計數據中的那一個呢？逃走，由於無法自由轉換雇主，唯有從這個天羅地網中逃走，才能鬆動一點活路。而逃跑，也使她從「拿不到薪水的關廠受害者」，一夕間成為「勞委會與警察局全面通緝的非法外勞」，她從一個汲汲可危的強制遣返處境，被迫藏身到更不安全的非法身份。

我還是會斷斷續續收到卡洛琳的簡訊。她在台灣的某個角落勞動、生存下來，看見警察就害怕，不容易在新的勞資關係中議價，陷入更底層的勞動。飛盟積欠的三個月薪資總算由勞保局代壂發放給所有的本勞外勞了，但外勞部份都被先扣了百分之二十的高額稅款，卡洛琳及其他被迫返鄉的外勞們，都沒機會出面為自己辦理退稅了。我只但願她平安健康，畢竟沒有健保、勞保護身，在台灣是沒條件生病或意外的。

我想著她在他鄉異國艱辛地求生存，一如我認識的許多移民勞工，她們來來去去，從低度發展的國家移動到貨幣價值較高的國家，賺取當地最低廉的工資，學習以有限的資源生存下來，想盡辦法還債、存錢，為個人或一整個家庭尋求更好的出路。這個夢想，不一定會實現，且多半陷入更慘烈的處境。

有時候我會擔憂。當國際勞協又接到逃跑外勞為躲警察而從高樓摔死的案子，我心中不免想到卡洛琳。若真被警方發現了，就束手就摛吧，別反抗了，不要付出更大的代價。真的，弱勢者只能少輸為贏。

有時候我會放心。想著她好不容易免去仲介巧立名目的高額抽成，好不容易可以自主找工作、換老板，也許真開始存錢、還債了也不一定。卡洛琳一向很會打理匯兌事宜，總能找管道挑選穩靠的地下金融。

卡洛琳奔逃的剪影不時出現在我眼前。我彷彿看見她飛快奔跑時，疾揚的長髮，移動的身形，在初春的夜半街道上，踉蹌前進。再前進。（原刊於2005.10.11～12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得獎感言：

知道得獎的消息時，我們正為了821高雄捷運的泰勞南北奔波。一千七百多名忍無可忍的卡洛琳，終於以集體的抗暴行動震驚全台，SNG車開進外勞宿舍，把窘迫的、堪稱奴役的勞動條件送到大家眼前。而這已經是台灣立法引進外勞第十四年了！

我有幸，長期貼近基層勞動者在有限的條件下奮力搏鬥、挫敗擠壓、長出／或沒能長出力量的歷程。我有幸，共同參與衝撞體制的抗爭，並撕裂般地被滋養與改變。如果我大量使用「我們」作為敘述的主詞，那確實是因為行動的背後是組織性的支持力量，而一起熬夜打拼的素香、靜如、燕堂、醒之、競中…也是作者欄中必須被併列的名字。

記錄弱勢者用力發聲的歷史，是集體實踐的一部份。而得獎無疑會有加倍擴音的效果，獎金對勞協房租的挹注也著實令人高興。真的很高興。

鐵盒打開了...

六十年前的春青。十四個至今倖存的台灣阿嬤，細細回溯彼時才13歲至25歲芳華正茂的生命，一段被騙、被欺、被迫的沈重歷程。

鐵盒的隱喻，卻來自一個早已不在場的李米順。二次大戰期間，二十餘名台灣慰安婦被迫隨著日軍在菲律賓叢林逃亡，李米順將一束頭髮及指甲裝在鐵盒裡，表示若不幸命喪他鄉，請其他女孩幫忙帶回故里。戰後，陳樺履約把李米順的鐵盒帶回台灣，一併其他慰安婦的記憶，就此積沈六十年。

烽火中裝載著青春印記的鐵盒子，封顉著什麼樣的故事與身世？一直到1992年，台灣慰安婦開始集結、行動，歷史的切片才隨著一聲聲沈痛的控訴，慢慢從鐵盒釋放出來。「鐵盒的青春」是台灣慰安婦十幾年來抗爭運動的記錄與史料，個人的生命得以在集體行動中淘洗、直視、呈現。

輯一收錄的十四名「阿嬤的故事」，是全書的主軸。作者以地域作為切割分類的座標，分別以「瓊州悲歌」、「蓬轉東南」、「萍飄四方」敘述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台灣女子被強迫、或受騙帶至海南島、東南亞戰地慰安所工作，及原住民少女就地在駐營部隊被逼無償提供性服務的故事。輯二的「漫漫求償路」則鉅細彌遺詳述台灣慰安婦求償行動的歷程，兼及韓國、荷蘭、菲律賓相關行動的報導與對照，以至近年來對日本殖民歷史的殊異詮釋，引發極右派親日人士對慰安婦的不同解讀。

十四個故事像是一面地圖鋪置在歷史的景深前。作者寫人，但從地理著手，先以詩歌引入整個地理人文背景的經緯，讀者於是站遠了，看見一個個台灣養女、女工、女學生、甚至新嫁婦，在軍國主義的戰火煙硝中，從殖民地港口跨越國界移動到另一個軍營駐紥的陌生地，貧窮、殖民與戰爭是年輕女性跨國流動的引線，鐵盒裡的記憶一寸寸出土。

這份田野資料的收集，應該是同時搭配整個求償、訴訟、要求真相的運動需求，對整個慰安婦召募、運送、勞動與管理的過程，有證詞般的反覆陳述。就性勞動本身，慰安所有一整套制式的工作標準，包括休假、生理假、四六拆帳、保險套、體檢等，但從殖民地運送來的婦女，若不是受到拐騙（到海南島食堂洗碗），或是軍警強迫逼從（「你被抽中了，要為國家、為軍人做些事。」），就乾脆是半路上直接被捉走.....青春至此轉了向。戰後，那些永遠無法兌現的存款帳戶，還有不斷的自責、污名、生心理挫傷，是更大的禁錮，有人甚且長年吃素以消罪孽。必定是上輩子造了孽，不然，不然怎麼解釋一生不做壞事，卻要承受這樣的惡果，犯錯的人卻毋須負擔責任？如果是非不分，受壓迫的人何以自處？

鐵盒被帶回來了，打開了，我們這一代人，如何對歷史交待？我們曾經如何討論、對待、行動？你不能假裝看不見。（2005.8.7中國時報開卷版，評「鐵盒裡的青春」／天下遠見文化公司）

家庭職場應立法保障

（本文部份分別刊登於20050531蘋果日報、20050809自由時報）
她們為什麼不反抗？

數十名越南籍女性看護工，疑遭受中友人力仲介公司負責人父子性侵害事件，震驚台灣社會，同時也暴露外籍家務工在台灣「無法可管、無法可保」的窘境，致使仲介得以壟斷資訊、上下其手，而外籍家務工卻不敢聲張、無處求救、身心飽受傷害！

前後有數十人遭到性侵害，很多人都疑惑：為什麼她們不反抗？為什麼她們不離開？為什麼她們不敢說？
[@more@]

要回答這個問題，追根溯源，恐怕台灣的外勞政策才是原凶。

台灣的外勞政策中，一般廠工、營建工還受勞基法保障，勞雇雙方要終止勞動契約有一定的規範，而家務工則完全處於法外孤兒的封閉狀態，連勞動檢查、外勞查察都不易走進家門，仲介或雇主才得以「解僱遣返」威脅外勞就範。來台前，泰半外勞都需借貸繳付折合新台幣十幾、二十萬元的高額仲介費，若遭遣返則意味著一身負債地回到母國，這也使得多數外勞只能選擇忍氣吞聲。另一方面，外籍幫傭、看護工的勞動場域與生活私領域高度重疊，全天候待命、經常全年無休、沒有同事、資訊管道封閉，導致他們在台的社會關係經常是斷裂的、孤立的、被區隔的，相對的，他們的社會支持系統也十分薄弱，若公權力不主動介入進行勞動條件規範、短期照護的承接，悲劇也就是「意料之中」、「預期之內」了。


在台灣，外勞市場根本是一個單向的買方市場。理論上，資本主義的勞動力市場裡，勞雇雙方有限的「自由」買賣維持了勞動條件的穩定、平衡，太惡劣的雇主，工人自然離職他就。但台灣政府卻對合法引進的外籍勞工立下「不得自由轉換雇主」的緊箍咒，使得手上握有外勞配額的雇主、仲介，可以為所欲為，掌有外勞的生殺大權。政府將照顧老、弱、殘、病、幼的責任丟給個別家庭承擔，開放廉價外勞以因應沈重的社會需求，卻未在制度上保障家事服務業勞工的基本勞動條件，幫傭、看護工的休假、工時、居處等都沒有規範，任令家庭職場封閉在私領域裡，受虐、性侵、五六個家庭輪流使用、全日幫傭兼小店跑堂、精神耗弱自殺…….等彷如奴隸制度下的勞動處境，也就一點也不稀奇了。

當制度、法律都站在加害者的一方，她們如何反抗？此次越勞集體遭受性侵的案子曝光後，勞委會公開表示願意專案協助這些受害者出面打官司，但我們也要反問，司法真的幫得了、保護得了這些外籍勞工嗎？

首先，外籍勞工來台居留年限嚴格控制一次最高三年，若屆期一審尚未判決，恐怕不免成為一個「失去原告的法庭」，誰來幫她們討公道？其次，陸續向越勞中心求救的看護工中，有幾位是當時不堪性侵而逃走的，她們的身份因為逃跑而成為「非法外勞」──是的，就是長期以來勞委會結合警政署佈下天羅地網四處查緝的「逃跑外勞」。她們從受害者的身份，一下子成為被追緝的罪犯。若要挺身而出，先得面對合法變非法的司法制裁，如何自保？當這個制度，一再讓「受害人」被迫成為「通緝犯」，司法又如何裁斷是非？

家庭照護，國家承擔

家庭照護制度不足是國家失職。長期以來，政府將老弱殘病的基本照顧丟給個別家庭解決，早形成台灣中下階層沈重的負擔，於是，1992年起，立法開放引進廉價的外籍家務工來填補這個龐大的社福需求。至今，已有高達十三萬的外籍家事服務勞動者，散落在台灣個別的家庭、或醫院、療養院裡，以長工時、低工資的勞動條件，持續修補著台灣社會福利、照護制度的缺漏。諷刺的是，由於家庭類勞工被排除在勞動基準法的適用範圍外，使得這塊殘缺的公共社福領域徹底私人市場化，勞動者完全沒有工時、休假、工作內容與勞動條件的基本保障。

這群散佈在各醫院、家庭之中的外籍勞工，有九成為女性，她們的勞動條件十分特殊並孤立，經常一個雇主聘僱卻三四家輪用，也有忙完早餐送小孩上學後，還到雇主辦公室當無償小妹；她們行走動線十分侷限，二十四小時與雇主相處，卻沒有勞工保險，不受勞基法保護，工時與休假更是得靠個人運氣而定；她們作為台灣社會的短期移工，千里迢迢來到台灣以勞動補足社會福利的不足，照顧老、殘、病、弱的家庭需要，為穩定台灣社會發展貢獻心力，卻在侷促的工作場域，同時承受種族、階級、性別的多重壓迫。

有時候，由於受照顧者的具體處境，也確實需要一個全天守候的看護者。於是，家有重症病患，不免要掙扎於「要不要讓外勞休假？」的矛盾情緒中。理性上，外勞是人不是機器，不能無限制使用；但現實上，台灣欠缺周全的臨時社區照護制度，病人家庭得不到政府的奧援，只能選擇依賴、並變相壓迫更弱勢的外勞，或者由外勞自願以全年無休來滿足病人的需求。這個社會最弱勢的二群人，在國家失職的狀況下，由互相依恃至形成擠壓，雙方都成為結構下的犧牲者。

家庭類勞動，立法保障基本人權

「家務勞動公共化」是我們一貫的主張。過去，家務勞動泰半由女性承擔無償付出，如今隨著工業型態的轉換，總算把家務勞動正式當作一項被承認、要付費的「工作」，我們積極主張國家應直接介入，將家事服務勞動法制化，未來不管是理想上的國家直接負擔（回歸社福的照護制度），或仍依現制交由市場化解決（輔以扭曲的廉價外勞政策），至少都對家務「工作」有基本的規範與約束，也讓家庭類勞工都受到最起碼的保障。

2003年國策顧問劉俠遭心神喪失的印尼監護工薇娜攻擊事件後，由台灣國際勞協主動召集十數個外勞團體組成「家事服務法推動聯盟」（Promoting Alliance of Household Service Act, PAHSA），費時二年餘，共同完成工人版「家事服務法」，規範家務勞動條件及勞雇、仲介責任，讓公權力介入私人的勞雇契約，要求工時明確化、強制納入健勞保、明定休假休息權益、居住空間保障受雇者隱私權、女性保護與性侵犯預防、明確界定勞動內容、訴訟補助及安置收容．．．．等基本勞動人權保障。不分本籍、外勞，適用所有家庭類勞工。

面對工人團體多年要求儘速制定「家事服務法」的訴求，勞委會卻以家事勞動具有「個案化」及「多元化」的特性，不便訂定一體適用的法令，而轉以研擬「定型化勞動契約」替代。事實上，目前所有的家庭類外勞來台前，都與雇主簽定勞動契約，這份契約，基本上也幾乎是「定型化」，大同小異，但外籍家務工合法引進十三年了，這樣的契約若真有約束力，民間外勞團體也就不必到處救火、補漏洞了。再者，若以個別的勞雇契約為約束，一旦勞／資任一方違反契約，就成為一般的民事糾紛，而民事糾紛無非就是法庭相搏，連本籍勞工都禁不起曠日費時的法庭程序，更何況是隨時可能被遣返的外籍工人？

「定型化契約」不過是讓勞工行政主管機關逃掉他們的責任，讓家務勞動更加邊緣化、人肉市場化。多年來，不論藍綠政府，在勞動政策上都不約而同地朝「勞資協商，國家退位」推進。這在工運發展強大的地方，也許還行得通。但台灣的勞工運動發展不過這十數年，力量有限，勞資協商等於是放任資方打工人，無視於小工人和大老板在法律及資力上的不對等位置。而以外籍幫傭、看護工來說，家庭內的職場原本就孤立、封閉，再加上勞動者的移民身份，使得各種社會資源的使用、取得更加不易，所以，更需要國家積極介入，定出法律依據，一旦有爭議出現，由國家直接依法辦理、處罰、仲裁。

「家務勞動公共化」是台灣政府不可迴避的議題，而在全面社會福利介入、承接個別家庭照護前，不管是「一體適用勞基法」，或另訂「家事服務法」，基本法制化的工作規範是一個基本人權的問題，這不是「爭福利」，不能以「增加雇主成本」的擔憂作為抵擋。事實上，對於原本就有合理勞雇關係的家庭，並不會增加成本，若真有雇主無力負擔的部份，那當然要指向政府，由國家解決問題，而不是以壓榨看護工／幫傭為替代。

保護本勞就業，外勞不應成為政府失職的替罪羔羊

日前，勞委會新任主委李應元，匆促宣布大幅放寬家庭類外勞引進，引起本地看護工就業市場的衝擊，似乎又是外勞搶了本勞飯碗。我們認為，這正是政府一貫以廉價外勞掩蓋國家失職的典型例子，本地工人失業，卻由外勞成為替罪羔羊。勞委會不面對因高捷泰勞事件而暴露的外勞仲介問題，不解決巴氏量表不足以反映家庭照護需求的問題，不檢討家庭類勞工因無法可保乃至一再逃跑、受虐的實際問題，就逕行宣布新政策，表面上看起來，是討好了家庭照護未獲滿足的家庭，但事實上，不過是以外勞作為擋箭牌，把國家的責任再一次丟給弱勢家庭承擔，且打擊正在建立中的本地照護產業，讓弱勢之間的對立轉移社會焦點。

我們支持外籍勞工的基本人權，也同樣悍衛本地勞工的工作權，更堅決主張家庭照護是國家大事，弱勢家庭應受到完整的照護。

如果外勞政策是服務於少數資本家對廉價勞動力的需求，以及掩蓋政府對基本國民照顧體系的疏失，我們反對現行的外勞政策，反對引進廉價外勞到台灣淪入最底層的、壂腳的勞動後備隊。同時，本勞／外勞的利害原本就是一致的，外勞愈受壓迫，本勞愈機會；唯有提高外勞的勞動條件與本地工人漸趨一致，才能保障本地工人就業安全。當整體的勞動條件都受到一致的保障，本勞外勞相挺門陣，才能逼使政府擬定完善的照護制度，而不以踐踏最弱勢者來填補次弱勢者的不足。

家庭照護不應放任市場化。在國家全面掮起照護責任時，至少要階段性提供短期、假日的臨時照護，不分本籍、外籍，讓重症者家庭及全職看護工都有喘息的機會，扶持互助。

我記得

小樹三歲後才開始有意義地對話。

相較於一般小孩，她的詞彙極少，於是我發明一個遊戲，母女倆偶而躺在床上玩睡前的單字接龍遊戲。

例如，我說：「彩色筆。」小樹說：「電腦。」動詞名詞不分地一直串下去，有時對方起了個「阿舅。」的頭，便相互繞著把各個親屬都說一遍；有時詞窮了，有個人想到「唱歌」，又可以接連到「快樂」、「跳舞」...等另一個詞庫。

她的發音老不準，但很得意自己可以從「畫畫」、「畫紙」、「畫筆」就打混地接連過了好幾關。

現在她已經四歲多了。
於是我們的遊戲也要進階。
昨天晚上，我們玩一種「我記得...」的遊戲。

媽媽：「我記得，小樹和爸爸媽媽一起到花蓮，在田裡一直跑一直跑...」
小樹：「我記得，在花蓮還有珠珠在照相，我們在海邊撿石頭...」
然後我們一起愈記愈多。
媽媽：「我記得，小樹不見了，一直哭，打手機給媽媽。」
小樹：「我記得，奶奶和皮皮和我一起去公園玩。」
.............
我還聽到一個秘密
小樹：「我記得，在小鹿班，浩亭和志方一直害我、打我。」
媽媽：「很痛嗎？」
「嗯。」
「你哭了嗎？」
「嗯。」
「打回去了嗎？」
「沒有。」
「那怎麼辦？」
「哎喲，」她不耐煩了：「換你記得了啦。」

被拒與受挫

射手座的孩子，很快很快的，就不喜歡上學了。

小樹缺朋友，幼稚園的小朋友讓她興緻勃勃，但一週後，幼稚園無聊的規範也讓她寧捨熱鬧，也要自由。

於是，三不五十，她就哭哭啼啼：「我不要上學！不要上學！」

真拉去了學校，也不見得真受什麼委屈，放學後仍是說「好玩呀！」，可第二天又不上學了。
「媽媽，我要跟你去上班。」她說。

她的記憶中，我帶她上班，若不是開會就是辦活動，人來人去是個活絡的空間，我又不約束她的行動，想必是比學校裡自由多了。她想不透為什麼我這麼狠心不讓她跟。

除了自由，小樹對上學的複雜情緒，我想還有一個她隱而未說的因素：多半是校園裡的弱肉強食。孩子們是很殘忍的，猜想她受了點欺負，又愛又恨，忽好忽壞的人際關係，向來被大人們、及巷子裡較年長的孩子所寵愛的小樹，一時間不知怎麼擺放這樣複雜的關係與感受。

我們片片段段撿拾到一點殘遺，例如：「我不喜歡浩亭哥哥了。」、「沈惠傑和我一起睡覺，她和我玩。」、「國華哥哥不和我玩。」．．．．

不再是全面受寵的關係位置。小樹算經驗到被拒絕、受挫、被欺侮了。很好。

問她，她不太直接回應。但放學時的神情、半夜裡睡夢中的囈語，都會反應這些不穩定的情緒。我在連絡簿上問老師小樹是否與同學吵架、打架？老師說：「她不打人，說話很大聲時，我會制止她。」我知道她不擅言詞，但情緒激動時會大叫，可這大叫顯然被壓制了，她又不會使用行動，多半就只能哭哭啼啼了，再就是請大人主持正義，可這樣的行徑，可想而知，更叫發怒的小男生討厭。

很好的功課，小樹要慢慢長大了。

畫畫

小樹會畫畫。畫得奔放又傳神。

不過她膽子小，只會重覆畫她擅長的小人兒，要她畫些別的，她多半推說：「哎呀，你畫啦，我不會畫。」

於是我有時得被她迫著畫。

她總是，一直是，很認真且很崇敬地：「你好厲害哦。」

真心誠意。十分感人。

她偶而也會裝模作樣邊看人邊畫，邊叫你別動，鉛筆上上下下考慮似的，像個專業的素描畫師。後來，她一度喜歡拿原子筆在小人兒身上畫花紋，小人兒身體變大變長，塞滿了細捲繞圈的線條，頗富時尚。我後來又教她使用彩筆，先是畫好了讓她圖，她用色大膽，紅的臉，七彩的衣服，雙手烏黑，隨心所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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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是上了幼稚園後，每天帶回家來一張A4紙，挎貝著呆板、制式、粗糙的方型、圓型、小鴨子等簡易圖型，要她們在框框裡塗好顏色。如此。我忍不住啞然失笑，深深慶幸小樹在上學前就開始天馬行空地畫畫了，不然線條與色彩的樂趣，真不知要被破壞、規訓成什麼樣子。

昨天，小樹首次出現非認識的人、以及有情節的繪畫。

她畫了二個側臉的人，說是：「賣水果的人。」

再畫了個攤子及蘋果，我說：「賣蘋果喔，沒有人買嗎？」

「啊，有啦。」她把畫本搶回去：「還有賣芭樂。」她最喜歡吃芭樂。

完成的畫上，有二大一小的人來光顧了，自然是爸爸媽媽和小樹。小樹的手上有一個大圓圈，造型和她增加在攤子上的芭樂一樣。

「小樹在吃芭樂啊？」我問。

「嗯．．．．。哎不對，」她說，很快又把畫本搶去，在圓圈下加了一直線：「我拿著汽球啦！」

真是，太豊富了。實在是好厲害哦，我也真心誠意的這樣讚美她。

上學了

說了好久好久了。小樹要上學。

她約莫三歲時，一回傍晚我帶著她經過台北街頭一個地下道，正值孩童放學，一窩蜂穿制服的小朋友突然從地底湧散出來，我脫口說：「啊，放學！」

她對那個變出小朋友、想像中還藏著無窮盡的孩子們的地下道依依不捨，趕路的媽媽只好死命抱起已經很重了的小樹穿越十字路口。她大哭大鬧，肝腸欲斷：「我要放學！我要放學！我要放學....」

從此知道，上學放學就是孩子們聚集之處。對上學的想像，像美好的星光，永遠在我對未來遠景的繪像中，忽明忽隱地出現，光芒四射。

[@more@]

2004年，我從歐洲晃盪回來了，每個月有一半的時間把小樹帶回家來。當然還是忙碌的（或者說，四個月的異地生涯後，回來很努力地投入同志們的辛勤工作中，以彌補之前不在場的虧欠。不敢懈怠。），拎著小樹東奔西走，開會、遊行、勞教、有的沒的。等廢票告一段落了，我開始留心附近的幼稚園。

那個歷程，之前鉅細彌遣寫了，不意間一個esc鍵，就此煙消雲散。經過歐遊四個月的長篇札記及影像都在最後一站的羅馬隨著手提電腦的遺失而不留痕跡，我已經對這樣的歷程太熟悉而難再扼腕。但正因為記錄過了，所以不可能再回頭重寫，就此略過罷。但騎著腳踏車和小樹在鎮上遊盪，找尋一個幼稚園的歷程，當然是我們的親蜜時光。

十月份，我開始到TIWA正職就位。結束了一年依依不捨的失業生涯。也就是在TIWA的外勞聚會，得知Joy也在樹林工作，老板娘就開個托兒所，溪北街，正在住處的隔壁街道呀。於是說了要去看看，也當然一再擱下，永遠有更忙的事。

過年前，總算抽時間打探清楚，公立國小附設的幼稚園，學費自是低廉許多，只收四足歲以上的孩子，開學前幾個月就要抽籤了，只能等下學期。於是就決定過渡期間到藍天吧，那個學校明顯好很多，稍貴，不符合我打算讓小樹上最低價幼稚園、只要和小孩子一起玩耍、不必管什麼教育學習理念的最初態度，但既是過渡，且藍天大半年來不斷殷勤來電，環境又好，又可以年前免費試讀，就試試看吧。

結果出發前陰雨綿綿，奶奶皺眉頭：「算了吧，改天！」

這一改，就在我車行出巷口時驚覺隔壁巷子新開張了一家幼稚園而轉了方向。

嗯，是因為地理位置。之前看的二家幼稚園，離家都有五分鍾的摩托車程，我原想不難，奶奶早晚騎一趟車也不麻煩，且家中還有外婆可以接應皮皮的照顧。但發現住處附近走路就可以到的距離，一下子改寫了我腦中的地圖。藍天就此出局。

新開張的企鵝幼稚園標榜雙語，註冊費及月費都是一般價錢的二倍，我這才驚詫地發現價差如此之距，而企鵝足以為傲的甚至只是「老師都大學畢業」，於是可以想像那些出入不少白膚黃髮的雙語學校（如十五年前我剛畢業時工作過的仁愛路圓環旁「畢安卡」，清一色的美國老師，匯集了台北市最有錢的小孩，接送小孩時母親們都談論著新近裝璌的吧台還是移民簽證．．．．），價格更是難以想像！而也正因著這樣一個打探，才發現Joy的老板娘的幼兒班只與企鵝隔了三戶，佔地面積相似，註冊月費倒是最低廉平價的，我當下就不作他想，居然是繞了一大圈，才在離家最近的地方找到小樹的落腳處。走路這樣近，連散步都談不上就到了，奶奶下午去接小樹時甚至可以牽皮皮的手一起走去，而我每早送她上課後，還有極優渥的時間閒散晃到車站搭車。

地利如此好。慶幸作了一個最好的選擇，慶幸奶奶原來對每天要向外婆借車且皮皮得代託之事是不自在的而我最終來得及發現了。

那麼小樹呢？

宿願得償，大約就是這樣了。2005年二月二日，舊曆年前最後三天開課時間，小樹以試讀生的名義，加入了佳育幼稚園。上課第一天，她很聽話地在睡夢中（前一晚還是依循舊例，和熬夜的父母弄到三更半夜才入睡）閉著眼上完廁所、刷牙、洗臉、奶奶餵早餐的同時媽媽幫忙把辮子綁好。然後我們三代三名女性，手牽手到幼稚園，和園長、老師打過招呼，她快迅進入小鹿班的座位，聽著老師的指示放下背包，眼睛盯著其他孩子們看，頭也不回地說：「拜拜～」

傍晚奶奶去接她回來，老師說：「啊，她適應得很好。很少看到這樣的孩子，很獨立哦。一般剛來學校，總有幾天哭哭啼啼，小樹完全不會欸！」

整個春節，「已經上學了」這個身份，使她得意非凡。

放完年假，二月十四日，小樹總算正式註冊上學了。

也曾經，她忽然驚覺「上學」與「和媽媽分離」成為二擇一的選項，剎那間神情凝重，堅決地把背包拿起，牽了我的手，眼淚就掉下來。天人交戰時分，小小孩說不分明那是什麼，但腳步不願再回到有小朋友的教室，老師一旁礛砎地陪笑臉：「哎呀她本來都不會這樣，昨天才忙得好好的．．．．」

深怕父母疑心院裡虐待孩童。而我怎麼會不知道呢？

小樹不過是一時的深情罷了。

「你不想和媽媽分開對不對？」

她哭了，點著頭埋入我的懷裡。

這樣難過，像生離死別。見怪不怪的園長，急急催我走：「沒關係沒關係，一下子就好了。」反身把掙扎的小孩硬抱過去，不讓她再見到我。

小樹哭得更悽厲了。我知道老師這作法是對的，一下子有別的更吸引人的事，她便忘了，可我很想和她再說幾句話呀，說個故事轉移注意，她總是很快就高興起來的，不必讓她硬生生砍掉呀．．．．可再杵在那兒就讓老師為難了，只好速速閃人。

水煮花椰菜

巴黎已經入冬了，我和魏禎宏相約在國家藝廊前碰面，我才剛用掉他早在一年前就預訂了座位卻因臨時要打工而不能來的戲票，免費看了一場舞蹈，而他在散場時分匆匆自才打佯的中式餐館趕來，見面時仍忍不住洋洋得意地說他今天整整作了四十幾個荷葉包。我們在寒風中繞過公園前行，他從背包裡掏出一個小玻璃瓶給我，裡面是洗淨切妥、水燙過的、顏色仍青翠好看的花椰菜。

「什麼佐料都不必加，真的很好吃！」這位大廚師說。

我脫掉毛手套，一朵朵小椰花倒出來就當作零嘴吃了起來，啊，如此原味清甜！至今難忘。[@more@]約莫一年後的現在，我看著他電傳來的幾幅新舊油畫，色彩如此飽滿流暢，構圖這樣迂迴張致，我的舌尖唇角不自覺回到那冷天裡的爽脆蔬菜味，清朗微甜，溫厚不膩。

我自十五歲便認識魏禎宏。那時我們都編校刊，初見面時很有點文藝青年的故作姿態，彼此偵試著。他長我一年，樣子長得白淨清爽，能文擅畫，看似高手，更讓人提防三分。可這人一開口，完全是個沒心眼的孩子，半點沒打算裝聰明，當下就把文藝青年的格調破了功，我也才對他自在起來，私底下喚他「小童」，彷彿要去性別了才能作得朋友。

很多很多年過去了，一直到他赴法讀書前，我才有機會再見了他的畫。那時他的版畫技巧已十分純熟，意境天真誠懇，如夢似幻的憂悒與不安，連死亡都花朵盛開。黑白分明，多年不變，還是我認識的那個少年小童。

他到法國十幾年間，藉由書信，我們似乎才比較熟稔。我開始收到他寄來的油畫相片，飽滿的色彩，每個畫面都有故事。創作裡的專注，呼之欲出。我心裡想：「嘿嘿，這小童可怎麼再寫小說啊？繪圖裡，想像與曖昧無限大，說不完。」果然一才不能二用，自此不再看他分心寫小說。

就我來看，三十歲之前，魏禎宏的畫經常是華麗的，生命力活蹦亂跳，有時不免太過張揚。一直到98年「黑色森林」的個展，我在台北的個展會場，好詫異地看見他大幅大幅的炭筆畫，這樣簡直是重體力勞動的一筆一畫，卻又好簡單的只是黑與白與直線條，大樹啊草原啊女體啊…..這才覺得他的畫筆安靜了下來。

這樣的安靜，後來就一直出現在他的油彩裡了。因為心平氣和了些，他似乎才得以不疾不徐把各種人物安置好，百無聊賴的、慵懶的、淗氣的、無所謂的、精力旺盛的…….各種人，都得以進入他的畫框找好位置，各得其所。

以上自然都是我作為一名觀畫者的噫測──也許正反映了我自己心態的轉變也不一定。而更真實的接觸是，我在2003年的冬天暫居巴黎，才得以看見魏禎宏作為一名畫者，竟是這樣一絲不苟地努力、做工、創作、反覆練習。這著實令我驚詫。我向來以為，藝術多少是有點仗恃天分的，不可解的天生密碼，再多的人為努力也不可得，這才令人讚嘆、仰慕、無以挎貝之。特別魏禎宏的畫這樣華麗，不由令人聯想是某種優沃的個人特質，彷彿作品也不過是最後的錦上添花，不必太花力氣。可我在巴黎看到的小童，確真是一個簡單紥實、步步為營的創作者。他不貪心，也不虛華，他甚至是太認真、太有規律地工作了，創作之於他竟也像是除草（他偶有的打工機會）、縫項鍊（耶誕節前他自製來賣錢的小玩意）一般可預期的工作。他畫畫是這樣辛勤、認份，一點都沒有捷徑，天天畫、累積著畫，認真到讓我覺得有損藝術家天份的想像。

在巴黎十幾年，魏禎宏的創作沒有斷過，打工維生也沒有斷過。除了搭車到城郊的畫室作畫，他就是帶小孩、油漆、搬家、翻譯、作餐….打工以謀生，平日也看表演也看展覽，累積點閒錢就跨出法國國界到歐陸其他地方玩耍。我總笑說，小童正是過著「一個完整的人」的生活：創作、勞動、生活、玩耍，不多不少，一應俱全。

他的畫，即便是個別人物畫，都像藏個未盡的故事，隱隱有個構圖上的張力在那裡。分明他畫中的人物性器官是這麼坦白不暐，偏偏你就是覺得陰陽兼俱，非男非女；而他的人與人的距離扭曲著，不管是無辜地睜著眼或神秘地閉上眼，你就是覺得有什麼發噱的事在默默發生，一轉頭彷彿就有人要笑出聲來了。可是他說，說得這樣輕鬆而沒有深度：「啊，我覺得這個手的姿勢很特別，想試試怎麼畫出來。」

他像營造工墊基、灌水泥一樣，很講究練功夫，基本功紥實了，人物的流動看來才有點幽默感。嗯，我想這是畫筆揮灑自如後才有的「餘裕」，有餘裕，人物與構圖就可以多些從容與幽默，即便是幽微陰沈處、騷動不安處，都相對自在安靜了。

這是我看魏禎宏的畫，及這個人。

小樹語言學之二

相片是二歲的小樹和三歲的柯南。

小樹三歲後才開始有意義地對話。

很快速的，她已經會說很多複雜的話了，語氣也多，詞彙少，所以聲音表情就特別重要。會重覆：「我生氣了！」、「我不喜歡你了！」、「媽媽，」她扳過你假作不在意的臉：「我已經，不喜歡你了！」...再狠毒的表達情緒的話，就沒了。

被欺侮時，只會哭哭啼啼找大人主持公道，真是討人厭的好學生。我於是教她：「打回去呀！」、「要叫他不可以這樣！」。

於是她學會：「皮皮，你不可以這樣！不可以！」提高聲量把玩具搶回來：「不可以，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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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半害羞半鼓起勇氣：「柯南，你不可以打我的頭！」然後很小心地輕輕地、簡直是作作樣子給大人看的，在柯南的手臂上小小碰觸了一下。

示意的字句如此有限，但已是很感人了。媽媽心中已是快慰，不作非分之想。

她獨自一個人，會自言自語玩遊戲。小樹一個人的時候，經常拿著電話、手機、或者可以佯裝成聽筒的梳子及搖控器，自言自語上十分鍾。我想很多孩子都有這個歷程，模彷及學習。自問自答，自得其樂。但小樹是這樣一個語言能力較緩慢的孩子，她的電話遊戲就因此很讓人好奇了。因為，平日說話零碎、詞彙不多的她，拿起電話竟是流利自在，許多大人般的動作及笑聲，如此索利老練，實在令人驚奇。

最常見是她拿著電話筒、或任何疑似話筒的長形物夾在肩胛間，喃喃說個不停，另一手且不時拿支筆抄抄寫寫例如：「哦，0921，嗯，369，嗯，什麼？哦，我知道了。」等等裝模作樣的姿態。可仔細聽她說了大半個鍾頭的電話（平時真正電話交談，若不是大人一句一步設計問答，她頂多聊上五句話就辭窮了，草草以：「拜拜～」作終。），內容可豊富了，情節、人物都有，語氣也多變，角色十分複雜。

「哦，真的啊？那麼，你要出來看看嘍？」她輕聲笑著，十分老練。

「那天，我看你和他媽媽在一起啊。....哦，那你們睡在一起嗎？....嗯，這樣也不行，可以啦可以啦...」

我印象中聽了一個幾近亂倫及黑道情殺的故事，暗暗詫異她從那裡學來這麼多平日聽不見的語彙。

倒是二週前週日開車載她從台北回樹林。

她一路睡至板橋，醒了，神采奕奕坐在後車座，張大眼睛看車窗外暗夜的車流。路經浮洲橋前的路口，對面車道塞車了。

「媽媽，你看～」她一手指向一輛輛塞在車道上的車子。「車子都站在那裡。」

「嗯，好多車子。」我說。

「為什麼呢？一個一個都站著，亮亮的。」她費力描述。

「因為，」我漫不經心：「這樣很好看啊。」

「啊，」她恍然大悟地說：「因為，他們想要變成火車。」

一輛輛私人轎車，於是在暗夜中成為一串串發亮的車廂，連成馬路上且行且停的火車。

小樹故事之三

小紅豆和小樹是好朋友。

小紅豆到小樹家玩，小樹拿娃娃給她玩，玩拼圖、玩騎腳踏車、玩吃東西、玩電腦、玩畫畫、玩彈琴....。

小紅豆很高興，一起吃飯，再來就回家了。

小紅豆很好，她是一個小天使。

小樹故事之二

西瓜、蘋果和香蕉一起去公園玩，玩盪鞦韆、玩溜滑梯，他們都很高興。

然後小白（這是剛剛才出現在我的前一個故事裡的白色貓咪）來了，小白也一起玩， 小白叫大家要回去吃飯了，小白作飯給大家吃，大家都吃很飽， 然後爸爸媽媽來叫他們回家了，西瓜、蘋果、香蕉就回家睡覺了。

小白也睡覺了。

還有二個故事，但我真忘了，情節完全反應她的生活。嗯，所有的創作原來多半是這樣，我的許多故事還沒在她的敘述中增加新素材與新想像，她的想像來源多半是把動物、水果擬人化，吃力地把她的生活簡單訴說。確實是吃力，她的詞彙太少，又不耐煩。

說故事

相片是二歲時的原住民遊行。

小樹喜歡聽故事。

任何時候、任何場所，不管她正哭啼著、吵鬧著、生氣著、悶著....，只要我說：「來，媽媽說個故事給你聽。」她立即著了魔似地停止一切行逕，乖順地走過來，窩進我的懷裡，就緒聆聽。

多半，我便邊說邊想著順口編一段有人物有情節有對話的小故事，有時長有時短，有時挺有心機地把她剛才不聽話的情節編進去作為「警世教材」，有時很打混的光是個情境描述就「大家就很快樂了！」，她從來不挑，只會要求展延：「還要一個故事！」

我於是也學會了，說之前會先聲明，「今天只講一個（或二個）故事哦！」訂好遊戲規則再進前，她倒也不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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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有時，我問她：「說什麼呀？」

「說….小紅好了。」

小紅是曾經出現故事裡的一個小女孩。

「啊不，說貓咪的故事好了。」小樹說。

於是我們就說了貓咪，還有其他，以及其他。

爺爺說：「哎呀她一要我說故事，我就頭痛了，我不會說呀！」

啊？就隨便說呀．．．．

這才想起來，說故事於我，向來是這樣容易，不必想。小學時回家的路隊，我作為路隊長，可隊伍一出學校五十公尺，立即自動轉成橫排，同學們急急嚷嚷要我：「再說一個故事！」而我有時說著書上看來的，有時自個兒胡亂編，也就一路到了家。

還記得那時偶有假日到吳明家作功課，我貪看她家訂的、不常在鄉下地方見到的國語日報，而她每要上廁所，就要我坐到廁所外的短凳上，「說一個故事給我聽！」吳明總是這樣說。

奇怪記憶中那多半是午后時光，她們家不知為什麼都沒人在，就二個小女孩，在結構長條形的眷村老房子中廊，廁所旁有個不到一坪方大小的透天小空間，種著一株桂花，陽光斜撒進來，我說著說著就出神了，似乎故事從來也沒有講完過，但吳明也不會計較，洗完手我們再一起回客聽，她作功課，我看報紙。

國小高年級一直到國中的那段時間，暑假裡我經常帶著附近的孩子玩耍，特別是年輕愛賭、又常離家的林媽媽家，有三個孩子，經常沒人照顧，姐姐偶而還會找我一起去林媽媽嫁洗米煮飯、幫小孩梳頭，這也很符合她自小展露的乖巧、懂事、有愛心。我多半是跟著打雜的。開始我獨力、主動發展出來的照顧孩子們的方式，似乎就是黃昏時坐在巷口雜貨店前的木椅上，孩子們一圈圍著我，聽我說一個個詭奇的故事。

何以說是詭奇？記憶中，那似乎是我開始很有意識編織複雜故事的開始，孩子們都上學了，不好以簡單的情節打發，我的故事總也說得很長，一直到媽媽們都來喊人了才散場，說好明天再續。如此說書生涯進行了好一段時間，直到我開始唱作俱佳把長髮披在臉上嚇得小君都哭了。

小五開始在課堂上寫愛情小說，我想都是這些說故事的延伸吧？一直到二十歲開始參加社會運動以來，回頭看這十八年，似乎再也沒胡說八道的力氣，偶有的書寫也多半以記錄運動中的人事物為主，這麼多精彩的生命都來不及寫下來了，哪有時間天馬行空？

面對小樹，我才發現說故事的能耐原來一直沒褪去，一直在，我們的床邊故事也就像河流慢慢流淌，讓小樹隨意走來喝水消暑，清涼自在。而我們也習慣了：「好吧，換你說一個故事。」

「你要聽什麼？」

「嗯，說一個貓咪的故事好了。」

她常常點餐，有時是「石頭」、「電話」、有時是「小熊」或「巫婆」，生冷不忌。所以我也可以點，天馬行空：「那你說一個，太陽的故事好了。」

這是我們的故事工廠，頭尾都可以無限開放。